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枫丹国到苏格拉底审判——略论原神4.0剧情
作为一名人民大学的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生，我最近在回坑原神，游玩4.0最新主线时。其剧情中，枫丹民众对于审判的痴迷，审判从头到尾儿戏与庄重兼具的色彩，总让我想起距今两千四百多年前，雅典公民对于苏格拉底的审判。
不管是一厢情愿的过度解读也好，还是确有其事的化用借鉴也罢，在原神的背景与部分剧情中，常常能看到历史上的真实政治环境与政治事件的影子。因此，在谈论枫丹与苏格拉底的关系之前，让我们先来谈谈苏格拉底其人其事以及遥远的古希腊时代。
古希腊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城邦政治的发展。城邦伴随了古代希腊文明的始终，并且在希腊人看来，城邦乃是人类自然形成的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古希腊人对城邦的忠诚，集中体现于城邦的公共生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的核心位置。作为一位希腊城邦的公民，他一生中最为关注的并非物质生活的富足。对经济活动，希腊人普遍采取一种轻视甚至是蔑视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物质财富的意义仅限于维持生命的延续，至于生命本身的目的却绝不在于物质欲望的满足，而在于通过政治参与、成为城邦公共生活的一员。总而言之，古希腊人绝对相信，“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
因此，在这种环境中，各类政体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为众人所知的雅典，就是民主制的代表。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已经发展到极致，而正是在这种没有节制的民主制之下，政治不仅成为公民参与的公共舞台，而且成为一些人争权夺利的角斗场。一方面是民主制的支持者们对这种政治形式不遗余力的颂扬，另一方面则是党派争斗、以权谋私、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苏格拉底正是痛感于盛世之下人们灵魂的堕落，才不知疲倦、不畏艰险地在各种场合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与反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甘愿做一只牛虻，刺激他的同胞们警醒和奋起。即使是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也同样毫不留情地质问他的同胞们：“你是雅典的公民，这里是最伟大的城邦，最以智慧和力量闻名，如果你只关心获取钱财，只斤斤于名声和尊荣，既不关心，也不想到智慧、真理和自己的灵魂，你不感到惭愧吗？” 当然，这种批判也给他自己招致了不少敌人。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以传播邪教和毒害青年的罪名被雅典法庭起诉。他的言行举止显然也已经不能见容于雅典的政治家甚至不少普通公民。苏格拉底在接受法庭讯问及为自己辩护时，对陪审团的指控进行了雄辩的反驳，并且拒绝接受罚款这一较轻的惩罚而宁可选择在雅典被处死、后来又谢绝了他的朋友克黎东营救其出狱的建议，目的是以一死表明他对城邦的忠诚以及对判处他死刑的政治家和民众的蔑视。
呜呼哀哉！苏格拉底之死，不仅仅是他与城邦公民的冲突，更是哲学与民主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结果。哲学追求真理的批判性与政治的稳定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样的惨剧。苏格拉底以拯救雅典城邦的道德和政治为己任，苏格拉底谈论的焦点，就是正义与美德等等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目的是重新确立也已败坏的是非善恶标准，促使人们通过追求真正的美德与正义而在灵魂上得到提升与完善。苏格拉底虽然希望拯救雅典城邦，但他所选择的道路却不可避免地要以瓦解城邦社会政治生活的传统基础——个人与城邦的高度一致性为前提。就此而言，雅典法庭对苏格拉底的判决并非没有根据。
回到原神的剧情。枫丹的诸多审判，看似庄重，实则如闹剧一般。由法院走入歌剧院的审判，必已失去“审判”之名。可能随着前任水神的死亡与年轻水神的上任，过去庄重、权威的审判被新成长的一代代枫丹人不断“祛魅”。审判从一个单纯的政治行为，变得娱乐化、大众化，成为了每个枫丹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枫丹人自然地达成了个人与神灵与国家之间高度的一致性，由此成为枫丹国的立国基础。就同雅典人热衷于参加法庭、出任官员（尽管当时出任很大一部分公职采用抽签形式，并且没有很好的酬金与待遇）的行为如出一辙。
因此，有些朋友认为的，枫丹的审判不讲证据，稀里糊涂。我认为这点恰恰是应然的，是枫丹剧情的好处所在。枫丹的审判早已不在重要，甚至早已不在是审判，枫丹人通过审判的天平，通过娱乐化的审判与法庭，才能像今天一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常常颠倒黑白，罔顾正义。但就在这样的闹剧中，个人与神明与国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拥有极强的凝聚力与共同的政治生活。
旅行者来到枫丹，对于枫丹的审判制度的质疑，并亲自下场扭转审判，就好像苏格拉底希望为雅典城邦所做的一样。旅行者假如希望拯救枫丹，那么他选择的道路也必须如同苏格拉底一样，需要以瓦解枫丹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传统基础——所谓审判为前提，如此才能重新确立起真正的美德与正义。
但这样的尝试显然会遭受无穷的阻力与反对。因此，在我看来，之后真正优秀的剧情走向应该是：旅行者因为与枫丹国体制的尖锐冲突对抗，被法庭判处有罪，通过与大审判官的战斗获取一线生机。最终，扭转、拉拢芙芙的支持，唤醒其本心，摧毁那个什么审判天平，彻底结束枫丹国审判儿戏般的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