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谈兵者，必首《孙武子》。

——茅元仪（1594—1640年）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白圭（公元前370—前300年）

孙子的书要言不烦，最容易掌握重点，企业界人士，尤其是后起之秀，若能熟读深思，则也许要比读一百本现代人所写的书更为有益。

——钮先钟（1913—2004年）

1.1 孙子：兵圣孙武

孙武，字长卿，生于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一个贵族家庭。孙武详细的生卒年月，已难确切考证。从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来看，孙子大显身手的活动时期当在公元前512至前482年。其时为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末期，与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的孔子为同期人物。[1]

孙武的祖先大多是齐国的高官。孙武是陈国（今河南省开封以东，安徽亳州以北，都城宛丘，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公子完的后代。因内乱，公子完逃奔齐，以国为姓，称陈完。当时为齐桓公执政，拟聘陈完为卿，陈完辞让。后食采邑于田，故又称田完[2]，卒谥敬仲。敬仲完四世孙为桓子无宇。无宇生二子，一为田桓，一为田书。田书事齐景公，为大夫，在齐国攻打莒国（现山东省日照市莒县）等战争中，因战功显赫，齐景公把乐安分封给田书并赐姓孙氏，食采邑于乐安。田书子名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孙武有三个儿子：孙驰、孙明、孙敌。孙膑是孙明之子，孙武之孙（一说是曾孙）。[3]孙武世系简谱如图1-1所示。

图1-1 孙武世系简谱图

资料来源：刘伶主编.白话孙子兵法读本，沈阳：白山出版社，1990年版导语第2页。

公元前532年，田氏联合鲍氏，灭执政的旧贵族国惠子、高昭子，在这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孙武为避难而出奔，到南方吴国。[4]

孙武到吴国后，传说曾在吴国都城郊外穹窿山隐居（穹窿山位于江苏省苏州市西部，跨吴中区光福、木渎和胥口三镇），过耕读生活，专心撰写兵法十三篇。

1.2 《孙子兵法》：兵经十三篇

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孙武到吴国，便在都城附近“避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5]公元前522年，伍子胥为避难自楚奔吴，[6]受到吴公子光的礼遇。伍子胥向公子光推荐了剑客专诸，后伍子胥“退而耕于野”。就在这个时候，孙武与伍子胥相识并成为知己。公元前514年，公子光使专诸刺杀吴王僚成功，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阖闾元年，即任命伍子胥为行人（相当于现代的外交大臣）。吴王阖闾欲争霸诸侯，决心同实力强大的楚国作战，但缺乏大智大勇的骁将。据《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七次向吴王阖闾举荐孙武。[7]

在伍子胥的力荐下，孙武于公元前512年以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阖闾。《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第五》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公元前512年，正是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礼崩乐坏，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末期。《孙子兵法》就是诞生在这个时期（见图1-2所示）。

图1-2 《孙子兵法》问世的时代

从公元前532年奔吴到公元前512年见吴王阖闾，孙武在吴国深居达20年之久，十三篇当是他20年潜心研究战争艺术的结晶。[8]由于孙武对战争研究之博大精深，在与吴王阖闾对话中，孙武以言论恢宏豁达、精辟新颖而得到吴王阖闾的高度赏识并委以重任。面对强大的楚国，孙武采取“扰楚、疲楚”的战略方针，削弱其实力，然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从唐国、蔡国迂回楚国之侧后，五战入郢，实现“西破强楚”之功。公元前484年，吴军在艾陵重创齐军；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吴国取代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在吴国“北威齐晋”时，已是阖闾之子夫差当政。夫差昏聩，伍子胥被杀；孙武便离开吴国而隐遁山林，此后不知所终，为不解之谜。

孙武是中国兵家之鼻祖，是世界范围内言兵的圣人，也是人类古代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国内外学人称孙武为“兵圣”，称《孙子兵法》为“兵经”或“武经”。[9]孙武不仅是2500多年以来中外历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的“幕后导演”，而且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军事家、政治家、企业家等的“座上宾”。《孙子兵法》的军事与战略等思想已被广泛地用于军事、政治、商业经济等各个领域，在中国，《孙子兵法》的名言警句已近乎妇孺皆知。《孙子兵法》共计十三篇（1，计篇；2，作战篇；3，谋攻篇；4，形篇；5，势篇；6，虚实篇；7，军争篇；8，九变篇；9，行军篇；10，地形篇；11，九地篇；12，火攻篇；13，用间篇），约6000字，包括缜密的战略分析，不战而胜的战略追求，努力实现不战而胜的各种策略与战术，其博大精深的战略思想和切实的战略战术不仅指导了众多中外战争，也一直被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等奉为战略圣经及行动指导。而作为战略思想理论，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高度，已达到人类战略思想理论的最高境界！

早在战国时代，《孙子兵法》就广为流传，“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蠢篇》）。汉代，《孙子兵法》成为军官的教科书，隋唐则被尊为兵经。三国时期的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10]并对《孙子兵法》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唐太宗李世民曾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11]而据《史记》记载，孙膑、赵奢、韩信、黥布等历史著名的军事家或将领，更是直接以《孙子兵法》来指导战争，取得辉煌战绩。作为军事将领，若论“功业”，孙武比不上吴起、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历代名将的建树，但作为军事理论家，孙武却能雄视千古，独享盛誉。[12]《孙子兵法》是我国春秋时期兵学理论的集大成著作，是我国也是世界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军事理论著作。正如明朝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所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由此，可见《孙子兵法》的巨大价值。[13]

从2500年前直到今日，《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政治上，而且在商业等竞争中，都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美国学者小乔治在其所著的《管理思想史》中说：“《孙子兵法》大约写于公元前500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军事著作。目前，虽然马拉战车已不再被使用，武器也改变了，但这位古代军事家的观点还继续有用。因为他所论述的是一些基本原理。对那些愿意研究他的兵法的军事领导人和现代管理者来说，他的兵法仍能提供有价值的指导作用。”[14]

20世纪最负盛名的战略学家李德·哈特（Basil H.Liddell Hart，1895—1970年）常被称为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著作等身，名满天下，（钮先钟认为）是一位有资格和孙子相比较的现代战略学大师。李德·哈特认为：“孙子的《孙子兵法》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但其内容的渊博和了解的深入却无人能及，那可以称之为有关战争指导的智慧精华。过去所有一切的军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以与其比较，但即令如此，克劳塞维茨也还是比孙子‘过时（dated）’，有一部分更是陈旧（antiquated），尽管克劳塞维茨的书是在两千多年以后才写的。孙子有较清晰的眼光，较深远的见识和永恒的新意。”“孙子使我认清楚了基本的军事观念不受时代影响，甚至于连战术性的操作亦复如此。”[15]

著名战略学家钮先钟认为，孙子是一位治学态度相当严谨的学者，此种态度在古代尤其难能可贵。从现代学术标准来看，他的书也应该获得高度的评价。综合而言，《孙子兵法》十三篇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部真正的战略思想著作，其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所居的地位是任何其他著作所不能及的。[16]

1.3 《孙子兵法》在商业实践中的运用

《孙子兵法》应用于商业实践由来已久，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商圣白圭（公元前370—前300年）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指出他从事商业活动用的是《孙子兵法》打仗的原理。司马迁也指出，白圭经商不是盲目行动：“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司马迁所谓的“试”，就是指白圭将《孙子兵法》试用于经商。当时，正值战国时期，《孙子兵法》广为流传，当时人们学习《孙子兵法》，主要是为了打仗。而白圭则看到了兵法对商业经营活动的指导价值，从而把《孙子兵法》运用到他的经商实践中。白圭把《孙子兵法》中适用于经商活动的普遍原则概括为“智足与权变，勇足以决断，仁能以取予，强能有所守”。白圭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被后世尊为“商圣”。

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说：“中国古代先哲孙子，是天下第一神灵。我们公司职员必须顶礼膜拜，对其兵法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兴旺发达。”[17]

国际著名投资家、软银银行集团董事长孙正义酷爱《孙子兵法》，在病卧中也要坚持捧读，琢磨为什么兵法十三篇第一篇是计篇，这是因为万事从分析、计划开始。《孙子》前面六篇全部讲了战前准备，孙正义认为，战前准备到位，打仗的结果就不言而喻。他还把孙子语录作为厂训放在大门口：一边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另一边是“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他将孙子的精髓应用到软银的一次次投资、并购中。孙正义说：“如果没有《孙子兵法》，就没有我孙正义。”[18]

著名企业家任正非、张瑞敏、柳传志、马云、雷军等都熟读《孙子兵法》，并运用于公司战略管理实践中，取得世人瞩目的成绩。马云在杭州G20峰会接受采访时说：“我以前看书不算多，但比一般人要多。我看书跟人家不一样，我有时候一本书可以看很长时间，比方说《道德经》《孙子兵法》，一章一节我可能会思考一年，翻来覆去地看这件事情。”

张瑞敏说，他最爱读的三本书是《老子》《论语》和《孙子兵法》。张瑞敏从《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中悟出了“谋势而后谋利”的经营之道，并把它运用到企业经营之中。张瑞敏深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之理，曾对记者说：“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外面天天变，你必须跟得上这些变化，直至走到变化前面去，做到以变制变。”张瑞敏“以变制变”的求变思想是海尔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动力。张瑞敏深切领悟《孙子兵法》的“上下同欲者胜”，对待员工要“三心换一心”，即：解决疾苦要热心，批评错误要诚心，做思想工作要知心，用这三心换来员工对海尔的铁心。张瑞敏说：“世界上最无价的东西是人心。”“企业是人。”[19]

雷军认为：“若想成大事，有三条秘诀：预判未来、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顺势而为。顺势而为讲的是什么呢？《孙子兵法》里提到，在山顶上有一块石头，我顺势而为，跑去踢上一脚，剩下的事情不用做太多，它自己就滚下来了。”[20]

《孙子兵法》在商业实践中的运用，由来已久。多年来，有无数中外企业家喜欢读《孙子兵法》并在实践中受到启发。

管理学家大前研一认为：“如果从闻名于世的‘日本式经营’的特点来看，里面色彩更浓的是《孙子》中的思想，而非是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影响很深的‘儒教’思想。《孙子》一书中几乎包罗了所有日本式经营的要求。我作为企业参谋，常年从事国内外著名企业的咨询业务，但我从未见过哪本书能像《孙子》那样为我们提供如此丰富的经营管理思想。这本谈论战略的书籍是用极其精练的语言写成的，里面有着取之不尽的战略思想，每回读它，我都会涌现出无限的联想。”[21]

著名战略学家钮先钟说：“孙子的书要言不烦，最容易掌握重点，企业界人士，尤其是后起之秀，若能熟读深思，则也许要比读一百本现代人所写的书更为有益。”[22]

1.4 《孙子兵法》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中，人们把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合称为“三皇”；把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合称为“五帝”。[23]约在4000多年前，黄帝战胜了蚩尤，被各部落推崇为共同首领。中国古代的传说都十分推崇黄帝，同时，由于炎帝族和黄帝族原本是近亲，后来又融合在一起，因此，我们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夏禹（公元前2070年）至西周末（公元前770年）1300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地域广阔、经济发达的奴隶制社会。

公元前1046年，[24]周武王以姜太公为军师，率军五万与纣王会战于距朝歌约70里的牧野，纣王的奴隶与囚犯们没有战斗力而纷纷倒戈，纣王大败，逃回朝歌，自焚于鹿台，商亡。历史进入西周时期。

1.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

（1）分封诸侯、以蕃屏周

周武王灭商后，征服商朝各地诸侯。武王死，子姬诵继位，为成王；因成王年幼，由武王弟周公旦摄政。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分封71个诸侯国，其中宗族者为55。分封诸侯的目的，完全是出于巩固周王室政权的需要，“以蕃屏周”[25]和“以亲屏周”[26]，即在周天子国的周围分封给同姓（姬姓）宗族者，并以同姓宗族者包围在异性诸侯国周围，以防止异性诸侯叛乱。受封的诸侯国须向周王室纳贡并保卫王室。周王为天下共主，为周天子。

（2）武王驾崩、周公平乱、成康盛世[27]

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驾崩，姬诵继位，为周成王，周公旦摄政。周公旦摄政后不久，管叔鲜和蔡叔度等人怀疑周公旦另有所图，到处造谣生事，说周公旦欺负年幼的成王，企图篡权夺位。见此情景，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认为有机可乘，就与管叔鲜、蔡叔度等勾结，反叛周朝。于是，周公旦奉成王之命，率军东征平乱；经过三年的苦战，终于平定了叛乱。武庚、管叔鲜等人被诛杀，蔡叔度被流放到边远地区。

成王继位后，周公旦根据武王遗愿，在洛邑建立了周朝在东方的国都。

“以蕃屏周”和“以亲屏周”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周公旦摄政期间，创立了一系列制度，制定了周王、诸侯、官员、臣民应当享受的权利和应当遵守的礼仪。社会稳定，经济开始繁荣，天下呈现出太平景象。

周成王死后，子姬钊继位，为周康王（西周第三代君王）。周成王与周康王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安居乐业，为西周盛世，史称“成康之治”。

周王朝统治稳固。

（3）周王朝衰落、周厉王毁国

周康王死后，子姬暇继位，为周昭王（西周第四代君王）。周昭王时期，文王和武王以来形成的治国方略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周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周王朝国势衰落。

周昭王死后，子姬满继位，为周穆王（西周第五代君王）。周穆王出兵攻打犬戎抢掠财物。此后，荒远地区的民族不再来朝拜进贡了。周穆王在位6年去世，子姬繄扈继位，为周共王（西周第六代君王）。周共王在位期间，国家财政空虚，周共王陆续将土地分封给诸侯与大夫，周国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周王朝国势继续衰落。

又经过三代，到了西周第十代君王周厉王时期。

周厉王姬胡（公元前904年—前829年），周夷王姬燮之子，西周第十位君主，在位时间为公元前879年—前843年。周厉王在位期间，一是与民争利。任用贪图私利的荣夷公执掌朝政，并以国家名义垄断山林川泽，不准国人（指工商业者）依山泽而谋生，严重损伤了“国人”的利益，引发了“国人”强烈的不满。二是限制国人言论。面对“国人”的强烈不满，周厉王委派大量特工，监视“国人”，一旦发现私下谈论朝政、发泄不满言论，杀无赦。这导致国人见面不敢打招呼，在路上碰见了熟人也只是交换眼色；前来朝拜的四方诸侯也渐渐少了。致使百姓起来反叛，公元前841年，周国人联合袭击周厉王，周厉王逃到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最终死于彘地。[28]周历王死后，子姬静继位，为周宜王。

（4）烽火戏诸侯、西周灭亡

周宣王死后，子姬宫湦继位，为周幽王（西周第十二代君王，公元前782年—前771年在位）。周幽王昏庸，宠信贪财阿谀奉承之人主持朝政，导致民怨鼎沸。宠爱美女褒姒，废掉申王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的儿子为太子。宜臼和母亲逃回申国。

褒姒是个冷美人，幽王竟然下令点燃烽火台以取笑褒姒，临近的诸侯见烽火台浓烟滚滚，以为敌人犯境，急忙领兵来救。周幽王三番五次戏弄诸侯。公元前771年，申侯对周幽王废掉申后很气愤，就联合繒国、犬戎一起攻打镐京，周幽王再次点起烽火，再无诸侯来救，申侯杀死幽王，西周灭亡。[29]

（5）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

公元前770年，申侯与其他诸侯共同拥立原太子宜臼为王，即周平王。周平王为躲避犬戎的侵袭，于是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将都城东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30]东迁之后的周朝，史称东周。周平王在郑武公、晋文侯的辅佐下，勉强支撑残局。东周开始的这一年，便是春秋时期的开端。

由于大片故土丧失，周王朝仅仅拥有今河南西北部的一隅之地，东不过荥阳，西不跨潼关，南不越汝水，北只到沁水南岸，方圆只有六百余里，地窄人寡，与方圆数千里的大诸侯国相比，它只相当于一个中等诸侯国而已。周王朝因此大大衰落。郑、晋、齐、鲁、燕、宋、楚等大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相互之间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形成诸侯争霸的纷乱局面，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大变革的动荡时期。

2.政治背景

周天子式微，大国争霸。周王王权下移，诸侯以霸主之位号令诸侯，强者为尊，胜者为右。这一近三百年的历史阶段，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轨时期。如同任何一个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一样，春秋时期是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变革、大动荡而又充满勃勃生机的时代，历史上称这种变化为“礼崩乐坏”，它是相对于礼乐制度严密的西周社会而言的。

所谓礼，是指先秦的《仪礼》《周礼》和《礼记》这“三礼”，是周朝礼乐制度的重要典范，是当时的价值观体系和制度体系的集大成。礼崩，则是指周朝的社会意识形态遭遇到了危机，当时的以“慈”“忠”“孝”等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全面崩溃。其礼制体系和观念受到诸子百家的挑战，整个社会失去了控制。在音乐方面也失去了主导的权力，产生了诸多不合理的现象，即乐坏。

周初，政治稳定，严格等级的礼乐制度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礼成为节制人们心性的手段，乐是调和生活的工具；礼乐刑政的完美结合，成为周王朝的治理方略。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周王室逐渐衰落。

孙武生活的时代为春秋晚期。此时，中国的社会形态正处在由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变革期。中国的奴隶社会在经历了夏、商、西周一千多年的发展后，开始逐渐瓦解。至春秋晚期，周王室以宗法和亲缘所维系的君臣关系已衰落殆尽，各诸侯国拥有军队，独立为政，周天子王权名存实亡，已失去对各封国的控制。由于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形势。[31]

从本质上看，这一时期诸侯兼并、大国争霸战争是封建制生产关系同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之间的斗争。春秋晚期，虽然各诸侯国整体上仍属于奴隶制生产关系，但封建制生产关系已经萌生且有所发展。由于各诸侯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及影响，各诸侯国内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发展程度等等不一。有的诸侯国封建制生产关系发展较早、较为充分，而有的诸侯国封建制生产关系则发展得较为迟缓。由于封建制生产关系在当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能够极大地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封建制生产关系发展得相对充分的诸侯国往往国力比较雄厚，军事实力较强。这些实力较强的诸侯国就会进一步对那些较弱的诸侯国产生利益诉求，从而进行攻伐、兼并，最终爆发战争。

总体而言，春秋晚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内容是各诸侯国之间利益的博弈和对抗，这种博弈和对抗便为战争埋下了诱因。“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当诸侯国间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爆发战争。

3.春秋晚期的技术与经济

春秋晚期，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进一步应用，以及灌溉等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业生产效率得到较大提升，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冶铁鼓风炉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铸铁冶炼技术、铸铁柔化技术和渗碳制钢技术。这些技术的出现为铁农具的大量生产和使用创造了条件，而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又推动了耕作技术的进步，牛耕技术开始出现并得到推广。在水利灌溉方面的技术进步也很突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发达起来。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农民除了粮食、布匹、菜蔬以外，农具和若干实用物品都需要从市场购置。手工业者制造出来的农具、陶器、木器、皮革也都投到了交换领域。由于各个诸侯国和各个地区间商品交换的需要，交通工具有了进步。

春秋末期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把许多农业生产者和手工业者卷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竞争的压力促使生产者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因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这一时期技术进步的强大动力。

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军事斗争日益激烈。自周平王东迁洛邑以来，由于王室衰微，无力控制诸侯国。各诸侯国便乘机凭借实力，相互进攻，掠夺对方的土地和人口。仅先后起来争为诸侯霸主的就有五国，即齐、晋、楚、吴与越。这五国为成为诸侯霸主不断扩充势力对外用兵，周边小国多被其吞并。其他不见于史册的地区大国间的斗争以及小国与小国间的军事斗争就更多了。尚存的诸侯国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如何才能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战胜对手、保存自己？首先，要有先进的武器。各国政府都不遗余力推动本国的武器技术革新。[32]

除了要有新式的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外，国家的经济力量更具决定意义。各诸侯国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鼓励和推广新的技术，并通过兴修重大水利工程的方式推动了工程技术的进步。

春秋末期，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井田制”逐步瓦解，私田开始出现，出现了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的劳动形式，封建土地制度从中萌芽并逐步建立，这极大地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刺激了工商业私营化的进程，使得“工商食官”的局面遭到破坏，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出现了知识分子群体。[33]

随着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社会财富得以积累。从战争角度看，社会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改善了武器装备，促进了作战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积累也为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时期的战争数量和强度较以往均有显著增加。

4.战争背景

周朝之时，天下诸侯不是兄弟之邦就是姻亲之国，战争只是争个输赢，不在于多杀伤，所以战争也要符合礼，礼重于一切。[34]

军礼是礼的一种，比如两军交战前，要“致师”：一是挑战，二是交代彼此交战的原因，不能打不明不白的仗。两军交战，都要等对方把战车摆好，士兵排开，再擂鼓而战。对方阵势没摆好，冲上去就打，是失礼的。所以当年齐鲁交战，齐国擂了三通鼓，鲁军在曹刿的指挥下，就是不擂鼓，齐国军队也没有冲上来就厮杀，要等对方也擂鼓冲锋了，才开始战斗。在战斗中，还有另外几种讲究，如不杀儿童、不擒老人、对受伤的士兵不二次加害。战斗结束，胜方不能死追不放，“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追击步兵，不能超过一百步的距离，追杀驾车逃跑的敌人，不能超过九十里——这叫“礼义之兵”。所以说，“五十步笑百步”并非完全没道理，因为逃到百步之外，就没有危险了，而只逃了五十步，还要跟敌人作战。自然，逃五十步的，要比逃一百步的勇敢了。[35]

春秋前期战争中有时还遵循“仁义礼让”。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年间，发生大小战争483次之多[36]，且战争规模逐渐扩大、暴烈。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37]孟子曰：“春秋无义战。”[38]

春秋晚期战乱频繁，这些战争中既有中原诸国与周边部族的战争，也有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战争，还有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战争，以及新兴地主阶级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战争。在这些类型纷杂的战争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诸侯兼并与大国争霸的战争。在诸侯兼并与大国争霸战争中，大国胜败无常，小国安危不定，大量封国灭亡。春秋初期，诸侯国尚有130多个，到战国时，就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了。这一时期的战争，参战国多，敌、友、我变化频繁，军事与外交斗争交叉进行，战略格局错综复杂；战争的规模由小到大，时间由短到长，战争地域由平原发展到山地、河川、湖沼；作战类型由车战为主发展到车、步、骑配合，水陆并用的多兵种作战形式。

在春秋前期，诸侯国之间的交战尚受“礼仪用兵”的影响，“正大不诈”的作战原则在战争中还有一定的残存。如公元前638年，楚宋争霸中的“泓水之战”，宋襄公妄行仁义，导致兵败身亡。泓水之战后，天下人嘲笑宋襄公的“愚蠢”，于是战争开始变得“诡诈奇谋”，无所不用其极。战争的场面越来越大，也变得越来越残酷血腥，人性的底线就这么一步步被突破。与其说泓水之战是宋襄公的失败，不如说是礼的一次崩溃。

但在春秋晚期，谋略的运用、以智谋取胜则已经成为作战的一个显著特点。

战争的大量爆发产生了丰富的战争实践，在春秋晚期诸侯国间的战争中，面对强敌，为谋求本国生存，在无法以实力取胜的前提下，军事活动家们往往以智使力，寻找以弱胜强之路。在这种大背景下，军事思想渐渐脱离了传统作战中礼仪道义的束缚，人的能动性在战争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人们对于战争的思想观念得到更新。在战争实践中已经逐渐摒弃了“礼仪用兵”的思想，产生了对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的需求。

周王朝走向了“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的春秋末期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孙子兵法》就是在春秋末期，公元前512年问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