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sen und Blut（6）：归途
写在前面：这一部分写作的是铁血公国战后的共和制改革，以及本文中所涉及的不同人物的归途，故此篇以“归途”命名。这一篇将首次脱离战争背景，来详细地叙述暂时处于和平时期的铁血公国。又是一篇听着米津的歌写下的文字，其中还有几处有意参考了日剧《Unnatrual》的情节设计。或许这个系列完结之后，我应该买张八爷的实体专辑？
正片开始：
摘自 雷奥妮.舒尔茨《共和的时代》 引言
铁血公国共和制改革（Die Wiederherstellung des Republikanismus，DWdR）或许是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之一，其完全有与“奥丁改革”，“俾斯麦改革”相提并论的资本。奥丁将这个国家从羸弱不堪的旧式封建制度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政治体制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俾斯麦将这个国家从国防力量都一度岌岌可危的状态变成了我们这个大洲上第一军事强国。而共和制改革，则是我们向周边的其他国家靠拢，与这个世界走向和解的过程。换言之，共和制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铁血民族的前途。我们是否还会成为另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罪魁祸首？这场改革的结果将从长期上回答这个问题......
XIV.新世界
铁血共和国政府总理，海因里希.克劳斯科普夫
战争结束后第7年的7月15日，08:45:15
铁血共和国，柏林
克劳斯科普夫总理是在碧蓝航线占领军队撤离之后，民怨沸腾，经济凋敝的大背景之下上台执政的。他所面对的境况甚至比俾斯麦上台时还要糟糕：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停滞，工业体系在占领国的不合理打压之下已经濒临崩溃，出口贸易交易额连年创新低。由多种因素叠加而引发的各大城市的失业狂潮在短短三周之内使铁血共和国的失业率从2.1%一下子飙升到15.9%。
铁血共和国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极端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再一次甚嚣尘上。克劳斯科普夫总理上任三天前，《纽约时报》刚刚在整个报纸最醒目的一个版面刊登了题为“The Reborn of UEF Movement”（英文：“极端民族主义统一阵线”运动的复活）的政治评论文章。那篇文章的作者在文中不无尖锐地指出：“现在铁血共和国面临的情况和俾斯麦上台执政时所面临的相似，对悲惨现实的极端不满占领国的仇恨必然会再一次点燃出铁血共和国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火苗。可是战胜国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在于，未来铁血共和国的改革成功与否究竟会给刚刚恢复和平的世界带来什么......如果失败，那么铁血极端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将会毫无疑问地再次崛起；而如果成功，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俾斯麦改革’已经给了我们警示......”
这篇文章再往后就是充满偏见的歧视言论，还有以胜利者自居而高高在上的盛气凌人的姿态的堆砌的总和。虽然无理，但是却很能说明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铁血共和国周围的国家都是如何看待铁血这个民族的：蔑视与惧怕共存。
克劳斯科普夫总理决心改变这个局面。他知道，虽然铁血的政体名称已经从“Herzogtum”（德文：公国）改为了“Republik”（德文：共和国），但实质上不论是官僚体系还是权力架构以及国家的运作方式都和奥丁和俾斯麦时期的新铁血公国没有任何区别。现在形势要求他必须改变，这并不是说奥丁\俾斯麦改革所建立的新铁血公国的政治体制在当今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可取之处，相反它有许多纯粹的白鹰民主政治所不具备的优点：可以充分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去完成一个目标（暂且不论是用什么去激励民众）；而如果有必要，整个铁血公国社会的凝聚力对于领导层是可塑的。可不论过往的制度的优点究竟有多少，对整个铁血公国政治根基的改弦更张已经势在必行，从上台执政的第一天起，克劳斯科普夫总理就深知这一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克劳斯科普夫总理有点像东煌明代的那位大学士申时行。他毕业于明斯特大学法学院，在那里取得了国际法专业博士学位和民法硕士学位。今年48岁的他在铁血政坛中长期以来都以矛盾调和者的形象出现，他并不属于那种对政治和权力充满激情的人，相反，他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位中学或者大学教师。平凡，稳健，同样也缺乏号召力，这一直是大部分铁血和国外的政治评论家给予他的评价。克劳斯科普夫很擅长顺应猛烈的社会变动或是大规模的风波，例如上一任总理戈特哈德.海登伯格——也是克劳斯科普夫在仕途上最重要的提携者——在3年前的柏林街头上被刺杀以后，作为副总理的他强忍着悲痛和愤怒就职代总理。然而他上台以后的第一个举措竟是宣布自己将会继续进行海登伯格总理的经济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铁血政治民主化。这一下就稳定了新生的铁血共和国民众的不安情绪，共和政权得以维持下去。但是总理被刺仍然严重破坏了铁血共和国政局的稳定，国内各产业的运转情况迅速恶化。
而在之后的大选中，克劳斯科普夫以绝对优势胜出，成为铁血共和国乃至于铁血公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战争结束后第5年的7月15日，克劳斯科普夫在柏林正式就职总理。于是这就有了我们开头对克劳斯科普夫所面对的情况的描述的前提。
虽然这么说并不是很合适，但是战后的铁血共和国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比俾斯麦时期实在是要好得多。白鹰联邦，自由鸢尾，皇家的对外军事情报机构对铁血的关注度一度低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铁血共和国也暂时没有面对遭受外部侵略和内部分裂的现实性威胁，克劳斯科普夫总理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革政治体制，去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潮；振兴农业和轻工业，以此来带动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的发展。
克劳斯科普夫总理发起的第一个运动是“Verkehrszeichenbewegung”——“交通标志运动”，加快铁血共和国已有的公路系统的重建工程，并完善已修正完毕的路段的道路交通指示系统，而由于这一系列行动是由对柏林，科隆等大城市的交通标志的更换而开始的，所以得到了这个名字；接着，战争结束后第5年的9月19日（选择这个日子的考量各位都明白），克劳斯科普夫正式宣布铁血共和国实行裁军。在短短三个月之内，超过31万名军人变成了农民，工人和商人，助力农业、轻工业的振兴以及铁血共和国全境各项基础设施的重建和扩建。
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截至第二年的10月份，铁血共和国全境原有基础设施的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铁路，公路和运河总里程均有所增加，而农业产值更是与前一年相比大涨17.7%，轻工业产值上涨8.6%。而国民经济更是仅用一年就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而农业和轻工业所得利润也投入了重工业的建设，本来在战前和战时俾斯麦领导下的铁血公国就有雄厚的科技基础，现在有了充足的资金，铁血共和国国防工业的发展也再一次进入了春天。
而至于铁血共和国的货币政策，克劳斯科普夫不太打算做太大的调整。于是，货币政策还是以稳健为主，毕竟铁血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支持长期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地步。
时间来到了战争结束后第7年，也是克劳斯科普夫上台执政的第二年。稳住了铁血共和国经济的克劳斯科普夫决定准备着手进行政治改革。
他从不曾忘记，海登伯格总理是因什么而死。他激进的政治改革触及了太多人的核心利益，最终在共和议会当中，他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克劳斯科普夫记得，当海登伯格背词的时候，议会里没有几个议员表达了同情。
克劳斯科普夫总理根据政府各部门的职能重新进行了权力分配，对一些权力过大的部门——比如国防部和海军部进行了分散权力的调整，而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部门，如农业事务部（Das Ministerium für Landwirtschaft Angelegenheiten）以及医疗卫生管理总局（Die Allgemeine Verwaltung für Medizin und Gesundheit）等则给予相应更多的权力。当然，这一切权力的变更是相对温和的，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
其实政治制度改革在克劳斯科普夫的任期里已经变成一件可以实现的事情了，不论占领国和海登伯格总理在客观上都为铁血共和国的大多数人提供了了解铁血以外的政治制度的机会。而在这种持续的影响之下，有相当一部分铁血民众的立场已经由抵触共和制改革向支持共和制改革的方向转变了。
接下来，便是处理战争以后的政治投机和腐败问题了。在下定决心以前，克劳斯科普夫总理到海登伯格的墓碑前转了一圈。
7月10日一天都在下雨，克劳斯科普夫总理专门挑了一个雨下的最大的时间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地。他不想被人打扰，自己开着小轿车前往克罗茨依贝格区的公墓。
雨点噼噼啪啪的打在车顶和车窗上，在湿滑的路面上，克劳斯科普夫的车开不了多快。不过这样也好，也算是给了终日忙于政治事务的他一点喘息的时间。
虽然他自己不想也不会承认，但是实际上克劳斯科普夫总理有些害怕。每次当这种隐约的恐惧掠过脑海时，他都会自嘲地笑笑。有时他自己也不免感到奇怪：自己早已在铁血政界摸爬滚打了多年，按理来说险恶的诡计和强烈的动荡对他已经不会再有什么大的触动，为什么在这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步的前夕，他自己竟然会感到害怕？
“我究竟在害怕什么？”，这段时间以来，他都在不断地向自己发问。但是他自己一直无法给出一个能让自己满意的答案，然而就在这前往克罗茨依贝格区公墓的路上，有一个答案渐渐浮现出来。
他害怕死亡。
不论是本人的生命和政治生命。
他害怕像海登伯格总理那样被一伙铁血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炸死在轿车里。
他也害怕有一天自己走进共和议会里，底下的面孔全都是虚伪客套的微笑，而实际上背地里则是一副恨不能立刻把他杀掉的厌恶。
而这又是他第一次亲自执政。
有那么一个瞬间他意识到，他可以感到害怕的理由是如此充分，以至于他想要立刻暂缓这所有的规划。
轿车到了公墓门口。
克劳斯科普夫打起黑色的雨伞，扣上了西装上的每一个纽扣。当他迈开第一步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走得很慢。就像当年抬着海登伯格总理的灵柩时那样，他用这悲痛，迟疑和恍惚的步伐走进了墓园内。
墓园的看门人弗朗西斯.斯图登特记得，那一天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在海登伯格总理的墓碑前驻足了很久。透过门房的玻璃，他仿佛能看到那个男人的肩膀在剧烈的抽动。
克劳斯科普夫哭了。
他在雨中泣不成声。
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自己冒这个风险——被杀死的风险，身败名裂的风险？为什么一定要由自己指挥这难以控制的一个国家战后的狂飙之歌？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为铁血人带来幸福——明明那些比他更精明，更保守，更激进的政治家都从没能做到这一点？
小时候，他觉得运筹帷幄，带兵打仗才是最酷的事情；等到再长大一些，他又觉得在我们这个大洲上建立强权才是最重要的，最伟大的事业；可现在他才明白，真正困难和伟大的，是给这个处在苦难中的民族以幸福。
俾斯麦，奥丁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统一阵线政府都可以站出来宣布自身事业的伟大和重要之处，可试问谁能问心无愧的说：“我真正给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幸福？”
没有人。
奥丁把铁血公国带入了内战，虽然本质上这不是她的错；
俾斯麦把铁血公国带入了碧蓝航线—赤色中轴战争；
极端民族主义统一阵线政府把这个国家几乎带入完全毁灭的深渊。
作为一台国家机器顶层的个体，克劳斯科普夫不想接受这个太过沉重的任务。
但事已至此，他无从逃避。
这么多天以来，他想了无数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将改革继续下去，而最后他选中了这么一个：
“克劳斯科普夫，这就是你作为铁血共和国总理存在的意义。”
或许有唱高调的嫌疑，但克劳斯科普夫当时唯一能接受的就是这个理由。
在那块普通的墓碑前伫立了足足两个小时以后，克劳斯科普夫才转身离开。
5天以后，7月15日。
克劳斯科普夫在他上台执政两周年之际，发表了题为《新世界》的演说。
“朋友们，我是海因里希.克劳斯科普夫。”，当第一个单词“Mein”从嘴里吐出来的时候，克劳斯科普夫感到很惊讶。
他没想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会这么疲惫，但是这无伤大雅，铁血共和国现在的每一个人也是疲惫的，或许这样还能拉近他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于是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了下去。
“我们处在一个新世界当中。朋友们，这一点我们无法否认。”，和俾斯麦的演讲风格不同，克劳斯科普夫像是在说服收音机和电视前的每一个听众和观众，“处在新世界中的我们，如果不谋求一定程度上的改变，是行不通的。”
“虽然很屈辱，但是占领国对我们的分割的确也分为我们送来了改革的目标的模板。谢天谢地，这种屈辱的占领现在终于结束了。我们——铁血民族，终于能以理性的方式再一次掌控我们的国家机器。”，克劳斯科普夫总理在说到这一句的时候其实有点迟疑，“民族”这个单词已经很久没有被铁血的政要提及到了，甚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的人在演讲时都会回避掉这个单词。
不论是共和制改革的那些设计者，还是第一任执行者海登伯格总理，他们为铁血共和国的普罗大众提供的所有的有关“民族主义”的概念似乎都是用玻璃纸包裹起来的某种纯净，不掺杂一点人性中幽暗成分的东西。当然这样做有很充分的理由，正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潮逐渐使俾斯麦改革失控，并且把铁血公国逐渐拖入战争深渊。
但在最后他还是决定提及这个单词。既然已经有了改弦更张的勇气，那么自己为什么没有说出一个单词的勇气？
“朋友们，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不想和各位提具体的方面中的具体的数字，相信大家已经能感受到经济方面的向好趋势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了。”，此时就读于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数学系的安娜.霍夫曼就像当年聆听俾斯麦的演讲时一样坐在收音机旁，她看着窗外自己的导师拉舍尔博士开着自己新购买的小轿车，微笑着点了点头以表示对广播里克劳斯科普夫演讲内容的赞同。
随后，克劳斯科普夫总理话锋一转，把话题引向了政治改革的方面：“但是，我们不能自满。必须要清楚地看到，我们共和国的发展水平与我们的邻国还有着很大差距。为了赶上它们，我们除了需要进一步在经济方面进行改革以外，还要通过对国家和政府的调整进一步的助力我们的经济发展。让这种向好的势头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在稳定听众情绪的方面，克劳斯科普夫的处理方式和俾斯麦惊人地相似。
“正如我在演讲开始时所提到的，我们处在一个新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不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世界，而是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政治变革风起云涌的世界。我们的邻国——皇家，自由鸢尾，北方联合和白鹰联邦在战后都进行了或是正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所以，朋友们，为了更好的融入这个世界，我们要勇敢地进行改革。不论改革将要触及什么方面，政治或是经济；但同时我们也要理智科学地进行改革，循序渐进，务实求变的措施才能保证能让诸位感到稳定和安宁......”，这些话，克劳斯科普夫更像是对自己说的。
克劳斯科普夫的演讲来到了最后，他向听众和观众们这样表达就在几天还让他痛苦不堪的那个问题：“诸位朋友们，在我们的历史上已经有了太多的英雄，他们流干了泪，流尽了血，在多舛的命运中苦苦挣扎——最后迸发出了人性中光明的火花。可是我，海因里希.克劳斯科普夫没有能力给各位成为英雄的机会。我所能做的只是拼尽全力，让现在在听演讲的，和没在听演讲的诸位朋友们感受到幸福。英雄们已经不失人格的死去，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取得了足够多的，人性上的辉煌的胜利。而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只能给尽全力为各位带来幸福，和平与安定。在这样一个新世界里，这一个即将成型的新的铁血共和国里。希望未来大家能够真切的感受到这种幸福与安定。”
说到这里，克劳斯科普夫又想起了那天在雨中的伫立。也恰好，8页的演讲稿此时也翻到了最后一页。
“祝各位生活愉快，感谢您的聆听。”
这句礼貌用语的前半句在此刻其实更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他太累了，太紧张了。
吐出最后一个单词，克劳斯科普夫瘫在了椅子上。勉强撑到播音设备关闭，他就歪着头在播音室里睡着了。
而此时的他不会想到，他的这一次演讲和紧随其后的政治改革将会成为铁血共和国经济再度腾飞的开端。他在演讲中所表现出的诚恳和温和但又不可侵犯的决绝打动了大部分的民众和政府官员，这让他得以施展他所有的才能，并成为铁血共和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任总理。
于是铁血民族和这个国家在经历了内战和碧蓝航线-赤色中轴战争的双重打击之后，终于第一次真正踏上了归途。
摘自 提尔比茨8月10日的日记 第3-6段
我和姐姐终于做出了决定，要去施密特上校的家里亲自去送还他的骨灰和遗物。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对死去的他究竟抱着怎样的感情。
恐怕未来也不会有答案的吧。
可是当我拿到他的骨灰盒时，泪水还是一下涌了出来——他为什么会变的那么轻？一切都像一场噩梦一样......
XV.最后一段回家路
碧蓝航线联盟铁血阵营副总指挥，提尔比茨
战争结束后第7年的9月4日，18:55:56
铁血共和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说来可能有点惭愧，但这确实是提尔比茨第一次拜访施密特上校的故乡。铁血共和国领土上有两座法兰克福城，一座是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还有一座是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美茵河畔的这一座相对繁华一些——因为另一座在北方联合对铁血公国本土发起大规模进攻时几乎像德累斯顿一样被彻底夷为平地。
即使是过去了7年多，这座城市繁华的外表之下仍然隐匿着许多战争所带来的创伤。
市中心修复的比较彻底，现在许多高度在百米以上的建筑物正在建造；而在市中心以外的许多区域，旅行者仍然能看到被炸弹部分摧毁的建筑物或者是公园中某一棵或几棵树下的弹坑。有时候在新建筑物的工地上还有可能会发现没有爆炸的炸弹或者是地雷，引起人群中的一阵风波。
提尔比茨和俾斯麦现在就走在这座城市的大街上。提尔比茨抱着一个白色的圆柱体盒子，而俾斯麦则抱着施密特上校在海军部任职时的一套新制服。
她们是来将施密特上校的骨灰交还给他的家人，他的母亲和弟弟。
其实不论是提尔比茨还是俾斯麦都不太敢面对施密特上校的家人，俾斯麦是那个将施密特上校推向死亡的人，而提尔比茨，在得知施密特上校的死讯以后，一种时至今日都在折磨她的负罪感就在她心中深深地扎了根。
而施密特上校的遗体也确实命运多舛，在他战死在皇家的沙滩上以后，不论是皇家士兵还是他的战友都没有做出任何妥善处置遗体的尝试，最后还是皇家负责清扫战场的民兵火化了他的尸体，最后有好心人出钱把他安葬在伦敦的一座公墓当中。而战后，一直在寻找施密特上校下落的俾斯麦和提尔比茨费尽力气才打听到了这名小小的上校被葬在异国的首都，在同皇家政府交涉了近两个月以后，皇家政府才勉强同意将施密特上校的骨灰送回铁血；而就在铁血共和国的外交特使决定前往伦敦时，又遇上了猛烈的风暴，英吉利海峡一连3周均几乎无法通航，一直到8月10日那位特使才抵达伦敦，然后取回了施密特上校和其他11位阵亡士兵的骨灰或是其他的遗物。
8月12日，施密特上校和那11名士兵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土。
国防部负责联系那11名士兵的亲属，而俾斯麦和提尔比茨将护卫着施密特上校走完最后一段回家路——也就是从柏林去往法兰克福他家中的路。
提尔比茨永远不会忘记，当自己捧起那个装着施密特上校骨灰的白色圆柱体盒子的时候，心中那种痛楚与苦涩交织的感觉。俾斯麦盯着提尔比茨手中的骨灰盒，紧锁着眉头，一言不发。
两人于9月3日从柏林坐火车前往法兰克福，到的时候是翌日的黄昏。
一路上提尔比茨都沉默着，直到走出法兰克福火车总站，来到街上，提尔比茨才轻轻地开口：“他为什么会变的那么轻啊？明明之前是那么的壮实的一个男人......”，话还没有说完，泪水就已经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簌簌地从她的眼里流出来。
而俾斯麦心中此刻却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一种极为强烈的自我谴责几乎使她感到窒息：“是我把他们拆散了......是我一怒之下把施密特先生送上了前线......上帝啊，请告诉我我究竟该怎么面对施密特的母亲啊......”
就这样想着，两人已经来到了施密特上校的家的门前。
上校的家，是一间很小的公寓，勉强能够住得下两个人。而且这间小公寓所处其中的三层住宅楼的楼体极其破旧，很明显是战前修建的最早一批的公寓楼。俾斯麦和提尔比茨进单元门之前在楼的周围转了一圈，发现有一面墙还残留着子弹打在上面的痕迹。
俾斯麦下意识地躲在了后面，提尔比茨腾出手来轻轻敲响了破旧的木门。
开门的是一个大约六十余岁的老妇，看到提尔比茨，她似乎有些困惑：“您是？......”
“啊......您好，我是提尔比茨，之前和您约好今天要来的。”，提尔比茨挤出一丝微笑，虽然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在这样一个场合保持微笑似乎也不太合适。
“啊......好像想起来了......请您进来吧。”，老妇让开一些空间，好让提尔比茨和身后的俾斯麦进来。
“这是您儿子的......军装......和骨灰......”，虽然提尔比茨不想那么快的进入正题，但是除了这个她也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本以为老妇会立刻哭天抢地的抱住装着他儿子骨灰的容器，但是实际上老妇的反应却出奇的平静，好像阵亡的并不是她的儿子：“好的，请您放在桌子上吧。”
于是提尔比茨和俾斯麦就把施密特上校的骨灰盒和叠放得很整齐的礼服轻轻地放在那张破旧的餐桌上，之后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
“您......有什么想要和我们说的吗？”
“没有了，该说的都在自言自语中说完了，泪水也流干了。所以，两位小姐，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老妇一阵苦笑，“只是觉得，这孩子的回家路走的未免太长了些。我原本以为他可以早些到家的。”
俾斯麦和提尔比茨知道，这绝非是所谓坚强带来的淡然，而是过度悲痛所带来的麻木。
无独有偶，亨德里克.维尔默伯格父亲的这最后一段回家路也走了很长时间。
在波恩难民危机中，亨德里克.维尔默伯格的父母被人流冲散，从此失去了和彼此以及自己两个子女的联系。战后，亨德里克的母亲实在是太过想念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数次返回柏林想要找到他们。但是面对着几乎还是一片废墟的城市和骄横的占领国巡警，她的努力最后往往以失败告终。直到战争结束以后第5年，当她无意间踏入位于利希滕贝格区的一幢四层建筑里想要讨一杯水喝的时候，就像梦一样，她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而此时正在办公桌后面坐着的年轻男人也抬起了头。
亨德里克.维尔默伯格此生都不会忘记这一刻。
“孩子…你是亨德里克吧？”
“是我，妈妈。”，泪水此刻已经翻满了他的脸。
于是，时隔8年之后，曾在无数个夜晚祈求能和母亲再见一面的亨德里克.维尔默伯格在这么一个令所有人的意想不到的场合与母亲重逢了。
“您等着，我来叫艾米莉亚…”
亨德里克的母亲用力点了点头。
不久以后，艾米莉亚也从几个街区以外赶到了亨德里克这里。看到母亲，艾米莉亚的反应甚至比当年知道父母在波恩难民危机中失踪时的反应还要强烈。
“我几乎晕倒……那究竟是怎样的奇迹啊，妈妈到底走了多久，才重新走回来啊？……”，时至今日，每当艾米莉亚忆起当时的场景，内心仍然无法做到真正平静，“我不敢多想……我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是呢，只要看到妈妈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并且很幸福……这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
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寻找父亲。母亲的归来让维尔默伯格姐弟决定不再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去找寻。
但是波恩也是一座大城市，几乎对父亲经历一无所知的他们又要如何去寻找呢？
而在法兰克福的那座破旧的公寓里，俾斯麦和提尔比茨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才决定告退。正当俾斯麦打算合上施密特上校家的大门的时候，屋内传来一阵东西跌落的声音。两人连忙又把门推开，此时施密特上校的母亲已经跌坐在了地上。
提尔比茨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去，撑住了老妇人还在向下滑的身体。
在稳住重心以后，老妇人茫然的看着眼前的两个女子。然后突然说：“两位小姐，请把那些东西拿走，快拿走！”
“不，您这是怎么了？”，提尔比茨想要把老妇人扶起来，但是坐在地上的她却甩开了提尔比茨伸过去的手。
“这是我活该......是我的错......我非要让这可怜的孩子上了海军学院......从小我就严格的限制他的所有爱好......是我害死了我的儿子！......他一定是想要快点离开我......”，老妇人语无伦次的抽泣起来，“这是我的命运，我儿子的命运......请把那些东西拿走......！我不想看到那些东西！”
听到这近乎梦呓般的只言片语，俾斯麦和提尔比茨面面相觑。
原来提尔比茨和施密特上校的悲剧命运如此相似。吊诡的命运之手将这两个拥有如此相似经历的年轻人巧合似的推到一处，然后又残酷的将刚刚互有好感的他们抛向各自的深渊。而就连将两人推向悲剧的不可抗力在生活中的表现形式都如此相似：一个面对的是严厉苛刻，咄咄逼人的母亲；而另一个面对的则是权倾朝野，不近人情的姐姐......而最后两个人也被推向了相似的结局......
提尔比茨强忍着泪水，对老妇人说道：“您不知道，上校生前一直都想要回家见到您......恕我直言，我认为死亡并不是由命运决定的......尤其是战争中的死亡。请原谅，我们不能带走这些东西，因为这是施密特上校最后的愿望......”，说到这里，提尔比茨已经哽咽的无法说出完整的话来。
话音落下，三个人都默默无言。
“我们......告辞了，请您保重自己。”，提尔比茨和俾斯麦微微鞠了一躬。
施密特上校的母亲既像是听到了，又像是没听到，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喃喃自语道：“孩子啊，你怎么变得这么小，这么轻啊？......这不像你啊......不过你回来了，妈妈很高兴......欢迎回家，儿子......”
此刻门外，提尔比茨早已靠在门上泣不成声。
或许世间的所有事情的达成，都需要一点运气。艾米莉亚，亨德里克和他们的母亲在波恩待了足足半个月，然而还是没有他们父亲的一点消息。就在三人准备动身返回柏林的前一晚，亨德里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拿着父亲的照片去问了他们所住的酒店的前台，谁知那位前台一下子就认出了父亲：“老埃里希！埃里希.维尔默伯格！”
“是的！是的！那是我的父亲！先生，您知道他在哪里吗？”，亨德里克感觉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八年了，我们一直在找他！”
“今晚他不当班，不过，我可以帮你打个电话试试看。”，前台说。
“好的，好的......谢谢您。”
那位前台走进值班室，拨了一个号码。等了几秒钟，她看向站在门口的亨德里克，把听筒递给他：“您亲自来说吧，我相信您一定迫不及待了。”
当埃里希.维尔默伯格听见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愣住了。
“亨德里克？儿子？是你吗？”
亨德里克虽然很想立即喊出“是我”，但是他发现此刻的自己已经激动得无法说话了。所以过了好几秒，他才勉强把这个简单的句子从嘴里挤出来。
“老爸，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就在你工作的酒店。”
“什么？！”，老埃里希那一刻真的怀疑自己听错了，但是他马上就意识到，这并不是他的错觉，电话那头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儿子，“你等着，别走，我马上就过去！我马上就过去！”
那一夜，维尔默伯格一家四口彻夜未眠。
他们泪流满面，互相述说着战后这7年来的所有快乐与悲伤，幸福与痛楚。老埃里希坐在床边微笑着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只是不停的在重复一句话：“都长大了......谢天谢地，孩子们都长大了......”
一个月后，在利希藤贝格区的那幢的四层小楼里。维尔默伯格一家人坐在窗前，等着夜间的国庆日焰火表演。吃过晚饭之后，老埃里希说自己要出去买点东西，不过一家人左等右等他总是不回来。就在亨德里克准备拿车钥匙出去找人的时候，老埃里希拎着几罐啤酒出现在走廊的尽头。看到迎上来的儿子，他苦笑着说：“嗨，真该死，我迷路了，在那条大路上绕了半天才转回来......之前那些小巷全没了，我有点儿不习惯......”
亨德里克看着满身大汗的父亲，笑着点了点头。
当第一朵烟花绽放在柏林的夜空之时，一罐打开的黑啤被送到了姐弟俩的母亲手边。
“孩子他妈，喝不喝？”，老埃里希嬉皮笑脸的看着自己的妻子。
母亲忍不住笑出了声，在他的肩头上拍了一下：“死老头子，这么多年你这个喝黑啤的习惯真还就一直保留着呗。”
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母亲这一次毫不迟疑地结果啤酒，大口地喝了下去。
而要是在八年前，她准会狠狠的白他一眼。
这甚至一度成为了维尔默伯格家看国庆日烟火表演之前的惯例。
亨德里克和艾米莉亚坐在一旁，看着父母之间孩子一般的打闹，幸福地微笑着。
就连泪水再一次悄悄溢出了眼眶也不知道。
摘自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西线无战事》开篇&第12章
......他们即使躲过了炮弹，也还是被战争毁灭了。
让时光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到来吧，它们不会拿走我什么，它们再也不能拿走我什么了。我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没有希望，倒可以无所畏惧地面对它们了......
XVI.逆行者的和声
两位时至今日都在寻找亲人的铁血居民&作者本人的一些话
铁血共和国、自由鸢尾及皇家
萨尔茨：
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永远没有结尾。我的哥哥于战争第2年被派往自由鸢尾，战争第4年就完全没了音讯......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忙找找他。我们一家人已经在战争结束以后返回战场多少次了。可是他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我希望他还活着。
如果您在哪里遇到他了，请告诉他，我们一家人都在柏林等着他。如果您有任何关于他遗体的消息，也请联系我们......
我们，毫无疑问，是逆行者。别人都是想要远离那些战争伤痛，可是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没办法，我们还有亲人在那些地方。他们迷路了，我们要找到他们......
如果您能提供帮助，我们感激不尽。
施奈德：
我还记得我亲手把我儿子送上前线的那一天......大夏天，很热。儿子和我说：“老爸，我想喝水。”，于是我就给他跑去买水。水买回来了，但是运送新兵的卡车已经开走了。
于是那瓶水我就再也没能送出去，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自己的儿子。
我是个退休的警察，一生中也没有开过几次枪。可我当时怎么就很放心的把我那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儿子给送走了呢？我唯一能想到的合理解释就是，我自己也不懂战争究竟是什么东西。然而一个完全不懂战争的人又怎么能这样做？我到今天也无法原谅我自己......
我们的战争就是这样，一群不懂战争的人指挥另一群不懂战争的人。
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我儿子究竟被派到了什么地方服役，刚开始战事不怎么吃紧的时候，他也来过几封信。可是吧，无论哪个信封上都没有写寄件的地址。不过我请我邻居看过，他说那些信封上写的是法语......那就可能是从自由鸢尾寄来的吧？......我不确定。
我住在科隆。我们家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无数次混乱，无数次战争，但从来也没有从这座城市离开过。或许每一代人坚守在这里有各自的原因，但现在我知道，我的原因是：我要在这里等我的儿子，等到他回来的那一天。
我去过自由鸢尾，也去过皇家。伦敦，格拉斯哥，利物浦，布里斯班，巴黎，尼斯，马赛，里昂......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为了寻找我的儿子，我几乎跑遍了铁血共和国的邻国。再过几天，我打算去北方联合看看。或许我的儿子会在那里......但是我也说不准。
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我都会先去问：“赤色中轴-碧蓝航线战争在这里有遗迹吗？”，这几乎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但是每次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被我问到的人，脸上总是会带着疑惑或是同情。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或许我是那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家伙？
他们仿佛是在问我：“您为什么要揭开我们的伤疤？现在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了啊！”
我也不想啊......但我只是想让我的儿子回来。
作者本人的话：
我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写了那么多悲欢离合以后还会和两位极普通的铁血居民认真地聊些什么。
《归途》应该是本作的最后一部分了。写作Eisen und Blut可以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过程。我几乎要不间断的来记录使我的采访对象感到痛苦的内容，这对写作者自身也是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可是在着手准备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即使是铁血公国（共和国）这样一片命运多舛的土地，也存在着希望。
我还记得，俾斯麦有一次问我：“您这样天天与痛苦打交道，自己不会感觉难受吗？”
说实话，会。
我也该踏上自己的归途了。
为了这些文字，我已经在铁血共和国待了太久太久。
有时我觉得，“家”是一个超验性的概念。因此，与之相关的“归途”其实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东西。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仍然希望我能够用一种大多数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谈论这些事情。和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家园的人相比，我这个可恶的外来者看起来是那么幸运啊。
还记得我是从科隆的机场乘飞机离开铁血共和国的。那天上午下了一点小雪，飞机起飞的时候天空阴沉。我透过舷窗，看着远处科隆大教堂那在薄雾中隐隐约约耸立着的尖顶，所有写下的人物和故事又一次涌上了我的心头。那一天我才终于意识到，他们以及他们的故事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逆行者？或许吧，和这些文字中提到的许多人一样，我本人在我的领域内恐怕也是一个逆行者。在整个世界都需要团结起来对抗新的入侵者——塞壬的当下，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我竟还在刻画人类文明内部的倾轧。
在对塞壬的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不论历史还是纪实文学的潮流都将会很快抛弃这些题材。
可是我放不下。
因为在这些故事里，还有些人没有回来，而还有些人在等着他们。
并不是所有人都踏上了归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踏上归途。
幸运者，如俾斯麦，提尔比茨，埃里希.维尔默伯格甚至是施密特上校，他们算是成功的走完了归途；
而不幸者，那千千万万死在各处战场上的铁血士兵，以及在数场难民危机中与亲人失散的那数十万人，他们时至今日甚至都还没能踏足归途的起点。
但实际上最让人能够感到宽慰的是：不论你是否能够回去，你总是知道或者至少在死去前知道，在这世界的某处还有个叫“家”的地方还在等着你；
还有你所爱的人，所恨的人在等着你；
而你此生还有一种旅程，叫归途。
-End...
封面附图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