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译）佐藤嘉幸&廣瀬純：德勒兹与德勒兹—加塔利

作者/佐藤嘉幸&廣瀬純

翻译/君士坦丁堡不相信眼泪

本文选译自《三个革命——德勒兹-加塔利的政治哲学》序论部分（『三つの革命——ドゥルーズ＝ガタリの政治哲学』）

正文字数  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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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勒兹：存在的喧嚣》（1997）一书中，阿兰-巴迪欧完全无视他（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合著，认为德勒兹的哲学是一种将“多”与 “一 ”融合在一起的本体论，可以说是一种 “本体论式的法西斯主义”（“对德勒兹来说，最重要的当然是要解放‘多’，但同时也是更新‘一’这一概念，并使‘多’的观念服从于‘一’”）。在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受巴迪欧强烈影响下而撰写的关于德勒兹的论文《无身体的器官》（The Organ without a Body，2004）中，其也将德勒兹个人的工作描述为 将“形式的涌现”（formal genesis）（从潜在到现实的涌现）和“实在的涌现”（real genesis）（潜在领域的意义涌现）作为并存，且将后者表述为优于前者。对于这一点，齐泽克做出了很高的的评价。相反，他批评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合作引入了 "生产与表象的古老对立"，并将发生问题集中在 "形式涌现 "的逻辑中。德勒兹在与瓜塔里合著时，"避免彻底面对"实质涌现 "和 "形式涌现 "这两种相互异质的逻辑并存所造成的 "僵局"，而沉溺于 "简单化和‘平面’的解决方案"。齐泽克虽然 "很想将其'糟糕'影响归咎于费利克斯-加塔里"，特别是将《反俄狄浦斯》描述为 "德勒兹最糟糕的一本书"，但他却总结道："德勒兹的专著必须和他与瓜塔里的合著区分开来，人们只能对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对德勒兹的接受（及其政治影响）被'加塔里化'的德勒兹形象所主导的情况感到遗憾。值得注意的是，德勒兹本人的文本从来都不是直接政治性的。德勒兹'本人'是一位极端精英主义的作家，对政治漠不关心"。巴迪欧和齐泽克区分了德勒兹独自的作品和德勒兹-加塔里的作品，然后，就德勒兹独自的作品而言，他们否定其政治性，并从其作为潜在哲学的方面对其进行评价或谴责，而就德勒兹-加塔里的作品而言，他们特别地抹杀或否认它。后一种否认尤其与巴迪欧与齐泽克的理论立场都非常接近雅克-拉康这一事实密切相关。巴迪欧和齐泽克从他们拉康主义的政治理论立场出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认同对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等级结构（以虚无的菲勒斯符号支配主体的超越/超验结构）进行了明确批判的德勒兹-加塔里的精神分裂理论。

       事实上，德勒兹-加塔里的合著有一个一贯的主题，而这是德勒兹的专著所没有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分析（《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的副标题就是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不难想象，这种主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加塔里，他既是新左派活动家，也是制度主义精神病学的实践者和精神分析师。而我们在本书中所处理的便是与这两个主题相关的德勒兹-加塔利的三部主要作品。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并不确信德勒兹的专著与德勒兹-加塔里的共著能够以齐泽克和巴迪欧所希望的方式区分开来（例如，《什么是哲学》中有一些段落逐字逐句地重复使用了《意义逻辑》的 "事件 "理论，而在德勒兹-加塔里关于 "生成变化 "的论述没产生之前，究竟如何才能表达 "形式涌现 "的一元化呢？），德勒兹的独著似乎根本不可能是非政治的（在《意义逻辑》中从未提及 "革命者"、"无产者 "或 "世界公民"，但却能如此清晰地展示当代政治电影的利害关系，除了《时间-图像》的作者还有谁呢？）德勒兹的独著能归结为被巴迪欧所诠释的潜能 "本体论"（"存在的喧嚣"）（对德勒兹而言，没有创造就不会有潜在），这一点如此看来其实并不明晰。彼得-霍尔沃德（Peter Holward）是巴迪欧的同辈人之一，他也认为德勒兹的一般作品（包括他与加塔里的合著）"无助于改造世界"，因为它是一种 "潜在的创造行为 "的哲学，但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合著首先是这样的： 德勒兹和加塔里的合作始于加塔里的直觉，即德勒兹的哲学可以促成 "改造世界"，即推翻资本主义，而德勒兹本人也有同样的直觉。例如，《千高原》中讨论的 "少数群体对少数群体性的生成性改变 "可以看作是对《意义的逻辑》（1969 年）中讨论的 "反现实化[contre-effectuation]"的重新诠释。《意义的逻辑》中的论点是，通过成为我无法控制的原因在我身上实现的伤口的准原因（quasi-cause），我重新现实化了伤口，我的力量达到了伤口同等的强度，同时我的伤口变成了抵抗世界上所有伤口的伤口。如果我们将 "伤口 "理解为多数人的剥夺和统治，那么这一论点就可以立即被理解为是在谈论少数人的斗争。少数人的斗争是为了寻求社会民主公理（等价交换和民主）而发起的，但在斗争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赢得这些公理反过来又会导致对他人的剥夺和统治。他们因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成为少数群体，而将自己置于这一问题之下，他们又因自身成为准原因而成为少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生成性改变）。正如黑豹党常说的，黑人需要成为黑人。妇女需要成为妇女。犹太人也需要成为犹太人"。创伤的重演。少数群体将少数群体身份视为抵制一切剥夺、一切统治的东西，即从根本上取消任何多数/少数排序的东西，他们进入了将他们所遭受的剥夺和统治进行反现实化的过程中，只要他们完成了从少数群体的国家状态中解放出少数群体性的过程，他们就真正成为了 "世界公民"。德勒兹的其他专著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在《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Spinoza and the Problem of Expression）（1968 年）中，他认为被动体验到的 "糟糕的相遇 "会被我的主动性地重新体验为 "好的相遇"。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我的身体与遭遇对象之间找到的局部 "共通概念 "仍被认为是全球性或普遍性的，并能抵御世界上所有的 "糟糕的相遇 "。与其认定某个特定的人是造成你的伤口的原因，让他或她为你的伤口负责，或者摧毁他或她，你倒不如效仿尼采及其对斯多葛哲学的理解，将你的伤口意志化并反现实化，或者效仿斯宾诺莎，提出一个关于你的身体和你的伤口的共通之处的概念。如此的德勒兹的议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 "无助于世界的改造"，那么我们也应该说，德勒兹-加塔利从未将 "如何赢得多数 "的问题置于其策略的中心，它 "从未直接具有政治性"。但重要的一点是，废除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通过向着阶级与多数群体这样人类的国家状态的重新辖域化（宏观政治学）来进行。由无产阶级（《反俄狄浦斯》）、少数群体（《千高原》）以及发现了动物的人类（《什么是哲学？》）发起的向“世界公民”的生成变化（微观政治）。当所有人都在这一过程之上重新划分自己的疆域时，资本主义就会从下到上地受到破坏。在德勒兹的专著中首次讨论的 "事件"，以及后来又在《什么是哲学》一书中进行了重新讨论，这无一例外都是由所有人转变为世界公民的无休止的创造性变革过程。德勒兹-加塔里谈到了 "革命性的生成变化[devenir-révolutionnaire]"。如果我们把推翻资本主义称作革命，那么，一般意义上将历史切分为过去与未来的 "革命"（宏观政治学中的 "颠覆"）就不是革命，而 "革命性的生成变化"（微观政治学中的 "逃逸"）才是革命，即所有人的革命化。然而，只有在与受伤者、被剥夺者和被支配者（无产者、少数民族、动物或受害者）的利益相关联的情况下，所有人的革命性生成变化，即这一 "事件"，才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