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为何落后？

“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

因为一切问题的实质都是经济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小说《新顺1730》

本书的主线始终围绕这在封建社会中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这一问题。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鲜明的矛盾。人多地少的矛盾，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基层政府与乡绅的矛盾，皇帝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皇帝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尽管书中设定的新顺与主角已经算是有了无数金手指，但原始积累的过程仍旧困难重重

关于开头的问题，书中分析提到的两个重要原因让我深有感触

第一个即“为什么不能自发完成原始积累”的问题。在整个十八世纪，天朝的生产力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甚至能相当于后几位国家的总和。同时，庞大的人口规模与农村普遍的贫困产生了足够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也使得那些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地区的大量商品在国内根本没有市场，只得以出口为导向。高水平的技术与低廉的人工成本使得即使跨过万里大洋顶着重重关税，使得中国的部分手工业品依旧能在欧洲供不应求，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甚至身为神罗皇帝的奥地利，都拥有“东印度公司”（其实都该叫中国公司的）。也许设立这类垄断组织的初衷可能只是为战争筹集资金，但事实上，这些我们后世普遍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队”的公司们，在西欧没爆发工业革命之前是完全的买办，巴不得本国工业死光都用进口货的那种。欧洲人远洋万里来到中国买货仍有利润，中国的海商也很自觉的坐地收钱——不劳朝廷费心——随后将资本投入土地。大家也许都听过“九出十三归”，形容的便是土地高利贷的本息情况。这40％的恐怖利润足以吸引本就不大的市场上的所有资本——我开什么厂年利润才能有40％？

第二个即“完成了原始积累会怎样”的问题。首先，“早期工业化必然是不均衡的”这一点我想不证自明。前文提到了土地问题，就自然引出来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词——土地兼并。耕读传家耕读传家，你得有地“耕”才能“读”。在土地作为收益率最高的资产的同时放任土地买卖的后果，便是资本向土地集中，土地成为资本的导向。地主——乡绅——生员——秀才——举人，通过这样的路径产生了一大批特权阶层，垄断了知识与艺术。同时皇权不下县，使得这些特权阶级实质上控制了地方权力，更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过程（带清一年正税三千万两，一省之地的带英也差不多接近这个数，赛里斯古代的朝廷真只能算“小政府”）。土地兼并造就了农村普遍的极端贫困，使得国内的消费品市场接近于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省工业化的实质就是将国内其他省份当做了产出原料与倾销商品的地区，或者说难听点——殖民地。这样只会有两种结果：要么将脆弱的小农经济摧毁，百万流民天下大乱；要么商品根本卖不出去，资本流回高收益率的土地。前者跟本不可能，即使皇帝是傻子，中央政府里一定有人不是傻子，会将这样的苗头掐死在摇篮中。至于后者，没有市场没有商品流动的工业革命算锤子工业革命？不能从商业转向工业的资本，就注定了没有与旧的国家机器抗衡的力量——如果你是工业资本也许这东西没了你造不了，如果都是跑商的，牵头猪来都能跑就非得要你一个？

大家一定都学过这两句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看待历史问题，一定不能丢掉经济的视角。社会革命是经济基础的改变这一长期过程所产生的影响的结果，不管皇帝姓李，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首先都是“皇帝”，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是结不出工业革命的果实的。将近代史的落后归咎于“皇帝的民族不对”，只能说是一叶障目。同时，故纸堆里有我们的传统，但绝对没有我们需要的解决新问题的答案。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事实上是从18世纪末欧洲的双元革命开始产生的。当然，肯定有人会说“古人早就说过三代之治大道之行也，你西方人才全是偷的！”，说这话的人，其实也是忽视了经济基础的问题——三代之治那是村社时期的“治世”，大道之行行的是奴隶主的平等。“乌托邦”，“桃花源”，他们共同的名字是“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恐惧未知的变化，便企图向回退，以个人道德的约束来维持他们目前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他们是生产力上的反动。

我们现在的人，或者说现在的学生，一定不能做“生产力上的反动分子”，因为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才让你我有了能便捷获得知识的机会，让我们有了完整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工业革命很短，1785到现在也不过200多年；工业革命很长，长到其产生的生产力颠覆了以往的数千年。这一问题也许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但我们仍要讨论，要研究，要批判，为的不是找一个说服自己寻求心理安慰的理由，为的是找到我们认识问题，认识世界的角度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