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册子（下）：《半岛战国》背后的虚与实
三、小说中涉及的主要战役
计有南宋钓鱼城保卫战，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的碧蹄馆战役、第一次蔚山战役、第二次蔚山战役（从属于明军三路并进攻势）、露梁海战。
历史上的钓鱼城保卫战之概况，大抵已在小说正文中进行了描述，即主将王坚以钓鱼城要塞孤军成功阻击蒙古优势兵力，以投石机击杀大汗蒙哥迫其退兵（金庸先生的小说《神雕侠侣》中，被杨过飞石击死的蒙古大汗其实就是这位历史上战死于钓鱼城的蒙哥，也有说法认为蒙哥是因瘟疫横行病殁于钓鱼城战场而非被投石机打死），间接导致西征途中的蒙古继承人纷纷带兵回师抢夺汗位，正在向非洲进军的蒙古军队，也因大将旭烈兀带精锐主力返回而被埃及马穆鲁克军团击败，苟延残喘的南宋因此延续了二十年国祚，直到蒙古大军绕道襄樊攻克“行在”临安而灭亡南宋，钓鱼城要塞也始终未曾沦陷。小说中关于三十二位钓鱼城宋军守将在开城纳降之后集体自杀殉国的描写，虽然有互联网上的传言可供引用，但笔者自己亦认为不足采信，恐系当代虚构之言，仅仅作为小说的演义情节供一观而已，至少历史上作出了献城投降蒙古这一决策的时任钓鱼城主将王立，就没有在开城时自杀殉国，而是在活到南宋灭亡后还曾被忽必烈汗封为节度使，但直到那时王立仍然试图挽救南宋政权残余，于1301年辞去官职、后被元朝皇帝赐死。关于钓鱼城保卫战的历史，笔者推荐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去看一看央视纪录片《天神折鞭之地——钓鱼城1259》，在详尽全面地展现了钓鱼城保卫战全景纪实的同时，这部纪录片的一大特点，在于多次将摄制期间取景、走访、拍摄等工作画面与编演出来的历史再现镜头进行了自然无缝的衔接，强烈地营造出了一种今昔对比、时空交融、访古绍先的沧桑感，是在其他历史题材纪录片中较为少见的独特表现手法。
碧蹄馆之战也许是整个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最具戏剧性的一战，明、日双方都对敌人产生了严重误判，是在作战预案完全被打乱的情况下意外爆发的一场遭遇战，虽然以作战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评判，明军输掉了这场战斗，但明朝辽东军队官兵在劣势之中所爆发出的临阵指挥能力和惊人战斗力却非常值得称道。碧蹄馆战前的形势大致是：四万援朝明军已经接连光复平壤、开城，但随即在大踏步追击过程中陷入了补给线拉长、粮草不济、疫病横行的窘境，无力全军出动，援朝主帅李如松仅率领本部辽东军五千兵力渡过临津江逼近汉城，关于李如松轻兵前出的作战目的，有说法认为是受到朝鲜人错误情报的影响，以为日军已经畏惧于平壤大败而将主力撤出汉城，试图趁机攻占兵力空虚的汉城，但实际上此时有来自侵朝日军四支军团（一番队小西行长，三番队黑田长政， 六番队小早川隆景，八番队宇喜多秀家，其中小西行长第一军团经历了平壤惨败暂未恢复作战能力）共计四万兵力集结在汉城固守，完全出乎了李如松的预期，以致有了碧蹄馆的意外遭遇战；另有说法则认为李如松并没有轻率到仅凭一则情报就妄图轻取汉城，出兵目的是为了亲自侦察确认汉城之敌的实际情况，但意外在侦察途中遭遇了碧蹄馆优势敌军的重围。日军方面同样出现了严重的战前误判，没有掌握到明军补给短缺的情况，误以为四万明军主力将会全部出动进攻汉城，甚至产生了放弃汉城南撤的避战想法（这一想法与李如松所期望的情况是一致的），但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加藤光泰等少数强硬派将领力排众议，主导了日军主力继续留守汉城、并在城郊结阵邀击明军的军事行动，促成了碧蹄馆之战的爆发。战斗共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军先锋查大受、祖承训、李如梅（系李如松的五弟）、李宁等将领率领的三千辽东骑兵在进抵汉城途中，与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兄弟（注：立花宗茂原名高桥统虎，是被大名立花道雪看中之后，以嫁女纳婿的方式收为义子而继续了立花家主的位置，并改名立花宗茂）率领的三千日军，于碧蹄馆以南的砺石岘发生遭遇战，此时后方的剩下两千明军还由李如松、杨元率领，滞后于坡州至惠阴岭的道路上，尚未抵达战场，双方兵力相当，战斗结果是明军获胜。查大受的500先锋骑兵在遭遇立花军伏击后主动退却诱敌，追击的立花军受到祖承训等将领的部队从两翼伏击，立花宗茂准确判断了战场形势和对手兵力之后，亲自率领部队试图迂回袭击明军侧后，一度击退了明军，但明军后退重整队形后，在接下来的混战中再次占回上风，阵斩立花家将领十时连久、池边永晟等，立花宗茂本人的盔甲上也插满了明军羽箭，不得不率败兵退往附近的小丸山避敌。不同日本史料对这一阶段的战斗出现了值得玩味的矛盾，《黑田家谱》自夸说黑田长政的部队接应了立花宗茂败军，而立花家臣的回忆录却指责黑田长政的部队始终躲在后方畏惧不前，根本没有前来支援立花军。
第二阶段，查大受等将领的部队退至碧蹄馆，小早川隆景率领的20000前部日军与李如松率领的援兵分别进入碧蹄馆战场，关于李如松进入战场时所带的兵力，不同史料记载差异很大，从数十骑到一千骑不等，但不论采信哪一说法，在阵明军仍然处于绝对的兵力劣势。李如松在这一阶段的表现与决策，非常能够体现其作为一名优秀将领的战场素质，在猝然与优势敌军遭遇的情况下，明军将士们畏缩不前，而李如松敢于命令全军以三千（或按另一说法为四千）兵力悍然迎敌，如果当时李如松畏敌逃跑，将会酿成溃退被追剿的大败局面，甚至导致后方已经渡过临津江的所有明军部队随之受到日军优势兵力的全面进攻。日军发挥兵力优势展开了钳形攻势，从两翼夹击的将领分别是井上景贞（三千人）与粟屋景雄（三千人），小早川隆景则率主力从正面进攻。结果井上、粟屋两路侧翼皆被明军击退。重新回到战场的立花宗茂、高桥统虎部队，与小早川隆景胞弟小早川秀包的部队分别从侧翼迂回到明军后方，试图切断明军退路形成合围态势（这一迂回动作，与立花家军队擅于用长刀从侧后伏杀溃敌的有关说法是吻合的），小早川秀包被明军以反突击攻势穿插到阵中，亡失了众多家臣和亲卫武士，自己也一度被明军士兵拽下马，在旁人护卫下才逃得性命。日本史料对明军在此战中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做了很多细节性的描述，如写道明军士兵的棉甲制作精良，“外面是红色的棉织物，里面是用铁链串在一起、切割成二寸见方的铁片……手部防护用具也是铁制的，箭无法射穿，刀也切割不断”；又有载宇喜多秀家手下以大力闻名的武士国富源右卫门用刃长三尺的太刀连续三次砍击明军士兵的盔甲，都被弹了回来，便弃刀肉搏，结果被明军士兵压倒，防身用的短刀也无法捅穿敌甲，最后是在己方士兵的协助之下才杀死了那名对手。
第三阶段，日本后军也进入了战场，明军退入碧蹄馆以北的高阳城，并试图继续退入惠阴岭山地，在受到日军趁势追击的情况下，李如松亲自率领骁将数十人冲锋陷阵，并为撤退中的部队殿后，有一名金甲倭将率兵围住了李如松，杀死了护卫李如松的指挥使李有升等80多名官兵，李如松的五弟李如梅射杀了“搏如松甚急”的金甲倭才成功解围。明朝和朝鲜史料中未能明确这名金甲倭将的身份，日本后世传说和不同史料中则有不同说法，或认为其为立花宗茂的家臣小野成幸，或认为其为先前在侧翼进攻的井上景贞，但井上景贞活到了战争结束，因此后一个猜想并不可信。随后明军趁着阵斩金甲倭、日军稍退的时机成功突围，向坡州方向撤退，日军在追击过程中见到了由杨元统率、前来接应李如松的后方援军，因而不敢继续追击并收兵回到汉城，碧蹄馆之战落幕。
明、日双方在战后都出现了谎报战功的现象，李如松在战后报告中，称碧蹄馆之战“贼披靡大溃，我兵乘胜追逐”“职以五千孤军冲击数万倭寇，得以斩获微功”“实仰赖我皇上天威远震之所致也”，而不少日本史料则极其离谱地吹嘘称碧蹄馆之战杀死明军数万人，比明军实际参加这场战斗的总兵力高出几倍。这导致战后的杀伤统计并不明确，李如松的报告中称“当阵斩获首级一百六十七颗，内有贼首七名”，且只是斩首的数量、并不是日军的伤亡总数。笔者参考的《万历朝鲜战争全史》一书引用各方史料，认为明军的战死人数应是数百人（这也是丰臣秀吉写给立花宗茂的褒将状上提到的明军阵亡人数），而日军战死500-600人、负伤700余人。从作战结果来看，无论李如松的出兵目的是侦察汉城以作攻城准备，还是像另外一些史料中认为的是要“攻拔汉城”或“占据龙山仓”，发生在碧蹄馆的意外遭遇战都使得他未能达到作战目标，并直接导致了其后明军在壬辰倭乱阶段再没有发动大规模主动攻势，直到日军在汉城难以自持而南撤才收复了这座朝鲜首都，对明军而言碧蹄馆之战是一次失败的作战；而日军暂时达到了保住汉城的作战目的，但以优势兵力对阵绝对劣势明军，反被对手突围而去，受到了与对手相当、甚至可能是更惨重的伤亡，至多也只能称作是一次并不光彩的胜利。
笔者在小说中创作“碧蹄馆之战”的情节时，为确保结构紧凑而没有按照上述史实中的作战阶段完整照抄，而是将一些战斗较为激烈的阶段进行了杂糅，并加入部分虚构内容而成，例如将第一阶段查大受等人与立花军交战、并阵斩十时连久的战斗，挪用到了李如松入阵之后的情节中。小说里提到用红黑两色泥土代表敌我、塑成地形沙盘，以及李如松通过扳念珠来进行战场计时等细节描述，则出自《万历十五年》中引述的戚继光的作战方式。
小说中描述的蔚山战役，其实是由历史上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蔚山战役两相杂糅而成的，主要选取了第一次蔚山战役的作战情况，但把时间背景置入了第二次蔚山战役（三路并进攻势）期间，对这段历史有了解的朋友当已看出了由此导致的一些问题，例如茅国器只参加了第一次蔚山战役，在小说中写到的三路并进攻势期间，他其实是从属于董一元部队在泗川战线作战的；地理上亦有为了配合情节而不符史实的地方，箭滩本应该是紧邻蔚山倭城、位于城南的太和江畔，隔在蔚山倭城与西生浦倭城之间，但小说中所描述的箭滩的位置，显然是位于城北、较为远离主战场。
第一次蔚山战役，发生于丁酉再乱爆发、明军再次增兵朝鲜之后，明朝、朝鲜联军以杨镐为前敌最高军事主官，出动了约四万的优势兵力，围攻加藤清正军团万余兵力驻守的蔚山倭城，以明军兵败退去而告终。这场战役最主要的矛盾在于，明军缺乏有效的手段，对以日本国内战争标准修筑起来的坚固日式城堡要塞进行打击，“蔚山倭城”并不在蔚山，而是于地势平坦难守的朝鲜旧城蔚山府之外，选择了险峻的岛山高地新筑倭城，共有“本丸”“二之丸”“三之丸”三道城墙，且有八处外围营垒连接到城畔的太和江，明军在战役初期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但一俟日军龟缩入城拒守，明军的攻势便陷入僵局。正如笔者在前文介绍茅国器的文段所述，由于内部派系斗争倾轧的原因，明军错失了借助战役发起初期的突然性、一举攻克倭城的大好时机，致使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围城，由于岛山地势极高，连明军火炮也无法有效击中毁伤修筑在其上的城墙，可见丰臣秀吉命令侵朝日军在朝鲜沿海修筑坚固倭城长期盘踞的战略，是起到了作用的。加藤清正走太和江水路，从西生浦倭城乘船偷渡回到蔚山倭城主持战局之后，稳定了倭城守军的军心，但仍然遭受了惨重伤亡与物资极度短缺的困扰，以至于要靠雨水、血水解渴，煮食刮下来的墙灰充饥，朝鲜史料还记载称加藤清正一度绝望到想要拔刀自杀，而身旁的军官则劝说他“吃完城里剩下的最后一头牛再死也不迟”（此中有一牛可烹，吃尽后处之）；明军统帅杨镐长达十四日地死守围城，却没有建立稳固的前进营地，导致攻城部队暴露在野地中忍受雨水风寒，非战斗减员和士气损伤同样非常严重。最终改变战局的是从西生浦来援的约10000日军，不同史料对杨镐在得知敌军来援时的反应有不同记载，表现最恶劣的一种记载认为杨镐抛弃军队、独自临阵脱逃，致使大军失去调度陷入溃乱，而被日军击败追杀；另有说法认为杨镐有组织地指挥了撤退，并命令焚烧难以带走的辎重以免落入敌手。但不论历史真相为何，杨镐在撤军过程中差劲的调度是无从辩驳的，明军撤离过程中，竟把负责断后的吴惟忠、茅国器、卢继忠和祖承训四支部队落在了箭滩，没有组织二线兵力掩护他们交替后撤，致使这四支掩护部队受到了重大伤亡，卢继忠的辽东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吴、茅两部的南兵则在断后战斗中被进攻的日军大批挤入太和江淹死，可见明军撤退时的组织调度混乱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上述箭滩断后作战，是小说中茅国器孤军拒守箭滩的剧情原型。《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一书中提到祖承训率领一支小部队夜袭日军本部西生浦，把西生浦倭城的城匾摘了回来，是断后作战中的唯一一抹亮色，是为小说中祖承训奇袭西生浦情节的原型。尽管杨镐也许并非一无是处，在丁酉再乱伊始、日军再次兵临汉城的最危急时刻，他也有过单骑驰入汉城、劝说朝鲜君王留在王京以稳定民心军心的英勇表现，以蔚山战败之罪被革职后，对他很有好感的朝鲜君臣也曾向明廷上书备陈他的优异表现，但杨镐在这场战役中未能压下内部派系矛盾而使其凌驾于战争大局之上，撤退组织得又如此糟糕，与李如松在平壤之役有效统合南兵与辽东军作战、在碧蹄馆亲自领兵为全军殿后的表现相比较，可说是高下立判。此战约二十年后爆发的萨尔浒之战，又仍是这位杨镐负责统筹指挥四路大军进攻后金政权的都城赫图阿拉，结果葬送掉了当时明朝最具战斗力的一大批部队。
如果说第一次蔚山战役虽然失败，至少还给加藤清正军团造成了惨重杀伤、使得日军士气低迷思归迫切，那第二次蔚山战役所从属的明军“三路并进”攻势，可说是彻底的大败。这原本是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明军所发动规模最宏大的一次主动进攻，当时的援朝兵力亦达到了整场战争期间的顶峰，超过了十万，显示出了明廷急于终结朝鲜战事的决心，大军分为三路、以彻底分割摧毁侵朝日军三处防区为作战目标，西路由广西参将刘綎在陈璘水师的配合下进攻小西行长驻守的顺天倭城，中路由辽东大将董一元进攻岛津义弘的泗川倭城，东路由西北宣府、大同一系的主将麻贵再次进攻加藤清正的蔚山倭城，但最后三路攻势的战果可说是全部都非常惨淡。东路的麻贵在攻克蔚山倭城外围阵地之后再没有取得有效进展，仍然没有解决难以有效打击倭城要塞这一主要矛盾，重新陷入了顿兵坚城之下的困局，直到三路攻势结束后主动撤兵；西路的刘綎，如前文所述，一味消极避战磨洋工，直到战争结束时还在与小西行长暗通款曲，向日军索要贿赂并放他们泛舟遁去；中路董一元则是大败，客观来说董一元是三路将领中最有进取心的一位，沿途取得了攻占晋州、望晋峰等阵地的战果，但诚如上文叙述的那样，没有建立稳固的后方营地就孤注一掷地进攻泗川倭城，最后因一门火炮炸膛导致全军混乱这样的荒唐理由而溃逃惨败（这也是笔者放弃了完全按照史实写一部万历朝鲜战争全景过程小说的原因之一，可以想象这种比劣质小说还要荒唐的现实，写进故事情节里会是多么无趣）。明朝军队乃至整个国家在这场战争后期的漫不经心与力不从心，已经在这场糟糕的巨大攻势中展露无遗了。甚至明廷都忍受不了攻势大败之后带来的巨大兵员、财政和士气损伤，一度萌生了撤回军队、放弃援朝的想法，恰逢丰臣秀吉老迈病死的消息传来，才使得明廷咬牙决定在朝鲜坚持下去直到倭军撤军归国，“以收荡平之功”。
在“三路攻势”退败无功的黯淡背景之下，作为万历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役，露梁海战的大捷显得尤其宝贵。即使在既成的历史事实之下，仍然出现了所谓“明军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只靠朝鲜自己也一样能够驱逐倭寇”等枉顾史实的声音，可以试想，如果没有陈璘、邓子龙和李舜臣等水军统帅积极的作战意志，如果两国水军也像陆路方面的刘綎一样收取了小西行长送来的贿赂和充作军功的首级就放其轻易遁去，如果露梁海战根本没有发生，万历朝鲜战争将要以明-朝联军在三路并进攻势中的巨大挫败为结局而惨淡收场，这更会使得七年复土抗敌的战争成果大打折扣，而明朝军队援朝抗倭、远征卫国的功绩也更容易被歪曲抹杀。在露梁海战爆发之前，明与朝鲜的水师原本在遂行封锁顺天倭城的任务，岛津义弘等人收到小西行长从顺天发出的求救信、决定组织舰队前来救援时，双方的作战目标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日军的作战目的不再仅限于撤出顺天倭城的部队，而是试图以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两路舰队夹击消灭明-朝水师；明-朝水师侦知敌方动向后，随之放弃了对顺天倭城沿海的封锁包围，而以消灭敌军舰队有生力量为最主要战役目标，在腹背受敌、兵力劣势的不利情况下，陈璘和李舜臣决定主动出击，前往岛津义弘舰队来援所必经的露梁海峡埋伏截击，这一凶猛的反守为攻战术使得岛津义弘舰队反而成为了被猎杀的一方，而被救援的小西行长表现出了一贯的油滑，在双方激战于露梁津时没有从背后夹击协助友军，反而抛弃了前来救援自己的岛津舰队、自顾逃往了外海。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海军舰队的补给力量成为了支撑日军在朝鲜战场上长期盘踞的重要优势，日军通过海路从日本本土获得的补给，甚至比明朝军队辗转从辽东陆路通入朝鲜的补给线更加高效，但在海战方面，日本舰队无论从船只吨位、战术水平还是武器装备都难以与明-朝联合舰队抗衡，明朝水师早在嘉靖时期，就有俞大猷提出了“大船胜小船，多船胜寡船，大铳胜小铳，多铳胜寡铳”这样得自于实战的朴素甘苦之言，朝鲜舰队亦装备了样式和数量众多的火器，而日本战船仍然以接舷和铁炮（并非火炮，而是日本人对火绳枪的称呼）作为主要作战手段，在战争前中期与李舜臣舰队的对抗中，日本各家大名的舰队也表现得缺少统一调度、组织混乱，在露梁海战中更是每每出现明军巨舰将日本战船犁翻，而日本水兵却难以通过接舷战攀上敌船高大干舷的情况。岛津义弘的御船亦一度被明-朝战舰以铁钩攀住，连义弘的御马印也差点被夺取，岛津军以铁炮击退了执钩的明-朝水兵之后才勉强逃脱，后又因为船手死伤过多而漂泊海上难以行船，得到随后赶来的岛津义弘之子岛津忠恒的战船接应才终于逃出战场。明-朝舰队成功达到了歼灭来袭敌方舰队的预定目标，岛津舰队约五百艘战船仅余五十艘左右逃出战场，大批岛津家的将佐、“御供众”武士等阵亡，而岛津义弘在亲笔文书中对露梁海战的回忆，足可以作为日军败状的佐证了：“日本的小船与敌军数百艘大船作战好几个小时，负伤的人就不用说了，有能力的年轻人们也都死去了。”
参加露梁海战的日本舰队，除了以岛津义弘为主力之外，还有立花宗茂、寺泽正成等另外几家的战船，当时小西行长的女婿宗义智驻军于近岸离岛南海郡，也发兵参与了救援，并不是像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与小西行长同困于顺天倭城。
四、小说中涉及的武学击技
笔者既没有身体力行地学过武，也没有对此进行过任何严谨系统的研究，小说中描述的击技和武艺，只不过是在恬读草观了几本武学著作之后，加之以个人臆测空想而成的产物。正可以引用马明达先生在《说剑丛稿》一书中评论不懂武却硬要写兵书的明朝文人的一句话来自嘲——笔者也不过是个“侈谈兵学的无聊文人”而已。在此谨将小说中涉及到一些有据可循的击技出处交待如下，以供一观。
关于小说中姜燕所学习的“荆楚长剑”：荆楚长剑并不是某种剑的种类或名称，而是一种双手剑法的名称，史载俞大猷将军随剑术高手李良钦学习这种“荆楚长剑”，之后又将该剑法传习给军中将士及少林寺武僧，有史记载的宗擎、普从二位少林僧人就是随俞公学剑的亲传弟子，关于“传剑入少林”一事，《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一书根据俞公为少林寺题写的碑文内容，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猜想，认为俞大猷很可能在少林寺与武僧们进行过比武切磋，将其击服之后，才使得武僧们由衷钦服地选择向俞公学习实战剑术。关于“荆楚长剑”的一桩著名公案在于，俞大猷本身是剑术高手，同时也有著书立说的文化能力，却没有留下一本明确规范的剑谱来将“荆楚长剑”流传后世，而只写了一本虽然名为《剑经》，通篇所讲却是棍法钯法、就是没有讲剑法的武书，这对传统战阵双手刀剑法的传续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有观点认为俞公是出于“秘法不予示人”的狭隘门派偏见，不愿将荆楚长剑势法轻易公布出来，而将剑法隐藏在《剑经》所载的棍法之中传世，尚待有才力击技之人考据；另有说法则认为，明代武学家茅元仪在《武备志》中所录、自称得自于朝鲜的一套“朝鲜势法”，很可能就是俞公传习给南兵部队的荆楚长剑之法，在抗倭战场上训练教授给了朝鲜友军，后又辗转由茅元仪整理记录了下来。明末武学家吴殳在他的著作《手臂录》一书中作“后剑诀”：“剑术真传不易传，直行直用是幽元，若唯砍斫如刀法，笑杀渔阳老剑仙。”笔者是在参考这一内容的基础上，有意在小说中突出强调剑的用法偏重直来直去的“刺”，而刀的用法偏重“击”（即劈砍）。小说中出现的战阵刀剑，大多强调为“双手使用”的“长刀长剑”，以笔者阅书之后产生的认识，长度应该是古代战阵刀剑是否实用的重要标准，能够双手握持发力的长剑才便于在战场上发挥有效战斗力，并非民间游场较艺、花架演武的单手剑可比，马明达先生在《历史上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考》一文中，就对原本是讲哲理的《庄子.说剑篇》一文进行了武学角度的考据，该古文记载庄子伪装成剑士去游说喜好击剑的赵王不要耽溺于学习剑法、豢养剑客，而赵王接见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夫子所御剑长短如何？”可见《庄子》成文的年代，就已把用剑的长短作为了评判武艺和战斗力的重要标准；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长剑被称为“长铗”，如著名的古文《冯谖客孟尝君》中，就写到门客冯谖总是弹着他的长剑唱歌道“长铗归来乎！（意即：长剑啊，我们还是回家去吧！）”，而“铗”指的就是剑柄，楚人以长柄来代称长剑，可见能供双手握持的长铗柄，正是长剑的标志性外形结构。小说中虚构出来的那把双手长剑，即茅国器送给姜燕的“庚午襄阳”，是参照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柄名刀“丙子椒林”的命名方式来做称呼的，“丙子椒林”是隋朝所铸、传入日本的名刀（按照日本人的称呼方式，则被呼为“名剑”），据传曾为日本圣德太子所佩，现为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国宝级藏品，刀身上有金象嵌刀铭“丙子椒林”四字，因而成为了这柄刀的名称，“丙子”当为此刀铸成之时的干支纪年，即在丙子年铸成，“椒林”可能是铸刀匠的名字，也可能是铸刀的地点名称（例如古代有椒林岗这样的地名）。笔者仿造这样的铭文体例，虚构了小说中的长剑“庚午襄阳”，意即这是一柄庚午年（公元1570年，即明朝隆庆四年，就是一个庚午年）在襄阳铸成的长剑。
小说中的明军鸳鸯阵战术：俱以《纪效新书》中的鸳鸯阵战术为参考。其一是单个鸳鸯阵小队的“班组”战术表现，鸳鸯阵队形的编练也许是戚继光将军最为著名的军事成就，它的基本战术思想是以长短兵器的紧密配合达到攻守兼备的作战效果，概言蔽之曰“长短相杂，刺卫兼合”；它的组成则源自于武器和人员两个方面，在武器方面，戚公在平倭战争的实践之中甄选乃至发明了当时最具实战性的一批武器，每支小队配备以长牌、圆牌各一面作为防御武器，长枪四支作为主攻武器，狼筅两支兼可遮、御和攻杀，镗钯（形如大叉，属短兵）两支负责护卫近处，另有队长、伙兵各一人，共以上述12人编为一支标准的鸳鸯阵小队，在人员方面，《纪效新书》详细地讲解了编练新军时对小队中不同成员的甄选标准，如高大厚重的长牌需要选取“年力老大、有胆有力”之人来使用，方能稳住阵脚、掩御队友前进，藤牌手则需“年少便捷、手足为硬”，长枪手要“有杀气、有精神、三十上下”的壮年“长健好汉”来担任才能将主攻杀伤力最大化，等等；它看似是十二个人的简单组合，其实战效果却是革命性的，通过实打实的训练，而让普通士兵也具备了依靠团结、齐勇来杀败武艺高强的倭寇的能力。小说中蔚山倭城之战一段剧情中对鸳鸯阵小队作战进行描写时，先表现了鸳鸯阵残缺不全时的状态，即仅有筅手吴南式、藤牌手易有田和队长兼长枪手王必迪的“半拉”阵型来对抗击技高强的风间准，结果被风间准从遮护不全的侧面突入队形，先后格开长枪、突入狼筅近处并压制了藤牌，可见仅凭个人的勇力与击技，吴、易、王三人中的任何一个都绝非风间准的对手，及至王必迪拉来“壮丁”将阵型勉强补齐之后，两支狼筅形成的完整防御正面便足够让风间准难以突破了，四名普通士兵的长枪攒刺也相当于在有限接触面上大大提高了攻击密度，令即使是风间准这样的一流好手也难以招架。
其二是鸳鸯大阵的大兵团作战表现。按《纪效新书》的介绍，戚式新军的编制组成如下：鸳鸯阵小队为最基本作战编制，四队编成一“哨”，额外有哨长一名；四哨编为一“官”，除四哨本部兵员以外还额外配置铳手、火器手和一名哨官；四“官”编为一“总”，长官称“把总”。大阵作战时以金鼓、喇叭等乐器为指挥号令，两军对阵接敌之时先以鸟铳手在前开火，每吹一次长声喇叭就射击一轮，直至擂鼓才停止射击，喇叭急吹则代表所有铳手不必轮换射击、要尽快将弹药齐射出去，及至敌军在受到火力打击之后逼近到阵前五十步的位置，则以“天鹅聋喇叭”为号，命令各队一齐冲锋短兵相接，“杀进一层，又杀一层”，前兵只管杀去、由后兵专门负责斩首记功，以避免先前平倭战斗中卫所士兵因争抢首级和倭寇抛出诱敌的财物而致落败的纪律废弛之缺陷，待“第一层战酣，擂鼓少缓，又擂鼓，第二层急急冲过前层接战，前层少整队伍”，以交替掩护冲击的形式，让两层横队轮换前出交战。小说中茅国器的部队在太和江畔以鸳鸯阵小队为单元组成大阵、冲击日军阵地的这段情节，即是以上述内容为参考写成的。茅国器指挥部队反冲锋时所喊的口令“耳听金鼓、目视旌旗，步娴进退、手习击刺”亦是《纪效新书》中的原句。
姜燕的剑法：小说中对姜燕剑法较为详细的描写有两处。一是在蔚山北城墙蹬道上与倭兵斗剑，参考了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记载他与奋威将军邓展以甘蔗代剑进行比试的一段文字，曹丕自称与邓展“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并解释自己的斗剑战术是“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意即曹丕的剑法进退疾速，难以深入前进刺中邓展的面门，所以才去击砍他的前臂；而《俞公大猷功行纪》中记载俞大猷向李良钦习剑、对练的文字也说道：“良钦故批公手，公还与斗”，意即师徒对练击剑的时候，李良钦去劈杀俞大猷的前手，而俞大猷回身与其斗剑，这与曹丕劈击邓展前臂的剑法是如出一辙的。马明达先生就对这两个史料案例进行了分析解说，即攻击对家的前臂和执剑的手，是击剑中最常用的攻击手段，因为前臂和前手正是对家距离自己最近的部位。综上，笔者在小说中描述这段战斗时，就写道姜燕总是反复劈杀倭兵执刀的手而取胜。其二是姜燕在太和江浮桥上与风间准的斗剑，参考了《剑经》中的一段文字：“刚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后，彼忙我静待，知拍任君斗”，意即在对手发力之前就要抢先大力打压他，在对手发力正盛时要以柔法避开、使他无处着力，他忙于应付而我能从容待机而发之时，就算是掌握了拼杀的“节拍”，可以任由我去自在地打斗。吴殳在《手臂录》中亦有类似理论：如果在对方发力之时，我也发力硬抗，就是单纯的比力气，如果力气不如对方就必定落败，如果力气和对方不相上下也只能陷入对峙，无法确保必胜，应该在对方用力刚猛之时拔步避开，让他无所用力，然后乘他势老力尽、新力未发，寻找他没有防备的空档袭击取胜。马明达在《说剑从稿》中对俞句中“知拍”之语作解，是以乐曲中的“节拍”来比喻打斗拼杀过程中的节奏（在俞大猷的武学理论中称为“拍位”或“当”），善战者应努力创造自己的格杀节奏，并尽量打乱对方的节奏，从而达成以主动制被动、以有序打纷乱的胜势。小说中所描写姜燕与风间准的这场斗剑，便着重突出二人对于斗剑“拍位”的争夺，姜燕试图通过抢在对手之前发力来主导斗剑的节奏，但终究不敌击技更强的风间准，反而让风间准夺得了斗剑节奏的主动权，而梁新找准关键时刻用剑鞘进行格挡，则打乱了风间准原本的斗剑节奏，使之由“序”而落入“乱”，并给姜燕创造了借乱反击的宝贵机会。
王必迪的枪法：集中体现在王必迪驾驶“武卒”步甲对抗倭竜的这段情节中，主要表现了枪法的一些基本原则。最普遍的战阵大枪握法为后手要抵住枪梢根部，以使杀伤距离最大化（枪尾也有尖刺的“两刃矛”不在此列），枪法总要则概括称“一法二势”，一法指的是“守中”，意即将长枪持平、严守中路，二势指的是“拨”和“刺”，即最常见的枪法势子——先将来袭的敌刃拨开，再顺势刺杀，刺和拨这两个动作在武学术语中也称“戳”和“革（通格挡的格字）”。“守中”和“拨刺”这两个原则也是相统一的，正是由于在刺杀之中守住正面的“中路”最为重要，较量时“拨”的这个动作破坏了对手的“守中”，才能为接下来的进攻动作“刺”创造条件。吴殳在《手臂录》中自述向石敬岩学习枪法时，敬岩的第一条教诲就是“须二年练戳革”，可见“戳”和“革”这两个动作确为枪法中最重要的基本功，即使时至近现代，古代枪法也多多少少在步枪拼刺中残留着一些影子，人民解放军刺刀教程中的“三防一刺”等，亦暗合了用力防开敌枪、迅速向敌反刺的“拨刺”之法。小说中这场战斗的后期，王必迪即是以“格”开竜首后一枪扎中眼窝的“拨刺”之法取得上风的。加藤清正指挥倭竜直扑枪尖的所谓“短降长”之法，来自《手臂录》中的招式，作者吴殳认为“刀剑降长，必须拼命，扑身枪尖上去，逼之不得不发，乃能降之”，即以短兵对付长枪，要主动向枪尖方向进攻，逼迫（或者说引诱）对手发枪刺来，才能在对手刺杀的瞬间寻找拨枪、近身等反制的机会，但吴殳所叙述的这种“以短入长”的招式恐怕也是值得探讨的，马明达在《历史上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考》一文中就对吴殳与明朝另一位武学家程宗猷的刀法进行了比较，认为吴的刀法有简明扼要、易于掌握的优点，但与程法比较则难免相形见绌，吴殳本人的强项在于枪法，而他在《手臂录》中辑录的刀法则是以用单刀破长枪为假定情境进行设计的，以“避虚就实”为方针、把砍斫对手枪杆作为对抗的核心，马明达认为这样的“击实”牺牲了步法上的灵活性，可能陷入“拙力”的境地，上述二文相悖之论，亦可见读书不可一味尽信之理。言而总之，长枪毕竟“为诸器之王”，以短破长、以刀入枪终究难度极大，吴殳自己也在他的单刀图说后序中认为“刀无破枪之理”，如果枪法笨拙而为刀所破，也是因为枪法不到家、而并非因为刀这种武器具有对长枪的固然优势，叙述称他所遇到的刀师谈及“破枪”之时“未有不嘿然者”，且感叹“不知倭人”在刀破枪之法上“有何良计”。
茅国器的枪法：主要体现在茅国器驾驶“武卒”步甲扼守太和江的这段剧情中。茅国器以劈击之法对抗“安艺丸”步甲的攻城锤，参考了《手臂录》中的一段话：“叉铲头重，一被打即沉下，连打而进，胜之必矣”。而立花宗茂击败茅国器的刀法，则是出自《单刀法选》的“左提撩刀势”与“右提撩刀势”。《单刀法选》的作者程宗猷（即程冲斗），似有“以俞大猷为宗师”的尊崇俞公之意，《单刀法选》开篇即言明“其技擅自倭奴”，这本刀谱的刀具形制与刀法，都是学习日本刀制与刀法而来的，所谓“单刀”其实就是一种仿制日本长刀的刀型，并不是指“单手使用”的刀，而是因为要“双手（共）用（单独的）一刀”所以才“器名单刀”，乃至连刀谱中的拔刀等细节也还原效仿于“倭式”，但出于两国语言文字的隔阂障碍，这套习自日本的刀法“有势有法而无名”，即没有记录下原有的日本招式名称，而是由程宗猷“依势取像”所拟取的本土化招式名称，小说中提到的“左提撩刀势”与“右提撩刀势”即是《单刀法选》中的两个招式，系换步转变、一以贯之的连续招式，程宗猷原文录如下：“右提撩刀势，此亦开左边门户，彼枪扎入，则将刀自下斜撩而上，进右步则成左提撩；左提撩刀势，此亦开右边门户，彼枪扎入，则将刀自下斜撩而上，进左步复成右提撩，听便砍杀。此二势乃倭奴之绝技也。”
吴南式战死时以布挂铁筅的势法：在鸳鸯阵小队中，狼筅是戚继光将军经过研究日本刀的特点之后，所发明出来一种针对克制倭刀的武器，以东南沿海抗倭主战场常见的毛竹作为随地可取的简单原料，将大毛竹保留前端枝桠削制而成，顶端加有一尺长的利刃铁尖用于攻击，保留下来的大丛竹枝又兼可作为遮蔽防御之用，一是可以遮挡敌倭的视线、使其难以洞悉狼筅背后小队士兵的动向，二是大面积丛集的枝桠使得倭刀难以轻松地将毛竹砍断，达到了防护效果、增大了伤敌范围，在鸳鸯阵小队中的地位被《纪效新书》描述为“行伍之藩篱，一军之门户”。选拔筅手的标准为“年力健大、老成”，因为狼筅较长大笨重，用法明直易习，适合老成、手足已硬之人使用。铁制狼筅则是笔者见于《万历十五年》一书，称戚家军换防北镇蓟州之时，“竹制的狼筅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吴殳在《手臂录》的“狼筅说”一节中记叙，他见到一名筅师用布缚住狼筅并挂在颈项上使用，极为省力。笔者综上所考，描写了筅手吴南式在战死之前以布缚大铁筅阻击敌军的情景。
李如松与立花宗茂的刀法：二者在碧蹄馆“斗将”的拼杀过程大抵源自笔者的空想，笔者只是看到过一些很零碎的信息，称明朝学习了来自日本的刀法之后，有将我国传统长枪势法融入双手长刀势法进行创新的现象，据此虚构了李如松使用长刀、将刀法和枪法相互转换来欺骗对手的招数，同样的套路也用在了小说末尾、姜燕和阿只拔都来回切换剑法与刀法以迷惑风间准的这场战斗中。
五、复陈未尽之事
将前文没有讲到的一些内容补充于此节。
关于小说中出现的一些名词：出于两国特定用语的差异，译自日语的一些名词可能容易造成歧意，如“铁炮”其实是日本人对火绳枪的称呼（另有一种对火枪的日式称呼是叫“石火矢”），并不是火炮，在日语里火炮是被称为“大筒”。另外，“骑铁”这个词在日语里其实有特定的含义，原本系“骑马铁炮”的简称，也就是使用火绳枪的骑手，但小说里借用了这个名词来称呼虚构的日本机甲。所谓对马岛的“一十八尺三寸铳”则纯属毫无任何现实原型的虚构产物。
小说中梁新在蔚山倭城北墙上使用的那支五管转膛快铳，原型是明人赵士桢于1598年发明的迅雷铳，在明末时代先后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新奇火器问世，其中以子母构型来解决装药不便问题的“掣电铳”等不失为非常实用可观的设计，但历史上迅雷铳等新式火器仅仅是昙花一现，并没有真正投入列装。迅雷铳未能列装的原因，恰恰在于它具有的转膛铳、矛杆矟、斧架以及小说中没有表现的内置火球投射装置等一系列武器太过繁杂，使得士兵在使用之际有陷入选择困难的危险而降低作战效率，其真实性能也远没有小说中夸大加工之后的那么迅猛优良。
小说中所谓的南兵操练口号《南塘歌》：“北斗七星高，南塘夜带刀。至今窥寇甲，不敢渡鸿潮。”是笔者根据《全唐诗》中的《哥舒歌》改编的，《哥舒歌》原词为“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它的作者为“西鄙人”，也就是唐朝西部边民为颂扬名将哥舒翰而作的歌。
笔者在小说开篇写到姜燕和叶子弹唱《青玉案.元夕》一曲时，心中暗指的其实是浙江卫视纪录片《南宋》的主题曲《青玉案.元夕》，引用辛弃疾词作，由朱培华和孙天强作曲、哈辉演唱，在当代以《青玉案.元夕》为词创作的歌曲之中，笔者私以为这是最完美的一首，很好地契合了辛稼轩原词的精神主旨：一句句一词词看似都是描写宋朝元夕之夜的富丽风华，华美灿烂的词曲之间却分明隐藏着物是人非的深深悲怆，宛若怀叹于故国梦华之不存。笔者在小说中所创作的有关宋的文字，可说都是这首歌曲的聆后之感。
小说中叶子小时候给阿只唱《红蜻蜓》这首歌，其实是个时间谬误的漏洞，日本民谣《红蜻蜓》本是由诗人三木露风作词、作曲家和指挥家山田耕筰谱曲，在1924年创作完成的，根本不可能出现在16世纪末的日本，笔者觉得这首歌与小说情节的氛围非常契合，才顶着这个时间上的漏洞引用了它。至于阿只持刀静立练习时有红蜻蜓停在刀尖上的场景，其实是致敬了动画片《哆啦A梦》（大山版）主题曲画面中哆啦A梦装扮成武士形象的一幕。
小说中茅国器在箭滩拒江阻击敌军时，示威叫喊的那句“抽刀断得长江水，放你直下驿城楼，抽刀断不得长江水，休过箭滩古渡头，三山半落青天外，何不散发弄扁舟”，是笔者化用来的，原句为汪曾祺先生在新编历史剧《擂鼓战金山》中为韩世忠创作的唱词，剧中写道宋朝名将韩世忠乘战船在镇江江面遭遇了敌将金兀术（完颜宗弼），乃向兀术示威道：“江水滔滔向东流，二分明月是扬州。抽刀断得长江水，容你北上到高邮。抽刀断不得长江水，难过瓜州古渡头。江边自有青青草，不妨牧马过中秋！”
历史上日本侵略军在万历朝鲜战争的两个阶段中是出现过番号调整的，第一阶段的壬辰倭乱中，小西行长是丰臣秀吉最亲信的武将，且因为有跨国行商的经验，被秀吉认为能够与朝鲜人谈判、逼迫其投降，因而被任命为了第一军团的先锋主将，加藤清正则为第二军团主将；到了第二阶段的丁酉再乱，小西行长因为在战间和谈期有欺骗秀吉的行为而失去了信任，部队番号被降为第二军团，改由加藤清正的部队来担任第一军团。此外还有岛津义弘的隶属从壬辰倭乱时的第四军团更改为丁酉再乱时的第五军团等，由于小说中的主线剧情背景时间为丁酉再乱，故日军番号也以这一时期的情况为准。
小说中碧蹄馆之战一段情节中，立花宗茂伏击辽东骑兵时所持的名刀“雷切”，历史上其实是其岳父立花道雪的佩刀，原名为“千鸟”，传说立花道雪在大树下躲雨时遇到响雷落于近前，乃以“千鸟”劈雷，结果被雷打瘸了腿，但之后仍然命亲兵用轿舆抬着自己到前线指挥作战，他的佩刀“千鸟”也被诩为“劈开过雷电”而改称“雷切”。同样在碧蹄馆剧情中提到的明军大将军炮上的编号铭文并非笔者捏造，历史上碧蹄馆之战结束后，李如松的部队因急于突围而弃下了三尊大将军炮，被日军缴获后作为战利品送回本土，江户时代有人参观了展览的大将军炮后写了《大将军炮图记》来详述其外形，提到炮身上的铭文布局为第一道铁箍上刻了“皇图巩固”四字，第二箍上刻编号（“天字贰拾伍号大将军”），第八箍上刻记监造官员的姓名（“监造通判孙兴贤”），炮腹上刻铸造时间、地点、主铸官员和匠作（“万历壬辰 季夏吉旦 兵部委官 千总杭州 陈云鸿造 教师陈胡 铁匠董世金”）。另外两门大将军炮则分别是壬辰年仲秋和孟冬时铸造的“天字陆拾玖号”与“天字壹佰叁拾伍号”。
在笔者的观感认知里，万历朝鲜战争似乎是一场被“习惯性忽视”的战争，历史课本上既从来没有提到过有关这场战争的只言片语，大多数科普性质的中国通史题材出版物或是电视历史纪录片，在涉及明朝这一时期时，对这场战争也从来是不置一言，仿佛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场战争一样，仅笔者个人的记忆里，之前仅看到过某部现已不记得具体内容的科教频道纪录片，在讲到被丰臣秀吉烹死的大盗石川五右卫门之事迹时，草草提到过一句类似“丰臣政权在其后与明朝的战争中落败而走向衰弱”这样的表述。在邻国日本以优秀的影视、游戏、动漫作品，将其“战国时代”的历史塑造成为颇受欢迎的文化符号之际，与日本“战国时代”有时间交叉、发生过中国武将与日本武士交战对抗的真实事件、在二次文化创作上大有深度挖掘价值的“万历朝鲜战争”这一历史题材却似乎受到了冷遇，反倒只能通过日本的一些文化产品来窥见那一时期明朝的军事武装力量面貌，例如吉卜力的名作、以室町时代为故事背景的《幽灵公主》中，炼铁厂用来对抗动物神灵的火门枪“石火矢”，就通过片中人物黑帽的台词“明国的东西既笨重又不好用”来表明这其实是从明朝舶来的火器，动画中亦通过在火门枪的球形药室上描画龙形及汉字“虎”烙纹来强化“来自中国”这一暗示，而炼铁厂守卫使用这种明制火门枪在木墙上与幽灵公主打斗的一段画面中，放空之后的火门枪被当作长柄钝器使用、像大棍一样横扫砸断了原木城栅，也极有张力地表现出了明制火门枪兼可作为热兵器和冷兵器使用的这一特点(到万历朝鲜战争时期，辽东军队的改进版火门枪“三眼铳”在“临阵一发”之后同样可以当作钝器抡砸)，此外还出现了在雨中使用火门枪时，以油布包裹、唐伞遮蔽的方式来防止黑火药受潮这样的细节。虽然“石火矢”在这部作品中仅仅作为一个很次要的元素出现，但已足够从侧面反映出故事背景同一时期的明朝火器工业面貌、乃至真实历史上的火器发展面貌，以虚构的文化作品表现出了历史的魅力。在各类文化产品“遗忘”了万历朝鲜战争的情况下，作为当时少有的一部全景介绍这场战争的书籍，《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的出版显得弥足珍贵，通俗而精彩地介绍了万历朝鲜战争，为更多人全面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很好的窗口。之后又有《万历朝鲜战争全史》一书问世，其编著者孜孜以求地收集参考了大量来自中、朝、日这三个交战国的有关史料，其旁征博引之广蔚为大观，并通过不同史料的对比分析，力图还原历史原貌，介绍了诸多史实细节，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可说是达到了“成一家之言”的效果。2014-2015年央视与韩国KBS联合开展了万历朝鲜战争题材纪录片的摄制工作，其成果是非常有趣的，双方似乎在成片内容上产生了分歧，导致出现了中版的《万历朝鲜战争》与韩版的《壬辰倭乱1592》这两部成片。《壬辰倭乱1592》率先于2015年底在韩国播映，五集篇幅中有四集在讲述李舜臣的海战经历，对明军的战争表现只提及了平壤战役和露梁海战这两次重要战役，笔者倒认为这种一味畸重于李舜臣事迹的不合理内容结构，恰恰反映出朝鲜王朝官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无能弱小，以致没有什么内容值得在纪录片里表现、而只能反复刻画唯一发挥了战争作用的李舜臣，这部韩版成片的结语也颇有意思，大意是经历过万历朝鲜战争之后，丰臣秀吉政权垮台了，明朝不久也灭亡了，只有朝鲜虽然经历创伤却“依然存续了下来”，依靠表述客观事实而掺杂进强烈的主观暗示，不得不说与当年朝鲜王朝内部那种抹杀明军战争功劳的声音遥隔数百年而一脉相承，堪称朝鲜王朝式“辩诬”精神的当代再现。但同时也应正视韩方制作的优秀之处，KBS似乎是以一种偏向电影故事片或日式大河剧的风格来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这就使得片中由韩方负责摄制的段落确实具有非常优秀的画面表现张力，如名护屋灯火在夜景中形成红黑二色的强烈色彩对比，日本将领们在军用地图上以红手印争抢瓜分中国和朝鲜的领土，丰臣秀吉戴着鬼面具庆祝侵朝初期战事顺利、在得知朝鲜国王弃都北逃之后又拔刀裂地的暴怒场面，都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朝鲜防踏龟船将李奇男通过比较水兵们装填炮膛的时间与持刀快步奔向炮阵地的时间，得出了旧式船只和火炮难以有效抵挡倭兵接舷跳帮的结论，这段剧情则很好地表现出了16世纪末期火炮繁琐的装填过程等历史细节。相形之下，央视拍摄的冯仲缨游说加藤清正等情节，本应是具有较强剧情冲突性的，但与KBS制作的片段比起来就显得比较平淡了。中版成片《万历朝鲜战争》延后至2018年在CCTV-10科教频道播映，除使用了韩方摄制的一些片段之外，按照时间顺序相对完整地表现了万历朝鲜战争从爆发到胜利的全景过程，相比韩版额外详述了碧蹄馆之战、稷山战役等表现明军战争历程的内容，除前文所述文戏的画面张力稍显平淡之外，由央视摄制的大规模陆战场面效果则非常恢宏，对韩版成片畸重海战场面的缺陷作出了有力的补充，此外徐鲤为央视《万历朝鲜战争》所创作的主题曲（曲名不详）极具节奏感染力，对烘托中版成片的战争氛围功不可没，《万历朝鲜战争》以李如松的援朝壮行诗作为结语，强调为国家、民族与和平英勇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不会随着时代浮华的散去而被遗忘，亦表现出了韩版结语所不能及的史观气度。
在这篇《历史小册子》的最后，还是回到小说开篇的定场诗《戍客行》来进行收尾吧：“戍客具戎装，关山负羽忙。长缨缦铁甲，大雪鸭绿江。征鞍过平壤，船影横露梁。名护今安在？浊酒醉客乡。”卫戍国境的将士们整备好戎装，递送军情的羽檄在边疆关山上争驰奔忙。长缨整束着铁甲，在茫茫大雪中渡过鸭绿江。援助朝鲜、抗击倭寇的铁骑穿过了光复后的平壤，战船的阴影横锁着血战中的露梁。丰臣秀吉位于名护屋的侵略战争指挥部如今哪里还存在呢？告捷的将士们在异国战场痛饮浊酒，于醉意中思念着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