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二十四章 原子时代(a)

第二十四章 原子时代

1961年2月24日，切离开位于第十八街的家乘车去上班。他的车右转驶入了第七大道。往常，他的车会左转进入第五大道，行驶一段后，再右转经过国家安全局总部，进入阿尔门达雷斯河底隧道，然后到达海边的国家银行。不过今天他的车没有走往常的路线，而是开到了国家土地改革所大楼。今天是切就任古巴工业部长的第一天。突然的路线改变救了切一命。

他离开家没多久，一场枪战发生在他家屋外；切的保镖加入到战斗当中，疯狂扫射。屋里，阿莱伊达把自己和孩子藏在一楼的楼梯井下面，和她们在一起的还有25岁的保姆索菲亚·加托。

后来索菲亚凭记忆拼凑出了当时的情境。四五个持枪的前游击队员蹲在第十八街和第五大道拐角附近的灌木丛后面，这时格瓦拉家的一个邻居萨里纳斯开车路过，这些手持自动武器的人开火了。切的保镖认为这是针对格瓦拉家的攻击，于是他们开枪反击。几分钟后，萨里纳斯死在他的车旁，一名袭击者中枪，躺在地上挣扎。

交火的新闻迅速被压制下来，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切和政府的非官方说法是这不是针对切的暗杀行动。据住在切家里的奥斯卡·费尔南德斯·梅尔说，死了的萨里纳斯的确是袭击者的预定目标，据说他被杀是因为感情问题。

不过，考虑到当时古巴发生的一切，第十八街发生的攻击事件是一次企图暗杀切的拙劣尝试，这种说法仍然十分可信。在全国范围内，很多像前游击队员拿起了武器反对革命，反对共产主义。在这些反共产主义者眼中，切被认为是让古巴“屈从”于苏联的罪魁祸首，是卡斯特罗耳朵眼儿里的一只恼人的“红色”跳蚤。

除此之外，至少还有另外一起刺杀切的图谋被挫败。那是1960年初的一个晚上，当时米高扬还没有访问古巴，阿列克谢耶夫和切必须秘密会面。当晚阿列克谢耶夫正在切的新办公室和他谈话，切突然说：“阿列克谢耶夫，反革命分子正打算向我开枪，看看他们的位置。”切指向了街对面正对着他们的一扇窗户。阿列克谢耶夫慌了，不过切很快安抚他说古巴的情报部门已经控制住了这个地方，他们马上就要冲进去了。

不论发生在第十八街的枪战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切今后都要更加小心了。警卫对进入工业部的访客进行搜身，切也开始把一个装满手榴弹的雪茄盒子放在车里他旁边的位子上，每天上班的时候都变换行车路线。

美国人实际上损失了所有在古巴的地面情报能力。1月20日，最后一批美国外交人员撤出大使馆，就在几天前，所有美国公民都被禁止进入古巴。秘鲁和巴拉圭政府也在这个月跟古巴断交，撤走了他们的外交人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更多的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邻国步了他们的后尘。至少有10万名古巴难民逃离古巴，大部分人去了迈阿密，美国政府用联邦基金启动了安置计划，安置这些难民，并给他们找工作。帕尔多·拉达也在这些难民之中，他在轻率地发表了一通关于共产党渗透进入政府的言论之后，偷偷逃离古巴。前农业部长阿姆伯托·索里·马丁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被古巴军队抓获，并被指控从事中情局主使的反革命活动，最后被枪决。大举进行的清洗活动和大批难民的出逃帮助卡斯特罗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要铲除“第五纵队”和反革命活动的支持者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把他们彻底清除出去。

与此同时，苏联技术人员、俄语老师、经济学家和军事顾问来到古巴。蒙古、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中国和北越政府在古巴开设了大使馆。东方阵营的贸易和文化代表团络绎不绝。1月17日，卡斯特罗宣布将派1000名古巴青年到苏联学习“土地合作社”的经验。变化如此突然，如此剧烈，连古巴的工人们都明显感受到了这些俄罗斯人和被他们取代的美国人之间的差异。

美国人多金、傲慢，说着一口糟糕的西班牙语，而这些新来的人，不论从外表还是行为举止看都像是农民，他们穿着简朴，行事粗线条。女人们都体形肥胖，穿着农妇的长裙，戴着头巾，男人们穿着劣质布料缝制的不合身的套装。他们在古巴的腹地大汗淋漓，可是却不用除臭剂，对于讲究的古巴人来说，这些俄罗斯人简直太难闻了。他们不说西班牙语，和自己人抱团，像牲口一样挤在卡车上穿过城市，前往他们新的居住地。他们好奇地打量着这座现代化的城市，商店橱窗里仍然陈列着晃眼的美国商品——电视机、冰箱和空调。时髦的建筑师设计的房子里有游泳池和漂亮的花园。体型庞大的美国轿车装着尾翼，车身上还有镀铬装饰，看起来十分奢华，他们看得目不转睛。
从外表上看，这些苏联人无法让大家联想到他们是社会主义“超级强权”的代表。切知道民众心存怀疑。1月6日，他在电视上解答了民众的疑虑，向观众简要介绍了他的苏联之行。他讲到了他上次出访的所有国家，对朝鲜和中国给予了格外赞赏，随后他转入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古巴人一直以为苏联人在某些地方十分落后。谈到他的苏联之行，切说：

我们不得不提一些让我们有点尴尬的问题。……例如，我们提的一个问题是，古巴人需要用一些原料制作除臭剂，而其他国家的人不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从事的所有生产都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他们仍然要克服一些巨大的落后……他们并不被这些问题所困扰。我们现在也必须自己投入到那些更重要的事情中去。

在当时的情况下，切尽可能让自己表达得委婉些。他知道，他正在对挑剔的哈瓦那人讲话，不过如今时过境迁了，现在国家有了新的目标，他们必须放弃除臭剂，为这个目标而工作。他也承认，的确，除了技术上领先，苏联人从很多方面看仍然是乡下人。

经济领域内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苏联阵营的影响。政府的工作重点由已经缺乏组织的合作农场转向了苏联式的国营农场，这些农场被称为“人民农场”。在切的工业部里，捷克和苏联的顾问正和南美的第一代经济学家并肩工作。切为自己和助手们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伯雷格也在其中，由一位西班牙裔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安纳斯塔西奥·曼希拉担任他们的老师。

很多美国影响都被禁止了，比如圣诞老人，英语学习也一样。俄语现在是“新”古巴的第二语言。切开始进行每周两次的俄语学习。

苏联“风格”开始一点点从表面渗透入古巴人的生活中。政府率先做出了改变。古巴政府已经模仿苏联设立了中央计划委员会。街道、剧场和工厂也被重新命名，新名字来自古巴本土或外国的革命英雄和烈士，比如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帕特里斯·卢蒙巴①。原来的卓别林影院和第一大道将成为卡尔·马克思影院和卡尔·马克思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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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1925-1961)，刚果民主共和国首任总统，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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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的情报分析员看来，古巴皈依社会主义阵营主要归功于切·格瓦拉。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分析报告显示：在切出访中苏阵营后，古巴和各国签订贸易协定、建立文化联系，并且和东德以外的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还得到除阿尔巴尼亚以外各国的科技援助。

没有人知道格瓦拉在出访的时候是否为古巴争取到额外的军事援助，不过美国人的报告认为这有很高的可能性。“可以认定他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就新武器的交付达成了协议。据一份报告显示，格瓦拉在出访初期曾向赫鲁晓夫提出要导弹，不过被这位苏联总理断然拒绝了，可是他答应给他们一些用于二战的核武器。”

中情局内部就刺杀切、劳尔和卡斯特罗一直有争论。1960年1月，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最初否决了刺杀计划，他更钟情于“流亡军队”计划，不过最终老派的杜勒斯改变了主意，他从实用主义考虑，应该用尽可能高效的方式把事情做成。如果刺杀古巴的最高领导人有助于保证进攻计划的成功，那么就应该选择这种方式；在其间几个月里，他让执行主管理查德·比斯尔研究刺杀计划的可能性。有几个计划已经在酝酿之中，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计划是在卡斯特罗最喜欢的雪茄里下毒。在后来有更多针对卡斯特罗和其他古巴最高领导人的刺杀计划，有一些甚至有黑手党的参与。

1960年8月，在艾森豪威尔的批准下，杜勒斯授权中情局利奥波德维尔①站站长把“解决”卢蒙巴作为“最高级别的首要紧急任务”。总统约瑟夫·卡萨武布罢免了卢蒙巴，可是军队司令约瑟夫·蒙博托仍然被认为是个威胁。9月，杜勒斯下令消除卢蒙巴重回政府就任的所有可能性。

一周后，中情局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接待了一名华盛顿来的客人，中情局医学部的悉尼·哥特里布医生。他的随身提箱里装着注射器、橡胶手套、面具和一瓶可以不留踪迹的生物毒剂；中情局发现了“解决”卢蒙巴的办法。但是没等中情局动手，卢蒙巴在刚果的对手就先动手了；他被刚果军队逮捕，并在联合国部队的保护下被移交给冲伯②的部队。1961年1月17日，卢蒙巴在囚禁期间被谋杀，不过这件事被隐瞒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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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刚果首都金沙萨。
②莫伊兹·卡奔达·冲伯(Moise Kapenda Tshombe，1919-1969)，刚果共和国政治家、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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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卢蒙巴被杀的消息终于被公布出来，赫鲁晓夫指责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是这次谋杀事件的“帮凶”。古巴外交部长劳尔·罗亚也发表照会呼应赫鲁晓夫，向联合国提出抗议。古巴政府宣布进行3天的哀悼。对于卢蒙巴的死，中情局的人当然是暗自高兴。

3月，中情局的古巴进攻队伍已经准备就绪，其政治阵线组织也已经就位。曼努埃尔·雷在古巴留下了庞大的地下网络，他加入了中情局牵头的古巴流亡联盟，由前首相米罗·卡尔多纳领导其“古巴革命委员会”。可是反卡斯特罗运动却在别的地方惹出了大麻烦。

前一年的11月，由600多名古巴流亡军人组成的2506旅在危地马拉完成了3个月的游击战培训课程，可是媒体曝光了他们的消息。这个丑闻让危地马拉总统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的日子很不好过。一大群危地马拉军官对于外国军队出现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感到气愤难当，他们上演了一起军事叛乱。11月13日晚，军队占领了首都的一个军事要塞、位于危地马拉东部的萨卡帕军营以及加勒比海沿岸的巴里奥斯港。

虽然取得了初步胜利，可是叛乱的军官和他们的部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他们拒绝了数百名要求加入他们的萨卡帕农民。艾森豪威尔政府迅速做出反应。一支美国海军舰队授命启航，中情局的古巴游击队被派去帮助镇压叛乱。叛乱军队很快投降了。

不过一些当时看来是很小的事情却将在未来带来重大的后果。两名参与叛乱的年轻危地马拉军官没有返回军营，他们是22岁的马尔寇·奥雷利奥·杨·索萨和19岁的路易斯·图尔西奥斯·利马，他们都接受过美国人的培训。他们转入了地下，决定开展反对危地马拉政府的游击战。15个月后，他们以左翼游击起义的领袖出现，而图尔西奥斯·利马将成为切最爱的门生之一。

当年11月，委内瑞拉也出了乱子，亲古巴的左派革命运动组织以及委内瑞拉的共产党人在加拉加斯发动了反对贝坦科尔统治的暴力起义。委内瑞拉前总统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将军脱离了贝坦科尔政府，加入了左派革命运动组织和共产党人的联盟，组成了“全国解放委员会”，旨在推翻政府。接下来发生了学生示威游行，学生和警察发生了巷战，不过起义最终被压制。可是贝坦科尔报以加倍的镇压，到了年底，宪法保障被无限搁置，大学关门、左翼报纸被禁、油田被军队控制。委内瑞拉正在成为武装游击斗争的最佳阵地。在古巴的支持下，战斗将在不久的将来打响。

与此同时，中情局改变了进攻古巴的战略。他们从近期的经验中看出，原来让流亡者组成的部队进攻古巴的计划看上去并不可行。他们让部队主力留在危地马拉接受培训，而派遣小撮的叛军和破坏者潜入古巴。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被卡斯特罗的军队消灭了。中情局的空投物资也无法维持山区里叛军的生活。因此，现在需要的是更加有挑战性的计划。

在新计划之下，危地马拉的队伍将登陆古巴海岸。在空中打击的支持下，他们将建立据点，并且宣告成立古巴临时政府，而华盛顿和亲美的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将立刻承认这个临时政府。随后美国就可以在理论上介入，“协助”古巴新成立的“民主政府”。该计划希望在这些措施实行的时候，卡斯特罗、切和劳尔已经死了。现在中情局正在考虑若干个在登陆前夕刺杀古巴领导人的计划。

从危地马拉的队伍中选出了7支独立的五人小组，这些小组被称为“灰色小队”。他们要和古巴的地下抵抗组织接头，帮助协调中情局空投武器。当进攻队伍登陆的时候，他们就采取行动，攻打特定目标，在全古巴发起武装暴动。19岁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也在被挑选出来的人当中。灰色小队的人员转移到一个新建的丛林营地，他们在那里学习间谍术。圣诞节之后又过了几天，罗德里格斯所在的灰色小队被送上一架美军军用运输机，飞机的窗户都被蒙住了。飞机把他们带到巴拿马运河区的克莱顿堡美军基地，不过现在他们学习的是如何使用苏联和东欧国家制造的先进武器。

1月初，罗德里格斯想出了一个刺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他把计划告诉给培训他的美国教官。几天后，他被告知中情局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和一名同伴飞往迈阿密，他在那里得到了一支德国制造的带有望远式瞄准镜的狙击步枪。中情局已经选定了刺杀地点，卡斯特罗经常去那里的一处房子，位于哈瓦那。罗德里格斯三次在夜间乘快艇到古巴海岸，可是三次都没有和当地接应人员接上头。在第三次接头失败后，步枪被收走了，中情局告诉罗德里格斯，他们已经改了主意。

与此同时，另一支灰色小队被带到位于迈阿密郊区的一个基地。2月14日，第一支队伍偷偷进入古巴。一周后，也就是切的房子外发生枪战的4天后，罗德里格斯和他的4名同伴带着武器、弹药和炸药空降在位于巴拉戴罗海滨圣地和哈瓦那之间的古巴东部海岸。挽救革命运动组织的成员用车接走了他们。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罗德里格斯和他的同伴们与哈瓦那和卡马圭的地下抵抗组织碰面，他们呆在安全房里，为接受中情局大批武器空投做准备。在得到武器并且分发下去之后，他们的计划跟切和卡米洛在反巴蒂斯塔战争的最后阶段时一样：在拉斯维亚斯北部开辟游击阵线，想办法把古巴分成两半，迫使政府将军队调离南岸，因为进攻队伍将从南岸登陆。

新上任的肯尼迪总统对于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政府对卡斯特罗的怀柔政策十分不满，他似乎决定要显示自己的决心，他上任两个月以来，种种迹象均显示美国支持的对古巴的军事干预正在准备当中。

实际上，肯尼迪在11月赢得总统选举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关于古巴流亡部队进攻计划的通报，他私下让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放手去做。上任后，肯尼迪一直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中情局不断增大的计划，他表示了自己对计划可行性的疑虑，不过中情局最后软硬兼施地说服了他。

流亡部队训练完备，迫不及待地要大干一场，杜勒斯的手下对肯尼迪说，登陆的日子快要到了。中情局已经挑选好了一个登陆地点。地点位于古巴拉斯维亚斯省的南部海岸，靠近特立尼达。不过肯尼迪认为这个地方太“引人注目”。他选择了位于猪湾的吉隆滩，这里更靠西，不那么显眼。如果登陆部队没有守住滩头阵地，他们就会到“附近”的艾斯卡姆布雷山区，在与那里的叛军会合后，开始游击抵抗运动。

这个计划有很多缺陷。所谓“附近”的艾斯卡姆布雷山区实际上在100多英里以外。与外部隔绝的地理位置让吉隆滩看起来像是突击登陆的绝佳地点，可是如果卡斯特罗的军队能够快速到达那里，这种地理位置将让这里成为死亡陷阱。如果登陆部队需要撤退，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沿着一条狭长的道路穿过庞大的扎帕特沼泽撤退，要么沿着毫无掩护的海滩撤退。不论走哪条路，他们都很容易被伏击、阻截，然后被杀。显然，这些都不在中情局的战略部署的考虑之中。

虽然有疑虑，肯尼迪还是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不允许美军直接参与或提供大规模空中支援。中情局的人显然认为一旦行动开始，总统就会松口的。不过这个消息并没有让古巴流亡军的成员们知道，他们还以为自己将得到美军的全力支持。

中情局也不知道卡斯特罗的情报机构已经渗透进了他们的“秘密”计划。35名悄悄进入古巴的灰色小队成员中，至少有1人是卡斯特罗政府的双重间谍，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其他人。在迈阿密，中情局的计划大纲已经传遍了古巴流亡人员的社区，而卡斯特罗在那里有很强大的间谍网络。另外，卡斯特罗现在有足够的武器任其调遣。多年后，阿列克谢耶夫愉快地承认：“我们已经在吉隆滩布置了苏制武器。很多苏制武器参与了吉隆滩的战斗。”

进攻传言、夜间空袭和针对被没收的商店的一连串炸弹攻击让哈瓦那的气氛高度紧张。切在这样的气氛中忙碌着，他发表演讲、写文章、接待外国使团。

“义务劳动”成了切要求创造古巴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最新标准。他在卡米洛死后就开始小规模地进行义务劳动，不过在看到中国的义务劳动大军后，他把这个概念完全复制到了古巴。回到古巴后，切就开始在每个周六实践这个概念，他到工厂的总装线上帮忙、去砍甘蔗或者在建设工地搬砖。他还劝说工业部的同事在甘蔗丰收的季节义务劳动，“树立榜样”。不久后，工业部里每个想让切保持对自己好感的人都开始放弃自己周六在家的休息时光，和切一同参加这些劳动。

切的计划后来被称为“模拟社会主义”，其原则是个人通过不计报酬地为社会工作，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觉悟”。切甚至把奥斯卡·费尔南德斯·梅尔送给他的一块手表的金表带捐了出去，作为古巴的黄金储备。

所有人都知道切拒绝领取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工资，他在工业部继续执行了这个原则，还是坚持只领取作为司令官的微薄工资。奥兰多·伯雷格现在是工业部副部长，他不得不领取和切同样多的薪水，把多出来的部分都捐给了土地改革基金；如果工资比老板还要高，那就不大合适了。

伯雷格承认，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切的这种革命性的自我展示，伯雷格自己就因为切而被迫放弃了拥有汽车的梦想。古巴的富人们逃走以后，留下了一大批汽车，这些汽车立刻被收归国有，各政府部门将这些汽车分配给了各自部门的官员和某些雇员。不过伯雷格的运气更好。在参观一个“受到干预”的香烟厂的时候，烟厂经理说有一辆全新的捷豹跑车被丢在了这儿，他建议伯雷格收下这辆车，因为其他人都不知道这辆车怎么开。伯雷格立刻爱上了这辆车，一直得意地开着它到处走，直到一周后的一天，他把车开到了他和切共用的车库，切发现了。切走过去冲他喊道：“你就像个拉皮条的！”

切指着这辆车问伯雷格说，他开着这样一辆车到处转悠是想干什么？这是辆“皮条客的车”，过分招摇，一个“人民代表”不应该被人看到开着这样一辆车。伯雷格的心沉了下去，他对切说会把车还回去的。“很好，”切说，“我给你两个小时。”

后来到了办公室里，切对伯雷格说，他应该开一辆比较便宜的车，就像他自己开的那辆旧的绿色雪佛兰“羚羊”。不久后，伯雷格得到了一辆和老板的车几乎完全一样的车，不过他的这辆是双色的，今后12年他都将开着这辆车。“切超级严格，”伯雷格回忆说，“……就像上帝。”

就在切的敌人和盟友越来越多的同时，他的一些老朋友、老熟人一个个出现在哈瓦那。格拉纳多已经带着全家人从委内瑞拉来到这里，他在哈瓦那大学教授生物化学。里卡尔多·罗乔也来了，不过他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来的。最近，阿根廷驻波恩的外交官想要调解美国和古巴之间的争端，可是没有成功。罗乔显然希望利用和格瓦拉的关系探听一下古巴的计划。不过罗乔发现古巴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他看到民兵用手钻在哈瓦那的街道街上安放炸药，身穿军装的男男女女拿着武器走来走去。穿过大厅里一群留着大胡子、手持武器的人后，罗乔在一间布置简单的办公室里找到了格瓦拉。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是6年前了。

也许切知道社交广泛的罗乔在回去后会把所见所闻告诉西方的决策者们，切带着罗乔到乡下进行了一次工人之旅：他们到工厂、到蔗田、与艾斯卡姆布雷山区打击反革命的农民士兵见面。切甚至逼着罗乔参加义务劳动，砍了一天的甘蔗。罗乔走的时候得出了几条结论：古巴绝对在走共产主义道路；古巴革命的武装完备，而且得到了古巴人民的普遍支持；切希望把革命推广到整个南美地区。

4月3日，白宫发布了一份关于古巴的白皮书。白皮书说古巴在当前对美洲国家造成了明显的威胁。不久后就发生了猪湾事件。
5天后，切在《橄榄绿》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古巴：历史的特例还是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先锋？》。切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古巴不是特例，古巴只不过是打破经济依赖和帝国主义统治这个普遍模式的第一个国家。古巴是邻国的榜样，他们可以循着这条路达成通过革命获得自由的目标。切认为古巴能够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是因为古巴采用了某些模式，而这些模式是根据经验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性的解决方案属于科学真理。这个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而游击战是实现这个真理的途径。切通过古巴的经验总结出了一条“科学真理”，科学真理不会发展成理论，它是自然规律。根本上说，切认为，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社会主义的模式可以提升为一种科学发现，通过这个发现可以让不公正得以终结，创造新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