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和一件小事。

1月23日凌晨，刚刚过完腊八节的河南民工马向前，不愿等到春节。

临近天亮，星月黯淡。马向前从富士康观澜分厂的高楼一跃而下，生命停在了19岁。

随后的几个月里，先后有13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轰动一时。

同年，中国GDP以10.6%的增长达到了41.3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此之前，日本占据这一位置长达42年之久，而中国的此次赶超，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性时刻。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19世纪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在狄更斯笔下展现出无比纵深。

新的技术带来新的增量，新的增量带来新的荒芜。

新的荒芜亟需新的秩序，新秩序的搭建过程中，冒进的冒险家成为了时代的薪火。

他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走在迷雾里，脚边是万丈深渊。

01 名望的俘虏

面对民警的调查，秦志晖一开始还挺得意的。

2011年以来，他先后被封了11个微博账号，网名分别取过“中国秦火火”、“华夏秦火火”、“东土秦火火”等。

一一细数时，秦志晖好似在深情回忆自己的艺术作品，颇有成就感。

彼时，总部坐落于北京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的新浪公司，上下洋溢着某种“商业理想主义”气息。

“打破信息传播的垄断壁垒，改变公共领域的话语格局，进一步实现个体权利。”对于微博所构建的新型虚拟广场，上海大学副教授李明亮这样评价。

国内的传播学者们，不无振奋地撰文写道：“微博改变了中国的舆论场。”

他们认为，这个通过关注机制分享140字信息的广播式社交网络平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讨论空间，“仿佛整个中国社会结构都被压平，来自底层的声音能够轻而易举地引发舆情震动。”

但乱象也随之产生。

以秦火火为代表的“大V”们，在不断的发声过程中收获了超出其掌控能力的巨大权力。

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的研究表明：一个总数不超过250人的大V群体，已成为网络热点事件消息传播的核心轴。这250人通常拥有10万以上的有效粉丝，如不能激活他们，则无法将事件推向深入。

如何获取这样的影响力，秦志晖有着自己的心得。

据其向民警交代，“网民很容易忽悠”，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不公”的审判者，只有反社会、反体制，才能宣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

将原本高高在上的人，一辈子赢得的荣誉一夜之间摧毁，会给大众带来极大爽感。

他信奉的宗旨是：“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下一个谣言”。

此外，谣言越是能贴近当时热点，越能起到较好的效果。特别是颠覆一些名人的名声，能够快速地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秦志晖传播了3000多条谣言，包括“雷锋的生活很奢侈”、“张海迪是日本国籍”、“李双江儿子不是亲生的”等。

被大众追捧的喜悦令秦志晖十分享受，关于未来，他希望“尽快提高关注度和知名度，就会有出版社找上门，为出书铺路，以后失业了也有钱挣”。

但他最终没有等到出书的那一天。

2014年4月11日，北京朝阳法院首次开庭审理了秦志晖涉嫌寻衅滋事、诽谤一案。一审结束后，秦志晖被判3年有期徒刑。

秦志晖的被捕开启了整个大V群体的祛魅。

同期，立二拆四、周禄宝等的营销大V同样因造谣被捕，随后商业大V薛蛮子嫖娼被捕，跌下神坛。

没有卷入官司的其他大V也开始人心惶惶。

李开复请了两家微博爬虫公司，检测是否曾转发造谣者“秦火火”的微博。

私下里，他这样表达内心的荒诞感：“对这样一个小混混，也要这样认真对待？”但对时局的敏感性让他不得不严阵以待。

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主动定义自己，“我就是一株无害植物嘛”。

潘石屹也在其微博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戏剧化的场景：

他给一大V的朋友打电话：“CCTV要采访我关于司法解释的事，我很紧张。我应该怎么说呢？”朋友说：“你千万不要接受采访。”

潘石屹回答道：“他们正在20米处向我走来，来不及了。”

互联网所具备的发声便捷和匿名性，使得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习惯了在上面讲话的肆无忌惮。

“立二拆四”在被捕后坦言：“之前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虚假社会，说话不用负责任，现在意识到网络社会也是一个真实社会。”

随着微博生态的崛起，个体影响力的巅峰终于触碰到了现实所能容忍的边界。

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一则司法解释，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可构成诽谤罪”。

互联网带来的公共安全和现实影响被重新考量，言论自由与公共危害之间的微妙平衡在这一风波中得到达成。

如今，在匿名的保护下污言秽语者依旧大有人在。但早年间大V约架，全网站队，谣言四起的乱象，已得到了大幅扼制。

我们逐渐摸索到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自此，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02 金钱的俘虏

为获取盛名，有人不惜造假博出位。而为了真金白银，他们更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2014年，宽松性政策密集出台，资本市场开始发热发烫。

任泽平分析师在年底的分析报告中总结那一年的股市：“一个字：牛；两个字！任性；八个字：党给我智慧给我胆！”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深沪两市像一头亢奋的疯牛，几乎每天都上演着百股乃至千股涨停的奇观。

一位资深基金经理对记者说：“我决定向市场投降。就是‘无脑买入’也要硬着头皮买进。对所有的投资人来说，非理性地拥抱泡沫，也许就是最理性的经济行为。”

冰山轰然倒塌于2015年6月12日。上证指数抵达5178.19点，突然转头下坠，恐慌迅速在人群蔓延，瞬间引发踩踏性事件。

7月初，A股市场大跌效应传导至港股，恒生指数暴跌。随后，人民币汇率、大宗商品、中概股等几乎所有与中国相关的投资标的全面下跌，市场情绪几近崩溃。

在这次股灾中，徐翔操作如神。

这位年轻的70后，被业内视为“百年一出的奇才”，17岁就带着父母给的几万块杀入股票市场，随后放弃高考，专心投资股市。

90年代末期，他和几个以短线擅长的年轻人以银河证券宁波营业部为据点，在股市上短进短出，拉杀凶悍，被市场冠名以“宁波涨停板敢死队”，而徐翔便是这“敢死队总舵主”。

股灾爆发前夕，徐翔创立的泽熙投资于5月准确逃顶，紧接着在6月5日反身杀入，在短短一个月里获益25.52%。

紧接着，7月中旬泽熙投资在暴跌浪潮中全身而退，8月中旬，大盘从4000点跌到2850点，泽熙投资居然空仓而待，毫发无损。

一开始人们怀疑其涉及做空股指期货。8月底泽熙投资发表声明，称“从未开设过股指期货账号，亦未从事过股指期货交易。”

随后，关于内部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的传闻甚嚣尘上。

11月1日，一张照片突然在朋友圈疯传。徐翔穿着一件阿玛尼白色西装，神情沮丧地站在沪杭甬高速公路的收费亭里。

数万元的西装令他看上去像一个乡镇卫生所大夫。不明真相的网友调侃道：“他真的不是非法行医被抓？”

“为啥这个救护车里的牙医可以操控股票价格？”

而财经圈的民间炒家，则震慑于其中的力量，逐渐放缓了手中的投机行为。

在随后的审判中，徐翔以操纵证券市场罪被判处五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同时并处罚金高达110亿元。

资本的巨浪给海岸带来了丰厚的馈赠，同时卷走了野心勃勃的人。

金融是刺激经济释放生产力的重要工具，但偏离价值投资的投机行为无外乎都是火中取栗。

长期主义，商业价值，人性，诱惑，贪欲，在金钱狂潮中不断交织闪现。

如何在保有金融杠杆功能的同时避免系统性风险，将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长久命题。

03 经验的俘虏

2017年7月，王健林突然缺钱，以至于不得不卖点东西。

13个万达城、77家酒店打包出售，买主是融创中国和富力地产。

富力老板张力比较犹豫，他不知道王健林为何要把万达资产割肉卖掉，因而一直没敢确定要不要买。

签约前夜，王健林通知融创中国的老板孙宏斌，说张力决定不买了。孙表示融创可以全接盘。

第二天签约现场，富力老板张力依然出现了，说要买。

下午四点，签约时间到了。王健林通知孙宏斌，张力又不买了，主办方匆匆更换背景板，拿去了富力的名字。

正当俩人在会议室确定最终合同的时候，富力另一个老板李思廉推门而入。老王没什么好脸色，问他来干嘛。李思廉说来签约啊。老王说不是不买了吗？李思廉说：

“我堵车了。”

孙宏斌赶紧说，卖吧，我都行。

王健林又把万达法务高管叫来重新弄合同。跟随王健林多年的法务高管可能觉得太屈辱了，顶了一句：

“我不弄。”

王健林说，你不弄，谁是老板？那位高管说，谁是老板也不弄了。王健林怒了：

“你反了天了，你不知道谁是老板。”

那位高管也生气了，他走到另一个屋子，把杯子摔了。

这段秘辛由兽楼处所披露，字里行间的仓促与一地鸡毛，充分体现出万达那一阵的左支右绌。

其实，王健林对未来的判断大都是对的，但唯一的误判却最致命。

早在2013年，王健林就预言，再有15至20年左右，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就会萎缩。为了长期、持续、稳定的现金流，万达开始向文化产业转型。

“没有一个国家的房地产行业能兴旺超过50年，万达向文化产业转移，正是为了今后的长久发展。”

如今再看，这样的判断可以说是十分精准。

自2016年底，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之下，中央首次提出了“房住不炒”的概念，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历次开会，不断强化这一概念。

在这样的背景下，房市于近两年逐渐陷入低靡，一线房企万科不复往日风光，旗帜鲜明地喊出口号“活下去”，震慑人心。

在文化产业这条线上，中央曾在2011年10月发表的一份决定中提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

王健林嗅觉灵敏，但实现方式过于粗暴。

如何实现国际影响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把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企业买下来。

自2012年首次进军海外、收购全美第二大院线AMC后，王健林在海外开启了买买买模式。

随后，2013年，他第一次登上全国首富的位置。2014年被马云超越，2015年再次夺回，并于2016年蝉联宝座。意气风发的他，也正是在那时候说出了传遍全国的“一个亿小目标”。

2015年11月，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直率地承认自己就是在转移资产。

“你问海外投资是不是转移资产？确实是转移资产，但关键要看是合法还是非法。万达的钱既不是偷的抢的，也不是自己印的，完全是我们自己辛辛苦苦赚出来的。我们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

但这些的钱归属，却也没有王健林说的那样干脆明确。

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从2012年到2017年初，万达在海外的投资总额高达2451亿元人民币。这些金额约占当时我国外汇储备的1.2%。

与此同时，万达在国内金融体系的贷款额也达到了2000亿规模，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健林投出的钱既是他的，同时也是银行的。

“万达玩的是空手道，一分钱不出就能挣钱。”他自己曾在公司年终会上毫不掩饰的高调讲道。

在国内经济建设仍需大量资金的转型期，万达“内贷外投”的行为很快就引来的当局的关注。

2017年6月中旬，银监会紧急电话要求各银行对万达以及海航、复星等其他四家有类似行为的企业进行摸底排查，重点关注所涉及并购贷款、“内保外贷”等跨境业务的风险情况。

随后，资金链出现风险的万达，便出现了我们一开始所介绍的那幕。

时隔三年，万达名下的各大业务依然深陷泥潭之中。

疫情之下，文娱大受其挫。万达体育的核心资产铁人三项出售，相比起五年前9亿美元的收购价，该业务最终只卖了7.3亿美元。万达体育本身，如今市值也快跌破3亿美元。

万达电影，2019年年报显示，全年亏损47.29亿元，裁员消息也被频频爆出。

此外，万达商业和万达地产，也都在其领域遭受着各自问题。

作为久经沙场的成熟企业家，王健林既不缺乏对行业的战略判断，又不缺乏坚决的执行力。

回到2013年的时间点，在国内城市化进程逐步放缓和全球一体化的思潮背景下，向海外扩张，向国际化迈进实在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然而黑天鹅的降临悄无声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剧烈变化，王健林依然过于信奉以往经验而对水温的变化视而不见，终于导致万达帝国摔了重重一跤。

我始终认为，与成功穿过周期的少数幸运儿相比，那些跌落云端的失败者，才真正展示着一个时代全貌。

那些冒进与暗礁，那些旋涡与尸骸，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更加丰富广阔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除了成功者单薄的励志故事，还有缝隙间的机会，人性的野心，技术的撕裂，资本的力量，以及最终人民的选择。

从秦火火到徐翔到王健林，他们的段位一个比一个高，但他们三者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值得我们警惕与深思。

太聪明。

他们喜欢走捷径，善于走捷径，甚至可以在他人全然意识不到的地方，找到捷径。

在短期内快速收获一场接着一场的局部胜利后，他们最终被环境逼入死角，咽下全盘失败的苦果。

说到这，我不禁想起了王健的过世。

他是海航的创始人，2017年6月中旬，万达被银监会摸底排查时，海航也因为相似的海外投资行为，一同被当局点名。

第二年7月3日，王健前往法国普罗斯旺商务考察。

山崖边美丽的风景吸引了他，那里有一堵矮墙，王健试图爬上去，拍照，看风景。

第一次没有翻上去。

第二次，王健试图跑起来，跳上去。随后失去了平衡，从10米高的顶上摔了下来。最终抢救无效身亡。

这简直像一个寓言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