139《鲁迅的故家》第一分百草园 五二至九四 周作人 鲁迅全集
《鲁迅全集》━鲁迅的故家
目录
第一分百草园
关于百草园
五二 藏书
五三 抄书
五四 椒生
五五 监督
五六 监督二
五七 轶事
五八 墓碑
五九 讲西游记
六〇 伯升
六一 恒训
六二 病
六三 大书房
六四 礼房的人们
六五 四七
六六 四七与五十
六七 五十在诚房
六八 诚房之余
六九 桐生
七〇 桐生二
七一 月如与日如
七二 兰星
七三 阿有与阿桂
七四 单妈妈
七五 四百年前
七六 台门的败落
七七 祭祀值年
七八 做忌日
七九 忌日酒
八〇 风俗异同
八一 扫墓
八二 祝文
八三 山头的花木
八四 上坟船里
八五 祝福
八六 分岁
八七 祭书神
八八 茶水
八九 饭菜
九〇 蒸煮
九一 灯火
九二 灯火二
九三 寒暑
九四 园的最后
五二 藏书
这里笔又要岔开去，一谈家中旧有的藏书了。鲁迅在说玉田的地方曾云，“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这就间接的把自己家里也评定在里边了。在有些本家的房间里，的确看不到什么书，除了一本上写“夜观无忌”四字的时宪书，乡下只叫作历日本，也不叫黄历。这边算是书香人家，当然不至于那样，可是书并不能说多，而且更其缺少特别的书，换句话说就是制艺试帖关系以外的名目很生的书籍。可能有些是毁于太平天国之战，有些是在介孚公的京寓吧，总之家里只有两只书箱，其一是伯宜公所制的，上面两个抽屉，下面两层的书橱，其二是四脚的大橱，放在地上比人还高，内中只分两格，一堆书要叠得三尺高，不便拿进拿出，当作堆房而已。橱里的书籍可以列举出来的，石印《十三经注疏》，图书集成局活字本四史，《纲鉴易知录》，《古文析义》，《古唐诗合解》为一类，《康熙字典》大本和小本的各一部，也可以附在这里。近人诗文集大都是赠送的，特别的是《洗斋病学草》和《娱园诗存》，上有伯宜公的题识，《说文新附考》，《诗韵释音》，虽非集子也是刻书的人所送，又是一类。此外杂的一类，如《王阳明全集》，谢文节集，《韩五泉诗》，《唐诗叩弹集》，《制义丛话》，《高厚蒙求》，《章氏遗书》即《文史通义》，《癸巳类稿》等。现在末一种书尚存，据说是伯宜公的手泽书，虽然没有什么印记，实在那些书中也就是这最有意义，至今还可以看得，《叩弹集》也还在，这是晚唐诗的选集，同类的书不多，但少有时间与兴趣去看它了。这与玉田的书相比，其启发诱掖的力量当然要小不少，但很奇怪的是有一部科举用书，想不到其力量在上记一切之上。这是石印的经策统纂，石印中本，一共有好几十册，是伯宜公带到考场里去用的，但里边收的东西很不少，不但有陆玑《诗疏》丁晏校本，还有郝氏《尔雅义疏》，后面又收有《四库提要》的子集两部分，这给予很大的影响，《四库简明目录》之购求即是从这里来的。经策统纂本来是十夹板吧，改用定做的小木箱装盛，不可思议地经过好些灾难却还是保存着。
五三 抄书
没有什么好书，可以引起小孩读书的兴趣，但是他们自己能活动时，也可以利用，有如大人的破朝靴，穿了会得跳钟馗捉鬼，表现得很好玩的。这总在癸巳以前，在曾祖母卧室的空楼上，南窗下放着一张八仙桌，鲁迅就在那里开始抄书的工作。说也奇怪，房间与桌椅空闲的也有，小孩却一直没有自己的书桌，不用说什么自修室了，这是乡下风习如此，反正功课都在书房里做了，并没有宿题带回家来的。至于读夜书，那是特别热心科举的人家才有，伯宜公自己不曾看见在读八股，所以并不督率小孩，放学回来就让他们玩去好了。那时楼上有桌子，便拿来利用，后来鲁迅影写《诗中画》，是在桂花明堂廊下，那里也有桌子一两张闲放着。最初在楼上所做的工作是抄古文奇字，从那小本的《康熙字典》的一部查起，把上边所列的所谓古文，一个个的都抄下来，订成一册，其次是就《唐诗叩弹集》中抄寻百花诗，如梅花桃花，分别录出，这也搞了不少日子，不记得完成了没有。这些小事情关系却是很大。不久不知道是不是从玉田那里借来了一部唐代丛书，这本是世俗陋书，不大可靠，在那时却是发见了一个新天地，这里边有多少有意思的东西呀。我只从其中抄了侯宁极其实大概是陶谷假造的百药谱和于义方的《墨心符》，鲁迅抄得更多，记得的有陆羽《茶经》三卷，陆龟蒙的《耒耜经》与《五木经》等。这些抄本是没有了，但现存的还有两大册《说郛录要》，所录都是花木类的谱录，其中如竹谱笋谱等五六种是他的手抄，时代则是辛亥年春天了。不知道在戊戌前的哪一年，买到了一部二酉堂丛书，其中全是古逸书的辑本，有古史传，地方志，乡贤遗集，自此抄书更有了方向，后来《古小说钩沉》与《会稽郡故书杂集》就由此出发以至成功，虞喜谢沈等人的遗文则尚未能成就。那些谱录的抄写，全是在做这辑录工作时候的副产物，而其线路则是与最初《茶经》有关连的，这类东西之中他想校勘《南方草木状》和《岭表录异》，有过若干准备，却可惜也终于未曾做成。
五四 椒生
鲁迅于戊戌年春间往南京进学堂去，这与仁房的椒生很有关系，现在要来说明一下。椒生名庆蕃，小名曰庆，鲁迅这一辈叫他作庆爷爷，又因为他的大排行系十八，所以鲁迅从前的日记上常写作十八叔祖。他是个举人，这科名在以前不容易得到手，秀才只能称相公，中了举就可以叫老爷了，所以他自己也颇自傲，虽然“新台门周家”大家知道，他总要信上写明“文魁第周宅”的，可是他的举人乃是属于最多数的一种，即是只能做八股，或者比一般秀才高一点，至于文章与学问还是几乎谈不到的，他以候补知县的资格到南京去投奔妻族的长亲，一个直乐施人姓施的，是个老幕友，以办理洋务名，一直在两江总督衙门里，东家换了，这位西席总是不动的，因了他的帮忙，被派在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兼当监督。那时校长名叫总办，照例由候补道充任，监督用州县，仿佛是学监兼舍监的性质，不过那些官僚不懂得文化，只能管得宿舍的事情罢了。水师学堂原有驾驶管轮和鱼雷三班，椒生所任的是管轮堂监督，大概前后有十年之久。周氏子弟因了他的关系进那学堂的共有四人，最早是诚房的鸣山，本名凤岐，由椒生为改作行芳，那时学校初办，社会上很看不起，水陆师学生更受轻视，以为是同当兵差不多，因此读书人觉得不值得拿真名字出去，随便改一个充数。鸣山大抵是考的分数不够，据他说是不幸分派在驾驶班，那边的监督蒋超英和椒生有意见，所以把他开除了。其次是伯升改名文治，于丁酉年入学，甲辰年毕业。得到“把总”的顶带，上兵船去练习，仕至联鲸军舰正管轮。鲁迅是戊戌春间进去的，名字也是椒生所改，但他觉得里边“乌烟瘴气”，于次年退学，改入陆师附设的矿路学堂，至辛丑冬毕业，壬寅派往日本留学。我是末了的一个，辛丑秋天才进去，后来因为眼睛近视，改派学土木工程，于丙午夏离开学校了。在校的末后两三年间，椒生已休职回家，总办是那位蒋超英，他的水手（这名称里不含恶意）与副官气的官僚作风在同学中虽然很被笑话，可是人并不坏，这是我和鸣山的意见全不相同的。
五五 监督
鲁迅本名樟寿，字豫山，本来是介孚公给取的，后来因为同窗开玩笑叫他作雨伞，告诉祖父要改号，乃改一字曰豫才，及往南京去时，椒生为易名树人，这与豫才的意义也拉得上，所以不再变换，虽然自己所喜欢的还是从张字出来的“弧孟”，又取索居之意号云“索士”或“索子”。那时候考学堂本不难，只要有人肯去无不欢迎，所以鲁迅的考入水师，本来并不靠什么情面，不过假如椒生不在那里，也未必老远的跑到南京去，饮水思源，他的功劳也不可埋没。鲁老太太因此对他很是感激，在戊戌后每逢他年假回家的时候，总预备一只炖鸡送去，再三谢他的好意。但是好意实在也就只能说到这里为止，此后如在他的监督治下做学生，即使在他仍是很好的意思，但在受者便不免要渐引起反感来了。他以举人知县候补，几次保举到四品衔即用直隶州知州，根本上是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信奉三纲主义，随带的相信道士教（如惠定宇就注过《太上感应篇》），他每天在吃早饭之前也要在净室去朗诵《感应篇》若干遍，那正是不足为奇的。对于学生，特别是我们因为是他招来的本家，他最怕去搞革命，用心来防止，最初是劝说，措词妙得很，说“从龙”成功了固然好，但失败的多，便很是危险。看见劝阻无效，进一步来妨碍以至破坏，鲁迅东京来信以及毫不相干的《浙江潮》等，屡次被扣留，日后好容易才要回来，最后索性暗地运动把我们开除。可是到那时候，他自己的时运已经不济了，运动不能发生效力。辛丑壬寅总办是方硕辅，满身大烟气的道学家与桐城派，其时他很得意。癸卯来了黎锦彝，免去他的监督，让他单教汉文，可是还嫌他旧，到了秋天他只得卷铺盖回去了。这时候专办洋务的施师爷大概已归道山，否则总督即使由刘坤一换了魏光焘，也总还是要请他帮忙，而他假如坐在制台衙门里，候补道也要敷衍他一点，那么椒生的位置是不会失掉的。可是这也只能对付一个短时期而已，甲乙之间蒋超英以前游击衔回来做总办，椒生在那时也总不能不走了。
五六 监督二
椒生回乡之后，因了他举人的头衔与办过学堂的资格，就得到一个位置，即是绍兴府学堂的监督。不知道是副监督还是什么名义呢，总之有一个副手，此人非别，乃是后来刺杀恩铭的徐锡麟。他那时是个贡生或是廪生，已经很是出名，暗地里同了陈子英在打算“造反”，表面上却看不出，只是主张新学，自己勤勉刻苦，虽然世间毁誉参半，总之这与平常人是有点不同的。大概是甲辰的秋天，我到府学堂去，看见在客堂上放着直径五尺的地球仪，是徐伯荪自己糊的，那时他在教操，残暑尚在，他叫学生阴处稍息，独自兀立在太阳下，身穿竹布大衫，足着皮鞋，光头拖下一条细辫，留着当时心存不轨的人所常有的那样小顶搭，鼻架铁边的近视眼镜。这样的一个人，单就外表来看也可以知道那是和椒生的一套全合不来的，椒生穿的是上面三分之二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湖色绸的“接衫”，袖子大而且长，俨然是荡湖船里的脚色，他的那背诵《左传》，做“颖考叔论”的功课，也不吃香，其走向碰壁正是难免的了，不久之后他又下了野，其原因不很明了，但徐伯荪似乎也不长久干下去，大抵在甲辰年往日本去一转之后，就以道员往安徽去候补，两年后就动手杀了恩铭，椒生还以为他早看出这个乱党，自己有先见之明呢。
这之后，他只在家里教几个学生，从新做起塾师来了。辛丑年底藕琴从陕西回家，义房的住屋重行分配，旧日玉田椒生所用部分都归了他，玉田妻媳移住后一进，伯文仲翔住在礼房偏东前后进屋内，利宾则搬在大门内的大书房里去了。椒生回来的时候，里边没有房子可住了，乃向诚房借用白板门内的“兰花间”，教书也就是在那里。他是以道学家自居的，可是到了晚年露出了马脚来，有一回因举动不谨，为老妈子所打，他的二儿媳从楼窗望见，大声说道，“打得好，打死这老昏虫！”这类的事情很多，暴露出士大夫的真相，也是有意思的事，但是因为顾惜笔墨与纸面，所以就径从节省了。
五七 轶事
椒生有两个儿子。次子仲翔是个秀才，人颇机警，戊戌以后附和维新，与鲁迅很谈得来，有如朋友，清末在箔业小学教书，至民国八年时还在那里。长子伯文性稍暴烈，目睛突出，浑名曰“金鱼”，当初和鲁迅也常往来，因为能仿写颜欧体字，故常请其题署，曾买得书贾以龙威秘书等板杂凑而成的丛书一部，名“艺苑捃华”，内有汉武外传，南方草木疏，以至《丽体金膏》，共二十四册，一一请其为写书面，又戊戌冬椿寿病故，其墓碑“亡弟荫轩处士之墓”八字，也是他所写的。他的故事很不少，最初是在乡间人家坐馆，因为责罚学生，用竹枝打后，再用盐擦，被东家解雇，这与子京的门缝里夹耳朵可称双绝，平心说起来，广思堂的私塾也还要文明得多了。其次是己亥年院试，仲翔以四十名入学，伯文落第，他乃大怒，拔院子里的小桂花树出气，自己卧地用尽力气，终于把它连根拔起。人家劝慰他，答道：“我并不是为了兄弟进学而生气，气的乃是我隔壁的一号入了选。”考试用弥封，院试揭晓初用字号，及复试后乃正式发表名字，他这里将考试与彩票摇彩一样看待，虽然说场中莫论文，却总被人说作笑话了。椒生晚年胡闹，儿子们很是狼狈，仲翔偶然走进去，看他正在写字，以为是什么正经文字，近前一看乃是在写凭票付洋若干，将来向儿子们好来要的债票，好在他重听不知道，仲翔便又偷偷的走了出来。有一天，诚房的子传太太走过，看见兰花间门口竖放着一条长板凳，问这是怎么的，谁也不知道，便移开完事。后来伯文私下告诉人，那是他装的“弶”，让老昏虫碰着摔一个跟斗，就此送了老命。他虽是不第文童，可是他不赞成改革，痛恨革命党，对于兴房以后就很不好，虽然他们进学堂原先都是因了椒生的线索去的。辛亥冬天杭州已经光复，乡下谣言很多，伯文正上大街，忽然听传说革命党进城了，他立即双腿发软，再也站不起来，经旁人半扶半抬的把他弄回家来，自此以后虽是革命党并不来为难他，却是威风完全失尽，没有什么奇事可说，至癸丑年遂去世了。
五八 墓碑
上文讲到椿寿的墓碑，所以连带的说下去。椿寿小名曰春，荫轩的号也是介孚公给取的。他死时才六岁，但那碑的格式却颇阔气，下署兄樟寿立，那时鲁迅正从南京告假回家，大概是十月中到家，查旧日记这月份缺少，只记十一月初六日县考，周氏去者数人，鲁迅在内，初七日椿寿病重，初八日辰时身故，十一日鲁迅往南京。廿九日县考出大案，凡十一图，鲁迅三图三七，仲翔头图廿四，伯文四图十九，案首为马福田，即马一浮是也。椿寿葬在南门外龟山，相去不远还有一座小坟，坟前立片石，上题“亡女端姑之墓”，下款是伯宜，但下文看不清楚了。龟山那里临河有一个废庙或庵的遗址，除门口两间住着看守人之外，其余都改作为殡屋，兴房也有一间，伯宜公的生母孙夫人的灵柩就停放在那里，大抵是为了这个缘故，伯宜公所以把他的亡女去葬在殡屋背后的空地上的吧。丙申年伯宜公去世，也殡在那里别一间屋里，和寿颐的父亲桂轩在一起，他们生前原颇要好，常是一处吃酒的。隔了一年，椿寿也被送往龟山，不能像大人那么停放，所以也就埋葬了，那里有点是丛冢性质，端姑的近旁没有地方了，就离开有一二十步的光景。在逍遥溇地方买有本家不用的寿坟三穴，蒋老太太去世后，就给介孚公和两位祖母下了葬，到了民八即一九一九年举家北迁的时候，添做了一穴给伯宜公用，葬在龟山的端姑和椿寿也都迁去附葬在那里了。这迁葬的事是鲁迅亲自经手的，后来在《彷徨》的《在酒楼上》一篇小说里，借了吕纬甫的口里来说过一个大略。那因为是小说，所以说小兄弟是三岁上死的，虽然实在乃是六岁，至于说坟里“什么也没有”了，那自然是事实。当初埋葬是我经办的，在寒风中看着泥水作庆福用砖铺地，放上棺木，再拿砖砌成墓穴，叫作“等棺打”，这情形一直记忆着，直至听到什么也没有的话以后，才算消了这个块垒。小妹妹比小兄弟的死要早十年，而且那时也还不到一周岁，虽然文中不曾说及，其完全复归于土当更是没有问题的了。
五九 讲西游记
义房的事情还有一部分没有讲到，现在来补说一下。义房第十二世亲兄弟共有九个，但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后来只有四位罢了，末了的一个便是“九老爷”，号叫藕琴，这二字不知是什么意思，大概或者是后来改的同音字吧。他从小在外边，大约是做幕友，却也不知道是刑名还是钱谷，只听说他向来在陕西韩城一带做事，到了辛丑壬寅之交就退休回乡，以后一直不再出门了。他的夫人是陕西人，他的一子一女，子号曰冠五，在陕西生长，连他自己都是陕西话，虽然他的自然不很道地，近于蓝青官话，但在乡下听起来总是“拗声”了。他回家已是在二十世纪，所以在我们百草园的老话中间，不讲到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他的轶事有一说的价值，这一节说是有点破例也罢。
他从陕西回家的时候，介孚公也于大半年前从杭州回来了，至甲辰年介孚公去世为止，他们老兄弟有过三年盘桓，可是说也奇怪，这对于他好像是一桩苦事似的。介孚公平日常站在大堂前，和诚房的人聊天，里三房的人出入，经过那里，也拉作谈话的对手，因为介孚公喜欢批评人，大家都不大高兴听，这本是一般的实情。但藕琴是特别害怕，有时候要上大街去，不敢贸然出来，必须先叫冠五去一看，假如介孚公站在堂前，他的出行是只可无条件的延期了。他怕的是什么呢？介孚公也并不怎么的麻烦他，一看见就同他谈《西游记》，特别是猪八戒的故事，即使他推说有事要急走，也不肯听，总要留住他讲几句的。介孚公的确喜欢《西游记》，平常主张小孩应该看小说，可以把他文理弄通，再读别的经书就容易了，而小说中则又以《西游记》为最适宜。他爱讲孙行者败逃，化成破庙，尾巴没法安排，变作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门，立即被敌人看破，以为全是小孩想头，写得很好，这个我也同意。但不知对藕琴讲的是些什么，或是用意何在呢？我们在百草园里破例记这件事，实在却也已经是老话了，上边说过的义房诸人现今只有冠五健在，多少知道这事的大概也就只是他了吧。
六〇 伯升
介孚公身边的亲人，如他在日记信札上所称，是潘姨与升儿，因为他对家人有时过刻，所以大家对于他们或者未免有些不满，其实也并不一定，平心说起来，有的本来不坏，有的也是难怪的。伯升生于光绪壬午，生母章姨太太是湖北人，早年去世，他从五六岁（？）的时候归潘姨太太管领，可是他并不是她的一系，回家以后对于嫡母及兄嫂很有礼貌，一直没有改变。他于癸巳年同我在厅房里从伯文读书，乙未在三味书屋，丙申随潘姨太太往杭州，丁酉进了南京水师学堂，甲辰毕业，以后一直在船上，至民国七年戊午殁于上海，年三十七。他小时候在北京，生活大抵不差，后来却很能吃苦，平常总是笑嘻嘻的，这很是难得。但是他有一种北京脾气，便是爱看戏，在南京时有一个时期几乎入了迷，每星期日非从城北走到城南去一看粉菊花（男性）的戏不可。椒生正做着监督，伯升从他玻璃窗下偷偷走过，他本来近视也看不见，但是伯升穿着红皮底响鞋，愈是小心也就愈响得厉害，监督听到吱吱的响声，也不举起头来，只高叫一声道“阿升！”他就只好愕然站住，回步走到监督房里去，这一天已是去不成了。有时椒生苦心的羁縻他，星期六晚同他预约，明早到他那里吃特别什么点心，伯升唯唯，至期不到，监督往宿舍去找，只见帐门垂着，床前放着一双布马靴，显得还在高卧，及至进去一看，却已金蝉蜕壳，大概已走过鼓楼了。他实在是个聪明人，只可惜不肯用功，成绩一直在五成上下，那时标准颇宽，只要有五十分的分数就可及格，幸而也还有真是不大聪明的朋友，比他要少两分，所以他还巴得牢末后二三名，不至于坐红椅子。可是他并不为意，直弄到毕业，我觉得这也有点儿滑稽味的。
潘姨太太是北京人，据伯升说她名叫大凤。她是与介孚公的小女儿同年的，所以推算当生于光绪戊辰年。一夫多妻的家庭照例有许多风波，这责任当然该由男子去负，做妾的女子在境遇上本是不幸，有些事情由于机缘造成，怪不得她们，所以这里我想可以不必多说了。
六一 恒训
介孚公爱骂人，自然是家里的人最感痛苦，虽然一般人听了也不愉快，因为不但骂的话没有什么好听，有时话里也会有刺，听的人疑心是在指桑骂槐，那就更有点难受了。他的骂人是自昏太后呆皇帝直至不成材的子侄辈五十四七，似乎很特别，但我推想也可能是师爷学风的余留，如姚惜抱尺牍中曾记陈石士（？）在湖北甚为章实斋所苦，王子献庚寅日记中屡次说及，席间越缦痛骂时人不已，又云，“缦师终席笑骂时人，子虞和之，余则默然，”是其前例。他的骂法又颇是奇特，一种说是有人梦见什么坏人反穿皮马褂来告别，意思是说死后变成猪羊，还被害人的债，这还是平常的旧想头，别的是说这坏人后来孤独穷困，老了在那里悔。后者的说法更是深刻，古代文人在《冥土旅行》中说判定极恶的霸王的刑罚是不给喝孟婆汤，让他坐在地狱里，老在回忆那过去的荣华与威力，比火河与狗咬更要利害，可以说有同样的用意了。
介孚公著有一卷《恒训》，大概是丙申年所写，是给予子孙的家训，原本已佚，只存鲁迅当时在南京的手抄本。这里边便留存有不少这类的话，此外是警戒后人勿信西医“戴冰帽”，据他说戴者必死，这大抵是指困冰枕头或额上搁冰袋之类吧，还有旅行中须防匪人，勿露钱财，勿告诉姓名等事。这一本家训算来几乎全是白写，因为大家没有记得一条，没有发生一点效用。但是他的影响却也并不是全没有，小时候可以看小说，这一件事的好处我们确是承认，也是永不能忘的。还有一件事是饭后吃点心，他自己有这个习惯，所以小时候我们也容许而且叫吃，这习惯也养成了，往往在饭前吃这一个月饼时，午饭就要减少，若是照例吃过午饭之后来吃，那么一个两个都可以不成问题。后来鲁迅加以新的解说，戏称之曰“一起消化”，五四后钱玄同往绍兴县馆谈天，饭后拿出点心来的时候，他便笑道：“一起消化么？”也总努力奉陪吃下一个的。
六二 病
关于伯宜公的病，《朝华夕拾》中有专写的一篇，但那是重在医药，对于江湖派的旧医生下了一个总攻击，其意义与力量是不可以小看的。但是病状方面只说到是水肿，不曾细说，现在想来补充几句，只是事隔半世纪以上，所记得的也不很多了。
伯宜公于丙申年九月初六日去世，这从旧日记上记他的忌日那里查到，但他的病是甚么时候起的呢，那就没有地方去查了。《朝华夕拾》中说请姚芝仙看了两年，又请何廉臣看了一百多天，约略估计起来，算是两年四个月吧，那么该是起于甲午年的四五月间。可是据我的记忆，伯宜公有一天在大厅明堂里同了两个本家弟兄谈论中日战争，表示忧虑，那至早也当在甲午八月黄海战败之后，东关金家小姑母八月之丧他也是自己去吊的，所以他的病如在那一年发生，可能是在冬季吧。
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共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的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医者意也”的学说，中国相传陈墨可以止血，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舔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蒙胧的存在眼前。这以后却也不再吐了，接着是医方与单方并进，最初作为肺痈医治，于新奇的药引之外，寻找多年埋在地下化为清水的腌菜卤，屋瓦上经过三年霜雪的萝卜菜，或得到或得不到，结果自然是毫无效验。现在想起来，他的病并无肺结核的现象，那吐血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反正也只是吃“败鼓皮丸”。终于肿到胸腹之间，他常诉说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紧着，其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了。他逝世的时刻是在晚上，那时椿寿只有四岁，已经睡着了，特别叫了起来，所以时间大概在戌亥之间吧。
六三 大书房
要讲到礼房和诚房其他的事情，都与大书房有相关，须得先把大书房所在的那一部分地方先来说明。这便是新台门西南部分，自大厅以西，桂花明堂以南，西至梁宅，南至街为界。其间又可以划分为东西两部。西部另有街门，很早以前出租与人，曾祖母是古老严肃的人，不知怎的肯把这租给开棺材店，突出在东面一条墙上直行写道：“张永兴号龙游寿枋”。东部的北头一部分即是兰花间，上文已曾说及，往南下去则是所谓厅房，再下去即是大书房了。厅房是兴房所有，平常当作客室用，计朝西屋三间，朝北屋四间，成曲尺形，转角这一间有门无窗，别无用处，院子不大，却很有些树木，有月桂，虽不是每月，秋季以外常发出桂花香来，可见的确开花的，罗汉松结子如小壶芦，上青下红，山茶花枇杷木瓜各一株，北窗均用和合窗，窗外有长石凳高低四列，可知以前是很种过些花，大概与兰花间的名字是有关联的。大书房系南北大房各三间，中间一个明堂，靠西是一株桂花，东边一个花坛，种着牡丹，两边是过廊，与南北房相连接。大书房的朝南正屋虽高大，但与厅房的朝北四间是同一屋顶，所以进身不算深，正中间梁上挂着一块匾，写着四个字道：“志伊学颜”，原来不知道是何人手笔，后来所见的乃是中房的芹侯所重写，他通称“廿八老爷”，乃是第十二世中顶小的一位了。
大书房最初是玉田督率他子侄辈读书的地方，时代大概是癸巳甲午，那时牡丹桂花都还健在，伯文与仲阳常因下棋吵架，一个将棋盘撕碎，一个拿棋子撒满明堂中，过了一会又决定从新比赛，便分头去满地拣拾黑白子，或往东昌坊口杂货小铺买纸棋盘去了。本名孟夫子的那位孔乙己也常来枉顾，问有没有文件要抄写，也或顺手拿一部书出来，被玉田碰见，问为什么偷书，答说“窃书不是偷”，这句名言也出在那里。这之后闲废一时，由礼房四七诚房桐生先后寄居，末了礼房利宾全家移入，一部分租给中房月如日如兄弟，阿q的老兄也即是《在酒楼上》所说的长富父女，也借住一角，于是这大书房乃大为热闹起来了。
六四 礼房的人们
礼房底下大概也有分派房份，但是现在说不清楚了。只知道其一派是子�，小名阿惠，曾当过朱墨师爷之类，早已赋闲在家，晚年才成家，住在第四进堂前的一间楼上。他独身时代是有名的“街楦”，整天在外坐茶馆，听谣言，自称是狗眼，看得见鬼，说些鬼话吓唬女人们，别的坏处也还没有，却常被介孚公引为骂人的资料，与四七五十同当作不肖子弟的实例。上文说过六四四七五十是三兄弟，只有六四娶妻，生有子一连元，女一阿云，四七与五十都始终是“光棍”。六四依靠姑夫陈秋舫，是个前清进士，荐在育婴堂里任司事，四七曾作长歌嘲之，于拜忌日时当众朗诵，起首云：“绍兴有个周六四，育婴堂里当司事，”此下有“雪白布头包银子”一句，其余惜已记不得了。他家里的事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除了阿云的这一节。阿云是一个不大得人欢喜的小姑娘，我们小时候常要戏弄她，故意吃东西给她看，却不给她吃，害得她追着看。她于十二三岁时病死了，她的母亲非常哀悼，几乎寝食皆废，听到的人无不替她悲伤，虽然他们平时对于六四太太并没有多少好感。恰好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夜牌头”，就是自称走阴差的，平常她们利用迷信骗人骗钱，一定要说那死姑娘怎么在地狱受苦，要她去设法救助可以放免，这回却并不然，她反肯排难解纷，说阿云现今在塔子桥的社庙里，给土地奶奶当从神，一切很好，比在家里还要舒服，也是一番鬼话，却发生了很好的效力。六四太太不但立即停止了她的哀悼，叫人拿了好些纸糊东西到庙里去焚化，给阿云使用，一面又逢人宣布她的喜信，阿云现在做了从神，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情形等。从前替她悲伤的人，这次听了她欢喜的报告，又感到一种别的悲哀，因为这明明是一颗吗啡止痛丸，看着她吞下去的，觉得人的受骗真是太容易了。这“夜牌头”的真相终于不曾明白，或者是她自动的说的也未可知，但一般推测是由于六四的计画，嘱咐她这样的说，那也是可能的事。
六五 四七
四七与五十两人不知道是谁居长，但总之是年纪都要比伯宜公为大，因为小孩们叫他们为伯伯，却念作阳韵，上一字上声，下一字平声，虽然单读如某伯时也仍念作药韵。四七看他的脸相可以知道他是雅片大瘾，又喜喝酒，每在傍晚常看见他从外边回来，一手捏着尺许长的潮烟管，一手拿了一大“猫砦碗”的酒（砦当是槽字的转变，指喂养动物的食器），身穿破旧龌龊的竹布长衫，头上歪戴了一来，他并不是向来如此的，有一个时候相当的漂亮，也有点能干，虽是不大肯务正路。介孚公于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年中进士，点翰林，依照旧时封建遗风，在住宅和祠堂的门口须要悬挂匾额，那时匾上二尺见方的大字即是四七所写，小时候看了一直觉得佩服。大概是癸巳年我同伯升在厅房里读书的时候，曾经请他写过字看，前后相去二十多年，手已发抖写不好了，可是看他的底子还在，比伯文自夸的颜欧各体要好得多。介孚公往江西做知县时，曾带了他去，但是照例官亲总不大能安分，所以不久同了介孚公的外甥一起被打发回家来了。这其间多少年的事情全不清楚，我所能记得的便是那一副落魄相了，脸上没有烟酒气，衣服整齐的时代该是哪么个样子，简直没法子想象，因为他后来的模样完全是一个流氓了。
乡下的流氓有这些分类，由讼师式的秀才文童组成的名为破靴党，一般的低级的则叫作“破脚骨”，积极的进行讹诈，消极的维持地盘，第一要紧的条件是禁得起打，他们的行话叫作“受路足”。四七在本家中间不曾有过讹诈的行为，但听他在吃忌日酒的时候自述，“打翻以（又）爬起，爬起以打翻”，颇能形容出他的受路足的工夫。他的生活诚然穷苦，但每天的茶饭烟酒也相当要几个钱，不知道他是怎么筹划来的，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是一个不可解的谜。大概这是破落大家出来的长衫帮“破脚骨”的一派作风吧，如孟夫子应当也是这一路，但比起来却要狼狈得多，因为他的脚真是给人家打折了（参看《孔乙己》）。
六六 四七与五十
四七有一个时期住在后园的“三间头”里。上文已经说及那是仁房所有的房屋，在园的东北角，从大门口进去，要走通五进房子，再通过整个园地，这园里传说有一条大火练蛇，是要扑灯光的，夏天野草长得三四尺高，他于晚间在这当中来去自如，这倒也是很可佩服的。随后他迁移到大书房里，这不知道是在哪一时代，大抵已在他的晚年，他就在那里病殁，至于年月那也已无可考了。
在大宗族的祠堂里，举行春秋祭祀，饮胙时小辈自由坐下在每桌的上下两旁，只留下旁边的一把太师高椅，等辈分上排定的人来坐。这人反正是不认识的，辈分至少要高三辈，叫他作太公总是不会错的，可能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店伙，也可能是瘪三样的人，全是要碰巧。在宗祠里这种情形无法避免，平常吃忌日酒便比较好办，例如四七那副尊容，衣服不干净，而且口多微词，始终对于他的长兄夫妇丑诋恶骂，不肯休止；没有固定坐位的小孩们便可以自主的不到他那一桌上去，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假如你不避忌他，跑去坐在他那里，他也会知道你的好感，表示一点客气，虽然他的嘲骂或是朗诵未必因而有所改变。对于他，大概只有用这两极端中的某一种办法。
四七这人给予你以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即使他的言动于你毫无关系，相反的是五十，他是个大阴谋家，可是人家见了他不但不害怕，而且反觉得可亲近。我想这好有一比，四七大抵有点像狗，特别是一只外国的牛狗，而五十则是一头猫吧。五十据说曾在县衙门的什么库房里做过事，不过我们认识他时，早已什么事都不干，只在诚房寄食，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这也是一个不可解的谜。他平常总说，“没有钱愁它什么，到时候总自会来的。”这句话不知有何事实或理论的根据，但在他却并不是说的玩话，因为我们的确看他没有穷过，说他有钱呢，那也当然并不是的，这些难问题我们无法解答，所能知道的也就只是表面的琐事罢了。
六七 五十在诚房
诚房的事情以前没有讲了，因为要等五十来补足，所以须得在说明了礼房以后再回过来说了。诚房的子林外出，子贞早死，只剩下子传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鸣山，住在大堂前东边的一间大房里。西边的两间和兰花间出租给李楚材，在子传死后，鸣山要结婚的时候，才收了回来，由子传太太和儿子媳妇分住，东屋就让给了五十，所以我们所有的五十的印象是与那间大房分不开的。
五十也吃雅片烟，因此很瘦，夏天光着脊梁，辫子盘在头上，肋骨一根根的显露出来，像是腊鸭一样，可是面色并不如四七那么样的青白，穿着一条绸裤子，用长柄的竹锹搅着在铜锅里熬着的烟膏，在煮好了的时候，一锹（读如跷）一锹的装进白磁圆缸里去，看他那细腻精致的作风，愉快满足的神气，简直是一个艺术家的样子。那寄主家里的鸣山虽是独养子，年纪也比他青得多，舒服还比不上他，若是拿去与四七相比，那更有云泥之差，但是四七却只怨恨六四，对于五十不曾有一句不平的话，这在五十更是极不易得的幸运了。
五十平常无论对什么人都是笑嘻嘻的，就是对于年幼的弟侄辈也无不如此，你同他说话，不管是什么他总表示赞同，连说“是呀是呀”，这在地方俗语里说作“是咭是咭”，是字读如什蔼切，又急迫接连的说，所以音变如绍兴音的“孩业”，小孩们遂给他起诨名曰“孩业”，意思即以表明他拍马屁的工夫。因为这个缘故，大家对于他的一般的印象都很好，多和他去接交，结果不免受到他的若干损害。《朝华夕拾》中说小孩打旋子，衍太太鼓励他多做，乃至摔倒受伤了，她又说风凉话，“这是旋不得的”，这是一例。还有重要的是探听消息，制造谣言，向爱听的人散布，引起纠纷，听了觉得高兴。介孚公一面骂五十聊荡不务正业，但是他或他们的话却是爱听的，虽然介孚公去世后已无所施其技，但在五十死时，祖母无意中念一句阿弥陀佛，也可见他影响之多么深远了。
六八 诚房之余
诚房里大房子林，通称林大老爷，据说是颇有心计的人，但是我没有见到他过，只是听人说罢了。他有一子凤桐，字桐生，生于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年，在这以后不久子林太太去世，他将儿子送往岳家代为抚养，自己便飘然往河南去找在那里做官的亲戚去了。以后回家来过一趟，又复出去，不再回来，就客死在外边，关于他的故事因此没有什么可说。只听老辈传说，他回来的那一次曾带了一个人同来，这是亲戚家子弟而生长在外边的呢，还是不相干的河南人，那也弄不清楚了，总之这人颇有点钱而似乎不大聪明，听了他的骗来到绍兴，大概算是来游览的吧。关于这人留下二三传说，可以作为上边评语的佐证。其一是说到了东郭门外，看见渡东桥下一片河水，大声惊叹道：“渡东桥是海罗！”其二是见了萧山的红皮甘蔗，非常赏识，每回买一苗篮，挂在脖颈下，一口气吃完。这位游览客不晓得在绍兴耽搁了几多天，末了银子用完了，只好回河南去，子林也就一同走了。这一节故事，只是由他所导演，还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以他这么一个能人却不曾留下一个故事，这实在是可惜的。
他的儿子桐生养在外婆家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曾回家来拜年，假如这是在癸巳年，那么他该是十七岁了，却还是由一个老妈子带领，显得有点迟钝，虽然衣冠楚楚，也穿得很整齐的。据人说子林太太有点精神不足，桐生生产便是落在马桶里的，因此又或迷信他的晦气所以很大，但是其一半原因也或出于后天，小时候什么教育都没有受，可能有很大的关系。不多几年他的外婆去世，舅父们不肯再管，就打发他归宗，这办法不能说不对，但他的厄运自此开始了。子传太太什么都不肯管，那是可以料到的，那么叫他到哪里去，怎么办呢？这一节不知怎的完全弄不清楚了，也不记得是哪一年，所有的印象只是住在门房里的身外无长物的一个人，名称还是被大家叫作桐少爷，但是其生活已远在“自手至口”雇工人之下了。
六九 桐生
桐生是败落大家子弟的另一派，与五十四七等截然不同，在他的生活上没有什么谜，他简直的是没有法子生活。起初有一个时期在药铺里当伙计，那是义房的仲翔伯等人替他弄到的职业。药铺名叫泰山堂，开在东昌坊口的西南角，店主人名申屠泉，本是看风水的，有了一点钱就开了药铺，他的拜年名片上写这个姓名，地方上只知道他是申屠，更知名的是诨号“矮癞胡”。他的特征是矮，胡只是有普通的胡须而已，癞则是秃发，并非腊梨头，这诨号三字相连，大抵只要有一二特征，这名称就应用得上，所以在广思堂里也有这名称的塾师，那或者只可以说是副牌吧。
桐生这药铺伙计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当的，他不认识什么字，更不必说那些名医龙蛇飞舞的大笔了，他替人家“撮药”不会弄错么？我们小时候买玉竹来当点心吃，到泰山堂去买，桐生倒也不曾拿错过，却是因为本家的缘故，往往要多给些，这在他是好意，不过我们也要担心，假如药方里有麻黄，他也照样的多给了，那岂不糟么？话虽如此，他在药铺里倒并不曾弄出什么麻烦来过，只是药铺自身出了问题，所以他不能不连带的歇业了。申屠在家里忽然被外边抛进来的一块砖头打破了脑袋，主人死了，那个小店自然也就只好关门了。
他的别的职业是行商。仲翔给他募集一点钱，买了一套卖麻花烧饼的家伙，又替他向东昌坊口西北角的麻花摊担保，每天付给若干货色，至晚清算，如有短欠，由保人归还。祠堂里饮胙有坐位的长辈之中，有一个便是卖麻花烧饼的，所以这种行业虽小，却也是有名誉的。桐生卖了几时，倒也规规矩矩的，但是他有一个小毛病，便是爱喝老酒，做卖买得来的利润只够糊口，有时喉咙太干了，他就只好将付麻花摊的钱挪去给了酒家，结果要保人赔一天的钱，有时还把竹篮也卖掉了。这种事情有过二三次之后，大家觉得不是办法，只好中止，但是想不出别的方法来，于是他的行商也便因之停止了。
七〇 桐生二
桐生住在大书房里不知始于何时，但是这里所说的一件事发生于他住在那里的时候，那总是确实的。他失掉了生活的道路以后的方法大抵是高卧。有一回大概是卖掉了竹篮之后，有好几天不曾出现，仲翔怕他饿下去不行，拿了些馒头之类到大书房去，对他说道：“桐店王（店王本是店主的意思，后来变为一般通称，店伙则称店官，似乎原来封建气很重的样子），起来吃点东西吧。”他却仍高卧不起，只说道：“搁下在那里吧，你怕我会得饿死么？”仲翔出来传述此事，他觉得桐店王的这股硬气倒是很有意思的。可是他有时候也很懂得情理，并非一味胡来。他没有四七五十的谋生的手段，时常要挨饿，等到饥渴难忍的时候，他也只好出来向人借钱，一角两角钱可以过得一天了。但是他的渴比饥还要紧，所以往往借来的钱都喝了酒，肚子还是让他饿着。有一次他向鲁老太太借钱，鲁老太太对他说道：“钱可以借给你两角，但是你要拿去吃饭，不可买酒喝。”他正色道：“宜嫂嫂给我的钱，我决不买酒吃。”他说了果然做到，看他量了一升米，买柴买菜，回去准备煮饭去了。
桐生的智力短缺，照现代的说法大概可以说是属于低能的，但是有时说话也颇中肯，特别是对于他的父亲的。关于自己的不幸的生活他只怨恨父亲，说他养儿子像是生蛆虫似的，生下就不管了。他还有一样好处，便是决不偷窃。他的笑话只有一件，那就是《阿q正传》第四章“恋爱的悲剧”所记的事，他在义房的厨房里对老妈子跪下道：“你给我做老婆吧，”结果如《正传》所说，“蓬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转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杠站在他面前。”《正传》里说是被打的是阿q，实际上却是他的事情，又拿竹杠的实在是伯文，乃是文童而非秀才，小说中说文童便没有什么意思了。
七一 月如与日如
在四七死后，大书房里增加了不少的住民。最早的要算是礼房的利宾夫妇，他们于父母去世后将原住房给了仲翔，自己带领了子女搬到外边来了。随后来的是中房慰农的两个儿子，寿恒字月如，小名泰，寿升字日如，小名升，他们和利宾都是周氏十四世，在那辈里是年长者，月如居首，利宾第二，日如比鲁迅稍小，但也不出前五名吧。
中房第十二世有名叫春农的，有三个儿子，叫作念农慰农忆农。慰农一派单独留住在老台门里，到他夫妇去世之后，下一代的人便放弃了老屋，也并到新台门来，这大概是大家没落的照例的初步。慰农人颇精明，但也是赋闲在家，与伯宜公很谈得来，族中有婚丧等事，常被委托照料，慰农总管，伯宜公则动文笔，曾见过他给“孝子”代做的一两篇祭文草稿，可惜现在都已散失了。有一年忆农结婚，请他们陪“亲送舅爷”，看看花烛时刻将到，两人还是在吃酒谈天，并无准备着衣帽陪客的意思，新郎发急去催促，说婚姻大事，岂可迟误，他们听说回答道：“你尽管大事，于我们何干，”反而更是悠然的吃起酒来了。结果是忆农说了好些好话，才哄得两人放下酒杯，去换衣服，这一件事附属于伯宜公轶事之部。曾听鲁老太太说过，所以流传下来的。
慰农平时为人精干，也稍严刻，但很有些例外。每逢祖先忌日，本家都聚集与祭，他目光炯炯的坐在厅上，看见小辈有不到的，便要问连元或是阿张为什么不来。仲翔不平，反问道：“阿泰来了么？”他没法只得答说：“他是在阳家弄。”慰农太太姓孙，原是阳家弄的大族。他又极喜打牌，那时还没有马将牌，只有一种大湖，就是上海称为挖花的。他的工夫不差，但打牌多输，他并不计较，因为他所喜欢的是打牌，目的并不在钱上边。有一回他照例的输，可是忽然看见桌上发出来的牌中间有了六张“白拳头”，即是普通骨牌中的幺五，这显然是有弊了，因为白牌是只有四张的，可是他并不发怒，只说不再玩了，这一副有弊的牌的输赢他还是照算的。
七二 兰星
中房的人移住到新台门来的，还有一个桂轩四太太。这一派的第十一世号叫一斋，是一个举人，《越缦堂日记》中提起他过，说他同介孚公要想把章实斋《文史通义》的板本铲去文字，重刻时文云云，其实这是错误的。一斋大抵不免是个“劣绅”，但他对于书籍也还有点理解，他曾将茹三樵的《越言释》缩刻为巾箱本，啸园丛书本即是依据这个重刊的，《文史通义》也由介孚公和他找到木板，送给浙江官书局，修补印行，见于谭复堂日记中。第十二世号揆初，曾重修本族的家谱，他的儿子就是桂轩，早已去世，留下一子寿颐，小名兰星，曾在三味书屋读书，鲁迅最初得到《花镜》，便是以二百钱代价问他买来的。介孚公去世，潘姨太太不久逸去，房屋空了出来，西偏吴送妈妈为首所典的一部分也早已期满，乃一并租给了桂轩太太，不过经常只是她一个人居住，因为兰星是给和记管事，住在那里不回来的。
周氏致中两房都有相当支派，唯独和房一脉相传，因此资产集中，最为富有，因为曾经营商业，所以那一房特别称为“和记”，相仍不改。到了第十世没有儿子，便向大房即致房下的智房要了一个继承下去，那即是苓年公的幼弟，通称“十五老太爷”。他一直活到己亥年，但因失明终年不出眠床来，也就没有见过他的面。第十二世号星曹，小名咸，本家恨他吝刻，绰号为“海沙”，实在只是盐的别名而已，第十三世小名瑜，早卒，有一子一女，子名培生，也早卒，有遗腹子为第十五世了，女大概尚在，名从略。照上边所记系统说来，如以第十四世为本位，则和记与智房的人比较相近，但也是同高祖，若是别房的人乃是同第八世祖，比高祖还要远两代，在《尔雅·释亲》中已经没有名称了。不久四太太来诉说，他的儿子不好，与那姑娘发生恋爱，于是本家中议论纷然，拜忌日时兰星也不便出来了。对于那些伪道学的长辈，鲁迅却非常厌恶，他虽不明白说出，遇见兰星便特别亲切接待，这种无言的声援的确也有不少力量，但那已是宣统年间事，距离庚子已经颇远了。
七三 阿有与阿桂
外姓人家住在新台门里的也有好几家，今均从略，只挑取在鲁迅小说中有得说及的一二件事来说一下。
其一是阿有。他姓谢，是有名的阿q的老兄，他以给人家舂米为业，因此认得他的人很多，老太太多称之为有老官，算是一种尊称。乡下常说这个人曰葛老官，潘姨太太初到绍兴，听人家说话里常有这句话，心里很怀疑，为什么老是谈论乌鸦的呢，因为这和老鸹的发音的确相差无几。他的妻已死，只留下一个女儿，很是能干，就替他管理家务，井井有条。他们住在大书房里，不知是在哪一角落，大概总是朝北的这一排屋内吧。他给人家做短工，因为舂米费力，可以多得一点工钱，反正也多不到哪里去，但比起他兄弟来总好得不少了。阿桂本来也是做短工的，可是他不能吃苦，时常改卖旧货，有的受了败落人家的委托，有的就不大靠得住，这样就渐渐的降入下流，变成半工半偷的生活了。有时跑到哥哥那里来借钱，说近来生意不顺手，这便是说偷不到，阿有怒喝道：“你这什么话？我要高声说给人家听了。”阿桂于是张皇的从大书房逃了出去，其实这问答的话大书房的人都已听见，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叙述奉母亲之命，买两朵剪绒花去送给旧日东邻船户长富的女儿顺姑，等到找着了的时候，才知道她已病故了。这长富就是阿有，顺姑的伯父偷鸡贼长庚自然是阿桂了，不过阿有的女儿的病不是肺病，乃是伤寒初愈，不小心吃了石花，以致肠出血而死。小说里说长庚去硬借钱，顺姑不给，长庚就冷笑说：“你不要骄气，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这也是事实，虽然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因为他的未婚夫是个小店伙，本来彼此都是知道的，无论如何总不会得比不上阿桂的。剪绒花一节当然是小说的虚构，顺姑也不是本名。阿桂的事情出现于辛亥前后这两三年中，他们弟兄到民国八年还健在，以后的消息不知道了。
七四 单妈妈
其二是单妈妈。她前夫姓单，带着一个儿子名单阿和，年纪很小的养媳妇名阿运，住在大门内东首的一间门房内。但她虽是寡妇，却不是独身，因为她还有一个同居的男人，名叫阿绪，不知道是姓什么。他的职业是轿夫，平时固然也给人家抬轿，但他的专职是二府衙门的轿班，二府即是同知，衙门在南街，与东昌坊口相去不远。听说轿班是没有钱的，因为这算是人民给官服役，但是又须得出一笔钱才能得到这差使，仿佛叫作买轿杠的钱。人民去服役，还要用钱去捐，这事似乎奇离得很，实在却是很有理由的。轿班去给官骑在头上，可是他自己也就可以去骑在人民的头上，这岂不是一种权利么。轿班按时可以从市上摊贩收取例规钱，假如不给就要受到报复，据说最普通的一例是抬着官的轿子故意绕到那里，一脚踢掉那摊子，不但毁了一摊的货色，还要问他几乎撞倒官轿的罪。阿绪平常看见总是笑嘻嘻的，但是他当然也是在搞那一套，因为否则他天天喝老酒，也吃点鱼肉，那里来的呢。阿和大概也是以抬轿为生，不过是否是什么官府的轿班那就不清楚了。他们两人的关系很是微妙，好的时候像朋友似的一起谈笑吃喝，有时怒目相向，不但互骂，而且有动手之势，单妈妈在背后着急，想制止阿和，连呼“爹咭爹咭”，但了无用处，这时只有别的男子介入中间，硬把他们拉开，才能了事。阿绪与阿和都是颇为强壮的人，但是不知怎的在没有几年（说不定也有十年八年）之间相继病故，单妈妈和阿运在门房住了些时之后，搬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单妈妈的轶事今悉从略，只说小说《祝福》中祥林嫂问再嫁的女人死后是否要用锯解，这话的出典即是从她来的。她曾对鲁老太太诉说生平，幽幽的说道：“说是在阴司间里还要去用锯解作两爿的呢。”她关于这一类稀奇的事情一定知道得很多，我们只可惜没有机会听到她说，所以此刻也就不能多记了。《祝福》中捐门槛之说，或者可能也是她所说的，但是精通这种学问的女太太们很多，没有确证，不能断定一定是她。
七五 四百年前
百草园里的人物差不多都简略的讲到了，现在综结一下，上溯一点上去，谈一谈先代的事情。
会稽姓周的大族很不少，但和我们都是同姓不宗。他们家谱上的世系从南北宋列记下来，有的可以上达汉唐，有五六十代之多，我们的便不行，从始迁祖算起到我们这一辈才有十四代，以三十年一代计算，只有四百年的历史。实际上这也是对的，据说第一世逸斋公移至绍兴城内居住是在明正德年间，我们从正德元年（一五〇六）算起，至清末刚是四百年。一般家谱的办法，始迁虽是晚近或微末，却可以去别找一个阔的始祖来，最普通的是拉住那做过《爱莲说》的周茂叔，喜欢往上爬的还可以硬说是周公之后，大家弄惯了也不以为可笑，但是我们的家谱上不曾采用此法，干脆的说逸斋公以前不可考。其实逸斋公虽有其人，却也不大可考了，不但他从什么地方移来，是什么样的人，都无从知悉，便是名字也已失传，总之他带了两个儿子进城住下是事实，儿子长名寿一，次名寿二，以后世系完全存在，老太爷没有名字不好叫，后来修谱的人便送他这一个笔名，逸斋者言逸其名也。朱洪武做了皇帝，臣下替他出主意，叫他认道学正宗朱文公做祖宗，他不答应，洪武做皇帝后很有些无道的行为，但是他这一种老实的态度总是可以佩服的。
据我们推测，逸斋公的一家当初或者是务农的，但在他搬进城来的时候一定也已由农转而为商了，工也未始不可以，不过那更是空虚的揣测罢了。由农转商，生活大概渐见宽裕，又因为在城市里的便利，子弟可以进私塾，读书以至赶考，运气来时便又可由商工而进入士大夫队里去了。寿一寿二以后隔了三世，第六世韫山公以举人出现，这是一个转变，他的一个儿子乐庵公分到覆盆桥老屋来住，下一代寅宾公生有三个儿子，分为致中和三房，如上边所叙述。这三台门的组织维持了有百十年，在我们懂得人事的时候觉得渐已败落，看着它差不多与清朝同时终于“解纽”了。
七六 台门的败落
乡下所谓台门意思是说邸第，是士大夫阶级的住宅，与一般里弄的房屋不同，因此这里边的人，无论贫富老少，称为台门货，也与普通人有点不同。在家景好的时候可以坐食，及至中落无法谋生，只有走向没落的一路。根据他们的传统，台门货的出路是这几条，其原有资产，可以做地主，或开当铺钱店的，当然不在此限。其一是科举，中了举人进士，升官发财，或居乡当绅士。其二是学幕，考试不利，或秀才以上不能进取，改学师爷，称为佐治。其三是学生意，这也限于当铺钱店，若绸缎布店以次便不屑干了。可是第一第二都要多少凭自己的才力，若是书读得不通，或是知识短缺，也就难以成功，至于第三类也须要有力的后援，而且失业后不易再得，特别是当铺的伙计，普通尊称为朝奉，诨名则云夜壶镴，因为它不能改制别的器皿也。照这样情形，低不就，高不凑，结果只是坐吃山空，显出那些不可思议的生活法，末了台门分散，混入人丛中不可再见了。论他们的质地，即使不能归田，很可能做个灵巧的工人，或是平常的店伙，可是懒得做或不屑做，这是台门的积习害了他们，上文所说的好多人情形不一样，但其为台门悲剧的人物，原是根本相同的。
介孚公所写的《恒训》中有一节云，兄弟三人，长为官，次开大店铺，大概是绸缎店之类，三只开一爿豆腐作。后长次二家官败店关，后人无所依赖，被招至豆腐店工作，始得成立。《恒训》语多陈旧，现今看起来已过了时，但是这一节对于台门货的箴言，却是真实可取，这里可以抄来做个有诗为证的。
七七 祭祀值年
无名的《鲁迅的家世》中第三节云，“会稽周家是一个大家族，大家族的维持依靠一种经济的关系。各房的祖宗常留有田产，叫做祭田，由派下的各房轮流收租，轮流办理上坟祭扫及做忌辰等事情。比方覆盆房公共的祖宗忌日这一天，由值年的叫工人向各房邀请拜忌辰，各房派下的男女老幼都须去拜忌辰，男女大约各有数十人。”这种祭祀值年的办法大概乡下一般多有，情形大同小异，现在只就周家来说一下。
承办一代祖先的一年间的祭祀，需要相当的费用，指定若干田地或房屋为祭田祭产，使值年的人先期收取，以便应用，大抵可以有些赢余作为酬劳，一年应办的事从年底算起，是除夕悬神像设祭，新年供养十八日，再设祭落像拜坟岁，这与三月上坟，十月送寒衣，系三次的墓祭，冬夏两至及七月半，以及忌日。忌日的日数不一定，普通自然是祖先两位生忌讳忌各二日，但也有续娶的便要加算。祠祭及三月上坟均用三献礼，此外只用普通拜法，此因乡风各别，多有异同，今就本族所行礼式略记于此。祭时家长先上香，依次行礼四跪四拜，拜毕焚纸钱，再各一跪四拜，家长奠酒，一揖，灭烛，再一揖，撤香礼毕。三献时人多，不能与祭者于献后分排行礼，四跪四拜毕即继以一跪四拜，中间不再间断。此种拜法不知始于何时，后半似近于明朝的四拜，四跪四拜礼数繁重，似属可省。乡下定例妇女只拜一次，大概还是肃拜的格式，男子的所谓拜则是叩首兼作揖，其一跪三叩首的拜法称为官拜，唯吊丧时用之。
七八 做忌日
在以前旧家族里做忌日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目。据《越缦堂日记》中所记，很有斋戒沐浴的神气，虽然或者是笔下装模作样，但乡风各别，异同可能很多，因此琐屑记录下来，也是民俗调查研究的一部分资料。现在只就值年的做忌日来说一下。
普通说是忌日，分开来说时有生忌讳忌两种。祭祀形式完全相同，不过生忌的所供果品中在水果三品之外有面和馒首各一盘，讳忌则只有馒首没有面。家常祭祀只用香炉蜡烛台，值年公堂忌日改用五事，即是于香炉蜡烛台的两旁加上一对锡制方形瓶状的东西，本是插花用的，虽然总是空着。香花灯烛的说法恐怕是出自佛教，大概最初在寺院里开始使用，随后引用到家庭里来的吧，可是香烛照常焚点，花却省去了，于是那两个锡瓶就成为无用的长物，平常也随减五事为三事了。祭具是五事，前面挂红桌帏，小型三牲，即鸡一只，肉一方，鱼一尾，大抵用白鲞，水果面食，祭菜十碗，酒饭筷子依照所祭祀的人数。在冬夏至，根据冬至馄饨夏至面的成例，另添这一种食品，中元添加西瓜，与祭的人也得分享，有时候歉收瓜贵，非得供应不可，在值年人是一笔额外沉重的支出。
主办的人是做忌日，与祭者则是拜忌日。拜的情形上文略有说明，这里只补说一点蜡烛与拜的关系。蜡烛点上，算是祖先在享受祭祀了，及至拜毕，纸钱焚化毕，奠酒毕，乃灭一烛，向上一揖，告诉祖先这祭祀已毕，再灭烛一揖送别，便动手撤馔，有的更殷勤的把坐位移动一下，让祖先可以出来，但似乎不是一定的规矩。拜忌日时男左女右分立两面，男子有功名的着外套大帽，余人可用便服，但以长衣为限，妇女均须着有“挽袖”的女外套，头上戴“头笄”，这是民间的礼服，与满清的典礼截不相同的，室女则便服，也不系裙。行礼时男子居先，同辈中叙齿，妇女同辈中室女居先，妯娌辈不论年岁，以其夫的次序为准，此正出于三从的礼法，称呼上叫丈夫的兄弟姊妹为伯叔诸姑，则又是低降了一辈了。
七九 忌日酒
《越谚》卷中饮食部下有云，“会酒，祀神散胙。忌日酒，祭祖散胙。上坟酒，扫墓散胙。三者皆筵席而以酒名。”这种筵席都是所谓“十碗头”。《越谚》注云，“并无盘碟，每席皆然，唯迎娶请亲送者有小碗盘碟，近二十年来亦加丰。”这如名字所示，用十大碗，《越谚》中“六荤四素”注云，“此荤素两全之席，总以十碗头为一席，吉事用全荤，忏事用全素，此席用之祭扫为多，以妇女多持斋也。”做忌日时与祭者例得饮胙，便吃这十碗头的忌日酒，丰俭不一定，须看这一代祭祀的祭产多少如何，例如三台门共同的七八世祖的致公祭，忌日酒每桌定价六百文，致房的九世祖佩公祭则八百文一桌，菜的内容很有些不同。十碗头的第一碗照例是三鲜什锦，主要成分是肉丸，鱼圆，海参，都是大个大片，外加笋片蛋糕片，粉条垫底，若是八百文的酒席改用细什锦，那些东西都是小块，没有垫底，加团粉烩成羹状，一称胡蝶参，不知道是什么意义。其次是扣肉，黄花菜芋艿丝垫底，好的改用反扣，或是粉蒸肉，也一样的用白切肉，不过精粗稍有差别罢了。鱼用煎鱼或醋溜鱼，鸡用扣鸡或白鸡，此外有烩金钩以及别的什么荤菜，却记不完全了。素菜方面有用豆腐皮做的素鸡，香菇剪成长条做羹名白素鳝，千张（百叶）内卷入笋干丝香菇等物名曰素蛏子，以及炖豆腐，味道都不在荤菜之下。夏天还有一种甜菜，系用绿豆粉加糖，煮好冻结切块，略如石花，颜色微碧，名曰梅糕，小孩最所爱吃，有时改用一碗糖醋拌藕片，夏至则一定用蒲丝饼，系以瓠子切丝瀹熟，和面粉做成圆片油炠，也是一样好吃的甜菜，虽然不及家庭自制的更是甜美。
吃忌日酒原是法定八人一桌，用的是八仙桌，四边各坐两个人，但是因为与祭的人数不齐，所以大抵也只是坐六人或七人而已。一桌照章是一壶酒，至多一斤吧，大家分喝只少不多，吃了各散，但在女桌便大为热闹了，她们难得聚会一处，喝了酒多少有醉意，谈话便愈多也愈响，又要等待同来的妈妈们吃饭，所以在大厅上男桌早已撤去之后，大堂前的女太太们总还是坐着高谈阔论哩。
八〇 风俗异同
乡下墓祭一年间共有三次。这种风俗在中国虽是大同，却多有小异，现在且来简单的说一下子。据顾铁卿的《清嘉录》卷一云，“上年坟，携糖茶果盒展墓，谓之上年坟。”注引钱塘黄书崖诗，按语云，“盖杭俗上年坟多以肴馔楮镪，吴俗则糖茶果盒而已。”又卷三云，“上坟，士庶并祭祖先坟墓，谓之上坟，以清明前一日至立夏日止，道远则泛舟具馔以往，近则提壶担盒而出，挑新土，烧楮钱，祭山神，奠坟邻，皆向来之旧俗也。凡新娶妇，必挈以同行，谓之上花坟。”注中引《程氏遗书》，谓“拜坟十一月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则从常礼祭之”，但卷十一中无此一项，可见吴中没有这种风俗。范啸风《越谚》卷中风俗部下列有三项，其一云，“拜坟岁，上元之前，儿孙数人，香烛纸锭谒墓。”其二云，“上坟，即扫墓也，清明前后，大备船筵鼓乐，男女儿孙尽室赴墓，近宗晚眷助祭罗拜，称谓上坟市。”其三云，“送寒衣，十月祭墓之名，亦数人而已。”这里会稽的送寒衣为吴中所无，虽然与宋朝河南的风俗倒是相近的，拜坟岁又跳过了杭州而与苏州相同，假如广泛的调查比较起来，这倒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就百草园的旧例来说，拜坟岁的办法倒是与黄书崖所说相合的，关于上坟可以说大旨都是一致，但是异同也仍不能免。例如同是住于东陶坊的人家，在百草园西边的梁家和迤东河南岸的寿家即三味书屋，他们扫墓的仪式便截不相像，两者都出于顾范的记录之外。百草园的近邻有一个名叫四十的，以摇船为生，他有一两只中船小船，屡次送梁家寿家去上坟，据他所说梁家仪式繁重，上午早到坟头，从献面盆手巾，茶碗烟袋起，演到吃中饭，要花上小半天工夫，寿家则用小船，父子二人祭毕下舟，怀中各出烧饼两个，吃了当饭，虽然没有说明，大概只备香烛纸锭，并无什么食品的。这固然是极端的例，但凑巧都在会稽的同一个街坊内，正是难得，至于周家那是极平常的一般的办法，与顾范二家所记大抵相同，或者可以说是最没有特色的一种吧。
八一 扫墓
周家墓祭的规矩，拜坟岁和送寒衣都只有男子前去，佩公祭祖坟乌石头一处，致公祭祖坟调马场龙君庄两处，用船三四只不等。船在城内某一处会齐，由值年房分给每船茶炊一把，各人泡茶一碗，点心一桌，大抵是瓜子，花生，福禄糕，糖馒头之类，菜一桌及柴米等。坟前行礼毕，回船散胙，与做忌日时差不多相同，但因为是在冬天，所以三鲜什锦改用火锅而已。
清明上坟，规模就要大得多了，不但是妇女同去，还因为要举行三献礼，有些旧排场，所以于男女座船，火食船，厨司船之外，还有一只吹手船，多的时候一总可以有十只以上。关于扫墓成规，在平步青所编的《平氏值年祭簿》上记得很是详明，现在可以借用一下，其中记往娄公去的一项云：
“座船两只，今改大三道船一只，酒饭船一只，吹手船一只，吹手四名。向例每只约船钱银三钱几分不等，临时给船米七升五合，酒十五吊，鱼二尾，鸡蛋二个，折午饭九四钱百文，点心等俱无，后改一切俱包，回城上岸时每只给掸舱酒一升壶。”
“祀后土神祭品，肉一方，刀盐一盘，腐一盘，太锭一副，烧纸一块，上香，门宵烛一对，酒一壶，祝文。”
“墓前供菜十大碗，八荤两素，内用特鸡。三牲一副，鹅，鱼，肉。水果三色，百子小首一盘，坟饼一盘，汤饭杯筷均六副。上香，门宵烛一对，横溪纸一块，大库锭六百足，祝文。酒一壶，献杯三只。”
“在船子孙每房二人。值年房备茶，半路各给双料荤首两个，白糖双酥烧饼两个，粉汤一碗，近改用面。散胙六桌，八荤两素，自同治二年起减为两桌。每桌酒几壶不等，酱油醋各二碟。小桌二桌，三炉十碗。吹手水手半路各给小首两个，烧饼两个，粉汤一碗，近年改用面一中碗。管坟人给九四钱二百文，酒一升壶。”平氏虽属山阴，上记成规，却与会稽的周氏大抵一致，所以不妨借来应用，只有极小的地方略有不同，如祀后土及祭祖时普通用双响炮仗五个十个，这倒颇合于驱逐山魈的原意，平氏祭簿上没有，大概是特别的一种家风吧。
八二 祝文
《平氏祭簿》所记上坟用三牲为鹅，鱼，肉，这里值得注意是有鹅而不是鸡，普通祭祀总是用特鸡的。乡下风俗上坟时必须用熏鹅，不知道是什么道理，这据《越谚》上说是斗门市名物，但别处也都能做，其实与北京的烤鸭子差不多，只是鹅不能像鸭那么养得肥，所以皮虽然也香脆，吃的还是那肉，用酱油醋蘸了吃，实在是很香甜的。《祭簿》上又有祝文，祭后土即山神的和祭祖先的各一篇，上边录有全文，是很好的例子。其一云：
“维年月日，信士平某敢昭告于某地后土尊神之位前曰，惟神正直聪明，职司此土。今某等躬修岁事于几世祖考某某府君几世祖妣某氏太君之墓，惟时保佑，实赖神庥，敢以牲醴，用申虔告。尚飨。”其二云：
“维年月日，考宗孙某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几世祖考某某府君几世祖妣某氏太君之墓前曰，呜呼，岁序流易，节届清明，瞻拜封茔，不胜永慕。谨具牲醴，用申奠献。尚飨。”这两篇文都简要得体，祭祖先的一篇尤其朴质可取，而且通用于各地的祖坟，尤有意思。大抵祭祀原是仪式，须要庄重，因此仪文言动也有一定规律，乃得见其整肃，这祝文或祭文程式的一致，我想即其一端。庚子年日记三月初九日下，记“往梅里尖，为六世祖韫山公之墓，余与鸣山叔赞礼，祭文甚短，每首只十数句耳”。因此可知上代办法亦是如此，虽是一处单用，文句也还简单，不像后来的繁缛，如致祭佩祭所用的那么样，这些文章都已忘却了，只记得乌石头的祭文中有云，“山绕龙山，石蟠乌石，”声调响亮，文词华丽，却反失了诚实与庄严，不大合式了。
说到乌石头，令人联想到一件旧的悲剧来，鲁迅的小说《祝福》中说祥林嫂的小儿子在门口剥豆，给马熊拖去吃了，这实在乃是乌石头坟邻的女人的事情，她因此悲伤至于“眼睛哭瞎”了。大概鲁老太太曾经听见那女坟邻亲自对她讲过，所以印象很深，直到晚年提起来时还是为之惨然，近年我遇到在浙江大学教书的同乡，说抗战时住在山里，一个小孩为马熊所拖去，这更令我不能忘记，因为那比乌石头的事情又要迟五十年了。
八三 山头的花木
在旧时代里，上坟时节顶高兴的是女人，其次是小孩们。从前读书人家不准妇女外出，其唯一的机会是去上坟，固然是回娘家或拜忌日也可以出门，不过那只是走一趟路，不像上坟那样坐了山轿，到山林田野兜一个圈子，况且又正是三月初暖的天气，怎能不兴会飙举的呢？小孩们本来就喜欢玩耍，住在城市里的觉得乡下特别有趣，书房里关了两个月，盼望清明节的到来，其追切之情是可以想象得来的。但他们的要求也只是游玩而已，乡下儿歌有云，“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虽然说得很好，却是成人替他们做的，因为这不能说是儿童的本心。某处地方有俗谚云，“花不如团子”，我觉得可以接续一句云，“女人不如花”，这至少在上坟船里的小孩们是可以如此说的。
查阅旧日记，见上坟记事中多记花本事，这与我的记忆是相符合的。如己亥三月往调马场，拔得刺柏四株，杜鹃花三株，折牛郎花数枝而回。十月往乌石头，拔得老弗大二三十株，此系俗名，即平地木，以其不长大故名，高二三寸，叶如榛栗，子如天竹，鲜红可爱，至冬不凋，乌石极多，他处亦有之。庚子三月日记云，“正月中旬往调马场拜坟岁，杜鹃花不多见，虽枝叶甚繁，而作花者只寥寥一二株，余家一树自去年十一月起烂熳不绝，至二月杪始毕，而今又复蓓蕾盈枝，亦一奇也。”田野间无花木可采取，妇孺多去拔田里的草紫，此本系肥料，故农夫也不很可惜，小孩采花朵作球，红紫可观，大人取茎叶用腌菜卤煮，味略如豌豆苗。旧作《儿童生活诗》之八云，“牛郎虽好充鱼毒，草紫苗鲜作夕供，最是儿童知采择，船头满载映山红。”注云，“牛郎花色黄，即羊踯躅，云羊食之中毒，或曰其根可以药鱼。草紫即紫云英，农夫多植以肥田，其嫩叶可瀹食。杜鹃花最多，遍山皆是，俗名映山红，小儿折取玩弄，或掇花瓣咀嚼之，有酸味可口。”
八四 上坟船里
上坟这事中国各处都有，但坐船去的地方大概不多，我们乡下可以算是这种特别地方之一。因为是坐船去，不管道路远近，大抵来回要花好大半天的工夫，于是必要在船上喝茶吃饭，这事情就麻烦起来了。据张宗子在《陶庵梦忆》卷一上所说，明末的情形是如此的：“越俗扫墓，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帻船，男女分两截坐，不座船，不鼓吹。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座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畅饮，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游庵堂寺院及士大夫家花园，酒徒沽醉必岸帻嚣嚎，唱无字曲，或舟中攘臂与侪列厮打。”在二百多年后的清末，情形也差不多，据过去的记忆，庵堂寺院并不游玩了，但吃上坟酒时大抵找一处宽适地方停泊，乌石头就在那山村河岸，龙君庄则到相距不远的百狮坟头去，《儿童生活诗》中有一首云：“扫墓归来日未迟，南门门外雨如丝，烧鹅吃罢闲无事，绕遍坟头数百狮。”注云，“百狮坟头在南门外，扫墓时多就其地泊舟会饮，不知是谁家坟墓，石工壮丽，相传云共凿有百狮，但细数之亦才有五六十耳。”调马场因路远，下山即开船，所以只能一面摇着船，一面吃着酒了。
船里叫号打架的事情从来没有，大家倒都是彬彬有礼的。大概是光绪丙申的春天，在拜坟岁的船中椒生发议各诵唐人诗句中有花字的，那时在三味书屋读书，先生每晚给讲《古唐诗合解》，所以记得不少，陆续背出了许多。三月乌石头扫墓，日记上记有仲翔口占一绝云，“数声箫鼓夕阳斜，记取轻舟泛若耶，双桨点波春水皱，清风送棹好归家。”数日后往龙君庄，伯仲翔诸人共作《越城鄙夫扫墓竹枝词》，惜诗未记录。又有一回不记何年，中房芹侯在往调马场舟中，为鲁迅篆刻一印，文曰“只有梅花是知己”，石是不圆不方的自然形，文字排列也颇好，不知怎地钤印出来不大好看。这印是朱文的，此外还有一块白文方印，也是他所刻，文曰“绿杉野屋”，似乎刻的不差，这两颗印至今还保存着，足以作为这位多才多艺而不幸的廿八叔祖的纪念。
八五 祝福
祝福的名称因了祥林嫂的故事而流通于中国全国了，但是在年底有这祝福的风俗的地方可能很不少，至于通用这祝福的名称的恐怕就不很多了吧，《越谚》卷中风俗部下云“作福”，注云，“岁暮谢年祭神祖名此，开春致祭曰作春福。”乡下读祝字如竹，但这里特别读如作，不过这还是祝而不是作字，因为旧时婚礼于新夫妇拜堂时请老年人说几句吉语，如多福多寿多男子之类，亦称曰作寿，可以为证，至于为什么不称祝福而称祝寿，原因不明，或者由于与祭名重复，又或者那老人是代表南极仙翁的，所以着重在寿，也未可知。《清嘉录》卷十二有过年一项云：
“择日悬神轴，供佛马，具牲醴糕果之属，以祭百神，神前开炉炽炭，俗呼圆炉炭，锣鼓敲动，街巷相闻，送神之时多放爆仗，谓之过年，云答一岁之安，亦名谢年。”注引《说文》云，“冬至后三戌为腊，腊祭百神，”这是很对的，与《越谚》注的谢年说亦相合，但乡下称为祝福，则于报谢之外又重在将来的祈求了。
依照百草园的旧例，这事也由值年者主办，因为事关合台门的六房，须得联合举行，所以规定每年一房轮值，职务是主持祝福，除夜接神，元旦送神，新正五天布施乞丐，到第六天就再也没有他的事了。大概在送灶之后，由值年房预先规定一天，通知各房，到那一天的午前托付工人砍取新竹筱，缚长竿上，掸扫大厅，那就是挂着“德寿堂”匾的地方，周氏旧称宁寿堂，什么时候改为德字虽不可知，总当在道光初年因为避讳之故吧。随后又取一两担水来，将地面冲洗干净，偏向檐口放上四张八仙桌，到了后半夜即是次日的时辰已到，各房把三牲鸡鹅肉加活鲤鱼搬来陈列了，香烛爆仗茶酒盐腐以及神马由值年房置备，各房男子齐集礼拜。照祭神的例，桌子须看木纹横摆，与祭祖相反，叫作横神直祖，拜时也与祭祖不同，却在神马后面向着外边行礼，只拜一遍，焚化元宝（这与太锭都只用于神祇，有金银两色，祭祖用的是银锭，用锡箔折成的名锞子），燃放爆仗，这祀典就算完成了。小孩参加的在家里可以吃到小碗鸡汤面，这是鼓励他半夜起来的东西，但这所谓小孩大抵也须得十多岁才行。
八六 分岁
除夕在乡下称为大年夜，亦称三十日夜，大人小孩都相当重视，不过大人要应付账目，重在经济方面，还是苦的分子为多，所以感觉高兴的也只有儿童罢了。这一天的行事大抵有三部分，一是拜像，二是辞岁，三是分岁。拜像是筹备最长，从下午起就要着手，依照世代尊卑，把先人的神像挂在墙上，前面放好桌子，杯筷香炉蜡烛台，系上桌帏，这是第一段落。其次是于点上蜡烛之后，先上供菜九碗，外加年糕粽子，斟酒盛饭，末后火锅吱吱叫着端了上来，放在中间，这是最后的信号，家主就拿起香来点着，开始上香，继以行礼了。这行礼只有一次，也不奠酒，因为祖先要留在家里，供奉十八天，所以不举行奉送的仪式。神像是依世代分别供奉的，所以桌数相当的多，假如值年祭祀也都在本台门内，那么一总算起来共有五桌，在伯宜公去世后又多添了一桌了。这还是说的直系，有时候对于诚房的两代也要招呼，则仆仆亟拜，虽是小孩不大怕疲劳，却也够受的了。这之后是辞岁，又是跪拜，而且这与拜年不同，似乎只限于小辈对尊长施礼，平辈的人大抵并不实行。压岁钱大概即是对于小辈辞岁的酬劳，但并不普遍，给的只是祖母和父母，最大的数目不过是板方大钱一百文而已。
分岁所用的饭菜与拜像用的祭菜一样，仍是十碗头，其中之一是火锅，称曰暖锅。暖锅里照例是三鲜什锦，此外特别的菜有鲞冻肉，碗面上一定搁上一个白鲞头，并无可吃的地方，却尊称之曰“有想头”，只看不吃，又有一碗煎鱼也是不吃的，称作“吃过有余”。处州的菉笋，米泔水久浸，油煎加酱醋煮，又藕切块，加白果红枣红糖煮熟，名为“藕脯”，却读若油脯，也是必要的，盖取“偶偶凑凑”之意云。最特殊的是年糕之外必配以粽子，义取“高中”，这种风俗为别府所无，说也奇怪，到了端午却并不吃粽子，这个道理我至今还不明白。粽子都是尖角的，有极细尖的称“尖脚粽”，又有一大一小或一大二小并裹在一起的叫作“抱儿粽”，儿读作倪，大抵纯用白米，不夹杂枣栗在内。
八七 祭书神
除夕夜里有些人家实行守岁，这是一种古风，也觉得有意思，但实行有困难，明日新年很有些事情，昏昏沉沉的怎么弄得来。小孩们在吃过年夜饭之后，大抵只在守岁的大红烛底下玩耍一会儿，等分到了压岁钱，便预备睡觉，到明朝一觉醒来，在枕上吃橘子，依照阿长的嘱咐说“恭喜恭喜”了。
旧日记从戊戌年写起，戊己两年的除夕没有什么特别记事，庚子年的稍详，文曰，“晴，下午接神，夜拜像，又向诸尊长辞岁，及毕疲甚。饭后祭书神长恩，豫才兄作文祝之，稿存后，又闲谈至十一点钟睡。”祭书神文如下：
“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会稽戛剑生等谨以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而缀之以俚词曰：”
“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缊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华筵开兮腊酒香，更点点兮夜长。人喧呼兮入醉乡，谁荐君兮一觞。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缃旗兮芸舆，挈脉望兮驾蠹鱼。寒泉兮菊菹，狂诵《离骚》兮为君娱。君之来兮毋徐徐。君友淬妃兮管城侯。向笔海而啸傲兮，倚文冢以淹留。不妨导脉望而登仙兮，引蠹鱼之来游。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若弗听兮止以吴钩，示之《丘》《索》兮棘其喉。令管城脱颖以出兮，使彼惙惙以心忧。宁召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
八八 茶水
这里详细叙述乡下的风俗，如婚丧及岁时仪节，不是我的本意，实在也在能力之外，因为有许多事体都已忘记，或是记不清了，家中现在又以我为最年老，此外没有人再可以请教，所以即使想要这样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所想做的只是把生活的细微的几点，以百草园的情形为标准，再记录一点下来，这第一件就是关于饮食的。
同是在一个城里或乡里，饮食的方式往往随人家而有差异，不必说是隔县了。即如兴房旧例，一面起早煮饭，一面也在烧水泡茶，所以在吃早饭之前就随便有茶水可吃，但是往安桥头鲁家去作客，就大不方便，因为那里早晨没有茶吃，大概是要煮了饭之后再来烧水的。在家里大茶几上放着一把大锡壶，棉套之外再加草囤，保护它的温度，早晚三次倒满了，另外冲一闷碗浓茶汁，自由的配合了来吃。夏天则又用大钵头满冲了青蒿或金银花汤，等凉了用碗舀，要吃多少是多少。平常用井水煮饭做菜，饮料则用的是天落水，经常在一两只七石缸里储蓄着，尘土倒不要紧，反正用明矾治过，但蚊子的幼虫（俗名水蛆）却是不免繁殖起来，虽然上面照例有两片半圆的木板盖着。话虽如此，茶水里边也永看不见有煮熟了的水蛆，这理由想起来也很简单，大抵打开板盖，把“水竹管”（用毛竹一节削去大部分外皮，斜刺的装一个柄，高可五寸，口径二寸余的舀水竹简）放进水里去的时候，嗗咚一下那些水蛆都已乱翻跟斗的逃开了，要想舀它也不容易。向来习惯只吃绿茶，请客时当然也用龙井之类，平时只是吃的一种本山茶，多出于平水一带，由山里人自做，直接买卖，不是去问茶店买来的。绍兴越里的茶店都是徽州人开的，所卖大概都是徽杭的出品，店伙对客人说绍兴话，但他们自己说话便全用乡谈，别人一句都听不懂了。
八九 饭菜
隔着一条钱塘江的杭州，每天早晨大都吃水泡饭，这事便大为绍兴的老百姓所看不起，因为他们自己是一天三顿煮饭吃的。每顿剩下来的冷饭，他们并不那么对付的吃了，却仍是放到锅（本地叫作镬）里同米一起煮，而且据说没有这个便煮不好饭，因为纯米煮成的饭是不“涨”的。因了三餐煮饭的关系，在做菜的方法上也发生了特别的情形，这便是偏重在蒸，方言叫作熯，这与用蒸笼去蒸的方法不同，只是在饭锅内搁在“饭架”上去，等到生米成为熟饭，它也一起的熟了。
普通的家常菜顶简单而又是顶重要的是干菜，腌菜，霉苋菜梗，其次是红霉豆腐与臭霉豆腐。干菜这里所说的是白菜干，外边通称为霉干菜，其实并没有什么霉，是整棵的晒干，吃时在饭上蒸过，一叶叶撕下来，就是那么咬了吃，老百姓往往托了一碗饭站着吃着，饭碗上蟠着一长条乌黑的干菜。此外有芥菜干，是切碎了再腌的，鲜时称备瓮（读作佩翁）菜，晒干了则名叫倒督菜，实在并不倒督，系装在缸甏里，因为它是怕潮湿的。腌菜也用白菜，普通都是切段蒸食，一缸可供一年的使用，生腌菜细切加麻油，是很好的粥菜，新的时候色如黄金，隔年过夏颜色发黑，叫作臭腌菜，又别有风味，但在外乡人恐怕不能领略，虽然他们也能吃得“臭豆腐”。苋菜梗据《越谚》卷中饮食部说，苋菜其梗如蔗，段之腌之，气臭味佳，最下饭。我的旧文章里也曾说及：“苋菜梗的制法，须俟其抽茎如人长，肌肉充实的时候，去叶取梗，切作寸许长短，用盐腌藏瓦坛中，候发酵即成，生熟皆可食。民间几乎家家皆制，每食必备，与干菜等为日用的副食物，苋菜梗卤中又可浸豆腐干，卤可蒸豆腐，味与柳豆腐相似，稍带苦涩，别有一种山野之趣。”这里的话并没有说错，但是遗漏了一点，便是腌苋菜梗要搁上些盐奶，所以它会得和柳豆腐相像，有点儿涩味。据《越谚》说，煎盐时卤漏篾缝，遇火成乳，研食味较鲜于盐云，这在柳豆腐中是不可缺的作料，但真的难得，或以竹箬包盐火烧制成，只是约略近似而已。
九〇 蒸煮
饭锅上蒸了吃的菜里，最普通的是打鸭子和柳豆腐。这柳字是假借用的，也有人写作溜，但那是一种动作，读作上声，或者应当照柳字之例，于剔手旁写一个卯字，但是铅字里没有，所以不好使用。这豆腐的制法很简单，豆腐放在陶钵内（实在乃是缸钵，因为是用做缸的土质烧成的），用五六只竹筷捏在一起，用力圆转，这就叫作柳，柳得愈多愈好，随后加研细的盐奶，或者是融化的水，蒸熟即成。这里还有一层秘密，便是柳豆腐不贵新鲜，若是吃剩再蒸，经过两次蒸熯之后，它的味道就更厚实好吃，这对于寒俭的家庭是非常有利的。打鸭子即是北京的溜黄菜，有地方叫作鸡蛋糕，本地人却很听不惯，因为点心里有这一种名称，觉得容易相混。打与柳的意思相去不远，动作也相像，不同的地方在于柳的物质多少是半固体，鸡鸭蛋的内容差不多是液体，而且乡下人俭约，碗里还要掺大半的水，用筷子可以很爽利地打去，所以这就不叫做柳了。
此外的东西我们只好简要的一说。豆腐一项，可以加上切碎的干菜去蒸，又或芋艿切片别蒸，随后与蒸过的豆腐同拌加酱麻油，芋艿也可以拌千张（即百叶）或豆腐皮，不过芋艿千张都切了丝。说也奇怪，北方也有芋头，只是没有那么的粘滑，所以就不适用，想要仿做亦不可能。茄子茭白之类便整个的放在饭里，叫作熓，熟后用手撕片，浇上麻油酱油，吃起来味道特别好，与用刀切的迥不相同。荤菜也同样的蒸熯，白鲞或鳘鱼鲞切块，加上几个虾米（俗名开洋），加水一蒸，成为很好的一碗鲞汤。鲢鱼或胖头鱼的小块，用盐腌一晚，蒸了吃不比煎鱼为差。青虾用盐干烤固佳，平常也就只放在碗内，用碟子盖住，防它跳出来，加酱油一蒸即好。大虾挤虾仁后与干菜少许，老笋头蒸汤，内中无甚可吃，可是汤却颇好，这种虾壳笋头汤大概在别处也是少见的。乡下常有老太太们吃素，但同一锅内蒸荤菜却并不犯忌，这不是没有注意到，大概因为这事牵涉家庭经济，没法改变，所以只好默认了吧。
九一 灯火
这里题目写的是灯火，但里边所包含的实在有发火与照明两个问题。在甲午前后，大概家里也已有火柴了，现今通称洋火，乡下则称自来火，第一字又或读为篦，意思是擦，可以解作擦一下有火出来吧。不过那只是用在内房里，若是厨房或是退堂后放着小风炉的地方，那还是用的打火的家伙，藤编的长形容器内放着火石，铁片，毛头纸的粗纸煤插在竹管内的，这都还清楚的记忆着。“开火”工作很不容易，如不熟练不但点不着纸煤，连火星也不大出来。乡下有一句谚语道，“一贼，二先生，三撑船，四老伻”，《越谚》注云：“此言火刀火石取火，快者一刀即着，二三四各分其人。”贼入事主家，假如点不着火，老是笃笃的用火刀敲着火石，未免要误事，这是容易了解的，教书先生为什么那么敏捷，他开火只要两刀，他的本领还超出“撑船人客”（妇孺们叫舟夫的名称）之上呢？这理由范啸风不曾说明，我也至今不得其解。老伻即是看门的人，伻读如上海的浜字，我想这或者是伯字之转也未可知，因为乡下对于帮工的人常用叔伯称呼，有如上文说及过的庆叔王甫叔。不过这类考据易涉牵强，所以这里只作为闲谈，随便说说罢了。
洋油灯自然也早有了吧，但据我的记忆所及，曾祖母不必说，祖母房里在辛丑年总还是点着香油灯的。这灯有好几种，顶普通的是用黄铜所制，主要部分是椅子背似的东西，头部宽阔，镂空凿花，稍下突出一个铜圈，上搁灯盏，底部是圆的铜盘，高可寸许，中置陶碗，承接灯盏下的滴油，以及灯花余烬等。这名叫灯盏，又一种可以叫作灯台，大抵是锡做的，形如圆的烛台，不过顶上是一个小盘，搁着油盏而已。曾见过一个磁的灯台，承油盏的直柱只有二寸高，下面即是磁盘，别有一个圆罩，高七八寸，上部周围有长短直行空隙，顶上偏着开一孔，可以盖在灯上，使得灯光幽暗，只从空隙射出一点来，像是一堵花墙，这是彻夜不灭灯时所用，需要亮光时把罩当作台，上边搁上灯盏，高低也刚适合。这东西在曾祖母时已用着，至少也是百年前物了，现今假如还有这样古雅的器物，固然已经不适实用，但实在做得很好，值得保存在国家美术馆里的。
九二 灯火二
上边所说的灯是不能够移动的一类，此外还有一类可以移动，即是可以拿着走路的，也需要来说一下。这里面最重要的自然是灯笼，不过那是外出时才用，假如在大门内，即使有好一段路，大抵也不提灯笼而是用别的东西的。这可能是蜡烛台，其实和灯笼差不多，只是插蜡烛的方法不同，比起灯笼来要轻便得多，但也有一个缺点，即是风吹了要流泪，所以在那时候是不很合宜的。其次是油纸拈，俗称纸拈头，大抵利用包药材的药纸，酌量需要，搓成长短大小适中的纸拈，蘸上香油，点起火来，拿在手里即是很好的手灯。这点剩了一部分，可以放在灯盏下陶碗内，下次再用，但是中途不够了的时候便没有办法，能够补救这缺点的就是这其三的所谓水蜡烛了。名称是水蜡烛，实际仍是香油灯，用黄铜作壶，约容油二两，口作螺旋，孔中出棉线灯芯，壶下短柱与底台接连，壶与台之间装一把手，以便执持。这有油纸拈的便利，即是用香油点火，禁得起风吹，不会熄灭，油量充足，又无匮乏之虞，在那时候可以说是最实用的移动照明具了。我所说的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不知道别人家是否如此，仔细回想起来，仿佛祖母房里便没有这种家伙，只有鲁老太太常在使用水蜡烛，也不记得本家的谁用过，难道这是安桥头来的系统么，这个问题现在却也无从弄得清楚了。
点用洋油灯最早的大概是伯宜公的房里，所用的洋灯也是国货，是用锡做的，略为扁圆的油壶上装着一个螺旋，可以配上“龙头”，再加玻璃罩就可以点了。不过不知怎的，关于洋油灯的印象一直很是微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大抵小时候睡得很早，后来的习惯也不在灯下做什么事情，无论用功或是游玩，所以对于灯缺少亲近的感觉，古人云，“青灯有味似儿时”，那是很幸福的经验，我却是没有。
九三 寒暑
绍兴是故乡，百草园是故居，在人情上不能没有什么留恋。但是这到底有什么好呢？那么具体的也说不出什么来。譬如说气候吧，这不能比别的地方好。冬天其实并不冷，这只要看河水不冰，有许多花木都可以在屋外过冬，有如梅花桂花，杜鹃山茶之类，这些在北京如不入花窖，也总须放到屋里去才能保存的，可以知道。但因为房屋构造的关系，门窗洞开，屋顶砖瓦缝中风雪可以进来，坐在屋里与在外边所差无几，只靠棉衣和暖炉的力量实在有点敌不过来。别的不说，手脚的冻瘃就不能免，我在民国初元乡居六年，后来住在北方经过三十多年之久，手上看不出了，脚跟上冻疮的痕迹至今还是存在，这是一个显明的例证。冬天睡在床上半夜里的冷醒，与夏天半夜里的热醒，都是极平常的事，不说也罢，单讲夏季的蚊子就很受不了，这不但非铁纱门所能防，恐怕“滴滴涕”也有点应付不过来。房间高大，几乎每一立方寸的空间都飞着蚊子，黄昏蚊市中行走，嘴不闭好固然有蚊子会得飞进几个去，就是不给它这机会，也要在眼睛鼻头上乱碰，这时间喷药水要几何才能有效呢？乡下的土法子是点“蚊烟药”，它的方法是日夜不断地放出一种烟幕，把目的物不管是人或眠床整个地包在里面，至于上下四旁任凭蚊子在空间活动，只要不能侵入烟幕里来就得。小时候的事情不算，就那六年的经验来说，正如冬天苦寒苦冻瘃一样，夏天便在苦蚊，终日钻在蚊烟里，熏得个不亦乐乎，结果还要时常被咬几口去，最初是搔和掐，搽唾沫，后来是涂阿摩尼亚水，虽然手脚上不留什么痕迹，也实在是很不愉快的事。可是在这种不讨人喜欢的气候中间，冬天的鲞冻肉与糟鸡等，夏天的笋与杨梅，真的石花，再迟下去是大菱，却都是好的，都值得记忆。因此我们或者可以说，关于故乡的回忆大抵以风俗与物产为主，地方名胜在其次，至于天时自然是最少关系的了。
九四 园的最后
百草园的事情说来很长，但是按下去说，它的历史实在是相当的短的。宁寿堂的匾额改为德寿堂，显然为了避清道光的讳，这已是十九世纪的事，即使说新台门的成立提早在嘉庆时代，也还是十八世纪末年而已。至于园的作用时间更是短了，以前以后仍是一个荒园或菜园，只有在中间这几年发挥了百草园的作用，如《朝华夕拾》中所说的，大概至多不过七八年，即自癸巳至庚子之间。鸣蝉与黄蜂，蟋蟀与斑蝥，何首乌与覆盆子，它们可能长久存在，但是如没有人和它们发生联系，那么这也是徒然的，只是应时自生自灭罢了。
新台门于民国八年如《朝华夕拾》上所说卖给了朱文公的子孙了，可是那园却早已半身不遂，也可以说被阴间小鬼锯作两爿，简直不成样子了。朱家最初住在东邻，后来逐渐向外发展，收买了王广思堂的北部，在咸欢河沿开门，接着也归并了百草园贴邻的孙家房屋。民国二三年顷，仁房的人公议出卖园地，作价一千元，让与朱家，乃于园中央筑上一堵高墙，东半部拿去不打紧，剩下的西半部也成了一长条，显得狭小，虽然种菜还是可以。东边本来有孙家的高墙，但那边大概是住宅，严密也还当然，幸而园地宽大，西边梁家交界只是泥墙，既低而又多倾圮，西南一片淡竹林映影过来，仿佛是在一个园里的样子，所以并不觉得怎么，如今碉堡似的砖墙直逼到园中心来，这园至少也总是死掉了一半了。在北伐军入北京以前，大家来往过金鳌玉桥，看见桥上靠南那一堵大墙，非常感觉不愉快，事情大小不一样，但是感觉却是很有点相像的。北海桥上的墙现今早已拆除，百草园中间的墙大概也是拆了吧，即使别的方面不能恢复原状，这一点却是必要的，因为在《朝华夕拾》上，在我这文章上所说的都是整个的百草园，中间是没有什么间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