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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是死神。我死去——又醒了。是的，死是觉醒。”这想法忽然在他心灵中明朗起来了，先前遮蔽着未知物的幕，现在，在他心灵的幻境中揭开了。他似乎觉得，先前他身上受束缚的力量得到了解放，觉得身上一直有一种奇怪的轻飘之感。

从那天开始，安德烈公爵随着从睡梦中觉醒，也开始从生命中觉醒了。他觉得，从生活中觉醒（比起生命的长度）并不比睡梦中觉醒（比起睡梦的长度）来得缓慢。

——《战争与和平》【1】

·三色和十字：俄罗斯国家信仰象征

早露是一个相当“形象化”的干员，这个角色身上包含了相当多的俄罗斯要素；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个干员可以理解为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具象化。毛毡帽及衣服上数次出现的双头鹰不提（详情请参照阵营设定浅析·乌萨斯），如果仔细留意过她的立绘，会发现她的双眼是红蓝两种不同的颜色；包括其服装，也是在白色基调上融合了红蓝两色的装饰物。稍微对俄罗斯略知一二的读者或许能够发现，上述配色规则实际上与俄罗斯国旗的颜色是吻合的。

通俗的解释中，俄罗斯国旗上的白、蓝、红三色有着不同的含义：白色代表冰雪覆盖的寒带，象征无限自由；蓝色代表亚寒带，是俄罗斯充盈丰富自然资源的体现；红色则代表温带，象征着俄罗斯人民在为数不多的温带地区为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而干员早露胸口领带上的X形装饰，似乎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考虑到干员本身融合了相当多的俄罗斯国家特征，早露领带上的X形装饰应为“圣安德烈十字”（Saint Andrew's Cross）。

安德烈（Andrew the Apostle）为基督十二门徒之一，是另一位使徒彼得（Peter）的弟弟，最初和哥哥以出海捕鱼为业。和其他门徒不同，安德烈是耶稣众信徒中最平凡、最默默无闻的一个，在其传教生涯中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事迹；有关安德烈最著名的典故，是其在希腊传教被钉死在叉形十字架的结局。据说安德烈认为自己不配与主相提并论，因此并未被钉死在正十字架上，而是被钉在X形的斜十字架上，连续四天向往来的行人传教布道，最后拒绝民众释放他的请求，魂归天堂。

由于圣安德烈曾经打渔为生，在其受难升天之后，人们将其视为渔民的守护者；由此也衍生出“海军保护神”的权能。传说圣安德烈曾经航海到巴尔干和黑海地区传教，因此斯拉夫地区自基辅罗斯时期就存在对圣安德烈的崇拜，被视为是斯拉夫人的守护者；鉴于圣安德烈本身也是东正教大加推崇的圣徒，与其有关的符号要素成为俄罗斯传统信仰中的重要存在也不足为奇。但是，干员早露服饰中的白蓝红三色和圣安德烈十字的结合，则涉及到俄罗斯旗帜的演变。

俄国历史上带有宣示主权意义的“旗帜”（знамя）可以追溯到14世纪。1380年，当时的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1350-1389，即著名的“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德米特里·顿斯科伊”，意为“顿河的德米特里”）召集了多达15万的罗斯人军队以对抗残暴腐朽的金帐汗国。德米特里的军队渡过顿河，在库里科夫原野（Куликовскоеполе）与鞑靼人交战，是为库里科夫战役。当时，德米特里使用一面绘有耶稣基督头像的暗红色旗帜作为部队的标志，在惨烈厮杀后最终击溃了鞑靼军队——一般认为，这时候莫斯科公国的暗红基督旗，就是俄罗斯最早的旗帜；

15世纪，随着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和东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帝国境内的东正教逐渐衰微；与此同时，斯拉夫地区的东正教信仰蓬勃发展。1472年，伊凡三世（Иван III Васильевич，1440-1505）迎娶东罗马帝国的索菲娅·帕列奥罗格公主（Софья Фоминична Палеолог，1455-1503），成为东罗马帝国名义上的正统继承人；1489年，东正教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批准了俄罗斯正教会的升格，将其正式发展为莫斯科牧首辖区。随着索菲娅公主带来的“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观念的盛行和莫斯科大公国的日益强盛，俄罗斯东正教以“第三罗马帝国国家教会”的身份成为东正教会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拥有近乎绝对的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将各类圣徒显灵事迹托在圣安德烈这位渔民的守护者身上，使其不单只是东正教信奉的圣徒，更是一跃成为俄罗斯的国家守护神。

1693年，沙皇彼得一世在乘坐桨船军舰视察白海时，在其座舰上首次悬挂了白蓝红三色旗——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白蓝红三色旗的记载。1696年攻克亚速后，彼得一世建立起俄国自己的近代化军事舰队。1699年，彼得一世又在原有的三色军舰旗基础上加上了圣安德烈十字的纹样，意在获得圣安德烈的保佑，同时强调俄国海军及领海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尽管在那之后，俄罗斯国旗的颜色经历多次更改，但三色横条纹的基本样式得到了保留。2007年12月27日，俄罗斯联邦正式将源自彼得一世时期的白蓝红三色旗定为俄联邦国旗；原同样出自彼得一世之手的圣安得烈十字旗也并未被遗忘，而是作为海军舰旗被保留了下来。尽管如今的国旗样式已与彼得一世时期的设计样式不尽相同，但圣安德烈十字和白蓝红分别在海军旗帜和国旗上得到了保留；这种对二者进行专门化的区分，无疑是在致敬被称为“青铜骑士”的彼得大帝。干员早露造型设计中如此多地强调俄罗斯旗帜要素的演变，其用意自然不言而喻。

·白熊、抛投器、海战：极北帝国的海洋大业

在早露的大衣下摆处，有“полярные”、“U. Maritimus”、“Chordata”、“Mammalia”、“Carnivora ”、“Ursidae”和“URSUS”的字样；

这些文字实际上很明确地指出了早露的生物原型：“U. Maritimus”为北极熊的拉丁文学名，“URSUS”既指乌萨斯，在现实中又有“熊属”的含义；下面四行拉丁文对应北极熊的生物分类“脊索动物门”、“哺乳动物纲”、“食肉目”和“熊科”；最上面的俄文“полярные”意为“极地、极境”，配合其上的王冠图样，对应北极熊既是北极圈内最大的掠食者、又是世界上最大陆地食肉动物的双重属性。

鉴于固有印象的影响，很多人都将俄罗斯称作“毛熊”，认为北极熊是俄罗斯的国兽。实际上，俄罗斯并未以法律文本形式确立国兽，通俗说法认为鹰和北极熊都是俄罗斯的代表动物；现今俄罗斯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是此党成员）的党徽，就是三色旗下一头漫步的北极熊；

正是因为原型动物是北极熊的原因，很多玩家在干员早露正式实装前，都将其手上的武器看作是捕鲸枪。虽然形状上确实相似，但实装后的干员档案表明，这实际上是一种攻城武器；

早露使用的武器，严格意义来说并不是武器，至少不是应该由人使用的武器。
事实上它原本是一种小规格的攻城器械，在城与城之间的跳帮战中会频繁被使用到，更大型的规格甚至可以用来固定双方之间的距离。（晋升记录）

考虑到泰拉世界的城邦皆为可移动式的舰船形式，这里提到的“小规格攻城器械”自然不能和现实世界中的攻城装备相提并论；严格地说，这类器械的专业名称应该是“抛投器”。档案中提到的“跳帮战”，实际上将这种器械与现实中常见的抛投器区分开来；从一定程度上说，干员早露的武器确实参照了捕鲸枪的设计，因为这是为数不多能够针对高吨位级目标使用的特殊抛投器。

抛投器是一类具有类似作用的装备器械的统称，是以压缩空气或火药作为动力，向指定目标抛射绳索或辅助救生设备的特殊发射装置。这么说可能显得有些复杂，但下面这个例子想必很多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

没错，蝙蝠侠的招牌装备蝙蝠钩爪枪就是抛投器的一种。抛投器可以根据功能分为很多种，钩爪枪属于带有固定或抓取作用的锚钩发射器（射锚枪/锚钩枪），此外还有单独射出绳索的绳索抛投器（射绳枪/抛绳器）、以及将救生圈等救生设备发射出去的救生抛投器。一般来说，只要是能放射出绳索并能够将其拉回的器械，都可以算在抛投器的范畴之内；不过早露的这把比较特殊，主要与其原本的用处——“跳帮战攻城器械”有关。

所谓“跳帮”，也称作接舷战，是过去中古时代常见的一种海战形式。在海上远程阻击手段不发达的年代，海上战斗主要是依靠两舰相互追逐之后由船员进行近身战斗。两艘舰船船舷相接时，进攻一方的水手和士兵会跳上对方的甲板攻击对方船员，这种作战方式就是“跳帮”。一般情况下，跳帮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反抗力量、俘虏战船，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将对方船只凿沉；

随着科技的进步，帆船时代的很多船只都开始配备了远程攻击的枪炮武器。但限于早期远程武器射程威力均存在一定的限制，加上航行过程中往往因颠簸、海潮等原因难以实现有效瞄准，因此即使是在火器普及后，跳帮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海战的主流战术——这一情况直到1588年英西战争中的格拉沃利讷海战（Battle of Gravelines）才得到改变。当时，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II de España，1527-1598）组建著名的“无敌舰队”，威胁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但无敌舰队在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1540-1596）率领的英国舰队攻势下溃败，最终惨败而归。这场海战改变了以往以跳帮战术为主导的局面，面对大规模的舰队，海军不再采用接舷战术，而是以击沉战舰、最大限度削减敌方有生战斗力为第一要旨。

实际上，如果结合方舟内移动城邦的设定，就不难理解早露武器的原本用途：移动城邦是一种建造在可移动设备上的城市，本质上可以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船舶”；受到泰拉世界当前军事科技及战术发展的限制，移动城邦之间战争的主要形式仍然是以冲撞相接的接舷战为主（参考主线剧情塔露拉的手段）。在这种大前提下，单兵战力想要快速接近地方城邦，就可能会使用到这种特殊攻城器械——至于具体是拖过来还是制造攀爬的通路，则要结合武器特质及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地主式”的道德与怜悯

“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但）俄国人民不应该向托尔斯泰学习如何求得美好生活，而应该向托尔斯泰所没有了解其意义的那个阶级学习，向唯一能够摧毁托尔斯泰所憎恶的旧世界的那个阶级学习。”

——列宁【2】

之前的活动“乌萨斯的孩子们”剧情“表里不一”中，有数名贵族学生登场。这些贵族学生与早露之间的对话与争论，都映射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贵族的真实状况；包括他们争吵的身份、地位、宴会，也与俄国贵族之间的差异和地位高低有关——这一点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中有着极为生动形象的描写；而早露的身份、以及其家族势力的原型，就来源于这部长篇小说。

在“表里不一”剧情中，玩家从其他几名贵族学生口中可以得知早露的真实身份：娜塔莉娅·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罗斯托夫家族的爵位继承者；她真名中的三个部分——“娜塔莉娅”、“安德烈耶维奇”和“罗斯托夫”，在《战争与和平》中都有对应的原型。

《战争与和平》中出现了四大家族（落魄的德鲁贝茨科伊家族一般不算在内），这四个显赫家族分别是博尔孔斯基（Bolkonsky）、别祖霍夫（Bezukhov）、罗斯托夫（Rostov）和库拉金（Kuragin）。四个家族分别代表了当时俄国上层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立场风貌：保尔康斯基是旧式军事贵族，爱国之心甚于其他几家；别祖霍夫是最为富裕的贵族，但着墨不多，一般认为象征具有爱国思想的资产阶级贵族；罗斯托夫是被美化过的庄园贵族，属于俄国贵族中最为常见的一类，被托尔斯泰描写为温情动人、最为真挚热情的一类；最令人厌恶的库拉金则代表远离广大群众的宫廷贵族，没有爱国之心和责任感，眼中只有升官发财和争权夺利，是弄臣、权臣的象征。

小说中“罗斯托夫”这个姓氏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0世纪时位于伏尔加河和克利亚济马河之间一个被称为罗斯托夫-苏兹达尔（Rostov-Suzdal）的罗斯公国。在10世纪时期，罗斯托夫（今天的大罗斯托夫市）是这个公国的首都，为泛罗斯地区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1125年，当时被父亲委任为苏兹达尔大公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Ю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1099/1100-1157）因与罗斯托夫当地贵族不睦而一举迁都，将公国首都迁往苏兹达尔（Суздаль），但这并未改变罗斯托夫这座城市的地位。在接下来的13-15世纪，罗斯托夫仍是公国内最重要的城市；

1474年，莫斯科大公国的伊凡三世吞并雅罗斯拉夫公国和罗斯托夫公国，罗斯托夫也成为了莫斯科大公国的领地。从这时起，罗斯托夫成为重要的宗教中心，城市内商业到了蓬勃发展，到16世纪后期已发展为俄罗斯规模最大、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大都市，是俄罗斯与白海间最为重要的商埠。如今，这个地方被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州所管辖，被俄罗斯人称为“大罗斯托夫”（Rostov-Veliky）以与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州区分开来；同时，“伟大的”这一前缀也可以看出这座城市在俄罗斯民族心目中的地位。

如果从角色的性格特质来分析，早露名称中的“罗斯托夫”应该对应了《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伯爵长子尼古拉·罗斯托夫的部分特征，对应了尼古拉性格中“天真”的部分。作为书中的男主角之一，尼古拉是一个软弱善良的爱国者，一心想要参军报效祖国，但不擅于经营庄园资产，甚至因他人的教唆而赌博破产，最终没有与相恋已久的表妹索尼娅（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结合，辜负后者终生；不过，尼古拉最终娶了博尔孔斯基家族的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博尔孔斯卡娅小公爵夫人），成长为一个努力经营庄园农场、体恤农奴、正直坚定的庄园主，算是有个好结局；

另一方面，早露名字中“娜塔莉娅”的部分，实际上也与“罗斯托夫”的姓氏有关：小说中罗斯托夫家族的大家长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伯爵的妻子，其名字就叫“娜塔莉娅”；作为小说女主角之一的娜塔莎（罗斯托夫伯爵次女）继承了母亲的名称，全名为“娜塔莉娅·伊利尼奇娜·罗斯托娃”。就这一点来看，干员早露的人物性格方面，部分继承了《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莉娅·伊利尼奇娜·罗斯托娃。

娜塔莎是小说的女主角之一，被托尔斯泰赋予了“生命”和“幸福”的涵义；但是，这一角色的性格特征相当复杂，在小说中甚至有过重大的转变。孩提时代的娜塔莎与表兄相爱，以一种戏言的方式彼此起誓；成年后，热烈奔放、聪颖美丽的娜塔莎与安德烈公爵互相爱慕、订立婚约，却在未婚夫安德烈出国后难耐寂寞，被花花公子阿纳托利·库拉金（瓦西里·库拉金公爵的次子）所诱惑，甚至意欲与阿纳托利私奔，所幸被娜塔莎的亲人们所劝阻；

领悟到自己行为是对未婚夫的背叛，娜塔莎追悔莫及，不再以华丽的衣衫粉饰自己，而是穿着遮蔽美貌的黑衣，日复一日在教堂忏悔自己的罪过。后来，俄军被拿破仑连连击败，不得不放弃莫斯科、实施焦土政策，娜塔莎毅然帮助伤病员撤退，偶遇在战争中被炮弹重伤的未婚夫安德烈，在安德烈面前忏悔自己的过失，得到了爱人的原谅。经此事之后，娜塔莎勇敢地转变，从一个热情奔放但却没有恒定爱情观的天真少女成长为全心全意投入家庭的女性，与别祖霍夫家的皮埃尔（彼得·基里洛维奇·别祖霍夫伯爵，老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结婚，成为与丈夫心意相通、拥有共同信念的好妻子。

从早露的性格特点来看，彼得海姆的灾难让其认识到贵族（包括自己）的虚伪，以大局为名放任贵族学生肆意妄为的举措实为罪恶，这使得她猛然意识到自己成为了其他作恶贵族的帮凶、甚至是主使。良心的谴责以及原有观念的动摇使娜塔莉娅开始重新塑造自己，开始从事以往贵族永远不会从事的工作、与贵族不屑与之为伍的人结交，开始以“早露”的身份重新开始——可以说，早露从娜塔莎身上继承的并不只“娜塔莉娅”之名，还包括娜塔莎性格经历中有关“蜕变”的部分。

至于早露的中名“安德烈耶维奇”，就稍微复杂一些。《战争与和平》中只有一位名叫“安德烈耶维奇”（Andreyevich）的男性角色，就是罗斯托夫家的老伯爵——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博尔孔斯基家的老公爵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博尔孔斯基中名为“Andreich”，小说男主角之一、博尔孔斯基家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则是“Andrei”。但是，如果从性格特征和人物形象来说，最切近早露这一角色的应该是安德烈·博尔孔斯基（下文简称“安德烈”）。

安德烈这一角色初登场于《战争与和平》第一部第三节，书中介绍其“是身材不高而极漂亮的年轻人，具有明确而冷静的面貌”【1】，有着孤傲正直、忠贞爱国、温柔善良、刚正不阿的性格，为俄国贵族中少见的有思想有追求的新生代政治中坚力量。在拿破仑远征俄国时，安德烈怀着保家卫国之心来到前线，成为“狡猾的北方狐狸”（拿破仑评价）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Mikhail Illarionovich Kutuzov，1745-1813，真实历史人物）的副官；

但是，安德烈所属的俄军在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三皇会战”）中战败，安德烈独自扛起军旗冲入敌阵，身负重伤而倒下，被拿破仑所救。重伤的安德烈认为自己的自信心、名誉都被残酷的战争所击碎；当其回到故乡后又遭遇妻子产下一子后去世，更加心灰意冷，决心终老于领地。直到1809年的春天因事务拜访罗斯托夫伯爵家后，对伯爵之女娜塔莎（娜塔莉娅·伊利尼奇娜·罗斯托娃伯爵小姐）产生爱慕之心，二人缔结婚约。随后，安德烈重返军队，约定与娜塔莎一年后完婚，却不想生性活泼热烈的娜塔莎难耐独处一年的寂寞，在宴会上被库拉金家的花花公子阿纳托利所诱骗，二人意欲私奔，因而解除了婚约；

深受打击的安德烈决心重返行伍、一心参战。1812年，拿破仑军队卷土重来，在俄法两国的交战（俄法卫国战争）中，安德烈又受重伤，随俄军从莫斯科撤出。恰逢罗斯托夫家在莫斯科帮助运送伤兵，安德烈阴差阳错地与曾经深爱的娜塔莎重逢。娜塔莎无微不至地照料伤重的安德烈，向曾经的爱人忏悔自己年少无知的罪行，被始终深爱娜塔莎的安德烈原谅。“我比从前更加爱你了”【1】，安德烈在宽恕娜塔莎后，向其重抒自己始终未能熄灭、已然带有一丝神性色彩的爱恋之火后，如同那位与其同名的圣徒一般迎来了人生的终结，在安宁与幸福中离世。

安德烈是一个典型的正面形象，他与小说的另一主要角色皮埃尔一起，被托尔斯泰赋予了“心灵美”的特质。与性格矛盾软弱、摇摆不定的皮埃尔不同，安德烈身上有着博尔孔斯基家族代代相传的正直、爱国与孤傲，他性格坚定，有自己的追求，对国家和社会有独特的出于现实主义的评判；在爱情破碎之后，安德烈能够重新振作，以坚强的理智之心重新投身战场，最后如愿以偿献身为国、死得其所，在去世的刹那领悟到人生的觉醒，在悲剧的生命中超脱，回归到主的荣光。

博士，你能明白吗，虽然我可以说我是受害者，但我知道，在某个时刻，我也曾经沉溺其中，我在某个时刻，不自觉地站在加害者的那一边，我是......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信赖提升后交谈2）

“自那天开始，安德烈公爵在睡醒的同时，也从人的一生中醒来。他觉得人生的觉醒对人的一生来说，并不比一觉醒来，显得更漫长。”【1】从安德烈身上，早露继承了“激情”：从以往的贵族生活中惊醒，早露开始反思自己、反思自身所处的阶级，新的想法开始孕育——与凛冬一行人的相处、为罗德岛内务尽一份力、乃至主动要求上前线作战，正是这种“激情”的体现；而在某种意义上，安德烈人生最后的“觉醒”、在生命之路走到尽头的刹那对一切的放下和解脱，似乎也暗喻了早露最后的结局。

虽然早露的名字中蕴含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赋予三位角色的深厚寓意，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上述三位《战争与和平》中的主要角色，在全书中一直保持着“贵族”的身份，并未出现阶级身份和思想立场的根本性（或者说颠覆性）变化——这既是本条目引用内容中列宁那段话的深意，也是托尔斯泰被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的原因：托尔斯泰在一系列作品中深刻描绘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各种残酷黑暗现实，对中下层人民的遭遇寄以无尽的同情；但托翁囿于其所处阶级的限制，无法找寻到根本的解决措施，不能破除贵族利益的壁障、给出根除人民苦痛的灼见真知——他将国家的出路和未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认为代表先进力量的贵族身上，对占据社会大多数的民众的力量怀有半信半疑的态度，这导致他只能如“镜子”一般映射出社会的真实、而不能破壁寻得根本的解决途径；

另一方面，托尔斯泰本人是虔诚的教徒，这导致宗教思想和宿命论是其作品中最为常见的旋律基调，与其希望解决国家社会中存在问题的初衷又产生了矛盾对立。诚然，托尔斯泰对他的祖国怀有深沉的热爱，对祖国母亲的人民怀有悲悯的同情心，但深入其心的宗教观念又让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无法以任何方式去抗争、去砸碎命运施加给人的枷锁。这种矛盾性和妥协性象征了一种“托尔斯泰式”的保守主义，列宁将其形象地概括为“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身；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饼子”【2】。一方面，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视角再现了19世纪后期俄国社会的苦难；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以一种“非暴力”的宗教手段去抵御邪恶——这并不能说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19世纪末期俄国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斗争的集中体现，是一类被称为“具有良心的进步贵族”的群体的共性。

“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耽于幻想、缺乏政治素养、革命意志不坚定这种不成熟性”【2】，这一点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无关人格、无关个人涵养，这是阶级固化后形成的一种透明的厚壁障。壁障这边有良知的上流人士可以看到壁障彼端的痛苦与黑暗，但即便是再多的自省和修身，也无法打破屏障、让他们接触到真实的另一个世界；

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都请交给我试一试吧，没事的，经历了那样的事情后，对我来说，所谓贵族的体面，已经最无所谓的东西了。我现在只是和凛冬她们一样，受到保护的普通学生而已。（交谈2）

幸运的是，干员早露在彼得海姆的混沌灾难中惊醒，越过阶级的壁障、离开贵族的“舒适区”，以超出阶级利益和立场的方式进行思考；只是目前的她还尚未成熟，对阶级的“背叛”和对未来的迷茫仍然在她身上纠缠萦绕，未来的道路到底要如何走下去，目前还存在着很多的变数。

——不过，加入到乌萨斯学生自治团、以及早露性格中的某些特质，似乎在一片昏暗混沌之中隐隐指出了一个尚未设想的可能性。

·克格勃之父：尚未觉醒的理想主义的可能性

“青年们！如果你们正在考虑如何生活，决定你们一生要向什么人学习，我毫不犹豫地对你们说：你们一生要学习捷尔任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

有关自己该做的事，有关未来，有关我自己，我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想得越多，不明白的就越多。不过，我还年轻，我还有思考的时间，是这样吧，博士？（精英化晋升2）

对于早露而言，十几岁的年龄尚且还属于非常年轻的阶段。一般处于这个阶段的人，要么还处于懵懂期，要么还是心智未开的孩；但在混乱的末世，孩子并没有特权，动荡与暴乱逼着他们长大，在美好的年龄不得不思考黑暗沉重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娜塔莉娅·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这位罗斯托夫家族的继承人，选择了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开始尝试为了更多人而战——这并非为辅助剧情而随意设置的情节，而是与一位现实人物密切相关；与凛冬、真理，乃至乌萨斯学生自治团一样，早露的现实原型同样与曾经在风霜中站起来的红色传说有关，是那个曾经的辉煌中不掺任何杂质、最为纯粹的存在——“红色骑士”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1926）。

血统纯正的没落贵族小姐。（早露 档案资料一）

捷尔任斯基出生于沙俄治下的维尔纽斯省奥什米扬县（位于今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州），是捷尔任诺沃家族庄园（Dzerzhinovo family estate）一个有九个孩子的波兰裔贵族地主知识分子家庭的一员。他的家族是波兰的“什拉赫塔”（szlachta）——更通俗的翻译是“众议院贵族”。所谓“什拉赫塔”，狭义上指波兰王国、立陶宛大公国乃至两国于1569年合并为波兰立陶宛联邦以后的贵族阶级，广义上则还包括了泛波兰化的地区，如普鲁士公国、罗塞尼亚（今天的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的贵族。虽然什拉赫塔有着高贵的出身和地位，但并非所有什拉赫塔都有富甲一方的优渥生活条件——什拉赫塔之间的贫富差距极大，富可敌国的大贵族只占少数，大部分什拉赫塔在18世纪中期就已和普通人并无二致，需要自力更生养活自己，不少中小贵族以出租家产、侍奉大贵族为生，有的甚至要像农民一样开垦田地、自给自足。这一部分什拉赫塔虽然还保留着贵族血统、家族徽章以及法律地位，但实际上已然没落到与地主无异。

捷尔任斯基就出身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属于贵族与平民之间“中不溜”的那一部分，比上不余、比下有足；虽然没有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但至少能让捷尔任斯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一个优良的成长环境：他的祖父是大学教授，父亲则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曾经担任过中学的物理兼数学老师。孩提时期的捷尔任斯基梦想成为一名天主教牧师，与生俱来的才能让他很快掌握了波兰语、俄语、意第绪语和拉丁语这4种语言。1877年，捷尔任斯基进入维尔纽斯第一中学（维尔纽斯俄语文理中学），在这里接受了8年的中等教育。在这里，捷尔任斯基以勤奋刻苦而出名，一位大他10岁的学长在40多年后回忆道，“少年时代的捷尔任斯基高高瘦瘦、态度严肃，脸上永远面无表情，像个苦行僧。他是个机敏谦逊的好学生，从来不懂如何说谎。这将在后来的历史中显露无疑”【3】——这位学长，就是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1935），日后的波兰元帅和独裁者、红军的劲敌；

在维尔纽斯第一中学就读期间，年轻的捷尔任斯基倾心于反抗沙皇俄国统治的秘密集会活动中。但与那位坚守民族主义立场的学长毕苏斯基不同，捷尔任斯基更倾向于基于阶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1895年，捷尔任斯基加入到德国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领导的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简称SDKP），为此没能拿到第一中学的毕业证书；次年，他又加入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Lithuan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简称LSDP），成为该党资历最老的15名党员之一；

1897年，捷尔任斯基在考纳斯（Kaunas，现在是立陶宛第二大城市）组织制鞋工人罢工时被警察逮捕，当局判处其3年苦役，不过捷尔任斯基在两年后就从服刑地溜了回来，主持领导了被沙皇政府严重破坏的SDKP和LSDP的合并重组，并将合并后的新党命名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haldemocracja Królestwa Polskiego i Litwy，简称SDKPIL）。1900年，捷尔任斯基二进宫，被捕后流放西伯利亚，流放了5年左右；随后，艺高人胆大的捷尔任斯基再次越狱，流亡德国柏林。旅居柏林和瑞士期间，捷尔任斯基与卢森堡等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会面，坚定了其反民族主义的立场。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简称RSDLP，布尔什维克党的前身）发生分裂，捷尔任斯基也在当年7月入狱——不过3个月后就被特赦。作为预定并入RSDLP的SDKPIL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出席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工党于1906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那时初次邂逅了列宁。捷尔任斯基在大会上被选为该党核心成员，随后返回俄国，继续在波兰-立陶宛地区发动罢工、发展成员。

这一时期，捷尔任斯基常常要面对各种险恶情况，被捕入狱成为了一种常态：1906年12月被捕，因此缺席了次年5月RSOLP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被缺席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08年，捷尔任斯基在波兰华沙被捕，一年后越狱逃回波兰；1912年为探望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加尼克（Janek）而不慎暴露身份，前后被结结实实关了整整4年半，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获释。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大部分中坚人物，如列宁、托洛茨基等都还流亡海外，捷尔任斯基因此成为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重要人物。1917年7月，捷尔任斯基奉列宁命令前往彼得格勒筹备武装夺权；同年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正是捷尔任斯基执掌的赤卫队和卫戍部队率先在彼得格勒发动进攻，拉开十月革命的序幕；次日晚上召开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又是由其麾下的兵团担任会议安保工作，足见列宁对这位战友的信任。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社会秩序危机和生产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授意捷尔任斯基组建一个维护秩序、打击反对者和怠工者的组织。1917年12月，人民委员会下令组建“全俄肃清反革命、投机和怠工非常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简称ВЧК），由捷尔任斯基担任主席——这个组织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其俄语缩写被称为“契卡”（Cheka）；当然，它后来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做“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简称“克格勃”（КГБ）。在接到组建肃反委员会的命令后，捷尔任斯基从卫戍兵团、赤卫队和波罗的海水兵中挑选了大概40位指挥官，将一批从仓库中查获的黑色皮夹克交给他们，作为非正式的制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捷尔任斯基被当时的人称作“那个穿皮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往后的70多年里，皮衣成为了“契卡”、乃至“克格勃”留给俄国人的最深刻印象，直到庞大红色政权的土崩瓦解才随之烟消云散。

不过，新生的“契卡”并不能算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甚至在1918年7月5日出现了分裂现象，捷尔任斯基很憋屈地被一支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在一战中缔结和约的800人契卡分队逮捕，位于莫斯科的契卡总部也被捣毁，最后还是托洛茨基调来两个拉脱维亚步枪兵团把这事摆平；同一个月的16号或17号，契卡主持了对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的秘密处决，并将其残骸毁尸灭迹——这成为了契卡处决苏维埃政敌的惯用手法。随着形势的变化，契卡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捷尔任斯基开始以冷酷无情的铁腕手段肃清一切有破坏苏维埃政权嫌疑的政敌；他本人也曾说过“我们代表的就是自我组织的恐怖主义——这话要先说清楚”【4】：根据1918年9月的一份契卡内部通报，前一年全俄一共处决1万到1.5万“阶级异己分子”；乌克兰的契卡在1918年处决的人数有3-5千，截至1921年共处决约2万人——这只是苏联各地契卡执行情况的冰山一角。

尽管捷尔任斯基执行了对人数众多的“异己分子”的处刑，但他并非一个冷血嗜杀的刽子手；恰恰相反，捷尔任斯基还阻止了相当一部分完全无必要的杀戮。在理想主义尚属盛行的那个时期，不少布尔什维克都将红色恐怖手段视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是出于净化革命队伍、维护革命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而不得不采取的强硬措施。随着苏俄内战在1922年落下帷幕，契卡在非常时期的使命宣告完毕，但捷尔任斯基认为政治警察在新生政权中尚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契卡并未解散，而是改名“国家政治保卫局”（Орен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简称ОГПУ，音译“格别乌”），1923年又改称全联盟政治保卫总局（OGPU），拥有随时逮捕和流放“反革命分子”的特权。

无论是工作还是社交场合，都展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成熟。（档案资料一）

事变后加入罗德岛，隶属后勤部门，工作期间风评极佳。现经本人申请，作为狙击干员转入前线。（客观履历）

虽然身为苏维埃政权威名显赫的特务头子、俄共中拥有话语权的大佬，但捷尔任斯基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个单纯的秘密警察头目。他曾经向托洛茨基抱怨“伊里奇（列宁）不认为我是个组织者，不把我看成是个合格的国务活动家”【5】，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办好自己职责内的所有事务。他的本心——或者说他的理想，直到其被任命管理内务方面后才逐渐得以展现：以抓捕人质震慑反动势力的做法，实际上是由列宁提出的，捷尔任斯基仅仅只是执行这一命令；在执行过程中，捷尔任斯基认为“苏维埃不应把那些从事小偷小摸和投机倒把的工人直接送到监狱，而应留在工厂被好人感化；除非从事恐怖和公开的暴力活动，政治犯不再立即枪决”，主张减少契卡的极端肃清处刑；1921年兼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后，捷尔任斯基倡议每个契卡成员捐献工资的1/10用作救济孤儿，收养数以万计的俄国孤儿，将这些孤儿妥善安置在卢比扬卡大楼，为他们提供饭食和住处（“卢比扬卡包吃住”这句话，最开始是不带任何贬义的），使得一战和苏俄内战产生的500万战争孤儿在3年内锐减至25万；1924年捷尔任斯基兼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后，坚定支持此前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垄断和统一定价，并在交通、金属冶炼、机械制造等专业领域重用众多沙俄时代的专家，提出以物质激励手段来鼓励生产创造；他甚至提出“如果把农民的上衣剥掉，我们自己就会没裤子穿”【5】，公然反对蝗虫过境式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特务首脑，而是一个真正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解放更多人而去付诸行动的实干家；

而在早露正式在后勤部门开始工作后，她确实表现得像是，“她在努力让自己变得不像一个贵族”。你可以看得出她还不适应如何放低自己的姿态，但她确实在努力去适应这样的生活。（档案资料四）

迅速融入了罗德岛的生活中，对她来说，身份似乎是最无所谓的东西，在大部分干员看来，她只是一个有礼貌的女孩。（档案资料一）

苏俄早期的很多领导人都有较为优越的家庭条件，捷尔任斯基这种具有纯正血统的贵族尤为突出；但他从未以出身而感到特殊，始终将自己视为平凡革命者的一员——对于真正心怀信仰的理想主义者而言，出身是最无足轻重的事物；这种极端的追求平等、反对特殊化甚至成为了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成为捷尔任斯基最引人侧目的特点。

终其一生，捷尔任斯基从来没有为自己张罗过特殊待遇，起居都待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一直挂着昔日战友——罗莎·卢森堡的画像；他从不看戏、从不享受，生活中永远充斥着工作；他关注同事的身体健康，自己却夜以继日在办公室调查案情。他有着坚毅果断的性格和雷厉风行的行事手段，这种钢铁般的品质甚至显得不近人情：1919年，捷尔任斯基忙中抽空前去拜访自己的姐姐。面对疲惫的弟弟，捷尔任斯基的姐姐专门为他烤了白面饼；但当知道面粉是从黑市上买到之后，捷尔任斯基二话不说，直接将装有面饼的餐盘扔出了窗外——他也因此得了一个“钢铁费力克斯”的绰号；

与捷尔任斯基多有往来的托洛茨基回忆，“（捷尔任斯基）具有内在的诚实品格、热情的个性和易于冲动的天性，且不曾为权力所腐蚀”、“对于交给他的任何一项工作，他都会以一种不顾一切的热情去努力完成，并总是激情满怀、毫不妥协、狂热地维护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它完完全全溶化在他的事业里了”【5】；一起参与十月革命的许多同志认为，“捷尔任斯基生活下去只需要三样东西：工作、面包和清水”。他和列宁、雅可夫·米哈伊诺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1919）共同被视为苏俄初期人们普遍信任的“三巨头”；在他们相继去世后，苏联再也没有出现过工作能力极强、以燃烧生命的魄力不知疲倦地工作、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领导者。

平心而论，捷尔任斯基不属于苏联内部的任何一个派系。和人们印象中与列宁情比金坚的战友情不同，捷尔任斯基和列宁其实有很多意见冲突之处；包括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他一个都不赞同。他那些伟大的的同志们，尽管都不喜欢他，但都不得不尊敬他、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品德高尚、为理想事业奉献终生的战士。1926年的7月20日，饱受肺结核和心脏病折磨的捷尔任斯基发表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讲，猛烈抨击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反对派提出的“快速过渡到计划经济、实施余粮收集制和集体化”的提案，最后因心脏病突发而猝然倒地，结束了年仅49岁的生命。斯大林在听闻他的死讯后感叹其为“一位虔诚的共产主义骑士”【6】；他的葬礼上，无论对他的政见是赞同还是反对，党内主要成员都来为其抬棺送葬，共同见证“钢铁费力克斯”的离去。

对于早露而言，她才刚刚觉醒，对自己将来的选择尚未有一个清晰无比的认知。但是，罗斯托夫家的血脉注定她的一生将不会平凡；跳出贵族身份的囹圄，复活式的觉醒最终将引领她走上理想主义的不归道路，即使是如同飞蛾扑火一般，也在所不辞——一如孤独、清高、圣贤般的老费力克斯。

晴朗的清晨，夜间的水汽凝结在草叶之上，形成晶莹剔透的露珠。这一刻，露水纯净无瑕，几乎是世上最纯粹的事物；但是，须臾之后，朝露就会在旭日之下消逝得无影无踪，甚至不曾留下曾经来过的痕迹——人的生命，其实也是这样。“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在永恒的世界之中，人的一生不过弹指间就会消逝之物；从诞生的瞬间，到烟消云散的刹那，如同转瞬即逝的露水，眨眼间就再也无人知晓此处曾有人来过；

因此，人们在一生中努力寻求自我价值，希望在世间留下自己的印记，不至于在时间的流沙中彻底湮灭——理想主义者则更甚之。继承了尼古拉的“天真”、娜塔莎的“蜕变”、安德烈的“理想”和“觉醒”，娜塔莉娅·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在永无止境的战争和微乎其微的和平之中与过往的自己断席，在痛苦的迷茫之中摸索着未来的道路；

一把裁纸刀。她郑重其事地交给你，但你不知缘由。（信物）

死亡并不能迎来解脱，只有从浸透周身的痛苦中挣扎而起，才能真正超越往昔的自我。远大的理想为这个女孩点燃一盏细微的灯火，尽管微弱，但至少为她注入了一丝信念，为她创造了一丝可能性——尽管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但有些事，知道的越早越有好处。

曾经我天真地以为，如果我想要得到什么，就是可以得到的。现在我已经知道，即使大部分东西确实如此，但有些东西是不行的。那是只靠我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的东西……（交谈1）

因为一场悲剧而痛恨一切，与因为一场喜剧就热爱一切一样，都是片面的——是这样吗？博士，你已经决定好如何对待将要面对的一切了吗？而我又该如何去面对呢？我已经有些搞不清楚了。（晋升后交谈2）

如今，这个女孩舍弃了曾经身为贵族的自我，循着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理想主义的道路，以复活的姿态重新迎接自己的人生。所谓理想，正是因为可望而不可即，才有让人追求的价值，这注定了理想主义既是伟大的，也是悲剧的。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世界中，十年、二十年之后，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的神话终究会被人遗忘，无论是“战友”还是敌人，无人再为苦行者一般的理想主义者流泪——如同破晓之际降于草莽的朝露，终究会如同干涸的泪痕般消逝，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为了理想奉献终生的人曾经来过。

但这就足够了。РОСА，“早露”，这就是她的新生、她的归宿——有些事，只需去信仰，不必去怀疑；至于其他的事，老费力克斯不在乎，这个女孩也不在乎。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I would like my love to envelop all mankind, to warm it and cleanse it of the dirt of modern life…”

——Felix Edmundovich Dzerzhinsky

我想拥抱全人类，向她倾注我的爱，温暖她，洗净她身上现代生活的污垢……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7】

今天也是这片大地上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