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女真族两次入主中原原因的探究
一．金政权汉化政策的影响
金朝是由女真族统治者建立的少数民族封建政权，为便于统治汉地，金朝起初采用辽朝时期采用的“二元制”，以“汉人治汉”的方式统治“河南地”，先后任命张邦昌，刘豫建立伪楚，伪齐政权，充当宋金战争的缓冲地带，这一现象直到金熙宗时期才有了改变。“十一月丙午，废齐国，降封刘豫为蜀王，诏中外”[1]，金熙宗废除伪齐政权，皇统二年（1142年），金宋签订第一次绍兴和议，可以看到金国的发展战略由之前的军事入侵转化为内部的经济，文化建设当中来了。迁移劳动力，填补中原人口不足的缺口，在中原地区生存的女真人广泛从事农业生产，使女真族，契丹族人在日常生活中拥有更多接触中原汉地文化，交流的机会，大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过程，这可以看作是女真政权第一次尝试汉化政策的表现。“金人既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原士民怀二王之意，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至此不废”[2]。
到了海陵王时期，确立了“汉本位”的统治政策，以“中央集权，皇帝专制”为特征的封建制度在海陵王时期表现得更为显著。“海陵庶人正隆元年罢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别，曰院、曰台、曰府、曰司、曰寺、曰监、曰局、曰署、曰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3]。以海陵王迁都中京为例，“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4]，海陵王以尧舜，夏桀商纣故事，讲述了“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这个道理，彰显了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较为高超的汉化素养。从海陵王的诗词《喜迁莺》等诸多作品可以看出，完颜亮的诗词狂放不羁，粗犷张野，也可以证明完颜亮作为女真族统治阶层的代表，具有高超的文学功底与汉文化基本功[5]。这一点至少可以说明，在上层女真族统治阶层当中，以“汉族儒家等传统学说”为核心的“汉学”是女真人成长的“必修课”，以至于在世宗时期，完颜雍尝试延续女真旧俗以期改变过于被汉人同化的现象，保持女真民族“尚武”特色的政策。
金章宗时期，汉化政策被皇帝下令贯彻到帝国的每一寸领土，一方面极力维护与南宋的和平局面，另一方面明正典刑，制定礼法，推崇儒家治世学说，使得金朝的统治达到了巅峰。“政令修举，文治灿然，金朝之盛极矣”[6]，“章宗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 ……一代治规，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书礼，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7]。以至于在金朝被灭亡后的三四百年，虽然“女真大字，小字”作为女真族的曾经的书面文字几乎“绝迹”，女真贵族仍然能阅读汉人所撰写的小说《三国演义》，并常常运用于对明的作战当中。
综上，从金熙宗，海陵王，金章宗统治时期的汉化政策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为巩固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原汉地的封建统治，女真族的统治者们极力推崇汉文化，学习汉文化，确立中央集权，广泛从事农桑，延续唐宋以来的科举选士制度，以期争取汉族士大夫对金政权的支持，实现“汉-女真”地主阶级联盟。以至于在蒙元时期，不少人得出了“金以儒亡”的结论。可以说，金朝的汉化政策为女真族（满族）的第二次顺利推行“汉化”过程播下了种子，既使金朝被蒙元所灭，其遗留的汉化政策对女真族的影响，尤其是对女真族的生产方式，对汉民族的认知观的影响仍是不可忽略的。
二．元明时期满汉民族的经济贸易往来为汉满民族相互了解提供契机
女真族的传统经济是以渔猎为主，经过辽，明朝的互市制度，在汉族的影响下，汉族传统的农业经济渐渐渗透到了女真民族的日常生活当中。由“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与安出虎水之侧矣”[8]，可以看出女真民族较早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由于与汉族的生产方式相似度较近，因此相比于蒙古等少数民族，满族更容易接受汉族的传统思想，也更容易实现“汉化”。
渔猎经济是女真族传统的经济活动，通过采摘松子，蘑菇等经济作物，捕捉飞禽野兽，要么用于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要么用于与中原政权组织贸易，交换铁器，农具，丝绸，茶叶等女真人稀缺的生存用品。毫无疑问的是，以渔猎作为获取马匹等军需物资的手段而组织的贸易活动，大大增进了满汉民族之间的认同感，促进汉满民族融合。但仅仅只是从事渔猎生产活动，并不能满足女真人的生存需求。贸易与马市就成为了女真人接触汉文化，了解汉文化，认同汉文化的重要途径。贸易分为朝贡贸易与边境贸易。明朝为了稳定北部边疆，常年与蒙古作战，但中原地区并不盛产马匹，且北国地区气候寒冷，士卒需要厚衣以御寒。因此，女真地区的马匹与貂皮成为了明朝所需的战略物资。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中原王朝也急需女真族生活地区的原材料以及粗制商品。另一方面，女真人会用中原王朝所得的赏赐财务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加速女真民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女真民族完成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过渡。
“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眴。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9]一诗表明了边境地区各民族互通有无进行贸易的盛况。也正是由于马市等交易市场的出现，才使“满洲民殷国富”[10]。
综上，元明时期的中原统治者为维护本国的封建统治以及出于北境国防安全的需要，对女真等民族采取“羁縻”政策，开通边境贸易，朝贡贸易，使女真民族生产的产品大量输入中原地区，极大地促进了女真族的经济发展。“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此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11]即说明了这一点。经济的大发展使得女真族学习汉文化更加迫切，为了在市场中获得更多利益，基于汉语作为双方交流的语言工具，学习汉语显得尤为重要。如此便构成了“渔猎—贸易—汉化—生产”的循环过程。在循环过程中，部落统领的私人财富极大增加，部落间贫富差距拉大，为满洲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满汉民族的经济贸易往来为汉满民族相互了解提供契机。当然汉满贸易中也存在着抢掠人口，牛马，财物，甚至是屠杀等暴力因素，这一点是值得深思，值得否定的。
三．后金，清朝初期统治者实施汉化政策的直接影响
纵观历史上存在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例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地缘上接壤于中原汉地，接触不少中原汉地风土人情与生活习惯，但无一例外，它们却在中原汉地的统治却并不长久。要么被汉民族同化，成为汉族的一部分；要么退居塞北，继续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仅此女真（满族）一例，先后完成两次封建化进程，一方面既保持着少数民族健儿独有的铿锵豪情，又保持着中原汉地汉人传统的尊儒重教的礼仪。女真族为什么能在金亡后数百年能再次入主中原，成为汉满蒙等民族地主
阶级共同认定的合法阶级利益代理者，这与后金（清）初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帝等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点体现在清初统治者对农桑的重视程度。女真民族传统经济是渔猎经济，同时也存在着农耕经济。[12]17世纪左右，天命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在战争中俘虏大量懂得农耕技术的汉人，朝鲜人。随着领土面积的扩大，统治人口数量的增加，适应农耕经济，推广农耕技术，解决人地矛盾成为了统治者必须采纳的基本国策。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女真统治者也曾允许并鼓励农业生产。“着游牧复州之蒙古及居盖州之蒙古，留存种子，本年耕地，新粮不发给尔等，无牛 之人，以马、骡、驴耕之。”[13]“凡远近之地田亩，皆由屯拨什库勤督耕耘。若拨什库不勤督耕耘，则依法处之。”[14]一方面促进女真族农业经济比重的增加，加速推进女真族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化社会转型，另一方面，随着冶铁技术的普及，作战所使用的的弓箭枪矛更加锋利，加大了女真民族的战斗力，为日后完成全国统一奠定基础。
第二点体现在清初统治者在对待汉族所推崇儒家正统礼教的态度。早在皇太极时期，满清就法效明朝，组织科举取士。鉴于明末农民战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不少汉族乡绅士大夫知识分子支持明朝地主阶级以反对满洲政权。为拉拢更多汉族士大夫，夯实满清统治阶级根基，消除自古以来坚信“华夏夷狄”之别的汉人的心理隔阂，接受高度汉化的满人统治，以达到分化南明统治阶层的目的，清朝初年推行一系列“尊孔重儒”政策。如“至圣朝之尊崇，沾恩更笃。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即颁谕旨，允圣门典礼，悉照前朝旧制。 期于优渥。亲尊在案。于顺治元年吏部等衙门题 准，衍圣公封爵官衔原阶照旧，开历代所赐田亩， 俱应向沿，前代遇覃恩，依次加师保等衔，元年题准衍圣公长子孔兴燮，钦依二品冠服。”[15]又如顺治二年，尊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对于孔子后人过世，顺治皇帝仍“遣官喻祭九次”，“谕工部给价造坟”。宠幸优渥“衍圣公”，通过树立“尊孔重孔”的统治形象，以“孔子”，“衍圣公”，“尊儒重儒”为纽带，巩固“满汉”地主阶级联盟，可见一斑。但同时也需注意的是，“满汉”地主阶级联盟是以“满”本位为核心特征的，因此当孔闻謤对“剃发令”产生异议时，统治者也会对这一象征着“儒教思想领袖”的衍圣公进行打压。“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16]
第三点便体现在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与对待汉族士大夫的态度上。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就提出“既征大明，岂容中止！”[17]，皇太极时期更是谋划了攻取京师的作战方略，“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研削，则大树自仆。……我兵四围纵略被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18]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在英亲王阿济格反对迁都北京的时候，多尔衮提出了“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国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锡四方和恒之福”[19]的观点，这足以说明清初统治者拥有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与抱负，这与农民军首领是截然不同的。除此之外，与目无法纪，肆意烧杀抢掠的农民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从范文程的谏言中便可见一斑。“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 ……从之。”[20] 多尔衮在入关前就提出了安定民心的策略，“乃誓诸将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以安天下。勿杀无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21]。进入京城后，多尔衮又提出了“养民之道，莫大於省刑罚，薄税敛。自明季祸乱，刁风日竞，设机构讼，败俗伤财，心窃痛之！……官吏不从，察实治罪。”[22]的要求，毫无疑问的是，这对清朝稳定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是起积极作用的。
李自成进入京城时，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李建泰，唐通等明朝官员纷纷投降，从“时贼党已陷保定，李建泰降，畿内府县悉附。山东、河南遍设官吏，所至无违者”[23]，从“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呜钟集百官，无至者”[24]，无一人上朝，可见明朝人心尽失，京城百姓还是寄希望于大顺政权的。可是“其余勋戚、文武诸臣奎、纯臣、演、藻德等共八百余人，送宗敏等营中，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藻德遇马世奇家人，泣曰：‘吾不能为若主，今求死不得’，贼又编排甲，令五家养一贼，大纵淫掠，民不胜毒，缢死相望”[25]，李自成纵容军士烧伤抢掠，败坏军纪，这已经为李自成最终的失败埋下伏笔，再加上李自成没有统一中国的战略意识与雄心壮志，以为攻克京城就“大功告成”，放松对关外吴三桂统领的关宁铁骑以及满洲八旗的警惕性。因此，反观李自成入京后的表现，南明内部为争夺统治权进行内斗，人心向背可想而知。
当然，清初统治者的努力也绝非仅限于此。综上，努尔哈赤等满洲统治者为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满清政权的支持与认同，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一定程度上排斥了满洲统治阶层野蛮，落后的层面，吸收汉文化的积极因素，为清朝实现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就笔者而言，笔者认为清朝是以汉满蒙封建地主阶级联盟为基础的，为维护满洲地主阶级核心利益的，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制国家。但本质上而言，清朝统治阶层维护的是满洲地主阶级的核心利益，并非是汉族。当汉满民族出现矛盾问题时，如“剃发易服”，“圈地”等，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人间悲剧。相较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后金（清）稍具内敛，它并没有选择“全盘接收”，创建了带有女真民族狩猎特色的八旗制度；相较于蒙元时期的政策，后金（清）颇具奔放，它也没有选择“全盘否定”，而是尊儒重教，拉拢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其效力。由于后金（清）对汉民族关系处理上而言总体得当，再加上明末政治腐败，东林党争，宦官乱政，民生凋敝，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政权具有自身局限性，清政权在这一轮角逐中获得胜利也是可想而知了。
四．总结
历史上与中国为邻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在少数，例如匈奴族建立的前汉，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契丹族建立的辽等，然而能够在先后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两次完成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进程的，仅此女真一例。尽管金朝的女真与后金（清）的女真不可等同，但金朝时期的汉化政策对女真民族生活习俗，文化认同观念形成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值得思考的。基于此，笔者给出了三个方面的答案：1）金朝时期的汉化政策与制度为女真族从情感上接受汉文化，了解汉文化做好了铺垫；2）不同于北方其他的少数民族的游牧经济，女真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就存在着农耕经济因素，且在地缘上也接近于中原汉地，同时中原王朝采取“怀柔”政策，开放马市，为汉满民族交流提供契机。因此女真族（满族）与汉族在文化差异上较其他民族相斥性较小；3）明朝末年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政权既不能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又不能脱离阶级局限性的藩篱；相较于此两者，后金（清）初统治者在处理汉满民族矛盾问题上总体上而言较为妥当，基本上承袭着明朝时期的官员士大夫管理体制，采用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大力发展农桑经济，肯定儒家正统学说地位，从而获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金史卷四本纪第四熙宗》
[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八
[3].《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
[4].《金史卷五本纪第五海陵》
[5].贺利.从完颜亮的诗词看女真族文化的审美特质.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2,37(12):18-20
[6].《归潜志》卷十二
[7].《癸辛杂识》
[8].《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
[9].《全辽志》卷六，艺文下
[10].《满洲实录》卷二
[11].《明宣宗实录》宣德六年十一月
[12].栾凡.明代女真族多元经济的特点及影响[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03):72-76.
[13]-[14].庄声.清朝入关前的农耕技术及其发展[J].自然科学史究,2018,37(02):175-187.
[15].骆承烈，朱福平，骆明.孔府档案选[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11
[16].清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
[17].《清太祖实录》卷四
[18].《清太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二
[19].《清世祖实录》
[20].《清史稿·范文程传》
[21].《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
[22].《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
[23]-[25].《明史》卷三百九，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