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的电子战是什么？

前段时间给我的爱车买了个点烟器蓝牙播放器，它能够把手机音乐播放器的音乐由蓝牙信号转发为FM 信号，一下子让我这辆只有收音机的汽车具备了收听手机音乐的功能。但是有一天我开着开着，突然音乐的声音变得浑浊起来，似乎还有其他人的声音，原来，我的播放器的调频信号和旁边经过的车辆的信号重叠了，导致我的收音机收到了其他车辆的播放器的信号，这就是噪声干扰。

这种遭到噪声干扰而无法分辨出真正目标的事情在生活中也比较常见，比如白天开车遇上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的反光干扰、夜间行车遇上迎头开来的远光灯汽车，都会感到眼睛痛苦不堪，并且无法分辨路线。而我们谈到的战争中的干扰和压制，也是一样的道理：要不让你收不到对方的准确信号，要不就是给你一堆具有迷惑性的信号，无从分辨真实目标。

这就是目前电子战中常见的两个模式：阻塞式干扰和欺骗型干扰。

电子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随着英国，德国，美国，苏联先后获得雷达技术，针对对方的雷达和无线电通讯的压制就被列入了各国军队的日程表。根据斯米尔诺夫的《布列斯特要塞》的记述，在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之日，德军对苏联的通讯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破坏，除了破坏有线通讯外，还对无线电通讯进行了强烈的压制。

　　战争打响后几个小时，要塞就被德军包围了，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要塞外面的情况如何？市里和毗邻边境的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对这些情况守军一无所知。几个师的司令部都设在布列斯特，眼下那里却没有任何指示：显然，通信员和联络副官已无法进入要塞。电报线和电话线有的早在军事行动之前就被德军破坏分子割断，有的则在炮轰时被毁。

　　领导要塞中岛防御的指挥员，首先试图用无线电与上级指挥部联络。但下属部队的电台很少，并且几乎全为敌人的炮火所摧毁或遭到损坏。只有第八十四团防区内，营房里还留有团通信连的部分器材，到了当天中午总算修复了一部电台。团政委福明拟好了几份向师指挥部报告的密码电报，着令迅即发出。

　　然而师、军和集团军的电台都没有回答要塞的呼唤。各种传递密码电报的尝试都毫无结果。原来希特勒匪帮不仅包围了要塞，而且占领了整个以太：在各个波段上听到的都是德国人喉音很重的命令声，只有偶尔才能收听到不知在何处同敌坦克交战的我军坦克手的愤怒呼叫，或者同敌“容克”和“梅塞施米特”进行空战的我军飞行员的呼喊。

　　于是福明决定放弃约定密码，而使用明语。鉴于敌人能够进行无线电截听，他编写了一份言过其词、令人振奋的电报，随后共青团员、报务员米哈伊洛夫斯基拿起了送话器。

　　“我是要塞！我是要塞！”新的呼号飞向了太空。“我们在战斗，弹药充足，损失很

小。等待指示，现在我准备接收。”

　　米哈伊洛夫斯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但却听不到回答。无线电台继续发出信号，直到它的电池消耗殆尽，战斗的要塞终于在以太中沉默了。

根据少校的命令，东侧马蹄形工事的无线电员也向太空发出了信号，但同样没有成功。

谁也不答话。在各种沟通无线电联络的尝试都遭到失败后，少校死了心，他命令关闭无线电

台，节省电池，只有接收和记录新闻时才启用。

　　战争第一天，有些下属部队中的直流无线电接收机完好无损。机其中有一台配置在反坦克炮兵第九十八营的俱乐部里，这原来是一座仓库的混凝土地下库房，防御领导人涅斯捷尔丘克下令将军官家属统统安置在这里。在这间昏暗的地下室里，无线电收音机旁的地板上东倒西歪地躺着不少妇女和儿童，红军战士索科洛夫威严肃立，守卫着本师的军旗。中午时

分，在地面的隆隆炮声中，传来了遥远的莫斯科的声音。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通过广播发表了苏联政府告人民书。其中每句话都深深打动了身处战火和死神威胁之下、在水深火热的战争中度过了数小时的人们的心。广播刚刚结束，广播的内容便不径而走，连正在要塞墙上同敌自动枪手战斗的全体炮兵，也很快知道了这一消息。

　　稍后，东侧马蹄形工事以及中岛步兵第三三三团大楼地下室里的通信兵，都收到了政府告人民书。在狭窄拥挤的地下库房里，好不容易才能听清莫斯科播音员的声音——这是因为电池供电不足，但是集中在这里的战士们却屏住呼吸聆听着他的每一句话。指挥员还命令把部分伤员也带到这里来，好让他们把听到的一切都转告给那些不能行动的同志。此时此刻，党和政府的号召给要塞保卫者增添了新的力量，使他们更加坚信，望眼欲穿的援兵很快就会到来。

一九四一年的七月，科尔沙科夫带着电台来到二六二步兵师。那时这支部队在斯塔拉亚

卢萨附近，同我们的其他部队一道，正准备向德军在这一带活动的十六军发起反击。就在当月的最后几天（科尔沙科夫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七月二十五日），有一次他正担任例行的监收执勤任务。报务员面前同平时一样，放着一份各边境部队电台的呼号一览表。在这份一览表中也标有布列斯特要塞边防军的电台。不错，以太中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响起过它的呼号了，人们早以为这个位于要塞内的哨所不复存在了。

　　忽然，响起了这个电台的呼唤信号。接着，科尔沙科夫收到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以下所引与科尔沙科夫向我所述的电文一字不差）：

　　“悄况危急，要塞陷落在即，正在消灭败类，我们将自我爆炸。”

　　接着是密码签字，但科尔沙科夫没有弄懂。于是他开始发出信号，请求重复电文。半小时后他听到：“我明白，我明白。我重复电文。”

　　接下去又是那个电文：“情况危急，要塞陷落在即，正在消灭败类，我们将自我爆炸。

”

　　科尔沙科夫又没有弄懂签字。但这回无论他再怎么要求，布列斯特要塞的边防军电台已不再回答。这份电报立即转发到莫斯科，而在斯塔拉亚卢萨，则于当晚在二六二师党的会议上宣读了这份电报。据说，集结在战线这一地区的其他部队在进攻前也宣读了这份布列斯特边防军发来的电报，它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召唤他们去建立新的功勋。

显然，在1941年德国人巴巴罗萨的巨大成功中，对苏联无线电和有线通讯的压制和破坏居功甚伟，由于战前苏联经历过大清洗，指挥官除了经历过冬季战争而被调动到白俄罗斯一线的军人外（如布列斯特要塞的加夫里洛夫少校就是经历过内战、冬季战争的军人，他一直坚持到7月下旬才被俘虏，并在战胜后官复原职担任过日本战俘营的长官，1957年恢复党籍并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大部分缺乏实战经验，在通讯被切断后陷入了惶恐和不知所措的境地，而莫斯科也不知道前线发生了什么，根据朱可夫回忆：

6月24日17时，我同第5集团军司令员M．H．波塔波夫将军通过“博多”式电报机

作了交谈。

　　

　　在叙述这次谈话内容以前，我想指出，波塔波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在哈勒哈河作战中得到过很好的实际锻炼。他是一个勇敢而又精明的集团军司令员，无怪乎德军统帅部很熟悉第5集团军，他们多次遭到过它的沉重打击。

　　这次谈话是战争最初几天中很有代表性的一次谈话，现在简述如下。

　　“我是波塔波夫。

　　朱可夫：请你报告一下情况。

　　

　　波塔波夫：在弗拉多瓦—乌斯季卢格一线约有5个步兵师和将近2，000辆坦克(坦克数

字被过分夸大了。——朱可夫)。敌主要坦克集团在杜宾卡—戈罗德洛一线。从乌斯季卢格

到索卡利有将近6个步兵师，此外还有第14装甲坦克师。该装甲坦克师的主要突击方向，

是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卢茨克。第5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的接合部有兵力不详的机械化

部队。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是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卢茨克，辅助方向是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指向科韦利。

　　现在报告本集团军各部队1941年6月24日14时20分的态势：

　　　　费久宁斯基占领普列梅茨—库斯尼希—维什涅夫—尼基季奇一线。所属步兵第87师以

两个团占领乌斯季卢格筑垒地域，已被包围，正在进行战斗；该师感到弹药不足。

　　124师从昨天起没有消息。

我请求用轰炸航空兵加强我们，制止坦克部队在杜宾卡—戈罗德洛一线渡河，阻止坦克

部队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方向前进，用强击航空兵和歼击航空兵协助消灭敌军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集团。

　　我已完全没有预备队。机械化第9军要在两昼夜以后才能在奥累卡地区集中，它有将近

200辆旧坦克。

　　电话通信到处遭到破坏，刚刚恢复起来，敌人又用空军加以破坏。同各步兵军保持着稳定的无线电通信……

朱可夫：第一、右邻在鲁鲁扎内—戈罗杰茨地区进行战斗。

　　部分敌军从布列斯特向科韦利突进，是科罗布科夫对作战行动组织不周的结果。

　　你应使翼侧部队转向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方向，并堵塞通往科韦利的道路。

　　

　　第二、穆济琴科在卡缅卡—斯特鲁米洛夫斯卡亚、俄罗斯拉瓦以北直到国境，顺利作战。

敌人投入强大坦克集团，割裂了第5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之间的接合部，并力图夺取布罗德。

　　

　　第三、卡尔佩佐和里亚贝舍夫正向下列方向实施反突击：卡尔佩佐经布罗德向西北方向

实施反突击，目前主要战斗在布罗德西北约15公里处进行；里亚贝舍夫在他的左面向正北

方向实施反突击。上述机动将给你以援助。

　　

　　反突击的目的是，粉碎布罗德—克雷斯特诺波尔地区的敌军，并继续向北前进，使你有可能整顿部队和组织稳定的正面……我们将把机械化第19军、第9军和两个步兵军，派往

卢茨克以北和以南地区，以加强你的部署。

　　在航空兵方面我们将采取措施。

　　同你们的无线电通信，什么也接收不到，密码无法翻译。

　　你应派一名专家乘飞机出发，负责查明收发报方面的技术故障和译电方面的问题。

　　

　　我再重复一下：要牢牢堵住从北面通往科韦利的道路，没有坦克的配合不要把步兵师投入反冲击，因为这样做将一无所获。应设法给步兵第87师运去炮弹和其他弹药。请你考虑

一下，能不能在夜间把这个师撤出合围圈。

　　你那里的KB式（KV-2）和其他坦克情况如何?能不能打穿德国坦克的装甲?在你们那里敌人大约损失了多少坦克?

　　

　　波塔波夫：航空兵第14师归我指挥，到今天早晨该师有41架飞机。方面军的命令说，

轰炸航空兵第62和第18师负责掩护我们。但我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我无法同他们联系。

　　大型KB式（KV-2）坦克有30辆，但全都没有152毫米炮弹。

　　我有T—26和БТ式（BT-5）坦克，主要是旧的，有的还是双炮塔的。

　　敌坦克被消灭约一百辆。

　　

　　你的命令我明白了。我担心来不及把费久宁斯基的右翼掉转过来，从北面牢牢堵住接近路。因为敌人的坦克现在已到达拉特诺地区。但无论如何我马上采取一切措施，来执行你的命令。

　　

　　朱可夫：KB坦克（即有名的KV-2，俄文的V转为英文显示的字符为B）的152火炮可以发射09—30年式炮弹（沙俄时代剩余的152榴弹炮，注意不是二战常见的ML-20 152加榴炮），请你下令立即将09—30年式混凝土破坏弹（缺乏穿甲弹的代替品）发给他们使用。你们要尽全力狠揍敌人的坦克。其他方面我们将给予帮助。我坚信你和尼基舍夫一定成功。今晚或者明天早晨我要到你那里去。再见!……”

　　为了继续基辅方向的进攻，德军统帅部被迫从战略预备队中抽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和成百辆坦克以加强冯·克莱斯特的部队。

　　如果西南方面军的地面和空中侦察组织得更好一些，如果军队的协同动作和指挥组织得更好一些，反突击的效果也许更大一些。

由此可见，巴巴罗萨初期苏军的指挥混乱，在不清楚敌方情况下贸然使用弹药、燃料、人员武器都不充沛的部队发起反突击，反而造成己方严重受创的巨大原因就是在通讯方面被完全压制，无法取得正确的信息。在此之后，苏联在1944年十次打击中，也狠狠的用无线电压制住了德国军队，让其无法和柏林沟通，进而被合围。

在二战中，对于雷达的干扰也逐渐增多。最经典的一幕莫过于诺曼底登陆前对德国早期预警雷达的全面压制，美国三个空降师登陆敌后的巨大动作，德军仅探测到少数飞机——而且多数都是携带橡胶人偶的诱饵飞机，因此完全不知道英美正在实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登陆战。在战斗爆发前，法国抵抗组织也发动起来，大量破坏德国人的有线通讯，使得德国大西洋沿岸的指挥部完全丧失了和巴黎的B集团军司令部、柏林的最高统帅部的直接联络，因此德国前线呼叫坦克和飞机支援的消息无法传递过去，而且由于元首经常在夜间2时服用安眠药，睡到上午10点，未得到明确的信息前，德国值班人员也不敢贸然惊动元首，导致错过了最佳反攻时间。这点斯大林就做的比较好，虽然斯大林的生活习惯几乎和元首一样，都是工作到深夜再吃安眠药睡到上午，但基本上夜里打电话都会去接。

1941年6月22日3时30分，西部军区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将军报告，德国飞机空袭白俄罗斯的城市。

3分钟以后，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将军报告，乌克兰的城市遭到空袭。3时40分，波

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库兹涅佐夫将军报告，敌机空袭考那斯和其他城市。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我给斯大林打电话。电话要通了，但没有人接。我不断地要，终于听到了一位保卫部值班将军的带着睡意的声音。

　　“你是哪里?”

　　“总参谋长朱可夫。请你立即去请斯大林同志来接电话。”

　　“什么?现在?!斯大林同志在睡觉。”警卫长惊异地说。

　　“请立即去，德国人轰炸我们的城市了!”

　　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耳机里听到：

　　“请等一等。”

　　3分钟以后，斯大林来到电话机旁。

　　我向他报告了情况，请求允许开始还击。斯大林沉默不语。我只听到他的呼吸声。

　　“你听懂了我的意思吗?”

　　仍然是沉默。

　　最后，斯大林才问道：“国防人民委员在哪里?”

　　“在同基辅军区通电话”。

　　“你和铁木辛哥到克里姆林官来一趟。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一声，让他召集全体政治局

委员。”

　　4时，我再一次同Ф·С·奥克佳布里斯基通了电话。他镇静地向我报告：“敌机已击

退。攻击我舰艇的企图被粉碎，但城市受到了破坏。”

　　应当指出，Ф·С·奥克佳布里斯基海军上将领导的黑海舰队，是第一批实行了有组织

的抵抗的军团之一。

　　4时10分，西部特别军区和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报告，敌人开始在各该军区的地段

内采取地面行动。

　　晨4时30分，我和С·К·铁木辛哥来到克里姆林宫。全体政治局委员已到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导弹时代。围绕着导弹的攻防，电子战也进入了新的维度。

1950年起，蒋介石集团便不断通过侦察机窜扰中国大陆领空。到了1960年，对中国核计划极其关心的肯尼迪政府，为了摸清中国核计划的发展水平，以及策划潜在的对中国核计划的斩首行动（肯尼迪遇刺后该计划戛然而止），中情局便秘密和蒋介石集团达成协议，出借U-2侦察机给国民党空军，由国民党飞行员驾驶，代号黑猫中队。

以下转自百度百科引述的黑猫中队历史：

黑猫中队正式成军于1961年2月1日，以空军气象侦察研究组为名在空军桃园基地成立，对外称为空军第35中队，直属于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实际上由美国战略空军负责，但因涉及高度机密，才由中央情报局出面协调。美方于1960年7月和1962年12月先后提供了4架U-2侦察机，台湾空军提供人员进行对中国大陆的高空侦察任务。1962年1月13日第一架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的U-2飞机首次进入大陆侦察，14个小时后返回新竹空军基地。U-2飞机的首航就已深入到中国的西北地区，并在沙漠深处发现了一个已荒废的庞大的高台架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所拍的照片证实了中国确有发展导弹的计划；也据此断定中苏已分道扬镳。后来，U-2飞机又发现苏联协助中国兴建的核能发电设施已呈中断状态，一处核武器试验场也没有了活动。至1974年5月24日止，完成220次任务，训练时共30人，其中3人惨遭淘汰，一共有27名台湾空军飞行员加入，其中10人丧生。1962年9月9日，黑猫中队的一架U-2飞机从平潭岛方向进入大陆上空，经福州沿鹰厦线过顺昌、光泽向江西境内飞来。飞机飞过余干、鄱阳湖和九江市后，突然左转，从黄梅、广济直逼南昌。秘密设伏于南昌的解放军地空导弹第2营连发3枚“萨姆二型”导弹，将之击落在南昌东南15公里的罗家集附近，国民党中校飞行员陈怀生跳伞着地后丧生。这是解放军击落的第一架U-2飞机。1963年11月1日，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叶常棣驾驶的一架U-2侦察机被击落于江西省广丰县万罗山，叶跳伞被擒。1964年7月7日，又一架国民党空军的U-2飞机被击落于福建漳州东南的红板村，飞行员死于座舱内。1965年1月10日，台湾空军最后一架U-2飞机从山东海阳上空进入大陆，经黄骅、大同飞向包头。设伏于包头的解放军地空导弹第1营连发3枚导弹，一举将之击落，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张立义被擒。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反击次数对比U-2飞行架次是很少的，这并不是U-2难以探测或者难以拦截，而是当时国内地空导弹在中苏交恶后苏联中断了援助（尽管同一时间越南的S-75供应一直没有中断），成品导弹少的离谱，仅有的几个营被迫伪装成打井队转战南北，实际上就是潜伏在U-2对中国核设施的侦查航道上伺机出击，因此往往是利用雷达追踪若干次U-2的航道后，找准对方导航点，然后再把导弹营以火车送去拦截点进行拦截。由于U-2平飞高度在25000米，接近S-75导弹最大射高，此时S-75的水平射程会从42公里猛降到5-10公里，因此很容易就脱离防空导弹射程。不过，在1963年黑猫中队的U-2被击毁后，美国觉察到无护航的U-2进入中国已经不再安全，因此为U-2加装了雷达告警机。中国则开发出“近快战法”以应对。

近快战法，就是说，通过远程预警雷达，探测到目标接近发射包线后，突然打开跟踪雷达锁定目标，再立即打开照射雷达发射S-75导弹。这种突然打开照射雷达，让U-2反应周期缩短的方式，为中国带来了63年的击坠战果。根据当事人回忆道：

二营和三营练习打U-2的新战法的熟练程度，没到现场看过的人难以相信。1963年7月四个地空导弹营在西安地区摆下口袋阵，准备围歼U-2，遗憾的是西安作战会议，不相信二营三营的成果，最后将开天线距离定在75公里。9月25日U-2来犯，三营请示压缩开天线距离没被批准，结果在61、51、50、48公里四次开天线，U-2都及时压坡度转弯，成功避开三营火力范围，并逃出了口袋阵。

　　1963年10月，空军将仅有的三个战斗营一个训练营，调往江西上饶一线，堵截U-2入窜。我被派去参加空司王路处长带领的空军工作组，提前进入上饶，选择阵地和安排部队进驻。1963年11月1日一架U-2由台湾桃园起飞，从导弹拦截阵地侧翼外通过，侦察了我西北核试验基地返航时，航线正对准我地空导弹一线的拦截阵地。此时，各营指挥员和相关人员，正在参加由空军成钧副司令员主持的作战会议，会议总结了以往的教训，统一了思想，采纳了上述近战歼敌的方案，在U-2临近时提前散会，指战员按时各就各位，二营成功使用“近快战法”击落U-2飞机，俘获飞行员叶常棣，缴获电子战装备——雷达预警设备，美国编号“IDF-2”或称“12系统”。在进行战斗总结时，空军将上述近战歼敌的方法，定名为“近快战法”。空军在上饶召开庆功会，奖励二营和相关有功人员，空军政治部为我记了二等功。

后来，美国也不甘示弱，重新修改了电子战系统。由于U-2发电机功率不足，因此采用的是欺骗式干扰，为了避免雷达干扰机强大的功率导致油耗增加，CIA命令台湾飞行员只有在确认了遭受S-75攻击时才能启动干扰机。因此，为了针对这种干扰机，中国就必须换手段了，同一位专家继续回忆道：

上饶战斗中缴获的“12系统”，经组织专家分析研究，弄清了它的工作原理。它是根据我地空导弹制导雷达的（载波频率、脉冲重复频率、波束扫描频率）三个特征，确认受到我地空导弹威胁，该设备首先对所收到的雷达信号的载波频率进行选择，只选择我地空导弹制导雷达的载波频率所在的S波段。这个波段只有火控雷达和引导雷达，而引导雷达探测距离远，脉冲重复频率低，火控雷达作用距离近，脉冲重复频率高，通过选择高脉冲重复频率的信号，就去掉了引导雷达。剩下的地面火控雷达只有两种，一是地空导弹制导雷达，二是高射炮瞄准雷达，炮瞄雷达的波束是圆锥扫描，我地空导弹制导雷达是直线扫描，且扫描频率不同。“12系统”通过上述选择鉴别后，以两种方式向飞行员报警：一是显示器上的亮线从圆心指向地空导弹制导雷达的方位；二是以红色绿色信号灯显示制导雷达的工作状态，红色灯亮时制导雷达为搜索状态，绿色灯亮时制导雷达为跟踪状态。飞行员适时压坡度转弯，可有效逃离我地空导弹杀伤区。

　　我们找有关工厂，研制生产了照射天线，它使我制导雷达发射的信号，缺少了上述第三个特征，因此使用照射天线的制导雷达，都不会被U-2飞机的“12系统”识别而发出“告警”信号，U-2飞机也就不会逃跑。我地空导弹部队都分别加装了照射天线。

1964年8月9日，地空导弹一营在广西宁明设伏时U-2来犯。当日，正是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十万人声援越南的群众集会。一架由美国人驾驶的U-2飞机，由越南河内方向入窜广西宁明，对中越边境实施侦察。一营按“近快战法”并使用了照射天线，适时发射导弹，在导弹飞向U-2的途中，制导雷达突发故障，导弹失控，战斗失利。部队误认为这次失利，是使用照射天线所致，便决定各营将其拆除。后续的事实证明，此次失误是部队由北方转战南方气候变化引发的线路事故所致。但误认为是照射天线所致，将其拆除，这是地空导弹电子战中的一次重大失误，给后续的电子战造成重大难题。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次日，我被派往地空导弹二营帮助工作，随该营准备伏击前来侦察的U-2飞机。1964年11月26日，U-2飞机果然来犯，听到“部队进入一等战斗准备”的警报声，我也同相关指战员一起进入营指挥所，当U-2飞机到达部队设定的开天线距离时，部队及时开天线，立即发现和稳定跟踪目标，并迅速发射第一发导弹，此时U-2航线突然转弯，由于压坡度太大，飞机高度掉下两三千米，说明U-2发现我导弹制导雷达信号，立即压大坡度转弯逃离。在二营发射第二发导弹后，操纵手报告“目标变形”，由于我对电子战的研究，使我本能地作出反应，喊出一声“干扰”，可是指挥员没来得及反应，第三发导弹又白白浪费了。战斗失利后，我对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反复地分析，发现U-2在二营开天线时，其“12系统”就发出了告警，飞行员紧急压大坡度逃离，但是，相隔十几秒钟后部队才发现电子干扰，说明是人工打开干扰机，如果告警系统与干扰机是自动交联，应该几乎在二营开天线的同时发现电子干扰，其开干扰机的时间应只是毫秒量级。这显然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破绽。

空军在兰州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各营表达了对后续战斗的悲观情绪。主持会议的成钧副司令员，强调了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海底捞针，总不死心”的指示，一方面要鼓舞各营士气，其次也在激励与会成员。会上，空军工作组周忠本同志要我谈看法、讲方案，成钧副司令员随即点名要我发言。会上，我将“抗告警，避干扰”方案提出，该方案得到了空军工作组的赞同。根据我自己了解的情况，会上我讲到：部队从兵器保障、目标指示、战斗指挥、操作协同等都合要求，战斗失利的原因就是电子干扰。随后我进一步讲到了已发现的U-2重要破绽，并阐述了敌雷达告警设备，根据制导雷达信号的三个特征，确认制导雷达并发出告警的基本原理。同时，在会上我建议恢复使用照射天线，以改变其中一个特征，使对方雷达告警设备失灵，U-2飞行员就不会打开干扰机，也就避免了干扰。该方案通过会上的讨论，三个营表示赞同，一营营长汪林暂有保留，会议结束时成钧副司令员宣布：允许保留意见，组织实弹打靶，验证照射天线的安全性。会后汪营长要我进一步讲解了相关的技术细节，后来，他去找成钧副司令员也表示赞同。空军组织在青海湖畔实弹打靶成功，并给各个营恢复加装了照射天线。空军机关为加强对抗美国电子干扰的技术研究，决定成立抗电子干扰小组，我被选调到该小组。

1965年1月10日，U-2夜探包头，被地空导弹一营击落于内蒙古萨拉齐，飞行员张立义被俘获。次日我随工作组飞包头，一营汪营长接机，一见面就向我表示诚挚的谢意。这时，我特别关注的是干扰机的下落。汪营长特意派车和参谋，带我们赶往U-2残骸坠落地点，找到了一副机翼和它下面的外挂吊舱。通过吊舱损毁部位，看到舱内有一部设备，设备前还有一个圆柱体形的物体，圆柱面上有桃红色的英文字——Warning!顶部有个像手榴弹引爆拉环似的圆环，还有一个小学生字典大小的电池，电池的两根导线之一，被导弹弹片切断，露出了断头和铜线。此时，我认定了这就是电子干扰机，和因电源线被弹片切断而没起动的自毁装置。次日，从工兵部门请来两位专家，很快拆除并分解了自毁装置。空军邀请国防科委的专家，与我们合作共同分析电子干扰机。我因平时爱好亲自动手，很快完成了所分工的部件的分析。还超额完成了整机底板的分析，将各人分析结果通过整机底板连线，完成了整机的分析。并修复了损毁部分，重新制作了全部损毁的控制盒，进行了通电测试，用电子仪器模拟雷达信号，送到“13系统”的接收天线，它的发射天线就把强的电子干扰发射出来，被我们设置的指示灯接收而亮启。同志们高兴之余，称赞我的勤于动手的精神，送我一个外号“半拉钳工”。这次亲身经历，使我掌握了敌电子干扰机的工作原理，同时又发现了其电子战的又一新的漏洞。

经过对缴获的U-2飞机电子干扰机——“13系统”的深入分析研究，研究出“×号”抗干扰设备。并很快完成了二十多台设备的生产，并迅速在进口和国产地空导弹兵器上加装。

　　1967年8月31日，三个营在西北某地堵截U-2飞机，两个营发射了导弹，战斗失利。空军召开了各种座谈会，部队误认为“28号”不能抗干扰，要求拆除。会上某院专家发现，部队对“28号”抗干扰设备不熟悉，不懂抗干扰原理，操作不得要领。这时我即刻意识到我的工作有漏洞，我在完成研制工作后，忙于批量生产和部队改装，没有同时编出教材。按某院专家的建议，我在现场为部队详细讲解了“×号”抗干扰设备的工作原理和操作要领。经过深入讨论，部队恍然大悟，坚信“×号”能有效抗电子干扰，也认为该设备不能拆。

　　工作组汇报情况和“×号”抗干扰设备操作要领的报告，受到空军首长和机关的高度重视，迅速要求各营严格按操作要领连夜演练。9月8日工作组返回北京路过兰州时，空军机关突然来电令我们兰州待命。刚吃过午饭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十四营成功对抗干扰，击落U-2飞机，令我们直飞浙江嘉兴。

到达部队后才知道，该营在营长休假离队的情况下，副营长夏存风组织全营，坚决按空军要求连夜演练，迎战U-2时，一切都按作战预案顺利进行。作战中，目标指示雷达准确地指示目标和测报敌机航路参数，当U-2到达开天线距离，立即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开关，同时发现角度欺骗型电子干扰。操纵手熟练操作“×号”抗干扰设备，迅速反掉干扰，指挥员按规定间隔，指挥连续发射三发导弹，击落了U-2飞机。随后，我们赶往飞机残骸坠落地点，从机翼下的吊舱里，找到了被烧毁的电子干扰机，型号为“13C”。这次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成功对抗美国电子干扰，击落U-2飞机的世界首例，也是国产地空导弹兵器首次成功击落U-2飞机。从此U-2飞机再也没有入窜大陆侦察，只是偶尔入窜个别岛屿。“×号”抗干扰项目，于1978年作为“重大创新”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

这里提到的“照射雷达”，就是后期型红旗-2 FAN SONG雷达多出的第2个抛物线天线。

根据网友补充，苏联也采用了类似的多频率技术，而且也加装了光学通道（S125也有）。不过整体而言，指令制导的防空导弹面对强烈干扰的幸存能力并不强。而且整体打击效率也不是很高。

在此之后，中国也仿效美军把缴获的干扰机搬上轰-6丁，让它在携带反舰导弹对战战舰时也有一定生还几率。

在中国对抗U2的同时，S75导弹真正和美军交锋是在越南战场。

By the conclusion of the Linebacker II campaign, the shootdown rate of the S-75 against the B-52s was 7.52% (15 B-52s were shot down, 5 B-52s were heavily damaged for 266 missiles ).

However, some of the U.S aircraft which "crashed in flight accidents" in fact were lost due to S-75 missiles. When landing at an airfield in Thailand, one B-52 that had been heavily damaged by a SAM rolled off the runway and exploded on mines installed around the airfield to protect from the guerrillas; only one crewman survived. Subsequently, this B-52 was counted as "crashed in flight accidents". According to Dana Drenkowski and Lester W. Grau, the number of U.S. aircraft confirmed by themselves as lost is uncorroborated since the U.S. figures are also suspect. If a plane was badly damaged but managed to land, the USAF did not count as a loss even if it was too damaged to fly again.

During the Vietnam war, the Soviet Union delivered 95 S-75 systems and 7,658 missiles to the Vietnamese. 6,806 missiles were launched or removed by outdating. According to the Vietnamese, the S-75 shot down 1,046 aircraft, or 31% of all downed US aircraft. By comparison, air-defense guns brought down 60% and 9% were shot down by MiG fighters. The higher rate of anti-aircraft artillery is partially caused by the fact gun units received data from the S-75 radar stations tha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ir effectiveness

在越南战场上，美军约有31%的飞机遭遇S-75导弹击落。最开始成功率比较高，但到后期成功率比较低，在1972年后卫2行动中，越南人发生了266枚导弹，仅击毁了15架B52轰炸机。整体上越南一共引进了96套防空系统，其中有57套被美军摧毁发射6806枚导弹，击落1046架飞机。

由此可见在整个越南战争中，更加有效的防空手段是利用S75的指挥雷达去操作雷达制的高射炮，除了跟美军采用的超低空飞行突击的战术有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防空导弹当时较低的抗干扰能力，在之后，绝大多数防空导弹转向抗干扰更强的复合制导系统。

除了电子干扰这种软杀伤机制，空军面对地空导弹，也采用更加暴力的“硬杀伤”武器，这就是反辐射导弹。

反辐射导弹可视为一枚采用了被动雷达导引头的空地导弹，由于导弹比较精密，因此大部分反辐射导弹尺寸都不大，美国甚至在AIM-120空对空导弹也安装了此类模式（当然各国主动导引头空对空导弹都可以），可以直接把空对空导弹当成反辐射导弹射出，打击对方预警机或者移动式雷达站，也可对抗使用大功率阻塞式干扰机的敌方电子战飞机。由于采用了反辐射导弹，现代地空导弹基本上都被逼成了“近快战法”，只有有把握时才会使用导弹加以拦截，而且地面上也不断涌现各种假目标，以诱骗导弹飞向错误的目标。

Two days later President Johnson gave the order to attack known SA-2 positions outside the 30-mile exclusion zone. On the morning of July 27 48 F-105s participated in the strike, Operation Spring High. But the Vietnamese knew U.S. aircraft were coming and set up many 23mm and 37mm anti-aircraft guns at the two SAM sites. These anti-aircraft guns were lethal at close range; as a result the Vietnamese shot down six aircraft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 remaining U.S. aircraft suffered damage from ground fire. Both SAM sites were devoid of missiles and equipment; the Vietnamese had substituted white-painted bundles of bamboo for the SA-2s. Operation Spring High had destroyed two worthless targets for the loss of six aircraft and five pilots.

Between 1965 and 1966 the US developed countermeasures to the S-75 threat. The Navy soon had the AGM-45 Shrike in service and mounted their first offensive strike on a site in October 1965. The Air Force fitted B-66 bombers with powerful jammers (which blinded the early warning radars) and developed smaller jamming pods for fighters (which denied range information to enemy radars). Later developments included the Wild Weasel aircraft, which were fitted with anti-radiation air-to-surface missile systems made to home in on the radar from the threat. This freed them to shoot the sites with Shrikes of their own.

The Soviets and Vietnamese were able to adapt to some of these tactics. The USSR upgraded the radar several times to improve ECM (electronic counter measures) resistance. They also introduced a passive guidance mode, whereby the tracking radar could lock on the jamming signal itself and guide missiles directly towards the jamming source. This also meant the SAM site's tracking radar could be turned off, which prevented Shrikes from homing in on it. Some new tactics were developed to combat the Shrike. One of them was to point the radar to the side and then turn it off briefly. Since the Shrike was a relatively primitive anti-radiation missile, it would follow the beam away from the radar and then simply crash when it lost the signal (after the radar was turned off). SAM crews could briefly illuminate a hostile aircraft to see if the target was equipped with a Shrike. If the aircraft fired a missile, the Shrike could be neutralized with the side-pointing technique without sacrificing any S-75s. Another tactic was a "false launch" in which missile guidance signals were transmitted without a missile being launched. This could distract enemy pilots, or even occasionally cause them to drop ordnance prematurely to lighten their aircraft enough to dodge the nonexistent missile.

At the same time, evasive maneuvers were used, and intensive bombardments of identified SAM firing positions were organized. Under these conditions, camouflage and radio silence became especially important. After combat launches, an anti-aircraft missile division was to leave the area immediately, otherwise it would be destroyed by a bombing attack. Until December 1965, according to American data, eight S-75M systems were destroyed, although sometimes American aircraft bombed dummy positions equipped with decoy missiles made of bamboo. Soviet and Vietnamese calculations claimed the destruction of 31 aircraft; the Americans acknowledged the loss of 13 aircraft. According to the memoirs of Soviet advisers, on average an anti-aircraft missile unit destroyed 5-6 American aircraft before being put out of action.

由此可见，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将硬杀伤作为重要压制地空火力的手段，以超低空突袭，发射反辐射导弹，多机诱饵编队来收拾防空导弹系统，而越南也采用快速关机、假目标（起初是竹子伪装成发射架，后来做出“有助推器的竹子”，可以喷出火焰引诱美军攻击），据统计，美国后期需要6架飞机才能摧毁一个防空系统，最后苏联输送到越南90多个S-75防空系统，有接近60个被美国摧毁。

而要地防空导弹无法机动，因此中国的红旗2又被逼出一个新本事：主动拦截反辐射导弹。原理很简单，红旗-2是驾束制导，必须全程飞行在指挥雷达（就是那个P-15数据链天线）的中央波峰线上，而反辐射导弹恰好也会沿着中央线飞向雷达的中心点，因此让他们空中相撞就可以了。

电子战背后，实际上是双方在信息技术和情报领域的交锋。

美国在汲取了越战的惨痛教训后，极大的优化了自己电子战的能力，加上1980年代苏联科学家叛逃，使得美国获取了几乎全部的苏联雷达机密数据，这使得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淋漓尽致展示了电子战的强大威力，通过配合隐形飞机偷掉对方预警雷达，电子战飞机压制防空导弹照明雷达，反辐射导弹硬杀伤的方式结合，让拥有庞大空军和防空军的伊拉克，南联盟陷入了绝对的被动挨打局面之中，总共取得的战果不超过两位数，这和越战美国仅固定翼飞机就损失高达1500架形成鲜明反差。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美国情报系统和苏联叛徒的帮助。

阿道夫.托尔卡切夫是苏联雷达中心的首席设计师。

1954年，托卡乔夫毕业于苏联哈里科夫综合技术学院，毕业后分配在苏联雷达工业部无线电配置研究所工作。由于他工作业绩突出，被提拔为该所联合实验室总设计师和科学生产联合公司“同相加速机”的主管。托卡乔夫收入颇丰，月薪高达250卢布，外加奖金和保密补贴，每月薪酬都在350至400卢布左右，他根本花不完。

1979年，苏联政府给52岁的研究所总设计师托卡乔夫分配了高级住宅，就在莫斯科市中心一幢靠近美国大使馆的高层楼，笔者前不久在莫斯科还造访过那幢楼，条件之好难以形容，即使按今天的标准也算奢侈豪华。

不过，就算收入很高，他仍然当了叛徒。他开始联系美国大使馆，声称可以提供情报，但美国人以为是KBG的人下的套，迟迟不予答复。

1978年2月16日，就在美国中情局为招募托卡乔夫犹豫不决的时候，托卡乔夫竟然又在莫斯科拦住了美国使馆的车，他往车里投了一封信。无巧不成书，托卡乔夫那天所拦的恰是中情局莫斯科站站长哈萨韦的车。那时哈萨韦刚驶出使馆不久，在等红灯的时候听见有人敲车窗，哈萨韦妻子摇下玻璃，托卡乔夫将一个信封交到哈萨韦手上，还急切地说：“请转交大使先生！”便匆匆离去。哈萨韦急忙返回使馆打开信封，原来是一封托卡乔夫的亲笔信。他说出于安全考虑，不能写得太多，但他也知道，写少了中情局不会相信他，会误以为他是克格勃为中情局下的套。

所以，托卡乔夫想了一个与中情局联络的巧妙方法，他先将自家座机号码的前5位数(莫斯科的电话号码为7位数)在信中报给中情局，一个星期之后，他再按约定手持写着后两位电话号码数的小木板，在约定的公共汽车站等候中情局特工。中情局特工只需开车经过那个公交站，记清小木板的两位数字，并按照信中所提供的前五位电话号码进行拼接，即是托卡乔夫家的电话，再按约定时间给他打电话，通话前切记验证接电话的人是否托卡乔夫本人。

在1979年至1985年期间，他向美国人传输了大量的苏联机密数据，而且其传输的速度和数量让当时的美国人难以处理。他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挣得79.7万卢布，当时折合约200万美元。1980年5月10日，中情局签署了托卡乔夫的酬金决定：1979年支付20万美元，以后每年支付30万美元。基舍尔将这个决定告诉了托卡乔夫，最后还加了一句：“你现在挣的比美国总统还多。”中情局将托卡乔夫的奖金存入美国银行，承诺他随时支取。这笔钱，托卡乔夫除了动用小部分在欧洲买珠宝外，几乎没有花过。所以金钱并不是他主要动机，迄今也没查明他背叛真实原因。1986年，他被苏联KBG发现，此后被处决，但问题是苏联已经没有功夫来重新设计去如此之多的雷达。

苏联在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和系统均遭到了泄露，苏联战斗机雷达，截击机雷达，导弹制导雷达，甚至S-300防空系统都全部泄露殆尽。美国当时收到了大量的当时苏联发展的数据和有关苏联航空雷达能力的信息，在F-14战斗机现代化时，美国甚至使用了有关米格-31无源相控阵天线的信息。托卡乔夫提供的绝密情报价值连城，不仅使美国研发战机躲避雷达监测系统缩短了17个月，在某些领域甚至缩短了5年，而且还节省了高额的研发经费。中情局刚开始与托卡乔夫接触时，并未认清其价值所在，后来才猛醒，托卡乔夫是美国二十世纪最宝贵的间谍，美国军方的估算结果显示，托卡乔夫的情报价值100亿美元，足够美国空军研发机构研究多年。而且中情局与托卡乔夫的合作，也堪称国际间谍史上的典范。

所以与其说美国在冷战以后的防空压制是电子战的优势，不如说是情报战美国占得了先机。事实上，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各行各业都有大量向美国投效的间谍，导致苏联的一举一动都被美国明察秋毫。在1979年中国对越反击战的时候，美国还向中国提供了远东苏军的实际部署情况，让我们知道，其实苏联驻扎在东北的百万大军根本不存在，除了蒙古国的一个坦克师是满员随时可以作战以外，大多只是一些只有30%员额的动员部队，一个月的时间内是不能作战的，这才让中国定下决心在一个月内快打快撤。因此当苏联那个满员坦克师在1979年进行军事演习以威慑中国撤军的时候，中国知道他的底细，所以根本连回应都没回应，在一个月后苏联人得以调兵的时候，中国已经完成越南撤军了。苏联解体后，美国情报战的主要目标转向中国。不过美国的情报战也给中国送了一个大礼包，在中国南海撞机后，中国缴获了EP-3侦察机，发现其中包含大量电子战和窃听设备，通过对其的破解，中国再次在电子战领域追上了一大步。

你以为到此结束了？情况远非如此。在空军武器，防空兵武器发展减速的冷战后，电子战作为不发一声的武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迭代发展，再次迎来了飞跃式进步。

第一，得益于可编程计算机和频率捷变式无线电发射机的发展，如今的雷达（包括反辐射导弹）已经不再需要红旗2那个年代需要更换硬件即可实现多个频道工作，因此对于缺乏有效手段的弱国无疑是巨大打击，尤其是仍保有大量冷战防空系统的国家，几乎是完全丧失了现代的防空手段。

第二，学过高中物理都知道波的合成，两个频率相同，振幅相同，但相位相反的波会发生相互抵消的情况，也就是叠加后的振幅和能量为零，这就是目前有源对消耳机降噪原理，当然此类技术也用于飞机反雷达技术，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B-1,B-2轰炸机采用的电子战系统。通过有源对消技术，现代巨大的轰炸机和其他高价值飞机，已经不再是敌方战斗机唾手可得的猎物。

第三，网络战与信息战。由于所有的飞行器都不能使用有线传输信号（光纤制导导弹例外），而且依赖于和地面，卫星的通讯信号进行导航，因此从二战开始，就有伪装导航信号来让敌方轰炸机找不到位置的战术，而随着如今无人机数量大增，无人机更加依赖于外部遥控的数据注入，因此巧妙地伪装成使用者的信号，可以夺取无人机的控制权，让其降落到己方地区。

第四，就是直接给对方计算机植入病毒程序。由于现代防空设备和大量的作战设备都依赖于可编程计算机，那么为计算机内部植入病毒，即可让计算机失控。一个广为流传的是，海湾战争前，美国在伊拉克防空部门采购的法国防空系统中的打印机芯片中植入病毒，在设备和伊拉克设备连接后，启动病毒瘫痪了伊拉克的防空网。在伊朗核危机中，美国开发了臭名昭著的“震网病毒”，通过互联网传播和内线植入的手段配合，导致伊朗的离心机控制计算机大量崩溃，使得浓缩铀离心机大量损坏，直接导致伊朗铀浓缩停滞2年之久。

所以，在信息战争中，得电子者得天下，电子战，将会以更加高速，更加具有威力的方式进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