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苏莱曼一世（苏莱曼大帝）

早年即位

（一）苏莱曼一世是塞利姆一世之子，1494年11月6日出生于黑海之滨的特拉布宗。苏莱曼一世7岁时被送往君士坦丁堡托普卡珀宫的皇家学校学习科学、历史、文学、神学和兵法，他年轻时与一名奴隶易卜拉欣结下友谊，日后易卜拉欣成为苏莱曼大帝最信任的顾问之一。苏莱曼一世自幼接受传统的伊斯兰教教育，信奉逊尼派教义，遵行哈乃斐学派教法。1509年苏莱曼一世祖父巴耶塞特二世派往克里米亚的卡法担任任总督，从17岁开始苏莱曼一世先后担任卡法和马尼萨的总督，并在奥斯曼帝国故都埃迪尔内短期任职。苏莱曼一世的父亲赛利姆一世在位时期他代父治理君士坦丁堡和埃迪尔内，并于1517年任小亚细亚西部的马尼萨总督。1520年塞利姆一世归真后苏莱曼一世返回君士坦丁堡继位，史称苏莱曼大帝。几周后威尼斯共和国驻奥斯曼帝国公使巴尔托洛梅奥·孔塔里尼对年轻的苏莱曼大帝作下描述：“25岁的苏丹身材高挑且硬朗、外表柔弱、颈部稍长、面容瘦削、鹰钩鼻，留着一簇小胡子和少许胡须，尽管略显苍白却依然神采奕奕。他被誉为英明之主、好学之士，所有人都想受益于他的统治，他的头巾也大得出奇。”一些史学家认为苏莱曼大帝年轻时仰慕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受其影响后立志建立一个囊括东西方的帝国，这成为他日后频繁征战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思想动力。

法律改革

（一）奥斯曼帝国的最高法律是沙里亚法（或称伊斯兰教法），是伊斯兰教的至高无上法规，苏丹无权更改。不过奥斯曼帝国还有另一套被称为卡农的（法律即宗教法规），是以苏丹的个人意志而制定的，包括刑法、土地所有权法和税法等。苏莱曼大帝搜集自己之前的九位苏丹所做的全部判决，他去除对同类案例相同、重复的判决，在自相矛盾的判决中选取自认为是正确者，并颁布一部新的单独法典，这部法典还是必须要避免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法。苏莱曼大帝对法律体系的改革是为了适应帝国的快速发展，并获得大穆夫提、穆罕默德·艾布苏尤德·伊马迪的支持。 此外苏莱曼大帝还颁布新的刑法和治安法，规定一系列针对特定犯罪行为的罚款措施，同时减少死刑和断肢刑的判决。苏莱曼大帝对行政和立法体系的改革使他赢得“卡努尼”的称号，保证他身后的帝国国祚长久，这一成就足够让他之后的很多代颓废的后继者坐吃山空。

永佃制

（一）苏莱曼大帝认为农业是国家根本，农民才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唯此才是保证帝国实力的经济基础。因此要保护农民的利益，保障农民能够安心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他始终坚持这一立场。在此观念下帝国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王地经济思想——永佃制，这种制度有三个要素构成：可养活农户一家还能满足缴纳租税、两头牛以及一个劳动力充足的家庭。永佃制有许多好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但是"永久地"租给农民，后代可以继承，这样农民就会稳定下来从事生产和为国家服徭役，保障了国家税收，政府也可以有效管理农民；农民长期固定地使用王地，土地制度也会稳定下来。鉴于此苏莱曼大帝要求凡是可以用于农业的土地尽最大可能地出租给农民，同时保护佃农的耕地不被侵犯。

税收制度

（一）苏莱曼大帝常年对外用兵和在国内大搞建设，必然需要大量财政收入予以支撑，因此也在设法増加收入，如著名的“新郎税”等。 除了常规税收以外苏莱曼大帝率军经过之处常向当地进行征收，这一行为使得临时税收也成为奥斯曼帝国税收来源。除了国内税收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国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等也向帝国纳贡。苏莱曼大帝统治初期的收入有600万达克特，到他统治末期随着帝国领土的扩张收入达到800万达克特，其中包括矿税、盐税和附庸国家的贡赋。

土地改革

（一）苏莱曼大帝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土地类型根据其法律性质可以分为四类土地：第一是国有土地，这类土地属于帝国，不允许出卖、抵押和赠与，而且土地的继承权受到限制。第二是个人所有土地，第三是义产土地，这类土地通常由一名托管人管理。第四是未利用地，这类土地或是森林、沼泽、荒漠以及被抛弃很久无人开垦而被荒废。封建采邑在苏莱曼大帝时期极为重要，当时苏莱曼大帝特别注重对封建采邑的管理，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大采邑的分封权收归中央，解决大采邑领主过度占有土地问题。奥斯曼帝国分封采邑的一个原则是满足领主需要，但在苏莱曼大帝之前这一原则就已经遭到破坏，大量的采邑土地被无限制的继承，同时地方政府不仅无视这一原则还频繁地批准领主获得新止地请求。土地所有权的变动脱离控制，不仅不利于帝国对土地的管理，也侵害苏丹的权威。对此苏莱曼大帝发布一道政令重申地方政府只有权授封小采邑土地，大采邑批准权收归中央或苏丹本人，违反此令者将受严惩。在改革过程中苏莱曼大帝特别关注采邑上的基督徒农民的状况，他确定他们应缴纳的什一税和牲口税以提高生产积极性，同时还提高他们的地位，使他们逐渐脱离农奴或雇农的悲惨境地。这一措施吸引大量的基督教农奴从欧洲涌进奥斯曼帝国，显然相比于同时期的欧洲苏莱曼大帝的政策具有一定的相对优越性。

（二）苏莱曼大帝允许封建骑兵将闲置的庄园出租，在苏莱曼之前帝国常常封赏给骑兵们带有葡萄园、果树、牧场、磨坊的封建庄园，但是骑兵们常年跟随苏丹在外打仗无暇打理，也得不到充分的收入，常常将庄园出租以获取租金来为自己提供给养。后来一些土地调查者将这种情况上报给中央，中央政府发现这种权宜之计不仅解决骑兵频繁参与战事与有效管理庄园相矛盾的问题，而且出租获得的收益还相对要高些，对骑兵们非常有利，于是苏莱曼大帝对此采取默许态度。

（三）苏莱曼大帝对于在西帕希（从苏丹手中领取采邑为服兵役报酬的骑兵）的土地上工作的帝国非穆斯林臣民（主要是基督徒）的处境予以特殊关注，他特别颁布针对非穆斯林臣民的法典，对向非穆斯林征税的管理法规进行改革，把他们的地位提高到农奴之上，使得国外的基督徒农奴移居到奥斯曼人的土地上以从改革中获利。苏莱曼大帝也在保护犹太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为接下来几个世纪内对帝国境内犹太人的保护做出榜样，1554年苏莱曼大帝在自己最宠幸的内科和牙科医生、西班牙犹太人摩西·阿蒙的建议下颁布敕令，正式废除反犹太人的血祭诽谤，除税收之外声名狼藉的官员很可能会被苏丹没收土地和财产。

工程建设

（一）苏莱曼大帝在位时在君士坦丁堡开展一系列工程建设，包括桥梁、清真寺、宫殿以及各种慈善和公益设施，期望君士坦丁堡能成为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其中最伟大的建筑是由苏丹的首席建筑师科查·米马尔·希南设计建成的，这些建筑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建筑艺术达到顶峰。希南在全国负责设计超过三百座建筑，包括他的两座代表性建筑：苏莱曼大帝时期建造的君士坦丁堡的苏莱曼清真寺和苏莱曼之子塞利姆二世时期建造的埃迪尔内的塞利米耶清真寺。苏莱曼大帝还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萨赫莱清真寺和耶路撒冷城墙，修缮麦加的克尔白，并在大马士革建造一座建筑群。

教育改革

（一）教育也是苏莱曼大帝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苏莱曼大帝时代由宗教基金资助的清真寺附属学校为男性穆斯林学生提供一个充分自由的教育环境，优于同时期的基督教国家。在苏莱曼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小学的数量增加到14所，那里教学生们阅读、写作和伊斯兰教教义。小学毕业后如果学生们想接受更进一步的教育可以进入8所伊斯兰学校中的一所深造，在那里学习语法、形而上学、哲学、天文学和占星学。更高级的伊斯兰学校相当于大学级别，那里的毕业生可以成为伊玛目或教师。教学中心往往是围绕清真寺庭院的众多建筑之一，清真寺周围其他服务大众的建筑设施包括图书馆、食堂、喷泉、厨房和医院。

罗德岛围攻战

（一）1521年苏莱曼大帝镇压一场由大马士革总督领导的叛乱，不久后便开始一系列军事征服。苏莱曼很快就做好征服匈牙利王国重镇贝尔格莱德的准备，这也是他祖父穆罕默德二世的未竟事业。在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拜占庭人相继失败后匈牙利人成为阻止奥斯曼帝国向欧洲内陆扩张的惟一难以对付的力量，而攻占贝尔格莱德是消灭匈牙利人的关键所在。1521年8月苏莱曼大帝率军围攻贝尔格莱德，并从一座多瑙河中的岛屿上接连向城内发射重炮。这时贝尔格莱德的守军仅有700人，匈牙利王国也没有派兵增援，于是被土军轻松攻克。基督教世界的重镇贝尔格莱德陷落的消息很快传遍欧洲，通往匈牙利和奥地利的道路被土军打通了，这时苏莱曼大帝却将注意力转移到医院骑士团的大本营——东地中海的罗得岛。医院骑士团在安纳托利亚和累范特近海的海盗活动长期困扰着奥斯曼帝国，1522年夏天苏莱曼大帝凭借父亲塞利姆一世留下的海军优势派400艘战舰进攻罗得岛。苏莱曼大帝之所以首选罗德岛为目标就是希望拔除基督教力量深深插在穆斯林世界的钉子，以岛屿为中心的医院翰骑士团经常出动海盗船频繁袭击黎凡特沿海的穆斯林船队，这不但对穆斯林国家的商业造成极大干扰，让从事海上贸易的阿拉伯商人损失惨重。同时奥斯曼人也将罗德岛视为其扩张到地中海各地的首要障碍，虽然他们拥有北非的巴巴里海盗且海军拥有经验丰富的水手和出众的操船技术，但陆军部队则有不少分布在欧亚两地，所以一旦需要兵合一处就逃不过罗德岛人的监视和威胁。无论向西入侵匈牙利还是向东进入西亚各地，罗德岛都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早在1480年奥斯曼人曾经发兵攻打过罗德岛，岛上的医院骑士团依靠中世纪晚期的堡垒技术成功将奥斯曼人拖到崩溃，所以苏莱曼决定在自己的首次大规模对外用兵前组织更多更精悍的力量。

（二）提起奥斯曼军队西方记述者描述的第一印象总是可怕的数量，维也纳人摩洛西尼就无不恐惧的说：“西方的君主们即使花费1500万金达克特也无法维持奥斯曼苏丹的大军。”的确西方的君主们为了战争经费需要向封臣、大领主和市民们威胁利诱，而凭借东方式的战争体系的奥斯曼君主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召集总数超过10万的大军，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争取在集结期限前的几个星期集结完毕。

这样庞大的军队里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优秀骑兵固然很多，精锐步兵也不少。步兵中坚的耶尼切里近卫步兵（苏丹亲兵）的兵源来自地方上进贡的基督教男孩，他们常年在军营里严酷训练。耶尼切里近卫步兵不仅是优秀的弓箭手、弩手、火枪手和炮兵，土工作业技能也比大部分西方步兵优秀，最明显的特色是腰间别着一把铲子。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曾经嘲笑耶尼切里近卫步兵和英国步兵相比更像是挖煤工，却被人提醒道：“不可以忘记正是这些挖煤工从西方人手中夺取了那些著名的要塞。”

作为攻城先锋的志愿者体现奥斯曼军队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旺盛的士气，这些义勇军武装很少，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冲在攻城队伍的最前端。他们没有军饷，却承担守城方最猛烈的打击，大部分人都死在壕沟里或者工事外围中，他们惟一的希望是在攻破城墙后跟随耶尼切里进城掠夺战利品。要做到这样的士气高昂没有非凡的勇气和狂热的宗教热情是不可想象的，但真正的原因还是贫穷，这些炮灰部队的来源基本上就是国内的赤贫阶层，正是这些无所畏惧的义勇军是帮助奥斯曼军队屡屡攻克坚固城塞的关键。他们还承受来自守军方向的大部分火力，从而为真正的精锐占领城墙缺口并提供掩护。

奥斯曼军队的炮兵在质量和数量都称得上是欧洲之冠，各种专业的攻城炮里有可以摧毁城墙的巨型青铜炮，也有可以破坏房屋的臼炮，还有专门用来压制城墙守军的小型火炮。在罗德岛攻防战中炮兵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岛屿的坡度和视野也让奥斯曼火炮无法集中火力将防御薄弱的城墙的一段进行摧毁。

（三）1522年罗德岛上的医院骑士团大团长亚当手下的全部兵力为311名骑士、随军步兵500名，支援他们的是500名见习修士和550名来自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水手，这样专业的守军合计1861人。如果再算上战争时动员的罗德岛男性居民，那么守城的部队将接近7000人，此后医院骑士团的指挥官们就依靠这么一支小的部队对抗10万训练有素的土军。1522年6月奥斯曼舰队进入除科斯岛和罗德岛之外的所有十二群岛地区，由于兵力有限医院骑士只能放弃外围工事，退守罗德岛主城堡，这给奥斯曼人在海盗西边从容登陆的可能性。虽然骑士团会出击阻拦敌人的登陆，但是整体于事无补。

罗德岛的城堡防御系统自医院翰骑士团占据岛屿以来几经改造，尤其是当地在数十年之前还经历了大地震，原有的城墙和工事大多垮塌。此后经过重新整修的城防系统更加具有现代色彩，骑士团大团长亚当通过教皇的关系延聘到意大利顶尖的建筑设计师加布里埃利·塔蒂尼对罗德岛的城防系统进行升级。16世纪初期正是各种技术发展飞速的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意大利城防系统代表正在崛起的西式城防系统的最高水平，其典型特征是为了避免火炮轰击而主动降低城墙高度，并加宽加厚城墙以承受炮弹的轰击，具有一定斜度的胸墙来防御炮弹造成的附加损伤。主城墙和城门外的圆堡和十字堡，随处增加的火枪射击孔和城防炮平台，这一切都被塔蒂尼继承到罗德岛的防御体系里。

罗德岛市区的主城墙分为8段，由8个来自不同国家的骑士分别看守。雄据港口去的圣尼古拉斯堡是一座武装良好的棱堡，遮护住城市的北面。城市的主墙外有一道外护墙，并且围绕护墙挖掘了两道护城沟。由于守军兵力实在有限医院骑士团不得不彻底封死罗德市的一部分城门以节省防守兵力，另外在主城门外又加筑新的半月堡垒以增强防御。攻城战前夕医院骑士团让一队战士穿上奥斯曼服饰绑架2个土耳其俘虏回到了城中，经过严刑拷打医院骑士团得以提前知道围攻大军的兵力部署和攻击重点，随后有目的地安排守军在重点地段布防。

（四）奥斯曼人在和威尼斯争夺达尔马提亚的战斗里学会怎么对付意大利堡垒，其典型战法是先在城防炮火距离之外挖掘平行壕沟，然后在预定的火炮阵地前修筑木栅栏以防止医院骑士团的步兵出城扰乱，随后在炮兵的掩护之下工兵们分头向城门方向上挖掘堑壕以靠近城门。然而医院骑士团的炮火极为精准，防御火力覆盖到向前掘进的工兵，这让奥斯曼人伤亡惨重。但是奥斯曼帝国的人力是无穷无尽的，前一批工兵刚刚倒下后一批工兵马上挥舞铲子继续挖掘。

除了壕沟之外土军队还有隐藏在地下的坑道作业，和地表的壕沟相比这些地下的坑道更加安全、隐蔽，医院骑士团对抗坑道的办法是用斜行的坑道制造出一张地下监听网络，一旦发现地底有不寻常的动静就是用炸药予以炸毁或者开掘对进坑道，随后再挖通反坑道并派部队杀入。运用这样的战法医院骑士团摧毁50条土军挖掘的坑道，但依然阻止不住土军密集的坑道掘进。

9月4日土军将坑道挖掘到医院骑士团的英国城墙下，并用炸药在城墙上炸出直径三十尺的大洞，以志愿者为首的奥斯曼步兵迅速发起冲锋并占据城墙。9月4日到19日的城墙攻防战中体现出西方国家在和土军作战时的特点，少量受过训练的骑士在单兵素质上具有的优势，却无法赢过土军的数量优势。虽然他们不断使用反冲锋这一手段夺取失守的城墙，但越来越多的地雷爆破和城墙缺口却使得骑士左支右拙，战争的间隙奥斯曼人的狙击手给守军也造成很大的杀伤。

巨大的伤亡也使得土军精疲力尽，以至于连苏丹手下最忠诚的耶尼切里们也必须要总司令官亲自派遣督战队用刀剑压着进行冲锋。双方一直激战到10月10日，土军勉强在城墙内稳固一小块阵地。对于医院骑士团来说失去城墙的保护是致命的失败，而对于土军来说适合作战的秋天已经过去，连绵阴雨让地面变得泥泞不堪，也让士兵的衣服湿透寒冷。在关键时刻苏莱曼大帝的决定起了关键作用，他拒绝撤退并在岛上临时修筑一座城堡作为过冬地，这座城堡给医院骑士团官造成士气上的打击，因为他们原本希望冬天能迫使土军放弃进攻罗德岛。

（五）外城被攻破后医院骑士团被迫退守内城，然而对于罗德岛被穆斯林围攻的困境西方国家却显得没有多少关注。16世纪是王权兴起、宗教热情跌落的世纪，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为了意大利的霸权争斗不休，意大利各城邦也深陷两大国的夹缝中。英国在亨利八世的统治下准备兴起新的宗教，没有人愿意理睬遥远的小岛上奋战的一小批基督教骑士，而医院骑士团的努力也在渐渐被奥斯曼帝国的巨大国力所压倒。虽然医院骑士团的求救小船将危机军情带到意大利、西班牙乃至英格兰的分部，但是意大利分部的援军因为缺乏护航舰队而无法如期抵达，英格兰骑士虽然有心杀贼但是在远征路上因为风暴而葬身大海。10月10日骑士团的西班牙防区被土军打出缺口，这个缺口已经能让40名奥斯曼骑兵并肩通过，而且医院骑士团的工程师加布里埃利·塔迪尼在观察敌情时被奥斯曼人的狙击手击毙，不仅仅骑士团痛失大将，而且守军的火药和补给开始告罄。骑士团的城市内部出现巨大的矛盾和不和，城市里有希腊人、西欧人、犹太人等不同族群，这些人对于城外的围攻者的态度非常不一致。他们当中有的人主张防御，有的人和城外的敌军暗通曲款，有的奥斯曼女奴正在为同胞的大军纵火，有的穆斯林奴隶开始逃亡奥斯曼人的军营给同胞传递情报。还有一个一直在岛上充当间谍和卧底的犹太医生用弩箭给城外的围困者发射情报，被医院骑士团当场破获。在一波清查内部敌人的运动之中医院骑士团的书记、伊比利亚的骑士阿马拉尔被指控为叛国通敌罪，这无疑进一步打击医院骑士的士气和内部团结。10月31日一个英国医院骑士的希腊妻子安娜塔西亚认为守城无望便杀死自己的两个孩子，身披亡夫的铠甲杀入敌阵，最后英勇战死，这为守军的抵抗蒙上一层心理阴影。

罗德岛的末日虽然已经不远但苏莱曼大帝的精力也被漫长的战争消耗的差不多，他的精锐部队损失惨重，而东方蠢蠢欲动的波斯人不容他继续在小岛上多浪费时间。12月1日苏莱曼大帝派出一个热那亚使者前去试探医院骑士团的态度，希望以医院骑士团的投降换取罗德岛战役的结束。与艰难漫长的攻坚战相比谈判的时间并不长，苏莱曼大帝开出的条件非常优厚，完全保障医院骑士团的生命和尊严，让他们携带财产离开罗德岛。罗德岛居民在五年内免除一切赋税，并且不需要全体居民改信伊斯兰教，也不会将教堂改建为清真寺。相比起奥斯曼人在此之前签订的任何一款条约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宽容，自然这也反映苏莱曼大帝急于结束罗德岛战事的心情。另一方面罗德岛的居民们也恳求医院骑士团不要再坚持战斗，因为居民们遭受的苦难已经差不多到了极限。11月20日以大团长亚当为首的医院骑士团接受投降条款，所有骑士徒步出城向苏莱曼大帝投降。罗德岛围攻战以奥斯曼人的胜利画上句点。奥斯曼人进向地中海的道路敞开了，从此地中海变成基督教海军和奥斯曼海军竞相展现其精妙机动战术的舞台，除掉后顾之忧的奥斯曼人开始向欧洲大陆前进。

圣约翰骑士团剩余的180名骑士经过反复外交努力向神圣罗马帝国申请到一块狭小而贫瘠的新领地----地中海中心的马耳他岛，1530年医院骑士团重建为马耳他骑士团，他们针对穆斯林海军的反抗行动很快激怒了奥斯曼人。奥斯曼人调集另一支庞大的舰队开往马耳他岛，试图将马耳他骑士团赶出马耳他岛。1565年奥斯曼人到达马耳他，围攻战从5月18日持续到9月8日，马耳他岛上的大部分城市被土军摧毁，半数骑士团成员阵亡。后来西班牙军队赶来增援马耳他骑士团，让奥斯曼人损失三万人，奥斯曼人最终被迫撤退 。

摩哈赤战役

（一）贝尔格莱德战役后匈牙利王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恶化，而苏莱曼大帝解除罗得岛这一后顾之忧后便在东欧重启战端。苏莱曼大帝的父亲塞利姆一世为他打下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列祖列宗在搏杀中为他锤炼一支百战精兵，他眼下面对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使用这份丰厚的遗产。战争与扩张是奥斯曼帝国的立国之本，苏丹不仅需要新地皮的改宗领主，还是需要靠劫掠来维持信仰的圣战加齐武士，如果苏丹不能带着他们攻城略地那么统治基础就会受到损害，这点是现代人或是当时的基督教君主们很难立刻理解的逻辑。所以苏莱曼大帝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用兵，在平定大马士革的叙利亚人叛乱后又靠着庞大的军队攻克十字军在东方的最后基地——罗德岛。曾经阻挡奥斯曼帝国向欧洲腹地扩张数十年的匈牙利人也成为苏莱曼大帝新的目标，在1440年和1456年两次阻挡土军的贝尔格莱德被苏莱曼大帝一举拿下，已经衰弱不堪的匈牙利王国就此门户大开。

1526年苏莱曼大帝率军在春季开始集结，这次他们将挺进到从未深入的匈牙利平原地带，那里一直是草原游牧民族=进攻欧洲的终点，从未被以巴尔干半岛为核心的定居帝国占领过。自比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的苏莱曼大帝决定以此地为下一个前进基地，随时入主奥地利和整个德意志。此时的西欧大陆的混战正在升温，以奥地利、低地地区和西班牙为核心的哈布斯堡家族在地理上包围宿敌——法国瓦卢瓦王朝，他们还找来意大利盟友、德意志诸侯和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在战略上压缩法国。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在1525年的帕维亚战役中兵败被俘，回国后的他很快与苏莱曼大帝联盟，并唆使奥斯曼帝国在第二年入侵奥地利。匈牙利兼波西米亚国王拉约什二世在1522年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一世的妹妹玛利亚公主联姻，令匈牙利王国与哈布斯堡王朝关系更加密切，奥斯曼帝国的君臣也知道必须打破这个初期的联盟，在拉约什二世拒绝维持和平的提议后奥斯曼帝国决意出兵干预，在1526年6月一支奥斯曼远征军越过多瑙河进攻匈牙利本土。

（二）作为名副其实的欧洲盾牌匈牙利人在千年来承受着各路蛮族对欧洲的进攻，在阿瓦尔人、保加尔人和蒙古人的冲击后马扎尔人定居建立的匈牙利王国逐渐走强，并成功地成为中欧一霸。其国王还经常兼任波西米亚王国、克罗地亚和波兰王国的国王，并有资格选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在16世纪初这些辉煌已经是过眼云烟。此时的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来自欧洲古老的雅盖隆家族，但他的上位并非是其拥有先祖雅盖沃大破条顿骑士团的勇武，受够强势君主与中央控制的地方贵族在15世纪末开始选择温和的孱弱者做新的国王。拉约什二世这样的贵族公子哥就因此成为欧洲盾牌的国王，但他原本应该控制的中央集权官吏队伍，但已经被遣散，重金组建的常备部队（黑军）早已在欠饷、开小差和叛乱的三重奏之后损失殆尽。

奥斯曼苏丹也不一定会理解这种王权限制手法，国王在欧洲传统文化上最多只是保护人，甚至可以是吉祥物，像奥斯曼苏丹这样用宗教、军功和有限的封建体制强行捏合广袤领地的做法并不会受到欢迎。但奥斯曼苏丹也绝不会放过任何利用这种漏洞的机会，从鲁米利亚、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克里米亚半岛赶来的军人与辎重队伍为苏丹提供一支25万人（包括辅助、后勤人员）的庞大军队，他们将在战阵、后勤运输、情报搜集、次要战场上为君士坦丁堡的武功簿服务。

相比之下匈牙利国王的军队就少得可怜，一支5000人的克罗地亚军队开始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达尔马提亚组建，由克罗地亚伯爵克里斯托夫·法兰高宾指挥。另一支近20000人的部队（特兰西瓦尼亚军团）在瓦拉几亚集结，负责守卫喀尔巴阡山脉南部的的关口，由萨普雅·约翰指挥，但缓慢的进度让他们都错过即将开始的大战。由于匈牙利王国地理位置的关系导致土军直至在度过巴尔干山脉的时候才确定最后的攻击目标是匈牙利首都，但在这时特兰西瓦尼亚军团比土军离开布达（匈牙利王国首都）更远，有文献认为萨普雅·约翰的军队未能及时抵达，所以必须承担部分战败的责任。最后动员不了很大一部分贵族的拉约什二世只能依靠少数忠于他的直属力量和亲家哈布斯堡提供的西欧雇佣军，勉强凑出2万人的军队。

（三）1526年的西欧各地中近代军事革命已经方兴未艾，但与任何变革一样，这场从15世纪后期开始的全面军事进步并不会只以一个模式呈现给世人。拉约什二世手里最可靠的部队是几千名来自德意志诸侯和西班牙的雇佣军，他们都以近代步兵始祖瑞士人为模板建立由火枪手、长枪方阵、野战炮为核心的早期近代军队。理论上更多这样的王牌可以从临近的意大利战场上赶来，但由于财务上的考量以及考虑到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可能撕毁和约重新开启意大利战争，只有少量参加过帕维亚战役的精锐部队被派到匈牙利。

拉约什二世麾下的其他步兵主要来自德意志文化盛行的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他们一样熏陶在西欧技术进步的氛围中以火枪和钢弩为主要武器。但在骑兵文化盛行的东欧边区他们只能得到前排队长的重甲、盾牌掩护，好在他们也是不错的炮兵，昔日黑军的残余力量也大体如此。

拉约什二世的骑兵部队同样是西欧与东欧两种风格的混编，这个现象在蒙古人入侵欧洲前就已经出现，到摩哈赤战役的时代定居的德意志化贵族已经习惯和西欧同行一样身披全套板甲并策马强攻。而在边缘地区的轻骑兵则习惯灵活的打法，装备也轻便不少，拉约什二世的军队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

苏莱曼一世的军队也表现出技术进步的色彩，加尼色里近卫军步兵中已经有60%的人开始使用火枪，奥斯曼火器甚至被明朝评价为比西欧更先进。但他们的冷兵器往往不如西欧，不少地方的封建骑兵会购买或掠夺西欧板甲来护身，至于头盔、盾牌也与对手有着千丝万缕的相同，总体上讲奥斯曼士兵的近战能力比不上武备精良、身经百战的西欧精锐。

真正可怕的是奥斯曼人的动员体制，一个基督教骑士可以在不改变信仰的情况下为苏丹效力，但如果他不能建立足够的军功封地的大部分将在死后被国家没收，这样他的后代将成为穷骑士，继续靠双手获得新土地的使用权，所以这些奥斯曼地方部队在作战时的非常热情。

同样的情况几乎遍布整支奥斯曼军队，身份只是奴隶的近卫军需要靠军功获得宫廷地位，赤贫的宗教圣战者需要劫掠维持基本的生计，从克里米亚半岛赶来的蒙古轻骑兵既是履行仆从义务也是为这一年的收入做努力。在这种残酷的体制下加强奥斯曼帝国对于战争的渴望，而且军队的规模一般都会很大（虽然其中颇多缺乏战斗力的炮灰），加上得到先进武器的便利让奥斯曼人在近代早期成为欧洲人的噩梦。

（四）苏莱曼大帝围攻彼得沃登(7月12－27日)持续了两个星期，为拉约什二世召集部队赢得时间，这位国王很早就意识到奥斯曼人的威胁，并体现出可观的动员手腕。拉约什二世暗地里集结军队，随后开赴南方的莫哈奇地区，在那里他的军队增加到1.2万名骑兵和1.3万名步兵(8月15日)。此时谣传苏莱曼大帝的军队有30万人，使拉约什二世和他的一些谋士极为恐慌，但是机智的勇士托莫里大主教正确判断土军的力量，充分地分析土军的作战能力，指出土军的实际作战兵力有限，拉约什二世被这一论证折服。匈军所选择的战场是多瑙河下游一片广阔但崎岖的平原，那里有一些沼泽地。土军之前几乎没有遇上任何抵抗，当拉约什二世在布达等待开战的时候土军已经围攻数个城镇并越过萨瓦河和德拉瓦河。于是拉约什二世集合2.6万名士兵，这时土军的战斗力量则有6万人。匈军列好阵势，希望以地理上的优势将土军逐个击破。1526年8月28日苏莱曼大帝率军来到达莫哈奇平原的南边，他的轻骑侦察队发现匈军正在莫哈奇西南部平原的中心地带备战。1526年8月28－29日匈军在莫哈奇前组成三个大的方阵，左翼处在多瑙河流域的一片草地，其中未部署兵力。步兵中部署在中间方阵的前面，并编入大量的火枪手和炮兵（20门火炮）。重骑兵分队放置在三个方阵中间，其余的骑兵撤到防线后部作为预备队。苏莱曼大帝将自己的军队排列成三个横队，前面的两个横队是由亚洲各国的轻骑兵联合构成，在它们后面为骑兵机动留下一块地方。他将雇佣军和炮兵放在阵前，非正规骑兵放在两翼。6000人的亚洲各国轻骑兵分遣队被派出迂回到西面，利用起伏的山丘做掩护，计划当双方军队全面投入战斗时突袭匈军的右侧。同样熟悉巴尔干环境的鲁梅利亚军团迅速向左翼的广阔空间展开，身后的近卫军步兵开始迅速构筑简易阵地，计划执掌右翼的安纳托利亚军团则在他们之后才开始部署兵力。由于附近遍布沼泽奥斯曼人的行军非常费力，但复杂的地形也影响匈军的侦查水平。

柏尔·杜蒙尼指挥的匈牙利轻骑兵在午后便遭到渡河而来的土军的鲁梅利亚军团，鲁梅利亚军团通过猛攻一度压制对手，但自己进攻部队也被匈牙利的猛烈炮火所阻。在2点以后拉约什二世的匈军已经开始全面进攻，整支军队被布置成前后两条战线。其中匈牙利国王倚重的大量骑兵位于全军的右翼，第一线的中央则由炮兵和西欧雇佣军部队组成，左翼则是一些战斗力较差的次级骑兵，路易二世本人的骑兵分队和部分中欧步兵一起构成了第二线预备队。在确定来者正是土军的全部主力后匈军决心发起半渡而击的行动，大量来自大贵族和国王直属力量的重甲骑士以最擅长的大步冲锋碾压刚刚渡河的土军的西帕希骑兵，西帕希骑兵中既有土耳其人也有很多来自塞尔维亚、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欧洲骑兵。匈牙利右翼的猛攻让这些背教者军队开始后撤，正当匈牙利骑兵击退土军第一横队向其第二横队发起冲锋时土军的迂回包抄部队从匈军的右翼发起猛烈进攻，使其陷入大乱。然而该翼侧的进攻被匈牙利的第二横队骑兵击溃，两队匈牙利骑兵会合共同击溃土军的第二横队。

此时组成方阵完毕的西班牙-德意志步兵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前进，由于右翼骑兵的突然行动他们不得不丢下一些缓慢的大炮努力追赶，但出于队形需要他们不可能选择狂奔突进，这个致命的时间差让匈牙利人的努力付诸东流。鲁梅利亚骑兵的溃退吸引大量匈牙利骑兵的追击，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时土军的中央近卫军已经用学自捷克人的车营构筑炮兵阵地。打击土军第三横队的中部和最后横队的匈军遭奥斯曼炮兵的重大杀伤，匈军之所以没有渗透到敌军中是因为匈牙利的火炮被链条绑在一起，没有跟进部队的进攻。依然希望以快制胜的拉约什二世下令自己的一小队骑士从右翼与中央间的空隙杀出，这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标准战法，却也需要对手的配合。拉约什二世很快与左右人一起遭到近卫军火炮、火绳枪和弓弩的密集射击，匈牙利国王的英勇一度显得可圈可点，然而敌众我寡下匈军的突击力量显得太过薄弱，无法在土军坚固的阵地上打开局面。当苏莱曼麾下的德国雇佣军和奥斯曼非正规步兵发起反击时精疲力竭的匈军队崩溃、四散奔逃。，1444年的瓦尔纳战役中匈牙利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的鲁莽冲锋葬送一场大胜，1526年的摩哈赤战役中拉约什二世虽未立即战死，却也使自己的溃退带来巨大灾难。

（五）这时才迂回到土军侧翼的匈牙利骑兵也遭到近卫军与鲁梅利亚步兵阵地的火力洗礼，更糟糕的是先前败退的西帕希骑兵立即返身杀来，在他们的致命夹击下匈军右翼几乎全军覆没。同时间内渡河后立即展开的安纳托利亚与克里米亚骑兵也在土军右翼击溃弱小的匈牙利左翼骑兵，两翼齐飞的土军很快将中央的匈牙利步兵包围，此后的数小时内这些步兵以方阵硬抗对手的大军。土军以骑兵、步兵和炮兵轮番上阵。一直打到深夜才将顽强的西班牙-德意志佣兵消灭。1.5万名匈牙利士兵（1万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和1000多名匈牙利贵族战斗中被杀，土军虽只损失少量兵员但伤者甚多，因十分疲惫以至于无力追击，后来苏莱曼大帝用了三天的时间在战场上重新整理其军队。

至于在几小时前就跑路的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也在乱兵中跌入河里淹死，苏莱曼大帝指令不留下任何一个战俘的活口，于是土军屠杀2000名战俘。这次胜利并未使奥斯曼帝国得到想要的自身安全，战争意味着独立的匈牙利王国的结束，但土军在9月的撤退让匈牙利王国剩余领土被拉约什二世的妻舅、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大公斐迪南一世夺取，并通过与上任匈牙利及波希米亚国王乌拉斯洛二世签订的条约继承这片土地。奥地利控制匈牙利北部三分一土地和克罗地亚北部，而奥斯曼帝国则得到匈牙利西南部和半独立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宗主权，土军利用这些据点入侵东面仍然独立的匈牙利贵族及西北面的奥地利领地，后来更导致1529年奥斯曼军队围攻维也纳。

摩哈赤战役中远程武器部队与火药部队战胜近距离冷兵器部队，对于在东欧得到这个稳当基地的土军用钢铁洪流般的重骑兵和有效率的轻骑兵及火炮将能不断地对中欧进攻整整一个世纪，它们对匈牙利的影响始于奥斯曼帝国支持佐波尧·亚诺什对抗奥地利大公斐迪南一世，直至奥斯曼帝国于1699年签订卡尔洛维茨和约割让匈牙利为止。

（六）1526年的摩哈赤战役对于匈牙利来说是一场浩劫的开始，失去王室的贵族们发现浪漫的中世纪时代终于结束，他们将在东方专制强权与西方集权君主的撕扯下度过漫长的300年分裂期。摩哈赤战役同样是近代早期的一个缩影，部分已经踏入近代化进程的军事力量往往会被同一阵营里的中世纪遗老们拖累，匈牙利右翼骑兵的猛扑丝毫没有顾及中央步兵的速度，整个战线的断裂势必引起全局的崩溃。战争从来不是棋盘式的礼尚往来，更多时候都是一场牌局间的智斗。

奥斯曼帝国这样的东方强权总是会千方百计地引进最先进武器技术，为自己年迈的军事制度换发新生。在他们彻底被欧洲从技术和制度上甩开前还能依靠堆砌数量优势来取得胜利，至于法国这样的欧洲叛徒一直到路易十四的时代还在与其合作，更多唯利是图的商人也会毫无心理负担地为奥斯曼帝国输入新式军火。摩哈赤战役的模式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反复上演，匈牙利人的悲剧让土耳其人到17世纪后期才终尝同样的苦果，制度层面的滞后和缺失导致终有一天将无法依靠技术与数量来弥补。

维也纳之围

（一）在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和他的弟弟奥地利大公斐迪南一世的领导下哈布斯堡王朝夺取布达和匈牙利，为此于1529年率军穿过多瑙河河谷再次占领布达，并且在当年秋天兵临维也纳城下。在摩哈赤战役中苏莱曼大帝完败欧洲联军，消灭刚刚荣登大位的雅盖隆家族分支，以至于连贵为西欧一霸的法都希望能与奥斯曼结成战略同盟。此后苏莱曼大帝继续将帝国的战略重心对准西方，意图从中部平原直插欧陆腹地。当时的大部分匈牙利地方贵族也因这些巨大变故而分为两派，其中就不乏选择投靠奥斯曼的东部阵营。但西部阵营基于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传统更倾向于投靠有神圣罗马皇帝头衔的哈布斯堡家族，这就为奥斯曼苏丹的扩张策略带来重大麻烦，进而演变为两大罗马皇权继承者的战争导火索。好在神圣罗马帝国正陷入意大利半岛的长期对法作战，始终无法掌握中欧攻略的主动权。

于是在整个1627-1628年间两大帝国势力在匈牙利境内频频交手，却仅限于较为克制的扶持代理人阶段。由于哈布斯堡家族的中欧领地距前线路程较近终究在小规模动员层面有不少便捷，加之半数地方贵族、部分德意志诸侯和波希米亚人的支持很快让自家的斐迪南一世入主匈牙利首都布达。但失败的竞争者佐波尧·亚诺什继续在自己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内坚守，并正式向南方的君士坦丁堡宫廷求援。苏莱曼大帝也意识到形势紧迫，从而再次开启大规模御驾亲征的模式。

（二）1529年春规模达30万人（含辅兵、民夫）的土军在保加利亚境内集结完毕，其中有苏丹最为信赖的卡皮库鲁奴隶近卫军，也有来自欧亚两头的西帕希封建领主和游牧首领，甚至有早年曾顽抗过奥斯曼征服者的塞尔维亚人与摩尔达维亚附庸，以及扎波利亚亲率的特兰西瓦尼部队。当然总会有数目不少的赤贫炮灰自愿投效，期望靠抢劫战利品实现阶层跨越。当年5月10日苏莱曼大帝率军踏上西征之路，却很快遭恶劣天气的当头棒喝，连续不断的大规模降雨让原本就容易泥泞的道路更加难以通行，需要运载大量辎重的炮兵深受影响，苏莱曼大帝不得不被勒令放弃那些大口径攻城炮。过去这类超重装备往往是由舰船运往沿水战场，如今却因中世纪道路无法跟上武器近代化步伐让非常依赖火炮科技的土军叫苦不迭。军中的驮兽也因气候剧变而大量病倒，特别是亚洲省份提供的骆驼伤亡严重，也大大拖延整支军队的行进速度。最后连供养条件优渥的近卫军都大量染病，其他更低阶部队的状况肯定更糟糕。

面对强敌来袭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也没有太多办法，尽管当时的查理五世在名义上统领着半个欧洲与大片新世界殖民地，却很难调动除直属佣兵外的其他武装。许多德意志诸侯都有不直接出兵增援的权力，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的城市资本家也极力反感补贴军费，唯有全民善战的西班牙最能征兵，却需要首先兼顾对北非与法兰西的军事威胁。因此神圣罗马皇帝只能靠非常有限的经费维持少量雇佣军，并动员领地内的民兵协助防御，至于到底能凑齐多少决战兵力就全凭操不同语言的诸侯们有多少觉悟。

到了夏季临近结束的8月土军开始攻入匈牙利西部，苏莱曼大帝首先将大批轻骑兵交由带路党大佬扎波利亚，让他去对付那些分散部署在不同城镇内的守备队。由于哈布斯堡家族根本无力给予支援，包括首都布达在内的主要目标便迅速陷落。无论这些地方是由匈牙利贵族看守，还是斐迪南一世从奥地利带来的德意志佣兵，都在摧古拉朽般的强袭中不堪一击。唯有毗邻多瑙河的波若尼能坚持较长时间，并对逆流而上的奥斯曼舰队形成牵制。但奥斯曼主力军却没有要停下的意思，继续向奥地利境内开拔，直至哈布斯堡家族总部所在的维也纳。

（三）1529年9月27日依旧有12万人（包括辅兵）的土军抵达维也纳城下，随即开始进行全面的围攻作战。由于查理五世皇帝本人不在守军的最高统帅由威廉姆将军担任，但实际上的大部分指挥工作都交由为他服务的佣兵司令尼古拉斯负责。城中的可用之兵虽数目过万但只有1000名德意志长枪兵和800名西班牙火枪手是职业化部队，余下多为民兵和封建征召力量，至关重要的炮兵也较为匮乏。考虑到维也纳城墙始建于300百年前的十字军时代，年逾7旬的尼古拉斯首先号召全城居民一起去加固防御工事。他下令封堵住最为薄弱的4座城门，并用大量厚实的夯土加固巨石墙体。不仅在内部强化抗炮击能力，也在外围构筑起符合时代潮流的小型多面堡，同时还不忘将许多外围建筑拆除，减少由敌军炮击所引发的火灾概率，并给大规模部队调动腾出足够空间。自己则将指挥部设在中心的圣斯蒂芬大教堂，因为那里是城市的制高点，也能清楚看到城外平原上的一举一动。

当以轻骑兵为主的奥斯曼先头部队刚刚冒头时来自西班牙的精锐火枪手便主动出击，他们主要在城市以北的平原区域活动，依靠其队长的丰富经验让土军措手不及。随后西班牙火枪手很快撤到城墙附近，就地构筑他们最擅长的战壕+胸墙防御阵地。土军不得不派遣更多部队前来进攻，却在野战阵地和墙头火力的连环阻击下停滞。他们原计划将该区域扎营并部署炮兵，如今却只能将主营地转移到城市南面，并不时为夺取这里而添油增兵。由于发现守军防御严密苏莱曼大帝还企图靠虚张声势来屈人之兵，他派3名先前抓获的奥地利俘虏去劝说投降，却被尼古拉斯遣返的3个穆斯林囚犯打脸。但因为自己已在数月前下令抛弃攻城巨炮，就只能寄希望于长期围困和坑道爆破作业。然而这些声势浩大的工程全部都暴露在圣斯蒂芬大教堂面前，导致守军组织几乎全部的精锐发起预防性攻击。

10月6日是有足足8000名守军突然出城向精疲力竭的施工现场冲去，土军猝不及防，直到坑道被爆破摧毁后才反应过来，开始集中更多的近卫军和骑兵反击。以民兵为主的奥地利人则因秩序失控而来不及再次结阵，反倒被狭窄的城门阻碍撤退速度，结果遭土军的枪炮与弓箭齐射，蒙受计划之外的重大损失。但训练有素的德意志枪阵还能临危不乱，以密集的队形挡住追兵线路，进而在火枪手的帮助下缓步后退。土军也再次在城墙脚下遭到交叉火力痛击，不得不退回残破的原先位置。10月11日连续的暴雨天气开始光顾维也纳及周遭区域。对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土军来说这样的聚变无异于是雪上加霜。疾病开始在营地内大肆传播，并造成许多附庸部队的大量逃亡。心高气傲的近卫军也大为光火，希望苏丹能尽快做出决断，倘若不能强行破城就只能尽早返回君士坦丁堡休整。苏莱曼大帝只能在次日召集全部高级将领开会，决定集中全部火炮和有生力量尝试最后一击。

（四）两天后以近卫军步兵为核心的强攻如期进行，然而守军提早建立的临时阵地更牢不可破。尼古拉斯派遣全部的方阵枪兵据守正面，为四周火枪手的射击争取到足够多时间。纵使土军得到远高于平时的奖金也没法靠散阵自斗的人海搏来冲垮对方防线，巨大的挫败感让土军士气更为低落，也使苏莱曼大帝意识到自己无力攻下维也纳。但负责指挥作战的尼古拉斯也因遭炮击而重伤不治，他的800名西班牙友军也只有250人能活到胜利来临。

1529年10月15日苏莱曼大帝下令暂停该年的战争行动，以便让所有部下都能返回家乡休整。但提早降临的大雪又让土军的返程演变为军事灾难，由于根本没任何过冬准备土军的队伍很快出现更多非战斗减员。在维也纳城内隐忍数月的奥地利骑兵也在追击中杀死大批掉队者，让土军的损失高涨至1.5万人，尽管没什么能力策动大规模反攻但土军还是靠自身的顽强笑到最后。

然而这场发生在1529年的维也纳之围不过是哈布斯堡家族与奥斯曼帝国的热战开端，奥地利人以艰苦的胜利保住总部，同时为自己竖立起新一代的欧洲盾牌形象，但这也意味着他们需以吃紧的财政应付一条新开的长期战线。因为守城战的胜利并不能帮助他们夺回布达等匈牙利主要区域，奥斯曼人在之后的近200多年里随时可从这些地方派来新的大军。对铩羽而归的苏莱曼大帝而言折戟维也纳也不过是众多胜利之外的小小瑕疵，奥斯曼帝国的西部边界已成功推进至匈牙利，独吞多瑙河流域也只是时间问题。但基于眼前的哈布斯堡家族根深叶茂还是需要联合像法国这样有野心而暂时能力不足的盟友，至于奥地利人会因此去勾结东方的萨法维王朝波、北方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和一切愿意同自己捣乱的地方势力。此后哈布斯堡家族与奥斯曼帝国的交锋将日益频繁，战场也会从中欧盆地扩展至整个地中海，并将遥远的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洋演变为次要战场。

（六）1532年苏莱曼大帝再次试图占领维也纳，但因恶劣天气导致土军的大部分人马生病，同样与第一次出征维也纳一样因恶劣天气丢失大量的围城器械，还会因补给线拉得过长阻碍行军，苏莱曼大帝还未到城下就被迫撤退。1540年匈牙利争端再起，为苏莱曼大帝一雪维也纳之耻提供机会。一些匈牙利贵族建议邻国的奥地利大公斐迪南一世与已故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的家族联姻以继承匈牙利王位，根据之前的协议拉约什二世死后无嗣，由哈布斯堡家族继承王位。但其他贵族则支持现任国王绍波尧伊·亚诺什，绍波尧伊得到苏莱曼大帝的支持，但没有获得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承认。1541年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冲突再起，并试图围攻布达，但哈布斯堡王朝的努力最终失败，他们丢失更多的要塞。斐迪南一世和他的兄长、神圣罗马国王查理五世被迫与苏莱曼到达缔结一项羞辱性和约，和约规定：斐迪南一世放弃对匈牙利王位的企图，并每年向苏莱曼大帝缴纳一笔固定的费用以换取苏莱曼大帝对仍处于他控制下的匈牙利部分领土的承认。更具象征性意义的是和约中并未称查理五世为神圣罗马国王，而只称他为西班牙国王，因为苏莱曼大帝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恺撒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1542年法兰西王弗朗索瓦一世为了对付哈布斯堡王朝的一次普通威胁请求恢复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盟，为此苏莱曼大帝令海雷丁帕夏带领200艘大帆船开往西地中海支援法国。海雷丁帕夏开往法国途中洗劫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沿海地区，到达法国后弗朗索瓦一世把土伦港让给海雷丁帕夏作为他的海军司令部。在该次远征中海雷丁帕夏于1543年攻占法国的尼斯，1544年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讲和，从而结束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的短暂联合。

征战东方

（一）欧洲边境巩固后苏莱曼大帝把目光转移到威胁奥斯曼帝国东方的什叶派帝国萨法维王朝，有两起事件加剧两国关系的恶化：第一件事是萨法维沙阿塔赫马斯普一世杀掉忠于苏莱曼大帝的巴格达总督，随后换上了自己人；第二件事是比特利斯总督叛变，并向萨法维王朝宣誓效忠。为此苏莱曼于1533年命大维齐尔帕尔加勒·易卜拉欣帕夏率军进军亚洲，土军攻克比特利斯，随后乘胜占领毫无抵抗的波斯萨法维大不里士。1534年苏莱曼亲率大军与易卜拉欣帕夏会合，并向萨法维内地推进，塔赫马斯普一世试图利用萨法维内地的冬天的恶劣天气诱敌深入。为避免与奥斯曼帝国军队直接对抗他一退再退，放弃大片领土。苏莱曼大帝对在冬天的波斯作战有所顾忌，于是与易卜拉欣帕夏转而挥师伊拉克。当土军兵临阿拉伯故都巴格达城下时波斯总督开城投降，自此苏莱曼大帝成为伊斯兰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和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合法继承人。

（二）为了一劳永逸地击败萨法维王朝苏莱曼大帝于1548年到1549年发动对波斯的第二场战争，此战中塔赫马斯普一世与第一次一样避免与土军直接对抗而选择撤退，并在与奥斯曼帝国接壤的阿塞拜疆地区施行焦土政策，试图让土军暴露在高加索的寒冬中。土军暂时占领大不里士和阿塞拜疆地区后又被迫撤回安纳托利亚过冬，随后波斯人收复了阿塞拜疆地区，不过土军还是夺取凡城和格鲁吉亚的一些要塞。1553年苏莱曼发动对波斯的第三次战争，最初埃尔祖鲁姆被塔赫马斯普一世的儿子攻陷，但苏莱曼大帝很快就还以颜色，他率军渡过幼发拉底河上游重新占领埃尔祖鲁姆，并洗劫波斯的部分地区，但波斯人仍然沿袭前两次避敌锋芒的策略使苏莱曼大帝进退两难。1554年双方签订的协议结束苏莱曼大帝在亚洲的征伐，根据协议奥斯曼帝国将大不里士交还萨法维王朝，但获得巴格达、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下游、入海口以及波斯湾的部分地区，塔赫马斯普一世也保证停止所有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袭击。

普雷韦扎海战

（一）当苏莱曼大帝在陆地上的征服获得巨大成功后摩里亚的科罗尼要塞被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海军上将安德烈亚·多里亚攻陷的，西班牙在东地中海的存在让苏莱曼大帝耿耿于怀，于是他视之为查理五世意图与自己争夺地区霸权的前兆。苏莱曼大帝意识到在地中海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必要性后任命海雷丁·帕夏（西方人称之为“巴巴罗萨”，即红胡子）为海军总司令，让他负责重建奥斯曼帝国的舰队，海雷丁·帕夏重建的奥斯曼海军的战舰数量相当于地中海其他国家的战舰数量的总和。1535年查理五世在突尼斯取得对奥斯曼帝国的一次重大胜利，加上后来爆发的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的战争促使苏莱曼同意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联合对付查理五世的建议。

（二）作为典型的突厥牧民后裔早期的奥斯曼人对海洋并无多少野心和征服欲望，相反他们更乐于建立广袤的内陆帝国体系，并与定期到访的海外来客们完成贸易。但过于顺利的急速扩张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这一属性，也让整个地中海水域的局势都骤然紧张起来。奥斯曼人对海洋的态度转变首先来自他们的军事化社会制度，由于需要在乱世中谋得生存奥斯曼先民很早就为激发后代的竞争力而设置多重人造障碍，例如当某位王子想要成为苏丹就必须靠实力干掉除自己以外的其他所有男性继承者，为此就不得不与支持自家兄弟的利益集团产生矛盾，往往需要靠内战予以彻底解决。地方上的封建领主同样没多少安全感，害怕自己在父辈死后只能继承最小块份地，所以就需要在对外作战中立功，靠赏赐让祖传领地不至于被分割为他人。因此整个帝国都必须保持扩张态势，否则就会因无处释放压力而形成全社会的过载现象。

其次在爱琴海两岸的急速扩张迅速让奥斯曼人沦为少数，大量来自前拜占庭体系的希腊语居民占据着除绝对高层外的几乎所有领域和阶层，其中半数以上的成员又都集中居住在非常有限的沿海平原地带。由于农业产出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就必须出海谋得更多机会，但经历中世纪时代的持续衰退具备高净值属性的大宗贸易和航运秩序早已完全落入西方的意大利人之手，所以奥斯曼帝国仅仅是出于内部稳定考虑也势必对纵横海上的拉丁人动刀，否则就同样不能服众，让治下的大量东正教居民对自己心生不满。最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本身也让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国家是愈发警惕，无论是占据半壁江山的威尼斯共和国，还是常常以挑战者姿态出现的热那亚共和国，全都和他们有过多次交战记录。哪怕实力稍逊的那不勒斯与加泰罗尼亚也难免与奥斯曼帝国兵戎相见，加之还有向来靠劫掠穆斯林商船为生的医院骑士团，使整片海区的局势都不可能被平复下来。

（三）1537年苏莱曼大帝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准备对意大利发动两路夹攻，并将威尼斯位于科孚岛的基地视为入侵的踏脚石。苏莱曼大帝极具针对性地要求威尼斯元老院与自己结盟，于是威尼斯共和国进退两难，他们认为奥斯曼人虽然没有明说但这显然是个威胁，不可避免地需要在查理五世与奥斯曼人之间做出选择。威尼斯人局促不安地宣布中立，礼貌地拒绝苏莱曼大帝的要求，然后武装100艘桨帆船静观其变。不久苏丹苏莱曼一世下令从海路发起全面进攻，不仅要在西部的地中海上独占鳌头，还要对欧洲人开始大量涉足的印度洋地区实施干涉。此举也意味着奥斯曼人要几乎和半数以上的欧洲海军强国开战，但基于对外交和现实政治的认识他们很清楚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难以真正联合起来。1537年5月苏莱曼派出一支大军前往位于亚得里亚海岸的阿尔巴尼亚城镇发罗拉，与此同时170艘桨帆船驶出君士坦丁堡向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岸猛扑，尽管每艘船上都安排几十名奥斯曼士兵，但更多水手、海员和船长都是地地道道的希腊人。他们的最高统帅海雷丁·帕夏也是拥有希腊血统的新穆斯林，并且因经年累月的劫掠成果而获得罗德岛充当私人封地。一个月内海雷丁如同瘟疫一般在阿普利亚海岸肆虐，焚毁城堡、掠夺人口，令恐慌情绪一直传到罗马。西班牙海军将领安德烈亚·多里亚的舰队规模不足以与这支大舰队抗衡，于是他撤回西西里继续关注事态发展。8月底苏莱曼大帝宣布改变策略命令海雷丁占领亚得里亚海南部的科孚岛，2.5万人的土军在岛上登陆攻打要塞，但令威尼斯人很意外的是要塞居然守住了。土军万分期待与法国人会师，但后者始终不见踪影。而且土军的攻城大炮在秋雨中陷入泥潭，同时威尼斯人明智地对自己的棱堡进行加固，三周后苏莱曼大帝命令放弃攻城。

（四）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架势原本还期望走中间路线的威尼斯共和国就不得不通过罗马教廷教皇保罗五世向大半个欧洲求援，随即获得死对头热那亚人的承诺，并成功喊来同样在地中海有诸多利益的西班牙王国。由两者共同牵头的神圣同盟便成为应对奥斯曼帝国威胁的多国协调组织，加上规模非常有限的教皇国舰队、医院骑士团武装和少量葡萄牙援军才凑出能与奥斯曼人抗衡的神圣联盟力量。来自热那亚望族的安德烈亚·多里亚被钦点为最高统帅，向来谨慎的威尼斯当局还是对即将展开的大战存有太多疑虑。事实上当时的许多欧洲海上强国都对威尼斯抱有怨言，作为同类竞争者的热那亚始终为其坚守的区域商业垄断而愤愤不已，家大业大的西班牙人和罗马教皇也常常在私底下认定他们更喜欢与异教徒进行利益勾兑，至于体量较小的医院骑士团与葡萄牙更是威尼斯商人们的长期贸易争端对象。因此这些国家彼此间都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仅仅是出于对奥斯曼人搞海上扩张的担忧而勉强站在一起。

1538年在盟国正在组织和活动的时候海雷丁已经出海让威尼斯人尝到失败的滋味，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纳夫普利翁、莫奈姆瓦夏城、斯基亚索斯岛、斯科派洛斯岛、圣托里尼岛和其他一些分散的基地都有威尼斯人的港口、天主教教堂和棱堡，棱堡的城门上雕刻着圣马可的狮子。 海雷丁逐个洗劫威尼斯的这些基地，将守军全部屠杀，并将身体健全的男人掳走当做划桨奴隶。然后蹂躏克里特岛南岸，这时一艘小型划桨船送来消息说基督徒正在亚得里亚海集结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于是他转身北上前去应战。神圣联盟在科孚岛的集结非常缓慢，威尼斯人和教皇的桨帆船在5月份就抵达那里，他们在那里足足等了近三个月，总司令多里亚才缓缓地从热那亚出发绕过意大利半岛前来会合。多里亚到9月初才抵达，此时天气已经开始转冷，意大利和西班牙部队之间当即就发生了争执。漫长的等待让威尼斯人焦躁不安，维持桨帆船舰队的代价给自己的共和国造成很大开销，因此他们急于抢在海雷丁能够进一步破坏威尼斯附属岛屿之前发起决定性的攻击。欧洲的基督教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者各方的决策，各方的战略目标差别甚大，就连颇为乐观的教皇保罗三世也无法掩饰这些分歧。威尼斯参战的目的是保护自己在地中海东部的领地，对查理五世而言海上边界到西西里为止后他对威尼斯在更东方的利益不感兴趣。多里亚之所以行动这么缓慢很可能是皇帝的授意，对多里亚而言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几乎是公开的，这源于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的宿怨。

肆虐整片海区的大风让多利亚被迫将所有船只都与陆地保持安全距离，结果被海雷丁抓住机会用整支舰队将基督徒们的海陆军给彻底隔开。神圣同盟的联军直到此时还具有相当优势，包括威尼斯在内的各欧陆海军大国大都具备更强的单船火力，扎堆聚集在桨帆船甲板上的士兵也有较高比例的火绳枪持有者，至于全新的盖伦船则拥有让土军胆寒的可怕火力。这让他们敢于直面穆斯林强敌，并在缓慢追击中将对方逐步挤压到南面的普雷韦扎附近，但由相互猜忌所引发的糟糕指挥很快就将上述层面的微弱优势给全部磨平，而且在普雷韦扎湾海雷丁也得到岸基大炮的良好保护。

（五）1538年9月27日夜多利亚召集所有神圣同盟的联军将领开会，他们决定在次日继续保持压制态势逼迫海雷丁同自己展开对决，但在计划得以实施之前同样耐不住性子的土军决定返身迎战，并在黎明时分开始部署战阵。作为联军中流砥柱的热那亚-西班牙舰队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有些中漫不经心，主要原因就是多利亚身上背负着太多顾虑，不可能为曾经的死对头去放手一搏。作为热那亚的名门望族他深知自己的财富、地位和影响力都源自手头能调动多少战舰，即便委身于强大的西班牙君主这些因素也始终维系着热那亚共和国的特殊商业地位，因此他可能故意拖延时间让部下用3小时才完成所有战舰的起锚工作。随他一同前来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或多或少的地有相同心态，手头还有不少完全依赖风力驱动的全装帆船，间接配合多利亚的游而不击行为。外海的基督教舰队非常分散，各国的小舰队混杂在一起，桨帆船和帆船也乱糟糟地，导致缺乏协调。与此同时抢先动手的奥斯曼舰队同威尼斯舰队交火，他们巧妙地借助微风环境用大量桨帆船进攻对方的大型加莱塞战舰。加莱塞战舰虽具有桨帆船的划桨动力，却还是因上层堆砌的尾楼、重炮和桅杆结构而相当笨重。在缺乏风力协助的情况下加莱塞战舰毫无意外地被奥斯曼小船给迅速包围。好在这种对机动性的巨大牺牲换来足以比肩卡拉克大帆船的猛烈火力，在附近的联军船只赶到增援之前都没有土军占得任何便宜，反而让敢于向自己挑战的敌船都伤痕累累，等到海风逐渐强劲起来精疲力竭的双方才勉强脱离接触。

临近中午整个神圣同盟的联军战舰也得以陆续部署到位，作为主帅的安德烈·多利亚将拥有61艘大型桨帆船的热那亚舰队布置在全军最中心位置，其身后是55艘由威尼斯人提供的战舰和教皇国分队，自己的侄子乔瓦尼则率领4艘快船到编队的最前面充当先锋。他的右翼是仅有10艘非常凶悍善战的医院骑士团船队，左翼还有来自西西里岛的50艘西班牙桨帆船，至于更多来自威尼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全装帆船也依次被安排在全军的最后方位置。考虑到神圣同盟内部的诸多尖锐矛盾，这种你中有我的打散分配也就显得相对合理。不过执掌奥斯曼舰队的海雷丁也立即做出针对性调整，虽然将半数左右的舰船都留在中路位置，还是给指挥左右分队的阿里和萨利赫以相当兵力，要求他们尽快绕过联军侧翼，尽可能打击骑士团、教皇国和威尼斯人。至于自己亲自负责的主力主要负责吸引和限制热那亚人，让多利亚不敢轻易向友军提供实质性帮助。事实证明土军的策略非常适合于针对神圣同盟，由于担心海风把船只吹得过于靠近岸边礁石多利亚总是习惯于让舰队和沿岸保持相当距离，结果奥斯曼舰队的右翼便轻松从这个空档钻过对西班牙舰队后方的威尼斯人大打出手。类似情况同样出现于左翼，数量有限的骑士团舰船很快遭几倍于自己的奥斯曼舰队，根本无力保护身后的其他友军单位，这让轻便的奥斯曼船能不断向外海方向机动，最后迂回神圣同盟的阵线后侧。

此时整片海区的风力再度减弱，基本全以划桨船出阵的奥斯曼舰队借机对那些缺乏人力的操纵基督教帆船打开杀戒。虽然土军无力拿下装备有重火力的盖伦战舰，却能在较为轻松的情况下对小型卡拉维尔船下手。卡拉维尔船的火力尚不足以构成有效屏障，也缺乏可供周旋的必要空间，无法做到相互支援。排列在他们前方的友军桨帆船也忙于迎击自己当面的对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调头掩护，因此安德烈原计划中的预备队就成为联军中损失最惨重的部分。

面对如此的糟糕局面手握最多兵力的热那亚人却依旧坚持己见，他们眼前始终有海雷丁的奥斯曼主力舰队牵制，非常害怕为驰援两翼而削弱自身实力。多利亚则更是将保船策略发挥到极致，宁可让友军们血流成河也不愿花费自己手中最珍贵的政治妥协资本，所以在长达数小时的战斗中仅仅是和少量靠近自己的奥斯曼小船交火，而再无任何其他实质性接触。直到位于全军最后方的伊比利亚盟友遭难才为顾全宗主的感受而下令增援，但缓慢的转向和阵型调整让任何补救措施都失去最佳的时间。

（六）1538年9月28日黄昏神圣同盟与奥斯曼舰队终于脱离接触，内部四分五裂的神圣同盟因相互掣肘而损失49艘船只，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在无力继续反抗的情况下遭俘获，其中有3000名船员被俘。基督徒的损失主要在威尼斯人的舰队，他们的重火力虽然让土军胆战心惊，却没有能击沉任何1艘敌舰，仅仅造成敌方400人阵亡和800人负伤的有限成果。由于多利亚不愿再让自己的热那亚-西班牙舰队冒险而决定向北撤退到科孚岛停泊，并熄灭自己的船尾灯笼以阻止敌人的追击。损失最大的威尼斯、教皇国和骑士团则在要求继续战斗无果后也被迫退出，整个神圣同盟便以这样不光彩的方式宣告解散。

海雷丁率领舰队班师回朝，苏莱曼大帝得到捷报后当众宣布胜利的消息，所有在场的人都站立起来向真主表达海雷丁感恩和赞美。随后海雷丁得到命令向主要军官支付10万金币的赏金，并向全国各地发起捷报。事实上普雷韦扎海战随后数日70艘奥斯曼船只被风暴摧毁，远大于在普雷韦扎海战的损失，然而普雷韦扎海战的胜利仍然给奥斯曼帝国极大的振奋。

中央银行制度

（一）中央银行制度是关于国家最高的货币金融管理组织机构即中央银行的规范体系，在各国金融制度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银行制度是商品经济（尤其是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直接产生于政府融资、银行券统一发行、最后贷款人、清算和金融监管的需要。中央银行制度的先驱：古代的公共银行在中国作为政府的金融机构可以追溯到前11世纪的西周初年，《汉书》有“太公为周立九府环法”的记载，这是中国最早的政府金融机构和货币立法，后来的秦、汉、唐、宋、明、清政府常常出台干预货币金融的政策。清代康雍时期民间金融活跃，出现办理票据交换、承担货币金融监管的金融行会组织，呼和浩特有“宝丰社”、包头有“裕丰社”、大同有“恒丰社”等。在西亚和欧洲中金融业从寺庙借贷和摊桌钱币兑换商开始，政府“为了反对高利贷，也为了减轻雅典和德劳斯神殿带来的影响，古希腊的许多城市从前4世纪就决定成立公共银行，由政府官员掌管和监控，这些公共银行除了充当银行本身的职能作用以外还负责征收赋税和铸造货币”。前3世纪古埃及以古希腊的样板建立皇家银行网，垄断银行业务。后来古希腊和古埃及融入古罗马，由于“各公共银行或摊桌兑换商都分散在外省，在古罗马城设有一个中央银行。他们的合作者被称之为包税人。在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公共银行再度出现。1401年巴塞罗那市政府创立“交换所”，延续3个世纪，1407年法国瓦朗斯成立第二家公共银行。1408年第三家公共银行“圣乔治银行”在热那亚成立，它接受市政大量债务，进行整顿，吸收存款，为政府融通资金，并延续4个世纪。意大利一些教会的典当在省政府支持下变成公共银行，1619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一家转账银行——吉罗银行，促使国家的供应商接受延期付款，银行以流通票据购回供应商的票据。1637年它兼并另一家公共银行——理亚多银行，成为威尼斯国家银行，印制流通票据，承兑国家债权、现金存款和商业债权，1797年与共和国同时寿终正寝。1609年阿姆斯特丹市成立一家外汇银行，垄断外汇结算和转账，与威尼斯银行一样发行流通票据。

（二）1656年立陶宛籍瑞典人约翰·帕尔莫斯塔奇在斯德哥尔摩成立威克塞尔银行，在用流通票据支付存款时，不计利息、手续费，没有期限，可以换取现金。但是需要交付一笔现金或者签署一个简单的债务认可书，这就成为最早的纸币，该银行也就成为最早的贷款无须存款的银行，但是它在1666年还是陷入支付困难。为了接替这家银行，1668年瑞典组建王国国家银行，这就是最早的中央银行。其实这3000多年公共银行的出现和发展只是告诉人们：货币信用的出现、存在及其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客观需要，商品化、货币化、信用化和国际化程度愈高愈需要。17世纪晚期在英国的商界和政界出现这样一种意志：组建一个大型银行机构，同金银器商兼银行家竞争，并为私人和公共利益服务，同时这家银行不依附于任何一方，并且想以阿姆斯特丹银行为样板。1688年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苏格兰绅士威廉·佩特森带来一份具体方案，经过国会长时间辩论会1694年7月24日通过成立股份制英格兰银行的决议，向社会筹资120万英镑，拥有货币发行权。1696年发生一场挤兑，国会出面干预，支持银行将资本扩大一倍，延长发行期，伪造英格兰银行钞票者为犯罪。在工业革命中银行业迅速发展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银行券发行与流通的地域和信用问题、票据交换问题和发生危机之后对商业银行的救助问题，即最后贷款人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的正常运行。比如1825年和1837年在英国爆发历史上两次最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并冲击整个国民经济。这两次危机的爆发点都是从货币信用领域突破的，支付手段缺乏，货币不足，信用中断，存款挤提，贷款被迫冻结，1825年—1826年间有140家银行倒闭，并且发生国际收支逆差，黄金外流，存款人和银行券持有者对银行失去信心。事过之后痛定思痛，资产阶级认为货币信用问题是危机的根源，便从货币信用方面寻求防止危机的办法，从而酿成19世纪上半叶的一场关于银行券发行保证的大争论。

（三）1844年英国首相比尔主持通过《英格兰银行条例》（亦称《比尔条例》），英格兰银行分设发行部和银行部，以国债担保发行不超过1400万英镑的银行券，超过此数额则必须要有100%的准备金。当时全国有200多家银行享有发行权，《比尔条例》规定新增银行和旧有银行改组合并就失去发行权，这些银行停止发行时英格兰银行可以增发停发银行券，就这样逐步垄断全国货币发行权。随着英格兰银行发行权的扩大，其地位日益提高，许多商业银行便把自己的一部分现金准备存入发行银行，它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便通过英格兰银行来划拨冲销，而票据交换所的最后清偿也通过英格兰银行来进行。在后来几次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英格兰银行居然能巍然不动，商业银行便围拢过来，犹如百鸟朝凤，使英格兰银行取得清算银行的地位。到了1876年英格兰银行半数以上的存款均是各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早在1825年和1837年两次经济危机中英格兰银行曾经对普通银行提供贷款，在后来的1847年、1857年、1866年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国会不得不批准英格兰银行将货币发行量暂时突破1400万镑的限制，用它的银行券支持一般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在经济繁荣时期商业银行需要大量直接或间接对工业家和商人们办理票据贴现，由于其资力有限，因此需要向发行银行要求重贴现，英格兰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就这样确立了。在法国中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强烈地刺激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适应工业资本发展的需要，1800年组成法兰西银行并发行银行券，后来国家给了法兰西银行在全国开设分支行的权力。1848年又有9个省的发行银行与之联合起来，从而使其集中整个银行券的发行。最初国家只给3000万法郎的投资，后来增加到18 250万法郎。总经理与副总经理由国家元首任命，从而使法兰西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一开始就很密切。

（四）19世纪30年代它曾给君主政体的政府以帮助，1848年二月革命它又站在反对革命的一边，力图使共和国失去威信和引起金融危机。不过后果却是打击自己——银行券大量挤兑、濒临破产，后来是小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给它帮助。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它又成为反革命的金融支柱，供给凡尔塞反革命集团以25800万法郎的货币。在普法战争中法兰西银行又成了向普鲁士投降的反动派的金融后盾，很明显它一开始就在政府金融方面迈出较大的步伐。在美国中1782年成立的北美洲银行是美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家银行，到1861年美国的银行有2500家，然而都不很稳定。1791年国会批准建立第一所国民银行——第一美洲银行，联邦政府掌握股权的20%，掌管政府存款，为全国各地转拨资金。并通过拒收过度发行钞票的州立银行的银行券或拿这些银行券去要求发行银行兑现黄金，借以管理州立银行，从而受到各州立银行的攻击，仅过20年到1811年就短命夭亡了。1816年政府批准第二美洲银行开业，亦落得同样的命运。1833年至1863年出现一段自由银行制度时期，货币流通和信用都很混乱。1861年—1865年的美国国内战争给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有力的刺激，从而也提出对于货币信用的要求。1863年美国国会通过全国货币法案，建立国民银行制度，在财政部之下设立“货币流通监理官”，监理国民银行的活动，要求发行规格统一的、安全可靠的银行券。凡在政府注册的国民银行，每发行90美元的银行券就要在货币总监存入100美元的公债。如发行的银行倒闭，货币总监便将其公债出售，代偿银行券持有人。州立银行发行钞票，须交面值10%（年率）的税款，借以限制滥发，从此美国有了一种按面值流通的统一钞票。但是这个法案并没有解决统一清算的问题，对于存款准备金也定得过死，货币供应量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调节机关。所以在1907年的经济危机中才着手成立货币委员会，拟建新的联邦储备制度，可是长期难产，直至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法》通过之后才建立自己的中央银行制度。

（五）日本的情况则不同，1864年日本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1870年日本派人专门考察美国的货币银行制度，回国后颁布《国立银行条例》。初期的国立银行仅4家，享有货币发行权，但限于资本不多，信用不佳。4年之后又作一些改革，学习英国金融经验，国立银行始得以继续发展，1879年末达到150家。1880年前政府利用银行发行不兑现纸币，调节金融的日本银行，其他国立银行一律于期满解散，或改为普通商业银行，日本银行就成为日本的中央银行。中国现代中央银行始于20世纪初，由于当时钱币紊乱，平色折合十分繁杂。为整理币制，1904年由户部奏准，1905年设立户部银行，额定资本400万两，由国内各界认股。但认股者并不踊跃，结果由政府拨款20万两，先行开业。1908年户部更名为度支部，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经理国库，发行纸币，但未能真正起到管理金融的作用。户部银行成立未几邮传部借口户部银行管不了外汇，发生镑亏（清末中国借外债很多，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还债时有意提高汇价使中国吃亏甚大，因多数借款是英镑故称镑亏），要求成立交通银行。经清政府批准于1907年3月4日开业，发行纸币，经理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四个单位的一切款项收支，因此出现两个“中央银行”，“国无二君”实际都不成其为真正的中央银行。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央银行多是因各国的不同情况和形势要求，意识到货币发行需要统一管理而开始组设，尚属幼稚，功能也极为简单。其特点是：经营存放款的普通银行自然演进；逐渐集中货币发行；对一般银行提供服务，其功能只包括政府融资功能、货币发行功能、金融服务功能（仅仅有集中准备金、贴现商业银行票据、转账结算）。

（六）在一战前各国中央银行因为国际形势紧张都千方百计集中黄金，在一年半当中（1914年6月止）黄金产量为70500万金元，其中35500万金元被德、法、俄吸收。世界金融中心交易停止，各国中央银行停止或者限制兑现，禁止黄金外流，各国国际债务宣布暂停清偿。战争开始后战费不足就由中央银行借垫，或者央行对国库券贴现，钞票大增，造成通货膨胀。1920年39个国家在布鲁塞尔举行国际金融会议，提出16条决议，主要内容是：先使各国财政预算平衡，以断通货膨胀之源；同时确定发行银行的发行原则，即发行银行应脱离政治压迫而自由，更应恪守金融谨慎的原则。1922年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又提出各国未设中央银行者应即设立，会议认为国家金融的稳定与调节需要各国中央银行的合作，会议以后各国中央银行发展很快。一战后新产生的国家需要解决国内货币金融问题，先后设立中央银行。许多国家为解决经济困难、金融混乱，依靠国际联盟或者美国的帮助设立中央银行。为了重建币制，稳定币值，参战各国不得不改组或者新设中央银行。四为了货币发行的制度化，各国都授权中央银行集中统一发行钞票，并建立比例发行准备制度。这个时期中央银行的特点是：新设中央银行大多是人为创设型；中央银行的重心在于稳定货币；集中储备成为稳定金融的重要手段；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提到议事日程，但主要是准备金制度。所以这个时期中央银行的功能除了政府融资功能、货币发行功能、金融服务功能（仅仅有集中准备金、贴现商业银行票据、转账结算）外又产生金融监管功能。

（七）由于一战中各国货币发行过度酿成通货膨胀，这一阶段特别强调中央银行要独立于政府。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金本位崩溃，各国实行管理通货制度，控制货币数量自然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为此从1945年到1971年改组、重建和新设的中央银行共有50多家。为了恢复经济和稳定金融，国家加强对中央银行的控制，开始中央银行国有化进程，中央银行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在凯恩斯理论影响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成为中央银行最突出的职责。近几年经济犯罪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趋势，反洗钱斗争的任务艰巨，政府不得不赋予中央银行一定的职责。社会诚信问题的突出，金融系统征信及其资源共享也需要国家出面协调组织和管理，也只能由中央银行负责。伴随着交通电讯高科技的进步，经济金融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国际间的金融联系、金融合作与金融协调更需要由中央银行承担。所以当代中央银行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国有化成为中央银行的重要准则；国家控制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成为中央银行的最重要职责；中央银行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日益加强。在这个时期中央银行的功能又一次得到发展，在政府融资功能、货币发行功能、金融服务功能、金融监管功能之外调控宏观经济功能格外突出，而且近年又产生反洗钱功能、征信管理功能。欧洲中央银行于1998年6月1日在法兰克福成立，这是货币银行史上第一个建立在没有相应的联邦中央政府的基础上的新型中央银行。

（八）制度类型：单一式中央银行制度，是指国家建立单纯的中央银行机构，使之全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领导全部金融事业的中央银行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国所采用的最主要、最典型的类型。分为以下两类，一元式中央银行制度是指一国只设立一家统一的中央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权利和履行中央银行的全部职责。二元式中央银行制度是指在一个国家内设立一定数量的地方中央银行，并由地方银行推选代表组成在全国范围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机构，从而形成由中央和地方两级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机构共同组成的中央银行体系；复合式中央银行制度，国家不单独设立专司中央银行职能的中央银行机构，而是由一家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职能于一身的国家大银行兼中央银行职能的中央银行制度，多见于央行形成初期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如前苏联、1984年前的中国等；准中央银行体制，是指国家不设通常意义上的完整的中央银行，而设立类似中央银行的金融管理机构，执行部分中央银行职能，或者由政府授权某个或几个商业银行承担部分中央银行的职能，如中国香港；跨国中央银行体制，是指若干国家联合组建一家中央银行，在成员国范围内行使全部或部分中央银行职能，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东加勒比海货币管理局、欧洲中央银行。资本结构类型：全部股份为国家所有，国有化有两条途径。历史悠久的中央银行大部分是从商业银行演变而来，其资本最初也为私人所有。在中央银行的长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国家为了加强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排除私人资本更有利于为国家整体经济目标服务，逐步实行国有化。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掀起中央银行国有化的高潮，而在这个时期新成立的中央银行大多是由国家出资建立的；

（九）公私股份混合所有，公私股份混合所有的中央银行也可以称为半国有化中央银行。其资本金的一部分为国家所有，另一部分由私人所有，国家持有的股份一般占资本总额的一半以上。在采取这种所有制结构的中央银行体制中民间股东的权限受到很大限制，但是民间股东不能影响中央银行的宏观金融政策；全部股份私人所有，全部股份私人所有的中央银行实际上是私人银行经政府授权，执行中央银行职能，如意大利的中央银行意大利银行。由于中央银行的特殊性，因此由私人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也受到某些限制；无资本金的中央银行，由于中央银行获得国家的特别授权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后马上就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和吸收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存款获得资金来源，因此作为中央银行时有无资本金在其实际业务活动中并不重要；多国共有资本的中央银行，跨国中央银行的资本不为某一国家所独有，而是由跨国中央银行的成员国所共有。三种形式的组织结构：三权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统一于一个机构：一般是中央银行的董事会或理事会，既要制定各项政策和方针，又要负责这些政策、方针的贯彻、实施和监督。 特点是决策层次少、权力比较集中等。优点是有利于政策的衔接和一致，便于迅速决策和实施。 缺点是决策、执行和监督缺乏强有力的制衡机制；三权分立，三权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承担，并由其分别行使权力。 决策机构代表国家发行行政命令，执行机构通过中央银行业务掌握全国的金融情况，监管机构执行金融管理纪律，体现行政、业务和司法的三方面配合。优点是有利于专业化管理和权利的制衡， 缺点是相互协调的效率较低；（三）三权交叉，中央银行通常设有一个主要的决策机构，除此之外还设有专门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也有一定的决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