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华北村落庙宇的僧侣研究

清代华北村落庙宇的僧侣研究——以山西泽州民间庙宇碑刻为中心

选自《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5期，姚春敏 车文明

僧侣做为村落庙宇活动的重要角色，是认识寺庙建立与重建之社会意义所必不可少的考察对象。从民间碑刻看，清代山西泽州村落明代至清代，僧侣在村落庙宇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尤其是嘉庆道光之后，村落庙宇中已经很少见到僧侣，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本村的看庙人，个别村落庙宇尚存僧侣，也是由“社”请来看守村落庙宇的，僧侣从村落庙宇的住持，沦为民间自治组织“社”的雇工。

僧侣①做为村落庙宇活动的重要角色，是认识寺庙建立与重建之社会意义所必不可少的考察对象。然而，社会历史学、人类学研究似乎并没有给这种特殊群体以足够的重视。惟甘布尔在河北定县调查时注意到，村落寺庙是相对独立的单位，大部分由住在这个村庄的村民建立和管理，僧侣们的出现往往只是为了特殊的服务;②杨庆堃也谈到:“村庄的领袖往往建立非正式的委员会来控制和管理寺庙财产以及收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部分的寺庙和道观仍没有出家人。即便寺庙有和尚或道士，但财产的最终控制权仍属于村庄的领袖，大部分寺庙中缺乏出家人是一个普遍而突出的现象，即使是以寺庙为中心的宗教活动，也都没有出家人扮演最主要的角色，而是由老百姓自行主持”;③王庆成则根据《深州村图》的记载认为华北村落“庙宇之住僧或尼，似无一定之规”，深州“各村镇多记有寺庙名称，但大部分不记是否有住持人”，仅《深州东南路村图》之东阳台村有载“白衣庵庙有男僧二人”，大魏村有载“天仙庙男僧三人，三官庙女僧二人”，东景萌村有载“村北天齐庙有男僧五名;邢家村有载“观音堂，有男僧二人”。④以上对村落庙宇僧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至民国初年，可知这一时期华北大部分村落庙宇没有僧侣住持，村落庙宇处于村内居民的管理之下。本文选择山西泽州为标本，⑤以散落于泽州各个村落、散见于方志文集等各种史料中的5000余通碑刻为基本史料深入研究村落庙宇中的僧侣在明清时代的活动。大量泽州碑文反映，从明代至清代，泽州僧侣在村落庙宇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尤其是嘉庆道光之后，村落庙宇中已经很少见到僧侣，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本村的看庙人，①个别村落庙宇尚存僧侣，也是由“社”请来看守村落庙宇的，僧侣从村落庙宇的住持，沦为民间自治组织“社”的雇工。

一、明代泽州村落的僧侣

在明代泽州庙宇的维修碑中，僧侣独立或主导化缘修建庙宇的碑刻占到了所有庙宇维修碑刻的15.3%，这个数字本身并不让人惊奇，因为维修庙宇似乎也是僧侣的职责之一。但如胪列后期僧侣修庙的比例———嘉庆、道光之前4%，嘉庆、道光之后1%，则可看到，15.3%的比例已是较大的数字，不断递减，说明了僧侣在慢慢放弃或被放弃修庙职责，与之同时，也放弃或被放弃了对庙宇的管理权。

碑刻显示，明代泽州村落庙宇的创建及修葺不少由僧侣主持。如，高平县马村镇大周村资圣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资圣寺新建水陆阁记》有:“僧车湛洎广缘辟地，创构七楹，峻级层甍，金碧炳焕，巍然称大观焉”，②高平县神农镇故关村炎帝行宫明成化十一年(1475)《重修神农炎帝行宫碑记》有:“净福院僧侣明镜，因父功业未就，涅槃于成化辛卯孟冬，故继志述事，又造神担一在庙，以就其未就之业”。③

村落庙宇的庙产，或为僧侣自购，或为信众捐置，均由僧侣独立经营管理。如凤台县晋庙铺镇明万历十七年(1589)《契约碑》载:

星轺里住人韩希信同弟韩希右、韩希苏，因为缺少钱物使用，无处打兑，将自己买到祖业小月院寺白地一处上一分，其地四至，先从东至大河，南至尖草凹分水岭，西至大漏，北至佛见河，四至以里，上下土木石相连。今立死契一纸，出卖死与普照寺僧侣如仓师名下耕种为业。对众两言仪定，要讫死价钱二千三百文整。即日一并交足，外无欠少。④

可知普照寺僧侣如仓，购买了村民韩希信的祖业。同样，高平县西山金峰寺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金峰寺施舍田土基记》记载:

嘉靖八年，有师父了□置买南厢东里赵阿地八亩，四至分明，并无违碍，□用价前后共

使过银四十两整。⑤

僧侣“了□”亦用40两纹银买得赵阿地8亩。

又如，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佛堂记》载有:

本村功德施主魏公贤同弟魏公廷暨男魏进用、进奉、进库、进财、进府、进州，父子情愿将祖业地一亩五分施舍，起□佛堂院与僧侣湛明看守为己业。其殿四至:东至道，西至堎下，南至界石，北至道，俱开明白，以垂永世。

可知，高平李村魏贤等直接把地施舍于村落庙宇的住持湛明。再如，明天启六年(1626)《观音堂新置香火地碑记》记载:

泽之城南十里许，茶店镇观音堂普陀庵，余尝往来迎送，时尝憩于内。问地主，则蔡炳

□□□僧时来时去，栖止不常。诘其故，以无香火常业。炳即□地六亩，□老僧圆□承种，藉所获以为焚修之资。为数虽云不多，而山□□外，寸金寸土，亦可以聊渡槐阴小羁。僧侣云，□□倘由此而施□者，众广种福田，则炳一人倡之□□其尚义□念可嘉，余故为之记。①

茶店镇蔡炳亦捐香火地六亩给观音堂普陀庵老僧圆□耕种。等等。

明代，泽州个别地方已出现了由民间组织“社”管理村落庙宇的现象。但当时多数“社”，除了组织春祈秋报的活动外，在庙宇维修等方面主要起协助僧侣的作用。如明隆庆五年(1571)，阳城县北留镇崇上村重修村庙，《重修佛堂正殿碑记》落款虽有“社首:苗兴、冯隆”等，却明载“妙真重修”。②

此时，僧侣与村落乡耆的关系也非常融洽，双方对村落的庙宇负有一定义务。高平县南村二仙宫年久失修，崇祯元年(1628)《重修二仙庙碑记》载:“乡耆秦志收等共三十二人，相聚而言曰:‘何忍坐视废驰乎!’住持僧真富从旁协赞，共成圣事”③。高平县靖居村仙翁庙的修建也是由本村维那④头和道士共同合作完成，明嘉靖四十年(1561)《重修□圣仙翁庙碑记》载:

本村维那头王万祥、康璘有志者也，比申虔心拜皇经四卷。仙翁阴佑，况此庙廊乃前人所创立，至今其庙有损坏也。续有暮缘督工，道士王坐及子康才表□思之意，择吉之日，其乡人也攒零积整共诚圣事。⑤

以上碑刻说明，明代泽州僧侣与村落权威人物协调维修庙宇的现象较为普遍。僧侣与社众的关系是宗教师与信仰者之间的关系，僧侣与“社”的关系比较融洽，没有明显冲突。

二、清前期村庙僧侣与“社”的和谐相处

清代前期，做为泽州最重要的村落自治组织而广泛兴起的“社”，开始将村落庙宇及僧侣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然从碑刻看，泽州各村庙宇的多数僧侣实际仍居或被“社”聘居庙宇的主导地位，与刚刚兴起的“社”，也维持着明代式的和谐关系。

凤台县大东沟镇辛壁村太平观《太平观法眷碑》载:

明宣德癸丑春，村中耆老辈因此观典守无人，同从洞阳观敦请我隐真子常真人来主是观，是为本观焚修之祖。⑥

泽西十里山西底村之东关帝大庙一所，很久以来一直没有住持，《重修三教堂关帝庙碑记》载:

乡人李凤魁于五门山口茶庵偶逢阳城寿圣寺僧慧清，观相慈朴，力举住持。其僧顿萌善念，率作开先，遍募一乡，捐资兴工，无不乐从之者。⑦

陵川县潞城镇石圪恋村南神头二仙庙《重修二仙庙碑记》载:

延至大清康熙十七年，有遇之孙法□□□，虽年貌幼稚，其德行迈于老者之风，真冋为空门之□榜法门之良将者也。此会不忍祖之念头，于众社首精诚恳意，徒先未完之功。增其补坠不就之业，以为焚修之会。①

碑刻显示本村民众一直在寻找村落庙宇的住持，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宗教代言人。这说明，此时在泽州的村落中僧侣还是村落庙宇必不可少的。

《孟匠三教堂重修碑记》载:“乡之人皈依瞻仰，诚参福之地、证果之良田也，请僧焚修其中置瞻庙地三十九亩一分，□心良苦矣”，②《复起路灯会碑记》载:“今鸠聚善士捐谷二十二石，即恳住持海月和尚经理(关帝庙)。谷十六石，令其出息办灯食，讽颂接引”。③以上碑刻显示，僧侣在这一时期仍然是泽州许多村落庙宇中不可获缺的宗教师。这一时期的村落庙宇似乎必须有僧侣做为住持才显得村庙是真正的参福之地、证果良田是，此时的僧侣大部分都是“社”或者村民集体请来住持并且支付了粮食和提供了田地，这种关系与明代村僧关系已经略有不同，僧侣对于村社来讲，更像是被雇佣来做为宗教的一种象征。

与此同时，仍然有部分村民把田产捐给村庙的僧侣。比如，顺治四年(1647)《观音堂地亩碑记》载:

夫高平县城南麓有庄牛村，善桂里姬姓讳永宁，一日临泽坛山领头观音堂偶施诸亲友散地谈议间触目，老增性坤衣钵乏守，顿起博济之心，愿施原买赵并能地拾亩枣五分与僧耕种，以助衣钵稽粮之资。④

大部分村落庙宇的僧侣也仍把管理和维修庙宇当作自己的责无旁贷的义务。比如，《郜匠社重修土地庙序》载:

(社首)向本乡善士商其事，佥曰:“子之言非不善，意非不美，但恐工广费繁，倘若轻举妄动，其如画虎不成何?”住持曰:“不然，诸君子但肯佐其事，将本地风光有不可胜用者矣。乃若庙中之槐，藏久将枯矣。货本庙之树，修本庙之工，云胡不可?”乡人共服其说。⑤

碑文中对张道士的敬业进行了赞美“至如慎于始而勤于终，晨鼓暮钟焚修于其中者，住持也。住持为谁?羽士张本来也。⑥

碑文的落款，住持道人张本来，徒刘谕、原仁详、李谏，徒孙原义心同勒石。这一切都表明张道士在村落的庙宇中具有话语权，他的建议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同样，在凤台县掌村《重修关帝殿碑记》载:

有住持僧福德目击(玉皇庙中的关帝殿凋敝)，心□忻忻焉。有举，而恳告于社首邱文荣等曰:“诗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关圣帝君镇此一方，无求不应，有感遂通，实斯地□保障也。□衲愿捐己资，输银一两，伏望□社首□作俑，率先为领。”于是，合社各发虔心，随意喜舍资财，□襄其事。⑦

在关帝殿的维修中，福德同样发挥着主导作用，他不但劝说社首合社修庙，还以身作则，带头捐银一两。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阳城县润城镇北音村《补修白龙殿碑记》有:“本年社首延思省、延统暗然兴念，遂与住持僧方廉募化赀财，勤劳总理，不数日而功已告完，庙主神像焕然复新”⑧;陵川县崇文镇井郊村《创修佛殿三官殿碑记》有:“住持僧侣寂境慨发慈愿，集耆老而商之，改迁于村之北向偏西，创立佛殿三大楹为之主，其东角楼上三官大帝殿仍旧也”;①《重修敕建成汤庙碑记》有:“社首李继尧等，住持心空师徒生慈悲心，发大弘愿，矢志再创宫庭，合谋重整院宇”;②《重修玉皇庙碑记》载凤台县府城玉皇庙“住持僧心乙焚修之余，因念‘庙貌不完，是余之责也’，于是，与社首续君曰:‘庙貌残缺，何以壮观?何以妥神?曷不补葺之，以图全胜乎?’”社首续有礼即“与村中长者相为计议，均为募化，以成胜事”。③

整体来看，在嘉庆、道光之前，泽州村落庙宇的僧侣与“社”及社众和谐相处。“社”以及村民全体出面寻求僧侣主管村庙，僧侣对村庙的维护有义务。

但是，此时的庙田已经渐渐由僧侣掌管转入社的手中，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阳城县王报村大社碑刻记录了本社所有买到的田产，其中有两块地从僧侣手中买得“共买东坡庙僧园地十三亩二分，内七亩原典在社，找死价银肆拾伍两;其六亩二分系僧零星典与众人，原典价银伍拾玖两，今找死价银三拾肆两……原买县东坡庙鹫峰院住持广博等下湾园地七亩，先典本社价银三拾伍两，又找杜绝死契价钱肆拾伍两”④社把僧侣因为贫困典给村民的地亩全部用社费收归集体所有，僧侣完全依靠“社”的雇佣来生活。

三、嘉庆、道光之后村落庙宇的“去僧侣化”

嘉庆、道光以后，做为自治组织的“社”在泽州已基本普及。此时，僧侣在村落庙宇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僧侣与“社”的矛盾纠纷频繁出现，“社”开始排斥僧侣，以雇用村社内的村民做为庙管取而代之。

当然，这一时期也有零星僧侣在村落庙宇建设及其他村务中发挥作用。如《增修玉皇庙碑记》载:“斯役也，督统者大维那也，输财者村之善士也，而奔走竭蹶始终不倦，则僧侣之力为尤多”;⑤《捐立义学碑记》载:“村中有好义者九人:崔有勲、崔凌嵩、崔通林、张德、崔义德、张普成、崔有聚、张福孩、僧侣广祯，不辞劳苦，身任巡秋之事，所获工赀情愿捐立义学”⑥等。嘉庆道光朝之后数千通碑中仅能找到这两通碑刻，历史麟爪显示这些已是僧侣与村落和谐相处的最后尾声了。

这一时期，僧侣做为“社”的雇工被“社”监管，“社”以社规惩戒僧侣。如，嘉庆四年(1799)《责罚主持闻贵□补牛王修殿碑记》载:

庙中牛王殿□□倾圯，本拟四社同修，缘住持闻贵□点守有亏，公议罚办，愿承□莫敢轻违，奈力短难成，因化东西两路，每社□出己资，以奏神功。目今功久落成，另记于后，以示将来住持者之知所谨为耳。⑦

上碑所见，因为住持的错误，“社”责罚其修路，以惩戒后来接替的僧侣从碑刻看，乾隆二十年(1755)后，村落庙宇的僧侣与“社”及“社众”发生了种种冲突。

《西街庙捐银赎地案碑记》载，有道人盗典元妙观与西街庙两庙地产，与社发生纠纷，两庙社首并地方绅士群然相争，呈禀告到县衙。⑧《西田石赎地碑记》载，有僧侣将田家社村龙王庙地产三段八畆四分典卖八姓，与社发生冲突，善士茹自朝从中调处融说，“情愿俱将此□买死于田家社，社中遂各将地契抽出，付社中维首收管，如日后其徒孙愿收此地者，照契中之钱数如数归还社中”。①《补修清化寺并条规碑记》载，高平县团东村清化寺“初有桑田百六十余亩，家倨器物不可胜纪”，“为供佛养僧之需，原不许山主购置典卖”，僧侣竟将田地物什飘荡殆尽，与社发生冲突，合社公议，对僧侣罚银三十两，以杜后患，社接管庙宇，重新修庙置地，“三契共置社地七亩七分”，并规定“嗣后倘有私置一亩，私典一物者，除舍价归社外，均以加三罚之”，除社之外，任何人包括僧侣在内，均没有资格典卖庙产，且此时碑文后的署名中已无僧侣出现。②

僧侣屡次挑衅“社”对庙田的主权，也引起了官府的关注，嘉庆十三年(1808)《九章村告示碑》载:

尝思民以神为主，神以庙而萃。邑之立庙，由来尚矣。故虽山陬僻壤，而兆域坛□之制，终不□焉，盖村以迓天休而肃民情也。然神不能无所亨，而格灵必以有所祭，而昭于是特□方外之士，以居之所，谓以亨以祀晋，于是乎赖之矣。孰意事出非常，人情难料，近有住持续苍，不守清规，妄起事端，于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辞庙不居，凡庙所有田产，伊竟□为己物控。禀县矦罗太爷案下，将业断于社中。伊又妄控泽郡王太尊案下，两径判断，昭息异谋，岂非择人不谨之过哉?今欲寻一敦笃老成之士，俾之守我庙，祧供我明神，仍恐人情不测，复生祸端，故阖社公议，所有田产等项特立碑志，以垂永远。③

嘉庆二十年(1815)《田产告示碑》载:

特调凤台县正堂加十一级纪录十二次卓异候升洪为钤示，查得胜义堂房地僧道悟创立，于嗣后族僧堕业于，后经典出之地照亩积资回赎归公，将现存之地力耕，固守焚修。其房地照数目过朱存案，永禁争端，分拨典卖，除存案外，合行示晓谕，为此示仰，该方山等里各村庄绅士居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尔等不许典买该僧所成胜义堂内房地，如敢暗行典买，除将出过原价不□，定行按法严究不贷，各宜禀遵毋违。特示。④

夏匠大社旧有买到原业地七段、施业地八分、典业地二亩。每年住持耕种，做为焚修费用。一切文券，昔年每交和尚收存。《地产碑记》载:

社中因和尚洪宽愆尤种种，公议逐离洪宽籍。其焚修五世，难以稽考。于离庙时止交出原业六段。所有施业之地，把持契券，赖为己产。西堎典业地二亩，昧情强搅，不认典业。此二宗地俱未交出。九月十二日，洪宽离庙，社中未及较质。十月内即将神事停搁，社事不通。至此无人追究。十六年，始将社事和通。十七年十月内，洪宽仍前恃强，在社地内强行□路。由此兴讼，禀追洪宽文券地亩。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奉洪慈堂断所有施到八分之地，以及典到西堎之地一并断入大社，一切文券亦交社首收存。自洪宽离庙时，以至兴讼之日，洪宽应出租谷四石。此谷俟洪宽赎地时一并结清。现在追回施业之地已交新□住持耕种。至于西堎典到之地，每年得租一石，合社议定此谷不入大社。又存典价钱二十四千文，每年得谷二石五斗，此谷亦不入大社。社中古有水官五名，每逢汤王馆行神之年，社中应出住持道粮钱一千八百文、迎神鼓吹工食钱一千文。演戏花费仍照水官。□名□泒，无有定数，此二宗谷存为汤王馆神事使用。所有各地并一切契券，详着于后，以垂永远不朽云。

碑阴有:

(以)上地亩俱交住持耕种，以作焚修费□(用)。□(每)年住持纳粮银二钱八分。西堎典业地二亩，其地典价钱三千五百文，此地系昔年大社旧有。水庙坡施业地二亩，乾□(隆)三十三年，社中商通公卖，和尚慧悦使过大社钱三千五百文，因将西堎己地二亩典与大社，做为典□。立□文券，来培基收存。洪宽欠到此地租谷四石，大社存。典价钱二十四千文，每年得租谷二石五斗，此二宗谷不入大社，轮流收存，做为汤王馆行神费用。①以上碑刻火药味较浓，从碑刻到背阴记载了“社”与僧之间的纠葛。僧人“洪宽”试图管理庙产，社在这场斗争中依靠官府的支持，不但拿回了原来僧侣把持的“文券”，而且重新整理的庙产，把庙产归为社产。

从以上这些碑刻中可以了解到，嘉庆、道光后泽州的官府在僧侣与“社”之间的矛盾中态度非常明确即坚定不移的站在村社一方。

村社与僧侣因为庙产的矛盾也导致泽州很多村社开始放弃雇佣僧侣来看守村庙的做法。这样，僧侣在嘉庆、道光朝之后渐渐离开了村落庙宇。

清末，泽州村落的庙宇基本上是由村社修理，僧侣已经基本上退出庙宇的行列。民国二十二年(1933)《赤祥村嘉祥寺归全里五村公有息讼碑记》详细记载了嘉祥寺从僧侣修庙到村社修庙的过程:

赤祥村西之嘉祥寺，考查历代碑碣，原由住僧化修创始于周之广顺三年，宋、金、元迄明、清，屡经重修、增修。其始则仅有三佛殿前两院，明成化间，乃增修后院、七佛、诸天、十王殿、东禅院。考查七佛殿中明正德己巳年间，邑人王琦文瑞所撰碑文，言之綦详。尔时寺工，尚由僧善化修理，非由村社里属地亩摊费，且南河村尚未归并本里。及明崇祯九年并里后，徘徊北里四村，又增南河村为五村。及清代，此寺无僧善化修，工程随累归全里，按地亩起费修葺。②

碑刻中详细描述了僧侣与庙宇修建之间的关系，明代正德年间，此庙还是由僧人“善化修理”，“及清代，此寺无僧善化修，工程随累归全里”，碑阴部分没有僧侣的踪迹，取而代之的是社首。僧侣失去了修建村落庙宇的职责同时也就失去了占有庙田的资格，此后村落庙宇的僧侣，基本上沦为村社的雇工。

从乾隆后期开始，村民不再向僧侣施地施钱，而是直接捐给“社”。这样的碑文俯拾即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掌村李子裕施地碑记》“掌村李子裕有买到窑窨民坡白地一段，计地一亩贰分，同三村社□情愿将地施与玉皇大庙为业，日后随地纳粮，永垂不朽，以为记耳。三村乡约、社首公勒石”。③嘉庆二十四年(1819)《潘家掌村施地碑记》载:“立施贴人杨姓头门，将自己松树砀一处情愿施在三皇社神前为业，无粮无价”。④道光十六年(1836《里进掌村施地碑记》:“施舍地基□户西一门，今同社首说明，情愿将庙西地基一半一丈施于本社，将坑厕一

个于庙□□，因此勒石永存”。⑤光绪二年(1876)《兴山张君施地碑记》载:“吾乡中有兴山张君，持斋日久，善心愈萌。曾于咸丰七年将小岭圪梁下地弍亩计地三叚(其地东西畛东西北俱至尖尽，惟南独至堰垠)同社首乡耆舍于大社”。⑥

嘉庆、道光之后，村落庙宇开始了“去僧侣化”的过程，很多村落庙宇已经改由本村村民来看庙。比如，凤台县南田石村光绪二十七年(1901)《捐地碑记》:“余村孙立海，为人慷慨，乐善好施，每欲游观寺宇，与神共乐，因而看守东庙(玄帝庙，即本村社庙)”，每年孙立海得社花费钱十仟文，以为其看庙养膳之资。①庙里不再雇佣和尚道士，而是从本村人找看庙之人，一来本村社民老实可靠知根知底，服从“社”的领导不容易发生纠纷;二来还可以把此举当作一种救济，给本村人以适当的补贴。这种做法后来在泽州非常普遍，泽州沁水人著名作家赵树理曾在《李有才板话》中写道:“李家庄有座龙王庙，看庙的叫老宋……老宋也有两份差，即是村警也是庙管。庙里挂着一口钟，老宋最喜欢听钟响。打这钟有两种意思;若是打三声———往往是老宋亲自打，就是有人敬神;若是不住乱打，就是有人说理。有人敬神，老宋可以吃上一份献供;有人说理，老宋可以吃上一份烙饼”。

从现有的碑刻中可知，清末民初泽州村落庙宇中对僧侣的记载非常少见。民国二十二年(1933)《施财碑记》记载了一位特殊的僧人:

李德元自幼出家北堆村，奉神侍佛，法号兴玉。壮年无徒，其心灰矣。辞神归宗，追远报本，努力成家，承其后嗣，勤俭传家。改业神怒，皇天不佑，绝其宗嗣。自心愧耻为僧无徒，为俗不孝，僧俗两空，难对神明乎?年已七旬，舍财倍德，情愿一世资财业产，仍施于南畔村大社，为永远基业。社翁邀请诸公议定元钱三百串、了谷嘴坡地二亩、□地三亩二分，村中置有平房二间、厕坑一个、粪池一个，将三亩二分地内靠古人墓前除茔地一亩，做为李德元烧钱化纸，费用由社经理。

李德元幼年出家，壮年无徒，不得已，还俗归宗，却无子嗣。只好在七十岁以后，把自己所有的田产全捐给“社”，以求百年之后，“社”可以为其烧钱化纸。这位凤台县南畔村的没落僧侣从出家到还俗，最后到孤老在村里的真实案例似乎正是当时华北村落庙宇僧侣集体没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