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算作灾难 作者：斯坦尼斯拉夫·莱姆 译者：徐五花
世界算作灾难
作者：斯坦尼斯拉夫莱姆
译者：徐五花
介绍
带有类似的书名的书在20世纪末方才开始出现，但其中包含的世界形象直到下个世纪才被人们普遍理解，因为只有在那时，在相去甚远的学科知识分支中萌芽的发现才汇聚成一个新的综合体。这种综合——直截了当地说——标志着天文学中的一场反哥白尼式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关于我们在宇宙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概念被推翻了。
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学将地球置于世界的中心；当哥白尼发现我们的地球不过是围绕太阳运行的众多行星之一时，他将地球从其特权地位上剥夺了。几个世纪以来，天文学的进步巩固了哥白尼的假说，表明地球不仅不是太阳系的中心，而且太阳系本身位于我们银河系的外围。我们生活的地方在宇宙中“并不特别”，甚至于处在群星的郊外。
天文学研究的是恒星的演变，生物学研究的是地球上生命的演变；它们的研究路径碰到一块儿了——或者说，像一条河流的两条支流一样合流了。天文学将宇宙中生命的出现概率问题作为其研究范围，而理论生物学则为这个任务提供了帮助。因此，在二十世纪中期，CETI（地外智慧生命交流计划）应运而生，这是第一个致力于寻找其他文明的项目。
但是搜索工作进行了几十年，用的设备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却依然没有发现外星文明或任何无线电信号的踪迹。于是出现了宇宙沉默之谜。在70年代，"宇宙沉默 "得到了一些宣传，当时它被媒体所关注。科学家们对 "其他智能体 "的不可探测性感到无法理解。生物学家已经确定了哪些物理化学条件有利于生命从惰性物质中出现——而这些条件出现的概率并不低。天文学家们证明了在各种恒星周围存在着许多行星。观察表明，我们银河系中很大比例的恒星都拥有行星。显而易见的结论是，正常的宇宙演化过程中生命将频繁出现，生物的演化应该是宇宙中的一种自然现象，而进化树的树冠上出现智能生物也同样属于正常的事情。但是，几十年来，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天文台加入到搜寻的行列中，但却屡次未能收到外星信号，这与这种充满生机的宇宙形象相矛盾。
根据天文学家、生物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所掌握的科学理论来看，宇宙中理应充满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和像地球一样的行星；因此，根据大数法则，生命应该在无数的地球上发展，但无线电监测表明，到处都是死寂的空洞。
从属于CETI和后来的SETI（地外智慧生命搜寻计划）的科学家们创造了各种特定的假说，以调和生命的普遍存在和普遍沉默。起初，他们说文明之间的平均距离约为50至100光年。后来，他们不得不将距离增加到六百光年，然后再增加到一千光年。还有一些关于智慧文明的普遍自杀的假设——例如冯-霍尔纳的假设，该假设将宇宙的灵生代理论 "密度 "与其实际上的贫瘠联系起来，声称自杀威胁着每个文明，就像核战争现在威胁着人类一样。生命的有机进化花了几十亿年的时间，但其最后的技术阶段只持续了几十个世纪。其他假说指出，即使是和平扩张的技术，也使得人类在20世纪遇到了重大难题，比如其副作用破坏了生物圈的繁殖能力。
有人套用维特根斯坦的名言说："面对无可言说之物，应当保持诗意"（译注：原句是应当保持沉默)。也许奥拉夫斯塔普尔顿是第一个在他的科幻小说《初人与末民》中用这类观点来看待我们命运的人。"人类由恒星孕育，又由恒星毁灭"。然而，在他写下此句的1930年代，这些话包含的诗意多于真理；它们只是一种是一种隐喻，而不是有资格成为科学领域公民的理论。
然而任何文本所含有的意义都可能比作者赋予他的更多。四百年前，弗朗西斯-培根认为，飞行器是有可能创造出的，能够飞越地球和在海底旅行的机器也是如此。他当然没有以任何具体的方式设想过这些设备；但我们今天读到他的话，不仅知道它们已经成真，而且还会用我们熟悉的大量细节来扩展它们的意义，这只会增加他陈述的分量。
1971年，我在布拉格举行的美苏CETI会议上表达的想法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我的文章可以在1975年莫斯科米尔出版社出版的《CETI问题》一书中找到）。我当时写道：
如果文明在宇宙中的分布不是一个纯粹概率上的问题，而是由我们尚且未知的天体物理条件所决定的，尽管这些条件可能是可观测的现象，但我们却没有将其与生命的诞生之间建立起联系。那么，如果恒星的环境对智慧生命出现地点的影响越强，我们与他们接触的概率就越小，也就是说，文明在空间的上分布越不随机。人们不能先验地排除存在某些天文上可观察到的文明存在的指标的可能性......因此，CETI计划也应该考虑到我们当前天体物理学知识的局限性，因为新的发现会影响和改变CETI最基本的假设。
而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正在慢慢发生的事情。就像从一幅拼图的零散碎片中，一幅新的图像正在从银河系天文学的新发现中浮出水面，从行星和恒星起源的新模型中出现，从最近在太阳系的流星中发现的放射性同位素的组成中出现。太阳系的历史正在被重建，地球上生命的起源也在被重建，其结果无疑令人兴奋，因为它与我们迄今为止所接受的一切完全相悖。
最简明的说法是：那重建银河系过去100亿年存在的假说告诉我们，人类的出现是因为宇宙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地方；地球和生命的存在归功于一系列特殊的灾难。正是由于剧烈的灾难，太阳诞生了它的行星家族。太阳系从一系列灾难性的扰动中出现，而只有在这之后，生命才能出现、发展，并最终在地球上建立起统治地位。在接下来的10亿年里，由于进化树上没有空间，人类没有机会出现，于是另一场灾难通过杀死数以亿计的地球生物为人类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在这幅新的世界图景中，通过破坏进行创造（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的释放）占据了中心位置。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地球的出现是因为原初太阳进入了一个寂灭带；生命的出现是因为地球离开了那个区域；人类的出现是因为在接下来的十亿年里，毁灭再次降临到地球上。
爱因斯坦顽固地反对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他说："上帝不掷骰子"。他的意思是，偶然性不可能决定原子尺度上的现象。然而，事实证明，上帝不仅在原子尺度上玩骰子，而且还在星系、恒星、行星、生命的诞生和智慧的出现上玩骰子。我们的存在既归功于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发生的灾难，也归功于那些在其他时代和地点没有发生的灾难。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在我们的恒星的历史上，然后是地球的历史上，然后是生物生成和进化的历史上，经过了层层筛选。因此，从原生气体云到智人间的90亿年，可以比作一场巨大的环形障碍滑雪赛，我们躲过了所有的障碍。我们现在知道，有许多这样的“障碍”，任何偏离环形跑道的行为都会阻止人类的崛起。我们不知道的是，这条赛道到底有多 "宽"，也就是其曲率或者障碍到底几何——或者换句话说，这种以人类诞生为目标的完美跑道的存在概率。
因此，下个世纪的科学观将把世界描述为一连串的随机灾难，既有创造性的，也有破坏性的。请注意，这组灾难是随机的，而其中的每一个灾难都符合物理学规律。
1
在轮盘赌中，规则决定大部分玩家必然亏钱。否则，每个蒙特卡洛式的赌博赌场都会很快破产。带着利润离开赌桌的玩家才是规则中的例外。而经常赢钱的人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而因为球几乎每次都落在他的号码上而发财的人是一个非凡的例外；他令人难以置信的运气必然会被报纸所报道。
玩家不能因为连续赢钱而沾沾自喜，因为没有任何投注策略可以保证赢钱。轮盘是一个纯概率性的工具，也就是说，它的最终状态是无法预测的。由于球总是停在36个数字中的一个，玩家在每一局中都有一次机会赢。玩家在同一个数字上下注两次，就有一千二百九十六分之一的机会赢两次，因为计算不相互依赖的偶然事件的概率时（如轮盘上的）必须相乘。连赢三次的概率是1:46,656。这个概率非常小，但依然可以算出，因为每场游戏的结束状态的数量都是一样的：三十六。然而，如果在计算玩家的机会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偶然现象（地震、炸弹袭击、玩家死于心脏病等），而若如此我们将无力完成这项任务。同样，当有人在炮火下的草地上采摘鲜花，然后手捧花束安全归来时，他的生存情况也不能以统计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尽管这种不可计算性——因此也是不可预测性——与量子原子现象所特有的那种不可预测性毫无关系。只有在有非常多的采花人的情况下，采花人在炮火中的命运才能被统计出来，此外，我们还得知道草地上花朵的分布，以及采花的时间，还有每单位炮击面的平均炮弹数量。
此外，这个统计数字的确定也很复杂，因为没有击中采摘者的炮弹会摧毁花朵，从而改变它们在草地上的分布。被炸死的采摘者会从炮火下的采摘游戏中退出，就像一开始很幸运但后来输掉了衣服的轮盘赌者会被淘汰一样。
如果有这样一个观测者，他观测了数十亿年的星系群，那么他就可以把它们当作轮盘赌轮或有采花人的草地，从而发现恒星和行星所服从的统计规律。由此，他将能够确定生命在宇宙中出现的概率，以及这些生命中演化出智能的概率。
这样的观测者可能是一个长寿的文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历代的天文学家。
然而，如果有花的草地是被随机轰炸的（这意味着射击的密度不会围绕某个平均数波动，因此无法计算），或者如果轮盘不 "诚实"，那么即使这样的观测者也无法确定宇宙中智能概率的统计数据。
确定这样一个统计数字的不可能性并非只是理论上的说法，的实际应用中也有体现。它不在于物质本身的性质，就像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一样，而 "仅仅 "在于不同的随机层级的不可估量的重叠，它们彼此独立，并发生在不同的规模上：银河系、恒星、行星和分子。
如果把星系看做轮盘赌轮，那么生命可以获胜的赌轮，绝非诚实的赌轮。一个诚实的轮盘表现出有且仅有一种概率分布（每次游戏为1：36）。如果一个轮盘在转动过程中被人摇了，甚至轮盘在游戏中改变形状，下注时用的球大小不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再具有统计的统一性。所有的轮盘和所有的螺旋星系之间当然彼此相似，但它们并不完全相同。一个星系的行为可以像放在炉子附近的轮盘一样；当炉子很热时，热量会使盘子变形，这反过来会影响中奖号码的分布。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可以测量温度对轮盘的影响，但如果，此外，地板因外面的卡车而摇晃，他的测量就会出现偏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银河系的生死游戏就如同一轮装满小球的轮盘赌。
前面我提了一嘴爱因斯坦的信仰，即上帝不掷骰子。现在我想把那段展开说说。上帝不仅掷骰子，他还玩一个诚实的游戏——用完美的、相同的骰子——但只在最小的原子层面上。另一方面，星系则是巨大的神性轮盘，并不诚实。请注意，这里的 "诚实 "是从数学上（统计学上）而非道德上理解的。
通过观察放射性元素，我们可以确定它的半衰期——也就是说，人们需要等待多长时间它的半数原子才会衰变。这种衰变受统计学上的诚实概率支配，因为这种元素在整个宇宙中都是一样的。无论它是在实验室、地球深处、流星中，还是在宇宙星云中，其原子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而一个星系，一个产生恒星、行星和偶尔产生生命的机制，通过这样的观察而得出的结论——其作为一个偶然的机制——是不诚实的，因为其不可估量。
这种创生既不受决定论的支配，也不受我们在量子世界中发现的那种非决定论的支配。因此，银河系 "生命游戏 "的过程只能在事后知道，即在我们获胜之后。人们可以重建已经发生的事情——尽管它在开始时是不可预见的——但我们的重建实际上也并不完全准确；就像我们想要重现人类部落时期的历史，那时尚未有文字之类的东西出现，考古学家只能通过他们留下的工具来进行间接性的推测。
银河宇宙学此后就变成了 "恒星—行星考古学"。这种考古学研究特定的游戏，其获胜的赌注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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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分之三的星系，像我们的银河系一样，是个带有一个星核和两个旋臂的螺旋圆盘。这个由气态云、尘埃和恒星（逐渐在其中诞生和消亡）组成的星系旋转，而它的核以更大的角速度旋动，而旋臂则落在后面并因此弯曲，从而使整个星系呈现出螺旋状。
然而，旋臂的移动速度与恒星的移动速度并不一致。
一个螺旋星系形状的固定性归功于它的密度波，其中恒星的行为就像普通气体中的分子。
因为旋臂和恒星以不同的速度运行，所以离星核较远的恒星仍然在旋臂之外，而靠近星核的恒星则超越并穿过旋臂。只有离核一半远的恒星以与旋臂相同的速度运动。这就是所谓的同步（共转）圈。大约50亿年前，形成太阳和行星的气体云位于一个旋臂的内缘附近。它缓慢地超过了那个旋臂——以每秒一公里的速度。进入密度波深处的星云被碘和钚的同位素所污染，这些同位素是在附近爆炸的超新星的放射性残留物。这些同位素发生了衰变，直到两者最终生成氙。同时，星云被它所处地的密度波压缩，这导致了塌缩，直到一颗年轻的恒星——太阳——出现。45亿年前，又有另一颗超新星在附近爆炸；它用放射性铝污染了环太阳星云（那时并非所有的原初太阳气体都集中在太阳中）。这加速了，也许甚至直接导致了行星的出现。计算机模拟显示，为了让围绕年轻恒星旋转的气体盘被分割并塌缩成行星，一些外部干预是必要的，比如离太阳不远处爆炸的超新星所提供的巨大推动力。
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答案是对太阳系的流星中放射性同位素的组成进行研究。而如果我们知道了碘、钚和铝的同位素的半衰期，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原太阳云是什么时候被它们污染的。这至少发生了两次；不同的衰变时间使我们能够确定，第一次污染发生在原太阳云进入银河系臂的内缘后不久，第二次污染（由放射性铝）发生在上一次的大约三亿年后。
因此，太阳系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在一个有着超强辐射和高密度冲击波的区域中度过的，这导致了行星的形成；然后，伴随着已经冷却和凝固的行星，太阳系离开了那个区域。它来到了一个没有恒星灾难的高真空区域；因此，生命能够在地球上发展而安然无恙。
这幅图景其实给哥白尼宇宙观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哥白尼认为地球（连同太阳一起）并不占据一个特殊的、得天独厚的位置，而是一个 "普通 "的位置。
如果太阳一直处在银河系的外围，并且始终缓慢的转动，没有穿过旋臂，那么它肯定不会形成行星。行星的形成需要 "接生婆"的粗暴干涉，例如来自爆炸的超新星（至少有一颗）的冲击波。
如果太阳在孕育行星时靠近银心，从而比螺臂的旋转速度更快，它就会经常穿过它们。那么，频繁的辐射和冲击波将使得地球上的生命不可能出现，或者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便死绝。
同样地，如果太阳在银河系的精确正转点上运行，从未离开银河系的旋臂，生命也将无法出现在我们的星球上。它们迟早会被邻近的超新星杀死（超新星最常在旋臂内爆炸）。另外，旋臂内恒星之间的平均距离要比旋臂之间小得多。
因此，有利于行星形成的条件在旋臂内占优势，而有助于生命出现和发展的条件在旋臂之间的空间占优势。
在银心附近盘旋的恒星，或者银河系边缘的恒星，以及最后那种轨道与旋臂重合的恒星，都不符合这些条件——只有那些在旋臂附近的恒星才符合。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太近的超新星爆发，不会 "挤压 "原生星云并加速其行星的塌缩，而是会像吹蒲公英一样把它完全吹散。另一方面，太远的爆炸对行星形成的影响可能远远不够。因此，太阳附近的超新星的连续爆炸必须与它作为一颗恒星、一个行星系统、以及最后作为一个产生生命的系统的连续发展阶段 "适当 "同步。
原生星云是一个 "玩家"，他带着必要的原始资本接近轮盘，通过游戏和赢钱增加资本，然后及时离开赌场，保留他的运气所带来的一切。
看来，生物行星，也就是能够产生文明的行星，这种行星我们应该到旋臂附近去找。
如果我们接受对我们星系的历史的这种重建，我们将被迫修改我们以前关于宇宙的灵生代密度的认知。
我们相当肯定，太阳附近的恒星——在半径50光年的范围内——没有一个是至少拥有与我们相当的通信技术的文明的家园。
共转圈的半径约为10^5秒差距，也就是34,000光年。整个银河系有超过1500亿颗恒星。假设三分之一的恒星位于银心附近和旋臂的底部，我们可以得知——旋臂里总共有1000亿颗恒星。我们不知道要把这个圈画的多厚，大概和车胎形状差不多，如果我们把这个共转圈画出来，它将包含有利于含生命出现的行星出现的整个区域。让我们假设，在这个生物环内，包含了银河系旋臂上所有恒星的十万分之一——即是数百万颗。那么共转圈的整个周长便约为215,000光年。如果那里的每颗恒星都产生一个文明，两个有人居住的星球之间的平均距离将等于5光年。但是，共转圈附近的恒星并没有均匀地分布在空间中。此外，有行星的恒星更有可能在旋臂内被发现，而有可以使生命安然进化而不受干扰的行星的恒星更有可能在旋臂之间的空间被发现，那里受其他恒星的巨变的影响较小。然而，大部分的恒星都在旋臂内，因为那里的恒星最为密集。
因此，人们应该沿着银河系平面上太阳轨道前后方的共转圈上寻找外星智能体的信号——也就是在英仙座和人马座星云之间，因为那里的恒星，像我们的太阳一样，刚刚从旋臂脱离，而现在正像我们的太阳系一样，在两旋臂之间的空旷空间运转。
但这些简化的统计学上的考量其实没啥意义。让我们回到我们重构的太阳及其行星的历史。
在共转圈与旋臂相交的地方，其厚度约为三百多秒差距。原生星云沿着与银河系平面成七、八度角的轨道移动，在大约49亿年前首次进入旋臂。在三亿年的时间里，该星云在狂风暴雨中穿过了整个旋臂；自从它离开星臂后，它便一直在平静的空间中旅行。这次旅行的时间比穿过旋臂的时间长得多，因为太阳沿着共转圈运行，且其轨道与旋臂以锐角相交，使得太阳在旋臂之间的运转时间远比在旋臂内的运转时间长。
该图（来自L·S·迈克罗金·普拉达发表于1982年第六期的自然杂志）显示了我们的银河系，共转圈的半径，以及太阳系围绕银心的轨道。太阳和其行星相对于旋臂的运动速度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图中显示我们的太阳系已经穿过了两个旋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它通过第一条旋臂时依然是原始星云，只有当它穿过第二个旋臂时才开始明显地塌缩。穿过旋臂一次还是两次并不重要，因为这只与星云的年龄有关——也就是说，与它最初形成的时间有关——而不是与它何时离散有关，这是天体生成的第一阶段。时至今日，恒星也依然是以类似的方式诞生的。
一个孤立的星云不可能在引力作用下收缩成一颗恒星，因为它将保留其角动量（角动量守恒），并且半径越小旋转得越快。如果其最终形成了一颗恒星，其赤道处的旋转速度将超过光速，但这是不可能的：离心力在此之前便会把它撕裂。因此，大部分恒星都是从星云的独立碎片中产生的，其过程一开始是渐进的，但后来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在塌缩过程中分离，星云的碎片带走了年轻恒星的部分角动量。如果我们把 "天体产量 "说成是原初星云的质量和由它形成的恒星的综合质量之间的比值，那么这个值明显是偏小的。因此，银河系是一个 "生产者"，它挥霍着它的原始资本。但那些离散的星云碎片最终又开始在引力作用下收缩，而这个过程将不断重复。
当星云收缩时，并非每一部分离散星云的表征都一样。当导致恒星形成的大坍缩开始时，星云中心的密度远大于外围。由于这个原因，创造恒星的碎片在大小上有所不同。中心的碎片，它们的大小是太阳的2到4倍；在周边，是10到20倍。星云中心的碎片中可以形成小型的、长寿的恒星，这些恒星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以差不多的亮度燃烧，太阳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大型的外围星云形成的恒星可以转化超新星，这些超新星在经历了天文学上的短暂生命后将因强大的爆炸而消散。
原初太阳星云是如何开始塌缩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能做到再造我们这块星云碎片的命运，太阳和行星就起源于这个碎片。当这个过程开始时，附近的超新星用放射性粒子污染了原太阳云。至少发生了两次这样的污染。第一次，原太阳云被碘和钚的同位素污染，可能是在旋臂的内缘附近；第二次（三亿年后），在旋臂的深处，另一颗超新星用铝的放射性同位素轰击了它。
从这些同位素通过放射性衰变转化为其他元素的程度来看，人们可以知道每次污染发生的时间。碘和钚那些短寿的同位素转变成了稳定的氙同位素，而铝的放射性同位素变成了镁。氙和镁已经在我们太阳系的流星中被发现。将这些数据与地壳的年龄相比较（用铀和钍中较稳定的同位素的衰变情况作为衡量标准，也就是作为地壳的大致年龄），人们可以重建太阳系的生成史的近似甚至精确的 "情景"。
这张图显示了95亿年前气态星云第一次穿过旋臂时的情景。当时它的密度仍然处于亚临界态，所以没有碎片和塌缩物的形成，而那是在它进入银河系的下一旋臂后才发生的，距今46亿年。在凝聚体的外部边缘，条件有利于超新星的崛起；在内部，则有利于较小的恒星，如太阳。由于受到压缩和超新星的爆炸，原生太阳碎片变成了年轻的太阳和行星、彗星和流星。这种宇宙学设想被简化了：气态云的破碎是随机的，其产生与旋臂内由于各种灾难而产生的激波锋面导致的；爆发的超新星可以参与产生这种锋面。
银河系将继续造星，即使我们所处的宇宙现在已并不年轻，但还不老。深入到未来的计算机模拟显示，最终所有产生恒星的材料都将耗尽，恒星将被熄灭，整个星系将 "蒸发 "成辐射和粒子。
我们大概还要等10^100年才能等到这种热力学死亡。早在那之前——10^5年后——所有的恒星都会因为其他恒星的靠近而失去自己的行星。这些行星，不管是没有生命的还是有人居住的，都将被强烈的干扰扯下自己的轨道，最终被吞噬在无尽的黑暗和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中。矛盾的是，描述10^15年或10^100年后的宇宙将变成什么样子，或在其存在的最初几分钟内发生了什么，比重建太阳和地球历史的不同阶段要容易得多。要预见我们的太阳系在离开英仙座和人马座之间的平静空间，也就是离开银河系两条悬臂之间的星云团后将会发生的事情甚至更加困难。假设太阳和旋臂间的速度差为每秒一公里，我们将在五亿年内到达下一个旋臂。
在研究宇宙起源学时，天体物理学的进展就像侦探收集间接证据一样：只有一些 "脚印和证据"，人们必须从这些拼图般的零散碎片（而且许多碎片已经丢失）中拼凑出一个一致的整体。更糟糕的是，运用这些零星的证据可以建立起多个不同的假说。并非所有的数据，特别是那些我们感兴趣的数据，都可以用具体的数值来表示（例如，太阳的轨道速度和银河系旋臂的轨道速度之间的差值）。此外，旋臂本身并不那么紧凑，在空间中的运动也不那么清晰和有规律，就像我们图中那样。最后，所有的螺旋星云都是相似的，但比方说生活方式类似的人之间的身高，体重，性别，年龄和种族之间也有不同。螺旋星云间的这种相似仅停留在一个宏观的大体的层面上，细微之处则各有不同。
然而，关于银河系宇宙起源学工作正越来越接近事物的真实状态。恒星主要是在旋臂内诞生的；超新星在旋臂内爆炸的概率最高；有生命的星球肯定处在共转圈附近，因此命不可能出现在“银河系的任意地点”——因为，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共转圈的条件既与银心附近不同，也与旋臂边缘不同。
通过计算机模拟，宇宙学家将能够在短时间内考虑到恒星和行星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变量，而这在不久前还是极为乏味和耗时的工作。同时，观测天体物理学正在为这些模拟提供新的同时也更精确的数据。然而，调查仍在进行中；指向肇事者的物质证据和数学上的猜想，已经获得了具有坚实基础的假说的力量。而这些并非毫无根据的猜测。对螺旋星云既是母亲又是杀婴者的指控已被置于天文学的法庭上。审判还在继续；最终的判决还没有达成。
3
在讨论银河系中我们太阳系的历史时，使用法律术语似乎意外的合适：宇宙学在此从事过去事件的重建，就像案件中的预审法官一样，没有不利于被告的确凿证据，只有一系列的犯罪情况。宇宙学家，像法官一样，试图确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具体事例中发生了什么。他不必担心这样的事例会经常发生，或者发生的概率有多大。但与司法机关相比，宇宙学试图了解更多的事情。如果一个香槟酒瓶——有厚厚的玻璃和特有的真空瓶底——被扔出窗外并摔碎，那么通过重复实验，我们会发现瓶颈和瓶底往往都仍是完整的，而瓶子的其余部分则碎成许多不同的碎片。
对于在打碎瓶子的过程中，多长时间能得到完全相同的碎片这一问题，并没有准确的答案。我们只能确定瓶子最常破碎成多少块。在相同的条件下（瓶子落下的距离，它是落在混凝土还是木头上，等等），通过多次重复实验，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统计数字。但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瓶子在下落的过程中，会撞到在院子里玩耍的一个孩子踢出的足球，从而反弹并飞过楼下在鱼缸里养金鱼的老太太的窗户，掉进鱼缸里，沉下去，装满水，没有碎裂。每个人都会同意，虽然极不可能，但这样的事件仍然有可能发生；人们不会把它看作是超自然现象，是奇迹，而只是看作是一个非凡的巧合。
然而，这样的巧合是无法被统计出来的。除了牛顿的运动定律和玻璃的强度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孩子们在院子里踢足球的概率，足球在比赛中与落下的瓶子相撞的概率，老太太开着窗户的概率，鱼缸放在窗户附近的概率；如果我们想得出一个 "香槟酒瓶被足球击中后落入鱼缸而未受损害的通用性理论"，我们就必须得考虑到世界上所有的瓶子、孩子、房子、院子、金鱼、鱼缸和窗户，我们用统计学是无法完成这项工作的。
重现太阳系和地球上生命史的关键问题是：到底是发生了简单的破瓶事件，可以付诸统计，还是发生了类似足球和水族馆问题的无法统计之事？
在统计学上可计算的现象不会在一个明确的边界处突然变成统计学上不可计算的现象，而是会逐步变得无法统计。学者采取了一种认知上的乐观主义立场；也就是说，他假设他所研究的对象会屈服于计算。如果最终能够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果，那就最好不过了：入射角等于反射角；浸入水中的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该物体所排开的水的重量，诸如此类。如果用某种可计算的概率来替代这种确定性，那就不太妙了。但是，如果其研究对象完全无法统计，那可真是糟透了。人们常说，当什么都无法计算，什么都无法预测时，就会出现混乱。然而，精确科学中的 "混乱 "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要处理的是绝对无序。事实上并不存在"绝对无序"。即使在瓶子和足球的故事中，也并不存在绝对无序。每一个事件，单独来看，都遵守物理学定律，而且是确定性的物理学，而非量子物理学，因为我们可以测量孩子踢球的力量，瓶子和球之间的撞击角度，两个物体在那一瞬间的速度，瓶子从球上反弹时沿着的路径，以及它落入鱼缸时并被水填满时的速度。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单独来看，都受制于力学和统计学，但这个过程本身并不受制于力学和统计学（也就是说，人们无法确定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要等多久才会再现）。
问题是，物理学中所有 "广义 "的理论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对初始状态只字不提。初始状态必须从外部被带入理论中。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当某些初始状态必须精确地通过偶然实现，以产生下一个事件的初始状态，而这个初始状态也是被精确定义的，以此类推，那么超越概率领域的确定性就变成了某种未知的东西，关于它，除了 "发生了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外，我们对其一无所知。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世界是一连串的受精确规律支配的随机灾难。
对于 "在宇宙中多久才会出现类似与我们的太阳和地球相似的情况"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因为我们不确定应该把这种情况归入哪一类事件。
随着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的进步，这个问题将逐渐得到澄清。专家们在1971年布拉格的CETI会议上所谈到的很多东西现在已经过时了，或者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在十年或二十年后，即使是许多今天看起来很神秘的事情也将会得到解释。
月球在地球上生命出现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个角色。生命只能在某些化合物的水溶液中出现，而且不是在深海而是在沿海浅滩出现。由月球引起的潮汐起伏所产生的频繁但温和的混合，加速了这些溶液中的原始生物生成。
但是对卫星形成史的了解甚至比人们对行星形成史的了解更少。就目前而言，人们没法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卫星的形成就像香槟瓶和鱼缸的故事一样 "非同寻常"。来自超新星的普通的冲击波似乎就足以导致原生星云盘碎裂，但是要使卫星在行星周围凝聚，可能需要类似于两个环形波的交汇，就像两块石头掉进水里（相距不远），涟漪向外辐射一样。换句话说，为了形成卫星，可能需要第二颗超新星，而且也在离原生星系不远的地方。
如果我们最终没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依然可以做出一些假说，进而推算生命在宇宙中出现的可能性——生物出现量或是其概率——将获得一个近似的数值。我们可能能算出一个很大的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有理由期待在围绕我们的亿万星辰中的众多行星上出现无限不同形式的生命。
但即使如此，这本我杜撰的书未来也依然会出现。现在我将着手说明原因。严峻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全球性灭绝，人类就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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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生物新论与旧论有何不同？我们已经知道，一个星球上生命的诞生必须先有一长串具体的事件，首先是形成一颗像太阳一样长寿、燃烧均匀的恒星，而且这颗恒星必须创造一个行星家族。但是我们不知道螺旋星系的旋臂是（或可以是）生命交替着的摇篮和断头台，这取决于生成恒星的物质通过旋臂时的发展阶段以及在旋臂中诞生恒星时的位置。
在布拉格的研讨会上，我是唯一一个认为产生生命的天体的分布取决于行星外和星外（星系级别）规模的事件的人。显然，我也没有意识到，事件链包括生成恒星的星云在共转圈周围的运动；在旋臂内，天体生成与共转圈上的超新星爆发 "正确 "同步非常必要；此外——生命得以长存的条件——生物开始出现时星系必须立即离开狂风暴雨的旋臂，进入臂间的平静空间。
在70年代末，宇宙学假说中开始流行一种称之为人择理论的说法。这个假说把宇宙创始的谜题的所有因素都归结到一个单一的人身上：如果条件与现在不同，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因为没有人会去问它。
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宇宙学假说，人择原理（智人的出现是大爆炸中固有的）的认知价值与 "杜松子酒原理 "一样多。（译注：该原理为莱姆杜撰，用来讽刺人择的扯淡性）
诚然，杜松子酒的出现是由于这个宇宙中的物质特性而得以实现的，但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杜松子酒的出现，这个宇宙、这个太阳、这个地球和人类的历史将会如何。杜松子酒的起源是因为人们从事不同饮料的生产，包括那些含有酒精、糖、杜松子和草药提取物的饮料。这个结论很合理，就是有点大而空。而用 "它的出现是因为宇宙的初始状态是这样的 "来回答 "杜松子酒是怎么来的？"则更加荒谬。我们也可以说，大众汽车或邮票的存在归功于宇宙的初始状态。这样的答案解释的比原来的问题更加复杂（ignotum per ignotius)。这其实是一个闭环的解释：可能出现的，确实出现了。但这样的答案忽略了原初宇宙最独特的属性。按我们老生常谈的大爆炸理论来说，宇宙在一次爆炸中诞生，同时创造了物质、时间和空间。
这一创造世界的爆炸的痕迹至今仍残留在宇宙中，成为星空背景中随处可见的残留辐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在宇宙存在的200亿年里，那第一时刻出现的的辐射已经只有几k了。但是，这种残余辐射在整个天幕上的分布应该是不一样的。宇宙起源于一个密度无限大的点，并在10^-35秒的过程中膨胀到一个足球的体积。即使在那一刻，它也太大了，而且膨胀得太快，无法保持完全均匀。事件的因果联系受到相互作用的最大速度的限制，也就是光速。这种联系只能在尺寸为10^-25厘米的区域内持续存在。 但一个足球的大小相当于10^78个这样的区域。因此，在一些区域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影响其他区域。因此，宇宙应该是异质性地扩张，而不是保持我们在其中观察到的那些无处不在的对称性属性。大爆炸理论被这样的假设所拯救：在大爆炸中，大量的宇宙同时形成。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之一。
1982年发表的一个理论以原初宇宙诞生了多宇宙而非单一宇宙这一前提，调和了实际宇宙的同质性和其膨胀的非同质性。多重宇宙的假设可以在我的一本小书中找到，书名叫《想象的大小》（中译本为《莱姆狂想曲》，指的应该是未来百科全书那篇里面关于聚合宇宙的那个词条)，我在十年前，也就是1972年写的。我的猜测与后来出现的理论的相似性给了我进一步猜测的勇气。
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个从足球上弹起的香槟酒瓶，它飞过打开的窗户，落入鱼缸。虽然不可能计算出这种事故的统计学概率，但我们承认，这个事故是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它并不违背自然规律；它不是一个奇迹）。如果瓶子掉进了装满死水和死鱼的鱼缸里，溅起了水花，把一些鱼卵送进了附近的清水桶里，如果这些鱼卵生出了活鱼，这将是一个更罕见的事件，比没有水桶，没有鱼卵，以及没有孵出小鱼的情况更为特殊。
假设孩子们还在踢足球；有人还在时不时地把香槟酒瓶从二楼的窗户扔出去；下一个空瓶子在足球（正好与它的下落路线相交）上弹了一下，飞进了桶里，于是从鱼子里生出来的小鱼被溅出来，掉到了煎锅的嘶嘶作响的黄油里。女主人本来打算做一个煎蛋卷，回到厨房后却发现锅里有炸过的小鱼。
这是个 "绝对不可能 "事件吗？我们不能这样认为。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事故，其全部过程（从第一个香槟酒瓶开始）将永远无法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复。这实在是太不可能了。最轻微的偏差也会导致瓶子无法落在厨房里，因为它不会 "像它应该的那样 "从足球上弹开；或者它会在地板上打碎；或者它会沉到鱼缸里，不会再发生什么；或者它会溅到一些鱼子，但鱼子不会落到桶里并产生鱼。然后，桶里也可能是空的，或者装满了浸泡在对鱼来说是致命的洗涤剂中的衣服。以此类推。
当我们把 "人择原理 "引入宇宙学时，其实我们是想说，是人类使用智慧最终成就了地球的整个进化史，因为进化持续的时间越长，智慧生物的出现就越有可能，而人类的出现似乎终于帮我们的老地球完成了这“最后一步”。抛弃被我们当下认为是真理或者比较合理的理论，我们来继续讨论下个世纪的科学将对这个问题做出哪些贡献。
5
首先，我们已知的信息表明，如果不是在六千五百万年前，在白垩纪和第三纪之间，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由3.5-4万亿吨的陨石撞击所造成的灾难，那么哺乳动物的进化树就不会继续开支散叶，也不会让它们在动物中占据首要地位。
到那时为止，占主导地位的动物是爬行动物。它们在陆地、水上和空中统治了地球近两亿年。进化论者试图解释它们在中生代末期的突然灭绝，他们把当代爬行动物的特征归于这些爬行动物：冷血，极其原始的器官，以及仅由鳞片或角甲覆盖的无毛身体。而当他们根据发现的骨骼碎片重建这些动物的外观和生活方式时，他们也是按照自己的偏见来进行工作的。人们可以把这称为 "哺乳动物沙文主义"。例如，古生物学家说，像雷龙这样的大型爬行动物不可能在干燥的陆地上移动，它们只能在浅水中度过一生，以植物为食。或者说，双足的爬行动物虽然可以行走，但却很笨拙，在地上拖着长而重的尾巴。等等。
直到20世纪下半叶，人们才知道中生代的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一样是热血动物；许多物种——尤其是飞行的爬行动物——都有毛皮状的外皮了；双足的爬行动物并非只能拖着尾巴蹒跚前行，而是甚至速度和鸵鸟不相上下，尽管它们比鸵鸟重200倍：由特殊韧带水平固定的尾巴在跑步时对向前倾斜的身体起到了平衡作用。即使是最笨重的蜥脚类恐龙也能在陆地上自由移动。
由于无法在此对已灭绝的物种和现代物种进行比较研究，我将举出一个例子，说明某些飞行爬行动物所拥有的技能，自此以后从未被超越。"飞行生物之最 "的名号不属于鸟类，更不属于飞行哺乳动物——蝙蝠。地球大气层中最大的动物是风神翼龙，比人类还重。但它只是被命名为泰坦翅目属中的一种。这种爬行动物在海面上滑行，并以鱼为食。我们至今也无从得知它们是如何着陆和起飞的，因为它们身体的重量意味着，要做到这一点，它们的肌肉力量必须超过当今的任何动物（特别是鸟类）。当它们的化石在德克萨斯州和阿根廷被发现时，人们刚开始认为这些翼展相当于一架小型甚至中型飞机（13至15米）的空中巨人，会在峭壁顶上度过它们的一生并建造它们的巢穴，从那里将自己抛向空中，展开它们的翅膀。但是，如果它们无法从平地起飞，那么，只要在平地上降落一次，它们都会被判处死刑，直至全族灭绝。这些伟大的翱翔者中有的以腐肉为生——但我们在山峰上并没有发现腐肉的标本。此外，他们巨大的骨骼是在平原上发现的。对于空气动力学专家来说，这些爬行动物是一个谜，想破脑袋都想不出合理解释。像风神翼龙这样的巨兽不可能在树上栖息；那会导致它宽大的翅膀常常受伤或彻底折断。我们已知最大的飞禽是某只已灭绝的秃鹰，它的翼展接近7米；将它的尺寸增加一倍，上升到空中所需的力量就会增加四倍。大型飞行爬行动物也不没法通过助跑来起飞，因为它们的腿太短，太弱。
当 "原始性 "作为灭绝原因的猜想被放弃后，与其完全对立的猜想却取而代之——过度专业化。爬行动物的灭绝，据说是因为它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太弱；它们的灭亡是因为气候的变化。
地球史上确实发生过气候变化。大家都知道冰河期。在白垩纪和第三纪交界处的生命灭绝也是在一次降温前发生的；但降温并没有导致冰期的到来。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任何气候的变化导致这么多种类的动物和植物同时大规模灭绝。它们的化石遗骨突然消失在下一个时期的地质地层中，生物史就像突然出现了断代。数据显示，没有任何超过20公斤的生物幸存。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全球性毁灭。当时，无论是海洋还是陆地，都有大量无脊椎动物灭绝。这就像是某种神罚：白天变成了黑夜，黑暗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在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不仅看不到太阳，而且它的光线提供的照明比满月还要少。所有大型的昼行动物都灭绝了。但是小型的、像老鼠一样的哺乳动物，夜间的食腐动物，却活了下来。在第三纪期间，从这些灭绝的巨兽的尸骨中，出现了新的物种，包括最终成为人类先祖的那些。黑暗切断了地球与太阳的能量联系，摧毁了大部分绿色植被，因为它使光合作用无法进行。大量的藻类也面临一样的结局。
我只知道这么多了，但是，尽管这场灾难的机制和后果肯定比这里介绍的更复杂，但这场灾难的范围应该和我说的大差不差。至少从地球的资产负债表上看下来是这样。人类不可能从中生代巨兽的后代中脱颖而出，因为这批生物代表了某些并没有投资给人类的资本。这种投资（如同进化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资本已经损失。新的资本开始从散落地球各处的幸存生命中聚集。它不断增繁，直到人类和类人猿的出现。
如果进化论在槽齿目、蜥臀目、鸟臀目以及缘嘴龙亚目和翼手龙亚目上的巨大投资没有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的那场大崩溃中突然蒸发，哺乳动物就不会占领地球。我们的存在归功于那场大灾难。我们之所以出现并繁殖到数十亿人口，只是因为其他数十亿生物遭受了毁灭。因此，我把这本书起名为《世界算做灾难》。取证式的科学探索最终只让我们发现了我们这个种族（智人)的造物主——一个虽然间接但必不可少的造物主。并非是陨石创造了我们：那只是开辟了道路。使地球成为废墟的大规模破坏，为更多的进化实验提供了空间。如果没有流星灾难，智慧是否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地球上——以一种非人类、非类人（原文如此nonanthropoid)的形式，这仍然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
6
在没有人的地方——因此也没有感情，友好或敌对，没有爱或恨——也没有意图。宇宙，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作品，不能指责它的行动带有偏见：它只是它所是的，同时做它所做的。（译者注：换言之，它是自因的)它所做的是创造，一次又一次，通过破坏。一些恒星 "必须 "爆炸和解体，以便在星核中形成的重元素能够分散，并在数十亿年后为行星和偶尔出现的有机生命提供一个起点。其他的超新星 "必须 "经历灾难性的毁灭，以便使银河系的氢气云，在爆炸的压缩下，能够凝结成太阳这类长寿恒星，从容而恒定地给予它们的行星家族以温暖，这些行星的存在也归功于这些灾难。
但智慧也必须从致命的灾难中兴起吗？
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纪这个问题也依然没有一个明朗的答案。人们将继续收集证据，并将形成一个新的世界图景：一个由精确规律支配的随机灾难的集合。但它不会给出智慧生命体某种终极答案。
可以肯定的是，它将消除科学中持续存在的许多幻想。例如，它将毫无疑问地确定，高容量的大脑并不等同于高智力的大脑，对于后者来说，大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据称海豚因其大脑比人的更大、更复杂而被赋予了非凡的智慧。当今很多关于海豚智力的说法，将被证明是一个神话。如果海豚要与 "愚蠢 "的鲨鱼在同一海洋中成功竞争，确实需要一个大的大脑。它使它们能够进入一个掠食性鱼类占据了几百万年的生态位并在其中生存——但仅此而已。
由此我们也无从预见在某个没有流星的世界线中爬行类出现智能的可能性。
除了某些寄生虫之外，所有动物在进化中都有一个特点——神经质量缓慢但几乎恒定地不断增长。但是，即使这种增长在以亿年为单位的时间里持续下去，贯穿白垩纪和第三纪，它也不能保证智能蜥蜴一定会出现。
我们行星系中所有卫星的坑坑洼洼的表面就像过去的照片，是这个星系诞生时的定格画面，而这个系星系也是从毁灭中产生的。所有的天体都以频繁相交的轨道绕着年轻的太阳运行，并导致碰撞。由于这些灾难，大型天体——行星的质量增加了，而质量小的天体在与行星的碰撞中，从星系中 "消失 "了。我之前说过，大约46亿年前，太阳和它的行星家族离开了银河系螺旋形的暴风雨区域，进入了平静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太阳系的内部当时是风平浪静的。当地球上的生命诞生时，行星与陨石和彗星的碰撞仍在进行中。此外，离开旋臂并不像走出一间房子；辐射和恒星不会在某个特殊的点突然停止消失。地球刚出现的头10亿年前，地球仍然不断地受到辐射冲击，尽管超新星足够遥远，没有把它彻底摧毁，或者变成一颗死星。但来自太空的硬辐射（X射线和伽马射线）依然是一个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因素，因为它加速了原初生物的突变速度。
一些昆虫的辐射耐受性比一些脊椎动物强百倍。当你考虑到所有生物系统的遗传物质基本上大差不差时，其实这种差异就显得非常奇怪。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像不同文化、时代和建筑风格的建筑物一样；建筑材料——砖头和石头——在任何方面都是一样的，而把建筑整体组合在一起的砂浆也是一样的。
对致命辐射的脆弱性的差异一定是由某个时间上极其遥远的事件造成的，是由大约4.3亿年前第一代昆虫（或者说，它们的祖先）出现的时代的灾难造成的。然而，有极大概率的情况是，某些有机形式对足以使大多数其他形式丧命的辐射的 "不敏感性 "的分野在10亿年前就开始了。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下个世纪见证十九世纪初法国古生物学家和解剖学家居维叶提出的理论——灾难论的复兴？该理论认为地质过程，如造山、气候变化、海洋的上升和消失，都是由剧烈而突然的转变——行星级灾难造成的。这一理论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居维叶的学生杜坡尼进一步发展；根据他的观点，地球的有机界在连续的创世行为中多次灭亡并重新出现。
达尔文的理论彻底把这种创世论和灾难论的缝合怪送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棺材板只盖了一半。大规模的宇宙级灾难不仅对恒星的进化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生命的进化也是必要的。是人类的思维模式创造了 "毁灭或创造 "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并从我们的历史初始就把它强加给世界。当人类面对自己的死亡，并将其与自己的生存意愿对立起来时，破坏与创造的互斥性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对立在我们人类的数百种文化中都很常见；人们在最古老的神话、创世传说和宗教信仰中，以及在几千年后出现的科学中都能找到它。信仰和科学都赋予可见世界以身份，消除了盲目的、不可估量的概率，成为所有事件的创造者。存在于所有宗教中的善与恶的斗争，在每个信仰中并不总是以善的胜利而告终，但在每个信仰中都建立了一个明确的存在秩序。神圣和世俗都是建立在这个普遍的秩序之上。因此，概率，存在的最终仲裁者，在过去的任何信仰中都不存在。
*科学也长期抵制承认概率在塑造现实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不可估量的作用。
*"概率 "一词在任何一种信仰的经文中都找不到。
人类的信仰可以大致分为提供安慰的信仰和提供相对于特定世界的秩序的信仰。第一种类型承诺奖励、救赎、对罪孽和功绩的最终清算，并在来世以最终的正义为冠。一个不完美的世界被加上一个完美的延续。这类信仰之所以一代又一代地长盛不衰，很可能是由于它们能够抚慰我们对世界的抱怨。另一方面，古老的神话与其说承诺了某种和平或是完满的永恒中的大公无私的善——倒不如说是无论在哪一种天堂和天国里，都不存在任何概率：没有人会因为神的错误或疏忽而错下地狱，也不会因为有人在死后遇到困境，在涅槃的过程遭到阻拦——古老的神话往往提供了一种残酷而必要的秩序。善良和秩序是铁律，绝不会像是抽奖得来的。
当下存在的文明以及一直以来的文明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每一场意外，每一种随机性，以一种仁慈的或者至少是必要的方式出现。所有文化的共同点，也是所有仪式、所有戒律、所有禁忌的源头，都是如此：任何事物都有且仅有一个衡量标准。文明以小剂量、谨慎的方式利用几率——为了好玩，作为游戏和娱乐。概率，当被驯化并作为游戏或彩票被严格控制时，就不再危险。我们玩彩票是因为我们想玩；没有人强迫我们。
一个信徒可以从玻璃的破碎或黄蜂的蛰伤中看出某种概率，但他不会把死亡归于概率。在他不假思索的头脑中，神的全知全能似乎把概率变成了事故的次要因素。而科学，只要它能做到，就把随机性当作目前知识不足的结果，当作通过未来的进一步发现将能消除的无知。这些都不是玩笑；当爱因斯坦宣称 "上帝不掷骰子 "时，他不是在开玩笑，因为他又说 "上帝很狡猾，但他没有恶意。" 这意味着：世界的秩序难以知晓，但由于它是可以由理性所认知的，所以尽管难度很大，但从理论上来说还是有办法能够知道的。
直至二十世纪末，大部分人才开始放弃那些人们几千年来顽固的、拼命坚持的信仰。毁灭或创造的二元架构必须被摧毁。在旋臂中盘旋着的巨大、黑暗、寒冷的气体云正在缓慢地经历着分裂，变成像碎裂的瓶底一样不可预测的部分。自然法则并未隔绝随机事件，反而要通过它们发挥作用。从统计的超新星爆发数据来看，需要报废数10亿颗恒星才能最终诞生一个拥有生命的恒星系，生命在百万种灾难中被摧残，以便使得其中之一产生智慧——这是宇宙的规律所决定的，绝非例外。
太阳从其他恒星的毁灭中诞生；原恒星云的残骸凝结成行星。生命中了罕见的头彩，而智能则抽中了更大的金额：它的出现归功于自然选择——也就是说，归功于死亡，它使得幸存者变得更强——以及归功于灾难，它可以突然增加智能生物出现的几率。
世界和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再受到怀疑，但宇宙是一个无敌大的暴发户，在星系轮盘赌上挥霍着自己的原始资本。(游戏规则为大数法则。)人类，因物质的这些属性而被塑造，大爆炸决定了这些属性，而人类则是这场游戏一张罕见的老千：大混乱和大屠杀的幸存者。创造和毁灭交替着、彼此重叠、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而且无法逃避，也无处上诉。
这就是科学正在一点一点构建的图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遭到任何质疑。它从我们在生物学和宇宙学领域的发现中把这幅图画拼凑起来，就像用一堆鹅卵石拼出一幅马赛克图案。本来在此结尾即可，但我还想再花点时间考虑我最后追加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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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勾画了一幅将在21世纪的科学界受到广泛认同的现实图景，因为即使在今天，其轮廓也清晰可见。这幅画面将得到最有学问的科学家的认可。我想追问的问题甚至无从猜测，我想知道的是这种世界观的时效性，它会是我们人类最后的天文学认知范式吗？
科学史表明，每次有新理论出现，大家都会觉得它是最完美的，此后再也不会有更完善的理论了；然后它被涂涂改改，最终像破碎的马赛克图案一样崩塌，而重新拼凑它的工作又被下一代人再次接手。宗教信仰是建立在教条之上的，对教条的否定刚开始会被认为是可耻的异端，而后来又将等同于另一种宗教的诞生。对那些拥有信仰的人来说，支持他们活着的信仰便是终极的真理；没有任何异议。在科学中，没有什么终极，一切都可以质疑。所以科学知识的 "确定性 "程度都并不等同，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正在接近认知的终点，即毋庸置疑的知识与无法抗拒的无知的最终融合。我们的可靠知识在毫无疑问的增长，其可以通过具体的应用来确证。在科学方面，我们比十九世纪的前辈知道得更多；反过来，他们也比他们的祖先知道得更多——但与此同时，我们都认识到世界的不可穷尽性，其秘密的深不可测性，因为我们看到，每个原子，每个 "基本粒子 "都变成了一口无底洞。正是这种知识惊人的无底性（尽管现在每个人都开始习惯于这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使每一个 "终极真理 "都变得可疑。也许创造和毁灭的原则将被证明只是我们认知史的一个阶段，它将人类的尺度应用于像宇宙这样的非人类事物。也许有一天，一台上帝机器将能够处理这些非人的、过于复杂的测量，而我们可怜的动物大脑却无法做到：一个与人类完全相异、由人类制造的机器智能——或者是人造的合成思维系统在自主进化过程中出现的超机械性产物。但这里就不在21世纪的范畴内了，此后便是一片我们完全未知的黑暗荒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