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律师执业风险

    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经说过：法律职业的要求之一是，在对法律行业保持热忱的同时，必须每时每刻对该职业的风险性有深刻的认识。

    没错，律师面临的执业风险具有多样性，云南昆明曾经就有一位王一冰律师，从事法律工作已经20余年，在一次刑事辩护中，因涉嫌伪证罪被批准逮捕，虽然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结果认为：王律师妨碍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的依据不足，最终驳回了起诉，王律师被无罪释放，但王律师已经被逮捕关押了2年。精神和生活受到严重摧残的王律师贫病交加，心灰意冷，看破红尘，断然出家，从律师变成了法师。

    虽然出家一年后，王律师在当地政法委、省司法厅领导的劝说，及律所的盛情邀请之下，重新回到了律师的队伍，但以小见大，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类似这样的风险只是冰山的一角，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与律师们擦肩而过的花式执业风险。

    律师面临的执业风险具有多种情形和原因，但归结到法律后果上，常见的有如下三种类型。

一、被追究民事责任的风险

    这是发生频率最高的风险类型。律师每天都在提示客户法律风险，却常常忽视自己业务行为的风险性。疏忽的不仅是年轻律师，有时连资深律师或合伙人都难以避免。这不是资历的问题，而是风险意识的问题。

    在业务过程中，涉及交易结构、交易金额等商业性的安排，必须征得客户书面确认，提供的相关建议着重在文书和电邮中明确仅作为决策参考，不作为决策依据。涉及需要律师明确发表意见的事宜，必须核查相关材料，获得第一手资料，不可直接听信一方陈述，更不可使用“据客户所说”或“据我们所知”这样无法反映核查过程的表述。此外，慎重对待文件原件。核查原件需客户或相关方在场，核查完毕及时返还。如非必要且急迫，尽量不要收取或保管原件。重要文件交接时，签署文件交接清单作为交付确认的依据。

    客户虽是律师的委托方，在处理委托事项上与律师立场一致，但业务行为稍有不当，双方就会陷入对立。基于未尽勤勉尽责之义务、法律文书失实、原件丢失等原因，律师被客户起诉，要求赔偿损失的案例比比皆是。严重的，损失赔偿额甚至超过律所一整年的律师费收入。

二、被给予行政处罚的风险

    行政处罚的风险主要来自监管部门，如司法局或证监局。

    2010年6月修订施行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是依据《律师法》和《行政处罚法》制定的对律师和律所的执业活动进行监督的规范性文件。该文件集中展示了对律师应予处罚的违法行为，并对《律师法》中多处行为表述作了进一步细化，堪称律师“行政处罚小红书”，值得认真通读，以知晓执业红线。

    此外，各地司法局会在官网上公开对律所或律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里有律师在业务实践中真实的违法行为，堪称律师“行政处罚大集锦”，值得闲暇时浏览，了解执业生态。以北京司法局为例，在其官网“政务公开”一栏的诚信记录项下，可以查阅行政处罚决定书。自2019年1月1日至3月31日，北京市司法局公示了12项行政处罚决定。其中，针对律师个人被处罚频率较高的，为私自收取委托代理费的行为。

三、被施以刑事责任的风险

    说到刑事责任，最容易让人想到的是律师伪证行为，即《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但此罪名适用于刑事诉讼中，是刑辩律师的头顶大棒，非诉律师涉及此罪名的可能性较小。

    就非诉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行为而言，易触发刑事责任的是《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公司法》第219条和《证券法》第202条都对专业机构弄虚作假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设置了罚则，并与《刑法》无缝对接。《刑法》第229条针对的就是包括律师在内的中介组织及其人员，如资产评估师、注册会计师或审计师，在业务过程中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需情节严重），或者出具的证明文件重大失实（需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前者主观上是故意，面临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的刑事责任；后者主观上是过失，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刑事责任。

    当然，只要你是律师，无论刑民，诉讼非讼，还要警惕虚假诉讼罪这个大棒。前些年，为了促进我国商标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家对注册驰名商标的企业有多达100万元的奖励，然而“注册驰名商标”的前提条件是商标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了争议纠纷。于是，就有律师“协助”企业制造虚假的商标争议纠纷，最终几年前赚的盆满钵满，几年后因虚假诉讼罪锒铛入狱的律师也大有人在。

    除了以上3个方面，律师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有时还会面临人身伤害、名誉受损等风险。

    可见，从事律师职业，不仅要钻研自己的业务能力，还得控制自己内心的欲望。因为有的风险并非来自不专业、不审慎，而是面对诱惑、利益时无穷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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