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传习录》：探讨学者忽视内在修养的隐患，如何做到知行合一
白话《传习录》卷中·钱德洪序
德洪说：以前南元善在越地刻了一本《传习录》，共有两册。下册是摘录的。先师亲手写的，共有八篇。其中回答徐成之的两篇文章，我们的老师自己说：“天下认为是朱子而非陆九渊的观点已经很久没有改变了，现在要反过来说很难；这两篇文章只是做了调和两种观点的说法，让人自己去思考得出答案。”所以南元善把这两篇文章放在下册的开头，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如今朱子和陆九渊的学说已经在世界上被广泛认可了；我把先师的文字记录刻成书，把这两篇文章放在外集里，是因为觉得没有完全收录进来，所以现在就不再收录了。至于其他关于认识事物的智慧和行持本体的方法，最详细的内容是在回答别人论学和回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个人的信中；而认为格物是学者用力的地方，最详细的内容是在回答罗整庵的信中。我一生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甚至被陷害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但一生都忙碌于讲学，生怕人们不知道这门学问，沉迷于功利和机智的行为中而不知不觉地沦落为野蛮人而不自知，这种对天地万物一体同源的感悟，让我终身追求不止，直到生命的尽头；这是孔孟以来圣贤苦心孤诣的精神所在，即使门徒弟子也不足以慰藉我的情怀；这种情怀，最明显的体现在回答聂文蔚的第一封信中：这些都是按照南元善所收录的原样保留下来的；而揭示“必有事焉”即“致良知”的功夫，明白简洁而又切合实际，让人一下就能理解并入手实践，这也是最详细的部分，因此特别收录在这里。南元善当时虽然备受争议，却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这个道理，最终遭到奸人的排挤和诋毁，但他依然淡然地认为这是一生中唯一能听到这门学问的机会而感到庆幸，没有丝毫怨天尤人的情绪。这本记录的出版，人们看到他对同志的贡献非常大，却不知道他当时所处的艰难境地。现在我所做的取舍删减，都是在考虑是否符合时代的需求而已，并不是随意增减内容的。
白话《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
来信说：“近来的学者只注重外在学习，而忽略了内在的修养，知识面虽然广泛但缺乏要领，所以先生特别提倡‘诚意’的重要性，像针对病情最严重的地方进行治疗一样，真是非常大的恩惠。”你认为现在的问题如此严重，你也想帮忙解决吗？那么，我的想法你已经一句话道破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如果“诚意”的说法，自然是圣人教育学生最重要的一课：但是近来的学者却把它当作次要的观点，所以我稍微提了一下其中的关键之处，这不是我特别提倡的。
来信说：“但我担心这样的理论观点太高深了，实践得太迅速了，如果后辈学生盲目传承，可能会产生错误的影响，最终陷入佛家明心见性、定慧、顿悟的境地，所以听到的人会产生怀疑。我所讲的格物致知、诚实守正的方法，是从学者的内心出发，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行动进行思考和实践，需要经过多次积累和逐步提高，这与空虚顿悟的理论是相反的。听到的人如果没有追求成为圣人的目标，也没有仔细研究过，就会产生怀疑，这也不足为奇：如果你足够聪明，应该一听就能明白这些道理；但你却说这样的观点太高深了，实践得太迅速了，为什么？”
来信说：“我所讲的知识和行为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道理，不应该区分先后顺序。就像《中庸》中所说的尊重道德修养的同时进行学习和探究，内外兼修、本末兼顾，是一个整体贯通的过程。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先后顺序的区别：比如知道饿了才吃饭，知道渴了才喝水，知道要走哪条路才去走。没有不见东西就能先做事情的道理：这也是瞬间之间的细微差别，不是说今天知道了就要明天去做。”既然提到了“内外兼修、本末兼顾”，那么知识和行为共同进步的观点也就没有什么可质疑的了。又说“实践过程中不能没有先后顺序的区别”，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知道饿了才吃饭这个道理特别清晰明了。只是你可能被最近听到的信息所遮蔽而没有察觉罢了。人必须有想吃饭的心念之后才会知道要吃饭，想吃饭的心念就是意识、行为的开始。食物的味道好坏要等入口之后才能知道，怎么可能不等到入口就知道食物的味道是好还是坏呢？必须有想行动的内心，然后才能认识道路，意识就是行动的起点。道路的险阻与否，必须亲身经历才能知道，难道有不亲身经历就能预先知道道路的险阻吗？知道喝汤、穿衣服，用同样的道理来看，都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如果你像你说的那样，那就是所谓的不见东西却先有事情了。你还说“这也是一瞬间的事情，不是说完全有等差，今天知道了明天才去做。”这也表明你的理解还不够透彻。但是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么知识和行为共同进步的理论就没有可疑之处了。
必须有想行动的内心，然后才能认识道路，意识就是行动的起点。道路的险阻与否，必须亲身经历才能知道，难道有不亲身经历就能预先知道道路的险阻吗？知道喝汤、穿衣服，用同样的道理来看，都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如果你像你说的那样，那就是所谓的不见东西却先有事情了。你还说“这也是一瞬间的事情，不是说完全有等差，今天知道了明天才去做。”这也表明你的理解还不够透彻。但是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么知识和行为共同进步的理论就没有可疑之处了。
来信说：“大学古本解释‘致其本体之知’，这确实是孟子尽心的主旨。朱子也认为虚灵知觉是内心的活动。然而尽心是通过知性来实现的，而要获得知识就要通过对事物的认识和探究。” “尽心是通过知性来实现的，而要获得知识就要通过对事物的认识和探究”。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根据你的意思，你所认为重要的话语，还有待进一步明确。朱子认为尽心、知性、知天是通过对事物的认识和探究来实现的，而存心、养性、事天则是通过真诚、正直、修养自己的品德来实现的。以不尽的职责来修养自己，直到达到最高的智慧和仁爱的境界，这是圣人的行为。如果按照我的看法，那么与朱子的观点正好相反。尽心、知性、知天是指天生就知道并能够实践的事情，这是圣人的行为。存心、养性、事天是指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并能够实践的事情，这是贤人的行为。不尽的职责来修养自己，直到达到最高的智慧和仁爱的境界，这是学者应该做的事情。难道可以仅仅把尽心、知性视为知识，把存心、养性视为行为吗？你突然听到这些话，一定会非常惊讶。然而其中并没有可疑之处。让我为你解释一下。心的本体就是性，性的本源就是天。能够尽到自己的心思，就能够尽到自己的本性了。《中庸》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尽到自己的本性”，又说：“了解天地的变化和生长”。将这些问题直接问鬼神而没有疑问，这就是知道天的证明。”只有圣人才能够做到这样，所以说，天生就知道并能够实践的事情，是圣人的行为。存心养性是未能尽到心思的表现，所以需要再加上存心养性的努力。只有长期坚持存心养性，不需要刻意去存养，就能自然而然地无所不存，然后才能更进一步实现心灵的完全发挥。知道天的聪明才智，就像知道州官县令的职责一样。知道州官县令的职责，就意味着整个州或整个县的事情都是自己的责任。侍奉上天就像是儿子侍奉父亲，臣子侍奉君主一样。这就好像是与天为一体了。侍奉上天就像是孝顺父母、尽子女的责任一样。天赋予我们的心灵和本性，我们要保存它们并且不敢失去它们，好好滋养它们并且不敢有害它们，就像“父母养育孩子并保护他们成长，孩子长大后回来报答父母”一样。所以说，学习知识、明白道理、做好行为，这是贤人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夭折和长寿的问题，与那些保存自己心思的人又有区别了。保存自己心思的人虽然不能尽心知性，但至少能够专注于做善事。偶尔有疏忽的时候，只需要重新存心就可以了。现在却要他们不顾夭折和长寿的问题，这就像是用夭折和长寿来干扰他们的心意一样。如果用心存在夭折和长寿的干扰，那么他们做好事的心仍然不能集中。即使有心去保存，也还是有所不足，又怎么能说尽心了呢？现在要他们不因为夭折和长寿而分散心思，就好像说生死由天定命，我们只需要专心做善事，修炼自己的身心等待天命的到来。这样看来他们在平时并没有真正了解什么是天命。侍奉上天虽然是与天为一体的，但他们对于天命的真正所在还不清楚。只是恭敬地顺从天命而已。至于等待天命的说法，就表明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天命的本质，仍然有所依赖。所以说，要确立自己的命运。立，是指创立、建立。比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等等。凡是说到立的，都是从前没有过的事情，现在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知道命运，就不能成为君子”。所以说，这是让那些困惑的人勉力去做的行为，是学者应该做的事情。现在把尽心知性知天作为格物致知的方法，让刚开始学习的人，还没有能不分心的人，却突然要用圣人天生就知道并能够实践的事情来要求他们。就像捕风捉影一样茫然不知所措。他们的心思能有多少而不偏离“带领天下人走上正道”呢？现在所谓的追求知识和实践真理的弊端，也显而易见了。你所说的注重外在的东西而忽视内在的东西，广泛涉猎而缺少要点，不也是一种错误吗？这是学问最关键的地方。在这里出了问题，将无往不利。这就是我不顾天下之人的非议，忘记自己陷入罪恶的境地，坚持己见的原因啊！
来信中说：“听学者们谈论，‘即物穷理’也被认为是玩物丧志的表现，他们还选取了‘厌繁就约’和‘涵养本原’的说法来指导学习者，将其视为晚年定论，但我认为这可能不是正确的。朱子所说的‘格物’，就是在事物中追求所谓的‘定理’。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具体的事物中探求其中的规律。如果将心与理分开来探求，就是‘析心与理为二’了。如果要从具体的事物中探求规律，就像要探求孝顺的道理于亲人身上一样：我们想要知道孝顺的道理在亲人身上，那么这个孝顺的道理是存在于我的心中呢？还是存在于亲人的身体上呢？假如它存在于亲人的身体上，那么亲人去世之后，我的心中就没有孝顺的道理了吗？看到小孩子掉进井里，我们必然有怜悯之心，这种怜悯之心是存在于小孩子的身上呢？还是存在于我们的良知中呢？或许我们无法伸手去救他，或许我们可以伸手去救他。这些都是所谓的‘理’。那么这个‘理’是存在于小孩子身上呢？还是存在于我们的良知中呢？以此类推，世间万物的规律都是这样的。这样我们就知道将心与理分开是错误的了。如果将心与理分开探求，那就是告子所说的离开义理的学说，孟子也曾经深入批判过：“只注重外在的东西而忽视内在的东西，涉猎广泛却缺少要点。”您已经知道这一点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说是玩物丧志，难道还不足够吗？我所谓的‘致知格物’，是将我的心之良知运用到具体的事物中去。我的心之良知，就是所谓的‘天理’。将我的心之良知中的‘天理’运用到具体的事物中去，那么每个事物都能得到其应有的规律了。将我的心之良知运用到具体的事物中去，就是‘致知’；每个事物都得到其应有的规律，就是‘格物’。这两者合而为一，就是将心与理融为一体。将心与理融为一体，那么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切，以及朱子晚年的论述，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来信中说：“人的内心本质，本来都是明智的。但受到情绪和物质的限制，很少有不昏沉的时候。如果不通过学习和思辨来明辨天下的道理，就无法自觉地区分善恶、真实与虚幻，而只是任凭情感和欲望肆意行事。这样造成的伤害是难以言表的。”这段话似乎有些道理，但实际上是错误的观点。这是因为沿袭了旧有观念的弊端，我们不能不加以辨析。无论是学问、思辨还是行动，都是为了学习。没有只学习而不实践的人。比如要学孝顺，就必须亲自践行孝道，服劳奉养父母，否则只空口说说孝道，怎么能称之为学到了孝呢？要学射箭，就必须拉弓搭箭，射中目标；要学书法，就必须拿纸握笔，练习书写。几乎所有的学习都需要实践才能称为真正的学习。所以说学习的开始就已经包含了实践的过程。笃行指的是踏实、真诚地去做事情。已经实践了，而且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断取得进步。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疑问，有疑问就要去请教别人或者自己去思考；思考后仍然有疑问，就需要进行辨析；辨析清楚后，还要反复思考、审查；这样学习的过程才算完成，然后才能坚持不懈地努力，这才是真正的笃行。并不是说在学问思辨之后再去实践。因此，为了能够做好某件事情而学习，称之为“学”；为了解决疑惑而学习，称之为“问”；为了理解某个观点而学习，称之为“思”；为了深入了解某个事物而学习，称之为“辨”；为了实际行动而学习，称之为“行”。如果分开来看学习的过程，有五个方面；但如果综合起来看学习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内心与行为合一的本体，以及知行并进的功效。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观点与后世不同的原因所在。现在您专门强调学问思辨来探求天下的道理，却不注重实际行动。这是把学问思辨当作知识的全部，却认为探求道理是没有实践的。世界上有不通过实践就能学习的人吗？有不付诸实践就能称之为穷尽道理的人吗？明道说过：“只有探究事物的道理才能达到完善的境界。”所以必须达到仁的最高境界，然后才能说能穷尽仁的道理。达到义的最高境界，然后才能说能穷尽义的道理。仁达到最高境界，就完全发挥出了仁的本性。义达到最高境界，就完全发挥了义的本性。学问探究到极致，就可以称作穷尽了道理，但还没有付诸实践。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吗？因此知道不付诸实践不能称为学习，那么就知道不实践就不能称为探求道理了。知道不实践就不能称为探求道理，那么就知道知行合一是同等重要的，不能分为两个阶段来看待。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存在于我们的心中，而您一定要说穷尽天下的道理。这大概是因为您觉得心中的良知还不够，必须向外部寻求广泛的知识来补充和增强它。这就好像把心和理分成了两部分。学问思辨和实践的功效虽然需要不断努力才能超越别人、提高自己，但最终的扩展极限也只是让我们更加了解天性、知晓天命，也只是让我们更加明确心中的良知而已。除了心中的良知之外，难道还能有其他更深刻的东西吗？如果一定要说穷尽天下的道理，却不知道从内心去追求，那么所谓的善恶分辨、真假辨析等，如果没有心中的良知作为依据，又如何能够真正体察到其中的奥妙呢？您所说的受到情绪和物质的限制，只是被这些限制所束缚罢了。如果想要摆脱这种束缚，却不知道在这方面下功夫，反而想要从外部寻求解脱。这就像眼睛看不见东西的人，不努力治疗调养眼睛，却一味地向外面寻求光明一样。光明怎么能从外部获得呢？任意妄为带来的危害，也是因为没有在心中良知的层面上进行精深的思考和体察。这确实是毫厘之差导致千里之谬的情况，不能不加以辨别。请您不要认为我的观点过于苛刻了。
来信说：“教人明德知性，却不要他们探究事物的道理。试问让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整天独自静坐，不听从教诲，难道就能达到真正的智慧和美德吗？即使他们能够静下心来有所领悟，稍微明白自己的本性，那也只是对定力和智慧的无用理解。如果真的能了解古今的变化，通达事物的规律，并能够用于实际的国家和社会，这样的理解又是否足够呢？”他们认为：“知是意识的本质，物是意识的作用，要像纠正君主的错误一样去纠正物。”这个观点虽然很聪明，但是否与常规的见解相符，我担心还不能完全吻合。我们所说的“致知”和“格物”，正是为了探求事物的道理，并不是禁止人们去探究事物的道理，让他们整天静静地坐着无所事事。如果说“即物穷理”，就像前面所说的只关注外在的事物而忽视内心，那就有些不合适了。愚昧无知的人，如果能随着事物的变化，仔细观察内心的天理，从而发挥出自己天生的智慧和良知，那么即使再愚蠢也会变得聪明，即使再柔弱也会变得坚强。只要从根本上建立正确的道德观念，那么就会实现道义的实践，九经之类的经典可以贯穿起来而不会有遗漏。还担心他们没有实际应用的能力吗？那些顽固、空虚、安静的人，正是因为不能随着事物的变化，仔细观察内心的天理，发挥出自己天生的智慧和良知，反而遗弃伦理、追求虚无成为常态，因此总的来说是无法治理好家庭、国家和社会的。谁说圣人探求道理、完善人性的学问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心是身体的主宰，而心的虚灵明觉就是所谓的天生智慧。这种虚灵明觉的智慧会感应事物而产生意念。有知觉才会有意念，没有知觉就没有意念。知觉不就是意的本质吗？意思是意在做事时，必须有相应的事物作为载体。比如，如果你的意是用来侍奉父母，那么侍奉父母就是一件事；如果你的意是用来治理民众，那么治理民众就是一件事；如果你的意是用来读书学习，那么读书学习就是一件事；如果你的意是用来处理诉讼案件，那么处理诉讼案件就是一件事。总的来说，只要你有这个意，就必然有相应的事物与之相对应。事物不就是意的作用吗？
“格”字的意义中有一种与“至”字相关的含义，比如“格于文祖”，“有苗来格”，都是以“至”为含义的例子。但是，“格于文祖”中的“格”，必须是纯粹的孝心和真诚的敬意，才能使幽冥和光明之间的一切都得到合理的安排，然后才能称之为“格”；而有苗族的顽固，实际上是因为文德的普及才最终被感化，因此也包含了“正”的含义在其中，不能仅仅用“至”来解释它。比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等词语，都含有“纠正不正当的事物，使其归于正当”的意思，而不能仅仅理解为“达到极点”。
而且《大学》中提到的“格物”，又怎么能确定它不是以“正”的含义为基础，而是以“至”的含义为基础呢？如果把“至”作为含义的话，就必须说“穷尽事物的原理”，这样解释才能通顺。因此，要理解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一个“穷”字，而要付出努力的地方在于一个“理”字。如果去掉一个“穷”，去掉一个“理”字，直接说“致知在于追求事物的本质”，这样的说法能够通顺吗？
圣人提出的“穷理尽性”是他们的经典教诲之一，可以在《易经》的系辞中找到相关的记载。如果“格物”的说法真的等同于“穷理”的含义，那么圣人为什么不直接说“致知在于穷理”，却要用这样转折不完整的话语来启发后代呢？《大学》中的“格物”观点，虽然和《易经·系辞》中“穷理”的宗旨相同，但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谓“穷理”，是指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多种方式来追求真理。所以当提到“穷理”时，就意味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功夫都包括在其中；而如果只说“格物”，就必须同时强调致知、诚意、正心等方面的作用，这样才算是完整的功夫。现在有些人只强调“格物”，却错误地认为这就是“穷理”，因此只把“知”当作重点，而忽略了“格物”的实践。这不仅误解了“格物”的含义，也背离了“穷理”的宗旨。
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理解和传承，后世的学术逐渐将知识和行为割裂开来，导致圣贤学说越来越模糊不清。你也许也会受到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会觉得我的观点与你的看法不太一致。不过，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毕竟每个人对道的理解都有不同的侧重点。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相互交流、相互启发，让我们对道的认识更加准确和全面。
来信问：“致知的功效，应该如何表现呢？是温清、奉养就是‘诚意’吗？还是另有所谓的‘格物’？”这似乎是你自己根据你的观点来猜测我的意见而提出的问题，不是我原本告诉你的。如果你真的认为这样，那么恐怕就没有可讨论的了！我认为，想要温凉舒适、想要好好照顾自己，这只是“意欲”，不能称之为“诚意”：一定要实际去实践想要温凉舒适、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意，并且追求自我满足而不是自欺，这才叫做“诚意”。知道如何调节温度、知道如何照顾自己，这是“知识”，但并不能称之为“致知”：必须使自己的知识真正应用到调节温度上，使自己的知识真正应用到照顾自己上，这才叫做“致知”。温度调节、照顾自己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物”，但不能称之为“格物”：一定要在温度调节上，像自己内心的良知所知道的该如何调节温度一样去做，没有丝毫的不尽之处；在照顾自己上，像自己内心的良知所知道的该如何照顾自己一样去做，没有丝毫的不尽之处，这才叫做“格物”。只有温度调节和照顾自己的事物得到了“格”，我们才能开始明白温凉舒适和好好照顾自己的良知：只有当这些事物得到了“格”，我们才能开始明白如何温凉舒适和好好照顾自己。所以说：“物格而后知至”：只有在你明白了如何调节温度的良知之后，你才会开始真诚地想要温凉舒适；只有在你明白了如何照顾自己的良知之后，你才会开始真诚地想要好好照顾自己。所以说：“知至而后意诚”；这就是我所说的“诚意、致知、格物”的观点。你再仔细思考一下，应该不会有任何疑问了。
来信问：“道的根本，很容易理解，就是所谓的‘良知’和‘良能’，就连愚夫愚妇也能明白。但是具体的细节变化、微小的差异与千里之谬，就必须通过学习才能了解。现在说到孝顺父母，谁不知道呢？至于像舜没有告诉父母就结婚、武王没有安葬父亲就发动战争等事情，如何区分日常行为和意外情况，过与不及之间的界限，必须进行讨论和判断，作为处理事情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心无旁骛地面对各种情况而不失道。”关于道的根本易于理解这句话确实是正确的。然而后世的学者忽视了这个容易理解的部分，而去追求那些难以理解的知识作为学问，这就是“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的原因。孟子曾说：“道就像一条大路，难道很难知道吗？人的毛病在于不听从内心的声音。”良知和良能，无论是愚夫还是愚妇都与圣人相同：只是圣人能够发掘内心的良知，而愚夫愚妇无法做到，这是圣人和愚人的区别所在。具体的细节变化，圣人难道不知道吗？但他们并不专门把学习的重点放在这些方面。他们所谓的学习，正是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以深入思考内心的天理，这与后世的学习有所不同。你还没有时间去培养良知，却着急地担忧这些问题，这恰恰是因为你想要离道的本质越来越远，从而迷失了方向。良知对于具体的细节变化的作用，就像是规矩和尺度对于方圆和长短的作用：具体的细节变化无法预料，就像方圆和长短无穷无尽一样。因此只要规矩确立好了，就不会被方圆所欺骗，而且天下的方圆也就无穷无尽地可以使用了；只要尺度明确地制定出来，就不会被长度所欺骗，而且天下的长度也就无穷无尽地可以使用了；只要良知真正地发掘出来了，就不会被细节的变化所欺骗，而且天下的细节变化也就无法抵挡了。一点一厘的错误，如果不在我们内心良知的微小念头上进行察觉，那我们学习还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我们不用规矩来规定天下的方圆，不用尺度来衡量天下的长度，那我看这样的行为一定是荒谬的、不合情理的，最终只会劳而无功。你说：“孝顺父母、关心家人这些道理谁不知道？”但是能够真正掌握这些知识的却很少。如果认为只是粗浅地知道一些家庭礼仪就算掌握了知识，那么凡是知道君主应该仁慈的人都可以说自己掌握了仁慈的知识，知道臣子应该忠诚的人都可以说自己掌握了忠诚的知识，那么天下谁不是掌握了知识的人呢？从这一点来看，可以知道掌握知识一定要通过实践，而不去实践就不能称之为真正掌握了知识，这是很清楚的。知识和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不就更加明显了吗？舜没有告诉父母就娶妻，难道是之前已经有不告诉父母就娶妻的人作为准则了，所以舜才能参考什么典籍，向什么人请教，而做出这样的行为吗？还是他在内心寻找了一念之间的良知，权衡了轻重利弊之后，不得已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呢？武王没有安葬父亲就发动战争，难道是之前已经有不葬父就兴师的人作为准则了，所以武王才能参考什么典籍，向什么人请教，而做出这样的行为吗？还是他在内心寻找了一念之间的良知，权衡了轻重利弊之后，不得已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呢？如果舜的本心并非真的没有后代继承者，或者武的心并非真的为了拯救百姓，那么他们的不告诉父母就娶妻和不葬父就兴师的行为就是最大的不孝和不忠。然而后世的人不努力发掘内心的良知，用它来深入思考道义和事理之间的关系，却想要凭空讨论这些日常变化的事情，把它们当作处理事务的基础，以求在面对各种情况时不失分寸，这实在是相差太远了。其他几方面的例子也可以类推，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古人如何掌握知识的方法了。
来信问：“关于《大学》中的‘格物’学说，只要专注于发掘内心的本心就可以了。至于《六经》和四书中提到的‘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等观念，都是需要在具体事物中寻求真理、从论述中获取知识，因此学习的顺序不能混乱。”关于“格物”的含义，之前已经详细解释了，你对此的疑问也不需要再解答了。至于“多闻多见”，孔子的儿子张子高喜欢追求外在的事物，只想着通过听和看来积累知识，却无法用心去思考，无法解决疑惑，所以他的言行常常出现错误和后悔。他所谓的见闻只是帮助他追求外在的事物罢了。孔子曾经说过：“有不懂的事情却强行去做，我没有这样做过。”这就像孟子所说的“每个人都有是非之心”。这句话正好说明了人的德性良知不是通过见闻获得的。如果有人说：“多听多看，选择好的加以学习，多观察多认识”，那就等于是专门追求见闻的表面内容，而忽略了真正的学问，所以称之为“次等的知识”。如果把见闻当作次要的，那么所谓“上等知识”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可以让我们窥探到圣人门下致知用力的关键所在。孔子对子贡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多学而能记住一切的人吗？不是的，我是把一切都贯穿在一起。”如果真的只是在多学多记上下功夫，那孔子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欺骗子贡呢？“把一切都贯穿在一起”，不就是要发掘内心的良知吗？《易经》中有一句话：“君子应该多了解过去的言行，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品德。”如果把培养品德作为目标，那么所有了解过去言行的人，谁不是在培养品德呢？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效。“好古敏求”的意思是喜欢古人的学问，并努力寻找内心的真理。因为内心就是真理。学习的人，是在学习这个内心；追求的人，是在追求这个内心。孟子曾说：“学问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要求得放心罢了。”并不是像后世那样广泛地记住古代的言论和文字，以显示对古人的喜好，而匆忙地追求功名利禄这些外在的东西。《论语》中也有提到“博学、审问”，前面已经详细解释了。关于“温故、知新”，朱熹也将“温故”归为“尊重德性”的一部分：德性难道是可以在外面寻找的吗？只有“知新”一定来源于“温故”，而“温故”又是“知新”的方法，这也可以用来验证知行是否是两个独立的部分。“博学而能够详细讲解的人，将用反复解释来使知识简洁明了。”如果没有“反复解释”的说法，那么“博学、详细讲解”的人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舜的“好问好察”，只是为了通过反思来使自己的道心更加专注而已。道心指的是良知。君子的学习，从来不会离开实践和讨论而只停留在理论上：但是从事实践和讨论的人，关键在于都知道知行合一的功效，这是培养本心良知的正确方法，而不是像世人那样只是口头上谈论和传授知识，把知识和行为分成两段，然后真的可以谈论它们之间有先后顺序。
来信问：“杨朱和墨子提倡的仁义，乡愿的忠诚诚信，以及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周武王、楚项的征伐，周公和王莽的辅佐，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该从哪里入手呢？而且对于古今的变化，礼乐制度和名物，也没有深入了解，如果国家想要兴建明堂、建立辟雍、制定历法、封禅等事情，人们将如何发挥它们的作用呢？所以《论语》中说‘生而知之’只是指义理方面而已。至于礼乐制度、名物、古今变化等，也必须通过学习才能验证其实践的真实性。这就可以算是定论了。”来信所提到的杨朱、墨子、乡愿、尧、舜、子之、商汤、周武王、楚项、周公、王莽、王莽等人的辨析，与之前关于舜和武的讨论，大致可以类推。对于古今变化的疑问，在良知的说法中已经有了规矩和尺度的比喻，因此也不需要再多解释了。不过对于明堂和辟雍的制作，似乎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这个说法非常长，就根据您所说的观点来取正吧，那么您的疑惑也可以稍微解决了。明堂和辟雍的制度最早出现在吕氏的“月令”中，汉儒的注释中也没有详细提及。难道吕氏和汉儒的知识比三代的圣贤还要好吗？在齐国宣王时代，明堂还没有被毁掉，所以幽王、厉王的时代，周朝的明堂都还完好。虽然尧帝和舜帝的住处只是茅草屋和土台阶，明堂的建造并不一定要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治理国家的好坏。然而，即使是文武成康时期的明堂，也无法挽救幽王和厉王的混乱局面。为什么呢？难道只有用不忍心伤害他人的心去推行不忍心伤害他人的政策，那么即使是简陋的茅草屋和土台阶，也足以成为明堂吗？如果用幽王和厉王的心去推行他们的政治，那么即使是宏伟的明堂，也会变成暴政的根源。
汉武帝开始讲学于汉朝，而武则天则大力兴办学校于唐朝，他们的治理如何呢？天子的学校称为辟雍，诸侯的学校称为泮宫，都是根据地理环境来命名的。然而三代的学校，其核心都是用来明确人伦关系，并不是以是否修建得宏伟来衡量轻重的。孔子曾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礼仪又有何用！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音乐又有何用！”制定礼仪和创作音乐，必须具备中正和平的品德，才能称之为“礼乐”。至于器物、音律等琐碎之事，则是乐师的职责范围。因此曾子说：“君子所重视的道理有三个，其中关于祭祀仪式的事，就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尧帝命令羲和掌管历法，恭敬地遵循天道，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他的重要性在于“尊重天时”的原则。舜帝执掌璇玑玉衡，他的重要性在于“统一七项政务”。这些都是怀着仁爱之心来治理百姓、推行养民政策的体现，而治历明时的根本，也在于此。羲和的历数之学，皋陶、契也许并不擅长，禹、稷也未必精通。尧舜的智慧无法完全通晓万物，即使他们是尧舜也未必能做到。然而，直到现在人们仍然遵循羲和的方法来研究历法，即使是那些曲解小聪明的人，或是星术浅薄的学者，也能通过推算天体运行规律而没有偏差。那么，是不是后世曲解小聪明的人比禹、稷、尧、舜更贤能呢？关于封禅的说法尤其荒谬，这是后世谄媚奉承君主的人为了讨好他们而编造出来的夸侈之事，用以迷惑君主的心志并使国家的赞助者失去信心。这无疑是欺骗上天和人们的无耻行为中最大的一种，是君子们所不齿的，也是司马相如被世人讥讽的原因。然而，您却认为这应该是儒家学者应该学习的，难道您没有思考过吗？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们天生就知道。但是解释论语的人说：“‘生而知之’只是指义理方面。至于礼乐、名物、古今变化等：也必须通过学习才能验证它们在实践中的真实性。”如果礼乐、名物等真的与成为圣人有关，那么圣人也必须通过学习才能了解它们，那么圣人也不能称之为“生而知之”。所谓圣人为“生而知之”，只是特指义理而言，而不包括礼乐、名物等方面。因此礼乐、名物等与成为圣人无关，而圣人被称为“生而知之”，只是专门指义理方面，而不包括礼乐、名物等方面。所以，“学而知之”的人也只应该通过学习来理解这些义理。同样地，“困而知之”的人也只应该在困境中理解这些义理。现在学者学习圣人的知识时，对于圣人已经掌握的知识，却没有通过学习来理解它，却急于追求了解圣人无法知道的东西作为学习的对象，这难道不是失去了追求成为圣人的正确方法吗？以上都是根据您所困惑的问题进行稍微的解释，并没有涉及到根治问题的根本之道。
如果拔起根本，堵塞源头的理论不能普及于天下，那么学习圣人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困难。这些人可能会沦落为禽兽和野蛮人，却仍然自以为是圣人的学者。我的说法可能暂时在某个时期被理解，但最终会在西方冻结，东方坚冰难解。雾气在前面散去，云彩在后面聚集。这些人可能会因为困惑而陷入危险境地，最终无法对天下做出任何贡献。
圣人的心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他们看待天下的人，无论内外远近，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每个有血肉之躯的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他们无不渴望得到安全和教育，以满足他们对万物一体的渴望。天下人的心开始时与圣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被自私的欲望所蒙蔽，大的东西变成小的，通的东西变得堵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甚至有些人把父亲、儿子、兄弟视为仇敌。圣人对此感到担忧，于是推广他们的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爱来教育天下人，使他们能够克服私欲，去除蒙蔽，恢复内心的共同愿望。
他们教育的核心原则是尧、舜、禹互相传授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具体的细节则是舜命令契的五项原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唐、虞、三代的时代，教育者和学者都只以此为准则进行教育和学习。当时人们没有不同的意见，家庭也没有不同的习惯。安于这种教育的人被称为圣人，努力追求这种教育的人被称为贤者。而违背这些原则的人，即使他像明亮的朱砂一样聪明，也被认为是不肖之人。从乡间小巷到田野农田，从农民到工人、商人、商贾等底层人士，无不学习这样的教育并以成就自己的德行为宗旨。这是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杂乱的听闻和记忆，没有烦琐的背诵和华丽的辞藻，没有功利的追求。只要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信任朋友，就能恢复内心的共同愿望。这是人天生就具备的，而不是依靠外在的条件，那么谁不能做到呢？在学校里，只注重培养品德；如果有的人擅长礼乐、政治教育或者种植养殖等领域，就根据他们的特长来完善自己的才能。一旦有了德行并被任用，就让他们终身担任相应的职务而不改变。使用人才的人也只注重团结一心，共同安定天下的百姓，不以外在的高低为重要指标，而以辛劳和安逸为好坏标准。被任用的人也只注重团结一心，共同安定天下的百姓，只要胜任自己的能力，就一直承担繁琐的工作而不感到疲劳，甘心从事卑微的工作而不感到卑贱。在这个时候，天下的人们和睦相处，彼此之间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那些才能低下的人则安心从事农、工、商、贾等职业，各自勤奋工作，互相帮助和支持，没有渴望高高在上或向外追求的心思。那些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皋陶、夔、后稷、契等，就会出来展示自己的才能。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经营生意，他们都会精心安排，共同努力，以满足自己照顾家人的需求，唯恐负责此事的人懒惰而增加自己的负担。所以，后稷努力种植庄稼，并不以自己不懂教育为耻，他把契的善于教育看作自己的善教；夔管理音乐，并不以自己不懂礼仪为耻，他把夷通晓礼仪看作自己的通礼。因为他们的心学纯粹明亮，而且能够完全体现他们万物一体的仁爱之心，所以他们的精神流畅，志向通达，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分别、物与我自己之间的界限。就像一个人的身体，眼睛看，耳朵听，手拿东西，脚走路，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眼睛不以为没有听力而感到羞耻，耳朵所触及的地方，眼睛必定关注；脚不以为没有触觉而感到羞耻，手所探索的地方，脚必定前往。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元气充盈，血脉畅通，所以即使是痒痛呼吸等细微的感觉也能敏感地感受到，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奥妙。这就是圣人的学问之所以能够达到极为简单、容易理解和学习的境界。因为大的原理只在于恢复内心和身体同样的本然状态，而知识和技能则无关紧要。
在三代的时候，王道衰落了，而霸道的术数开始流行起来。孔子和孟子去世后，圣贤的经典被遗忘，邪说横行。教书的人不再以这些经典为教材，学习的人也不再以此为目标。那些专横跋扈的人窃取先王的理论，将其应用于自己的私欲中。天下人盲目地追随他们，圣人的道理因此变得模糊不清。
相似的人和事相继出现，每个人都追求能够让自己变得富有强大的方法，使用欺骗和诡计，策划攻伐和谋略，一切欺骗上天、欺骗人民的行为都屡见不鲜。他们只是为了一时的利益，通过权谋之术来猎取声名和财富。就像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样的人，无法一一列举。
时间长久之后，斗争和抢劫不断发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人沦落为禽兽和野蛮人，而霸道的术数也无法再被执行了。当时的儒者们感到非常悲伤，收集整理先代君王的法典和制度，并在一片废墟上进行修补。他们内心真诚地希望挽回先王的道路。
然而，圣贤之道已经远离我们了，霸道的术数代代相传，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中。即使是贤明智慧的人也难以避免受到其影响。那些想要阐明和修饰圣贤之道的人，只是增加了霸道者的障碍而已。于是，圣贤之道的门墙逐渐消失了。
于是出现了各种诡辩学派，将它们作为名声传授下去。还有记忆和背诵学派，认为学问就是博闻强记；还有词章学派，认为华丽辞藻才是学问的精髓。这些学派纷纷涌现，争相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人们不知道他们到底属于哪一派别，迷失在纷繁复杂的学说中。
当时的学者就像进入了百戏场一样，四处竞相展示自己的才能和技巧。他们争奇斗艳、献笑逗趣，前顾后盼，应接不暇。但是眼花缭乱、精神恍惚，日夜沉迷其中。他们就像疯子一样丧失了理智，不知道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当时的统治者也都被这些学说迷惑颠倒，终身致力于无用的空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偶尔会有一些人觉得他们的观点空洞、荒谬、不切实际。但是，那些坚持己见、努力奋斗的人，想要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然而，他们的努力最终只能达到富强和功利的目标，也就是成为五霸之一。圣人的学说逐渐被遗忘，而追求功利的风气越来越盛行。虽然曾经被佛教和道教迷惑，但这些宗教也没有能够战胜人们对功利的追求。虽然也曾尝试过与儒家学者妥协，但儒家的观点也未能打破人们对功利的看法。至今为止，功利的毒害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一种习惯。几千年来，人们互相吹嘘自己的知识，争夺权力和地位，为了利益而争斗，展示自己的技能和声誉。一旦进入官场，负责财政的人就想同时掌握军事和刑法的权力；负责典礼和音乐的人又想参与选拔官员的工作；担任地方官员时希望有高级的职权；在台谏机构工作则渴望成为宰相或执政官。因此，如果无法胜任某个职位，就无法兼任该职位的职务；如果不能理解某种学说，就无法获得相应的声誉。广泛的记忆力只会助长傲慢自大；丰富的知识只会导致恶劣的行为；广泛的阅历只会增加争论的本领；华丽的辞藻只会掩盖虚伪的本质。所以，即使是皋陶、夔、后稷、契等都无法胜任的任务，如今的年轻学者都想要掌握相关理论和方法。那些自称为王、号称帝王的人，总是说他们想要共同完成国家的事务。但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如果不这样，就无法满足他们的私欲和欲望。唉呀，如果累积了如此多的不良品行，怀揣着如此坚定的意志，再接受这样的学术思想熏陶，他们听到我们圣人的教诲时，只会视之为无用之物。他们会认为人类的良知还不足以解决问题，而圣人的学说也毫无用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唉呀，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人，还有什么理由去追求圣人的学说呢？还有何资格去讨论圣人的学说呢？士人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却想成为学者，这岂不是辛苦和困难吗？这不是限制自己的自由和陷入险境吗？唉呀，真是太可悲了！幸运的是，天理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永远不会消失。良知的光辉照耀千古，一旦听到我们拔本塞源的理论，他们一定会感到悲伤、痛心、愤怒并产生强烈的共鸣。就像江河决堤一样，无法控制自己。除了那些有志于成为豪杰之士的人，谁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