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央政府

汉唐宋明清五个时代，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宋之于唐，犹如东汉之于西汉没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相权之分割

宋代三省，只有中书省在宫内，单独取旨，称政事堂。枢密院管军事，与中书省合称“两府”。门下尚书长官不再预闻政府最高命令。中书与枢密院对立，即宰相不管军事。

宋代财政掌握在三个司，原本为唐代尚书六部下面的官名，自安史之乱后，往往因财政困难，有宰相兼司职。宋代是这一情况的延续，政府财权落在司的手里。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三司地位相比唐代有所提高，独立掌握全国财政，这极不合理。于是王安石改革时，第一措施便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将三司重新组织起来，统一起来。如此，王安石希望将财政大权重新掌握到宰相手里。司马光对此极力反对，坚持认为二府不能侵夺三司的权力。

用人制度，宋代在宰相下面尚书吏部以外，另设一个考课院，后改名审官院。分东西两院，东主文选，西院主武选。又别置三班，来权衡一辈内廷供奉及殿直官。如此用人铨叙，全不在宰相。这是宋初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设置的。

君权之侵揽

唐代群臣朝见，宰相有座位，并赐茶。古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代依然如此。宋代宰相上朝，与众官一同站着不坐。

五代十国，如宋太祖一般黄袍加身做了皇帝的，在他之前已经有三个。五代乱世，军队要谁做皇帝，谁就得做。于是宋初要拨乱反正，尊王便是第一步。这是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宰相地位下降。时间久了，人们便忘记了原本的初衷，后人只见得皇帝之尊严与宰相之卑微了。

宋初，宰相为避嫌，为推崇皇帝，遇政府定旨初命，先对某事提出几项意见，拟成几条办法，送皇帝决定，这就是“面取进止”。然后宰相按照皇帝意见正式拟旨，因此宰相面取进旨的诏文，仅是一种草案，而不再是如唐代般的定稿，宋代最高政令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至少皇帝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

相权虽低，但不能单凭自己的想象，骂中国传统政治全是帝王专制与独裁。宋代制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

谏垣与政府之水火

宋代监察官：在汉代，监察权由“副宰相”御史大夫来行使。御史大夫对外监察中央地方官（御史丞），对内监察王室和宫廷（御史中丞）。如此，宫廷和朝廷，一体受宰相节制。后来御史退出皇宫，称为独立的御史台，仅监察政府，没有了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力。设谏官监察皇帝（自汉代便有），在汉代属于光禄勋，隶属于宰相。

到唐代，谏官属于门下省，谏议大夫、拾遗、补阙之类，官位不高，没有大权，但受政府敬重。大多是年轻有学问，有气节，但政治资历并不深的人充任。他们可向皇帝讲话，专向皇帝谏诤过失。他们官位低，讲错了也无妨。这些官员跟在宰相身边，避免了皇帝与宰相的直接冲突，宰相要讲的话，可经由谏官嘴里讲出，便于君权相权之间的调节。

与御史大夫不同，谏官不监察百官，只纠绳皇帝。中国历史监察官，分台谏两种，台官即御史台，唐代的台官，是皇帝的耳目，而唐代的谏官，则是宰相的唇舌。总的来说，御史监察权在唐代已脱离宰相而独立，但谏诤权仍在宰相之手。

到了宋代，制度又有变化。谏官本隶属于门下省，但宋代谏垣独立，并无长官。御史，谏官不直接隶属于宰相了，并不允许宰相任用。于是台谏官均由皇帝亲擢。原本设置谏官，意在纠绳天子，如今谏官脱离门下省，又由皇帝亲擢，于是谏官转变成反过来纠绳宰相，于是谏垣形成与政府对立之势。

这些人讲错话了，要免职。但免职以后，声望反而更高，更有升迁的机会。于是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总是不附和，总爱对政府表示异见。如此一来，相当于替政府设置了一个只发表空论而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尽爱发表反对政府对的言论，政府却不能总不理他们的意见。这一风气，便是自宋代开始，这也算是“清议”。清议总是政府的对头，谏官台官渐渐不分。台谏官的监察对象都变成了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边没人管，宰相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

直到仁宗英宗神宗朝，想通过改革去除积弊，但积重难返。范仲淹失败在前，王安石失败在后。宋神宗信任王安石，让他来变法。然而谏官与宰相对垒，水火难容。而与现代西方的反对党不同，谏官又是分散的，孤立的。他们的立场，看似是在主持公议而非反对政府，在道义的立场上，比西方的反对党更有力。宰相不听他们的话，他们便离职求去，离职后名气更大，另一人上来，继续反对。政府又不能不要这些官，这一风气，这一制度，实难对付。结果便只有宰相离职。皇帝尽管信任宰相，也无法扭转这个局面。皇帝加宰相，依然没有办法，这是宋代制度特有的弱症。

直到后来，谏官锋芒太凶，社会乃至政府中人，都讨厌谏垣，不再理会，于是谏官失势，但权相奸臣又从此有了出头之日。

宋代地方政府

中国的地方行政，汉代好，唐代还比较好，到了宋代就太差了。

宋代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级别称“路”，相当于唐代的“道”。中级为“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州府。最低一级仍然是县。

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全为军人，宋太祖将武将兵权削去了，自然也不允许他们管地方民政。于是这些勋臣武官，仅仅拥有一个官号，中央给他们在首都提供豪宅和丰厚的俸禄，住在京城，而地方的事务朝廷则另外派一位文臣去。这便是“知某府事，知某州事。”这些官员本职还是中央官，带着一个知某州事的临时差遣，相当于朝廷临时外派的官员。直到清代，知县知府却成了正式的官名。

可以理解为宋代没有地方官，所谓地方官只是暂时派出的中央官员来兼管地方事务，在制度上极不合理。

在唐代，各道首长为观察史，顾名思义，是由御史台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后来逐渐演变为正式的地方长官。到了宋代，这些官又称“监司官”，每一路有四个：帅、漕、仓、宪。“帅”为安抚使，掌一路兵工民事，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漕”是转运使，掌财赋。“宪”是提刑按察使，掌司法。“仓”是提举常平使，掌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

以上四个等于都不是地方长官，而是中央拍到地方来指挥地方的。在唐代的州县，只需要奉承观察使一个上司，而在宋代，需要奉承四个，可想地方官之难做。

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送中央，剩余的保留在地方。宋代地方财政归中央派来的转运使管，全部解送中央，地方更无储存。平时就很艰苦，临时地方有事，更是不可想象。

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和财权集中，地方则日趋贫弱。所以金兵内侵，只中央首都一失，全国瓦解，更难抵抗。唐代安史之乱，叛军军力不比金人弱，唐两京沦陷，可是州郡富裕，每一城池都有几年的存粮，方可各自为战。宋代将财富兵力集中到中央，则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

宋代考试制度

宋代考试制度大体沿袭唐代。但宋代科举的影响与唐代不同。

第一是唐代门第势力正盛，参与考试的许多是门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传承，懂得许多政治智慧，一旦从政，比较有办法。到晚唐，门第堕落，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专心在文选诗赋，或是经籍记诵。国家对他们并未有所谓的教育，门第家训没有了，政治传统更是茫然无知，于是“进士轻薄”称为晚唐的一句流行语。到了宋代，农村子弟，白屋书生，偏远考童，骤然中试，进入仕途。对实际政治则比较生疏，至于私人学养，更谈不上。

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

公卷，是由考生把平日诗文成绩，遍送政府中有学问的大僚阅看，在未考之前，早已有许多知名之士，获得了客观的地位。

通榜，是考后出榜。根据社会及政府先辈的舆论，来选取知名之士，不专凭考试之一日短长。

本来考试侍卫国家选拔人才，明白此项制度之主要精神与原本意义，不必在细节上一一计较，对国家选拔真正的人才有好处。然而借此种制度的宽大之处趁机作弊的人越来越多，政府就不免要为防止作弊而将制度严密化。但制度逐步严密化，有时却失去了本义，反而专在防止作弊上想办法。

如是，宋代的考试制度严密，但有时反而得不到真人才。

宋代初年，经历过长期的五代黑暗后，人人不乐于学习。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便一定有官做。考试只能选拔人才，不能培养人才，两汉有太学，唐代有门第，这都是培养人才的途径。于是宋代想要改革，不考诗赋，改考经义。人人学诗赋，风花雪月，以此标准选拔人才自然有问题，但改革考经义后又得不偿失。王安石因此叹息，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

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种比较重要的制度，由唐代到清代绵延一千多年，中间有改革，有演变，积聚了无数人的聪明才智。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用此制度来弥补他们政党选举制之偏陷。

宋代赋税制度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沿袭自唐代两税制。缺点可以看唐代两税制度。

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宋代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

五代战乱频仍，读书人稀少，全民皆兵。后来军队变成了老弱病残，便把军队当犯人劳役来用。当兵的脸上都要刺花字，称为配军。这样的军队在汉代是“更役”，在唐则是“庸”。输送带所谓“役”，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的代表。此种转变极不合理，只因积重难返。宋太祖只能在这里面挑选精壮的，另外编队，就叫禁军。

禁军的挑选，起初先用一个活兵样，后来用木头做成人样，送到各地方队伍，符合标准的送中央当禁军，不符合的留在地方做厢军。

厢军不需要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照理开国之后便要复员军队，但宋代建国时，北方强国辽国已建国半个世纪。宋代定都开封，无险可守，便不能复员。

定都开封有苦衷，因燕云十六州未收复，不得不养兵。当时的军粮，已经要靠长江流域给养。中原已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若粮食到了开封还要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靠陆路成本更高，所以只能先建都开封。宋太祖本人说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

在高梁河之战后，宋代不敢和辽国再打，若打败了，就一退到黄河边。同时也不能复员裁军。于是宋代变成了养兵而不能大涨，明知不能打仗却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是，养兵却又不重视军队，竭力提倡文治。这也无可厚非，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的黑暗历史扭转。重文轻武，防止重蹈覆辙。

兵愈养愈多，赵匡胤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六十六万，到了仁宗时期已经有一百二十五万军队。所以王安石变法，便要裁军。当时想恢复古代的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但不易推行到全国，于是有了所谓保甲制，现在黄河流域试点。所谓保甲就是将农民就地训练，临时需要的话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以免去国家养兵的费用。

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配合，便出了问题。士兵招募来，轻易不脱离行伍，到五六十岁，还在军队里。而如此这类人便有名无实，于是朝廷只有再招募新的，军队越来越多。

宋人最怕五代的骄兵悍卒，于是加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打压武将。节度使闲的没事做，困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炭。养了文又要养武，文馆数量逐渐增加，待遇逐渐提高。

于是国家一方面冗兵，一方面冗官。国家负担越来越重，宋代政府再也扭转不了这个形势。

宋太祖时，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各边防守，全部派中央禁军去，但不让其久戍，宋代没有退役，不在边防，即在中央，如是军队则总在路上。因此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军队一批批调防，军官还是不动，如此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

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又看不起兵。狄青行伍出身，得军心，但朝廷又要提防他做第二个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所以立了大功也不重用。

宋代的马匹很成问题。骑兵所需马匹，在东北和西北产出。在宋初，刚好一个被辽占据，一个被西夏占据。精良的铁矿也在东北塞外，都不在中国手里。王安石注意到养马的问题，但中国内地养马不便，据宋朝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要的土地，可以养活二十五口人。王安石不得已定下了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养马匹，寄养在私家，战时需要的话，再临时集合。然而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马死了百姓要赔钱，于是农民抗拒养马，而朝廷硬要摊派，于是变成了恶政。由此可见宋代在国防资源上的大问题。

居庸关到山海关一代，宋朝时是辽国的地盘。两国澶渊之盟后既不开战，中国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鼓励民间种水田，开渠道，旁边种植榆杨，稍稍抵御辽国骑兵，辽国也不傻，常常不许中国开沟渠。如此北宋也就山西太原向北，还有一道雁门关防线，当年杨家将守御的地方。宋代以防御来保国家，还是先天劣势的防御，迟早要失败。

然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没有垮台，中国历史文化依然延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宋代为了补救晚唐五代的过失，做了很多努力，虽然没有完全把问题纠正，但我们不能怪罪宋人。宋太祖临死的时候告诉后人绝对不能杀读书人，直到南宋还守着不杀士大夫的家训。因此理学便在重文的宋朝开国百年后奠基。这一代文人，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代以下的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