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倬云

我今天希望讲三个大题目：一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百多年来的演变情况，以及二者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

二是世界大的格局，全球化格局下的各国竞争情况（包括美国霸权），以及科技对未来发展的影响；

三是中国未来发展可能遇到的难题，以及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方向。

01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今天的世界，仍是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管制型经济两条途径之间的博弈。

从最早的对外开拓开始，欧洲走的就是商业路线，其实就是掠夺和剥削的路线，资本主义构想的萌芽由此诞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资本主义的理论经典，里面假定资本主义的执行和发展是以国为单位，尤其是以民主国家为单位，并没有以世界为单位。

所以从一开始，资本主义讨论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有你我之分。

把别的国家的财富掠夺过来使我富、把没有用到的资源用起来使我富、把没有开拓的领域开拓起来使我富，并不是“天下大同”，也并非全民享受的福祉。其局限性透露了其一开始在殖民制度下、不平等交易中掠夺别地的资源和财富的本质。

从《国富论》开始，西方已经认定世界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全貌性的发展。自那时起，资本主义开始讨论究竟是人为的干预好，还是自由的发展好，最后的结论是自由的发展好。

因为从资本主义诞生开始，自由发展可以使其自由地掠夺他国的财富、劳动力、资源等，不受干预。中国当时则是被掠夺的对象。

自由发展的思想发展到欧洲列国竞争的阶段就出现了弊端。竞争导致了有强有弱、有穷有富，加之基督教“博爱仁慈”的思想在西方发挥作用，社会开始讨论公平分配的问题。

19世纪的《孤星泪》，讨论的都是这个问题。18世纪美国立国之时，美国讨论的是要不要以国家形式对经济进行约束，其结论是要。

财富在资本家和劳动力之间分配严重不均，促使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者应该取得应有的份额，而且应当参加决策，甚至更进一步，主宰决策，马克思社会主义由此诞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对抗演变。资本主义一步步调节到一种中间状态，即20世纪在英国出现的“渐进主义”（费边主义）。

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主张让资本盈余慢慢均摊开来（费边主义），使得劳工、平民都能享受一定的福利。由此，议会立法制度出现，主张按照财富水平实施差额纳税。自那以后，英国以及欧洲的主要国家基本走的都是这条道路。

这里面产生了一个问题——应该由民主制度还是由国家强制来主导这个财富重新分配的事？

“一战”之前，美国走的基本是自由市场经济道路。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罗斯福新政开始实施，其受到了一定拉斯基思想的影响，也受到了基督教、兄弟会、共济会思想的影响。罗斯福新政使用国家的权力开放公共的资源，以国家形式分配盈余利润，创建了社会福利制度，美国至今受益于此。

在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的拉锯战延续至今。自由主义思想的老巢在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学派的哈耶克所著的《通往奴役之路》是自由主义的宣言，他认为任何把个人的权利交给国家、大团体的行为都是受奴役的行为，是不可以的。自由资本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社会福利的理想，哈佛大学则是典型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在波士顿，巨量财富从17、18世纪开始集中在不超过一百个家族手中，他们是“波士顿婆罗门”。福特、洛克菲勒、卡耐基等都是其中的产物。他们参与资本主义工业建设中开天辟地的工作，获得巨大财富。同时他们也是基督徒，因此也出于自主自愿做了一些慈善福利工作，但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均贫富”的观念，这是不够的。“波士顿婆罗门”存在于美国的政治和社会运作后面，是无法被毁灭的。他们的财富不会消散，因为他们用委托基金（trust fund）的方式进行管理，子孙不能继承，只能领取年金。

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是“波士顿婆罗门”力量的两个前哨站。肯尼迪家族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为大本营，洛克菲勒、罗斯福、布什等家族则以纽约证券交易所为大本营。

在这些财团的压力下，美国要想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很难很难。

但是在这些大财团的社会运作之下，美国逐渐出现了一个现象：货币与经济生产脱钩了。

凯恩斯认为，运作货币就可以运作经济。货币主义是两边都能用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拿来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每次面临垮台危机之时（最近一次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大爆发），都是通过运行极宽松的货币政策拉回来的。但货币政策等于是给经济打强心针，它有它的局限性。究竟谁能掌握改变经济的主权，这是所有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好好思考的。

平衡的最好范例是在北欧。

就是拿国家的权力将资源分配到社区。国家收重税并强制资本家将利润捐出来，负担若干重要的公共设施开销，使得老百姓可以过相对合理的、贫富差距不太大的生活。穷人可得到国家津贴，富人一方面得到国家的保护，另一方面得到国家的控制。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实验结果。

第二就是欧洲。

以今天的德国为例，国家掌握财富、控制财富、压制财富。这需要依靠法律来强制地做，需要强有力的领袖。默克尔是非常能干的政治家，其他领导者想做的没做到，她做成功了。默克尔做得相当出色，但还没有达到北欧的情形。

第三，美国方面。

美国本来想走工会的方向，用劳动者团结的力量，以劳动者罢工作为工具，来促进资本家的反省和让步，让财富慢慢分配出去。然而等到劳工用罢工作为工具提升自己工资的时候，问题发生了。资本家的利润确实变少了，但是美国的产品的单价跟别的国家的产品单价比起来就不具有竞争力了，于是美国在国际竞争上就败下阵来。而随着工会的力量逐渐壮大，另一个负面效果开始显现，劳动阶层逐渐变得懒惰，于是催生了自动化。

自动化是当年福特流水线操作的优化。一个工序分成许多步骤，每个步骤都相对简单，综合起来变成产品，这使劳工数量进一步减少。

越是科技进步，资本主义能够使用的工具和武器就越少。所以美国这个局面开始需要国家的干预，社会自发性机制已经不能动员全国公众的良心，需要看国家可不可以叫这个无极限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退让下来。

这里说一个插曲：因为货币成为可运用的工具，哈佛学界出了一派，即西蒙·史密斯·库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一派。他主张工业的建设、工业的成长都由货币来操纵。

美国不仅自己实践货币主义政策，也帮助别的国家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多。

我国台湾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方面实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实行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就是请了库茲涅茨当顾问。当时的刘大中、蒋硕杰、邹至庄几人都受库茲涅茨思想的影响，他们做了整套的建设设计，帮助当时的台湾地区在经济上实现了从无到有。在此之前，台湾地区的经济及社会发展靠的是“三民主义”思想指导，但那个阶段的经济改革其实也是根据库茲涅茨的思想在做的，尽管库茲涅茨还没出现。

“三民主义”里面有多种思想成分，包括运用国家贷款、国家保证信用等，有步骤地将财富吸纳进来、释放出去，使私人的资本主义一步一步按照国家的规划开展。

所以这就是一个两边都可以用的工具，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资本主义可以用，大陆的经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用，就看怎么个用法。

但台湾地区在利润分摊方面并没有做到完全合理。台湾地区的口号是把饼做大，大家都富了，都可以分一点。大陆也是这个观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让大家都富起来，这是符合经济学中的“库茲涅茨曲线”的。

02

全球化与美国面临的挑战

库茲涅茨的想法不仅在我国台湾地区得到了实践，也在若干其他的二流国家推广开来，使这些国家快速跃升至第一梯队，同样也获得利润。

韩国、越南、印度、加拿大都是如此。但加拿大由于受了英国的限制，有自己的体制，因此做得没有很彻底。德国是坚决地、很有计划地实行计划经济。计划是以货币作杠杆，以信用作杠杆。所以新的世界格局就变成美国要面临许多突然蹦出来的、从穷国家演变来的富国家，而第一个威胁就是日本的快速崛起。

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发展到了巅峰的状态，世界无一处没有日本的车子、无一处没有日本的百货公司，但是日本还是被美国压下去了。

日本是美国的占领国，美国军队驻在日本，于是美国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打压日本，日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美国叫你货币贬值，你必须货币贬值；让你货币升值，你必须货币升值。日本的优势由此被完全打掉，日本的科技优势被美国掠为己有，然后与美国经济嫁接在一起。现在日本的车子都在美国生产，没有日本的利润了，东家也变成美国了。

日本的例子证明，在美国的强烈干预之下，美国可以达到其目的。

美国强烈干预的第二种案例是，在中东地区都跃跃欲试，想倚仗石油资源建立新的国家之时，美国就制止它们出现。于是，当这些地区想要创造新的伊斯兰教世界的力量时，就成了恐怖分子。根据“9·11”的教训，美国认定这种势力必须要强力压制，于是美国联合欧洲跟中东打仗，打了二十五年。欧洲被打得稀巴烂，美国打的时候一塌糊涂，消耗了美国不计其数的军力和财富。

美国之后每次遭遇大的危机，基本上都和这个军力及财富消耗有相当大的关系。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高呼经济全球化。WTO是美国创造、美国劝说大家加入的。现在美国第一个退出，第一个站出来组织区域性的合作来抵制全球性的合作，它懊悔了。

随后，美国用其独强来压制其他地区，欧洲被压下去，只有英国被美国拉回来。因为英国穷得一塌糊涂，离不开美国。随着科技的发展，美国也想做科技化成果的独占者，谴责人家攫取美国的利润。一看到科技发展的果实，美国就去极力抢夺。这个科技领域幕后的间谍战，其激烈程度与军事间谍战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没有反省自己的问题。

美国国内的实际问题是，在国家权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财富的大手”越来越想伸进来。

川普上台就是“财富的大手”伸进政坛的典型例子，他呼吁完全自由、完全的财富控制权。而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卡来卡去，各种权利互相抵制、互相制衡的，通过任何法律去解决都没有办法立竿见影。

其次，美国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使得国家权力无法集中，也使得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劝说的过程之中要面临许多不同对象，他们没一个统一的立场可以使每一群体都接受。

我有“自由”的精神，我不属于任何团体，我只为自己负责。争取权利是我的天赋，是上帝给我的特权，我不惭愧，我得到多一点理所当然，我失去一份，我全力拼回来。

权力的分配、财富的分配就面临“自由”精神、自由主义来回的比较和审问，无法正确地推进，这个是相当吊诡的事情。

自由主义是不错的字眼，可现在每天都在被误用，就像是在强奸美貌的少女，这是叫人非常难过的事情。

上帝给你自由，是叫你不受封建制度的约束；上帝给你自由，是叫你在暴力之下要全力反抗。上帝并不是说你可以自由地去剥夺人家，只享受而不付出、只索取而不付出。

更坏的是，得到的人居然觉得理所当然。

美国罗斯福新政实施以后，再经过约翰逊总统的任期，整个社会确实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估计起来，三分之一左右的财富是用来接济贫寒的。

社会福利方面，中产阶级是贡献最大的一部分人。因为大财主不领薪水，交税交得最多的是按薪水交税的那些人。

最穷的人获得的福利分配总数是最大的。虽然每个穷人得到的份额很小，但总数很大。得到了这微薄利益以后，他居然就不想上进。给他上学的学费，他就不还，不好好学。

美国大部分人都是高中毕业生，但高中毕业生里面，容许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些人真是不上进。

这个不上进不能怪他们。美国拿黑人当奴隶几百年，让他们独立自由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多得到一点点钱就觉得够了——我不需要再做了，所以我不上工。

你们能不能想象美国有九百八十万份工作需要人做，但有一千二百万人脱离生产？除了福利制度的因素，近年因为通货膨胀，国家发了五百美元的救济券给每一个穷人。有此救济金加上本来的福利收入，使得一千二百万人不去寻找工作。这就使得美国这个国家竞争力完全没有办法发挥。

进一步想象，因为没有人工作，我们要更快地步入人工智能时代。

等到有一天，“美丽的新世界”到来，才发现其实那个美丽新世界一点也不美丽。每一个人都坐在家里等着机器人的服务，所有的事都是机器人在帮你做，到那一天是人真正毁灭的时候，今天的前瞻并不如何美好。

下面我们讨论美国面临的历次国际竞争。

历史上曾经有五个国家接近过美国的实力，但最后都被美国压下去了。日本被压得最惨。为什么它们的挑战都没有成功，而美国对现在的中国这么惧怕？

很简单的理由——这五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日本等，它们的体量跟美国没法比，无论是经济体量、人口数量还是可用的资源能力。

所以日本、德国等挑战美国都不成功。俄国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旧有的机制，这个机制是笨重的，各处自动自发的反馈机制是没有的，因为是明显不允许的。所以俄国在跟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印度虽然也是个考验，但印度的问题在于其种姓制度。我们看见的受教育、有文化、有能力办事情的印度人只占他们总人口的15%至20%，中间有大概30%是一般人，余下的30%左右是“贱民”，或者是从中间阶层沦落到穷人阶层去的。

印度的当政者可以无视穷人跟禽兽差不多水平的生活。街上的人饿死，他无动于衷；死人在露天焚烧，烧得满天都是黑烟，病菌遍地都是，他无动于衷；恒河的水脏得铺满人的尸首、牛的尸首和垃圾，他也无动于衷。

莫迪就是这种人，莫迪的人民党就是这种党，这个国家不可能动员全国力量来做好大事情。它始终是个奇怪的国家，但最大的怪事就是全世界没一个国家谴责它藐视人权、对人这么不公平，而他们谴责中国。可是中国的情形跟印度不能比，这是非常吊诡的事情。

中国对美国是个考验，因为中国的体量足够大，所以中国是美国确实惧怕的。

第一，中国立国的文化不是绝对的集权，也不是绝对的发散。帝制是不好的，官僚制度走到最后，文官官僚也会僵化。在帝制时代，回馈的压力是没有的。

第二，中国的最大本钱就是中国文化。儒家思想容纳了道家、阴阳家等学说，被董仲舒合并起来，形成一个大的感应系统，是一个大的网络，网络里面每一个成分都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国的儒家思想每一次在修正自己理论的时候，实际上都撼动了大的结构，但是大家没理解它是如何撼动的。

宋、明两朝，儒家理论的两次修改，逐步把主权放到个人心里面去。人有独立的良心，这独立的良心是天地给你的，你可以用其去抗衡帝权、抗衡不公、抗衡无道、抗衡财富、抗衡权力。依靠良知，大家结合在一起。过去的中国之所以没有结合在一起，是因为更强调大的中国概念。

但结合的例子有吗？有，即社区性的、社团性的结合。

中国的家族是个小共同体。大的家族里成员要对家族作贡献，给和拿都要，这是理所当然的。成功人要把这个责任扛起来，贫苦人有权利分得富人的财产的一部分。

像我的家乡无锡就是一个社团性质很强的地方。

我们每个大的家族都有祖产，祖产可以给小孩子教育费，给寡妇生活费，给女孩嫁妆，给出去读书、考科举的小孩路费，给要出去做买卖的人本钱。依据家族大小、本身小的共同体有多少财富，来决定每个人得到多少。实际上由于人员众多，大家分到的利润最后是差不多的。因此，家族共同体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社区。

我的家乡无锡就是个社区。上百个大家族、中等家族合起来管理这一个城市、管理城乡。其中的养老，救济贫困，救济寡妇、孤儿，修桥补路，失业者的安置等事宜，都由团体共同商量决定。

这样的团体怎么出现的？没有投票，凭才能、凭口碑，大家说我们委托他、我们请他帮忙。

中国有刚刚讲的家族跟社区这两个结合起来抵抗帝权、抵抗文官的腐败和制度的瘫痪。

中国在抗战时期，实际上是靠无数小的独立的社团和社区，才使得日本人打不散的。它打散了上海，打不散其他地区，它打散了海岸边的工业，打不散其他的产业。

如果可以适当地利用民间的自治能力，中国不仅可以由此来抵抗美国的压力，也可以由此开拓新的局面。如果我的话能帮助同胞们想一想，不管是在官的还是在野的，我死而无憾，死在讲台上我也愿意。

03

当前世界的人口与土地问题

人口问题现在是全球性的问题，全球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印度。印度人口的自然淘汰率和死亡率很高，平均寿命之低是不能想象的。

还有一个大的人口问题是在非洲——非洲人口问题以及1/3印度人口的问题，是将来世界人口最大的难题。

对中国来说，中国能不能实现粮食自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此外，还应当心有余力去“喂饱”其他的人。

中国现在粮食总体上自给，但也有隐忧。全球来看，很多地区的土地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最大一块没有合理利用的土地在非洲。中国的土地使用几乎到了极限。

俄罗斯东半边有相当大的一块土地并未得到合理的利用，虽然气候寒冷，但地下的矿产资源丰富，且在现代科技（如大棚种植技术）的帮助下，相信这块土地也可以种植出粮食。

中东也有大片土地没有利用，尽管土壤品质不太好。欧洲可用的土地并不太多。美国的土地还有进一步开发的空间。

因此，全球各国应该更加合理高效地开发土地。一要用农业高科技缩短生长周期，二要实现高产，三要精简土地的使用。可以考虑利用太阳能将水从地下深处抽取上来，在地下的室内进行生产种植，人工控制光线、温度、灌溉和施肥。

我觉得中国这十年来最可惜的一个现象是，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很多农村的优质土地被城市征用了。2010年左右我去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看考古遗址，看到那一片土地全部变成水泥地，下面埋着水管、电线等，我真的要哭。

太湖边上的吴兴的土地和无锡一样是最好的农耕地，天下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农耕地了，温度、湿度和土质均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四川的土地也是一样，也被毁掉，真的可惜。

我衷心盼望将来中国不再一味发展大型城市，大型城市往往大而无当。可以发展许多中型城市，用快速交通连接，城市之间留下农耕地，这要好得多。

中国在新的绿地的培育和开垦方面做出了伟大成绩。新疆沙漠、内蒙古戈壁的开垦都是十分了不起的，我佩服。

但森林地、水边的沼泽地等应该留下，保护起来，这对平衡全球气候、维持中国自己的粮食供应都是有用的。

责任编辑｜何乔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