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诸葛亮的一些史学家的评价第二部分

上次在知乎发了《关于诸葛亮的一些史学家的评价第一部分》，没想到反响挺热烈的，有人要求催更，有人急眼了，说这些都是无名之辈

连周一良、黎虎等享誉中外的大历史学家都不知道，部分三国粉丝们的文化程度真是有限，这次都是古人对诸葛亮的各种批评，可以看到古人对诸葛亮的批评是五花八门的。从各种角度分析了诸葛亮一生的功过，而B站上对诸葛亮可谓一顿猛吹，实在是侮辱眼睛，和一些古人相比可谓高下立判。

为防止一些三国粉丝看不懂古文，下面引用了对于这些古文的解读。

袁准：子之论诸葛亮，则有证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亮，持本者也，其於应变，则非所长也，故不敢用其短。

引用：袁准针对有人指出诸葛亮“才大而功少”这一问题时说:“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

习凿齿：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规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且先主诫谡之不可大用，岂不谓其非才也？亮受诫而不获奉承，明谡之难废也。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

引用：习氏认为，蜀汉处于偏远的地方，人才比中原少，诸葛亮杀了俊杰之才而用没有才能的人，是明于法治超过了重用人才，这是“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的重要原因(文见《三国志·马谬传》裴松之注引)。

孙盛：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国之道，刑纵於宠，毁政乱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极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国柄者哉？故颠颉虽勤，不免违命之刑，杨干虽亲，犹加乱行之戮，夫岂不爱，王宪故也。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

引用：认为臣下作威作福是“亡，家，害，国之道”，而在刑罚上放纵受宠信的人是败坏政局使天下混乱的根源。诸葛亮因法正有功而不能“抑其威福”，是“失政刑”的表现。

北魏大臣崔浩：夫亮之相备，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以赵佗为偶，而以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且亮既据蜀，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以不战屈之。智穷势尽，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知难乎。

引用：陈寿对诸葛亮“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价是正确的，并不是挟恨报复，且有“故义过美之誉”(《魏书·毛修之传》)。
在崔浩看来，诸葛亮等放弃荆州而进入巴蜀是下策，只可比作汉朝在南粤边陲割，据的赵佗;而北伐曹魏既是自不量力，策略上也不得当。

王勃：于是诸葛适在军中，向令帷幄有谋，军容宿练，包左车之际，运田单之奇，曹悬兵数千，夜行三百。轴重不相继，声援不相闻，可不一战而禽也？坐以十万之众，而无一矢之备，何异驱犬羊之群，饵豺虎之口？故知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斯言近矣。

引用：他认为三国的形成，既有天意昭示，又是曹、孙、刘氏都能重视人才的结果。但诸葛亮将略不足，曹操统军数千、日行三百追击刘备之时，刘备一方十万之众，没有作战准备而失败。诸葛亮去世后，姜维智谋不足，德行不能服人，险要的地形并不能阻止国家灭亡。其它二国也各有原因，所以不能统一全国。

吕温：当汉道方休，哀、平无政，王莽乃欲凭戚宠，造符命，胁之以威，动之以神，使人忘汉，终不可得也。及高、光旧德，与世衰远，桓、灵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开兴图，振绝绪，论之以本，临之以忠，使人思汉，卒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举也，匪私刘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逼从之民，耸诚感动，然后经武观衅，长驱义声，咸、洛不足定矣。奈何当至公之运，而强人以私，此犹力争，彼未心服，勤而靡获，不亦宜乎。乃知务开济之业者，未能审时定势，大顺人心，而克观厥成，吾不信也。

引用：他在《诸葛武侯庙记》(《全唐文》卷六二八)中提出“民无恒归，德以为归”的命题，即百姓并不永久臣归于某姓某人，而是归向有德行的人、能爱护百姓的王朝。他用西汉末年“哀、平无罪”而王莽“胁之以威，动之以神”，想“使人忘汉，终不可得也”，与东汉末年“桓、灵流毒，在人骨髓”之时诸葛亮虽然“论之以本，临之以忠”，企图“使人思汉，卒亦不可得也”作了比较，认为诸葛亮明智之举应是提出“惟活元元”的口号，即以拯救百姓为宗旨，不管是曹氏还是刘氏，谁爱百姓我拥护谁，谁害百姓我除掉谁。尽管昌温的观点不符合诸葛亮的思想实际，但“惟活元元”的口号是有进步意义的。

薛能：生欺仲达徒增气，死见王朗合厚颜。流运有功终是扰，《阴符》多术得非奸? 、当初若欲酬三顾，何不无为似有鳏、时诸葛成何事? 只合终身作卧龙。

引用：薛能写道：“生欺仲达徒增气，死见王朗合厚颜。流运有功终是扰，《阴符》多术得非奸? ”意即诸葛亮送给司马懿妇女衣服侮辱他，但司马懿就是不出战，诸葛亮只有徒然增添气恼；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非议王朗任会稽太守时对孙策不征不战而“使孙策坐大”，然而他自己北伐曹魏并未取得胜利，死后见了王朗应该感到惭愧；木牛流马运输工具的制造是一项成就，但终究还是扰民；用《阴符经》中很多办法，难道不是奸诈吗?所以薛能的结论是“当初若欲酬三顾，何不无为似有鳏”(《全唐诗》 卷五六○) 。 即若要报答刘备三顾之情，应该学习虞舜的“无为而治”。在《游嘉州后溪》一诗中，薛能认为诸葛亮一事无成，只应一生隐居不仕：“当时诸葛成何事? 只合终身作卧龙。” (《全唐诗》卷五六一) 而《早春书事》甚至称“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余身”(《全唐诗》卷五五九)。

苏洵：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

引用：根据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的观点，认为“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嘉祐集·强弱》)。在《项籍篇》中，苏洵又分析了诸葛亮对荆、益两地的态度，认为“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

苏辙：（刘备）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人，则是其气不足尚也。

引用：苏辙(1039-1112) 在《三国论》(《四库全书》本《栾城应诏集》卷二)中指出，刘备集团放弃中原而进入巴蜀，选的地方不对；诸葛亮是治国之才却在纷争的风云中承担大将之任，才非所用，所以不能成功。

苏轼：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当此时，曹公威震四海，东据许、衮，南牧荆、豫，孔明之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节概慷慨死义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 特以威劫而强臣之，闻孔明之风，宜其千里之外有响应者，如此则虽无措足之地而天下固为之用矣。且夫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而后天下忠臣义士乐为之死。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曹、刘之不敌，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向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

曹操既死，子丕代立，当此之时，可以计破也。何者？操之临终，召丕而属之植，未尝不以谭、尚为戒也。而丕与植，终于相残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为寇仇，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间之势，不过捐数十万金，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然后举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灭项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故夫敌有可间之势，而不间者，汤、武行之为大义，非汤、武而行之为失机。此仁人君子大患也。

吕温以为孔明承桓、灵之后，不可强民以思汉，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诛之。”不知蜀之与魏，果有以大过之乎！苟无以大过之，而又决不能事魏，则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动哉？呜呼！此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

引用：《诸葛亮论》(《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卷四三)批评诸葛亮取天下之法是“仁义、诈力杂用”，所以失败。他认为刘备一方比曹操一方弱小得多，所依靠的就是忠信。但诸葛亮劝刘备袭杀刘琮而取荆州，刘备入川不久又夺了同宗刘璋的地盘，诸葛亮把刘璋赶出成都，这和曹操的诡诈已经没有区别了。在这个时候又打出“仁义之师”的旗号北伐，想让天下响应，就不可能了。苏轼认为，此时要破曹氏，只要用钱使反间计，让曹氏“骨肉内自相残”，然后发兵讨伐，就可成功。

秦观：臣以为，亮虽无死，曾不足以取天下，况于兴礼乐乎！何则？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乐毅也。先主虽号人杰，然取天下则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则不如孙仲谋；其所以得蜀者，以刘璋之暗弱而已。先主虽存，司马仲达、陆伯言诸公皆无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后治人，故孔子以为小器。乐毅为弱燕合五国之纵，夷万乘之齐，然旷日持久，不能下莒与即墨。至间者得行，捐燕之赵。管仲、乐毅虽得志于天下，尚不能兴礼乐，亮而无死，其能兴礼乐乎！

秦观在《诸葛亮论》(《四库全书》本《苏门六君子文粹》卷三二《淮海文粹》) 中，则称诸葛亮只能做“霸者之臣”而不能做帝王之臣。理由是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就是以霸者之臣自居，选择刘备为主而辅佐，刘备也只是霸王之器而非帝王之器。

程颐、程颢：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王者如天地之无私心焉，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刘璋。圣人宁无成耳，此不可为也。若刘表子琮，将为曹公所并，取而兴刘氏，可也。

引用：程颐、程颢兄弟从义理角度衡量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因为取刘璋是不符合道义的。刘琮已经投降曹操，此时取荆州而“兴刘氏”则不违反道义标准。

唐庚：汉全盛时，日月所照，横目之民，皆汉赤子。其后德薄不能保有黎庶，则举江以东而投之吴，割渭以北而捐之魏，则民不弃汉而汉弃其民。亮出祁山，三郡望风响应，而亮不能守，则亮负于民而民不负亮。方是之时，固当集其所获之众，痛自引咎而谢遣之，使崤陇之民晓然皆知吾心，则后日之举，不患其不至。如其不然，在彼犹在此也。而亮拔西县千余家迁之汉中，既不足以伤敌，而使无辜之民流离转徙，违其宗族，去其坟墓，岂三郡所以响应之意哉！此虽边鄙之常，然于孔明则有不应尔者。此吾所以为之惜也。

引用：唐庚对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归于汉中之举提出批评，认为唐庚对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归于汉中之举提出批评，认为这样做“既不足以伤敌，而使无辜之民流离转徙”。这样做“既不足以伤敌，而使无辜之民流离转徙”。

何去非：孔明之于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于遂亡荆州，而劳用蜀民，功业亦以不就，良有以也！
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故尝数动其众而亟于立功。功每不就，而众已疲。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蜀也。
乃以区区新造之蜀，倡为仁义之师，强天下以思汉，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复刘氏。故常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不以败还，即以饥退，此其亟于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
范蠡之谓勾践日：“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范蠡自知其所长，而亦不强于其所短，是以能济。孔明之于蜀，大夫种之任也。今以种、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获两济者也！

引用：何去非，写了一篇《蜀论》，对刘备、诸葛亮的战略战术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一些前人未发的意见。他认为，诸葛亮初见刘备而建议的“跨有荆、益”是针对现实提出的。诸葛亮得到了荆、益二州，但利用却不恰当。荆州“界于吴、蜀之间，而二国之所必争者也”。就其形势而言，吴方取荆州距离近而方便，蜀方争荆州则距离远而艰难。蜀方不能占有荆州和曹氏不能据有汉中是一个道理。处在这样的环境，“镇抚则安，动复则危”。诸葛亮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却依仗关羽之勇而攻魏国占有的襄阳，结果孙权趁机袭杀关羽而“尽争其荆州”。益州虽然地处偏僻，但魏国不敢轻易进犯。诸葛亮辅佐刘禅，因为急于立功，所以多次出兵，而每次都功业未就而己方已经疲惫不堪，这是急于立功而没有成功的气量。蜀与魏比，势力悬殊很大，曹**后魏国没有什么变乱。如果诸葛亮能在刘备去世后向敌人显示弱小，在国内“厉兵储粟”，积蓄力量，发现敌方有“一旦之变”，依靠在黄河、渭水上游的位置，顺流而下，就会成功。但诸葛亮没有这样做，打着仁义之师的旗号“以求吞魏”而恢复刘氏王朝，所以不能成功。另外，用兵要有奇策，诸葛亮却很少用奇，所以“魏人每雍容不应，以老其师”，结果大都空手而归。

俞文豹：文豹曰：“古今论孔明者，莫不以忠义许之。然余兄文龙，尝考其颠末，以为孔明之才，谓之识时务则可，谓之明大义，则未也。谓之忠于刘备则可，谓忠之于汉室则未也。其说有四：一者，备虽称为中山靖王之后，然其服属疏远，世数难考。温公谓犹宋高祖自称楚元王后。故《通鉴》不敢以绍汉统，况备又非人望之所归。周瑜以枭雄目之，刘巴以谁人视之，司马懿以诈力鄙之，孙权以猾虏呼之，亮独何见而委身焉？藉使以为刘氏族属，然献帝在上，犹当如光武之事更始，东征西伐，一切听命焉，可也。二者，备之枉驾草庐也，始谋不过曰：‘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其辞甚正，其志甚伟。自亮开之以跨荆益成霸业之利，而备之志向始移，无复以献帝为念。由建安举兵以来，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许，或居长安，或幸洛阳，宫室煨烬，越在篱棘间，备未尝使一介行李诣行在所。今年合众万余，明年合众三万，未尝一言禀命朝廷，而亮亦未尝一谈及焉，盖共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庐一见之时矣。三者，曹操欲顺流东下，求救于吴，无一言及献帝，而独说以鼎足之说。夫鼎足之说，始于蒯通。然通之说韩信以此，犹有汉之一足。当三国时而为是说，则献无复染指之望矣。赖周瑜汉贼之骂，足以激怒孙权，故能成赤壁之胜。若亮若备，何以厉将士之气，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从之如云，非从备也，乃从汉也。四者，备之称王汉中，则建安二十四年也。献帝在上，而敢于自王。及称帝武担，则闻献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说高祖，率三军为义帝缟素，仗大义。连孙吴声罪讨贼，乃遽乘此即帝位，而反锋攻吴。晋文公有言：‘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故费诗以为大敌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谏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奸雄，其王其公，犹必待天子之命，荀?且以此愤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献帝之禅，杨彪且不肯臣之。备虽称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禀命，而自王自帝？固方哓哓以兴复汉室为辞，不知兴复汉室为献帝耶？为刘备耶？亮即有心于帝备矣。万一果能兴复，将置献帝于何地？出师一表，虽忠诚恳恳，特忠于所事耳。其于大义，实有所未明。管仲乐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齐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乐自许。宜其志虑之所图回，功业之所成就，止于区区一蜀耳。或者但为备刘氏宗也，备帝蜀，则汉祚存矣；亮忠于备，即忠于汉矣。吁！无献帝则可，有献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则赤眉之立盆子，亦有辞于世矣。春秋之末，诸侯争强，周室微弱，孔子无一日不以尊王为心；若如亮之见，则鲁同姓也，亦可奉之为王矣。天下后世惟持此见，故于亮之事无孱置异议于其间。

引用：《吹剑录》自序作于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 ，自称时已“漫游江湖四十年”，当生活在南宋末年。)作《吹剑录》(见《辍耕录》卷二五)，其中有一篇记录了他的哥哥俞文龙评论诸葛亮的谈话，中心是论诸葛亮是否明大义、究竟忠于谁的问题。俞文龙认为：“以为孔明之才谓之识时务则可，谓之明大义则未也；谓之忠于刘备则可，谓之忠于汉室则未也。”俞氏列出四条根据：其一，刘备虽是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但血统关系疏远，“世数难考”；而且当时人对刘备评价不高，诸葛亮不知为什么而委身于他。即便刘备是刘氏皇族，只要汉献帝在位，就要象刘秀听命于更始帝那样。其二，刘备三顾时对诸葛亮说“主上蒙尘， 孤不度德量力， 欲伸大义于天下”，这是很正确的；但听了诸葛亮“跨有荆、益”而成就霸业的计划后，刘备再也不考虑汉献帝了。其三，曹操攻破荆州、打败刘备以后，诸葛亮去见孙权求救，和孙权只谈“鼎足之说”，一句也没有提到献帝。是靠着周瑜骂曹操为“汉贼”，才激怒了孙权，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荆、楚一带的人“从之如云”，是“从汉”而非“从备”。其四，刘备称汉中王在建安二十四年，汉献帝尚在却敢于自己称王；刘备在武担即位是听说献帝遇害，此时的诸葛亮不能像董公劝说刘邦为义帝服丧声讨项羽那样去联合孙权讨伐曹丕，却竟然上表劝刘备称帝。即便是曹操那样的奸雄，当魏公、魏王也是靠天子之命；曹丕当皇帝也是献帝禅位以后。刘备虽是宗室但也是臣子，是经过谁同意称王称帝的? 诸葛亮一再强调“兴复汉室”，实乃为刘备而非为献帝。《出师表》虽然表达了诸葛亮的忠心，不过是忠于他所委质的刘备父子，并不懂得大义。从他早年自比管仲、乐毅来看，其志向不过是在蜀地割据而已。俞文龙又对“刘备是汉宗室，刘备称帝则汉祚存，诸葛亮忠于刘备即是忠于汉”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无献帝则可”，献帝尚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则非人臣之道。

王夫之：诸葛公之始告先主也，曰：“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其后先主命关羽出襄、樊而自入蜀，先主没，公自出祁山以图关中，其略定于此矣。是其所为谋者，皆资形势以为制胜之略也。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矣。

以形势言，出宛、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洛，失轻重矣。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也；然使无吕蒙之中挠，羽即前而与操相当，羽其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宛、洛之师挫，则秦川之气枵，而恶能应天下之变乎？

乃公之言此也，以宛、洛为疑兵，使彼拒我于宛、洛，而乘间以取关中，此又用兵者偶然制胜之一策，声东击西，摇惑之以相牵制，乘仓猝相当之顷，一用之而得志耳。未可守此以为长策，规之于数年之前，而恃以行之于数年之后者也。敌一测之而事败矣。谋天下之大，而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善取天下者，规模定乎天全，而奇正因乎时势。故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驭之，无所不可。”操之所以自许为英雄，而公乃执一可以求必可，非操之敌矣。

且形势者，不可恃者也。荆州之兵利于水，一踰楚塞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踰剑阁出秦川而情摇于广野。恃形势，而形势之外无恃焉，得则仅保其疆域，失则祗成乎坐困。以有恃而应无方，姜维之败，所必然也。当先主飘零屡挫、托足无地之日，据益州以为资，可也；从此而书宛、洛、秦川之两策，不可也。陈寿曰：“将略非其所长。”岂尽诬乎？

引用：清初大儒王夫之(1619-1692) 著《读通鉴论》。在论三国部分，他对诸葛亮的策略、成败及内心世界，作了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比较深入且见解独到。王夫之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是有缺陷的。诸葛亮在规划占有荆、益而成就霸业之后说“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是依靠地理优势而制胜的策略。蜀汉能保有社稷数十年是由此，到底不能和曹氏争夺中原也是由此。另外，出宛、洛的是正兵，出秦川的是奇兵，让刘备率大军出秦川而命一上将率兵出宛、洛，这是轻重倒置。即便是以出宛、洛之兵为疑兵，而乘机夺取关中，只是用兵者偶然制胜的一种策略，不能作为长用之计。当刘备没有地盘之时，占有益州是必要的；但如果据此而规划兵出宛、洛和兵出秦川两策却行不通。由此看来，陈寿称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是对的。在吴、蜀联合问题上，真正意识到必要性的是诸葛亮和鲁肃。他们二人不是把联合作为一种临时策略，而是一起共图中原的长期方针。但这个方针却被东吴的周瑜、吕蒙与蜀汉的关羽、张飞多次破坏。追根究底，是孙权虽同意鲁肃的联刘方针，却不如对周瑜、吕蒙更加信任；刘备虽信任孔明，但最终还是支持关羽、张飞的血气之勇。在赤壁之战中，关羽没有立功，助吴破操的是诸葛亮。诸葛亮与鲁肃都是书生出身，关羽因猜忌诸葛亮而猜忌鲁肃，猜忌吴国。鲁肃死后吕蒙接替，孙权嫉恨关羽没有人去劝解，关羽忿怒孙权也没有人制止，导致两方联合破裂，诸葛亮无可奈何。刘备对诸葛亮之所以信任不够，是怀疑诸葛亮“交固于吴”的动机。诸葛瑾奉使蜀汉，与诸葛亮“不敢尽兄弟之私”，是怕引起刘备之疑。刘备临死前有“君可自取”之语，仍是以疑心对待诸葛亮。所以，刘备很多时候听不进诸葛亮的话。诸葛亮叹息“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是为自己的谋略得不到刘备采纳而叹息。 刘备死后， 诸葛亮北伐，惟有“忘身以遂志”，成败无法预料，只能“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诸葛亮的目的是存汉灭曹，刘备是“始欲自强，终欲自王，雄心不戢”，两人想法不同。所以诸葛亮虽是才能可比西汉张良的人物，却遇到刘备这样的君主，就像南宋宗泽遇高宗而志不得伸一样。诸葛亮“怀心而不能言，诚千秋之遗憾欤”! 对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不取魏延兵出子午谷之计，王夫之也认为是“攻也特以为守焉耳”。诸葛亮对全局有清醒的认识，知道魏国不能短时间灭亡，后主刘禅也不是中兴之主，所以才如此。但“以攻为守”的想法不能与别人谈，所以魏延不服气。秦陇一带不是魏国长安的要地，却是西蜀的门户。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地势险要而百姓强悍，若果能收复而作为屏障，武都、阴平就在怀抱之中了。魏国不能跨越剑阁收取蜀北方之地， 也不能绕过文县、 阶州而攻蜀地西部，这样就可使蜀汉“巩固以存，而待时以进”。这与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方针已然不同，此时“主暗而敌强”，所以“改图以为保蜀之计耳”。诸葛亮上表刘禅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粟，以负陛下”，就像是一个“忧谗畏讥之疏远小臣”一样把一些琐碎小事都向皇帝陈述明白，原因是什么呢? 后主是一个没有什么才智的人，之所以坚持信任诸葛亮，是因为有刘备的遗诏：“子不可辅，君自取之。”刘备这样的乱命深入一个愚昧人的内心，如果诸葛亮不“剖心出血”来表白，能不受到怀疑吗? 自己仕于汉，兄弟分仕魏、吴，“三国之众望集于一门”，刘备对此终身有疑虑，又把这种疑虑传给了年幼糊涂的后主。后主对于诸葛亮的信任，是屈于形势而不是“相信以道”。就信任人而论，刘备不如孙权。刘备的操守与方法和曹操一样，其内心也差不多，所以诸葛亮是“志苦而事难”。

引用：史学家全祖望《诸葛孔明入蜀论》(借树山房刻本《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七) 批驳了宋人苏洵“孔明弃荆州而入蜀，吾知其无能为”的观点，提出“吾则谓孔明之失，正在不能弃荆”而致孙、刘联盟破裂，继而蜀国也被削弱的看法。全祖望认为，如果大大方方地把荆州还给孙权，孙、刘联盟可保；蜀可全力由汉中攻长安，孙氏则进而图襄阳，曹氏两边受敌，势力分散，就会有机可乘。关于诸葛亮劝刘备攻荆州问题，前人称赞刘备之仁义而批评诸葛亮。

这些就是第二部分，都是古人对诸葛亮的评价，古代只要有传后的文字，都是非常有名的大牛。所以部分粉丝们还敢再说这些是无名之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