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种决定论

将决定论作为本体论的依据时 它会因为自身的不一致性而瓦解 这样的决定论常被用于为话语立说正名 因为只要决定论自身的合法性确立 可以由它派生的话语的效力对于社会意识而言是十分强大的 这是“决定”这个词语用过程中被建构的效力 它会被大众联想成命定性 绝对性 即便它们事实上是有分别的 而另一方面 由于决定论中主体的设立通常源自一个强大的话语权力 决定论主体与权力来源的不一致性往往就被掩盖了 从而使它在哲学层面上 自身主体的不一致性也被自然而然忽略 当作同一性处理了  下面有一个例子 物质决定意识—这里没必要展开讨论这个命题 单纯抽出其中的逻辑形式而言 这个命题的预设前提是“存在把握到意识的物质” 反之 如果物质未把握到意识而“决定 ”意识的话 决定的意义就已经被消解了—意思就变成了意识无条件地伴随着物质显现 而这只能对应一种解释 即物质就是意识—如果有人对这个命题满意的话 接下来的内容就可以忽略了...... 在这种预设下 决定的主客对立关系和主从支配关系在表面上是被确立的 而实质上是被解构的 这可以被看作是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一个例证 也昭示了这个命题背后的权力结构目的论意义上的不一致性 即确立“物质”支配地位的目的与取消“物质”支配地位结果的不一致性 本体论预设的合法性依据降格成了小小的文字游戏 这就是这种决定论的贫乏之处 第二种决定论是目的论意义上的决定论 它的目的是作为中介 成为群体性的行动理念而转化为现实的力量 它的中介性意味着它自身是要被扬弃的 而又是不得不需要的 一方面 对于一个先进的共同体而言的话 成员间通过这种方式激励毋宁是将目的或者说目标更明晰地摆在大家面前 虽然它的效力可能不及创伤的现实降临感 但作为意识层面上的主动干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另一方面 它虽然同样可以被authority滥用 但好在它缺乏一个隐秘性的内核 以至于难以用表象掩饰内在的目的性—这在新闻媒介的传播中被广泛应用 而由于媒体的来源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对大众而言是至明的 以至于以公共媒介为舞台的分裂与对立也是时有上演的 这一现实实践助推了语言结构的复杂化 言语行为的荒诞化 这也就造成了authority对这种手段的后果敏感而逐渐捐弃了它 而大众的这种private revolt在这里就反而起到了加固establishment的作用 例如censorship的完善  综上所述 本文谈及了两个维度上的决定论 想以此通过阐明概念内在的不一致性为大家提供一种思维方法的参考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