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军事力量：苏联的政策工具》 La puissance militaire, instrument de la politique soviétique 

原载：《外交政策》 Politique étrangère 

作者：Philipe Windsor 

时间：1982年 

译者按：法国是冷战中东西方之间一个独特的存在，对国防自主和政治尊严的追求，让它一直游走于两极之间，也让法国学者能从一个相对独特和中立的视角，观察20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本文写作于1980年波兰危机和著名的“西方-81”军事演习之后，苏联的新一轮全球扩张已经出现了苗头，作者以冷静的笔调剖析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分析了这个超级大国奉行的分化策略和它如此依赖军事力量的深层原因。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个人色彩和时代局限，在阅读时需加以辨别。文章内容不代表译者的倾向和观点。

以下为正文

关于苏军，有一个简单且广为流传的说法：苏联人建设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却极少使用它。苏军不缺陆地演习和多任务作战的经验，却唯独缺乏实战，直到对阿富汗的入侵。而对美国、英国和法国，自1945年后它再未放过一枪一弹。

这种说法导致专业著作中出现许多相互矛盾的观点。一些人断言，苏联建设军队是为了在不冒风险的情况下最终掌握世界霸权；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在二战的刺激下，苏联早已陷入了对扩充武备的系统性的病态狂热。我们从别处还能读到对苏军的一种未受证明的解释：官僚主义和军队两者的惰性，共同制造出这个政权无力制约的庞然大物。从这种观点出发，苏联体制的僵化放大了各种困难，让苏联的战时经济几乎不可能向和平过渡。事实上，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各种判断都基于这个事实：它从未参与过任何重要任务。

但现在看来，这个既有观点恐怕经不起推敲。最近美国的一项研究汇总了190项苏联的军事行动，它们都试图影响既定的政治。从1956年入侵匈牙利、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直到1980年为震慑波兰示威而在苏波边境及海上举行的军事演习。向盟友——例如安哥拉战争中的古巴——提供的军事援助和保护，以及为表示外交支持，派军舰访问叙利亚和西非的港口。还有，苏联一直积极备战，例如1969年的中苏冲突。最后则在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这场战争烈度很低，却让苏联苦不堪言。换句话说，苏联以一种惊人的方式为它的游戏倾注了大量资源，这与其他强权别无二致，而坚定程度则尤过之。这些事实是此前基于各种假设进行的辩论中都找不到的。

那么，“苏联从不真正动兵”的神话究竟从何而来？仅仅是因为苏联巨大军事潜力和有限军事行动间形成的反差吗？还是因为在大家都预测要出兵时却保持克制，例如1948-1950年在南斯拉夫，1956年和1980-1981年在波兰，使得西方一片惊讶？我们应当记得，对南斯拉夫，苏联和傀儡国的军队在1948-1949年挑起了250次边境冲突，希望把铁托赶下台。而在挑动局势失败后又试图入侵，就像《真理报》在1957年披露的那样。在美国人出手扶持铁托后，斯大林仅仅是给予谴责。而对波兰，尽管目前缺乏明确证据，真相还是越来越清晰：苏军希望挑起一场冲突，从而借此机会一举摧毁波兰的民族运动。至于最近这场危机（指1980年人民波兰出现的反苏运动——译注），我们可以猜想，苏联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不是原则上的，而是对于军事干涉波兰的可行性，以及其他可能破坏战略平衡的全球因素。苏联似乎是温和的，因为有时它表现得十分谨慎，但我们不应忘记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名言：“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该被视为审慎，这是规矩。”

如果说苏联不轻易动兵的观点缺乏依据，那真相到底如何？在斯大林死后，在去斯大林化运动开始前，新的观点逐渐成形。至于苏联的下一步棋怎么走，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打了一场漫长的论战。赫鲁晓夫希望废弃斯大林的老政策——这种政策将苏联的影响力扩张到了地理上毗连的整个东欧。世界已经准备好迎接去殖民化，西方帝国主义的流毒将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变为莫斯科的天然盟友；而从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苏联也将这视为遏制美国战略霸权的一张王牌。马林科夫则稳重得多。在他看来，苏联的军事实力不足以支撑在全球的意识形态扩张。如果它向全世界的“天然盟友”提供援助，却又无力帮它们击退帝国主义反革命分子，就是在地缘政治上自取其辱。

在这种情况下，两人的看法都不无道理。1955-1957年，赫鲁晓夫掌握并稳固了他的权力，此时苏联的国势蒸蒸日上。1955年苏联开始与埃及的战略同盟关系，并终于在纳赛尔去世时达成了苏埃友好合作条约。而纳赛尔本人，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监禁了本国大批共产主义分子后却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类似的成功还发生在古巴，结果却截然不同。一方面，卡斯特罗虔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了赫鲁晓夫施政的绝好抓手；但另一方面，1962年导弹危机，苏联试图从帝国主义者手中保卫古巴，结果蒙受了一场战略羞辱——正像马林科夫所说的那样。

这两者的辩证统一将会——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在接下来很多年主导着苏联的外交对策。1967年，勃列日涅夫（和铁托！）宣称世界的力量天平正向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倾斜。彼时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大获全胜，印尼正在国内大肆杀戮共产党人。无论是——用历史术语来说——“天然盟友”，还是莫斯科意识形态的追随者，都鲜有建树。而苏联的势力，表现为对中东国家的军事援助和对东南亚的意识形态支持，也都没取得什么成效。就在同时，美国在越南看上去战无不胜，击退了越军的新春攻势，却在后者的政治战和心理战中一败涂地。是运用军事实力，还是扩张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影响？赫马之争后，这个话题再次成为苏联内部争论的焦点。斯大林有句著名的嘲讽：“教皇，他有几个师？”然而斯大林恐怕是没资格说这话的，因为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苏联作为意识形态捍卫者的影响力，要远比它手下的陆军师和飞机有用。第三罗马的“新教皇”们的确有很多个师，但他们的经文相比之下却乏味得多。

我们也能从1978年苏联的报刊（《共产党人》和《新时代》）读出一些弦外之音。作为赫马之争在新时期的又一次回响，它们认为，苏联不该再为“天然盟友”——去殖民化时代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浪费精力。1955年，埃及成为克里姆林宫打入第三世界的第一着；而随着1972年萨达特驱逐所有苏联军事顾问，苏联的计划终于失败。尽管这些受质疑的文章没有明确提到后者，但意思很明确，在莫斯科意识形态蓝图中，那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不再值得关注。对于苏联来说，应当把资源投入在那些忠诚的盟友身上（指华约和北越等——译注）。不过这几年形势越发明显，要稳住那些忠诚的盟友，只能靠天量的军事援助。“教皇”的敕令不再管用，他的确需要很多个师。

就在这些文章发表前后，苏联对门格斯图政权（Derg，即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委员会，门格斯图政变后建立的政权——译注）的援助极速增长，索马里出现了未遂政变，亚丁政变让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更紧密地靠向苏联，阿富汗的政变让这个国家迈向了漫长的苏联化过程，还有年末“友好的”越南对“敌对的”柬埔寨的侵略，这难道只是巧合吗？当然，把这些苏联喉舌报纸的言论和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但将两者结合，我们还是能看出苏联的手段：它能够，并正在全球各地为盟友们提供军事支持。

这政策既暴露了苏联的弱点，又是展现了它的力量。至于弱点，如今，赫鲁晓夫所说的那个美好年代早已远去。世界上正在经历去殖民化的国家中，苏联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越发低下。那时，它们寻求在本国移植苏联体制，是为了完成内部的革命。然而，连它们都开始衰弱了：没有苏联人从1961年起每天100-300万美元的援助，很难想象卡斯特罗能坚持这么长时间；至于门格斯图、卡尔迈勒之流，更是一刻也不能离开苏联巨额的军事支持。但这也展现了苏联的真正实力——不但在战略上要与美国人平起平坐，还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军事存在。苏联还有些忠心耿耿的打手——古巴、东德——为它充当马前卒，避免了两极间的直接对抗。

最后一点最为关键。不用怀疑，苏联正奉行着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不惜代价地在全球确立新的政治优势。1981年夏苏联对欧共体对阿富汗的关切表示轻蔑，这表明，一旦它开始了征服，就不会停手。不过，苏联似乎依然害怕两极冲突带来的核战争风险，并寻求维护东西方之间——也就是欧洲——的稳定。苏联敏锐地意识到在欧洲的利益：正当欧洲经济因为1974年石油美元革命而摇摇欲坠时，《新时代》却没怎么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迫近的毁灭欢欣鼓舞，反而着重强调欧洲的稳定和繁荣有赖于苏联。基于同样的观点，我们可以推论，苏联之所以不干涉波兰，是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这可能会重创自身经济。

回看赫鲁晓夫。1958年，当他制造柏林危机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依靠的是——纸面上的和暂时的——苏联导弹优势。但他真的想要威胁西柏林和通往西方的入口吗？当然没有！他从未有这样的举动。相反，从苏联人的角度看，他所作的一切——即让西方承认东德的主权——是维护欧洲稳定的重要先决条件。一旦他达成了目的，欧洲就将成为日渐被强权撕裂的世界中的一片绿洲。因为就在同时，赫鲁晓夫正号召支援世界各地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显然，我们当时可能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理解赫鲁晓夫的行为：在欧洲引发一场危机的同时，又在其他地方点燃冲突。可以认为——肯尼迪就是这么认为的——苏联领导人决心在世界各地进行危险的煽动。这些行为更有助于让我们理解赫鲁晓夫的失败，而非他的初衷：他低估了在柏林极限施压会带来的后果。尽管听上去像马后炮，但我们能说，苏联要是在今天能料理好欧洲的局势，它在全球争霸中占据的位置将更加有利。

如果我们回看过去，可以发现苏联的政策让西方领导人陷入了真正的矛盾。要是将投入全部精力维护欧洲的稳定——就像维利·勃兰特所做的——的确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欧洲，避免核战争的风险。但另一方面，这又将加剧全球间的集团冲突：随着苏联战略力量的不断增长，维护欧洲和平的必要条件同样也能服务于苏联在其他地区的扩张，就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反过来看，假如苏联继续扩充其战略力量但又无意于维护欧洲和平，那么曾发生在南方国家中的危机恐怕也要降临到中间地带（指欧洲——译注）头上。很明显，当时只能二选一：“新东方政策”（西德的“新东方政策”，即承认东德，放弃使用武力并承认战后欧洲边界——译注）期间，人们希望促进并向外扩大缓和的氛围，这当然是合理的。但那时正值柏林危机，欧洲人无力同时处理欧洲的麻烦和外部的骚乱。同样地，十年后的缓和时期，欧洲人又被迫在维护欧洲和平的条约和全球局势间做选择。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苏联证明了自己是玩弄两难问题的高手，用欧洲的稳定换取在南方国家煽风点火的机会。就像今天，我们也被迫选择，一旦向波兰伸出援手，就将放任阿富汗沉入深渊。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同于通行的假说，苏联正完美地计划着如何使用自己的军力。自1954年赫马之争后，苏维埃意识形态遗产的衰落和军事力量的崛起，成为接下来许多年的主线。这一过程同样也能表明，继任的苏联政府能够明确自身行为的度。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明确区分了自身不同的任务：在维持现有历史地位的同时，继续扮演去殖民化的先锋（苏联人认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从而抵消美国的军事优势）；根据今后争霸的迫切要求，援助那些忠诚的盟友，驱使它们为自己在全球的军事和政治扩张服务。其次，维持欧洲的稳定的同时，伺机在南方国家挑起冲突，这两者也将在苏联手中并行不悖。

西方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远没有这样的精明。在他们眼里，苏联同时能是张牙舞爪的扩张狂和主张缓和的亲善分子。然而这可能只是粗糙的后见之明。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1973年之前，缓和将可能转变为世界大变革。这一推论基于以下的事实：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两极开始向缓和迈出步伐。主持这一切的苏联领导人——先是赫鲁晓夫，然后是勃列日涅夫——因为他们向美国让步而受到攻击。苏联的要人们，例如列宁格勒的托尔斯基科夫，乌克兰的谢列斯特和军队的叶皮谢夫，都把缓和看作是苏联的挫败和耻辱：他们被古巴的危机所激怒；与中国发生冲突，同时不放过任何用演习向西方示威的机会；深入各种国际事件，例如1967年；陶醉于东欧集团越来越强的自满气氛。即便如此，高级领导人还是承诺会达成进一步的缓和。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开始，苏联和美国及欧洲合作，不仅维护欧洲的和平（包括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新东方政策”、柏林条约和欧安会），还管控外部争端，尤其是在中东。1973年六月勃列日涅夫访问华盛顿，两个超级大国寻求达成一份协议，规定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合作的基本原则。双方都希望对方管控好一切分歧，一旦出现矛盾的火苗，就将它掐灭。从这一点看，1973年可以说是苏联缓和政策的最高点，它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全球影响力，顶住了内部强烈的反对浪潮。但1973年同样是决定性的转折点。就在勃列日涅夫华盛顿之行的四个月后，埃及和叙利亚联合进攻以色列，苏联提前知道此事，却没有通知华盛顿。我们完全可以说，自1973年以后，两国关系的标志，就是为争夺世界霸权而产生的强烈的外交对抗。

1973年六到十月间那些引发了这次重大转向的各种要素，此刻对我们都是谜团。也许是中美的亲近导致的苏联日渐增长的不安全感？还是内部的权力斗争？又或者只是因为苏联人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的力量对比正逐渐有利于输出革命，就像它在1967年助长了反革命一般？由于缺乏公开的讨论和有意义的文献，我们还不能下判断。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苏联的政策又走回到老路上。许多年前被赫鲁晓夫抛弃的老办法，现在又被勃列日涅夫捡了起来。它蓬勃发展并代替了赫氏的策略。苏联人的确有理由这么做，因为此时他们的国力正迎头赶上美国。老实说，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开始表现出的相对灵活，是因为了解了华盛顿的技术进步，并且正确估计了美国人在其他领域运用这种进步的能力。例如，尼克松和国会就世界范围内的状况，向苏联人传递了这样的信号：如果不在中东问题上松口，就不要想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合作。不过，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在谈判中的优势正逐渐消失。苏联变得比过去更强大，从新的形势出发制定战略，这是赫鲁晓夫当初没有料到的。

但苏联的新力量也具有新弱点。不但表现在——像本文开头所说——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在经济和科技上。赫鲁晓夫认为苏联经济将会持续增长，从他上台后各项变革带来的政治混乱来看，他似乎是真心相信这一点。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苏联正被西方一步步甩开。尽管在国内生活水平正在缓慢改善，但正像《新时代》说的那样，这种改善，在许多关键领域，都仰赖于西方的输血。总的来说，苏联没什么可以帮到别的国家：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农业。没有什么比1973-1974年石油危机期间产油国的态度更能说明苏联的无能。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是产油国们不能买到的，它们也准备了野心勃勃的发展规划，并一点点地转向西方。产油国们曾经一门心思讨好莫斯科，那时政治的因素要求它们必须如此。而且，就像伊拉克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当它们转向西方，想要让合作方多样化时，必须十分小心。还有一些例子：以色列独自向黑非洲提供了农业援助，不依赖官方渠道，在几年间就完成了，用处比苏联人的大得多。不出人所料，对于它曾经的“天然盟友”，苏联除了武器之外什么也给不了。这场全球争霸再一次表明，和西方世界最大的工业国美国相比，苏联就是个残废。让我们先撇开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常常受苦于我们熟知的经济问题，它向世界各地提供的援助不断减少，南北对话遭遇失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为内部的互相指责所分化：而苏联压根就不参与这些谈判。它也没法和石油国家讨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集体援助，即南北对话中暗示的，并且由西方国家领导人最近提到的援助。唯一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军事力量正逐渐在发展中固有的紧张和冲突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弥补了它在其他领域影响力的逐渐落后：一言以蔽之，苏联把东西对抗中的军事力量对比，也纳入到南北对话中作考量。

正是这种最主要的弱点，让苏联人在它唯一值得称道的领域，成为了一个可怕的对手。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军队是苏联人手上唯一堪用的工具，不仅仅被用于政治扩张。在紧接着的对全球霸权的争夺中，西方国家面临着一场漫长的意志的较量。它们拥有的政治、经济、科技、农业甚至文化优势，在那些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冲突中，都将被苏联的军国主义化削弱。

这不是理论归纳。无论在言论还是行为上，苏联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目的。1972年，瓦西里·库里施写道：“鉴于预防局部冲突的必要性，应当准备向所有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国家提供军事支援，帮助其对抗国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干涉。为此，苏联应当部署一支装备良好且训练有素的机动力量。”他在苏联科学院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中担任主管。而他的研究可以说和勃列日涅夫当时宣扬的缓和完全背道而驰。可是，当苏联在接下来几年调整航向时，研究结论正逐渐变为现实，正如下列事实所展示的：我们已经熟知苏联海军的扩张史。但我们也应当关注苏军空中运力，它相比1965年增长了132%。苏联将它们运用在了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当时，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为苏联的军用港口和覆盖中东的常驻空中侦察提供了前进基地。

不过我们得重点指出，苏联从来没有冒在第三世界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虽然它一有机会就要试试，就像越战中在东京湾（即我北部湾，此处指北部湾事件——译注）。这几年来苏联人更是奉行极其谨慎的政策。但问题在于，除非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真的做好了战斗准备，否则苏联将继续运用军事力量，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撼动力量天平。这就不禁让我们质疑它在欧洲的军事政策。

上文我们描述的，维护中间地带的稳定和南方国家的动乱的分别，最能反映苏联的利益。当这个国家仍然无意挑起核战争，仍然大规模依赖西方的经济和技术输血，我们便没有必要怀疑苏联领导人的声明。即便是在入侵阿富汗后，他们采取的路线，依旧表现出维护欧洲和平的迫切愿望。但是，上文的两难问题再次出现了：欧洲的和平是否纵容了苏联在其他地方的侵略？从1979年末开始，这个问题引发的跨大西洋争论成为了北约政策的主旋律。很自然地，欧洲各国绝不希望入侵阿富汗成为干涉波兰的前奏。理所当然地，美国也不希望为了维护欧洲安全危及中东和非洲的新领域。从一些角度看，可以得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即西方盟国内部的政策争端和分歧反而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分工。苏联扩张势头遭到逐渐遏制，和苏联对欧洲事务的担忧，共同阻止了对波兰的入侵。可是，这种模式也暴露出新的危险。

那就是如今，苏联不再把欧洲当做是一个单独的筹码，而是两个。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曾经，西欧是苏联人手中的人质，它在苏联传统的强大力量前显得十分脆弱，这极大地制衡了美国的战略优势。实际上形成了对美国的“反威慑”。美国战略空军眨眼间便能核爆六七个苏联城市，但美国人也该意识到，随后的反击将让他们丢掉大半个西欧：苏联的陆军力量差不多能制衡美国的空军。今天情况则远不同。考虑到冷战两极相互摧毁的能力，可以肯定，今天苏联已不再需要挟持西欧。不过它并没有意愿放弃地缘和长期军事建设带来的优势。苏联为弥补劣势的努力，今天为其力量锦上添花，而西欧则为此面临严峻的威胁。同时，大西洋两岸盟国的威慑政策正逐渐失去效力，它的价值受到质疑。有了这些条件，苏联人的第一个筹码拥有了巨大的价值。

它还有第二个筹码。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东欧就牢牢掌握在苏联手中，它的命运正像西方领导人想象的：筹码一旦离开赌局，就失去了价值。但苏联在东部的霸权正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尤其是在波兰，这表明如今东欧国家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为了改善国内生活，它们正追求完全的自由，这是过去我们很难见到的。苏联正加速着这种变化，无论是有意还是不得已。

当年苏联曾残酷地掠夺了东欧，今天却大规模扶持它们的经济。苏联过去常被指责试图将西欧“芬兰化”（无论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但实际上，应该说东欧已经被西方“芬兰化”了。这过程时好时坏，存在着强烈的反差，既有在波兰的局部成功，也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可怕失败。无论怎样，苏联拒绝干涉波兰，已经造成了东欧局势的实质性变化。把苏联比作奥斯曼帝国，而不是芬兰，在今后看起来会更贴切。因为如今西方国家的目标正转变为将苏联“奥斯曼化”。苏联当然能打下波兰。控制了苏维埃政权的斯大林主义遗毒固然邪恶，但不傻。苏联人能感知到局势正出现实质性变化，并且只在局势对他们有利时才会采取适当措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东欧如今也成为了苏联的筹码。无论是谁，但凡重视最基本的人权，重视哪怕一点点为维护欧洲文明团结所做的尝试，都应该努力去保卫和增加现有的微薄成果（指上文中的“奥斯曼化”——译注）。不过也要看到，1980-1981年的波兰事件毫无疑问将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蓝图上的一大失败，它将逼迫苏联领导人打出新的政治王牌。

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地看待苏联在欧洲的两张筹码。归根到底，西欧被动地成了苏联的安全保障。攻击欧洲引发的难以承受的风险——尽管在不断减小——几乎必然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苏联的军事优势目前还不能构成直接威胁，欧洲也享有大范围的安全。即便如此，苏联人还是扩大了从其地位中获得的优势。我们以1979-1981年苏联逐步部署SS-20导弹为例，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不用怀疑，这些武器一方面是用来精确覆盖从西西里到冰岛的所有盟国军事驻地。在核交战中，苏联的攻击将迅速而具有毁灭性，最大限度减少本土的损失。但我们能不能假设苏联在轰击敌人的同时，保证自己不受到惨重伤亡？恐怕不行。所以，部署SS-20既不会提高战争风险，也不会危及欧洲安全。但另一方面，部署“佩刀”和其他类似的举措肯定会影响欧洲安全的整体架构。短时间内，为了遏制华约巨大的数量优势，西方就将面临逐步升级的核风险。随着苏联核武力的逐渐增强，风险越发难以预见，一个星期之内西方就将完全失去对它的控制。这一天即将到来：西方列强无法再通过升级核风险来反制强大的常规武力优势，因为它们自己也会被核危机的前景瘫痪。因此，SS-20和其他武器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为华约组织的强大军队提供掩护。一场战争的威胁在今天比什么都管用，哪怕是有限的、非核的战争，也将吓退西方干预苏联全球行动的企图。这样，苏联今后将拓展这种被动的安全保障，为自己换取对外政策的更大自由。

同样应该看到的是，虽然对西方的经济依赖遏制了苏联的政策，但苏联的军事实力还是让它的经济有了保障。过去我们曾用经济上的让步换取苏联在军事上的让步。九国（指1973-1981年的欧共体九国——译注）在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最初的谈判中，就这种做法进行协商。协商无疾而终，部分原因是美国人的反对。无论如何，难点在于：长期以来，经济援助的好处要经过长久时间才能显露，而安全让步和军控需要马上做出，避免谈判受阻或被科技进步取代，就像我们在维也纳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中欧裁军谈判中看到的那样。今天，想要达成西方经济实力和东方军事实力的任何这种平衡，都是不可能的。就今天的局面来看，苏联对西方经济成就日益增长的需求可能会被西方确保苏联不动用武力的需要抵消。换句话说，苏联维持着的战时经济让它能勒索到在和平时期必要的援助。就算这种悲观的预测不成立，我们也必须承认，无论西方经济实力最近在波兰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未来它作为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都将下降。

上文的论述让我们需要考察苏联的第二张筹码。无论苏联的军事力量有多么惊人，它都不太可能降临到西欧头上。相反，东欧倒是真的可能挨揍。这不是没有先例，西方对波兰危机的尖锐反应极其清晰地表现出一种集体焦虑。苏联的大演习极为有效地刺激了西方对波兰的援助，就像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翌日，欧共体就急急忙忙和南斯拉夫达成了迁延近十年的条约。这当然不是苏联有意为之，但这表现出东欧究竟被苏联绑架到何种程度。从一个基本角度看，西方既希望保住在东欧达成的任何一点进展，又希望缓和的原则继续应用于整个欧洲。这两者大大减少了苏联在行动时——例如入侵阿富汗——可能遭受的报复。这就是莫斯科第二张筹码的妙用。

这两张筹码间的互相联系，驱使着我们进一步考察苏联一边维稳欧洲，一边全球扩张的分别。欧洲人自欺欺人，觉得无论外界如何风狂雨骤，至少欧洲内部的局势是平和且可以预测的。但世道在变化。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政治局成员、苏共高层人物，于1981年夏出访波恩。在接受西德政府成员接待的间隙，他还不忘向社民党等西德政府和盟国的反对派发表讲话。一位美国官员打断了他和波兰政府成员的谈话，同时鼓动那些团结工会的极端支持者，不用怀疑苏联领导人会怎么想：很简单，决不能让他肆意妄为。西方正商量着如何增强自己的防御，波诺马廖夫此时的行动隐约折射出苏联的深层观点。西方集团部署最新导弹，很明显是由于失心疯，很可能把世界带入一场浩劫……相反，苏联为了建设国防，在超过一年的时间里，每星期部署一枚多弹头导弹，是完全正当的！换句话说，苏联试图利用公共舆论说服西欧，接受它在整个大陆的军事主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呼吁将稳定作为其主张的合法性的标准。稳定当然存在，但必须要基于苏联的霸权。

欧洲若敢接受这些条件，欧洲的架构将失衡，它的未来也无法预料。举个例子，谁能说得清南斯拉夫将来几年命运如何？从更大的视角看，苏联在欧洲讨价还价的条件一旦巩固，它很快便能让东欧重回掌控。甚至，欧洲各国将被迫动用经济潜力，只为在苏联的军力前买一份平安。这些都是已经出现的问题，并导向一个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在按照自己的条件确保欧洲的稳定后，苏联将能够随心所欲地在世界各地“秀肌肉”。目前，盟国可靠的军事潜力和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尚可以遏制苏联的野心。但除非欧洲人抵制苏联强加的意图，只接受其中有利于稳定的部分，否则这场较量将难以为继。

如上所述，自1973年以来，苏联四面出击，企图改变全球力量均势，巩固它的意识形态可靠盟友，并为它们提供天量的援助。将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和南北对话“军事化”，反映出苏联对政治影响力的渴望，这既表现了它的实力，也暴露了它的弱点。但这一切建立于一个基本观点上，即，在政府的意识形态束缚和国家的脆弱经济面前，苏联的缓和政策不可持续。1978年《共产党人》发表的文章反映了1954年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争论带来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前景黯淡。我们看不出苏联经济有恢复的迹象，也不知道它要如何与西方系统性的全球霸权对抗。无论是潜伏在苏联社会的大量异见分子，还是来自东欧国家或中国的公开挑战，都不能改变苏联保卫列宁遗产的决心，反而将之强化。更有甚者，这些卫士坚信全世界都是自己的敌人。中国与美国、西欧和日本交好，对他们来说更是铁一般的事实，即世界上五大强权中的四个，已经结成了反苏联合阵线。这些力量中心各自身怀绝技：日本有着经济和科技实力，中国有它的意识形态和巨量的人口，西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潜力同样不容小觑。以及美国，尽管它常常让第三世界担忧和反感，尽管它的政策阴晴不定，无论是威胁还是承诺都不可信，但它的力量如此强大，对苏联满怀敌意，将长久的成为苏联的主要对手。最重要的是，苏联领导人应该意识到，政权的根基正随着力量的增长遭到腐蚀：他们和他们的后任都不可能听之任之。最后，去殖民化带来的最初的经验，显示出英国和法国这些国家恒久的价值观和稳定的根基（至于这个论调是否正确，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而正是那些因为意识到人民的不满，开始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导致了激烈和持久的斗争。西方国家可以一起将苏维埃帝国“奥斯曼化”，应该预料到它将为生存而挣扎，就像波兰所做的那样。但苏联终归不是波兰，它是一个超级大国，面对外界威胁时十分安全。苏联坚持的一种微妙的意识形态分析，让它相信，自己在多个力量中心前遭受的惨重失败可以在其他地方找补回来。事实上，苏联越来越倾向于运用军队——它的政策工具，在维护全球地位的同时，撼动东西方未来几年的力量对比。

然而，这不代表一切都太平了，毫无疑问地，西方领导人将面对系统性的、将来无法控制的难题。没人知道他们奉行的，在现有的状况下，平衡欧洲军事力量对比的政策是否正确（不过这不是重点），究竟要把军事发展到何种程度才能抗衡苏联。但总的来说，只有对苏联地位、苏联领导人行为模式和苏联政策（经济和社会虚弱不堪，全凭军事力量在世界张牙舞爪）的完善分析，才能在未来的几年，在维持中央地带的和平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冲突造成的两难问题中，让西方克制住互相的争吵，让世界不至于向两大强权的谋划完全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