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台灣時期領導階層與社會文化

    本篇所參考的文本為吳文星教授的〈日治時期台灣地方施政與新領導階層之形成〉與〈日治時代的文教與社會〉，主要書寫架構為前兩篇的摘要，在心得部分，第二篇引用洪郁如所著《近代台灣女性史》的內容進行比較討論與互相補充。

 

〈日治時期台灣地方施政與新領導階層之形成〉

 

        本文共分六節主要講述日據時期台灣地方施政與新領導階層之形成，台灣總督府長期透過地方行政職位，攏絡清領時期社會菁英及其後代，在日人地方官僚的監視下協助殖民政府行政，並延續清季台灣社會領導階層影響力，同時也形成台灣社會新領導階層。

 

        第一節為前言，講述台灣在割讓後，在總督府現代化取向的同化政策下，俗民社會與家父長式的傳統社會逐漸現代化。然而關於新舊社會領導階層的更迭過程緩慢，且常以菁英教育作為指標，是故本文聚焦在長期政策變化與社會領導層的關係進行討論。

 

        第二到四節則敘述地方制度的改變與新領導階層的建構、鞏固、延續與傳承。首先關於日治初期的新領導層建構，此時總督府對於台人剿撫並施，撫的方面，採納清代舊制對台人施以攏絡與利用政策。如透過「臺灣紳章條規」選用學識資望的台人，代替欺凌百姓的通譯或偵探台人，成為地方行政階層且獲民眾支持；保甲制度與「台灣公學校令」則在地方與教育方面，將舊社會菁英納入基層行政體制中，遂為日人所云的上流社會。

 

        接著在廢縣置廳下新領導階層地位之鞏固，起初台灣分設二十廳內有參事五人以內，由廳長任命台人作為顧問與承命辦事，此時廳下街庄普遍由地方一流人物擔任且久任不換。在廳制改制後，設有區長職，本定以熟悉日語者任之，但實際上對於熟悉民情之需求，則還是得沿用舊街庄長。同時擔任行政職者部分也由地方豪紳兼職，並領有公營事業的特權。

 

    其次是該階層地位之延續，上世紀二零年代，廢廳制改州市街庄制。新制制實施前，已有日人對於台灣舊領導階層區長頗有異議，因其不諳日語而不能善盡職務。因此在街庄長除了部分沿用舊街庄長外，新任街庄長多為舊街庄長的第二代，並且受過良好的日本教育熟稔日語。但實際情況是代際交換緩慢，大體來說還是久任不替，且舊領導層在議會中鮮能發揮其職代表民意，被譏為御用紳仕。但也因此使其他知識分子投入社會運動的行列中。

 

        再次是地方制度的再改革與領導層的傳承，一九三五年伴隨總督府正式地方制度改革，擴大地方自治與立法權，並使二零年代受街庄長改制影響的社會菁英二代，進入基層地方行政體制。而作者關注此時期州會議會議員，因為是民選議員且與官選議員學歷、年齡等條件相當，菁英教育出身者為多數。市議員也有類似情況，只不過成員中有參與社運的意見領袖，總之時謂「大體無素質甚差者當選」；但同時參與政治者多為有資產者與中產階級鮮有關聯，難為其發聲。

 

        最後綜上所述，台灣總督府長期透過地方中級行政職位攏絡台灣舊社會菁英與受過新教育的其第二代，雖然作為殖民地行政任務的輔助工具，並且從中得利與成為新領導階層，但參政權始終未因受過日式教育而下放予之。不過戰後初期，這類性質官員的沿用，可見這些社會領導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

 

〈日治時代的文教與社會〉

 

        本篇共分三節，分別從殖民教育與文化、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敘述日治時代的文教與社會。首先關於殖民教育與文化敘述，日據時代為台灣西式教育制度開展，旨在貫徹殖民政策，雖為部分學者認為為奴化教育，但不可否認其帶來的現代性。

 

    起初總督府採以漸進制度，開設國語傳習所及六年制公學校等，則成為此時開化台人的手段，在中學教育部分不完備，與在台日人子弟的受教權有差異。伴隨內地延長主義一九二二年「台灣教育令」頒布，取消師範學校以外的中學校差別待遇、隔離教育，開放共學。然而本質上差別待遇並未改變，導致日人在台就讀優勢增加，使台人爭取中學資格如「試煉地獄」；三零年代起總督府加強「國民精神」的同化教育，如一九三七年對台實施「皇民化教育」，廢除校內漢文科。四年後，日本國內教改，台灣小、公學校改為國民學校，但為確保教育效果，仍然分表上課。兩年後，實施義務教育，雖改革中等教育學制，但台人仍未有平等共學的機會。

 

    其次台灣教育有幾個特色，以公學校為主的教育設施，推廣日語、實學教育，伴隨就學率的增加，亦促使現代基本知識的傳播；推廣日語作為貫徹同化政策的手段，但實際結果成為功能性識字，未取代台語成為生活語言，甚至出現台語式日語，此外日語成為台灣不同方言使用者的共同語言，成為台人共同意識形成的媒介。注重實用中等以上教育，以培養各實業初級技術人員，並設立特殊目的的高等教育機關，如應對熱帶疾病的台北帝國大學的醫學科，華南與南洋地區研究等。同時留學教育成為新社會領導階層的搖籃，部分留日知識分子成為一九二零年代反殖民社會運動的先鋒。

 

    接著是社會變遷，台灣社會變遷屬由上往下被動變遷，且在封閉性人口之狀態下，人口增加為自然增加，因總督府對衛生醫療環境之改善。同時社會結構轉變，從農業社會逐漸往工商社會轉型。在社會領導階層方面，新舊階層間因家世壟斷而形成延續性。以職業來看三師成為被人景仰的職業，而其他職業，如記者、畫家等，因專業成就而取得社會地位，各職業趨向平等化。此外台灣風俗習慣也受日人改變而逐漸現代化，例如普及放足斷髮，養成星期制作息習慣，建立標準時間制、守時觀念，以及守法觀念與現代衛生觀念。

 

    最後是社會運動，受到中國革命成功、世界民族自決風潮與大正民主風潮，台灣人展開十年的抗議與請願運動，以訴求台人的政治權力，像是六三法廢除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地方自治請願運動等，抑或是透過組織推廣文化啟蒙運動，例如設置讀報社、講習會等，啟迪民智與喚起民族意識。在爭取農工權力方面，有台灣農民組合為農民爭取利益，並且受台灣共產黨影響，走上武裝鬥爭；勞工運動也受社運組織與台共影響，向資方爭取權利並開啟抗爭運動。

 

評論：

 

    本文不僅補足在高中時期歷史教科書，對於此時期的領導階層歷史畫面的空白，讓筆者理解到總督府治理台灣並非如此的一刀兩斷與黑白分明，而是透過該文所述熟稔台灣民間的舊社會菁英份子，將其作為中介將總督府的意念貫徹到民間，總之本文使人具體了解台人在日據社會的功能與階層結構的變化 。

 

同時文中也並非只有短時段的分析，而是以長時段且動態的視角，再加以融合地方行政制度的變化，讓筆者更能感受到即便是名面上的官銜改變，其背後具體運作的人依然是那一批社會領導階層。

 

    而這點也不斷提醒著史學後進，時代或政權的改變，其背後的百姓仍然是同一批人，而非涇渭分明。筆者認為其也可以用來理解戰後台灣史初期的省籍衝突，也就是從受過五十載日本統治的台灣人來看，即便少部分知識分子擁有對民國的嚮往，但台灣人與大陸統治階級，這兩個人群之間的差異仍然太大，此體現在現代性上，雖然兩方都經歷過戰火荼毒，但台灣社會相較於大陸地區早已邁入現代化社會了，因此雙方的衝突又多了文明上的差異。也就是說早期台灣省政府的治理劣跡使其無法與日治時期地方領導階層重新接軌，進而導致更多誤會與衝突；然而即便有，也因國民政府深陷內戰，無暇顧及台灣社會與省政府之間的複雜性，導致後來的血腥鎮壓。

 

    回到第二篇文章，由於本文是教科書，必然得在有限的篇幅內提綱挈領，並且行文上以述代論，所以在摘要過程中，較難提煉出作者的觀點，因此筆者將參考《近代台灣女性史》幾個筆者認為可以與本文連結討論的地方，主要是關於纏足、女性等部分深入討論。

 

    首先是關於纏足在台灣的社會意義為何？今人可能會有時空錯置之感，認為放足一事天經地義，纏足是落後文化，但如果深入細節來看，光是纏足一事便有一段漫長的社會觀念改變，因為就時人的角度來理解，本是象徵美麗的三寸金蓮，怎麼突然變成陋習或陋俗，甚至日本官方將其標定為「特種傷殘」。不過有趣的是，纏足觀念轉變導致放足運動，很大一部分可以歸功於台灣的知識分子，並非由日本官方直接主導，而是間接誘導。

 

    接著關於知識份子對纏足問題的產生，如吳文星教授認為是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思想與達爾文進化論富國強族的思想，已成為知識份子的新價值觀，並成為社會發展的來源。但根據洪郁如在該書中的說法，對於無明確近代國家概念的平民與仕紳階層，訴諸強國的概念很可能是脫離歷史現實的，因為在天然足運動中，「國家」的概念是很曖昧不清的，而且許多案例中的關於國家的指涉，也可以套用在日本上，因此根據洪的觀點，知識分子較看重「放足運動」能夠使女性加入生產工作等實際利益，又或是內地觀光受到新式審美觀的影響。

 

    最後筆者想要從女性主體的框架下討論纏足的問題，書中有段對於女性纏足觀改變的書寫，主要是因為女性能夠接觸新式學校教育，因為學校的通學過程不便，以及體育課使她們的課程體驗不佳，若從女性主體來看，新式教育制度使她們反思這個只為「美觀」的陋習意義。而且在上流社會中逐漸對纏足風俗的摒棄，纏足的社會階層象徵意涵消失，也讓女性更能擁有自己的身體主體性。

後記：

    我知道在嗶站寫關於中國台灣地區的歷史受眾很少，但是我認為可以從1920年代兩岸共產主義風潮，來讓大陸同胞知道，台灣島上也有一段共產革命的歷史，並且找到兩岸的相似性發展。

所以這篇只是打個頭陣，以後會繼續寫下台共的階級鬥爭歷史

2021.6.9 累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