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史学批评——与雷戈先生商榷

也谈史学批评

——与雷戈先生商榷

王照伦

 

    近日拜读了雷戈先生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上的《史学批评学论纲》一文，收益匪浅。该文不仅对史学批评问题谈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而且对方志学批评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是，我认为该文中的一些观点不够妥帖，其中还有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下面，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草拟成文，不当之处敬请史学界的师友批评指正。

    一、史学评论和史学批评

    对于史学评论和史学批评层次的高低，我未深入考虑过。但是，我认为它们在史学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进行史学批评不易，搞史学评论亦非轻而易举的事情。

    史学评论不单纯是对被评史学现象的理解和阐释，亦非仅仅是“表现为技术性”[1]，更不是仅研究“低层次的非经典作品”，而是评论者的一种独立的审美创造。具体到史书评论（它是史学评论的一大类型）来说，它既评论经典史书，又评论非经典史书。同时，史书评论既不是一面机械映现史书的镜子，也不是如诠释、索引之类不能离开史书而独立存在的附属性的文字。高质量的史书评论，既要对被评史书作出公正的评价，又要抓住规律性的东西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和提高；既是史书客观社会效应的信息反馈，又是评论者独特个性和艺术（亦可说学术）创造力的结晶。因此，史学评论是一种具有独特思想、理论价值的创造性劳动，它对于历史研究、史书编纂、史论撰写和史学理论体系构建有着其他史学现象（我在这里将史学评论作为一种史学现象看待）无法替代的作用。可见，将史学评论看成是一种“技术性”的东西而无视其思想性，是有失公允的；说史学评论只评非经典而不评经典作品，也是片面的。

    搞史学评论，首先要考虑被评对象。再拿史书评论（对于史书评论的对象，下面将接着详谈）来说，我认为理想的评论对象应该是较好的史书（即“经典作品”）和较差的史书，而不是只评论“低层次的非经典作品”。优秀史书具有创造性，尽管其中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们仍然应该把它作为评论的重点对象。这类史书往往在多方面有创新，对被反映的对象的把握比较准确，记人述事较为恰当，概括出来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比较客观，反映了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史书编著水平，为之撰写评论文章就成为史学评论家和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对于那些质量低劣的史书，我们也应当以史学评论为武器，加以批评和指正，使之成为史书编著、历史研究的鉴戒。

    史学批评不能脱离“史实”“细节”“考据”等。虽然“史学批评主要是思想的、精神的、理论的、哲学的”，但是，不论是史书、史家还是其他史学现象，其史观和史论等都是有载体的，不是一种虚幻飘渺的东西，主要靠史著来反映。而史著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其中史实的真伪，史实真伪的确定又很难离开考据等手段；考据出史实的真伪后，记述史实又不能完全脱离细节；能否使史实以严、简、赅、雅的面目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技术（或者说技巧）又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史学批评，既不能有意拔高，也不能随意贬低。换言之，史学批评在史学领域，既非万能的，也不是无所作为的。说“史学批评代表着史学更有希望的未来”和“史学革命的先声”，显然是有些言过其实。史学研究的突破（或者说史学革命的发生），往往不是批评出来的，而是由于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有突破，就像产业革命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破而促成的那样。史学是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尚有争论。要使史学成为科学，也不是由史学批评所决定的。按照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理论，一门研究是不是科学，要看在这个领域里的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中的研究过程里是否形成了一个范式（paradigm）[2]。库恩所说的这个衡量是否是科学的标准，已在国内外学术界达成共识。这个标准既能用来评价自然科学，又可以用之评价社会科学。因此，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是否已经使史学成为科学，亦可以用史学范式是否形成去衡量。而史学批评不能直接导致史学范式的建立（史学批评可以在史学范式的建立过程中起积极的和有益的作用），只有史学的描述性研究才能创立史学范式。

    二、史学批评的性质

    雷戈先生将史学批评的性质作为第二大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反映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但我们从中除了看到进一步说史学评论“低”、史学批评高，和“史学批评学建立的逻辑前提”之外，并没有看到史学批评的性质是什么。我认为，史学批评的基本性质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史学批评具有科学性。由于史学批评是对各种史学现象的理论把握和评价，这就要求批评者既要对被评史学现象进行深入地研究，又要客观地、冷静地利用史学理论（也可以，有时必须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行分析和评判，力求透过这一史学现象找到理性答案，并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因此，它与史书编著、史料利用和史实考证等不同，应主要应用抽象思维，更加注重客观性和科学性。

    第二，史学批评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尽管我们应当对将史学当作工具的庸俗历史学进行批判，但是，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必然有着十分鲜明的倾向性。史学批评在批评各种史学现象的过程中，也会有针对性地将一定阶级的政治、道德和美学等观点贯穿其中。拿同一种史学现象来说，由不同的史学批评家去批评，将会得出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结果来。如对一部反映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著作，专制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史学批评家所作出的批评，绝对不会是一样的。史学批评的倾向性不仅表现的阶级之间，它在同一阶级内部也会因对一些史学现象的看法不同而有所表现。如对史学的经世致用问题，就有肯定和否定等不同的观点。在这些不同的评判中，反映出不同的批评家各自的认识倾向或思想倾向。

    第三，史学批评具有社会批评的性质。史学现象几乎涉及到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决定了史学批评必然触及广泛的领域。有时史学批评不仅论及史学现象本身，而且要涉及到与之相关的社会层面，这就使得史学批评具有了社会批评的性质。每个时代的优秀史学批评家，往往也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们的史学批评论著，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史学现象，而且能帮助人们认识许多社会问题。

当然，史学批评的性质不仅仅局限在以上3个方面，但这3个方面基本上反映出了史学批评的基本性质。至于史学批评性质的其他方面，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讨论。

    三、史学批评的对象

    要进行史学批评，必须首先明确批评的对象是什么。“一方面，所谓广义的史学批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包括当代以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另一方面，史学批评所涉及的对象应包括当代的中外史学（主要是中西方史学）的各个流派、思潮、理论、方法、史家、史著等等”。一句话，史学批评的对象只能是当代的，不能是当代以前的。我认为，这样去概括史学批评的对象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

    为了说明史学批评的对象，我认为有必要将话题扯得远一点。历史学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其是否是科学尚有争议，但它的客观存在是任何人都不否认的），不论是否开展史学批评，它都按照自己特有的形态和逻辑存在和发展。就是在史学批评没产生以前，史学就已经存在和发展了。有人认为，“与其他精神食粮、文化事业相比，历史学的作用对一个民族来说似乎主要在于储存和整理记忆。一个民族时刻不停地向前走，当然有时要回过头来往后瞥一眼，以确定自己眼下所在的位置。历史学家就是一批接受民族委托专司往后看的人。”[3]史学家向后看已发生了的事物，实质上就是在研究历史，随之便产生了一系列史学现象。每一种史学现象都与一些具体的史学运动相联系，所有史学现象的集就是史学领域内事物的全体，每种史学现象都是这个集的元素。史学批评的对象应当是这个集，即所有的史学现象。这样去概括史学批评的对象，可能比较接近客观事实。

    四、其他几个问题

    我在学习雷戈先生的《史学批评学论纲》时，常感到有些地方自相矛盾。现择要简述于下。

    1.史学评论不能说不是“史学理论”而又“低于史学理论”。“‘史学评论本质上是一门理论学科’，但‘史学评论不是史学理论本身的一部分，而是低于史学理论的较富于直观形式的理论结构’。”[4]说史学评论是“理论学科”是对的。既然“史学评论不是史学理论本身”，那么，史学评论这种“理论学科”又是关于什么的理论呢？难道是关于数学或伦理学的一种理论吗？显然不能这样去说史学评论。史学评论作为“低于史学理论的”“直观形式的理论结构”到底是什么，作者没有展开论述，给读者的直觉是这种“低于史学理论”的“理论”不是史学理论。而客观事实恰恰是史学评论就是史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我认为，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二者都以各种史学现象为对象，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多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去发表批评家的见解，而后者多从具体的、特定的史学现象着眼去表达评论者的意见，它们都是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都在历史学科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

    2.“任何”包涵“当代以前”。在讲史学批评的对象时，先说不包括“当代以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在说了一些史学现象后，接着说“从史学批评学的角度看，任何史家和史著一旦进入史学批评领域，它就不存在有什么‘正面’‘反面’之分，它们都是有价值的，它们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被理性的批判，而不在于被随心所欲地政治性的褒贬。”既然“任何史家和史著”能“进入史学批评领域”，并“能够被理性的批判”，那么，就不能将“当代以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排除在实现批评的对象之外。

    3.用词不当造成了前后矛盾。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将“理想的史学结构”说成是由“史学研究”“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三大块构成。我们且不说这三大结构是否是“理想的史学结构”（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不是本文要谈的主要内容，在这里不展开谈），只说作者在谈史学批评对象时将史学批评说成是“真正的史学和纯粹的史学”，并将史学批评之所以“真正”和“纯粹”归结于其“具有天然的哲学性和‘哲学化’”。据我理解，所谓史学批评的“哲学性”和“哲学化”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审视批评对象。那么，“史学研究”“史学理论”又何尝不时常从哲学的高度上审视研究对象呢？又怎么能说它们不是真正的和纯粹的史学呢？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呢？用“真正”和“纯粹”去修饰史学批评，会使读者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是掺了其他成分的史学一样，造成了矛盾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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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雷戈先生的《史学批评学论纲》一文。

[2]Kuhn T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3]王学典：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4页。

[3]着重号系原文中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