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达尔文（三）第一部分 人类的由来或起源
第二章 人类自某一低等类型发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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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人类现今依然受强大的变异性所支配。在同一个种族中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完全相像的。我们不妨把无数面孔加以比较，而一个面孔一个样。在人类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和大小方面也有同等大量的多样性，腿的长度是最易变异的诸点之一。
关于遗传的问题，我在他处已经做过非常充分的讨论，在这里简直没有什么再需要补充的了。关于人类最细微的以及最重要的性状之遗传，我们所搜集到的事实比对任何低等动物的都多；虽然关于后者的事实也足够丰富的。至于心理属性（mentalqualities）亦复如此，它们在家狗、家马以及其他家养动物中的遗传也是显著的。除了特别的嗜好和习性以外，一般的智力、勇气、坏脾气和好脾气等等肯定都是遗传的。
至于人类，我们在差不多每一个家族中都可以看到相似的事实；通过高尔顿（Galton）先生的令人钦佩的工作，我们现在知道，天才也倾向于遗传，所谓天才就是高度才能的异常复杂的结合；另一方面，同样地，癫狂以及退化的心理能力肯定也在一些家族中得到遗传。
关于变异性的原因，就所有情况来说，我们都是很无知的；但我们还能够领会，在人类和低等动物中变异性的原因同各个物种在若干世代间暴露于其中的外界条件有某种关系。
家养动物比那些处于自然状况下的动物更多变异；这显然是由于支配它们的外界条件性质的多样化和变化所致。在这方面，不同的人类种族同家养动物相似，同一个种族的各个人当居住在像美洲那样的辽阔地域时也同家养动物相似。我们看到在比较文明的民族中多样化的生活条件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属于不同阶层的而且从事不同职业的成员比野蛮民族的成员有更大的性格差距。
人类与任何严格家养的动物都大大不同；因为人类的生育从来没有通过有计划的或无意识的选择而长期受到控制。没有一个人类的种族或个人会被另外的人所完全征服，以至某些个人由于以某种方式在对主人有用方面胜过他人而被保存下来，这样便受到了无意识的选择。除去普鲁士掷弹兵那个著名的事例外，没有某些男人和女人被有意识地挑选出来而令其婚配；在普鲁士掷弹兵这一事例中，就像可以预期的那样，人服从于有意识选择的法则；因为有人断言，在掷弹兵及其高个子妻子所居住的村庄中曾经养育出许多高个子的人。在斯巴达（Sparta），也采用过一种选择方式，因为曾经颁布过这样的法律：所有婴儿在降生后不久就应受到检查，外貌良好而健壮的被保存下来，其余的则任其死亡。
一条法则是众所周知的，即分布范围广阔的物种远比分布范围狭窄的物种更加容易变异得多；把人类的变异性同分布范围广阔的物种的变异性相比较，比把他们同家养动物的变异性相比较，更加准确可靠。
我在有关家养动物变异的那部著作中，曾试图以粗略的方式把变异的法则安排在如下的各个项目中：改变了的外界条件直接而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由同一物种的一切个体或几乎一切个体在同样环境中按照同样方式发生变异而被显示出来。各个部分长期连续使用和不使用的效果。同源部分的结合。复合部分的变异性。生长补偿。
不过关于这一法则，我还没有找到有关人类的良好事例。某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机械压迫的效果，如婴儿的颅骨在子宫中所受到的骨盆压迫。发育的抑制，导致诸部分的缩小或其生长受到抑制。通过返祖，长久亡失性状的重现。最后，相关作用。所有这些所谓的法则可以同等地应用于人类和低等动物，其中大多数法则也可以应用于植物。在这里对所有这些法则一一加以讨论将是多余的。不过其中有几项法则是如此重要，以致还必须以相当篇幅加以讨论。
2 改变了的外界条件的直接并且是一定的作用
这是一个最错综复杂的问题。不可否认，改变了的外界条件对所有种类的生物都会发生某些作用，有时是相当大的作用。最初看来很可能是，如果有充足的时间，这将是必然的结果。但是我没有能够得到支持这一结论的明显证据。
而在相反方面却可以提出正当的理由，至少适应于特殊目的的无数构造是如此。然而无可怀疑，改变了的外界条件可以引起几乎无限的彷徨变异，而整个组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可塑的了。
在美国，参加最近一次战争的一百万以上的士兵受到了身体测量，而且对他们的降生和成长时所在的州进行了登记。根据这一数量大得惊人的观察，可以证明某种地方性影响对身材直接发生作用；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大部分身体成长时所在的州以及表明其祖先系统的降生时所在的州似乎对身材有显著影响”。
例如，已经证实，“当成长时居住在西部各州，有使身材增高的倾向”。另一方面，海军生活会延缓其成长，正如下述所阐明的那样，“十七八岁的陆军士兵和海军士兵的身材有巨大差别”。古尔德先生力图查明这样对身材发生作用的影响因素的性质，但他只得到了反面的结果，即，它们同气候、土地高度、土壤没有关联，甚至同生活的富裕和贫困也不以任何支配的程度相关联。
。这后一结论用维勒美（Villermé）根据法国不同地方应征士兵身高的统计所得出的结论直接相反。如果我们把波利尼西亚酋长和同岛低层人民的身材差别加以比较，或者把肥沃的火山岛居民和同海洋低处的荒瘠珊瑚岛居民的身材差别加以比较，再把生活资料很不相同的火地岛（TierradeFuego）东海岸和西海岸居民的身材差别加以比较，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如下结论：较好的食物和较大的生活舒适确可对身材产生影响。
但是，上面的叙述阐明了要得出任何确切的结果是何等困难。比多（Beddoe）博士最近证明，关于英国居民，城市生活和某种职业对其身高有一种退化的影响；并且他推论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遗传的，在美国同样也有这种情况。比多博士进一步相信，“如果一个种族的身体发达到最高顶点，其身体精力和精神活力也要升到最高峰”。
外界条件对人类是否产生任何其他作用，现在还不知道。可以预料，气候的差异将会发生一种显著影响，因为肺和肾在低温下的活动要加强，而肝和皮肤在高温下也是如此。
以前认为，皮肤的颜色和毛发的特性是由光或热来决定的；虽然简直无法否认由此产生的某种效果，但几乎所有观察家们现在还一致认为这种效果是很小的，即使多年暴露于其中也是一样。在我们讨论人类不同种族的时候，还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适当的探讨。关于家养动物，有理由相信寒冷和潮湿对毛的生长有直接影响；但是，在人类的场合中，我还没有遇到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证据。
3 各部分使用的增强和不使用的效果
众所周知，使用可以使一个人的肌肉加强，而完全不使用，或破坏其专有的神经，则可使肌肉减弱。
当眼受到破坏时，视神经常常变得萎缩。当一条动脉被结扎时，其侧脉管的直径不仅在增大，而且管壁的厚度和强度也有所增加。当一个肾因病停止作用时，另一个肾就要增大，而且加倍地工作。骨如果负担较大的重量，不仅厚度、而且长度都有所增加。
经常从事不同职业可导致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发生变化。例如，美国“联邦委员会”（United States Commission）查明，参加最近这次战争的海军士兵的腿比陆军士兵长出0．217英寸，虽然海军士兵平均要矮些；而海军士兵的手臂却短1．09英寸，所以，就其矮缩的身高而言，手臂的减短已越出了比例。海军士兵手臂的减短显然是由于它们的使用较多所致，这是一个料想不到的结果；但海军士兵的手臂主要用于拉牵，而不是用于支持重量。海军士兵的颈围和脚面厚度均较陆军士兵的为大，但其腰围、胸围和臀部则较小。
如果在许多世代中都遵循同样的生活习性，那么，上述几种变异是否会变为遗传的，还不知道，但这是可能的。伦格尔把巴拉瓜河流域的印第安人（PayaguasIndians）的细腿和粗臂归因于他们一代连一代地几乎在独木舟中过一辈子，而下肢无所运动。
另外一些作者对相近的事例作出了相似的结论。按照曾同爱斯基摩人长期在一起生活的克兰兹（Cranz）的说法，“当地人相信捕捉海豹时的机灵和敏捷（他们最高的技艺和美德）是遗传的，这确乎有些道理，因为一位著名的海豹捕捉手的儿子虽然幼年丧父，也显示了他的英雄本色”。在这一场合中，看来心理能力和身体构造都同等多地得到了遗传。
有人断言，英国工人婴儿的手在降生时大于贵族婴儿的手。根据四肢发育和颚部发育之间所存在的相关作用——至少在某些场合中是如此，那些不大用手和脚劳动的阶级，其颚部由于这种原因可能缩小。优雅文明人的颚部一般小于辛勤劳动者或未开化人的颚部，乃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关于未开化人，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先生所说的，在咀嚼粗糙的、未烹调的食物时较多地使用颚部，将会以一种直接方式对咀嚼肌及其所附着的骨发生作用。
远在降生以前的胎儿，其足蹠的皮肤比身体其他任何部分的皮肤都厚；简直不能怀疑，这是由于压力在一长系列世代中的遗传效果。
众所周知，钟表匠和雕刻匠容易近视，常过户外生活的人，特别是未开化人，一般是远视的。近视和远视肯定都有遗传的倾向。同未开化人相比，欧洲人的视力以及其他感官都较差，这无疑是在许多世代中减少使用之积累的和遗传的结果。
美洲未开化人头骨上容纳几种感觉器官的腔比欧洲人的为大；这大概暗示着这等器官本身在大小上的相应差异。布鲁曼巴哈也曾谈到美洲未开化人头骨上的鼻腔很大，并且把这一事实同其显著敏锐的嗅觉能力联系在一起了。
奎丑印第安人（Quechua Indians）居住在秘鲁的巍峨高原上；杜比尼（Alcide d’Or‐bigny）说，由于不断地呼吸稀薄的空气，他们获得了异常大的胸和肺。其肺部细胞也比欧洲人的大而多。这些观察材料曾受到怀疑，不过福布斯（D．Forbes）先生对一个近似种族亚马拉人（Aymaras）进行过多次身体测量，他们也在10000～15000英尺的高地上生活；他告诉我说，他们在身体的粗细和长短方面都同他所看见过的所有其他种族的人有明显的差别。
在他的测量表格中，每一个人的身高定为1000，其他测量数据则按此标准缩减。该表说明，亚马拉人的伸直的双臂比欧洲人的为短，比黑人的更短。同样地，他们的双腿也较短；他们表现了这样一种显著的特征，即每一个受到身体测量的亚马拉人，其股骨（femur）比胫骨（tibia）为短。平均计算，股骨长度同胫骨长度之比为211∶252，而同时受到测量的两个欧洲人，其股骨长度同胫骨长度之比则为244∶230，在三个黑人中，其比例为258∶241。同样地，前肢的肱骨也相对的要比前臂短些。和身体最近的四肢那一部分的这样缩短，如福布斯先生向我提示的，似乎是同躯干长度大大增加有关的一种补偿的情形。亚马拉人还呈现一些其他独特的构造之点，例如，脚后跟的凸出部分很小。
这些人如此彻底地适应了他们的寒冷而高峻的居住地，先前西班牙人把他们带到低下的东部平原时，现在为高工资所诱、下来淘金时，以致死亡率有了可怕的提高。尽管如此，福布斯先生还找到了少数幸存了两代的纯粹家族；他观察到，他们依然遗传了其固有的特性。但是，甚至用不到测量，也可明显看出这些特性完全缩小了；通过测量，发现他们的身体已不像居住在高原者的身体那样长；同时他们的股骨却变得多少长一些，胫骨也有所增长，但程度较轻。
根据这些观察，我以为毫无疑问的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地方居住了许多世代，直接地和间接地有诱使身体比例发生遗传的变异的倾向。
人类在其后期生存阶段，虽然通过诸部分的增强使用或减弱使用没有发生很大变异，但以上所举的事实阐明，人类在这一方面的倾向并没有消失。我们确知，同样的法则也适用于低等动物。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当人类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处于变迁状况之下时，并且当他们由四足动物变成两足动物时，身体不同部分的增强使用或减弱使用的遗传效果很可能对自然选择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4 发育的抑制
受到抑制的发育同受到抑制的生长有所不同，诸部分在前一状况下继续生长、同时依然保持其早期状态。
各种畸形可以纳入这一项目之下，有些畸形，如裂口盖（cleft‐palate）据知是偶尔遗传的。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只要谈谈沃尔格的研究报告中所描述的“畸形小头白痴”的受到抑制的脑部发育就足够了。他们的头骨较小，而且脑旋圈（convolutionsofthe brain）不及正常人的复杂。
额窦（frontal sinus），即眼眉上部的突起，非常发达，颚部以“异常”的程度向前突出，所以这等白痴同人类的低等模式多少相类似。他们的智力以及大多数心理官能，都极其薄弱。他们不能获得说话的能力，而且完全不能长久地注意，但很善于模仿。他们是强壮的，而且显著地活泼，不停地嬉戏、跳跃和做鬼脸。他们爬楼梯时常手脚并用，而且非常喜欢攀登家具和树木。这就使我们想起，几乎所有的小孩都喜欢爬树；这又使我们想起，原本为高山动物的小羔羊和小山羊多么欢喜在小丘上跳来跳去，不管这小丘是多么小。
白痴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同低于人类的动物相类似，例如，他们在吃每一口食物之前，都要小心地嗅味，对此已有几个事例的记载。有一个白痴被描述常用口帮助双手去捉虱子。他们的习性往往是猥亵的，没有礼貌的感觉；他们的身体显著多毛，关于这一点曾经发表过几个事例。
5 返祖
如果一种构造在其发育时受到了抑制，但仍继续生长，直到它和同一类群（group）的某些成熟的低等成员的相应构造密切类似，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就可把这一构造看做是一个返祖的事例。
一个类群的低等成员对其共同祖先大致是如何构成的，向我们提供了某种概念。简直不能相信，一个复杂的部分在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受到抑制后，还会继续生长到终于可以执行其固有功能。除非，它在某一较早的生存期间获得了这种能力，而现今异常的，即受到抑制的构造在那时却还是正常的。
一个畸形小头白痴的简单头脑，就其同一只猿的头脑相类似来看，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提供了一个返祖的事例。还有另外一些事例可以更加严格地纳入现在这个返祖项目之中。在人类所属于的那一类群的低等成员中正常发生的某些构造，偶尔也会在人类中出现，虽然在正常的人类胚胎中并没有发现过这等构造；或者，这等构造如果正常存在于人类胚胎中，但它们都变得异常发达，竟达到这一类群的低等成员的那种情况，虽然在后者这是正常的。
下述例证将会使这些论述更加清楚明白。
各种哺乳动物的子宫都是由一个具有两个明显的孔和两个通道的双重器官，如在有袋动物中那样，渐渐变为一个单独的器官；它除去有一个微小的内褶以外，如在高等猿类和人类中那样，一点也不是双重的了。啮齿动物显示了这两个极端状态之间的一个完整的累进系列。
所有哺乳动物的子宫都是由两个简单的原始的管发展而来的，在这两个管下方的部分形成了两个角；按照法尔（A．Farre）博士所说的，“这两个角在其下端的愈合，形成了人类的子宫体；在没有子宫中央部分或子宫体的那些动物中，这两个角依然保持不相愈合的状态。在子宫发展的进程中，这两个角逐渐变短，最后终至消失，或者可以说，它们被吸收入子宫体之中。”甚至像低等猿类和狐猴类那样的高等动物，其子宫依然具有两个角。
且说，成熟的子宫具有两个角或者部分地分为两个器官的这等异常事例在妇女中并不罕见；按照欧文的说法，这等事例再现了某些啮齿动物所达到的那种“集中发育（con‐centrative development）的阶段”。关于胚胎发育受到简单的抑制，以及继之而来的生长和完全的功能发育，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恐怕就是这种事例；因为这种局部双重的子宫每一边都能执行固有的妊娠功能。
在另外一些更罕见的事例中，两个明显的子宫腔被形成了，每一个腔都具有它的固有的孔和通道。在正常的胚胎发育期间从来不通过这等阶段；很难相信，虽然这也许不是不可能的，两个简单的、微小的、原始的管会知道如何（如果可以使用这一名词的话）生长成两个明显的子宫，每个子宫具有一个构造良好的孔和通道，而且还具有无数的肌肉、神经、腺和血管。
如果它们不是像在现存有袋动物的场合中那样地，曾在以往经历过一个相似的发育过程。谁也不会妄想，像妇女的畸形双重子宫那样的一种如此完善的构造仅仅是偶然的结果。但返祖原理——据此一种长久亡失的构造会被召回重生——大概可以用来说明其充分的发育，即使这种发育是在间隔了非常悠久的时光之后进行的。
卡内斯垂尼教授在讨论了上述事例以及各种相近的事例之后，得出了同上述一样的结论。他提出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颧骨的，这种骨在某些四手类动物以及其他哺乳动物中正常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
当人类胎儿在两个月的时候，颧骨就是这种状态；通过发育的抑制，有时在成年人中、特别是在突颚的低等种族中还保留着这种状态。因此，卡内斯垂尼断定，人类某些古代祖先的这种骨一定正常地分为两个部分，而在以后却变得融合在一起了。
人类的额骨是由单独一片构成的，但在胚胎中、在小孩中而且在差不多所有低等哺乳动物中，额骨是由两片构成的，由一条明显的缝分开。在人类达到成熟期之后偶尔还多少明显地保留着这条缝；这种情形在古代的头盖骨比在近代的头盖骨中更加常见，特别是如卡内斯垂尼所观察的，在那些从冰碛（drift）中发掘出来的、属于短头模式的头盖骨中尤其常见。在这里就像在颧骨的近似事例中那样，他再次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这个事例中，以及在就要谈到的另外一些事例中，古代种族比近代种族在一定性状上，更加常常接近低等动物的原因，看来是由于后者在漫长的系统线上距离他们的早期半人类祖先多少要远一点儿。
人类的同上述多少相似的各种其他畸形，曾被不同作者提出来作为返祖的事例；不过对此等事例似乎还有不少疑问，因为，在我们发现这等构造正常存在以前，我们势必在哺乳动物系统中下降到极低的地位。
人类和某些猿类之间如果没有遗传的连接关系，要说一个人的畸形肌肉同猿类的肌肉相似者不下于七处之多，是出于偶然，则这种说法完全不可相信。另一方面，如果人类是从某一猿类般的动物传下来的，那么就举不出任何有根据的理由来说明某些肌肉为什么不会经过成千上万的世代之后而突然重现，其方式就像马、驴、骡经过数百代、更可能经过数千代在腿部和肩部突然重现其暗色条纹一样。
这等各式各样的返祖事例同第一章中所举出的残迹器官事例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把其中的许多事例放在那里或这里，都无可无不可。
例如，一个具有角的人类子宫可以被说成是以一种残迹状态代表某些哺乳动物同一器官的正常状态。人类的某些残迹部分，如男女两性的尾骨以及男性的乳房，是一直存在的；还有另外一些残迹部分，如髁上孔（supracondyloid foramen），仅偶尔出现，因而可以被纳入返祖项下。这几个返祖的构造以及那些严格是残迹的构造揭示了人类是从某一低等类型以准确无误的方式传下来的。
6 相关变异
人类就像低于人类的动物那样，他的许多构造如此紧密关联，以致当某一部分发生变异后，另一部分也要跟着发生变异；在大多数场合中，我们对此还不能举出任何理由。我们无法说，是否这一部分支配那一部分，或者，是否二者受某一较早发达的部分所支配。
各种畸形，正如小圣·伊莱尔所反复坚决主张的那样，就是这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同源构造特别容易一齐变异，就像我们在身体两侧和上下肢所看到的情形那样。
梅克尔很久以前就曾说过，当手臂肌肉脱离其固有模式时，它们几乎永远模拟腿部的肌肉；相反的，腿部肌肉也是如此。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齿和毛，皮肤和毛的颜色，体色和体质，或多或少都是相关的。最初是沙夫豪森教授注意到显然存在于肌肉结构和眶上脊（supra‐orbital ridges）之间的关系，眶上脊乃是人类低等种族的显著特性。
除了多少可能地纳入上列项目中的变异以外，还有一大类可以暂时称为自发的变异，因为就我们的无知程度来说，它们似乎是在没有任何激发的原因下发生的。然而可以阐明，这等变异无论具有微小个体差异，或者具有强烈显著而突然的构造离差，其决定于生物体质远比决定于它所处的外界条件性质要多得多。
7 增长速度
文明国家的人口据知在适宜条件下，如在美国，25年可增加一倍；按照尤勒（Euler）的计算，12年稍微多一点就可增加一倍。如果按照前一项增长速度，则现今的美国人口在657年间就会如此稠密地布满整个水陆形成的世界，以致四个人只能占一平方码的面积。
对人类不断增长的首要的或基本的抑制，是获得生活资料以及舒适生活的困难。根据我们所看到的，可以推论情况确系如此，例如在美国，那里生活容易，而且有大量房屋。如果在大不列颠（GreatBritain）这等生活手段突然加倍，那么我们的人口也会迅速加倍。
在文明国家里，这种首要的抑制主要是以限制婚姻来完成的。在最贫困的阶级中，婴儿的较大死亡率也是很重要的；拥挤而蹩脚的房屋中的一切年龄的居民，由于各种疾病同样也有较高的死亡率。在位于适宜条件下的国家里，严重的流行病和战争很快会起到平衡作用，甚至超过平衡。移民也有助于暂时的抑制，但对极贫困的阶级来说，这在任何程度上都没有作用。
正如马尔萨斯（Malthus）所指出的，可以有理由设想，野蛮种族的生殖力实际上低于文明种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肯定不知道，因为对未开化人没有进行过人口调查；但从传教士以及其他同这等民族长久相处的人士所提出的一致证据来看，他们的家庭通常是小的，大家庭不多见。那里的妇女据信给婴儿哺乳的时期很长，上述情形由此或者可以得到部分的解释；但，非常可能的是，未开化人要经历很大的苦难，而且不会得到像文明人那样多的营养丰富的食物，他们的生殖力实际上大概要差一些。
我在前一著作中曾指出，所有我们家养的四足动物和鸟类以及所有我们的栽培植物，其能育性均比处于自然状况下的相应物种为高。动物突然被供给过剩的食物，或者长得很肥，以及大多数植物突然从很瘠薄的土地被移植到很肥沃的土地上，都会或多或少变为不育的；以此来反对上述结论是毫无根据的。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文明人的生殖力要比野蛮人的为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明人是高度家养的。文明民族的增高了的生殖力，就像我们的家养动物那样，变成一种遗传的性状，也是非常可能的；至少已经知道，人类产双胞胎的倾向在一些家族中是向下传递的。
尽管未开化人的生殖力低于文明人，毫无疑问他们还会迅速增加，如果他们的人数没有在某些方面受到严格限制。关于这个事实，桑塔尔人（Santali）或印度山区部落最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例证；因为，正如亨特（Hunter）先生所阐明的，自从施行种牛痘、其他瘟疫有所缓和以及战争切实受到遏制之后，他们以异常的速度增加了。
然而如果这等未开化人不是进入邻接地区做雇工，他们人口的增加大概是不可能的。未开化人几乎都结婚；但有某种谨慎的约束，因为他们一般都不在最早可能的年龄结婚。年轻人常常需要显示出他能够养活一个妻子后才可以结婚；他们一般需先挣得她的身价，以便从她父母那里把她买来。
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对未开化人远比对文明人以更加直接得多的方式偶尔限制其人口的数量，因为所有部落都周期地遭受饥饿的危害。这时，未开化人被迫去吃更恶劣得多的食物，他们的健康难免受到损害。关于他们在遭到饥饿之后或在饥饿期间肚子凸出和四肢消瘦，已经有过许多记载。于是，他们被迫到处游荡，如我在澳大利亚听到的，这时他们的婴儿要大量死亡。
由于饥饿是周期的，主要决定于非常的季节，因而所有部落的人口数量一定波动很大。他们不能稳定地、有规律地增长，因为那里的食物供给不会人为地增加。未开化人当穷迫过甚时，就彼此侵犯领地，结果引起战争，其实他们同邻近部落的战争几乎不绝。他们在陆地和水上寻觅食物时，容易遇到许多意外事情；在一些地方他们受到猛兽的危害很大。在印度由于虎患，有些地区的人口减少了。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极其远古的时代，在人类还没有达到人的地位以前，他大概要比今天最低等的未开化人更多地受本能而更少地受理性所引导。我们早期的半人类祖先不会实行杀婴或一妻多夫制；因为低于人类的动物决不会如此违反常情，以导致它们经常地杀害自己的后代，或全然无所妒忌。
那时婚姻不会受到谨慎的限制，男女双方在年龄很轻的时候就会自由结合。因此，人类的祖先就趋向于迅速增殖；但某种抑制，无论是间歇的或经常的，一定曾经使其数量下降，甚至比对现今的未开化人还要剧烈。这等抑制的确切性质是什么，我们还无法说出，就像我们对大多数其他动物的情况无法说出那样。
我们知道，马和牛不是极其多产的动物，当最初纵放于南美时，它们便以极大的速率增殖。象，为所有已知动物中繁育最慢者，在几千年之内其子孙便可充满整个世界。各种猴的物种的增殖一定要受到某种方法的抑制；但不像布雷姆所说的，是由于猛兽的侵袭而受到抑制。谁都不会假设美洲的野马和野牛的实际繁殖力最初以任何明显的程度增大了，其后由于它们充满了各个地区，这同样的繁殖力便缩小了。
毫无疑问，在这一场合以及在所有其他场合中，多种抑制同时发生作用，而且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有不同的抑制作用；因不良季节而发生的周期的饥饿可能是所有抑制中最重要的。对人类的早期祖先来说，亦复如此。
8 自然选择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身体和心理都是可变异的，这等变异就像在低等动物的场合中那样，是由同样的一般原因直接地或间接地所引起的，并且服从同样的一般规律。
人类广布于地球的表面，在他们不断的迁徙期间，一定接触到多种多样的外界条件。在这一半球的火地、好望角、塔斯马尼亚（Tasmania）的居民，以及在另一半球的北极地区（Arcticregions）的居民，当到达他们现今的家乡之前，一定经历过多种气候，而且多次改变了他们的习惯。
人类的早期祖先还像所有其他动物那样，一定趋向于增殖到超越他们的生存方法以外；所以他们一定不时进行生存斗争，因而要受严格的自然选择法则所支配。所有种类的有利变异将这样偶尔地或经常地被保存下来，而有害变异则被淘汰。
我所指的并非强烈显著的构造离差，这只是间或发生的，我所指的仅是个体差异而已。例如，我们知道决定我们运动能力的手与足的肌肉，就像低等动物的那样，是容易不断变异的。那么，如果居住在任何地方的、特别是居住在外界条件发生了某种变化的一处地方的人类祖先分为相等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的所有个人由于他们的运动能力最适应于获得生存资料或保卫自己，他们就会比天赋较差的另一部分平均存活的人数较多，而且生下来的后代也较多。
即使现今在最野蛮状况下生活的人类，也是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占优势的动物。他比任何其他高等生物类型分布更广；所有其他生物都屈服在他的面前。
这种巨大的优越性显然归功于他的智能，而且归功于他的社会性——这引导他去帮助和保卫他的伙伴，同时还归功于他的身体构造。这等特性的异常重要已由生活斗争的公断所证明。通过他的智力，有音节的语言发展了；他的惊人的进步主要取决于此。
他发明了而且能够使用各种武器、工具、陷阱等等，借此他保卫自己，杀死或捕捉动物，并且用其他方法去获得食物。他曾建造木筏或独木舟从事捕鱼，或渡海到邻近肥沃的岛屿。他曾发明取火的技术，借此，把坚硬而多纤维的植物根弄成可消化的，并且把有毒的植物根或根部以外的部分弄成无毒的。取火的发明始于有史以前，这大概是人类在语言以外的最大发明。这几种发明乃是他的观察、记忆、好奇、想象以及推理诸种能力的直接结果，处于最野蛮状况下的人类凭借这些发明就可以变为最优秀超群的了。
甚至准确地使用锤子，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每一个学过木工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像火地人那样，把一块石头准确地投掷在目标上，以保卫自己或击毙鸟类，则需要手、臂、肩各种肌肉高度完善的协同动作，而且，进一步还需要敏锐的触觉。一个人投石或掷枪以及进行许多其他动作，必须双足站稳；这又需要许多肌肉的完善的相互适应。把一块燧石削成最粗糙的器具，或者用一块骨头制成钩枪或钓针，则需要使用完善的手。
原始人实行分工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并非每一个人都制造他自己的石器或粗糙的陶器，而是某些人似乎专门从事这种工作，无疑用此来交换他人狩猎之所得。考古学者们相信，在我们祖先想到把削碎的燧石磨成光滑的器具之前，曾经历了非常悠久的岁月。
几乎谁都不会怀疑，一种类人的动物，如果具有充分完善到可以准确投掷石块的手和臂，或者可以把一块燧石制成一种粗糙的器具，仅就机械技能而言，就能通过充分的实践制作文明人所能制作的差不多任何器物。在这方面，手的构造可以同发音器官的构造相比，猿类的发音器官用于发出各种带有信号的叫声，有一个属，可以发出音乐般的声调；但是在人类，密切相似的发音器官通过使用的遗传效果却适于发出有音节的语言了。
有人说，因为猴类“抓握东西非常笨拙”，所以“一种专化差得更多的抓握器官”对它们来说，其用处和它们具有现在那样的手是同等美好的；在我看来，这种说法非常不正确。相反，我看没有理由可以怀疑，一双构造更加完善的手，如果不致使它们因此爬树较差，大概对它们还是有利的。我们可以猜想，完善得像人类那样的手，大概不利于攀登；因为世界上大多数树栖的猴类，如美洲的蛛猴（Ateles）、非洲的疣猴（Colobus）以及亚洲的长臂猿（Hylobates），或者拇指缺损，或者足趾部分地结合，所以它们的四肢已变成纯粹用于把握的钩状物了。
灵长类（Primates）一大系的某些古代成员，由于谋生的方式发生变化，或者由于周围环境发生某种变化，一旦达到较少树栖的地步，它的惯常的行进方式就会跟着改变；这样，就要使它更加严格地四足行动或二足行动。狒狒出没于丘陵区或山区，只是在必要时，才攀登高树；所以它们获得了差不多像狗那样的步法。
仅有人类变为二足动物，我以为，我们可以部分地了解他怎样取得最显著特性之一的直立姿势。没有手的使用，人类是不能在世界上达到现今这样支配地位的；他的手是如此美妙地适于按照他的意志进行动作。但是，只要手和臂惯常地用于行进和支持身体的全部重量，或者，如上所述，只要手和臂特别适于爬树，那么，它们就几乎不能变得完善到足以制造武器或把石头和矛枪准确地投掷到目标上的程度。手的这种简单使用，还会使触觉变钝；而手的妙用大部分取决于触觉。
仅仅由于这些原因，变为二足动物对人类也是有利的；不过双臂和整个身体上部的自由，对许多动作的完成乃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稳固地用脚站立。为了得到这种巨大利益，人类的脚变得扁平了；而且大足趾发生了特殊的改变，但这使它几乎完全失去了把握的能力。因为手变得完善到适于把握，脚就应变得完善到适于支承和行进，这同通行于整个动物界的生理分工原理是相符合的。然而在有些未开化人中，脚还没有完全失去它的把握能力，他们的爬树方式以及手的其他用法阐明了这一点。
无可怀疑，用脚稳固地站立以及手与臂的自由对于人类是一种利益，这已由他在生活斗争中的卓越成功所证明，那么，要说人类变得愈来愈直立或二足行动对他的祖先没有利益，我看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这样，他们便能用石块或棍棒去防卫自己，攻击他们所要捕食的动物，或用其他方法获取食物。从长远观点来看，构造最好的个体将会取得最大的成功，而且大量生存下来。如果大猩猩和少数亲缘关系密切的类型灭绝了，那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争辩：一种动物不能由四足的逐渐变为二足的，因为处于一种中间状态的所有个体都非常不适于行走；而这一争辩是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和明显的真实性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值得好好思考的），类人猿现在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中间状态；而且总的看来，无疑它们是很适应于它们的生活条件的。例如，大猩猩以左右摇摆的蹒跚脚步奔跑，但在行进时通常是用两只弯垂的手来支撑。长臂猿有时把双臂用做好像拐杖一般，它们的身体在两臂之间悬摇而前，某些种类的长臂猿在不经教导的情况下就还算能迅速地直立而行或奔跑；然而它们行动笨拙，远远不及人走得稳当。
由于人类的祖先变得越来越直立，他们的手变得越来越适于把握和其他用途，他们的脚和腿同时变得适于稳固地支撑和行进，所以构造上其他无穷的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骨盆势必加阔，脊骨特别弯曲，头安置在已经改变的位置上，一切这等变化都是人类所曾经完成的。
在这里还可以接着谈谈与人类直立姿势有关联的各种其他构造。很难确定，这等相关变异有多大程度是由于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多大程度是由于某些部分增强使用的效果，或者，有多大程度是由于某一部分对另一部分所起的作用。毫无疑问，这等变化方式经常是协同进行的。例如，某些肌肉及其所附着的骨节当由于惯常使用而扩大时，这就阐明了某些动作是惯常进行的，而这等动作一定是有益的。因此，进行动作最好的个体乃有较多数量生存下来的倾向。
臂和手的自由使用，部分是直立姿势的原因，部分是其结果，这似乎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导致了构造的其他改变。如前所述，人类的早期男性祖先大概具有大型的犬齿；但是，由于他逐渐获得了使用石块、棍棒或其他武器以同敌对者或竞争者进行战斗的习惯，他们就越来越少地使用他们的颌（jaws）与牙。在这种情况下，颌与牙将会缩小，无数近似的事例使我们感到差不多确实如此。在此后一章中，我们将会遇到非常类似的例子，表明雄性反刍动物犬齿的缩小和完全消失显然同角的发达有关系，而马类，则同它们用门牙和蹄进行斗争的习惯有关系。
在成年的雄类人猿中，正是由于颌肌的非常发达对头骨所产生的效果，才使它在许多方面同人类有如此重大差异，并且使这种动物的容貌确实可怕。所以，在人类祖先的颌与牙缩小之后，成年者的头骨就会越来越同现存人类的相类似。正如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雄者犬齿的缩小几乎肯定要通过遗传对雌者牙齿发生影响。
由于心理官能的逐渐发达，脑几乎肯定要变大。我推测没有人会怀疑，人脑体积与其身体的比例大于大猩猩或猩猩的脑体积同其身体的比例，是与人类的高度心理能力密切关联的。
在昆虫方面，我们遇到密切近似的事实：蚁类的脑神经节（Cerebralganglia）异常之大，所有膜翅目（Hymenoptera）的脑神经节比智力较差的目、如甲虫的脑神经节要大许多倍。
另一方面，没有人会想象任何两种动物或两个人的智力可以由脑壳的容积准确地测定出来。肯定的是，有极小的一点纯粹的神经物质，就可进行非凡的心理活动。例如，蚁类令人吃惊的各种各样的本能、心理能力以及感情是众所周知的，而它们的脑神经节还不及一个小针头的四分之一那样大。从这个观点来看，蚁脑乃是这个世界上的最不可思议的物质原子之一，也许比人脑更加不可思议。
脑和头骨重量的逐渐增加一定会影响作为支柱的脊骨的发达，特别是当变得直立的时候尤其如此。当带来这种姿势变化之后，脑的内压又要影响头骨的形状；因为许多事实阐明了头骨会多么容易地受到这样影响。
人种学者相信，婴儿所睡的摇篮种类就会使头骨改变。肌肉的经常痉挛以及严重烧伤的疤痕，都会使面骨永久改变。青年人的头由于疾病向一边偏歪或向后歪，一只眼睛就要改变位置，而且头骨形状显然由于脑压朝着新方向发生作用而有所改变。
我曾阐明，关于长耳兔，甚至像一支耳朵向前垂下这样一种微小的原因，也会把几乎每一个头骨都朝着那一边向前拉；因而相对一侧的头骨就不严格对称了。最后，如果任何动物在一般体积上，大幅度地增加或缩减而心理能力不发生任何变化，或者，如果心理能力大幅度地增加或缩减而身体体积不发生任何重大变化，那么其头骨形状几乎肯定要发生改变。
我是根据对家兔的观察作出这一推论的，有些种类的家兔变得比野兔大得很多，还有一些种类的家兔保持了同野兔差不多的大小，但是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它们的脑同身体体积相比，都大幅度地缩小了。当我最初发现所有这等家兔的头骨都变长了、即长头（dolichocephalic）的时候，使我大吃一惊；例如一只野兔的头骨和一只家兔的头骨，其宽度差不多相等，但前者的长度为3．15英寸，而后者的长度却为4．3英寸。
高个子的人可以同身体越来越大的家兔相比拟，所有这等家兔都是“长头”的。根据这几个事实，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人类如何获得了大的而多少圆形的头骨，而人类同低等动物相比，这正是最显著不同的性状。
人类和低等动物之间另一个最显著的差异为人类的皮肤无毛。鲸和海豚（鲸目，Cetacea），儒艮（海牛目，Sirenia）以及河马都是无毛的，这对它们滑游于水中可能是有利的；而且这不会散失体内热量而对它们有害；凡栖息在寒带的物种，都有一厚层脂肪保护身体，其效用同海豹和水獭的毛皮一样。
象和犀牛几乎是无毛的；以往曾在极其寒冷地区生活过的某些绝灭种却被有绵状毛或茸毛，因此这两个属的现存种失去它们的毛被似乎是由于暴露在炎热之中的缘故。因为印度的象生活于高寒地带者比生活于低地者被有较多的毛，所以上述好像越发可能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论，人类之所以失去他们的毛是由于原本居住在某一热带地方吗？
现今男人主要在胸部和面部保存有毛，无论男人和女人还在四肢同躯干连接处保存有毛，这就支持了人类在直立以前就失去了毛的这样一种推论；因为现在毛保存得最多的部位，正是那时保护得最好而不受太阳热辐射危害的部位。然而，头顶却提供了一个奇特的例外，因为无论在任何时候它一定都是最暴露的部分之一，而它却密被头发。
可是，人类属于灵长类，而灵长类的其他目（order）的成员虽然栖息于各式各样的热带地方，却周身有毛，一般朝上的表面最厚，这一事实同人类通过日光作用而变得无毛的假设恰恰相反。贝尔特（Belt）先生相信，在热带地方，无毛对人类是一种利益，这样可以避免大群的扁虱（螨，acari）和其他寄生虫，这些寄生虫常常侵扰他，而且不时引起溃烂。但是，这种弊害是否会大到足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导致他身体无毛，尚可怀疑。因为在栖息于热带的许多四足动物中，据我所知，没有一种获得了解除这种痛苦的手段。
在我看来，最可能的观点是，男人、更确切地说是女人最初失去他们的毛，如我们将要在论“性选择”中所看到的，是由于装饰的目的；按照这一信念，人类同所有其他灵长类动物在毛发方面表现有如此重大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因为，通过性选择获得的性状在关系密切的类型中，其差异往往达到异常的程度。
按照普通的印象，以为尾的缺损乃是人类的显著特点；但是，同人类关系最近的那些猿类也没有这一器官，因此它的消失并非专与人类有联系。在同一个属内，尾的长度常常有巨大差别。例如猕猴属的某些物种的尾比它们的整个身体还要长，由24块椎骨形成；而在另外一些物种中，它仅是一个刚刚看得见的德根，只包含3～4块椎骨。有些种类的狒狒，它们的尾包含25块椎骨，而山魈（mandrill）的尾只有10块很小的、发育不全的尾椎，或者，按照居维叶（Cuvier）的说法，有时只有5块尾椎。
尾无论长的或短的，几乎永远在末端逐渐变细；我假定这是由于末端肌肉通过不使用而萎缩的结果，一齐萎缩的还有它的动脉和神经，因而导致了末端椎骨的萎缩。但是，关于它的长度常常发生的巨大差异，现在还无法提出解释。然而，这里我们所特别关注的却是尾的外部完全消失。
虽然看不见人类和类人猿外部有尾，实际上却是存在的，而且其基部和端部以完全一样的形式构成。形成尾骨的端部椎骨完全是残迹的，其体积和数量大大缩减。基部椎骨同样也很少，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发育受到抑制；但它们因此比其他动物的尾的相应椎骨宽阔得多而且扁平得多，它们构成了布罗卡所谓的副荐椎（accessory sacral vertebrae）。对于支持某些内在部分和在其他方面，它们具有机能上的重要性；而且它们的变异同人类以及类人猿的直立姿势或半直立姿势直接相关联。由于布罗卡以前持有不同的观点，而现在他已放弃，所以这一结论更可信赖。因此，人类以及高等猿类的基部尾椎的变异是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通过自然选择而完成的。
但是，关于尾端部残迹的并且容易变异的椎骨，即形成尾骨者，我们将说些什么呢？有一种见解曾经常常受到嘲笑，无疑今后还会受到嘲笑，即认为尾的外部的消失同摩擦多少有些关系，而这一见解最初看来好像并不那样荒谬可笑。
关于肢体损伤有时会产生遗传效果，现在我们已有证据；因此，在短尾猴中，尾的突出部分既在机能上无用，且由于不断地受到摩擦或擦伤，经历许多世代之后变为残迹的和弯曲的，看来并非是很不可能的事。
最后，就我们所能判断的来说，人类和类人猿的尾是由于其末端在悠久的岁月里受到摩擦的损伤而消失了；嵌在肉内的基部缩小了而且变异了，以致可以适于直立的或半直立的姿势。
现在我已尽力阐明了，人类某些最独特的性状多半是直接地、或者更加普通的是间接地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我们应该记住，构造或体质的变异，如果不能使一个有机体适应于它的生活习性、它所消费的食物，或者被动地适应于环境条件，就不能这样获得之。
但决定什么变异对每种生物是有用的，我们切不可过于自信：我们应该记住，对于许多部分的用途，或者对于血液或组织中的何种变化可以使一种有机体适合于新的气候或新的食物种类，我们所知道的是何等之少。我们也一定不要忘记，相关作用的原理，如小圣·伊莱尔在人类场合中所阐明的那样，把构造的许多奇特离差都束缚在一起了。
与相关作用无关，某一部分的一种变化通过其他部分的增强使用或减弱使用，常常会导致具有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性质的其他变化。对于下述事实加以思考将是有好处的，如一种昆虫的毒物可以招致一些植物奇妙地生长树瘿，饲喂某些鱼类或注射蟾蜍的毒物可以使鹦鹉的羽衣颜色发生显著变化；于是我们可以知道，组织系统的体液如果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发生改变，就会引起其他变化。
我们应该特别记住，为了某种有用的目的在过去时期内获得的而且不断使用的变异，大概会牢稳地固定下来，而且会长久地被遗传下去。
这样，就可使自然选择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结果扩展到巨大而无限定的范围；读了内格利（Nägeli）的有关植物的论文以及各位作者的有关动物的议论，特别是读了布罗卡教授最近写的那些文章之后，现在我承认我在《物种起源》最初几版中，也许归功于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的作用未免过分了。
我对《物种起源》第五版已作了一些改动，以便把我的论述局限在构造的适应性变化方面；但是，甚至最近几年所得到的事实也使我确信，在我们看来现今似乎无用的很多种构造今后将被证明是有用的，因而将会处在自然选择的范围之内。就我们现在所能判断的来说，有些构造的存在既是无益的也是无害的，对此我以前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我相信在我的著作中这是迄今所发觉的最大失察之一。
作为某种借口，或者可以允许我这样说：我曾着眼于两个明确的目的，其一，在于阐明物种不是被分别创造的，其二，在于阐明自然选择是变化的主要动因，虽然它大部分借助于习性的遗传效果，并且小部分借助于环境条件的直接作用。
然而，过去我未能消除我以往信念的影响，当时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的信念，即各个物种都是有目的地被创造的；这就会导致我不言而喻地去设想，构造每一细微之点，残迹构造除外，都有某种特别的、虽然未被认识的用途。一个人如果在头脑里有这种设想，他自然会把自然选择无论过去或现在所起的作用过分夸大。有些承认进化论但否定自然选择的人们，当批评我的书时似乎忘记了我曾着眼的上述两个目的；因此，如果我在给予自然选择以巨大力量方面犯了错误——这是我完全不能承认的，或者我夸大了它的力量——在其本身来说这是可能的，那么我希望，至少我在帮助推翻物种被分别创造的教条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就我所能知道的来说，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在内，可能均有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毫无用处的，因而不具任何生理重要性的构造特点。我们还不知道各个物种的诸个体之间的无数微小差异何以产生，因为返祖只不过把这个问题向后推移了少数几步，但每一个特点一定都曾经有过它的生效的原因。
不管这等原因是什么，如果它们在一个长久时期内比较一致地和有力地发生作用（没有理由可以反对这一点），其结果大概不是仅仅的微小个体差异，而是十分显著而稳定的变异，虽然它们不具生理重要性。变化了的构造如果完全是无益的，就不能通过自然选择而保持一致，虽然变化了的有害构造将因此而被淘汰。然而，性状的一致性自然是起于激发原因的假定一致性，同样也是起于众多个体的自由杂交。在连续的时期内，同一个有机体可能以这种方式获得连续的变异，只要激发原因保持不变而且自由杂交如故，则这等变异将以差不多一致的状态被传递下去。
关于激发原因我们所能说的，就像谈到所谓自发变异（spontaneousvariation）时那样，只是，它们同变异着的有机体体质的关系要比同其外界条件性质的关系密切得多。
9 结论
我们在这一章里已看到，人类在今天，就像每一种其他动物那样，容易发生多种多样的个体差异，即微小的变异，人类的早期祖先无疑也是如此；这等变异在以往同现在一样，都是由同样的一般原因所引起的，并且受同样的一般而复杂的法则所支配。由于所有动物的增殖都有超出其生活资料的倾向，所以人类的祖先一定也是如此；这就要不可避免地导致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
后一过程大大受助于身体诸部分增强使用的遗传效果，这两种过程彼此相作用，永无止息。还有，如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人类似乎是通过性选择获得了各种不重要的性状。此外还有无法解释的变化，只好把它们留给那些假定的未知力量的一致作用，这种作用在我们家养生物中偶然会引起强烈显著而突发的构造离差。
根据未开化人以及大多数四手类的习性来判断，原始人而且甚至人类的似猿祖先大概都是过社会生活的。
关于严格社会性的动物，自然选择不时通过保存有利于群体的变异而对个体发生作用。一个群体如果包含大量禀赋良好的个体，就会增加其数量，而且就会战胜其他天赋较差者；即使个别成员并不优于同群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例如，群居昆虫所获得的许多奇异构造，如工蜂的花粉采集器或蜇针，兵蚁的巨大颚部，对于个体来说都是用处不大或者毫无用处的。
关于高等社会性的动物，我还不知道有任何构造专为群体的利益而发生变异，虽然有些构造变异对于群体具有第二位的用途。例如，反刍动物的角、狒狒的大型犬齿，由雄者获得似乎是作为进行性竞争的武器，但也用于保卫兽群。至于某些心理能力，如我们在第五章将要看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这等能力的获得主要是甚至专门是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个体不过因此同时间接地得到了利益而已。
上述这等观点常常遭到反对，谓人类乃是世界上最不能自助和自卫的一种动物，在其早期和不甚发达的状态下，他还要更加不能自助。
例如，阿盖尔公爵（DukeofArgyll）坚决主张，“人类的体制同兽类的构造之分歧，是在身体的较大的不能自助性和软弱性那个方面的。这就是说，在其他一切分歧中，这是最不能把它归因于单纯的自然选择的”。他提到，身体无毛和无保护的状态，缺少用于自卫的大型牙齿或爪，人类的力气小而且速度慢，以及用嗅觉去发现食物或避免危险的能力薄弱。在这些缺点中似乎还可以加上一个更为严重的缺点，即人类不能迅速登攀以逃避敌对者。体毛的消失对热带居民来说大概不是什么重大损害。因为我们知道，不穿衣服的火地人在恶劣气候下也能生存。
当我们以人类的不能自卫状态同猿类相比较时，我们必须记住，猿类所具的大型犬齿，只是在其充分发育时专为雄者所有，而且主要用于与其他雄者争取雌者的斗争；雌者虽不具此，也照样生存。
关于体格大小或体力强弱，我们还不知道人类究竟是从黑猩猩那样的某一小型物种传下来的呢，还是从强有力的大猩猩那样的物种传下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人类较其祖先变得更大更强些，还是变得更小更弱些。然而我们应该记住，正是体格大的、力量强的而且凶猛的、像大猩猩那样可以保卫自己不受一切敌对者危害的一种动物，也许未曾变为社会性的：恰恰是这一点最有效地阻止了高级心理属性——如对其伙伴的同情和热爱——的获得。这对于人类发生于某种比较软弱的动物，乃是一种巨大的利益。
人类的力气小、速度慢，本身不具天然武器等等，可由下列几点得到平衡而有余，即，第一，通过他的智力，他为自己制造了武器、器具等，即使依然处于野蛮状态下，也能如此。第二，他的社会性导致了他和同伴们相互帮助。
毫无疑问，人类的祖先在智力方面，大概也在社会性方面，均劣于现存的最低等未开化人；但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他们在智力方面进步了，同时逐渐失去了他们的野兽般的能力，如爬树等，他们也会生存下来，甚至繁盛起来。
如果这些祖先当时居住在温暖的大陆或大岛，如澳大利亚、新几内亚（New Guinea）、婆罗洲（Borneo），这些地方正是猩猩的现在故乡，即使他们远比任何现存的未开化人更加不能自助和自卫，也不致遭遇任何特别的危险。在上述那样广阔的区域里，由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竞争而引起的自然选择，再加上习性的遗传效果，在适宜的条件下足可以把人类提高到现今他在生物等级中所占据的那样高上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