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密与寄生虫逻辑
本文乃看视频以后的随笔，昨天发表在公众号“二次元伤痕句读”上。没啥人看。发到B站看看效果。
B站读者水平参差不齐，喜欢自我代入以获得认同。加上审核机制太严格，以至于很多时候修改很多次都过不了。所以一般不发B站的。我写的其他文章一般发表在公众号上，感兴趣的可以动动小手指，点开微信观看。
对例外的考察，在当代哲学中已经是显学。首先的考察通常指向政治生活。施密特在《政治的神学》卷首语出惊人：“所谓主权者就是在例外状态下做决断的人。”在阿甘本看来，施米特的看法可谓勾勒出了主权者的“至高暴力”。为了理解该暴力之“高”，或许得构想出一个三步走的层级：
能在既定的法律框架里做事，固然算暴力一种，但由于依赖于既定的规则框架，已属下乘；在康德那里大概算规定判断力。
而在无规则的蛮荒空间里立起规则，更是丰功伟业——如海德格尔所云“开国乃是真理之发生”（艺术作品的本源），就比前者技高一筹，因为它开创了前者所依赖的东西，但归根结底还只是中乘，这在康德那里大概算反省判断力。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创造无规则空间（即例外状态）的力量本身：它从自然那里收回了悬置法则的权利，可以自由自在地从一堆要素中划分出常态和例外，以便在例外空间中自由地行使立法权力。在这里，这种力量不仅开天辟地，同时还让自己的开天辟地成为常态和可控的。这样把一切条件纳入自己运作之下的至高暴力，才属上乘，才是施米特口中的主权者。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进一步展开政治哲学方面的梳理，而打算把这种现象导向其他更本质的方面。我们现在已经认清了一种权力，它的手法不只是诉诸于规则，也不只是制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规则，更是系统地定义规则的使用范围本身，甚至连适用范围本身都有意识地讳莫如深。于是，如果我们在这里只纠结于他是否合理地援引了规则，或者只着眼于他援引的规则合理与否，都会错失重点：因为，正如尼采说“最深刻的面具是伪装成自身的反面”，这些规则上的细小错误其实有意地掩盖了另一项至高权力：任意划分出规则及其例外的权力。或，决定了规则适用范围本身的权力。譬如当纳粹说犹太人不算人，所以不适用于人道对待的时候，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其中显而易见的暴力和残忍，而是那种任意把一部分人“开除人籍”的不可见的暴力本身。因为正是后者为次生的野蛮开启了一个无辜的、前法理的空间。
这样的例子很多。最显然的就是在女性权益、动物保护的论题下。且举后者为例：在网上颇有各种以数据说话的理中客，利用一些杂乱的、出处不透明的数据来和你论证一些反直觉的东西。比如什么越杀动物其实越仁慈，或者越灭绝某种物种，就越给大自然以生机。且不论其中对辩证法的低能运用，我们发现的问题更为隐蔽：首先，大多数材料都是经过精心编排和选择性忽视的，对材料的诠释也是主观任意的——他们所宣称拥有的理性，仅仅体现在对数字化论据的偏爱之上，而至于对材料之组织原则本身的探寻，则支支吾吾，能避开就避开。换言之，一种“让人觉得理性”取代了“实质理性”。其次，在这种“貌似理性”的运作过程中，偷偷隐藏着前面论述的那种任意划分“常态”和“例外”、任意区分“法则适用范围”的暴力。民间敏锐人士总称之为双标，即双重标准，其实就是同一回事。比如先大谈入侵物种如何该杀，然而对谁是入侵物种，怎么定义入侵，则讳莫如深，标准可谓应用自如。又如，谈论对生态的破坏，总是先将城市和人类活动自身划分出来，然后才开始对诸种现象大加鞭挞。又如有些典型民族主义的言论，其逻辑最后会变成：要对一切人仁慈，但小日本不是人。而到最后，通常又会与恶臭国蝻逻辑合流：对小日本是要杀光的，但是日本女人却是要留着的……在这里，日本人成了人的例外，而日本女人又进一步成了日本人的例外。抛开在其中的道德因素不谈，我们看到了什么？就是那种熟练地双标、熟练地划分常态和例外、乃至于熟练地划分敌我的暴力本身。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可能会是一个野蛮的、关于自相矛盾的笑话：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比别人更平等——这个笑话中的不平等并没有出现在字面上，而是出现在作为语法的比较级范畴（“更”）、以及表示了例外的范畴（“有些人”）之中。笑话中的“平等”实际上构成了对深层之不平等的遮掩。或者说，“更……的有些人”作为例外出现，本身已经是对平等的一种破坏了。
我们一般会认为，例外之所以是例外，乃是因为它的规定性完全是依赖于常态的东西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现象学的观点：比如我说这人是怪人，那么怪人作为正常人的例外，当然是因着他的“不-正常”（un-real）而获得自身的内涵的。但当划分例外的暴力完全覆盖并且支配了规定和反省的判断力之时，常态和例外的身份，似乎将辩证地颠倒过来：正常人反而完全是取决于他“不-怪”，怪人反倒成了正常人的构成性例外。换言之，一旦没了怪人，常人反而怅然若失，因为它失去了获得自身规定性的对立面。譬如，通常对于女性的见解总是参照男性的，据说女性比起男性来“更弱”、“更感性”等，而且有时确实有一些依据。但不难看出，男性几近依着系统地将女性作为例外排除，才获得自身的规定性。以至于，一旦出现一些在各个方面超越男性的女性，大家会发现前述逻辑不但没被颠倒，反而被强化了。这种视频之下必定有两三国蝻忿忿不平：“换个相同条件男的来，早就把她干翻了。”——于该例子中，这个“相同条件的男的”当然只是一种想象，但却是用来维持之前“排除女性的逻辑”的想象填充物。
一旦这种逻辑不断强化，就会成为一种寄生虫逻辑。因为有时候，其情况颇似寄生虫之于宿主。寄生虫时而会诞生一种妄想，认为宿主反而是因为自己的寄生而“存在起来”的，如果它有一些网络手段，甚至会在百度百科上找到大量数据支持自己的假说——但实际上呢？在现代医学的加持下，一剂简单的驱虫药，即可令这点“独立思考”的火花冲入下水道。自然，更富有智慧的寄生虫就会思考：如果我们能一再延缓驱虫药的到来……
这种逻辑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互联网讨论中。我们看到，大量的人鼓吹自己文明的同时，不忘顺带踩一脚xx的迷信，而它沾沾自喜的“文明”实则毫无价值、空洞无物，完全是依靠寄生-否定内涵更为丰富的“迷信”构成自身的。又如某些在学院派面前大谈自己多么实践（非-学院），而又在实践派面前大谈自己多么学院（非-实践）的油腻人；抑或是那在酒桌上边打嗝边搓手串、不忘吹嘘自己多么地“鄙视文化”的秃头小老板一样：其口齿不清的“大智慧”背后，实际上藏着一个肆意定义例外、塑造自身对立面的手腕。这就是其中的秘密：正如寄生虫如果少了宿主就会消失——有些东西必须依靠系统地定义自己的例外和对立面，才能存在下去。如果说这种外部、这种例外，对建立其自身的同一性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就将这种行为的产物称为“构成性例外”。就这些最外部的东西以最外部的方式参与了自我的构成而言，它又是最内在的东西——即使这个东西是如此地野蛮、污秽、低俗、下作……。而这也即拉康所谓“外密”之义。
在这里，辩论是无效的，因为它根本不涉及一个定义是对是错、援引是否正确、推理是否合理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依靠例外而达成自我认同的问题，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非事实论据的问题。再多的论证和数字都没用，因为所有的“理性”都服从于一种更根本的力量。
齐泽克有云，一个拥有绿帽幻想的男人，并不能因为他妻子真的出轨了，就免除了自身的病态。这不仅仅是因为，现实发生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二者可能只处于一种“先定和谐”的状态；更是因为很有可能恰恰是该人的绿帽幻想在无意识间促成了自身的被绿。如果这个例子让人深感冒犯，且有点“受害者有罪论”，那不妨换成一个更入耳的例子：一个人即使在其爱人毁容之后还会爱ta，这是合理且伟大的，但如果这个人为了一再确证自身的合理和伟大，从而故意把ta的伴侣毁容，这就完全堕入了另一种逻辑。同理，不是说没有例外，也不是说不能区分出敌我；问题在于这样做的原则：在这个盲区，到底是因为事情自身的性质如此，还是因着意识形态的快感逻辑才这么做，这完全是两回事。在这个情况下，那些动辄说自己鄙视这个鄙视那个的“生命人”、“肯定人”和“实践人”，当然要靠鄙视“精神”、否定“否定”及反对“理论”来构成自身，因为他必须得将这个对立面，乃至于他不断反对的动作，视作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当认清：它们不仅完全没有自身所宣称的那么肯定，反而用口头的肯定性和生命，掩盖着一种更深的寄生性和怨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