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5）（节选）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卡尔·考茨基

我们的“孟什维克”真是太讨厌了！我说的是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他们一听说党内有分歧意见，就喋喋不休地说，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谈论意见分歧，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反正总是要骂“布尔什维克”！于是他们就拚命地骂，好象发了疯一样。在一切十字路口，在自己人或外人中间，总而言之，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叫嚷着老一套：要提防“多数派”，这不是自己人，这是靠不住的人！单在“通常的”活动场所叫骂，他们还嫌不够，还把“事件”搬到合法刊物上去，从而再次向世人表明自己⋯⋯惹人讨厌。

“多数派”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我们的“少数派”为什么要这样“生气”呢？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吧。

“多数派”和“少数派”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上开始产生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分散的力量应当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党。我们这些党的工作者对这次代表大会曾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当时欢呼：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们就要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了，我们就有可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活动了！⋯⋯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活动过，但我们过去的活动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曾企图统一起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8年），甚至似乎是“统一起来了”，可是这种统一只在口头上存在：党仍然分散为一些单个的集团，力量仍然是分散而需要统一的。所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是把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并把它们团结成一个整体。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统一的党。

但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是过早了。这次代表大会并没有能够使我们团结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党，它只是为这样一个党奠定了基础。然而代表大会却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火星报》（指旧《火星报》）的路线，一条是《火星报》反对者的路线。因此代表大会就分成两部分，即“多数派”和“少数派”。前者拥护《火星报》路线，并团结在《火星报》周围；后者则反对《火星报》而采取相反的立场。

这样，《火星报》就成了党内“多数派”的旗帜，而《火星报》的立场就成了“多数派”的立场。

《火星报》走的是什么道路呢？它所维护的是什么呢？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知道它是在什么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火星报》创刊于1900年12月。这是俄国工业开始发生危机的时候。伴随有一系列同业罢工（1896-1898年）的工业繁荣，渐渐为危机代替了。危机一天天尖锐起来，而且成了同业罢工的障碍。虽然如此，工人运动还是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向前发展：许多细流汇成一条洪流，运动日益带有阶级色彩，渐渐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工人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了⋯⋯不过当时还看不见先进部队，还看不见能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民主党。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被称为“经济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竭力赞扬自发运动，漫不经心地重复说：工人运动并不怎样需要社会主义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它也能很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运动本身。运动就是一切，而意识却是微不足道的。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这就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既然如此，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他们断定说：它应该是自发运动的驯服的工具。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是我们的事情，领导这个运动也不是我们的事情，——这只是徒劳无益的强制；我们的义务只是倾听这个运动的声息并准确地记录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做自发运动的尾巴。一句话，社会民主党被描绘成运动中的累赘。

谁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谁也就不应该承认社会民主党。正因为如此，“经济派”才这样固执己见，再三断言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说：让自由派去从事政治斗争吧，这种事情是比较合乎自由派的身分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干些什么呢？我们应该照旧以单个的小组形式存在，各小组在自己的圈子里单独活动。

需要的不是党而是小组！——他们说。

这样，一方面，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了，它需要一个先进的领导的队伍；另一方面，以“经济派”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不但不去领导运动，反而否认自己的作用，做了运动的尾巴。

当时必须大声疾呼地说明一个思想：没有社会主义的自发工人运动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即使有一天能摸索到目的地，但谁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是有极大意义的。

同时还必须说明，这种意识的体现者社会民主党应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而不要冷眼旁观，做自发工人运动的尾巴。

同时还必须说明一个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是把无产阶级各个先进队伍集合起来，把它们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从而永远结束党内的分散状态。

《火星报》着手规定的正是这些任务。

请看它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火星报》创刊号）中是怎样说的：“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就是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或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社会主义，都是社会民主党应该反对的一种不良现象。可是，因为“经济派—工人事业派”崇拜自发运动，因为他们轻视社会主义的意义，所以《火星报》指出：“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烦琐，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此，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

俄国社会民主党负有什么责任呢？《火星报》继续写道：“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这就是说，它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

《火星报》编辑部就是这样论证它的纲领的。

《火星报》是否实现了这个出色的纲领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怎样努力实现这些极重要的思想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全党的中央机关报。

既然如此，那么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谩骂”旧《火星报》，难道不是很可笑的吗？

请看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火星报》所发的议论吧：

“它〈《火星报》〉本应当分析‘经济主义’的思想，摈斥谬误的观点，采取正确的观点，并把‘经济主义’纳入新的轨道⋯⋯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引起了另一个极端，即轻视经济斗争，对它采取鄙弃的态度，只承认政治斗争有首要的意义。没有经济学的〈应该说：“没有经济的”〉政治，——这就是新的方向。”（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

但是，可敬的“批评家”，这一切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发生的呢？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做了些什么？他们既然在编辑部中占多数，为什么不把《火星报》引上“真理”之路呢？最可敬的“批评家”，在这以前你自己究竟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没有警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是警告了的话，那它就不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吧。

事情是这样的：《火星报》正确地看出了“迫切的问题”，正是走上了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条道路，并且努力地执行了自己的纲领。

列宁在他卓越的著作《怎么办？》一书中更明确、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火星报》的立场。

我们就来谈谈这本书吧。

“经济派”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但谁不知道自发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而工联主义是不愿看见资本主义范围以外的任何东西的。谁不知道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资本主义圈子里踏步不前，在私有制周围徘徊，即使有一天能达到社会革命，但谁知道要在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才能达到。工人们是在最近时期还是经过一个长时期、是经过容易的道路还是经过困难的道路才能踏上“乐土”，这些问题对于他们难道都是无所谓的吗？显然，谁赞扬自发运动并崇拜自发运动，谁就不由自主地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挖掘鸿沟，谁就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意义，谁就把这个思想体系逐出实际生活之外，并且不由自主地使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他不了解“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不了解“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

我们来比较详细地说明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在于前者，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较后者要老得多，传播的范围要广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无论在自己人中间或外人中间，到处都可以碰到资产阶级的观点，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则刚刚开始走了几步，刚刚给自己开辟道路。不用说，如果就思想的传播来讲，那么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工联主义的意识，比刚刚走了几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对于自发工人运动的影响也要广泛得多。这一点之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自发运动——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本来“就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就是排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为这两种思想体系是互相否定的。

有人会问我们：怎么？难道工人阶级不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吗？是的，它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不然的话，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会是毫无结果的了。然而同样正确的是：反对和阻碍这个倾向的，有另一个倾向，即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

我刚才说过，我国社会生活中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不要忘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这时也并没有打瞌睡，他们照自己的办法装扮成社会主义者，竭力想使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

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也象“经济派”一样地毫不在意，做自发运动的尾巴（社会民主党采取这种态度时，工人运动就是自发的），那么不言而喻，自发的工人运动就将沿着这条老路走去并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当然要到长期的摸索和痛苦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联系而奔赴社会革命的时候为止。

这就叫做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

请看列宁是怎样说的：

“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

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发的工人运动，当它还带着自发性的时候，当它还没有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要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并且有受这种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就是多余的了，那么“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也是多余的了。

社会民主党一定要反对这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而促进另一种倾向，即接受社会主义的倾向。当然，将来有一天，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痛苦之后，自发运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也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会走到社会革命的门前，因为“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但在那时以前怎么办呢？在那时以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象“经济派”那样袖手旁观并且让位给司徒卢威和祖巴托夫一伙人吗？屏弃社会民主主义而促成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统治吗？忘掉马克思主义而不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吗？

不！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它的责任是始终走在无产阶级前头，它的责任是“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有些人说，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已经创立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且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也会创立这种思想体系的，因此，他们说，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完全是多余的。但这是极大的错误。要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规律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卡·考茨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　但掌握科学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

因此，列宁说：凡是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对它袖手旁观的人，凡是经常轻视社会民主党的意义而让位于司徒卢威—祖巴托夫一伙的人，都以为这个运动本身就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但这是极大的错误。”

有些人以为在九十年代举行罢工的彼得堡工人已经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但这也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这种意识，“本来也不可能有⋯⋯　这种意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令，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学识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继续写道：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他们两个都是工人〉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

这一切可以大致设想如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有工人，也有厂主。他们之间进行着斗争。科学社会主义暂时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当工人已在进行斗争时，科学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却还无影无踪⋯⋯对的，工人在斗争着。然而他们是各自反对自己的厂主，和自己的地方当局发生冲突：那里在罢工，这里在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那里在向当局要求权利，这里在宣布抵制；有些人在谈论政治斗争，另一些人则在谈论经济斗争，如此等等。但这并不是说工人已经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也不是说：他们的运动的目的是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确信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象确信旭日必然东升一样，他们认为争取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工具等等。

与此同时，科学在发展着。工人运动逐渐引起科学的注意。大部分学者有了一种想法，认为工人运动是些不安分守己的人的骚乱，不妨用皮鞭去开导他们。另外一些学者则以为富人应该分给穷人一点残羹剩饭，即认为工人运动是乞丐运动，目的是要讨得一些施舍。在一千个这样的学者中间，也许只有一个能够科学地观察工人运动，科学地研究全部社会生活，注意阶级间的冲突，倾听工人阶级的怨声，并且终于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什么永恒的东西，它也和封建制度一样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把它否定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只能由无产阶级经过社会革命来建立。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正在被创立着。

当然，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但同样正确的是：少数的几个人，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这好象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

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这好象是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有一只很好的大船，它会一直驶向彼岸，安然靠近码头。

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就会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会一直向前猛进，到达“乐土”。

所以，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因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某些人断定说，似乎在列宁和“多数派”看来，工人运动如果不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联结起来，就会趋于灭亡，不能达到社会革命。然而这是一种臆说，是一些闲人的臆说，这种臆说恐怕只能从阿恩之流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产生出来（见《旅行家》杂志第6期《什么是党？》一文）。

列宁确定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

列宁之所以没有详细说明这一点，只是因为他认为用不着去证明本来已经证明了的东西。此外，列宁并没有打算研究自发运动，他只是想向实际工作者说明他们应该自觉地做些什么。

列宁在和马尔托夫论战的另一个地方又说过如下一段话：

“‘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力求使‘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的这一倾向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我们的党⋯⋯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

可见在列宁看来，即使不能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那种阶级斗争和阶级搏斗，也必然会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的。

如果你们对另外一些“多数派”代表的意见也感兴趣，那么就请你们听听吧。他们中间的哥林同志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道：

“如果让无产阶级自行其是，那么事情会怎样呢？这就会和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所发生的事情相似。资产阶级革命家未曾有过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然而资产阶级制度还是产生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家的无产阶级，当然，归根到底也会朝着社会革命方面工作的，不过是本能地工作⋯⋯无产阶级也会本能地实行社会主义，但它不会有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过程不过是缓慢而较为痛苦罢了。”

这段话是无须解释的。

总之，自发的工人运动，即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必然会变得烦琐而带有工联主义的性质，它一定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就是一切，工人运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这样说。经过很长时期以后，总有一天经济的发展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因而将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任何联系。问题只在于这将是一条很漫长很痛苦的道路。

另一方面，没有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不管它是在什么样的科学基础上产生的，终究还是一句空话，毫无意义。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运动就是一切，社会主义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发出这样的议论，他们认为意识既然是社会生活本身产生的，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意义。社会主义可以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由空洞的词句变成锐利的武器。结论呢？

结论就是：工人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实践活动和理论思想必须融合为一，从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于是，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就会由空洞的词句变成工人手中极大的力量。于是，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自发运动就会循着正确的道路迅速地走向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何在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责任，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是使自发的工人运动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而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并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团结成一个集中的党。我们的任务就是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毫不倦怠地和一切阻碍这些任务实现的人作斗争，不管他们是敌人也罢，“朋友”也罢。

大体说来，“多数派”的立场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