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复习资料（上）
1、结合作品，具体分析李斯《谏逐客书》的艺术特点。
答：总的来说，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 末尾作结，指出秦人“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的危害，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谏逐客书》最精彩的是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鵠落，可谓骈体之祖。李斯虽为羁旅之臣，然其抗言陈词，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气势，成为后世奏疏的楷模。
以下结合作品具体分析《谏逐客书》的艺术特点：
①文采飞扬，辞藻华美。突出表现在对“秦王好物”的铺陈描写中。其中写惠王用张仪之计而在军事外交上取得了成功，就用了“拨、并、收、取、包、制、据、割、散、使、施”等动词，可见辞藻的丰富。文中写秦王为满足生活享受而取用天下了珍物一段，不仅手法铺张，句式多用排偶，文气充畅，而言调谐美，而且充满了色乐珠玉等方面的华美辞藻，极富于文采。清李兆洛《骈体文钞》选录此篇为“骈体初祖”，指出了本篇对后世骈文写作的深远影响。
②气势奔放，有势如破竹、咄咄逼人之势。这主要是作者运用铺陈、排比、对比、对偶及夸张手法所致。如文中写秦国历史上“四君”因客功而成事的情况，手法铺张，多用排比，对偶句显得文势充畅，并有音节之美。
③善用比喻，增强了议论的形象性和说服力。如用秦王重物的态度为喻说明秦人用人态度的错误。文中写到：“夫击瓮叩缶……适观而矣已”这形象地说明了秦王想得意于天下，在取人方面也应该弃退秦国那些平庸之辈，而取用异国的贤能之德。此外，用“泰山不让土壤……故能就其深”为喻来说明“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的道理；用“藉寇兵而赍盗粮为喻来说明逐客是“资敌国”、“益仇”的愚蠢行为，也都很形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2、举例说明《吕氏春秋》中寓言运用的特色。
答：《吕氏春秋》中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
①独特的结构安排 。
一般来蜕，《吕氏春秋》寓言都是先说理，提出论点或命题，然后以众多的寓言故事加以证明。如 《察今》先总说“先王之法不可法”，紧接着就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引婴投江”三则寓言作为论据，三个故事都是紧紧围绕论题，但又各有发挥，分别从时间、地点、人物三个不同的方面来阐明“先王之法不可法”的道理。这样，多个相关的寓言就组成了寓言故事群落。寓言故事群落在论证文章主旨时，有的都从正面论证，有的都从反面论证，但也有的是先从正面论证，再从反面论证。
②鲜明的人物形象 。
《吕氏春秋》寓言是以生活为基础写作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因其塑造的人物大多源于实事或历史故事，这种求真的思想使文章生动形象，又能够使读者很容易从这许多的故事中感受到其论点的正确性，因为这些故事给人的感觉是真实可信的。
③文约义丰的语言。
《吕氏春秋》寓言的语言表现手法又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用极为简朴的语言直叙其事，有的采用描写性的语言，通过描绘形象，阐明其事。还有的寓言则通过人物对话以叙事，有的整个就是对话，有的以对话为主夹以简略记叙，有的以描写叙事为主而夹以对话。就其语言的生动性来说，有的已达到语言性格化的要求，如《攫金者》这则寓言，用“殊不见人，徒见金耳”的性格化语言，便活脱脱地塑造出一个利令智昏的“攫金者”的形象。《吕氏春秋》寓言中还有不少文约义丰，生动形象的比喻，读罢能唤起人们的联想，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从以上可知，《吕氏春秋》寓言中的比喻多平易朴实，贴近生活，艺术性较高，大量比喻的运用使得《吕氏春秋》寓言说理的形象性和意趣大为增强。《吕氏春秋》寓言中还有大量的骈偶佳句、名言警句、思想火花、典故成语，这些词句争奇斗妍，使议论大为增色，文采斐然。常见的成语典故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因噎废食”，“一唱三叹”，“干泽涸渔”，这些成语典故多数至今仍保持着生命力，这是《吕氏春秋》语言简练说理形象的表现。《吕氏春秋》寓言中争奇斗艳、异彩纷呈的语句，不仅表现其语言的丰富性，说理的形象性，同时也显示了它卓越的文采。
3、《过秦论》为例简析贾谊政论文的特色。
答：战国策士的语言特点是纵横捭阖，善于夸张和渲染，以气势征服人。贾谊带着浓郁的战国策士遗风。善于把秦王朝大起大落的历史情感，内化为作品的气势，其具体做法就是通过鲜明的对比，造成巨大的感情落差，这以《过秦论》最为典型。
一是把秦朝兴盛期的天下无敌和灭亡时的不堪一击相对照。《过秦论》在追述秦的兴盛时由秦孝公发端，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以夸张的笔法勾勒出了秦的逐渐强大过程。
二是把秦始皇子孙千万代为天子的愿望和秦朝三主而亡的历史事实相对照。《过秦论》写道：“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后自称秦始皇，自有他的想法。
三是把陈胜的起义军和六国诸侯进行对比。《过秦论》在叙述倾国与六国诸侯争锋的形势时，极力渲染战国四公子的尊贤重士、六国谋士和战将的众多以及兵力的充足，而对于陈涉起义军，则大肆突出陈涉出身的低贱、才能的平庸，以及部队成员素质的低劣、武器的匮乏，根本无法和六国诸侯相比。贾谊把它们之间在各方面的巨大差异解释得非常充分，对于强者为秦所亡而弱者亡秦的历史结局反复加以强调，从而不但启发人思索，并且造成作品大起大落的气势。
贾谊在总结秦朝灭亡教训时，运用多侧面对比的手法，为作品注入跌宕起伏的气势；不是单纯的发思之幽情，而是以古鉴今，密切联系现实政治，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现实的积极精神。
贾谊针对现实所写的政论文，气势浩荡。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质量取胜，二是由情感驱动所造成的气势。贾谊有深重的忧患意识和积极参与现实的精神，二者相结合就形成作品情深意切的特点，使作品具有很强的内在张力。
贾谊作为汉初的重要作家，他的政论文确实做到了古今交融，把前代和本朝相贯通，在观察兴衰之理的过程中流露出深沉而悠长的历史沧桑感。贾谊有政治家的热情，而缺少历史学家的冷静，贾谊政论文的艺术价值，恰恰来自他迸发出的政治热情和诗人的浪漫想象。
4、骚体赋（解释）
答：是汉赋中的一种，它是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形式上属于骚体，所以称为“骚体赋”。骚体赋的大都是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抒发一种不得帮闲的牢骚。首创者是西汉初年的贾谊。代表作是《吊屈原赋》《凫鸟赋》。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语句。
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骚”调以虚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兮”字为句腰，句调谐拗亦同。
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称“赋”。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诗》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以归入骚体类。
5、九体（解释）
答：在贾谊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以吊念屈原为主题的骚体赋，诸如严忌的《哀时命》、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王逸的《九思》、刘向的《九叹》等。尤其是《九怀》《九叹》《九思》等作品，一脉相承，九章成篇，体制固定，主题相类，作为骚体赋的一种体制，虽然规模未大，却具备了独有的格局，与大赋的“七体”互相辉映，是为“九体”。
6、简要说明枚乘《七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答：《七发》这篇赋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是标志着汉大赋体制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比起《吊屈原赋》、《凫鸟赋》来，《七发》更具备汉大赋的特征。
第一，《七发》鸿篇巨制，韵散结合。
汉初贾谊的赋作只有三、五百字，与枚乘同时代赋家的赋作也大都只有几百字，而枚乘的《七发》却长达两千三百多字，可谓首开巨制之风；汉赋来源于楚辞，汉初的赋作与楚辞是比较难区别的。如贾谊的《吊屈原赋》、《凫鸟赋》同楚辞相差无几，它们的句式整齐，通篇用韵，带“兮”字调，富有抒情色彩。而枚乘的《七发》却别具一格，它的句式长短不齐，句法趋势向散体，很少使用“兮”字，成为专事叙事描写的韵散结合的佳作。
第二，笔墨铺夸，描绘精细，以叙事状物为主，辞藻反复，多用比喻和叠字。这些都是成熟的汉大赋的具体标志。
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并非过誉。但《七发》并不像后来的的汉赋那样堆砌重叠，臃肿板滞，也不像后来的汉赋作家那样喜欢用奇僻词汇来描写事物的情状，使人不堪卒读。《七发》的文字比较平易，写景状物不靠堆砌奇词僻字，而善于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比喻来表现事物的声貌。如写音乐之美妙动听，写田猎之威武雄壮，都很有表现力和创造性。最有名的是“观涛”一段的描写。
第三，想象丰富。
《七发》极力铺陈现实生活中各种重大的物质对象，如“观涛”一段，写巨大的江涛一望无际，使观涛人恍惚不清，惊心动魄。
第四，采用设为问答的形式结纂全篇。
枚乘和他的《七发》标志着以地方诸王为中心的汉赋创作的时代的终结和以京都为中心的创作时代的到来。枚乘之后，司马相如、杨雄等人则集于京都，在皇帝周围形成了以帝王为核心的创作格局，所以这一时期可以看做帝都中心时期，而没成绩其他所作，枚乘及其所作的《七发》恰好处于这两个时期的转折点上。
《七发》不仅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而且它的写法对后代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引起了许多作家的刻意模仿，竟形成了一种独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主体，被称为“七体”。
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例，说明汉代散体大赋的文体特点。
答：散体大赋是汉代辞赋的代表，它师承屈原、宋玉及《诗经》的“雅颂”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风。它的内容多属为统治者扬威颂圣，思想倾向比较空泛，艺术形式过于简单僵化。散体大赋普遍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作品篇幅巨大，文字排铺堆砌，对事物进行铺陈描写。从形式上来说，它更像散文，直接继承了先秦散文。
①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与夸张笔法的融通。子虚、乌有卷耳亡是公的对话，实际上是以辩难的方式进行夸张艺术的表演和比赛，总的趋势是夸张的强度越来越大。
②句法灵活多变，句式长短不一。作者用大量的三言排比句描绘天子的狩猎活动，首开风气之先。三言句式比较短，再加上以排比的方式出现，很容易受到紧迫、急促的效果，使作品具有奔腾的气势。
③按照时空的顺序和以类相缀兼用的铺陈方式。作品总体上按时空顺序进行推移，先是写楚、齐两个诸侯王，然后重点表现天子的游猎。作品总体上按照时空顺序进行推移，先写楚、齐两个诸侯王，然后重点表现天子的游猎。如在描写上林苑的时候，按照东西南北的顺序展示各方警官，显得有条不紊在一起。
汉代散体大赋文体特点：句式三、四言至九、十言均有，韵散结合，以体物为主，一般直书其事，铺采摛文，排比铺陈，多以问答体形式展开描写，辞藻富丽，篇幅庞大。主要由诸子问答体、战国纵横游说之文和楚辞演化而来。
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如何理解这句话。
答：“史家之绝唱”是指其历史价值，“无韵之离骚”是指其文学价值。司马迁的辩证思想是“打破权威，不以成败论英雄”，其论断充满了理性分析。《史记》是一首用整个生命谱写成的饱含着司马迁全部血泪的悲愤史诗。
《史记》的历史成就主要体现在：①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史书。史记的“纪传体”形式，使得“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②司马迁具有非常先进的史学观。他不囿于圣人是非，十分尊重历史事实，所以在评价任务，论断史事方面比较高明，为其他封建史家所不及。《史记》首创了以“纪传“为体例的史学体裁，其根本特点就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
《史记》的文学价值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在写人方面。唐传奇以前，没有任何一种写人的文学成就能够赶上史记。其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①《史记》扩大了写人的范围。史传文学从记言记事，到注重写人，到以人为本，从写一群人，到写个“某人”，已逐渐走向成熟。
②人物个性突出。《史记》人物形象是各具姿态的，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司马迁以人为中心来记载历史，已不是简单地罗列人在运动过程中的事件和活动，而是通过人物的生平事迹，人物的历史活动，反映人物的思想、道德、同时表现人物的习惯爱好、心里气质。③人物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复杂的多面体形象，性格因素不会只是一个人物而已。
9、以《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为例，说明《史记》塑造人物的艺术成就。
答：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潮的祖传厨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涉猎……百发百中，矢能饮羽。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不但展现出个性，而且对于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
《史记》中国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共性有：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怨。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抱怨。《李将军列传》中有“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等以德报怨的例子。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如项羽在焚烧秦都咸阳后一心想东归，说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司马迁在刻画历史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办法，使笔下的人物凸显多方面的性格，有血有肉，生动丰满。在《项羽列传》中，项羽身上就表现除了多重人格。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怜爱的。……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同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法”，又成互见法。如《项羽本纪》就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了的贪财好色。
《史记》的“互见法”对人物塑造有什么作用。
答：“互见法”，本指司马迁所创作的一种述史方法。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在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所以在安排材料上采用了“互见法”。比如他写项羽刘邦兵器反秦，后又有楚汉之争，项羽以悲剧收场，刘邦则登上帝位，过了一段荣华富贵的日子。《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照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互相补足。
如司马迁认为项羽虽然失败了，但仍不失为一个英雄，因此，在《项羽本纪》中个，司马迁要突出的是项羽的豪爽直率，英勇无敌，才气过人，对于他的一些缺点和过失或做了淡化处理，或略过不提，但却在《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中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高祖本纪》中有一段刘邦数项羽的十大罪状的描写，详细地记述了那十条罪状，而同样的情节，在《项羽本纪》中只用“汉王数之”四个字一笔带过，因为这一段是为表现刘邦善于玩弄政治，放在《高祖本纪》中最为合适，但并不是为了表现项羽，这样的有详有略，互为补充，既突出了项羽的个性。又保持了他完整的性格的完整。这样，从本传来看，项羽个性鲜明突出，英雄盖世，从《史记》整体来看，又没有隐瞒项羽的缺点，将一个“完整全面”的项羽的形象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如何理解《史记》中对历史过程的偶然因素和不可理解性的神秘描述（如《项羽本纪》中刘邦几次绝处逢生，李广的“数奇”）。
答：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现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如陈平胸怀大事，足智多谋，屡献奇技。陈平所献五策，无一不是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驾驭历史风韵的过程中日益饱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却命运惨淡。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蝉儿，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和失之交臂，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阔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史记》富有传奇色彩。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如写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史记》中的许多哦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令人莫测端倪。
12、《报任安书》中所表达的感情与《史记》的写作有什么关系。
答：《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及《文选》卷四十一。在这封信里，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表达了自己遭受宫刑后极端痛苦的心情，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在情感上激愤沉郁，意志上坚定不屈。语言上将叙事、议论、抒情交融为一体，修辞手法运用浑然天成，辞气沉雄，磅礴激越，感人之至。《报任安书》虽未收入《史记》，但却是学习、研读《史记》，了解司马迁不可或缺的一篇文章。
①痛苦羞辱，沉郁愤懑的情感最富感染力
天汉二年（公元前99），47岁的司马迁因李陵一事惹怒汉武帝，官吏以“惑上”之名对司马迁处以宫刑。宫刑与其说是一种刑罚，更不如说是对人格的巨大污辱和对精神的毁灭性摧残。他既深切感受到身体遭受摧残的痛苦：“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又深切感受到宫刑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和毁灭性损伤：“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自己和李陵连喝过一杯酒的交情都没有，只不过为李陵说两句公道话，却遭来横祸，事后，普天之下不光没有一个人同情自己，而且自己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这是怎样的哀痛！是怎样的委屈！是怎样的悲愤难诉！太史公发出泣血之声：“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声声叹息均是泪，句句言语皆是血。
司马迁承受着身体残缺所带来肉体上的痛苦，内心煎熬着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耻辱。惨痛的体验着人情的冷漠，世道的悲凉，所遭横祸的偶然性。所有的这一切从来都没有对俗人说过。终于在这封信中不可扼抑地爆发了。“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穿透纸背和两千年的历史时空，依然强烈的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读者至此，能不唏嘘？
②百折不挠、九死不悔的人生信念和顽强精神最能激励人
遭受宫刑后的司马迁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死只是一瞬间的事，死去万事空，所有的荣耀、痛苦、名利、耻辱都会随着肉身的消亡而灰飞烟灭。而活着则要受到世人的嘲笑。无疑，此时选择自杀是解脱的最佳途径，他的笔下从来不乏从容就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他并不缺乏结束生命的勇气，但他并未就死，而是选择了活下去,这是一种比死更难的选择。到底是什么让他选择活了下来？
不容忽视而又在《报任安书》中没有提及的一个原因就是：继承父志。孔子曰：“其父在，观其行；其父没，观其志，三年不改其志，谓之孝。”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把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父亲临终授命，让他完成修史之重任，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决定冒耻辱、顶压力、忍楚痛来完成《史记》一个重要原因。
古人先贤历经磨难而不屈，终成大作的经历，亦给了他巨大的启示。“古者富贵而名灭者，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多少哧咤一时，雄图霸业的王侯将相已成过眼烟云，不是史家传神之笔，谁又能正真正记起他们呢？真正铭刻在历史上的，是孔子、屈原、左丘、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这些在逆境和苦难中发愤著书立说的人,他们的名字将和他们的著作一样不朽。
著就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鸿篇巨著，实现少年时就已立下的宏伟目标和人生价值是司马迁最大的精神支柱和继续活下去的动力。司马迁从来就不是甘于平庸度过一生之辈，这场苦难和耻辱并没有磨灭他的理想，反而擦亮了他的眼睛，丢掉了他的幻想，开启了他的心智、激发了他的斗志。受刑之后，他心中始终燃烧着一团火。这团火郁结着幽愤、凝聚着智慧、饱含着情感、沸腾着热血，从他胸中流泄而出，历经十一年（从受刑至书成），锻造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史家巨著。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给读者带来了崇高的精神感染和审美愉悦。
13、简述《史记》《汉书》的主要差异？
答：①体例差异。《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断代史。班固取材于《史记》而并非完全照搬，承袭《史记》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②内容、思想差异。《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做了调整。如《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史记》描写的人物是在天下未定之前的英雄，而《汉书》所写的多为西汉盛世人物。
③除了《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族的兴衰史。而《汉书》记叙了很多世袭家族的历史。
④风格上看，《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多。
⑥笔法上看，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严谨有法，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原则，以严谨取胜，从而形成与《史记》迥然不同的风格。
14、简述乐府名称的含义及其变化
答：总体上，乐府诗汉族民歌音乐，最初始于秦代，到汉时沿用了秦时的名称。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任务是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汉魏六朝以乐府民歌闻名。“乐府”本是汉武帝设立的音乐机构，用来训练月工，制定乐谱和采集歌词，采集大量民歌。后来，“乐府”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
乐府，最初的含义是采诗制乐的官署。作为音乐官署的乐府，始创于汉武帝，废止与汉哀帝。其实，乐府机关早在汉武帝以前就有了。乐府采诗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配合新声的曲辞，就广泛搜集民间丰富多彩的歌谣，包括曲调和歌辞，配合中外，创造新声，以供宫廷娱乐。这是乐府采诗的主要原因。其次，汉武帝采用儒术来巩固统治，“制礼作乐”便成为歌颂太平的一项措施，统治者也可以从反映社会现实的名歌中来“观风俗，知薄厚”，了解一点社会情况。
乐府制乐要有曲辞来配合乐谱，曲辞即是诗。这种合过乐的曲辞，两汉人成为“歌诗”，六朝人才把它叫做“乐府”，为的是同那些没有合过乐的“徒诗”区分开来。《文选》、《文心雕龙》、《玉台新咏》都把“歌诗”标为“乐府”，这样，“乐府”就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与诗经、楚辞、汉赋同为一种文学体裁了。
到了唐代，乐府又有了新的涵义。唐代诗人丢开音乐而从内容实质着眼，把那种继承和发扬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也称为“乐府诗”。所以唐代曾经掀起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
宋元以后，又有人单从音乐着眼，把曾经合过乐的“词”、“散曲”、“剧曲”，也称为乐府，如《东坡乐府》、《太平乐府》等。此外，从魏晋以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的作品，不管入乐与否，也不管其有无现实性，也都称为乐府。
而《乐府诗词鉴赏辞典》中认为乐府主要有三类：一是依据乐府旧曲谱，重新创作新词入乐的诗歌。二十袭用乐府旧题，继承乐府精神，重新写的不入乐之诗。三是不袭用旧题而另立新题，并另起新意之诗，或称新乐府，即一切歌行体诗歌都可以包括在内。
尽管唐宋以后人们把乐府的涵义扩大了，但是象“新乐府”、“词”、“曲”等自有名称，在概念上已可以和古乐府区别开来。由于古乐府的主要来源是名歌，所以我们现在所说“乐府”的特点，通常指两汉乐府民歌，也指少量受民歌影响，带有民歌风格的文人作品，还推指汉魏南北朝的乐府民歌。
简述汉代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
答： 五言诗是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当然，《诗经》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以五言为主。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古代本有五言诗起于李陵《与苏武诗》的说法，但后人多加以否认，如苏软题(文选动便说：“李陵、苏武，五言皆伪。”又有说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也未获广泛赞同。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
汉代以前，偶有五言的诗句，《诗经》中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但没有完整的五言诗。五言诗是在两汉民谣和乐府民歌中首先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据《汉书·五行志》和《尹赏传》所引西汉成帝时歌谣，已为完整的五言形式；东汉时五言歌谣继续产生，并被采入乐府，其中如《陌上桑》、《江南可采莲》等，已是比较成熟的五言作品。
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以五言为主。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古代本有五言诗起于李陵《与苏武诗》的说法，但后人多加以否认，如苏软题（文选动便说；“李陵、苏武，五言皆伪。”又有说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也未获广泛赞同。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秦始皇时的民歌《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就是使用五言。汉代的乐府诗如《江南》、《白头吟》、《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也是五言。
文人五言诗始于何时，前人的看法颇不一致。旧传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班婕妤等人的五言作品，实际上不可靠。今存最早的文人的五言诗当为东汉班固的《咏史》。钟嵘《诗品》说它“质木无文”，这说明文人初学五言诗体，技巧还很不熟练。继作者有张衡《同声歌》、秦嘉《赠妇诗》、赵壹《疾邪歌》等，表现技巧日趋成熟。东汉末年无名氏《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达到成熟阶段。至建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已“居文词之要”（钟嵘《诗品》），成为最盛行的诗体，出现了大批名作。
五言诗的发展
《诗经》里多是四言的句子，耳熟能详的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都是四言的。上古时候，单音词占绝对优势，汉字一般都是代表单音词，而四言基本上可以“一句成意”，其句法结构和节奏顿挫等方面来说，是一中最简单并且完备的形式。但是四言加单音的形式，在表现力上不够，节奏上也缺少变化。并且由于上古诗歌都是要入乐的，也就是是配合音乐歌唱的，所以诗经里四言诗出现了大量的重言(叠字)和衬字的形式。
汉代乐府诗诗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节奏问题就可以相应的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两汉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合成词，随之而来的是汉语由单音词为主逐渐转变为双音词为主。这样四言诗在新的语言形式下，表现力就大大折扣了。并且，书面语总是晚于民间口语的，在大量的民间口语歌谣的冲击下，汉代开始出现了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五言诗相比四言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以两个字为一拍的话，五言可以组成两拍半，并且在那半拍的变化上可急促可缓慢，增加了诗歌的变化和美感。到了汉代，一件大事就是设立了乐府，但是乐府这个机构究竟是什么设立的，历来争论不休，乐府是一种机构，类似于现在国家级的交响乐团，有团长，有第一小提琴手，司鼓手等等。乐府的歌曲来源主要是采自民间，包括曲调、包括歌词。交响乐团的比喻有点不够恰当，因为他们主要从事的还是收集整理和创作活动。应该说要是国家的一个文化机构。乐府这个名词从原来机构的意思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诗歌形式的名称。乐府基本上就是以五言为主了，但是杂以三、四、七言等等。由于当时的主要活动就是音乐，加上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普及推广工作，五言这种形式便流传的非常广了。关于乐府，余冠英的《乐府诗选》，曹道衡《乐府诗选》，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16、举例分析“古诗十九首”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
答:《古诗十九首》所蕴含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具有一种原始生命情愫的激活，人对生命难以持有的本质的悲情的觉醒，表现了汉人的一种特殊的精神体验和情感内涵。
①强烈地意识到人生的短暂和有限
人生有限的感慨，自古便已有之。《古诗十九首》和以往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是把人生的短暂写得特别充分，特别突出，给人以转瞬即逝之感。如“四十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都是把永恒之物和有限的人生相对照。推物及人，点出人生的短暂。
②死亡给生命的强烈的震撼
如《驱车上东门》这首诗中写出的人的寿命的有限，“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等。
于是要人珍稀生命，对人生的不如意，要“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追求腐败必须“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男女必须及时结合，享有生命旺盛的快乐“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男女结合就像以胶投漆中在合欢共乐中实现生命，把生命感性快乐的享有作为人生的第一准则，公开提倡及时行乐。如《生年不满百》提到的“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③强烈的人生意识的另一种形式，通过离别的相思感怀体现出来。因为这是由于生命的幸福与价值实现受阻，从而凸显出了生命的意识。
如“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去者日以疏》），这是诗人见到古墓犁为田、松柏崔为薪所产生的感慨，也是对人际关系富有哲理的概括。诗人是从去来相继、新陈代谢所形成的历史长河中看待亲疏的推移变化，揭示出时间之流给人带来的角色转换。
以《行行重行行》《迢迢牵牛星等》为例剖析《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
答：《古诗十九首》除了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是它的基本内容。二者相互补充，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们身在他乡，胸怀故土，心系家园，每个人都有无法消逝的思乡情结。《行行重行行》属于思妇之词，是《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写的是思妇的离愁别恨，表现出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
《行行重行行》为女词，一个妇女怀念离家远行的丈夫。她咏叹别离的痛苦、相隔的遥远和见面的艰难，把自己的刻骨的相思和丈夫的一去不复返相对照，但还是自我宽解，只希望远行的人自己保重。全诗长于抒情，韵味深长，语言朴素自然又精炼生动，风格接近民歌。其中有“思君令人老”之语，前者是思妇的叹息，后者是待嫁女子的怨艾。主人公因为婚姻变故而有迟暮之感，流露出青春易逝的惋惜。她们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衰老，而是思念使得芳华早逝，这就更令人悲哀。
《迢迢牵牛星》借写织女隔着银河遥望牵牛的愁苦心情，实际上是比喻思妇与游子相思，抒发人间别离之感。所以《迢迢牵牛星》也是属于思妇之辞。此诗描写天上的一对夫妇牵牛和织女，视点却在地上，是以第三者的角度观察他们夫妇的别离之苦。诗作表现出微妙的空间感，把自己置于不同的空间方位，产生许多微妙的感受。“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是近距离的感情交流受阻，是咫尺天涯。天上的熠熠双星以及美丽的爱情传说，是容易使久居深闺的妇人彻夜难眠，触动他们满腔的离愁别绪。本诗明写神话故事，暗写现实生活，以委婉曲折的手法，抒发闺妇的感伤情怀。
作为游子之辞，多是游子坦陈心事、表白心迹的独白，它们真挚自然地表现出诗人怀才不遇、流落他乡的悲酸。而其中的“思妇诗”其实也是出于游子的虚拟。在穷困潦倒的客愁中，游子通过自身感受，设想家室的离思，因而把同一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角度表达出来。这里的“思妇”形象其实是诗歌抒情方式中人称的拟代，是游子离愁别恨的载体。《古诗十九首》展现了游子思妇的复杂心态，它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在古代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同时，这些作品还透彻地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诗的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使这些诗篇具有深邃的意蕴，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
18、为什么魏晋南北朝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
答：“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称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此外，还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代表了一般的认识。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题材有了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题材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能够进行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地重要标志。较明晰的文体辨析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其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已经接近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他对文章的地位和价值的肯定和褒扬对于后世文学观念的不断深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并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论述。《文心雕龙》上篇主要对文体进行讨论，将文体分为三十三类。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性的追求。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学的情采、声律、用事用典、对偶修辞等的追求，特别是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自觉地追求，同时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PS:新月派认为，所谓文学的“自觉”，其涵义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发展；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文学的“自觉”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魏晋时代，由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起来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文学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这是人的觉醒促使文学“自觉”发展的时代特征。（国学网2002年12月31日帖子）
卫绍生在《重新认识文学的“自觉时代”》一文中指出，文学的自觉时代无疑是以文学的自觉为标志的，而文学的自觉，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是自觉的而非功利性的行为（文学创作的自觉）；人们对文学的特性、功能、价值的认识至少在作家层面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共识（文学观念的自觉）；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批评已经进入审美的或艺术的层次，且这种批评不是零星的、浅尝辄止式的或所谓的微言大义式的（文学批评的自觉）。如果学术界在文学自觉的标志方面能够形成共识，则有助于对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讨论深入一步。
19、简述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
答：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
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建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有个人的情趣，爱好，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的日常生活。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力和价值.。
建安文学以建安诗歌为代表，其时代特征：
①东汉末年的动乱，既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称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因而形成悲歌慷慨的时代特点。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数多悲风”等诗歌。字里行间无不尽显悲凉慨叹。
②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时代的另一主题。当时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在作品中用不同的态度表达出或“哀叹”或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③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地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是，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雅；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
④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如曹植诗就“颇有忧生之嗟”（钟嵘《诗品》）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式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比较曹氏父子诗风的差异。
答：总的来说，曹操诗歌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
曹操：①诗歌的内容和写法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曹操诗是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夏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②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③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④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
曹丕：①曹丕诗歌的最大价值在于他的人性化的、情感充溢的抒情性韵味,刚柔并济的风格和多工语又不失自然音旨的语言特色。②诗歌主要分为三类：宴游诗、抒情言志之作、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③他的诗歌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相比曹操，他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画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他善于选用清丽词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艺术形式上，他勇于创新，诸体具备。
曹植：①诗歌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第二类是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第三类是述志诗；第四类是游仙诗。②曹植的诗确如钟嵘《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也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③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
相同之处：东汉末年的动乱，激起了“三曹”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氏家族“内兴文学”，以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奠定了建安风骨的基调，为建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苦短的感慨，成了三曹诗歌风格的共同之处。
21、论述曹植诗歌的特色及其对五言诗发展的贡献。
答：（一）曹植诗歌的特色：“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骨气奇高从诗歌内容看，主要是在建功立业的思想上的表现，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则是其诗歌的核心内容。曹植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前期他才华深得曹操赏识和宠爱，志满意得。诗作的基调比较开朗、豪迈、充满了积极昂扬的精神。前期作品以《白马篇》为代表，文中描写的游侠少年形象，正是作者自己的真实写照。在一些游仙诗中”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正是诗人执着于自己思想的体现。前期诗歌内容，充满了追求和反抗，积蓄着磅礴的气势和力量。故钟嵘评曰“骨气奇高”。
词采华茂体现在其在用字、灼字上的不凡。如《弃妇篇》中写到石榴：“石榴庭前植，绿叶摇缈青，丹华灼烈烈，璀采有兴荣。“绿叶”一句不仅写出了石榴叶的绿色，而且还写出了在风摇动下的叶的叶背的青白色。
曹植的诗歌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也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诗歌虽然脱胎于汉乐府，但同时吸收了汉末文人古诗的成就，并努力在艺术上加以创造和发展。如《美女篇》模仿《陌上桑》但描写的细致和辞藻的华丽，与《陌上桑》迥异其趣。
（二）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大约在春秋未、战国初，民歌中就已经有了较之“文繁而意少”的四言体更便于容纳双音词，以表现愈来愈丰富的社会现实生活和人们内心世界的五言体雏形。在建安时代，“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
曹操改造了五言乐府,首开慷慨悲壮的五言诗风,曹丕增强了五言诗的抒情性,促进了五言诗华丽风格的形成;曹植巩固了五言诗的地位,创造了诸多五言诗的体类,对后世专类诗的出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曹植代表了建安五言诗发展的第三阶段，主要实现了几个变化：①变乐府诗为主而为文人五言诗为主；②变抒发他者情感或者普泛化情感而为抒发个人情感为主③在曹植的后期作品中，实现了变“黼黻锦绣”之作而为“沉著清老”之作的飞跃，变“为文造情”而为书写苦难的飞跃，使五言诗成为文人抒发情感的新兴载体，从而标志了建安诗歌的第三个时期的到来。同时，也就标志了五言诗体制的最后完成。
22、阮籍诗隐约曲折的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答：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曹芳、曹髦等皇帝既荒淫无度又昏庸无能，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废曹芳，杀曹髦，大肆诛杀异己。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转》）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因此形成了阮籍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音乐曲折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