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 为什么是拉康和马克思？精神分析的政治是什么？访谈Samo...

精神分析的政治

Samo Tomšič论《资本主义无意识》

2017.12.11

访谈参与者：Dennis Schep（以下简称D），Samo Tomšič（以下简称S）

译者：克雷伯格

Samo Tomšič现在于柏林洪堡大学跨学科实验室工作。在2015年，他写了《资本主义无意识：马克思和拉康》这本书。

D：为什么是拉康和马克思？

S：这样的表述所呈现的潜在的疑问是：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回望过去，人们可能得出大多数让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之后便是后现代主义盛行的年月，那时候马克思不再被视为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反而成为了文化思考中的独特的好奇心。弗洛伊德也是如此进行了转变，他不再被视为有效的临床实践的奠基人针对他作品的相关兴趣大多数集中在他有关文化的作品。无论如何，这些并不是什么巧合，因为2007/2008年的危机造成了两者的回归，而这两者同时本质上都是思考危机的思想家。他们探索社会的重要发展和“受到损害的生活”（damaged life）的产生之间的因果联系。

马克思在一方面主题化了这种由资本主义通过多种方式造成的主观上的损害，进而揭露不稳定、剥削和逐利的破坏性后果以及其他。那么就得面对经济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概念，与其说它用来描述人的本性，不如说它是一种根据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于社会，市场，和价值的幻想来重塑人类主体的意识形态工具。在一个宣称“贪婪就是好的”（greed is good）的系统——首先当然是系统的贪婪——每个个体的责任就是把自己建构成自恋的利己主义者。即使这种主体性的概念在上一次危机中失去了其意识形态效力，但是其强制执行的危害仍然存在。

弗洛伊德，从另一方面，即被他称作神经症的受损主体性出发，并为此提出了一个并不仅仅是性的病因，正如我们经常听到的但这仍然是社会经济的：他审视了社会结构和力比多结构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很少提及资本主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中立的术语“文化”，但是在阅读像《文明及其缺憾》这样的文本时，我们很容易看出来他讨论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他很含蓄地表述他的临床工作是作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情况而进行的批判。并以神经症是一种社会症状而结束。

D：那么拉康呢？

S：拉康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通过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在五月风暴之后的关键时刻。他的策略反驳了持“乐观”态度的思想家如马尔库塞和赖希，这些思想家宣称精神分析将会为性解放打开一扇大门。某种程度上，他们确实对了：没有精神分析，一些解放性的发展就不会走上他们的道路。但正如其他独立和解放的尝试一样，性革命失败了。资本主义早就消解了陈旧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并用一种初看上去对性更加包容的力比多经济代替掉了。当马尔库塞说“去崇高化”时，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

拉康暗示了一些类似的东西，但同时不是完全相同，即他把超我描述为享乐的律令。拉康的观点既是在思想的层面，同时也在社会结构的层面，即这里存在着工作和享乐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是在享乐和剥削之间存在着联系。这意味着与其说主体是享乐的主体，不如说是被系统享乐的主体。与那些对于享乐和性的赞扬不同，精神分析则是从权力关系总是-已经是爱欲关系这样的洞见出发，这样的洞见还可以表达成爱欲经济是我们社会经济的必要的组成部分。这便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我们主观的享乐模式绝不是逾越的或者颠覆性的。精神分析则是揭露出资本主义享乐模式不可忍耐的相关特性。

D：所以像弗洛伊德和拉康这样的人针对人们通过强调否定性总是已经生成，而不是从外部限制我们，来对精神分析进行理想化的使用，并提出了相关的纠正方案。那么马克思是否同意这个观点？他是不是不相信资本主义压抑着大众，并且共产主义会解放大众？

S：精神分析更正了马克思视角下的没有异化的，人们的关系将会在那里成为本真的并且不会腐化堕落的理想社会。我认为这些事情在马克思成熟期的写作中是十分边缘的，并且也仅仅是因为策略而出现。它们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计划没什么关系。成熟期的马克思不再像他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 manuscripts）那样，讨论异化的废除。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享有同一个对于人类主体性的本质和人类关系的洞见：没有冲突，否定性，矛盾之类的东西就不可能有社会关系，就像没有无意识就不可能有思想一样。我认为解放性的政治的目标是去废除异化是十分荒唐和虚假的：不可能会有主体对于它自身是完全透明的国家，除非我们废除语言，语言不仅仅是我们异化的一个主要来源，并且它就是异化的产物。

我所理解的异化的概念并不只有负面。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那里异化和无意识功能是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们告诉我们有关思想的本质和人际关系本质的教益。例如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迄今一切的所有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并没有表达当社会的阶级结构被废除时所有的斗争就会结束。他们仅仅是说作为人们之间的特权性的和支配性的斗争的阶级冲突将会消失。在精神分析中有关压抑也有类似的表述，压抑经常被理解为绝对否定性的力量，但是弗洛伊德明确表述过压抑作为生产性的操作：它不是压抑某种现实的性，而是建构并且决定了特定的爱欲经济。对精神分析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真正地克服压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意在某些完好无损的本真的享乐状态，性或者驱力。弗洛伊德已经讲清楚了，驱力并不是某种之后会被其自身各种“变迁”所破坏的先验的力量，而是整体依赖着这些变迁的。对于弗洛伊德和拉康来说，崇高化是彻底改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会改变性目标，也因此会将自毁的或者压抑的享乐模式转变为一个更加“可忍受的”模式。但这并不暗示主体到最后可以和享乐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如果精神分析这样期愿的话，那么它就是彻头彻尾的欺诈。

D：我们可以梳理出精神分析的激进侧，但是在你的书中你也提及了拉康的保守主义。

S：作为个人，拉康是很同情戴高乐的，而说到理论的话，他对马克思的兴趣是有限的。但“拉康”这个名字所代表的理论努力则可能使得人们比保守解读更容易受到影响。当他于1969年在万塞讷告诉那些学生，他们是需要新的主人的歇斯底里者，我们可以把他的评论当作犬儒主义而不去接受，但我认为他可能更想要去吸引人们注意力去关注那些学生错误地将性解放或者享乐当作系统性的侵犯行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是锚定在一个十分坚固的爱欲经济上的。拉康发出这样的感叹：“享乐！”作为超我的拟人化。他的注释学经常从萨德侯爵的作品中获取享乐的必要性，但是我经常会想可口可乐这种资本主义优质商品的广告是否也起了作用：“萨德同可口可乐”（Sade with Coca-Cola）作为“康德同萨德”（Kant avec Sade）的补充。资本主义不能够形成自己的教训，而且享乐的僵局在主体中生成更加有效：一方面主体进行无休止的购买来寻求不可能在此的享乐，另一方面系统对于剩余价值的榨取，这种来自主体努力达到享乐必要性的系统之享乐。

对比弗洛伊德和拉康作品中的超我是十分有趣的：在弗洛伊德的语境中超我是被禁止的需求的所在地，即享乐的禁止而非享乐的律令。我们能够解释这种差异，通过回顾从19世纪晚期的清教徒工业社会到20世纪自由消费导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摆脱禁止的层面。禁止的超我再次显现，因为上一次危机无情地要求每个主体为了系统的维持无条件地进行牺牲。这是可以从欧债危机中寻得的教训。

D：就个人而言，拉康并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马克思是拉康主义者吗？

S：它是拉康主义者的情况正如说拉康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但我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都只能在危机驱使的社会情况中取得他们的完整优势。那么在今天重新建立起两者之间的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就个人而言，拉康是法国布尔乔亚，而马克思是无产阶级，两者的差别太大了，但是我认为这不应该阻止我们去思考两者作品中相近的地方。他们使得“共有的否定性”（shared negativity）显露——这是一个由我一个来自名为“阶级语言”（Klassensprachen）的计划的同事所提出的一个尖锐的术语——而这使得所有主体联合在一起。对于精神分析中的享乐问题的痴迷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十分重要，因为它表明了系统在“我们的”享乐模式中最为强烈地控制了我们。

D：所以我们使用拉康来去反驳对于马克思理论的理想化理解，我们也同样用马克思政治化精神分析？

S：事实上是这样。在拉康派人员之间我们找到了很多“反动派”（reactionaries），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努力去维持精神分析在过去享受的特权地位，尤其是在法国。但是精神分析在其发展历史上一直是受到威胁的。在美国它被仪器化为整合人们进入社会结构的工具，但很快随着更加“有效的”技术诞生它衰落了。尽管很多东西都出了问题，但至少是在法国，弗洛伊德-拉康的表现形式，代表了批判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章节而且保留了一个战场，为了解放性的目的，这片战场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被收复。弗洛伊德对于文化的作用进行了祛魅，特别是针对资本主义，这是在精神病理学产生的过程中被阐明的：在精神分析之后，没有人可以假装个体结构和社会结构（它不会组织人们绕过这一课）之间有着明显的区隔。如果资本主义拥护者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把“问题个体化”（individualize problems）：如果你正在经历抑郁，恐慌和不稳定引起的焦虑，这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对于精神分析而言是完全相反的，没有什么是个人问题。

D：我希望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直接切入了你的书的一个核心主题：主体，恰恰不是个人。你反对身份政治或者任何一种以特定利益为基础的政治。

S：是这样的，并且争论始终围绕着存在个人利益这种东西的幻觉而展开，针对这个我会把“共同的否定性”的观念同我认为与之关联的解放性的政治利益进行比较。即使是亚当斯密这个今天仍然被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所称赞的个人利益的理论家，也认为在个体的显然的利益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利益之间的连续性有着直接的很大的问题。

为了回到我们之前谈论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并不发明异化或者无意识但它发明了有效剥削它们的方式。解放政治的目标是异化的共同管理而非废除它。精神分析的观点绝不是渴求一些认为主体会摆脱症状或者成为无意识主人的虚幻的理想表述。精神分析的目标是使得受分析者能够对抗系统的阻力，以及这种被引入我们生活的阻力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当精神分析认为不可能存在没有症状的主体时，它并不是称颂疾病或者对于任何对于改变的寻求谴责为幻觉。在精神分析中治愈有着很清楚的重要性，但这并不等同于某些虚构的常态。与此相反，解构了“正常的自我”的观念并且努力去为主体以或多或少更加可忍受的方式去生存创造条件。资本主义不会这样做：它剥削疾病并且十分想让我们染病，同时用虚构的常态来轰炸我们，经济人的存在只是“正常的主体性”应该是什么的一种虚构。

D：所以任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都不应该以个人利益为基础，而是以主体的概念不是个体的为基础。

S：正是如此。悖论的是主体如果显得可能越空无，越非人，越“抽象”，那么它更多表露为涉及每个人的否定性。马克思更多地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逻辑进行表述，那么他将更多地展现出每个人所服从的剥削之条件和矛盾。相反的是，当他更多关注无产阶级的经验现实情况，他就越会引起将阶级斗争化为99％同1％之间的对抗这样的误解。当然这确实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但是阶级斗争同时意味着结构性的矛盾和资本主义既聚合又分裂每个主体的僵局。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理论限制于对于经验现实情况的描述，那么我们就会弱化马克思的理论。《资本论》开始于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的和结构的条件的分析，在这个层面银行家和工人没什么区别。当然在现实世界，两者是截然分裂的两个世界，因为前者是资本的化身而后者是劳动的代表。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主体来考虑时，它们都臣服于剥削和神话。对于马克思而言工人并没有什么固有的善的或者革命性的东西，银行家也不是固有的邪恶和反动。

D：在结语中，你认为政治不是与现代性同步。你能解释一下你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吗？

S：我采纳了米尔奈的论点并且将它和正在进行的有关共产主义的辩论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后者和弗洛伊德称之为修通（working-through）的东西有关，也就是抵抗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的阻力，不论是爱欲的还是社会的。即使资本主义将自身表现为现代性，在其核心它仍旧维持着前现代的控制和剥削。当拉康将资本主义描述为现代形式或者“主人话语”的倒错，他的意思是这归根结底到对于异化的剥削。当马克思说封建地主转变为现代资本家以及农奴转变为现代无产阶级时，他在同样的方向上指出来了。问题在于现代性是否仅仅是颠倒的前现代性，或者这是否牵涉到政治上的对立，这种对立不再与“对异化的剥削——非异化的幻想”这个组合相关。

现代科学并没有旧事物阻挠的问题。如果说人类历史中有什么真正完成的革命，那就是科学革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科学中没有认识上的对立，以及它主要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维持的作用也使得它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战场。现代科学对于拉康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它为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的主体提供了条件。拉康公开的宣称，政治需要从这里出发。相反，资本主义提供的政治从非异化的主体性之虚构出发，也因此隐匿了异化和剥削之间的关系。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未能带来一种不会被这种联系所定义的政治，部分原因是他们也是对于非异化的主体性和本真的人类关系存在着幻想。为了反对这些方案，一个彻底的“现代政治”将会坚持对于异化的管理进行共同的努力，就像拉康在结束分析时所说的“管理症状”（savoir-y-faire avec son symptôme）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