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盐铁论》园池篇，古人就财政危机成因，及土地问题展开的大讨论
大家好，我是热带榕树，本篇我们共同探讨《盐铁论》第十三章《园池》相关内容。
所谓“园池”，字面意思是园林和池沼，但在本文中，则代指“山川园池租税之入”。
由此，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不但在土地的经营权、所有权等问题上，意见相左。
同时还就朝廷财税体系的运转模式，展开了激烈辩论。
一、税收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关于财政问题，桑弘羊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非常鲜明的。
他认为，朝廷在高税收这件事上，拥有天然的道义与合法性。
为什么呢？因为：
“诸侯以国为家，其忧在内，天子以八极为境，其虑在外。”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本段话之所以能为征税辩护，实质上是套用了儒家意识形态。
儒生是怎么看待世界的？或者说，他们是怎么判定国际关系的？
很简单，《诗经》、《孟子》等众多典籍，都有明确记载，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或者说得再具体些，《春秋繁露》有云：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
以上内容用现代语言翻译一下，相当于宣告了国际关系中的两条准则。
第一，世上有且只有一个合法统治者，即天子。
第二，天子是上天派来统治人间的，凡是苍穹之下的土地，都该是服从于中央帝国的秩序。
显而易见，这种意识形态框架下，国与国之间根本不存在平等，平等即耻辱。
而儒道国家的外交活动，也由此必须以外邦的臣服为最高准则。
当然了，考虑到现实情况，臣服不一定等于武力消灭，也可以是称臣进贡这种模式
不过作为独立邦国，一旦参加了朝贡体系，就等于接受了“诸侯受命于天子”这套逻辑。
自此，中央帝国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对其内政进行何种干涉，在法理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了，扯得有点远了，不过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桑弘羊的逻辑了吧？
“天子以八极为境”，在本文语境中，起到的作用就是政治正确。
即皇帝陛下干涉外部事务，不管是进攻匈奴，还是对付别的什么部落，都是在行使自身的权力！
既然是行使权力，那么即便干涉程度有点深，花钱有点多，也都是正当合理的。
这与土地狭小，义务有限的诸侯，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
“故宇小者用菲，功臣者用大。”
要办的事情已经那么多了，为此，官僚们开辟园池、对山海实行专营。
设立太仆、水衡、少府、大农等官职，收取各方面的税赋，再加上北部边疆的农业税，都还不够花。
现在如果把专营政策废除了，那结果必然是：
“绝其源，杜其流，上下俱殚，困乏之应也。”
到时候就算是再少做事情，节约费用，也是行不通的。
二、财政
对于以上说法，贤良文学当然是不赞同的。
不过他们也不能正面硬顶，因为桑弘羊把自己的观点，和大义的名分绑在了一块。
那要如何做，才能避开话术陷阱呢？其实也不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最早是谁提出的？是周王朝。
而周王朝的财政模式，与汉帝国对比，恰好是两个极端。于是，贤良文学反驳道：
“古者，制地足以养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国，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赡其欲。”
大家注意，这句话的信息量非常丰富，需要补充大量历史背景，才能理解其背后的含义。
首先，我们先来看前半句，什么叫“制地”，字面意思，“制地”即井田制。
言下之意，周朝也是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意识形态的帝国。
但是其以井田制为基础而建立的财政体系，长期运转良好，就没碰到过年年加税，年年不够花的情况。
那么周朝特殊在哪里？这时候就要看后半句了。
所谓“千乘之国，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作为经济基础，井田对应的上层建筑是分封制。
分封体系下，天子、诸侯、卿大夫，各个阶层的财政状况都是十分宽裕的。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有些迷糊了？这怎么光说结论，没有论证过程呢？不要着急，接下来还有内容需要补充，重点就在于“各充其求赡其欲”这几个字上。
谈财政，必然要谈到税收，自秦朝建立后，郡县制王朝是怎么收税的？
这个问题，估计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很直观地讲出来。
毕竟秦制国家么，朝廷从中央直接管到地方，要用钱，定好数字，直接派官员下去征收就可以了。
那么分封制王朝呢？先秦时代留存至今的史料比较少，不过相关答案的轮廓，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来的。
根据《春秋公羊传》记载，文公九年，周天子派人跑到鲁国要钱，然后被义正言辞地拒绝了。理由是：
“王者无求，求金非礼也。”
对于该事件，东汉著名学者何休，曾在注释中进一步解释道：
“王者千里，畿内租税，足以共费，四方各以其职来共，足以尊荣，当以至廉无为，率先天下，不当求。”
由此可见，比起后世，周天子的征税能力是相对弱小的，是很容易“充其求赡其欲”的。
王室财政来源，除了王畿直辖地的税赋外，只能被动接受诸侯定期上缴的贡物。
当然了，贡物有定数，朝廷就算嫌少，或者急用钱，也是不能再派人到地方上另行加征的。
堂堂天子，何以如此拮据？原因很简单，分封制下，诸侯们个个都有兵、有钱、有地盘。
他们跟周王室的关系，更类似于现代企业中，董事会里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关系。
大股东固然更有话语权，但却也不能无视小股东的意见，否则做得太过分了，容易一拍两散。
同样的道理，周天子权力受限，诸侯们在地方上也会处处受制。
因为分封体系中，诸侯之下，还有卿大夫，这帮人，同样是有钱、有兵、有地盘的主。
所以，贤良文学得“各充其求赡其欲”，即认为，这种财政模式，有着很明显的优点。
由于整个王朝从上到下，谁也没有绝对财权，各层级花钱都必须量入为出，所以税赋的可持续性，就会好上很多。
讲到这里，本文再插个题外话，对于周朝的财政史，就个人而言，是和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一起看的。
因为欧洲在迈入近代化以前，也是非常典型的分封制社会。
当然，我不是说两者完全一样，只是类似的社会结构，往往会演化出很相似的组织模式。
以英国为例，大家如果对其财政制度有所了解，可能会听过两句名言。
第一句是“无赞同不纳税”，第二句是“无代表不纳税”。
乍一听是不是非常震撼人心？非常自由和谐？有些一知半解的人，甚至连文明优劣论都喊出来了。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比如都铎时期，英王的收入分为自己的收入，和议会授予税。
这跟周天子的财政体系就很相似，自己领地上的税，想怎么收就怎么收。
但是要让地方领主出钱，就得把大家叫到一起开会，晓之以情，动之以利，最后还得看人愿不愿意。
先秦虽然没有发展出议会模式，但从这个角度看，上文提到的鲁国拒绝天子的要求，本质上就是“无赞同不纳税”。
所以，君主姿态如此之低，既不是人性光辉，也不是思想的升华，原因不过是领主们手里有兵罢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同的文明，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行事逻辑，没有谁是神圣光辉的。
好了，言归正传，称颂完周朝后，贤良文学开始批评秦制了。
秦始皇统一天下，有四海之富吧？财政能力更强了吧？但是钱反而不够花了。
所以桑弘羊上文提出的“宇小而用菲”之说，是错误的。造成财税枯竭的根本原因，是朝廷：
“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
这里要注意，“嗜欲多”，并不单指达官贵人奢靡，其内涵，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确实是字面上的意思，即有人奢侈浪费，贤良文学还引用了孟子“率兽食人”的典故。曰：
“今狗马之养，虫兽之食，岂特腐肉肥马之费哉！”
对比《史记》内容，此处很可能是在批判当时皇室，圈养大量奇珍异兽的行为。
第二是“无用之官”，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汉武帝在位期间，是汉代官僚数量急速膨胀的时期，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为了凑军费，大量卖官鬻爵，再比如搞盐铁专营，肯定也要设置新的官职，方便管理。
像桑弘羊上文提到的水衡，就是当时出现的全新职能机构。
据此，贤良文学认为，这种模式造就了大量“无功而衣食县官者”的食利阶层。
第三是“不急之作”，代指那些影响民众生计，又不是很急迫的徭役工程。
相当于有些钱，可用可不用，或者说不一定现在就得用，结果朝廷全给支出去了。
大家感兴趣，可以参看《汉书·元帝记》中的求言诏，里面有过类似的论述。
总之，贤良文学认为，解决问题不从根本出发，反而通过盐铁专营，在枝节上做文章，这不是治理国家的正确方法。
那要怎么办呢？很简单，只要做到：
“业无不食之地，国无乏作之民。”
每块土地都利用起来了，人人都去生产财富了，天下不就变得很美好了？
三、土地
大家注意，到此为止，本文谈论的内容还仅仅只限于财政问题。
不过既然讲到了“业无不食之地，国无乏作之民”，那么一个新的话题，也就出现了。
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农业生产？
接下来，你明显就能感受到贤良文学的不满情绪了，他们抨击道：
“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字面上看，这句话没什么难懂的，无非就是批评部分官僚，在朝廷控制土地的过程中上下其手，谋取私利。
那么朝廷是在什么时间，基于什么样的理由，用什么方式控制土地的？
为了便于各位理解文意，此处就不得不交代下整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历史背景了。
按照大多数人的传统印象，西周井田制的瓦解，是古代王朝的土地制度，由公有逐步迈向私有的标志性事件。
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土地的私有，并不意味朝廷在农业活动中，就被彻底排挤出局了。
事实上，只要翻阅史料，很容易就能发现，整个西汉帝国，从诞生到灭亡，朝廷自始至终都控制着相当数量的公田。
至于公田的用处，根据《史记》记载，我大致总结了以下四点。
一是直接用于财政开支。比如有大臣立功了，或者有民众按官府要求迁徙了，都是需要用田产来赏赐安置的。
二是用于出租收税。不少史料中，都有豪强大族承包公田，随后盈利缴税的记载。
三是用于救灾。这是公益行为，多见于西汉中后期，通常被称为“假民公田”或“赋民公田”。
官府会将公田借，有时候也会直接送予流亡的贫民耕种。
四是直接经营。这个比较常见，即朝廷直接组织奴婢和罪犯，在公田上劳作耕种。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当时的公田制度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然而贤良文学之所以愤怒，关键原因其实也并不在公田本身，而是在于“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
官府怎么扩充大量官田？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时代的算缗告缗。
根据《史记》记载，这项政策几乎导致中产之家全部破产，朝廷一口气：
“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是。”
汉代一顷约百亩，连较小的县都能没收万亩耕地，公田数量的增长速度可见一斑。
据此，贤良文学认为，这种做法是十分不当的。
因为“利归权家”，所谓公田，只是名义上属于朝廷，实际操作中，好处都让官僚拿走了。
相关问题也的确是事实，《史记》、《汉书》中多有记载，此处就不赘述了。
除此以外，土地收归朝廷所有后，生产与供给方面也频频出现问题。
三辅地区，本来就地少人多，粮食、柴火，蔬菜供不应求，结果公田还地力不尽，不能充分利用。
这个情况《史记》中是有专门记录的，简单来说，就是在长安京畿地区，官府没收了大量奴婢。
这些人有的被直接送到公田里干活，主要是饲养禽兽，有的则分配给各部门使用。
然后朝廷发现，吃饭的人太多了，漕运都不能供给，所谓：
“徙奴婢众，而下河槽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所以，以上种种情况要如何解决？
贤良文学提出，只要将汉武帝新设立的公田园林，重新分掉即可。
这样，民众就可以安心搞生产，国家也就可以富裕起来了。
到此为止，《盐铁论·园池》篇，也就全部结束了。
参考资料：
《诗经》
《孟子》
《汉书》
《史记》
《盐铁论》
《春秋繁露》
《春秋公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