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财团（下期）

（十）三井物产获得日本国有煤矿优质煤出口业务的垄断经营权，当时这些煤出口到中国，利润十分丰厚，1876年为此建立的上海办事处就是三井走出日本的第一站。业务扩张和引入优秀的家族外人才这两方面的需要，导致这些家族企业开始以组建新形式的企业-公司的方式开疆拓土，从事新事业。开始吸收家族之外的股权资本，包括公众资本，但是家族保持控股地位。这样逐渐形成最上层是家族，家族持有绝大多数股权的财阀总公司（本社），往下是一层、二层、三层，并构成层层控股的企业金字塔。到了20世纪之后在不放弃家族对企业绝对控制权的前提下日本家族企业进行更多的外部股权融资，以至日本的资本市场得到高度的发展。 1936年日本公司的股票市值总额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6%，即使是全球资本市场如此发达的今天也只有美国和英国等极少数国家公司股票价值总额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这让人们不得不惊叹日本历史上的这种家族企业和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状态，除了股权集中度相对还是比较高之外总体上可以说一种股东至上和股东所有权主导的公司治理文化。财阀家族除了对本社（就是控制财阀集团企业的总公司）和重要的第一层子公司保持着很高的股权比例之外财阀整体对下属企业的控股比例下降趋势十分明显，1929-1943年之间除安田之外四大财阀中的三井、三菱和住友财阀整体持有下属企业股权的平均比例基本都从50%左右降到30%多一点。安田对下属企业的持股比例保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是因为安田在这一期间没有像其他三大财阀那样大踏步地发展，其下属企业数增加很少。不过从四大财阀在1928年时对其第一层子公司的控股比例来看安田已经是最低的，只有48.1%，而三井、三菱和住友对其一级子公司的控股比例分别是90.6%、 77.6%和80.5%。1945年财阀被解散时四大财阀企业集团中三井和三菱的本社母公司也都已经不是100%的财阀持有，三井和三菱是家族、财阀的第一层下属企业和财阀外股东共同持有本社的股份。三井是三井家族持有63.6%的本社（三井合名）股份，加上第一层下属企业，财阀总体持有64.5%的本社股份。三菱是家族持有47.8%的本社（三菱合资）股份，加上第一层下属企业财阀总体持有58.6%，这种股权集中控制的程度基本跟当前中国的上市公司差不多，也被认为是开放股权的第一步，直到被解散时住友和安田的本社股权仍然是封闭的。安田是家族100%持有本社（安田保善社）股权，住友则是家族持有 83.3%的本社（住友合资）股权，第一层企业持有另外的16.7%。可以按外部人持有其本社股权比例给四大财阀的股权开放程度排序: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财阀下属子公司和孙公司的股权开放程度要比母公司大很多，就对一级子公司的财阀控股程度来说由高到低依次三井、三菱、安田和住友。二级子公司孙公司的财阀控制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从被解散后的日本财阀企业集团的所有权变化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已经呈现出其逐渐开放股权的趋势。三菱、三井等财阀企业集团也已经开始在母公司层面上扩大所有权开放程度，而对子公司保持着较高程度的股权控制逐步向现代企业集团的治理结构模式方向转变。

（十一）虽然这只是一种假想，但实际会如何演变无从考察，不过可以简单地与意大利家族企业做个对比。同样是战败国，二战前的意大利经济也是家族企业统治，但是没有引起美国人的痛恨，因此没有在二战后被强行解散。今天的意大利是大家族控制的大公司已经转为国际化的运作模式，剩余的则是汪洋大海一般的中小家族企业。如果没有解散财阀这一外部施加的激进制度变革，日本大概也基本是这个样子，可能也就不会有日本战后这种缺乏真正控制中心和总部的所谓“企业集团”。日本经济的另一特点就是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究其根本是战后日本银行主导、法人相互持股这一“系列企业”制度可以说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制度根源。日本政府的战时统制经济措施废除家族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甚至一度以战时法令的形式废除股东的分红权，企业经理直接听命于政府的计划官员，按战争需要组织生产，这直接奠定战后股东退居二线、银行走向前台、经理和政府官员操控企业的所谓“日本模式”的心理和文化基础。解散财阀的举措进一步割裂明治维新开始积累起来的日本的股东主权文化和战后日本企业之间的联系，战争和解散财阀作为“外部冲击”，隔断日本的家族财阀企业按照其本来很强的股东主权主义的逻辑和逐步分散股权的路径，使其未能完成其向现代国际化企业制度模式自然演变的过程。但财阀还是为战后日本新形成的“企业集团”一系列企业，提供重要并不可或缺的制度和文化基础。战后日本企业的交叉持股本身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就是财阀的“遗产”，在主要靠自我融资和资本相对短缺而又要保持控制的情况下财阀下属企业之间已经存在着大量的相互持股现象。以被解散时住友的主要企业股权结构为例：住友银行除住友家族和住友本社分别持有11.3%和24.1%的股份之外，其他住友公司持有16.7%，这样合计起来就保持52.1%的控股权。住友信托银行的主要股东则是住友银行，住友家族、本社和其他住友公司是其小股东，总计持有 45%。住友起家产业和核心企业“住友金属矿产”的股权控制比较严，家族直接持有53.4%，然后是住友本社持有26.6%，加上住友银行和其他住友公司后总计100%，完全为财阀自己拥有。从住友的主要企业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持股结构，而在解散财阀的过程中只是解散本社，并把家族持有的企业股份转卖给公众，但没有涉及下属企业相互持有的部分，解散财阀的结果就是把住友家族和住友本社两个集中持有的股东变成分散持有的公众股东。公众可以在短时间内就持有大量股份，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就学会做企业的股东。而且战后日本普通民众极为贫困，以至1949年东京证券交易所重新开业之后民众蜂拥而至，出售股票，为日本企业增加法人相互持股提供充分的股票来源供给。正是财阀家族股份转卖给公众后股权高度分散所带来的并购威胁以及“父母去世了，兄弟姐妹要互相帮助”这一财阀集团企业的文化遗产和经理情感要素等等，共同推动战后日本企业的法人相互持股和安定股东制度的形成。

（十二）以至到了1991年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合计持有日本公司全部股票的比例达到70%，正好把1949年个人占有70%的状态翻过来，可以说交叉持股是战后日本企业在其独特的制度、文化遗产和历史条件约束下所“生成”出来的一种在股权分散条件下保持企业控制权的做法。人们习惯上笼统地说英美模式是股权分散，而日德模式是股权集中，这是很不准确的，事实上日本是这个世界上除了美国和英国之外公司股权分散程度第三高的国家。为什么面对股权分散和并购威胁时日本企业走上交叉持股，而不是像美国企业那样采取一系列的反并购措施？这除了前财阀企业的交叉持股遗产及前财阀成员企业之间的情感联系等软性因素之外法规方面的硬性因素，尤其是战后《反垄断法》的法人持股比例限制以及《公司法》的禁止企业回购自身股票（1998年修改）等起重要作用。前者使美国公司抵御并购威胁的“白衣骑士”变成日本公司的“兄弟姐妹众人齐上阵”，后者则使美国公司化解收购危机的回购股票做法（“绿色邮件”敲诈）在日本变成必须由“关系户企业”来做。看看现代日本所谓六大企业集团的形成和构成，尤其是其中直接起源于财阀，并且延续财阀商号的三菱、三井和住友，可以发现财阀的制度和文化遗产尤其是前财阀成员企业经理们相互情感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通常所谓的六大“企业集团”实际上完全是两个类型。如果说三菱、三井和住友属于“父母早亡”之后遗留下来的“亲兄弟”们自然团结在一起的，那么芙蓉、三和和第一劝银则属于模仿前者而形成的“结拜兄弟”。前三井财阀成员企业经理们是在1946年6月三井家族委员会刚被解散后马上就开始他们定期的“午餐会”，住友和三菱的财阀成员成立其各自“总裁会”的时间也很早，分别是1949年和1950年，相比之下芙蓉、三和、第一劝银等“新集团”则是在日本战后银行主导的经济体制下逐步形成的。三和集团是在1967年由44家企业结盟而成，第一劝银“集团”的形成更晚，它们于1977年由48家企业结盟而成。“财阀遗产”成为三菱、三井和住友这三大集团比芙蓉、三和、第一劝银等另外三家凝聚力更强，更像是“一个集团”的根本原因，仅是他们主要核心企业共享来自前财阀、传承几百年的同一“商号”这一点就是以银行为中心的新集团所不能比的一大优势源泉。而且在成员构成和组织上芙蓉、三和、第一劝银等也明显更为松散，主要是以作为其中心的银行的巨额融资为凝聚，与其说是“集团”，不如说是“互助会”或者“俱乐部”。这三家新集团最多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松散的金融性的企业战略联盟，各有一家大银行作为战略联盟中心企业。日立制作所同时加入芙蓉、三和、第一劝银三个集团，这种自身已经成长为日本一个举足轻重的集团性质的企业，它与其所加盟的“集团组织”之间只是一种友好关系，目的是为了利用更多方面资源。源自旧财阀的三大集团和以银行中心的三大集团所共同具有的主要特征就是主银行和交叉持股，但是这两个曾被作为其优势源泉的战后日本企业体制的主要特征，在日本高速增长时代结束和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都受到普遍的诟病。这种诟病并不仅仅是来自美国，在日本企业内部也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思和自主改革力量。

（十三）正是在缺少股东主权的约束和在银行的大力支持下日本企业大量投资、大量购买地产和股票吹起地产和股票两大泡沫，既葬送持续几十年的高增长，也带来十几年的“迷失”和艰巨痛苦的调整。金融业失败，制造业保持胜利，这是很清晰的战后“日本模式”的结局。事实上人们以前所熟悉，甚至津津乐道意欲模仿的那些战后日本企业的传统体制特征，从主银行、安定股东、交叉持股到终身雇佣等等，无一不在逐步地减弱和消解。从1987-2003年间股权被交叉持有的日本企业比例从93%下降到83%，也就是已经有接近20%的公司不存在交叉持股现象。交叉持股所占的企业股份比例更是大幅度的下降，银行通过交叉持股持有的企业股份比例从6.70%降到2.99%，产业公司通过交叉持股持有的企业股份比例从10.67%降到3.76%，与此同时安定股份占全部企业股份的比例也在大幅度并逐年地下降。也许现在就断言日本以银行为中心、通过交叉持股所形成的“系列企业”制度或说“关系企业网”已经宣告破败还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相比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前那段时间来说银行在日本经济和企业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在下降。从制造业中成长起来的那些新兴大型国际化的日本集团企业已经不再主要依赖银行融资，而是走上全球资本市场，通过全球发股、发债来融资，并且由此成长为新型的日本企业集团。日立、丰田、索尼以及东芝、佳能、富士通等等这些真正并且势力日益强大的日本集团企业，其运作模式已经完全不同于旧式财阀企业，也不同于经典的日本系列关联企业模式，以至一些日本学者认为研究这些国际化大公司的治理结构已经不能算是研究“日本的公司治理”问题。1910年开始创业、1920年正式设立的日立制作所是原属旧日产财阀系的企业，日产财阀形成的时间比较晚，与其他日本财阀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从其开始就没有一个主导性的家族，起步就不是家族企业。近年来日立的改革步伐很大，日立系统在全球有近20家上市公司，已经整齐划一地按照 2003年日本修正的《公司法》转变为外部董事占1/3以上的“委员会制公司”。日立制作所自身也是上市公司，并且是在全球主要市场均上市。日立制作所上市的交易所包括日本国外的5个（卢森堡、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巴黎和纽约）和日本国内的5个（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和札幌），共计在10个交易所有股票挂牌。日立股东总人数达41万，外国人持有其股权30%以上。作为日本“国际化”步伐迈得最快、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企业，索尼的股东基础就更为广泛，在日本国内的5个交易所上市，在海外的纽约、太平洋、芝加哥、多伦多、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诗人海涅的故乡）、布鲁塞尔、维也纳和苏黎世等11个交易所上市，股东总人数为83万。日渐分散的股东结构也给日本财阀企业带来崭新的面目，股东的公众化也已成为日本财阀企业的发展趋势，而这并不会影响其仍将在日本的经济版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转变将更加有利于日本财阀适应新的世界经济环境，更加灵活地参与国际竞争。

哈里·S·杜鲁门

（一）哈里·S·杜鲁门（1884年5月8日－1972年12月26日）是美国民主党政治家，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执政期间主要整顿美国政府机构；完善总统任期与继任制；提出有关就业、住房、民权等方面的立法；提出“杜鲁门主义”；向国会提出在经济方面援助西欧，并被批准。1884年5月8日杜鲁门出生于密苏里州拉马尔，在杜鲁门只有11个月大的时候家庭迁到密苏里州格兰德维尤的一个农场。1890年6岁的杜鲁门随家庭迁移到密苏里州独立城，并进入公立学校读书。1901年杜鲁门中学毕业，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无法供其继续升学，便报考公费的军校，却因为视力太差而未能如愿，只好辍学到社会上求职，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之后杜鲁门先是在独立城一个铁路承包商那儿找到一份计工员的工作，工程结束后杜鲁门又到附近堪萨斯城的《堪萨斯城明星报》找了份收发邮件的活。在1902年底到1903年初杜鲁门在堪萨斯城国民商业银行找了份办事员的活，1905年杜鲁门跳槽到联合国民银行。1906年初因家里人手不足，杜鲁门辞去银行的工作，回家帮忙料理农场。1914年杜鲁门的父亲过世后杜鲁门便开始尝试从事一些生意，杜鲁门先是和朋友在俄克拉荷马投资开采锌矿，因经营不善，公司在1916年9月关门倒闭。同月与朋友合伙成立摩根炼油公司，之后因一战爆发，杜鲁门入伍，公司转给他人。1917至1918年在俄克拉荷马州西尔堡炮兵学校学习，1918年4月杜鲁门所在的国民警卫队被编入美国陆军第35师60旅129野战炮团，开赴法国作战，杜鲁门被任命为129团D连连长。1919年退役，杜鲁门和战友埃迪·雅各布在堪萨斯城合伙开了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商店，但因为美国第一次经济衰退，最终倒闭。1921年在战友吉姆·彭德格斯特的建议下投身于政界，而吉姆·彭德格斯特是当时密苏里州民主党头面人物汤姆·彭德格斯特的侄儿。1922年在堪萨斯城民主党政治集团首脑汤姆·彭德格斯特的帮助下杜鲁门当选为密苏里州杰克逊县的法官，1924年杜鲁门竞选连任失败，为了生计，杜鲁门找了份推销员的工作，为堪萨斯城一家汽车俱乐部推销会员证。1926年杜鲁门在彭德格斯特集团的支持下再次出来竞选公职，杜鲁门原来的目标是县税务官，但汤姆·彭德格斯特要让杜鲁门竞选县首席法官，杜鲁门获得成功，成为县首席法官。1930年以绝对优势连任杰克逊县首席法官，1934年届满，因为县法官只能连任两届，杜鲁门只好另谋出路。杜鲁门本人曾有意竞选密苏里州州长，但因为彭德格斯特集团另有人选竞选这一职位便拒绝他。

（二）1934年三四名彭德格斯特原先比较中意的人选因各种原因都拒绝参加竞选密苏里州民主党参议员，彭德格斯特找到杜鲁门，杜鲁门参加联邦参议员的竞选，最终成功竞选。1940年杜鲁门第一任参议员任期届满时彭德格斯特也已经入狱。杜鲁门的主要竞争对手为劳埃德·斯塔克。富兰克林·罗斯福比较欣赏斯塔克，希望杜鲁门退出这次参议员竞选，并在州际商务委员会为杜鲁门安排好一个位置、但杜鲁门拒绝罗斯福的建议。最终杜鲁门以微弱的优势再一次当选参议员。1944年罗斯福第四次竞选总统时杜鲁门被提名为副总统侯选人。11月杜鲁门当选为美国副总统。1945年4月12日时任总统罗斯福因病逝世，杜鲁门接任总统。1948年竞选连任总统成功。1951年的夏天杜鲁门邀请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当时仍未决定加入什么政党）为民主党出选总统，而自己则当他的副总统，但建议遭艾森豪威尔拒绝。1952年3月杜鲁门宣布放弃竞逐，又极力劝说伊利诺州州长阿德莱·史蒂文森参选，最终史蒂文森成为195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的候选人。1953年他参加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就职典礼之后与妻子回到独立城。1955年至1956年杜鲁门撰写两本回忆录，并从从中赚取60万美元，但大部分钱均用作交税和支付协助撰写回忆录的人员的薪水。1956年杜鲁门出访欧洲，在英国中杜鲁门获牛津大学颁发民法学荣誉学士学位，并最后一次和朋友温斯顿·丘吉尔会面。回程美国前他又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作全力支持（他最初支持纽约州州长艾夫里尔·哈里曼）。1957年出资成立杜鲁门总统图书馆，捐赠予联邦政府。1960年大选前夕杜鲁门致信众议院议员、民主党人范尼克恳求他尽一切努力帮助民主党获得选票，并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和副总统候选人林登·约翰逊。1964年杜鲁门在浴室跌倒，撞伤额头，折断两条肋骨，眼镜也撞碎了。自此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并中断以往每天到总统图书馆的习惯。1965年杜鲁门与他的妻子见证时任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在杜鲁门图书馆签署《医疗保健法案》，并把首两张医疗保健卡给予杜鲁门和妻子贝丝，杜鲁门亦曾在任内争取落实全民医疗保健。1972年12月5日杜鲁门因肺炎引发肺气肿被送往堪萨斯城研究医院及医疗中心。12月26日因器官衰竭逝世，享年88岁。杜鲁门死后被安葬于杜鲁门图书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行政机构恶性膨胀、职责重叠、管理混乱、办事拖拉、官僚习气严重。因此杜鲁门强调他首先要做的一点是整顿政府的机构。

（三）1945年5月杜鲁门向国会提出咨文，请求制订改组政府机构的立法，扩大总统管理和改革行政机构的权利。他迅速发布行政命令，撤销许多战时机构，整顿和加强在复员期间仍需发挥作用的机构。1939年至1946年中成立的战时紧急机构大约有165个，到1946年底保留下来的主要机构不到12个。政府工作人员从战时最高点610万降低到1947年最低点550万。美国对总统的一届任期为4年，4年届满重新改选。美国宪法并无明确规定总统的连任次数，只是因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任满两届后便坚拒再次参加总统竞选才形成总统选举的一个惯例，即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任期不超过8年。但在194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打破这一不成文的传统，但既然惯例已破，就难免会再有总统这样做，这让杜鲁门非常不安。为此杜鲁门批准国会通过的宪法第22条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任总统之职两届以上，在另一人任总统期内接任或代行总统职务两年以上者不得再任总统之职一届以上。本条不适用于当国会提出本条时正在担任总统的人，亦不妨碍当本条开始生效时正接任或代行总统职务者在该任期期满前继续任职。”这项法案于1951年开始生效。宪法第22条修正案杜绝总统终身制，完善美国的总统制。杜鲁门还修改《总统继任法》关于总统继任顺序问题的有关规定。早在1945年6月19日杜鲁门就向国会建议修改《总统继任法》。杜鲁门建议在总统继任顺序上排在副总统之后的应是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临时议长，然后才是内阁成员。杜鲁门的建议在众议院很快就被通过，但在参议院却遭到保守派的反对。1947年2月杜鲁门再次向国会提出他的建议，这一次终于获得成功。1947年7月18日国会通过新的《总统继任法》。规定：“正副总统都出缺时代理总统职务的人的顺序是：众议院议长、参议院临时议长、按各部建立先后排列的内阁级部长。”杜鲁门在总统任期内频繁使用否决权，加强总统对国会权力的渗透和影响，杜鲁门任内共否决250项议案，此后利用否决权影响议案的通过日渐成为总统影响国会立法的一个重要手段。杜鲁门也合理利用法律法规，拓展总统在内政外交上的权力空间。杜鲁门认为国家安全处于紧急状态时总统作为三军最高统帅有权动用军队，之后的朝鲜战争中杜鲁门在事前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就出兵干涉朝鲜，开创先例。此后历届总统都援引这一先例，以国家安全处于紧急状态为由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向海外派兵，采取战争行动。在二战后美国在海外承担的军事义务大大增加，并且随着冷战的升级而不断加重，这都要求必须有一个高效的军事指挥机制，而美国原有的陆、海军各自为政的局面显然也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四）为此杜鲁门顶住来自军方的巨大压力，对军事机构进行改组：撤销原有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另外设立国防部，负责保卫国家安全；国防部部长应由总统指派文职的内阁阁员担任；国防部下设陆、海、空三个分支机构，分别由一名部长助理负责。三军指挥权得到有效统一，总统的掌控能力也得到提升。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消灭战争期间增长起来的财政赤字，杜鲁门政府实行“补偿性财政政策”，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急剧削减军费支出；二是急剧减少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于军费开支和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大量削减，使国家财政收支情况好转。但在物价管制方面尽管杜鲁门几经努力，但终因其举棋不定、出尔反尔而未有成效。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1946年2月20日杜鲁门签署《1946年就业法》，根据这项法案时联邦政府必须负责协调和利用自己的一切计划、政策、职权和资源，为找工作的人提供有益的机会。该法案还规定要建立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正式授权美国玫府制订出旨在防止经济衰退、保持充分就业的财政金融政策。为缓和二战后的住房困难问题，1945年9月杜鲁门就强调：“住宅问题在国家需要采取坚决行动的各种事项里应居于重要地位。”杜鲁门要求国会通过法令，规定：房屋最高限价，并授权给他将全国建筑材料的半数用于营造廉价住房；扩大住宅投资保险制度，鼓励私人出资建筑住宅；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寻找更好的和更便宜的建筑材料和方法。1946年2月杜鲁门向国会提出退伍军人紧急住房计划，5月国会批准两年内为退伍军人建造270万套住房的紧急住房法案。4年之后国会又通过《1949年全国住宅法》，该法授权在最后6年为低收入家庭建造81万套廉价公共住房，联邦政府为城市清理贫民窟和改善农村住宅提供大笔贷款和援助，杜鲁门认为这项影响深远的法案对美国人民的福利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战期间兵役体检中所暴露的美国公民健康状况不良及因付不起昂贵的费用而使众多的公民得不到适当的治疗的事实让杜鲁门很为震惊，1945年11月19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通过扣薪及其扣除办法实行国民健康强制保险，这个方案的要点是：医疗费用由强制保险和国家总收入中支付；因病因伤的工资损失由政府补助；医院和医疗机构由地方政府兴办；医药教育和医药研究由联邦政府给予补助。但由于“反对集团”的阻挠使得这一方案未能立法。1947年6月由南方保守民主党人支持的共和党控制的第八十届国会通过《塔夫脱-哈特莱法》（即1947年劳工关系法），该法从根本上修改瓦格拉法所赋予工会的权利，大大地扩大雇主的权利，是战后最反动的劳工立法。它激起美国工人阶级的强烈抗议，杜鲁门着眼于国内外的形势和1948年的总统选举，于1947年6月20日否决这项法案。

（五）1950年1月杜鲁门还促成《公平劳动标准法》中的12项修正案，将工人的最低工资从1945年的每小时40美分提高到1950年的75美分。塔夫脱-哈特莱法即“劳资关系法”，是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劳工法案之一。1947年以后美苏冷战激烈，美国统治集团在国际上推行反苏、反共的冷战政策，在国内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和镇压。1947年6月23日国会通过参议员塔夫脱和众议员哈特莱提出的法案，同年8月22日付诸实施，该法规定：法院有权禁止罢工；工会会员必须书面声明他不是共产党员；工会不得要求同一企业工人加入同一工会；不准将工会基金用于“政治目的”的活动。1946年12月5日杜鲁门颁布行政命令，创立总统民权委员会，要求全面评估种族关系现状，提出发展民权的建议。1948年2月杜鲁门就民权问题向国会提交一份特别咨文，建议在司法部设立民权司，制定反对私刑和人头税的法律，设立常设的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以防止就业上的种族歧视，此后杜鲁门又把这些建议列入1948年的民主党纲领。1948年7月26日杜鲁门颁布两个行政命令，要求在联邦政府和武装部队中废除种族隔离。1949年他邀请黑人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招待会和舞会，他也任命维尔京群岛的第一个黑人总督和联邦法院的第一个黑人法官。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参众两院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咨文。在咨文中杜鲁门分析希腊和土耳其对中东和西欧甚至对整个西方国家的重要性，并提出给予他们援助。杜鲁门要求国会授权，在至1948年6月30日截止的期间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杜鲁门在其咨文中不但提出要给予希腊和土耳其援助，更阐述他将通过提供援助的方式，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扩张美国势力，遏制苏联的战后外交战略。1947年4月22日和5月9日美国国会两院分别通过“援助希腊、土耳其法案”，5月22日杜鲁门签署“援助希腊、土耳其法令”，杜鲁门主义正式付诸实施。杜鲁门主义实质上是美国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全球扩张主义，它是美国公开推行对苏冷战政策的重要步骤，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从此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全面展开，此后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就紧紧围绕着遏制战略而不断发展。二战后西欧的经济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使杜鲁门意识到要解决美国和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必须对西欧进行援助。杜鲁门希望通过援助西欧来恢复西欧经济，消除共产主义在西欧国家中的影响，稳定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杜鲁门决定为了重建欧洲的经济还需要一个更庞大、更广泛的计划。

（六）1946年秋杜鲁门要求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联合委员会参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行动方案。1947年12月19日杜鲁门在与国内参众两院领袖和政府许多领导人研究并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后向国会提交“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咨文，他要求国会在1948年-1952年拨款170亿美元，在头15个月先拨68亿美元，并正式提出成立经济合作署。国会根据杜鲁门的请求尽速采取行动，但国会没有同意所建议的全部数额。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1948年对外援助法”，4月3日经杜鲁门签署后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此外美国也对西欧国家进行军事援助，并于1947年通过共同防御援助法。虽然如此，但美国并没有使军事援助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重点。1947年杜鲁门命令组成调查团再访华，魏德迈报告内警告国民党军事上已处于劣势，中共很可能统一中国。他建议美国承诺给予国民政府援助，惟不被美国政府采纳，撰写之报告更被列为机密被束之高阁。而且美国总统杜鲁门坚决反对其意见，并在杜鲁门总统支持下乔治·马歇尔已下令自1946年7月29日到1947年5月26日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经杜鲁门批准后对国民政府援助4亿美元，其中1.25亿美元特别赠款用于自行购买军事物资而非直接援助。由于各方的拖延，直至1948年底第一批物资才运抵中国。杜鲁门政府清楚自己的对华政策，军经援助、调停行动均使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失败，决定赶在国共分出最后胜负前采取“袖手旁观”政策，在盟友中华民国在大陆全面崩溃前尽速脱身。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认为如果美国在北部失去南朝鲜、在南部失去台湾，则美国所占领的日本将被南北夹攻，东南亚各反共国家将受到极大威胁。这不仅将打击美国在亚洲部队的士气，而且还会威胁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因此朝鲜战争一爆发，杜鲁门迅疾派第七舰队和十三航空队去保卫台湾，并对美国西太平洋海岛防御圈“重新划线”，把台湾纳入西太平洋防线。杜鲁门政府坚决反对蒋中正的军队赴朝，因为使用蒋军只能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一个口实，完全不符合美国“保台”政策基点。在杜鲁门任期内始终没有改变对蒋中正的冷淡态度，对于蒋中正又是致信又是派夫人的各种求援时杜鲁门一概不加理会，甚至在蒋中正危难之际杜鲁门还决定由原来的“扶蒋”政策改为“弃蒋”政策。杜鲁门也试图“换马”，寻找为美国所用的新的代理人。但杜鲁门逐渐意识到台湾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以至对台政策由“弃蒋”转为“援蒋”，加强对台湾的军事经济援助。还明确表示要保护台湾，促使美国的盟国发展与台湾的关系。

（七）1945年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提出苏联、美国共同占领日本的要求，使杜鲁门感到非常为难。杜鲁门以非正式方式告诉斯大林：“美国已拥有一种具有空前毁灭性能的新式武器。”斯大林面无表情地表示：“希望能好好利用它来打击日本。”斯大林的这种态度令杜鲁门决定使用原子弹，使苏联变得更好说话。苏联军队占领东欧大部分地区，杜鲁门急于想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前使用原子弹，不依靠苏联结束太平洋战争，以便日后在解决东亚问题时掌握话语权。波茨坦会议结束时通过“波茨坦公告”，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就只有迅速和彻底地毁灭。”日本没有意识到这一警告的背后就是将使用原子弹的暗示，所以拒绝“波茨坦公告”。波茨坦会议后杜鲁门在回国途中就向军方下达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命令，1945年8月6日上午9时15分美军飞机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方圆42平方公里的城市被摧毁，房屋毁坏率达70%以上，14万人死亡。当天夜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投弹声明”，要求日本尽快投降。之后美国政府宣布：“只要能降低对日本本土作战的风险，再投几颗原子弹也在所不惜。”（事实上美国只剩下一颗原子弹了）。8月9日上午9点零1分第二颗原子弹被投向有27万人口的海港城市长崎，长崎上空随即腾起巨大的蘑菇云，两次投放原子弹也加快日本的投降速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发布投降诏书。1945年8月10日，在得知日本决定投降、前苏联准备对日宣战后美国临时提出以穿过朝鲜半岛的北纬38度线为美苏控制分界线，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成立，美国选中李承晚成为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1949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1950年6月25日南北朝鲜建国后双方都没有放弃用武力统一的想法，最终导致在6月25日爆发全面内战。6月26日杜鲁门总统命令驻日美国远东空军出动协助韩国军队作战，7月1日美军地面部队入朝，7月8日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把战火引到中国边境。9月16日金日成首次请求中国出兵，10月3日北朝鲜再次请求中国出兵。10月4日韩美军队开始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进军。10月5日由于美军越过“三八线”触动中国的底线，中国中共中央决定由彭德怀率部队出兵朝鲜。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隐蔽渡江，陆续进入北朝鲜，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战。1951年4月11日凌晨杜鲁门在发现麦克阿瑟意图扩大朝鲜战争证据后将麦克阿瑟解职，任命李奇微中将为继任者。5月16日杜鲁门决定谋求停战，5月22日美军开始大规模反击。6月抗美援朝大规模战役停止，朝鲜半岛开始战争和谈判纠缠的两年。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朝鲜战争正式停战。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

（一）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1880年12月31日－1959年10月16日）是美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帮助总统罗斯福出谋划策，作为军界最高决策人员，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一系列美军和英美联军的重大战略性战役计划，为美国在二战的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1880年12月31日马歇尔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联合镇，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马歇尔的父亲老马歇尔是一家焦炭熔炉公司的董事长，在宾夕法尼亚拥有富煤矿，后因经营无方，晚年生活拮据。马歇尔童年和少年时酷爱运动，骑车、打猎、游泳、钓鱼无所不精。学习兴趣不大，成绩平平，他后来承认9岁时他便认定自己注定是“全班的劣等生”。父亲对他很失望，常用柳条鞭管教他，哥哥姐姐和同伴的冷嘲热讽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但这也未能使他的学习成绩好起来。少年时代马歇尔时而向往海上生活，时而羡慕铁匠行当。一次他到铁匠铺玩了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发誓将来做个铁匠，父亲发现他这一想法后狠狠揍他一顿。老马歇尔对军队情有独钟，希望儿子能成为军官。他的长子以优异成绩考进莱克星顿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却志不在军队，毕业后却改行到一家钢铁厂当了化学师。这时马歇尔一再要求父母送他到哥哥的母校弗吉尼亚军校，他后来承认他如此想上军校并非因为喜欢军队或想穿上军装出出风头，而是因为要胜过他那个自命不凡、百般嘲笑他的哥哥。1897年9月16岁的马歇尔进入弗吉尼亚军校，马歇尔刚入校便受到老生的“考验”，老生按例让他在地板上悬蹲10分钟，正下方固定着一把刺刀。他刚患过伤寒，身虚体弱，没坚持几分钟便坐到刀尖上，臀部受伤，血流如注。他被抬到医务所急救，但始终未说出受伤的缘由。他的行为赢得大家的赞许，他受到尊敬，在军校站住脚。马歇尔在弗吉尼亚军校学习期间因为说话口音太明显，高年级学生以“难听的匹兹堡鼻音”令人刺耳为由处罚他，让他包揽大量脏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个月刷洗的马桶比一个清洁工一辈子刷洗的还多。在校期间马歇尔认真钻研军事课目（军事课目成绩优异，而其他课目成绩一般），正确履行军事职责，严格参加军事训练，重视进行战场考察。据他的同学回忆称马歇尔在学生时代便对军事战略着迷，课余他经常绘声绘色地分析地形与战术，引起周围同学的莫大兴趣。一年级结束时当上伍长，两年后升为队长。校内举行的所有重大仪式时他都担任学生指挥。他声如洪钟、面色威严，发号施令极具威慑力，他还是出色的橄榄球运动员。马歇尔曾深有感慨地说：“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不但给我与人相处的日常行动准则，而且还给我一种军事遗产：荣誉与自我牺牲精神。”1901年马歇尔以名列第8的优异成绩毕业，年底进入美国陆军，次年2月受领陆军少尉军衔，开赴美国驻菲律宾第30步兵大队服役。行前他于2月11日与伊丽莎白·科尔斯卡特结婚，新娘患有心脏病，未能与他同行，留在国内。

（二）这时总数达3.5万的驻菲律宾美军负责维持某种“和平”，战事已缓。马歇尔服役两年，没有参加战斗，但经历丛林环境和疫病的考验。菲律宾服役期间马歇尔体验到严明纪律和恢复控制的重要性，矜持和拘谨似乎成了马歇尔的独特风格。1903年11月马歇尔从菲律宾服役回国，被派往俄克拉何马地区的雷诺堡，妻子身体不好，仍不能与他同行。马歇尔在雷诺堡的出色表现受到上级注意，1905年他奉命领导美国西南部荒漠地区的勘测绘图工作，因工作出色而获得4个月休假。时值美国陆军军部体制改革，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签署设立陆军参谋部的立法。为培养军事人才（包括参谋人才），重新恢复利文沃思步兵骑兵学院（今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该院院长贝尔将军在学院开设军事史、战术学、军事卫生学、军队组织、武器、法律和语言学等各门课程。1906年底马歇尔被选进利文沃思步兵骑兵学院进修，进修学员都是上尉以上的军官，他是唯一的少尉。一年后他以名列第一的成绩获得继续深造的资格，这时妻子搬到利文沃思堡与他同住，但是疾病使她无法与丈夫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也无法生育。虽然如此，但马歇尔与妻子一直相亲相爱，外人以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完美无缺。1907年3月马歇尔晋升为中尉，他称“晋升中尉的时候”是自己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经过一年的努力学习后他被选送到陆军参谋学院学习，1908年马歇尔留在利文沃思步兵骑兵学院工兵系任教官，军衔为中尉。1910年至1913年先后担任国民警卫队教官和步兵连长，1913年出任菲律宾军区美军司令的副官。到1916年马歇尔已经36岁，当了14年军官，在美国14个不同的部队服役任过职，两赴菲律宾，两进国民警卫队。无论在哪里他都得到上级夸奖，他肯吃苦，精通兵法，足智多谋，忠诚可靠，但仍是一个中尉。马歇尔的上司哈古德将军1916年在有关军官能力的报告中写道：“马歇尔理应在常规军中任准将职，推迟一天任命，军队和国家就遭受一天损失。”但是提升军官委员会只是在同年晋升马歇尔为上尉，同年的5月马歇尔调任西部军区司令詹姆斯·富兰克林·贝尔（后为陆军参谋长）的副官。1917年4月6日美国向德国宣战，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已延续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塞伯特将军组建陆军第1步兵师，调任马歇尔任参谋部临时中校衔参谋。第1步兵师在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的美国远征军编内，最先在法国登陆。5月至6月间潘兴率3000士兵赴法，协同法军作战，兼顾后方勤务，马歇尔随军去法国。在法国前线作为师参谋部参谋，他的任务是向师指挥所报告前沿阵地的情况，检查部署和给养状况，维持部队士气。他执行任务一丝不苟，大部分时间是在前沿战壕里，他常常一人徒步巡视阵地。马歇尔因在前沿阵地表现出色，博得潘兴的赏识，被提升为临时上校，并调入设在肖蒙的美国远征军总参谋部。

（三）1918年德军在西线重点围困法军，从3月至7月发起五次大规模攻势。5月27日至6月4日德军发起第三次攻势，主要打击提埃里堡和巴黎方向的法军。鉴于实力对比德强法弱，法军向美军告急。潘兴对美军增援作了全面部署，下令第一师从侧翼配合法军作战。在与马歇尔长谈后潘兴觉得这位年轻的师参谋对如何战胜对手自有谋划，拟定的作战计划考虑周密，在美军中是不可多得的参谋人才。这次战役结束不久潘兴把马歇尔从师参谋擢升为军参谋，后又任命他为自己的副官。一战期间马歇尔始终未能直接上前线作战，使他引为憾事，战争结束后潘兴进入巴黎凯旋门时马歇尔紧随其后。战后潘兴把马歇尔留在华盛顿当副官，对他倍加倚重。无论外出视察，还是接待宾客，马歇尔总是侍立潘兴身旁，连潘兴写回忆录也征求马歇尔的意见。1919年9月1日马歇尔随潘兴凯旋美国，他的战时临时上校被取消，仍为上尉。他留在潘兴手下任职，不久晋升为正式少校，这次晋升并未使他高兴只是使他感慨，他当了整整18年的军官，还只是少校而已。1921年8月潘兴出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作为首席助手随他到华盛顿赴任，这次他又升了一级，领中校军衔。1923年潘兴任满离职，马歇尔决定到野战部队任职，以充实自己。1924年7月1日他被派到美国驻中国天津（时值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第15步兵团任副团长、主任参谋，在中国期间他学会汉语。他对当时军阀混战的中国政局进行研究后感到束手无策，写信对潘兴说：“大国如何处理中国问题是几乎回答不了的一个问题。”1927年夏马歇尔回国，同年9月他的妻子心脏病突发去世。为了使他摆脱因丧妻引起的悲痛，上级将他调离华盛顿，前往佐治亚州的本宁堡步兵学校当教官，直到1932年。马歇尔是出色的教官，能够三言两语概括复杂的军事问题。他在该校培养的大批军官，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的骨干力量。马歇尔在学校建立一个学员档案，把他认为有才华的青年军官的名字一一记在上面。后来马歇尔担任陆军参谋长之后这个档案便成了无价之宝，他常据此选派指挥官。1932年底马歇尔调到斯克雷文堡带兵，随后又被任命为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师的师长（受到排挤，一般认为加入国民警卫队即远离正规作战部队，后在潘兴等人的帮助下才始回正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克雷格将军主持美国陆军参谋部后马歇尔的军职步步高升，1936年8月55岁的马歇尔由中校正式晋升为准将，1938年夏马歇尔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处长。鉴于欧战在即，潘兴亲自谒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把马歇尔作为“参谋长的料子”推荐给他，当年晚些时候马歇尔任陆军副参谋长。1939年初克雷格退休，马歇尔代理陆军参谋长。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同日罗斯福总统任命马歇尔为美国陆军参谋长，正式授予他少将军衔，暂领上将军衔。他上任的第3天（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四）马歇尔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后欧战局势日趋紧急，1940年6月法国沦陷，英伦三岛朝不保夕。此时美国没有马上参战，国内有人主张全力避免战争，有人主张积极参战。马歇尔认为无论愿意与否，美国必然要卷入战争。而他作为陆军参谋长，积极备战更是责无旁贷，于是马歇尔决定扩充美国军备，在必要时出兵援助西欧国家。经与陆军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商议后马歇尔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国民警卫队服现役，二是全国实行义务兵役制。欧战初期美国只有20多万军队，仅相当于葡萄牙的规模。到战争结束后美国军队已达830万，成为世界上规模庞大、装备先进的一支军队。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珍珠港战役），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美国对德、日宣战，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马歇尔的注意力已从国内扩充军备转向组织盟国联合作战，美、英成立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马歇尔以美国陆军参谋长身份参加该委员会，在战时他未能上前线直接指挥战斗，留驻华盛顿，担负组织盟国联合作战的任务。马歇尔需要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军官填补空缺，他利用自己的档案搜寻人才，发掘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乔治·巴顿等军界新星。1942年初美英两国商定在北非登陆，打击德军。马歇尔为这次代号为“火炬”的战役进行积极准备，他指派艾森豪威尔将军出任盟国北非远征军总司令，全权指挥这次战役。他与艾森豪威尔商量，选中巴顿指挥美军特遣队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登陆，同时他还把在本宁堡时的下属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推荐给艾森豪威尔。同年7月下旬美英两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开始在伦敦拟定“火炬”作战的具体方案，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并在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干预下于9月20日达成一项折衷方案，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3处同时登陆，登陆日期最后定于11月8日。英美盟军按期于11月8日天始实施“火炬”登陆作战计划登陆成功，经5个月的激战后盟军于1943年4月9日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英军第8集团军自南向北进行突击，美英联军自西向东发动进攻，经过18天的战斗后分别攻占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被挤压在这一地域的25万德意军队走投无路，只得投降（突尼斯战役）。至此德意在北非的部队全部被肃清，非洲战场的战事以美英的最后胜利而结束。美英盟军在北非登陆之后美英两国便开始考虑下一个主要战略行动方向，1943年1月14日至2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率两国军事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商讨军事战略问题。马歇尔从军事着眼，考虑具体的欧洲战略，极力主张横渡英吉利海峡，从法国北部攻入欧洲大陆。但丘吉尔却从政治方面考虑，主张从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巴尔干半岛开刀，通过匈牙利直插维也纳，最后在德国西北平原与德军作战，以便达到既阻止苏联向东欧、中欧进军，又保证欧战胜利的目的。会议未能就此作出决定，实际是将进攻西欧的计划推迟实施，会议最后选定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登陆为作战目标。

（五）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实施登陆，8月中旬占领全岛。随即向意大利本土进军，很快进逼罗马，在纳粹控制的欧洲取得立足点。为了推行美国的欧洲战略，马歇尔多次飞赴伦敦，与丘吉尔磋商。凭借美国的实力，他终于使英方同意诺曼底登陆方案。1943年1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最终商定，于1944年5月由美英军队在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登陆，这次登陆战役的代号定为“霸王”。人们普遍认为指挥“霸王”战役的盟军最高司令一职非马歇尔莫属，马歇尔已是众望所归的人。此时美国陆军的步兵和航空队同时活跃在世界的六大战场，战线极长，但是由于马歇尔在华盛顿指挥得力，对各路人马的状况、需求、配备和军务缓急了如指掌、应付自如、协调有致，为美军的不断胜利创造良好条件。为表彰马歇尔的功绩，美国众议院和罗斯福总统曾打算特设陆军元帅一衔授予他，但被马歇尔拒绝了。他努力实干、不务虚名，此举博得许多人喝彩，美国作家塞瓦赖德在一次著名的广播讲话中说：“这支捍卫自由的伟大军队是世界上体魄最强壮，穿着最漂亮，伙食最好，待遇最高的军队。它之所以具备今天的组织、训练、装备水准绝非出于偶然。它是一座丰碑，展示着乔治·马歇尔的天赋和无穷的精力，几近超凡的远见卓识及领导才能，这样一位军人是不需要元帅杖的。”马歇尔本人也想指挥欧洲战役，1943年秋同盟国首脑在魁北克会议上一致同意他担任这一职务，这使他非常高兴，但罗斯福回华盛顿后却无限地延长马歇尔的陆军参谋长的任期。罗斯福让马歇尔指挥欧洲战役的决心本是十分坚定的，他在给潘兴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准备让他指挥的是这次战争中最大的作战行动，我认为他将担负的乃是欧洲战场的全部指挥任务，而不仅仅关系到某一地区。此外英国三军参谋部将同他就一切事宜进行磋商，再者我认为如果不给乔治一个亲临前线统兵作战的机会就太不公平，我所能做出的最好的解释是我想让乔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潘兴。”然而身卧病榻的潘兴在给总统的信中说：“我们在打着一场全球性战争，离结束之日尚远，因此要由最成熟的军官担任参谋长一职，以便明智地把握战略方向。明达的军界人士一致认为马歇尔将军正是这样一位军官，假若把他调往某个地区作战，则无论这个战场看上去如何重要，都将使我们因为失去这样一位深谙战略、任何其他人担任参谋长都无法同他相比。”罗斯福同意潘兴的看法，把马歇尔留在陆军参谋长的位置上。最后马歇尔委任艾森豪威尔任盟军最高司令，指挥“霸王”战役。1944年1月3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赫然登载出马歇尔的照片，周刊选他为“本年新闻人物”，称他为“祖国的托管者”、“不可或缺的人”。周刊写道：“作为一位文明的美国人，他赢得全世界的尊敬，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将军有资格代表死难将士接受本国人民的感激之情。”

（六）只要去五角大楼走一遭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总统认定必须把马歇尔将军留在华盛顿，别人很难胜任此刻压在参谋长身上的繁重工作。自马歇尔于1939年接任参谋长以来这项职务的责任范围之广都大大超过往日，如今300名官兵直接在参谋长手下工作，他必须每时每刻都能了解战局情况、盟国的想法、敌方的计划、总统的打算、国会的意图。马歇尔在权力下放方面做得非常彻底，他的原则是：委派最合适的人选负责某项工作，然后就放手任他去干。如果干的出色，他会咕哝两声表示赞许；如果不称职，他就请他走人。他了解下属的全部活动，他要求自己每天掌握手下工作人员掌握的所有情况，因此他规定任何部下都可以直接向他报告任何事情。“马歇尔从不拉帮结伙。”汤姆·汉迪说：“人们可以同他争辩，只要你完成工作，一切都好商量。他脾气上来，也十分粗暴，有时厉声痛斥，有时冷若冰霜。可是他能长时间听人介绍情况，记忆力之强令人吃惊，甚至小事也不漏过。有一次他去国会参加一个委员会会议，议员们就某些次要但复杂的事项提了一些敏感琐细的问题，他从容不迫，滔滔不绝地作出权威性的回答。我问他怎么能记住这么多细节，他说：‘我是从近几个星期军官们所介绍的情况中摘出来的。’”马歇尔掌握情况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每天上午9时准时在他的会议室里开始的情况介绍会，他颇以他搞的这个介绍会为自豪，也使世界各地美军和盟军司令部的指挥官们羡慕不已。马歇尔后来回忆说：“对于我和其他主要负责军官来说掌握世界局势进展状况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因为各战区同时作战。国内形势也是风云多变，我们有着许多颇具才气的专家，于是便以一帮口才很好的年轻军官为基本力量，逐渐搞成每天上午的情况介绍会。他们每天清晨4点起床，对前一天晚上收到的电报进行综合整理，9点钟准备就绪，按时开讲。”马歇尔还说：“他们后来很精于此道，把情况介绍会搞得真是令人惊叹。你可以看到整个战局的最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战局情况变得易于了解。”有一次麦克阿瑟派拉福莱特上校前来华盛顿照例向马歇尔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马歇尔请上校参加情况介绍会，听一听世界战局的情况，听得上校目瞪口呆。会后拉福莱特上校再没提麦克阿瑟的要求，举手给马歇尔敬个礼，默默地走了。马歇尔后来写道：“情况介绍会使他意识到战争规模如此之大，我们的‘全球’需要如此之多，因此完全改变他的想法，他开始现实地观察整个局势。”在一天的工作时间里马歇尔阅读报告、写备忘录、听取情况介绍、接见来访者、出席国会作证、晋见总统、制定影响战争进程的重大决策，他不断用铅笔在官方备忘录空白处潦草地写上各种意见、指示，总统向国会宣读的战争进展情况报告大多出自马歇尔的手笔。马歇尔的工作繁忙而复杂，他曾对艾森豪威尔说：“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在世界各地都负有责任的参谋长来说越是接近胜利，事情越难处理。四处都在发生争吵，各军种之间在吵，政府和军队之间在吵，盟国之间吵得尤其不可开交。”

（七）1944年6月6日美英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后美军将领认为英军最高指挥官蒙哥马利一心想唱主角，因而对他十分不满，双方矛盾重重。马歇尔站在战胜敌人的最高立场上，必须不偏不倚地处理各种矛盾，使盟军协力胜敌。协调美军与友军的关系也正是马歇尔的主要责任之一，他不断提醒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说：“将军们都容易变得‘虚荣自负’，绝不要忘记蒙哥马利差不多是英国唯一的英雄，所以不要和他找麻烦。”此时每个战场都酝酿着纠纷，许多危机都需要平息，许多歧见都有待消除。太平洋、地中海、西北欧每天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有些问题决非一天半天所能解决。在太平洋战场上一路杀回菲律宾群岛的麦克阿瑟不断向参谋长要人要物，而海军是千方百计不让马歇尔去注意菲律宾，这样马歇尔就首先要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承认菲律宾群岛是合理的军事目标，应给予大力支援。而另一方面他又要让麦克阿瑟了解从全局出发，不可能对他有求必应。在中国战区中马歇尔不得不撤换他的司令官史迪威将军，这不是因为这位将军缺乏指挥才能，而是因为他对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东南亚英军司令蒙巴顿蔑视而不恭、口出妄言，马歇尔只好忍痛将他革职。马歇尔清楚看到在抗击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美军必须倚重、倚靠甚至倚赖友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在欧洲战场上他始终要求艾森豪威尔遵循指示、打败德军、赢得胜利、同友军保持良好关系。在对德作战的最后阶段中一些美军将领要求抢在苏军之前攻占柏林，丘吉尔和蒙哥马利也坚决反对放弃柏林，认为这等于西方把宣传上的一个大胜利白白丢掉。但是马歇尔顶住这股压力，在他看来放弃柏林完全是一种军事决策。在罗斯福刚刚去世、杜鲁门总统刚刚上任之际他必须以军人的方式进行思考，做出这种符合军事逻辑的决策，由苏军攻占柏林。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不能忘记苏联还是西方的盟友。“是的我认为我们当时不应当攻占柏林。”马歇尔后来写道：“必须记住我们那时正在努力和俄国人打交道，我们一直同他们并肩作战，他们是我方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一非常坚定的一部分。他们在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削弱德军力量，对所有这些时我们都要好好加以考虑。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变得非常敏感，时刻在注意是否有迹象表明英国人和美国人打算背着他们决定战争的结局。”1944年12月马歇尔晋升为五星上将。自1941年以来马歇尔每天都要拍板决策，在那前景暗淡、形势险恶的时刻人们把马歇尔视为中流砥柱，正如英国百慕大总督夫人玛丽·伯利在1945年春天给他的信中所说：“你前往欧洲途经百慕大时我们曾一道进餐，记得我当时想你会加速胜利的到来，这使我对一切都充满信心。你一定收到过许多类似的信，但是我还是要向你表示祝贺，祝贺杰出的陆军取得的辉煌战果。我还要说我们极为钦佩陆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我们完全认为他替我们赢得渴望已久的胜利，我还有千万句赞美的话要说。”

（八）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的仪式。在此年的8月20日年近65周岁马歇尔给杜鲁门写信，要求卸任，并提名由艾森豪威尔继任参谋长。杜鲁门考虑一些时候，接受马歇尔的辞呈。11月杜鲁门在白宫为马歇尔举行告别仪式，在他佩戴的军功章旁边添上一簇橡树叶章，杜鲁门亲自宣读嘉奖令：“在这场就规模和恐怖程度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战争中，数百万美国公民曾为祖国立下殊勋，而五星上将乔治·卡·马歇尔奉献的则是胜利。他的品格、作为、效率鼓舞全军、全国、全世界，美国之得有明日实有赖于马歇尔和千百万人民，他于世间将军行列中卓立前茅。”随后马歇尔正式退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中国一面执行扶蒋反共政策，一面又力图避免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和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希望通过调停国共政争来实现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从而作为遏制苏联在远东影响的战略手段。为了停止国共内战，实现美国主导下的中国统一，杜鲁门决定派遣马歇尔为驻华特使，完成这一使命。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飞抵上海，开始“调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12月21日他到达南京会见蒋介石，12月23日会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马歇尔告诉蒋介石，不要指望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用于内战，美国不会卷入中国的内战。中共向马歇尔提出希望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并通过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加以确立。马歇尔的本意是希望蒋介石让出一部分政权，换取共产党交枪入阁，达到不战而降中共的目的。调处初期各方曾取得一些成果，张群、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小组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的协定，国共双方分别下达停战令，稍后又在北平（今中国北京）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但蒋介石对停战毫无诚意，美国实行边促和、边助战的双重政策，使蒋介石有恃无恐地在东北大举进攻中共军队。7月全面内战（参见词条解放战争）爆发，7至9月马歇尔八上庐山，劝蒋介石重开谈判，但蒋介石坚持要打内战，于是在8月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10月国民党军队攻占中共在华北的重要政治中心张家口，11月蒋介石又悍然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完全关闭谈判大门。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奉召回国，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调处以失败告终。马歇尔调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派马歇尔来中国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冲突进行的调处，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执行扶蒋反共政策。1945年12月杜鲁门派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军事冲突，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奉召回国，29日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调处以失败告终。

（九）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执行扶蒋反共政策，但由于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的坚决斗争迫使美国选择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在中国广大地区确立其政权；一方面鼓励双方进行协商，尽力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以免自己直接卷入。为此1945年12月杜鲁门派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指望蒋介石让出一部分权力换取共产党交枪入阁，达到使共产党不战而降的目的。调处初期曾取得一些成果：张群、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小组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 、 《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同日国共双方分别下达停战令（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签订停战协议，并组成有美国代表参加的“军事三人小组”）。稍后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5日又达成关于军队整编、中共军队统编的方案。与此同时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对停战毫无诚意。美国政府实行一边促和、一边助战的双重政策把大量国民党军队运到内战前线，并以大批军火和其它物资援蒋，从而使蒋介石发动内战有恃无恐。国民党军队在得到新的供给后于3月31日在东北大举进攻营口、鞍山、本溪、四平等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东北战火越燃越烈。6月6日达成东北暂时休战，但蒋介石蓄意挑起全国内战，于6月17日提出五项无理要求，要中共军队限期撤出热河与察哈尔两省、山东的威海卫和烟台、苏北、东北的牡丹江和哈尔滨等地，导致谈判再度破裂。7月全国内战爆发，7月11日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7月中旬至9月中旬马歇尔八上庐山，劝蒋重开谈判，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国问题。但蒋介石坚持要打内战，提出种种蛮横无理的要求。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11月中旬蒋介石悍然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完全关闭谈判大门。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奉召回国。29日﹐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调处以失败告终。1947年1月马歇尔出任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6月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提“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计划，其后美国政府据以制定“欧洲复兴方案”，一般被称为“马歇尔计划”。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还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承认以色列，并促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1949年1月因健康状况不佳，马歇尔辞去国务卿职务，1950年9月又被杜鲁门任命为国防部长。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极端反共产主义者，麦卡锡主义创建者）指控马歇尔“近乎亲共”，在麦卡锡的攻击下马歇尔于1951年9月辞职。1951年后马歇尔是陆军现役将军中级别最高的，可向政府提供自己的建议。1953年马歇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欧洲经济复兴的贡献以及他促进世界和平与理解的努力。

（十）1959年10月16日傍晚马歇尔在弗吉尼亚州沃尔特的里德医院病逝，享年79岁，遵照他的遗嘱，在弗吉尼亚州的迈尔堡举行简朴的葬礼，之后马歇尔永远地长眠于波托马克河西岸的阿灵顿国家公墓。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时间担任陆军参谋长职务，在他的领导下美国陆军从一支三十万人装备较差的兵力扩充到世界上最庞大的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二战结束时美国已有八百多万人服役。马歇尔是作出战略决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参预欧洲战略的决策，起草有关战争全局的战略和具体作战的咨文，从而对盟军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战略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马歇尔多次陪同罗斯福出席重大的军事外交会议，参加过1941年在华盛顿以及其他地方的决定战争进程和后果的重要会议，如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1944年的魁北克会议、1945年的马耳他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马歇尔是二战中战争后勤的组织者，又善于人事安排，他的军事观点的基本信条之一便是应该派军官去完成最适合他做的任务，而不要考虑他的个人感情以及他在当下位置上多么有用。在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期间马歇尔把一批他认为有军事才能的军官提拔到重要岗位，日军偷袭珍珠港后马歇尔把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艾森豪威尔召回华盛顿，请他担任参谋部作战计划处处长。1942年6月欧洲战区正式成立后马歇尔又将该战区司令的重任托付艾森豪威尔，他向罗斯福推荐麦克阿瑟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美军司令，本宁堡步兵学校出身的布莱德雷也因马歇尔的大力提携而在诺曼底登陆后指挥美国第12集团军。由于马歇尔清楚认识到乔治·巴顿进行装甲战的胆识，就任命他指挥第3集团军在法国北部扩大战果，而在缅甸-印度战区中他保举史迪威任该战区的美军司令。1947年6月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援助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其后美国政府据以制定“欧洲复兴方案”，被称为“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控制西欧经济和美苏冷战在经济上的表现，即用美援贷款和赠予来挽救濒于“破产”和“绝望”的欧、亚两洲。1948年4月3日马歇尔计划正式开始执行，从1948年4月到1952年6月底美国共拨款援助欧洲131.9亿美元，受援国要接受美国的经济监督，到1951年底美国政府宣布计划提前结束。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工业产量比战前上升35%，农业产量比战前提高10%。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最成功的计划，是美国垄断资本利用援助，拉拢西欧盟国、抗衡苏联、抑制西欧人民革命运动、争夺西欧市场的重要手段。它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奠定基础，对西欧的联合和经济的恢复起了促进作用。西欧国家的团结合作的开始和加强，为美国进一步在西欧建立政治军事集团创造条件，同时马歇尔计划缓和美国国内即将发生的经济危机。通过马歇尔计划后美国打开西欧市场的大门，美国的商品和资本象潮水一般涌向西欧。并且美国以经济渗透开始，以经济援助为手段加强对西欧各国的控制，它使美国有了一个更加稳定的势力范围，它真正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服务。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一）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年10月14日—1969年3月28日）是第34任美国总统，五星上将，德裔美国政治家、军事家。艾森豪威尔在任职8年期间美国社会经历战后最安定、繁荣的时期，上任后半年内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支持所有反对苏联及共产党的政权。1890年10月14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丹尼森市，1911年艾森豪威尔考取美国海军学院，却因超龄而未被录取，后经该州参议员推荐，考入美国西点军校。1915年从西点军校毕业并获得少尉军衔，赴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任职，1916年晋升为少校。1921年从陆军坦克学校毕业，1922年调任驻巴拿马的第20步兵旅参谋，旅长福克斯·康纳将军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遂不惜时间和精力加以培养。1923年经康纳帮助而进入陆军指挥与参谋学校学习，192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又经康纳介绍而赴法国进行战场考察。1927年在陆军军事学院深造，1929年赴陆军部助理部长办公室任职，1933年任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助手，1935年担任菲律宾军事顾问麦克阿瑟的高级助理。1936年晋升为中校，1940年2月调到驻加利福尼亚州的第15步兵团任职，11月升任第3师参谋长。1941年3月升任第9军参谋长，6月出任第3集团军参谋长，就在25年前开始任少尉的地方晋升为准将。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第5天，马歇尔电召艾森豪威尔速回华盛顿。他先任战争计划处副处长，不久计划处升格为作战厅，又被任命为作战厅长，随后便升为少将。1942年任欧洲战场美军司令、北非战场盟军司令，晋升为中将、上将。1944年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成功策划指挥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诺曼底登陆战役，晋升为五星上将。1945年继乔治·马歇尔任陆军参谋长，1948年2月退役，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至1953年（但从1950年起一直缺席而担任北约司令）。1952年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总统获胜，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1956年再次竞选获胜，蝉联总统。1960年根据1951年2月批准生效的宪法修正案第23条关于总统只连任一届的规定，艾森豪威尔宣布不再竞选总统，1961年1月20日离任总统。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时任总统肯尼迪曾将机密告知艾森豪威尔并与他进行会谈，商讨应对方案。1965年心脏病复发，此后身体明显衰弱，经常住院休养，很少公开露面，但声望未减。1969年3月28日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而逝世，享年78岁，遗体被运到首都华盛顿供人瞻仰，有87个国家的总统、首相、特使前去参加葬礼。4月2日安葬于故乡阿比林城，他的临终遗言是：“我始终爱我的夫人，我始终爱我的儿子，我始终爱我的孙儿，我始终爱我的祖国。”

（二）1954年联邦政府通过补助17500万于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法案，紧接着在1956年签署这项法案，于是州际公路赖以发展的法源与基金得以确认。往后美国高速公路于是四面八方的蔓延生长，划过无数都市，对美国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1954年为了消化国内的粮食库存，美国通过对外援助的核心法令《农产品贸易开发与援助法》（又称《480公法》），以无偿与有偿援助等方式对外提供粮食，从而开启制度化的对外粮食援助计划。50年代末美国将该计划命名为“以粮食换和平”计划，以突出利用粮食援助拉拢第三世界国家、遏制共产主义的功能，处理剩余农产品和为冷战遏制战略服务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粮食援助政策的两大目标。艾森豪威尔继续推行冷战政策，加速发展战略空军，使他成为世界冷战格局形成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支持所有反对苏联及共产党的政权。美国的全球遏制战略在朝鲜战争中遭受巨大的挫折，继杜鲁门后走马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吸取前任的教训，对美国的遏制战略做出重大调整，调整后的战略被称为“新面貌”战略。“新面貌”战略以“用尽可能最小的代价取得对共产主义尽可能最大的威慑”为目的，其手段包括核威慑、联盟政策、心理战、秘密行动、与对手谈判等。“新面貌”战略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弱点，因而未能实现其预期的遏制目标。战后美国第二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继续推行敌视和遏制新中国的政策，支持和控制退守台湾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政权，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由此引发两次台海危机。它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并在朝鲜战争中威胁对中国试用核武器。而这一举动之前麦克阿瑟也曾提出过，但遭到杜鲁门总统的坚决反对，并撤销麦克阿瑟的司令职位。这些举动使得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同时也正是由于美国的干涉，使台湾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1957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关于中东的特别咨文，并提交中东决议案，这一决议的基本原则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主要内容是：由国会授权总统动用2亿美元给中东国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总统有权应这些国家的请求提供武力援助，只要这些国家面临“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任何国家的武装侵略”。1942年11月作为北非远征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指挥实施北非登陆战役。1943年2月任地中海战区盟军总司令，组织实施突尼斯战役，结束北非战事。1944年指挥三百多万盟军官兵、二万多艘战船在诺曼底成功抢滩登陆，指挥盟军将德军逐出法国，直捣德国腹地，拉开盟军反攻的序幕，也为二战的胜利奠定基础。《480号公法》是1954年美国第83届国会作为第480号议案表决通过的法律，是《1954年农产品贸易发展与援助法》的简称。主要目的是为政府项目下的农产品出口，向农产品进口国提供贷款。

（三）根据《480号公法》时美国的农产品由私人公司以美国当地的价格销售给他国，这些私人公司将享受由美国农业部提供的长期低息贷款。美国政府可以向所谓“友好国家”以当地不可兑换货币销售剩余农产品，这种当地货币存放在美国拥有的账户上，美国政府从这些外币账目上向受援国提供贷款，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这种贷款的期限为3～10年。1959年又提出《480号公法》修正案，规定可向农产品进口国提供美元贷款，贷款期限20～40年。根据1954年《480号公法》实行的“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美国政府把减少农产品信贷公司的库存同开拓国外市场和推行对外政策结合在一起，向第三世界国家赠送剩余农产品，或者向那里低价销售，换取当地货币转作援助资金或美国驻那里的官方机构的开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粮食出口几乎有40%是通过《480号公法》进行的，60～7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出口补贴来减少库存农产品，但由于受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限制，不可能大规模进行80年代以来，为了迫使其他出口国（尤其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现为欧洲联盟）减少出口补贴，美国政府开始采用混合贷款和特殊补贴的办法来扩大出口，所谓“混合贷款”就是把无息政府贷款同有政府担保（或无担保）的商业贷款“混合”提供给买主，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从1956～1984年美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的长期信贷达72.8亿美元。1966年食物用于和平法是美国在1966年11月11日颁布的，该法的目的是促进农产品国际贸易，同饥饿和营养不良作斗争。该法延长使用和修正480号公法，把法律的重点从美国剩余农产品的处理转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上来。法律包括以下条款：强调自助：为取得美国粮食援助，发展中国家必须设法以自己的资源和努力为自己提供更多的粮食，美国将从技术和科学方面增加对他们的支持。转向美元销售：新目标的计划是把以往规定的用当地款通货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方法在1971年底以前过渡到用美元或美元贷款购买这些产品。家庭计划：新计划授权，在受援国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可以用销售农产品所得的外国通货去支持那里的家庭计划（计划生育）。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法律支持扩大国际食物和农业援助计划，其中包括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因为世界粮食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此外法律还强调特别是对儿童的食物赠与要满足他们对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的需要。粮食外交是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一直是农产品过剩的国家，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促使美国向其他国家提供粮食援助，但其援助政策往往带有种种政治条件，粮食援助已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种武器。1940年6月法国在纳粹德国的闪电进攻下 迅速战败投降，法国投降后总理贝当将政府所在地迁至法国中部的维希苟安一角、维持“中立”。

（四）在法国战败投降的过程中大批平民撤退，维希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为此贝当派他的亲信、副总理赖伐尔的女婿德尚布伦伯爵前往美国请求援助。在法国的请求下美国开始动心，可正在此时贝当却与希特勒在蒙托瓦举行会晤，并答应对德采取“合作政策”。罗斯福得知这次会晤后勃然大怒，他在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电报中指出：“德国和法国之间的任何协议都会破坏法美两国的传统友谊，并使为陷入困境的法国人民提供援助的可能性丧失。”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贝当在1940年12月13日免除亲德派副总理赖伐尔的职务。随后华盛顿开出条件，要求法国不执行反对美英的政策，不要向德国人让步。法国新闻界要大力宣传美国援助粮食，赞扬英美的人道主义精神，法国对之全盘接受。冷战时期美国粮食外交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的演变，即“粮食用于和平计划”（1954—1961）、“通过发展实现粮食用于和平计划”（1961—1963）以及“粮食用于自由计划”（1963—1969）。粮食用于和平计划（1954—1961）：艾森豪威尔上任初期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提出并实施的最重要的新计划，是1954年7月10日由第83届国会通过的第480号公法。在1954年度（1954年8月至1955年7月）美国大米出现大量剩余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向国外推销剩余农产品，以缓解国内的压力。通过发展实现粮食用于和平计划（1961—1963）：肯尼迪于1961年1月20日就任总统之后在外援方面重大举措之一就是强化“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尤其着力突出其外交政策功能。肯尼迪政府“通过发展实现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的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大大强化第480号公法的外交功能。（2）对第480号公法执行机构做了调整。（3）进一步明确美国农业目标与反共产主义目标的关系。粮食用于自由计划(1963—1969)：在约翰逊时期“食品用于和平法案”获得通过，这项计划确定政府部门和国会以及利益集团之间在食品换和平计划中的关系，或成为更加有效的外交载体。1966年约翰逊建议国会将“粮食用于和平计划”改为“粮食用于自由计划”，根据该法时美国以援助的名义向缺粮的不发达国家出口剩余农产品，主要采取出售、捐赠、易货和低利贷款四种方式。1964年又补充规定：“按公法第一条款（即外国可用本国货币购买美国剩余农产品）获得的外国通货可用于一个国家的国内安全和反颠覆措施。”美国制定这一公法的目的在于向不发达国家倾销剩余农产品，缓和本国农产品危机，加强对亚非拉国家的渗透。为了扩大倾销，美国于1966年取消该法原规定的外销农产品必须是剩余农产品的限制。大致说来约翰逊时期第480号公法的发展演变以及具体实施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个方面：（1）加强第480号公法下的农产品销售计划。（2）第480号公法执行机构再次发生变化。（3）在具体实施时遵循全面广泛、但又重点突出的原则。

林肯遇刺事件

（一）林肯遇刺事件是指1865年4月14日晚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观看歌剧《我们美国的表兄弟》时遭人暗杀的历史事件，1865年4月15日清晨7点22分虽然医生全力抢救，但仍是回天乏术，林肯总统命赴黄泉。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第16任总统，领导了拯救联邦和结束奴隶制度的伟大斗争。尽管他仅在边疆受过一点儿初级教育，担任公职的经验也很少，然而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意识使他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1809年2月12日黎明林肯出生在肯塔基州哈定县霍尔以南3英里的小木屋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童年是“一部贫穷的简明编年史”。小时候他帮助家里搬柴、提水、做农活等，9岁的时候母亲去世，这对林肯来说是一个残酷的打击。幸而继母对他很好，常常督促他读书、学习，他和继母的关系很融洽。后来长大的林肯开始独立谋生，他当过农场雇工、石匠、船夫等。1830年林肯一家迁居伊利诺斯州，在那里他第一次发表政治演说。由于抨击黑奴制，提出一些有利于公众事业的建议，林肯在公众中有了影响。加上他具有杰出的人品，1834年他被选为州议员。两年后林肯通过自学成为一名律师，不久又成为州议会辉格党领袖，1846年他当选为美国众议员。1854年北方各州主张废奴和限制奴隶制的资产阶级人士成立共和党，林肯很快成为这个新党的领导者。1858年他发表著名演说《家庭纠纷》，要求限制黑人奴隶的发展，实现祖国统一。演说表达北方资产阶级的愿望，也反映全国人民的意愿，因而为林肯赢得巨大声望。1860年林肯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上任后不久南部奴隶主挑起南北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林肯肩上的担子之沉重是以往绝大多数美国总统无法比拟的，但是他凭借着自己的非凡毅力和决心履行自己的职责，即使在遭到诋毁时也从未动摇他的方向：恢复联邦，废除奴隶制。1862年9月林肯发布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宣布废除奴隶制、解放黑奴。1864年6月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而告结束，它标志着奴隶制的彻底崩溃。1864年11月8日他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然而还没等林肯把他的战后政策付诸实施时悲剧发生了。1865年4月14日晚10时15分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遇刺，凶手是一个同情南方的精神错乱的演员，1865年4月15日亚伯拉罕·林肯去世，时年56岁。事件发生在美国内战时期，原因是南方的三十万奴隶主在新移民区扩张奴隶制度威胁自由州的存在和发展，侵犯包括南方自由人民在内的联邦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奴隶制的内在要求迫使南方去争夺更多的土地，这种政策必然要同自由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

（二）林肯代表北方资产阶级利益、主张限制奴隶制，与南方的政策矛盾，所以他的当选就成为南北方利益的冲突点，成为事件的导火索。南方奴隶主阶级不甘心失败，妄图通过刺杀林肯来恐吓新生的资产阶级，虽然刺杀成功了，但是第一次从事实上统一美利坚合众国的资产阶级最终彻底的粉碎南方奴隶主阶级的反扑，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强盛奠定基础。1865年4月14日晚在首都华盛顿中林肯邀请格兰特将军及夫人去福特剧院观看歌剧《我们美国的表兄弟》，在去陆军部的路途中林肯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停下车犹豫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取消去剧院的计划，但很快便放弃这个念头。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他亲自要求作战部长斯特顿派一个名为埃克特的陆军上校来做自己的保卫，但斯特顿通知总统称埃克特早已在当晚安排任务，后来只得委派一名叫布莱恩的军官作为总统当晚身边的警卫官。演出十分精彩，剧情慢慢发展到高潮，有人悄悄走进总统的包厢。不久传出一声枪响，子弹击中总统的后脑，总统应声倒下，再也没有醒来。4月15日清晨7点22分虽然医生全力抢救，但仍是回天乏术，林肯总统命赴黄泉。枪击林肯后凶手布斯开始逃亡，希望自己能逃到南方去，在他的想象里他在南方会因为刺杀总统被当做英雄。布斯在维吉尼亚州遇到前邦联骑兵杰特，杰特帮助布斯和他的同伙藏匿到一个农场，但谁知农场主并不信任这些陌生人，不仅叫布斯和他的同谋睡在谷仓里，还因为怕布斯他们会偷走自己的牛而将谷仓门反锁。1865年4月26号（刺杀发生后的第十二天）搜捕队的警察从杰特那里问到布斯的下落并立刻深夜赶到该农场，强烈的复仇之心令这次搜捕异常血腥，搜捕队点燃整个谷仓，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受尽折磨后被击毙。林肯去世后他的遗体在14个城市供群众凭吊两个多星期，后被安葬在普林斯菲尔德。刺杀总统的真凶究竟是什么人？他怎么能在有警卫的情况下溜进包厢？人们对这些问题都希望能有所了解，可直接犯罪嫌疑人已被击毙，只好通过其他途径来了解事实。一番调查之后事情终于初现端倪，凶手是一位名叫约翰·韦克斯·布斯的职业演员，据说在内战爆发初期他是站在北方这边的，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却突然支持南方政权。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有朝一日一定要杀死林肯，这样不但一下子除去了这个新执政者，而且干掉林肯会使自己出名。他刺杀总统的原因真的如此简单吗？当然这只是官方的调查结果，官员是这样向民众解释的。但很多人都不相信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刺杀总统一案一定是一个阴谋，有不可告人的内情。

（三）林肯在去剧院之前曾有过不祥的预感，而且还对作战部长点名要求要埃克特陆军上校担任自己的警卫，作战部长借口说埃克特上校当晚要执行别的任务而改派他人。事实上埃克特那晚根本就没有执行什么任务，他在家里呆了一晚上，作战部长为什么要说谎？后来派去顶替埃克特的布莱恩一向行为不轨，认识他的人对他都没什么好印象，但林肯夫人却亲自点名要他保卫林肯，其中是不是藏着什么玄机？至于对凶手的追捕，抓活口也不是不可能的，可最终却把惟一的直接参与者击毙了，是谁开枪打死他的？又是谁下命令要把凶手杀死的呢？更令人奇怪的是在后来的凶手缉拿报告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上面居然写着：凶手系自杀身亡。一般认为林肯遇刺的原因是他的政策对南方不利，激怒南方叛党，而且他在南北战争中成功领导北方打败南方，取得反对南方分裂运动的胜利。南方叛乱分子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1861年3月4日林肯准备到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十六任总统，当他从家乡前往华盛顿时美国南方联邦所派的特务便计划在路上刺杀他。林肯事先得到风声，从另外一条路来到华盛顿，避免这次暗杀。林肯就任后南方叛党开始进行更为频繁的谋杀行动，一心想将林肯置于死地，他们甚至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广告：我愿意前往华盛顿击毙林肯和西华德，只要邦联政府（即南部邦联，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脱离联邦的南方11个州所组成的政府）出资100元作为我的酬劳，有意者请函信箱119号。由于经常发生恐吓事件，林肯周围的人非常担心他的安全问题，他们经常提醒林肯要小心。面对这一切时林肯表现得镇定自若，他用两个大纸袋把恐怖分子寄来的恐吓信都装在里面，并在纸袋外面写了“暗杀”两个大字。虽然他表现得满不在乎，但早已有心理准备。林肯是一个政治家，在那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南北战争中是他领导美国人民取得胜利，他给黑奴带来崭新的生活，却在和平时期的子弹下丧生。1926年林肯的儿子罗伯特·托德·林肯离开人世，他去世之前把父亲的一些私人文件付之一炬。他告诉朋友，他要把那些文件毁掉的原因是这些文件里有内阁成员犯有叛国罪的证据。人们已无法得知他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如果是真的，罗伯特为什么要将这些证据焚毁呢？为什么不向世人公开呢？这成为林肯之死的谜中之谜。威廉·麦金莱遇刺案是指1901年9月6日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在纽约州布法罗泛美博览会的音乐圣殿遇刺，1901年9月5日麦金莱在层层护卫之下来到博览会现场，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说。1901年9月6日麦金莱按照预定的日程和随行人员乘专机参观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尼亚加拉瀑布，随后他又出席在博览会音乐厅举行的盛大的招待会。

（四）在招待会上各界宾客云集，他们排起长队，等待着与慕名已久的总统先生握手会面的机会。就在这热情的人群中潜伏着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叫利昂·乔尔戈斯，年龄为28岁，出生于波兰移民家庭，他到此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与麦金莱总统握个手而已。乔尔戈斯混迹在狂热的人群里，越来越接近麦金莱。他屏住呼吸，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悄悄地从衣袋中掏出枪，用白色的绷带样的布包裹住右手，并把手枪藏在里面。他紧张地寻找着警卫人员的踪迹，发现他们正在四处扫视着等待与总统握手的人群，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举动，于是心中一阵窃喜。乔尔戈斯终于走到麦金莱的面前，面对着麦金莱递出的右手时他伸出自己的左手，趁麦金莱诧异地一愣时他迅速地用左手拨开麦金莱的手，右手扣动扳机，朝麦金莱的腹部连射两枪。麦金莱雪白的衬衣上迅速被刺目的鲜血浸染，随着枪声传来的是人们的尖叫声。警卫人员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迟疑一下后他们才蜂拥而上，当场擒住凶手。麦金莱立即被送到博览会的急救室，那里条件十分简陋，几乎不能称之为医院。在昏暗的灯光下毫无准备的医生们手忙脚乱，仓促地对总统进行紧急抢救。他们取出麦金莱胸部的子弹，但极差的医疗条件使他们怎么也找不到那颗射进总统腹部的子弹，于是便缝合总统的伤口。开始时总统似乎度过危险期，医生们甚至发布一条新闻公告，向新闻界和焦虑不安的全国人民宣布：没有出现严重症状。然而第二颗子弹其实已经在体内引起溃烂，医生们后来把这归咎于总统过于肥胖，并且又长时间地坐在椅子上，很少运动，因此大大降低存活的可能性。1901年9月14日威廉·麦金莱以微弱的声音说出他最喜爱的圣歌歌词：“上帝，我离你越来越近了。”之后便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总统离世几小时后年仅42岁的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放弃登山旅行，从遥远的阿迪朗达克匆忙赶回。他来到安放已故总统遗体的房间，注视着这位倒下的领袖，悲伤不已。他低头默哀几分钟，然后离开这间屋子，随后他在离麦金莱去世的房子只有1英里远的密友安斯利·威尔科克斯家的图书馆中宣誓就任美国第26届总统。罗斯福在宣誓时郑重地说：“我的目标是继续不断地、不折不扣地贯彻麦金莱总统和平、繁荣和维护祖国尊严的政策。”1901年9月25日刺客利昂·乔尔戈斯被判犯有一级谋杀罪，他非常“爽快地”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放弃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表明他杀害总统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他憎恨总统对待劳动人民的漠视与敌对态度，审判仅用8个小时便结束了，凶手被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