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7年几内亚海遭遇战

  以往的海军史学家，尤其是英国海军史学家曾留下一类普遍印象，即直到十六世纪的下半叶侧舷列炮的风帆舰艇才由英国海军所真正运用——时正值西班牙舰队远征英格兰。据说，这类堪任“战舰杀手”的火炮的价值率先由英国人所认知，早在1568年乌鲁阿的圣胡安港（San Juan de Ulúa）的战斗爆发之前，英国人就率先在船舷实验施放重型舰炮；而或许是从霍金斯的战斗中的表现起了作用，这类激进写想法使得人们广为接受，而“军事革命”（原文为revolutionary）一词则毫不掩饰的被用于修饰其这一过程背后的理念。

  与之相反，在这种认知中，其他国家的海军战术家与将官要么蔑视这类武器的价值，要么干脆不知道其潜能，其中地中海国家尤其被普遍认为在新事物的价值方面落后于时代。然而事实上，这类技术发展的在思维意志上的因素被错误的过分强调，将重炮装于侧舷的想法一直存在，只是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另一方面，将重炮装于侧舷的战舰的发展是类持续的过程，在此之中任何特定时间里在技术上的可能性都与这一进程密不可分，而这正是本作所要论证的次要点所在。

  与之相应，风帆舰艇的战术演变也有其自身的进程，因为我们将通过考究某些选定的例子俩构建这一进展的大致轮廓。不过尽管如此，此中的主旨还是在于纯粹依赖风帆的舰艇的早期发展。什么情况、何时何地才催生出具有马汉意义上控制海洋的船舶？而由于唯有获得战斗的胜利才能赢得马汉意义上的对海洋的掌控，因而必须从具体战例的战术中觅求答案。

  历史文献清楚的表明，尽管当代正在寻求解决之道，然而风帆舰艇本质上作为防御载体的技术问题直到15世纪依旧悬而未决。早在1453年4月20日，四艘热那亚卡拉克楼船便与一群土耳其桨帆船在君士坦丁堡外海激战，是为该围城作战中的重要插曲，不过此战与其说是海上作战，不如说是一场陆上围城战。穆斯林战舰蜂拥在热那亚楼船旁，企图以一阵箭雨掩护登舷，而居高临下的热那亚雇佣兵与甲士（Man-at-arms）则用弩箭、手铳给予还击，并将各种各样的重物向下投掷以图将穆斯林的小艇凿沉。尽管这次遭遇战使用了可能包括身管火炮在内的火药武器，然而这些武器对战斗的结果影响微乎其微。

  更引人瞩目的则是1499年8月在勒班陀附近的佐奇奥（Zonchio）所发生的战斗，其爆发于一支以Burak Re'is指挥的大型卡拉克楼船为中心的奥斯曼舰队与一支包括Loredan与Armer指挥的两艘卡拉克楼船在内的威尼斯舰队之间。今人足以幸运，能够对其有足够的了解，因为此战与其中的详尽细节早已由Haji Kahlifeh（其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卡蒂普·切莱比（Kâtip Çelebi））所记叙。尽管切莱比的著作书于战后的一个半世纪，然而存留至今的足以反映战役本身的威尼斯木雕版画的许多细节仍与其记载别无二致，而该版画的复刻品将在160页对页的图片部分出示。

  知名的艺术家比约恩·兰斯特伦 (Björn Landström)曾精心重构了一艘约1500年的威尼斯卡拉克楼船的样貌，其一侧的护栏上架满小巧的锻铁回旋炮。尽管这艘船在索具上的细节更为先进， 船只也更加小，但是与描绘佐奇奥之战的木雕版画中的威尼斯战船几乎如出一辙。不过遗憾的是，版画上的威尼斯战船遮掩了奥斯曼卡拉克的身影，而后者似乎装备了更为强悍的武器。就此切莱比的记叙值得一提：

  “艨艟（包括两艘卡拉卡楼船，其中一艘由名为Iani的曾经的威尼斯造船匠建造，不过只有一艘加入战场）皆双甲板，一与盖伦船类，一则似maona（一种大型划桨运输船只）；依惯例，每面侧舷都开两门硕大的舷孔以布置巨炮（immense guns）；上甲板有网绵延，其下方布置四十二支桨，每桨九桨手；船艉与盖伦相类；每艘皆陈兵与水手共二千人”

  这些巨炮可以合理的假设为是青铜铸造的重型直筒炮，这种类型的火炮仍在伊斯坦布尔及其周边地区出示，尽管船上的可能没有如此庞大。合理的估算是这些舰炮发射的石弹至少为200磅。在卡蒂普·切莱比的记叙中，奥斯曼人在交战初期就击沉了一艘威尼斯的一艘桨帆船与一艘“Bbarge”（似乎是一艘小型帆船），不过对此却没有更多的提及。这其中的原因是装填巨炮困难重重，而在Kritovolous所著的《征服者穆罕默德》（History of Mebmed the Conqueror）中便对重炮的再装填过程做了翔实的描述：这些火炮的药室约在身管的三分之一处，里面塞满黑火药后，将合口的木马插入炮口并用铁棒敲入膛内以“使火药紧密贴合，直至除了点火爆炸无有任何方式能将其清出。”

  看起来，奥斯曼人似乎无法在激烈的战斗中重新装填他们的舰炮；而如果这些火炮直接安装在固定的木阻块上的，那么可能当真如此，炮手必须屈身靠在舷窗外才能将木块敲下，这种操作漫长而危险，而在随时可能爆发的接舷战中与自杀无异。或许出于这个原因，或许是其他因素，奥斯曼的重型舰炮对战斗无法产生更进一步的影响，卡蒂普·切莱比地卡拉克船的描述与威尼斯的木雕版画中突出的反登舷网（anti-boarding netting）也都强调了这点。另一边， 威尼斯的卡拉克船对于奥斯曼人来说似乎是难缠的敌手。最后无奈之下，Burak Re'is转而使用燃烧武器，土耳其人用燃烧的沥青引燃了两艘敌舰；然而由于火势蔓延，三艘船最终都被烧毁。

  不可否认，黑火药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却绝非主导因素。对当代威尼斯版画的钻研也强调了这一结论。在版画中的二十一名手里拿着可识别武器的土耳其人里，只有一位手里拿着火器——一类粗糙的手铳；其余人里，两名站在战楼顶部使用某种燃烧武器，十二个装备反曲弓，还有六人手里挥舞着剑。而在威尼斯人一边，火器的比例更高一些，在武器清晰可辨的二十一个人中四名使用原始的火绳枪，五人使用反曲弓，一人使弩，五人使用标枪或者长矛，三人使刀；还有三人居高临下将木桶石块形形色色的物体扔到敌人头上。虽然精确的比率几何很难得出结论，不过这种威尼斯人与土耳其人在单兵武器上的偏好在普遍意义上肯定确切无疑。关于各国在运用火器上的进度先后将在下一章作进一步的讨论。毋庸置疑，在1499年，古代武器在海战中仍然战斗一席之地，奥斯曼土耳其人尤为如此，而风帆舰船之间的战斗依然充满了随意而毋宁说是赌运，即使是最重型的火炮与最先进的武器对于战斗的结果也几乎毫无影响。

  在佐奇奥之战的半个世纪后，风帆舰艇在设计、操控性能与装备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北大西洋国家的战船尤为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以佐奇奥之战代表的舷对舷混战最终让位于双方远距离相互炮击的可能。不过这些军备变化在战术上并没有立即将前者推翻，早期的海军炮战也证实了这点。其中最早可能发生舰队炮战的可能是葡萄牙人与东方穆斯林爆发的战斗，不过涉及其中的战术细节鲜有记录，与之相关的穆斯林船只也只是携带了轻型的火器。

  在战术上详尽记录的风帆舰艇之间的全面战斗发生在几内亚近海威廉·托尔森的来自伦敦的重达120吨的“虎”号和一艘相近体型的法国军舰与五艘葡萄牙船只之间，时间是1557年1月27日。此战的种种细节具有重大意义。在当时，托尔森的“虎”号在来自伦敦的另一艘60吨的船只“公鹿”号的陪同下与一艘16吨重的大舢板（pinnace）前往几内亚（葡属几内亚，今几内亚比绍）以图黑奴贸易。对于这些英舰上的武备，我们一无所知，除了一样重要的事实，即“虎”号的主炮安置在降低的炮甲板上，伸出炮管的舱口几乎与海面向靠，正因如此，这艘船上的火炮必然相当沉重。而在托尔森的手下在几内亚海岸进行的一次猎大象的行动中，可以得知其装备了“火绳枪、长矛、英格兰长弓、弩、镗矛（partisan）、长剑、剑和圆盾”。在单兵武器中，至少火器还无有压到传统武器的能力，而半个世纪以来佐奇奥之战运用的武器是时也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当抵达几内亚海岸时，托尔森的船队与“布伦德尔船长”（captaine Blundel）率领的一小队法国船不期而遇。法国旗舰显然与“虎”号体型相当，而关于其装备，我们只知道这艘船装备了“四门本初炮（base）”。

  关于主战的“虎”号与法国旗舰上的装备如何，我们只能通过猜测。在此后的十年后，我们对某些英舰的武备终于能有了详尽的了解，而这主要是霍金斯在乌鲁阿的圣胡安港被俘获的“吕贝克的耶稣”号提供了有据可依的猜测依据。对于“虎”号而言，其主炮甲板上不太可能列8门4000磅左右重的火炮，这些重炮最多30磅，意为能发射30磅重的铁弹；其中的两三门更可能是射石炮（pedrero），发射重量稍大、而直径相比之下大出许多的石弹。船艉的舱口处则可能列一对相对而言较大的舰炮，而上层甲板或许还有四门较小的十二至六磅甚至更小的火炮。

  面对共同的对手——处心积虑维护在几内亚海岸支配地位的葡萄牙人，托尔森与布伦德尔同意共享二人的红利，一同航行以图互相掩护。该年1月24日，在一场合算的交易后，两舰得到消息称有一队葡萄牙战舰正沿着海岸向其靠近。因而，他们在25日的黄昏时分起航（显然是获得了葡萄牙舰队方位的确切消息），并“整晚费力航行以图戗风”。在这方面他们没有成功。到了26日，二舰仍处下风，而此时他们第一次看见停泊在岸边的敌手。由于发觉自己无法在天黑前抢占上风位，于是二舰在距离葡萄牙船只“半长炮（demiculverin）射程”内的距离上抛锚，并为船员发配白布条以防葡萄牙人夜间偷袭登舷。27日黎明，双方起锚驶往大海。可能是出于精湛的操船技艺，还是更有可能的夜间风向的偶然转变，中午十一时时英法二舰便“戗了上风”。

  此时，双方船队的位置如图3B所示。英法两艘旗舰此时已经为他们较小的随行船只所远离，而这些随行的船只在随后的的战斗中始终足以迎风航行。双方排成纵列迎战，不过显然托尔森和法国旗舰做出此动作是出于随机应变，而葡萄牙船只则是有意为之。事实上，这一场战斗并没有多少实质的决定作用。葡萄牙船队很可能已经十分接近法国船只而足以将其消灭或俘获，不过他们的任务似乎只是将入侵者赶跑。

  

葡萄牙人的舰队，由五艘大帆船（卡拉克楼船？）、三艘卡拉维尔与两艘原始的盖伦船*所组成。托尔森对这些葡萄牙船只的描述是：

  “.....三艘最小的船航行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根本没有船只能登上他们的船舷；其所携带的火炮如此之多，如果像我们一样抢了上风，这三艘船足以让我们三艘最好的战船难以招架。而至于他们的提督（Admiral）和副将（Vice admiral）的座舰，显而易见是有备而来。”

  图示3将这段话置于文中似乎更加合适。很明显，这些稍小的葡萄牙船只是为远距离炮战而设计并进行装备，而托尔森也对其感到惊异。显然，无论是托尔森还是法国人，都考虑过登舷作战，对于这些为了战利品而非求胜的人来说毫不奇怪。与之相反，远距离进行炮击是一种纯粹的防御策略，而这对于他们习以为常的海盗习惯来说几乎难以适从。

  对于托尔森来说，其发觉无法用自己主甲板上的重炮来对付下风处的敌人，“只因船只侧向过弱（缺乏横向稳性），以至于主甲板的火炮都压入了海面”。这究竟是由于横摇的船体使得舷窗触碰到海面，以至于舱口无法打开；还是因为缺乏抬升火炮仰角的技术手段，而使得压低的火炮无法使用，这点尚不可知。不过无论如何，显然只有葡萄牙船只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好了准备。

   托尔森的叙述中，显然可以看出葡萄牙卡拉维尔船的火力极具破坏，相比之下英法两艘大船的火力却显得羸弱。对此最可能的解释是葡萄牙人将他们最重型的火炮放在了这些卡拉维尔船上，利用这些船只自身的适航能力将其安置在他们的主甲板的舷缘附近，低干舷的卡拉维尔船意味着能将重型火炮安置在水线附近而以对敌船造成最大的伤害。与之相比，大型的葡萄牙船只则只装备了大量较小的回旋炮来适应登舷战，而其高耸的干舷将在作战中带来最大的优势。这种由有到足以发挥优势的情形一定是普遍显现，而足以说明火炮的稀缺在决定其运用上起着决定作用。葡萄牙人明智的将最强悍的火力与最迅捷的船只结合到了一块。

  从这一行动中，可以得出某些普遍使用的结论（图3所示，这里选择图示而非文字描述）。显然，葡萄牙人对下风位纵列的防守优势了然知悉，并有意识的将其运用。虽然这种战术将行动能力完全交予迎战或是拒绝战斗的敌人的抉择，然而处于下风位的纵列极大增强了炮火的防御能力，以至于“敌船一度无法还击”。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进攻者在转向守御者的纵列以靠近或者试图登舷时，必须将侧舷转向预设登舷处，而守御者的侧舷却能继续交战。除此之外，在风浪的影响下，处于上风的进攻者背风面的火炮往往为风所压低，而无法安全的开火或者干脆无法打开炮门。

  几乎可以断定第一个运用这种超前战术的正是葡萄牙人，不过极具讽刺的是在十六世纪他们基本已经放弃了这种战术，而这与盖伦船的兴起息息相关。作为第一类能够携带重炮而跨洋作战的船型，盖伦船在战术上格外受重视，而这类船舶正是有效综合了全帆船船舶的适航能力和机动与桨帆船作为火炮承载平台的能力。为了如装备重炮的桨帆船一样而使最好的火炮朝前开火，这些盖伦船将重炮布置于首斜桁下方的船喙处与其附近，而这也是早期盖伦的显着特征。出于这样的战术配置，更是出于接舷战以俘获敌船仍是首选的策略，纵队战术实质已与消亡无异。尽管盖伦有时候也会列成纵列作战，尤其是在1588年英格兰海军对抗西班牙舰队时，然而这只是一种近乎绝望的防御手段。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英荷战争之时，纵列战术与侧舷炮击才主导了风帆舰艇之间的交战。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到一块的重要结论，便是火器对于单纯的桨帆船的战术最开始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黑火药出现之前，桨帆战船就是一种极具进攻能力的武器，而直到其消亡为止亦是如此；而重型艏炮也的确增强了横队战术的能力并使其更为重要，正如前文所见赋予了桨帆船全新的战术角色。另一方面，风帆舰艇在黑火药出现之前根本就并非作为战船而设计，而火炮最初的作用仅仅是出于防御而非增强其进攻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安装远洋帆船上的第一批真正的重型火炮是指是那些安装在大型武装商船船艉处而朝后开火的蛇怪炮，而这显然是一样纯粹用以防御的布置。直至盖伦船的出现（通常认为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尽管此前已有一些孤立的原型），远洋帆船才真正通过黑火药具有了进攻能力，然而这种进攻能力在除了单舰对单舰的遭遇战外很少运用。在侧舷列炮的风帆舰队能扮演真正的进攻角色之前，必须在技术、战术思维与战术本身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实现，而这些要直到十七世纪才出现。

  威廉·托尔森在几内亚海的遭遇战无疑展现了十六世纪侧舷列炮的风帆舰艇在作战能力上的极限。对于战术抉择，托尔森和布伦德尔除了想方设法登上敌舷无有其他想法，而这与佐奇奥之战上的战术如出一辙，唯一真正的改进之处仅仅是他们决心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戗风来使得登舷更为便利。然而，葡萄牙船只出类拔萃的航行品质与其战术和火力却却挫败了二人的企图。当布伦德尔和托尔森收起上帆以图接舷时，葡萄牙人轻而易举的避开了他们接近的企图，第一艘从法国旗舰船艉处经过的葡萄牙卡拉维尔击穿了其船壳，第二艘则将击毁了这艘船的主桅。这场战斗预示着直至纳尔逊时代，纵队炮击的本质仍然是出于防御。一支舰队除非出于战术而主动接敌或是出于处理不当，否则很难果断行动。另一边，风帆舰艇这种本质上的防御特点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桨帆船依然堪用——桨帆船队攻击一艘全副武装的帆船几乎没有任何耗费，而桨帆船面对帆船的进攻却可以轻而易举的避开，直至很久之后仍是如此。

  而在讨论黑火药武器的发展与其对于地中海海上作战体系的影响之前，需注意Burak Re'is手下与威尼斯人在火器的装备率上有着明显不同，奥斯曼土耳其人似乎更偏爱于反曲复合弓。而正如接下来所指出的那样，各国对于单兵武器的选择并非出于突发奇想，正如下一章讨论的地中海海军之间的许多地域性质的差别一样，这些实质归因于潜在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的差异。

  

注：Ship design was still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1557 and the definitive galleon is not known to have emerged. Their sailing charac- teristics make it doubtful that the two larger Portuguese ships were of the carrack type; but it is plain that they stood considerably higher in the water than the caravels. I have therefore used the term 'proto-galleon' to describe them.（原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