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1776年）（英）亚当·斯密 第一卷 第十一章 论地租 （九）

0.1

货币与产品的直接交换，逐渐地取代了产品与产品的直接交换。它必然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所有用于交换的产品都需要标注一个“价格”。

如果说，某一个产品应该有一个“真正”的价格，这个价格应该如何确定呢？

在只有一种产品的情况下，正如之前所说，它与货币之间的交换，必然是“全部产品”交换“全部货币”。就是说，全部货币÷全部产品＝产品单价。既然这一个价格是“必然”结果，所以它也就是这一个产品的“真实价格”。

要得到这样一个“真实价格”，前提不仅是产品总量和货币总量都不能改变，而且还必须能够精确地统计出产品与货币的总数。

显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一个产品的“真实价格”，往往只能大概地估算，并且这个估算还必须处在产品产量和货币数量都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另一方面，既然这个估算的精度需要建立在“统计学”的基础上，那么只要有人故意隐瞒，最终所估算的价格，也会与“真实价格”有着非常大的偏差。更糟的是，即使我们怀疑某一个价格偏离了真实价格，却仍然不可能有效地获取真实价格。就是说，我们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样一个经过统计后确定的产品价格。

0.2

我们先来总结之前所做的分析。第一，某一种产品的总量与货币总量的除数，就是这一个产品的“真实价格”。第二，虽然有不同的货币，但这些货币彼此之间可以通过“汇率”达到一致，所以能够只用一种货币标注标注出每一种产品的“真实价格”。

通过这两个结论，我们就可以把不同产品的“真实价格”相互比较，得出某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的“真实交换比例”。

比如，1斤小麦的“真实价格”＝1元，1件衣服的“真实价格”＝300元，我们就得到了，

1斤小麦/1件衣服＝1/300，也就是1件衣服可以等价交换300斤小麦。

这里要注意，由于衣服不可能被分解得到1/300的衣服，必须保持衣服的完整性。就是说，我们是把小麦作为“基数”，用小麦的数量标注1件产品的单价（也就是真实价格）。

0.3

现在，我们得到了用小麦来表示的“衣服的真实价格”，300斤小麦＝1件衣服。

如果小麦和衣服的产量不变，货币总量增加了，会怎么样呢？正如前面所说，它将会导致“通货膨胀”，也就是小麦和衣服都会涨价。这样我们就得到了，

300斤小麦＝300元＋100元，

1件衣服＝300元＋100元，

于是仍然有，

300斤小麦＝1件衣服。

可见，产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其实是无关的，它只与这两种产品各自的总量有关。总量不变，显然这两种产品总量的比例也一定不会改变。

如果两种产品“等量”增加或者减少，显然比例也仍然维持不变。

但是，一种产品产量不变，另一种产品产量增加或者减少，它们之间的比例当然就会发生改变了。一种产品的产量增加，它能够换来的另一种产品数量必定减少。同理，产量减少，换来的另一种产品数量就会增加。

如果两种产品的产量都发生了改变，只要精确统计它们的总量，我们就再次得到了它们之间的“真实比例”。

0.4

正如多次强调的，精确统计总量或者精确统计产品的增加减少，这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一个稳定的市场，也就是等于在说，各种产品的产量相对稳定。

雇主投入成本组织生产，一定会增加“原材料”的消耗，使得原材料的总量减少。同时，又会使得所生产的产品总量增加。

那么，土地所有者获得了地租，他使什么产品增加或者减少了呢？

土地所有者不参与任何生产过程，他得到的只有“货币”（地租分为货币和实物，这里暂时只把所有地租都只看做收取货币）。

货币从哪里来呢？从租地雇主的“经营”中得来。并且，即使租地雇主最终没有盈利甚至破产了，租地雇主仍然必须向土地所有者缴纳地租。

0.5

如果我们把租地雇主所组织生产得到的产品总量看做不变的，租地雇主所投入的成本也就固定不变，他预期的利润同样固定不变。那么，缴纳地租所必需的货币，就只能是“额外增加”的，就是说，货币总量必须增加。

可是，产品的产量是没有改变的。货币总量增加，产品就必然涨价。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非常巧合，今天美国宣布加息，股市大跌。

加息，为什么股市会大跌呢？

加息，就是“增加货币总量”，所以就会产生“产品价格上涨”。

产品涨价了，这对于租地雇主不是好事吗？

我们知道，雇主的预期利润，是与投入相关的。比如，投入100万元，生产1万件产品，那么产品的成本就是1件＝100，预期利润就是20万。

现在，产品涨到了1件＝110元，1万件产品就是110万元，预期利润就是22万元。

可是，对于股市或者期货市场来说，这里交易的是“预期利润”。就是说，在预期20万利润的时候（没涨价之前）把这个“收益权”转让出去，约定一段时间后再按照“时价”买回来。

现在涨价了，预期利润的时价当然也涨到22万，等于用22万买20万，这当然是赔本买卖了。

因此，只要是“货币总量增加”，总是对整个经济不好的消息。

相反，“产品总量增加”，不妨简单地看做刺激经济的好消息，所以“增加投资”通常会带动股市和期货上涨。

1

关于白银价值变动的离题论述的结论

搜集古代商品货币价格的著者，大都似乎认为，谷物及一般货物的货币价格低廉，换言之，金银价值的昂贵，不仅是这些金属稀少的证明，而且作为当时这个国家贫穷与野蛮的证明。

这种概念是和那种一国富裕是由于金银丰饶，一国贫穷是由于金银稀少的经济学体系分不开的。

关于这种经济学体系，我将在本书第四篇进行详细说明和考察。我现在想说的是，任何一个国家贵金属价值的昂贵仅可证明当时供应世界商场的矿山的贫瘠，绝不能证明这个国家的贫穷或野蛮。穷国因不能购买比富国更多的金银，所以它也无能力支付更高的价格。

因此，这类金属的价值在穷国绝不会比富国更高。中国比欧洲任何地区都富得多，但贵金属价值在中国却比欧洲任何地区都高得多。

的确，自美洲矿山发现以来，欧洲的财富已经大大增加，同时金银的价值也逐渐下降。但是，金银价值的下降并非起因于欧洲真实财富的增加或欧洲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增加，而是起因于比已知矿山更为丰饶矿山的偶然发现。

欧洲金银量的增加与制造业及农业的增长，虽然是发生在几乎同一时期，但其原因却非常不同，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自然的关系。

前一种时间是偶然发生的，与任何深谋远虑和政策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任何作用；后一件事情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崩溃以及这样一种政府的建立：为劳动提供了它所需要的唯一鼓励，即它能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某种差强人意的安全。

封建制度迄今依旧存在的波兰，其贫穷状况差不多和美洲发现以前无异。然而在波兰也像在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谷物的货币价格已经上升，贵金属的真实价值已经下降。可见，波兰的贵金属数量一定也像其他地方一样增加了，贵金属同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比例也一定大致相同。可是，这种贵金属数量的增加似乎并没有增加该国的年产物，也没有改善其制造业及农业，更没有改善其居民的环境。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拥有矿山的两个国家，是仅次于波兰的两个最贫穷国家。可是，贵金属的价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定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低；因为贵金属是从这两国运往欧洲其他地方的，不但要负担运费和保险费，而且还由于这两国金银的出口被禁止或需缴纳重税，还要负担偷运的费用。所以，就金银对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比例来说，这两国的贵金属数量一定比欧洲任何其他地区都多，可是，它们却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贫穷。它们虽已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来代替。

2

可见，正如金银价值的低廉不能证明一国的财富和繁荣状况那样，金银价值的昂贵或一般货物，尤其是谷物的货币价格的低廉，也不能证明一国的贫穷或野蛮。

不过，一国的贫穷或野蛮，虽不能取证于谷物的货币价格的低廉，但十之八九可取证于家畜、家禽及所有各种猎物的货币价格比谷物的货币价格低的事实。

这类东西的货币价格的低廉清楚地表明以下两个事实：

第一，它们比谷物更为丰富，它们所占的土地比谷物所占的土地面积更大；

第二，这种土地比各地的价值更加低廉，可见该国有绝大部分土地还未耕作和改良。

它清楚地表明，这种国家的牲畜和人口对其土地面积的比例和文明国家的普通比例不同，从而表明其社会处于幼稚状态。

从一种货物尤其是谷物的货币价格的高低，我们只能得出当时以金银供应商业世界的矿山是丰富还是贫瘠的结果。但是，从某种货物的货币价格与其他货物的货币价格对比的高低，我们可以按几乎接近于必然性的或然性的程度，得出结论说该国是富还是穷，它的大部分土地是已经改良还是没有改良，它是一个或多或少的野蛮国家还是一个或多或少的文明国家。

3

完全由于白银价值降低造成的货物的货币价格上升会同等影响所有各种货物，使其货币价值普遍上升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按照白银的价值比以前降低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但是，粮食价格的上升——这已经成为一个议论纷纷的话题——并不会同样影响所有各种食物。

就本世纪的平均情况来看，人们公认，即使那些以银价上升来说明谷价上升的人也承认，谷价上升率比其他食品价格的上升率小得多。由此可知，后者价格的上升，绝不能完全归因于银价下降，我们必须考虑其他原因。

以上所提出的原因，也许已充分说明，为什么这些食品价格涨得比谷物大，而无须求助于银价下降的假设。

仅就谷物的价格而言，在本世纪前六十四年间，在最近的特别严重的歉收年份之前，其价格较上世纪最后六十四年略低。

这一事实表明，不但有温莎市场的价格表，而且还有苏格兰所有各郡的公定谷价表，以及麦桑斯先生和杜普雷·得·圣莫尔先生十分勤勉地搜集到几个法国市场的账簿。在自然难以确证的时间事件上，证据比所能预期的更加充分。

至于最近十年或十二年的谷物高昂，可以由年成不好来充分证明，不必假设银价有任何下跌。 可见，关于银价正在不断下跌的意见似乎没有任何健全的观察作基础，无论是根据谷物的价格，还是根据其他事物的价格。

4

或许有人说：同量白银现时所能购得的某种食品量，即使按照上面的叙述，也远较上世纪所能购得的该种食品量少。他们还说，确定这个变化究竟是由于该货物价值的上涨，还是由于银价的下跌，即使确定了，也不过是确定一种徒然的无益的区别，对一个只携带一定量白银去做买卖或只有一定量货币收入的人没有任何帮助。

我当然不敢说，知道这个区别就能以较低廉的价格购到货物，但这种知识绝不能因此说没有任何用处。

它很容易证明一个国家的繁荣状态，这就可能对公众有些益处。如果某些事物的价格的上升完全是由于白银价值的下降的话，那就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从它只能得出美洲银矿的产量丰富的结论。

尽管有了这种情况，一个国家的真实财富，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就会像在葡萄牙、波兰那样日渐减少；或者像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样正在逐渐上升。

但是，这些食品价格的上升，若是由于生产该食品的土地的真实价值的增加，即该土地产出力的增长，或由于土地的改良和良好耕作的缘故，由于土地更适于谷物生产，那我们就可以坚决地断定，该国是在繁荣进步。

土地乃是一切大国的国家财富中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持久的部分。这种区别，对于此最大，最重要，最持久部分的价值是否增加，即能提供决定性的证据，那无疑是对公众有益的，至少能给予公众一些满足。

5

这种区分在规定某些下级雇员的报酬时，对公众可能有些益处。若某种食品价格的上升是由于银价的下降，则他们的货币报酬（如果以前不是太大的话），肯定应该按照下降的比例予以增加。否则，他们的真实报酬显然会成比例地减少。

但是，如果食物价格的上升是由于生产它们的土地价值的上升的话，即由于土地肥沃程度的提高，那么，究竟应当按什么比例来提高他们的货币报酬，甚至究竟该不该增加，就难以判断了。

改良及耕作的扩张，既然一定会使一切动物食物与谷物对比的价格或多或少地提高，也一定会使一切植物性食物和谷物对比的价格或多或少地下降。它必能使动物性食物价格上涨，国家生产此类食物的大部分土地，既然已改良而适于谷物的生产，也必定能为地主和农场主提供谷田的地租和利润。它降低植物性食物的价格，因为通过提高土地的肥力，提高土地的丰产程度。

农业的改良也会引进许多比谷物需要的土地少且劳动量更低的植物性食物，它们在市场上的价格比较低。这就是马铃薯和玉蜀黍或所谓印度谷物最重要的改良，是欧洲农业或欧洲本身从它的商业和航运的巨大扩张得来的。

此外，在原始农业状态下，许多植物性食物仅限于菜园中用锄头生产。在农业改良状态下，引进了犁在普通田地里种植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

因此，在改良推进的过程中，如果某种食物的真实价格必然上升，那么，另一种食物的真实价格必然下降。

要判定一种食物的涨价在什么程度上由另一种食物的跌价来抵消，那是很难的问题。当鲜肉价格一旦涨到极点（或许除猪肉外，每种鲜肉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英格兰的大部分地方就已经达到了这种高度），此后其他各种动物性食物价格的上涨，对一般下层阶级人民的状况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英格兰大部分穷人的状况，不会受到家禽、鱼类、野禽、鹿肉价格的上升的太多困扰，因为他们可以从马铃薯价格的下降得到一定的补偿。

在当前的歉收年份，谷价昂贵无疑会困扰穷人。但在一般丰收年份，当谷物处于其普通价格或平均价格时，任何其他天然产物价格的自然上升对他们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由于食盐、肥皂、皮革、麦芽、麦酒等制造品价格因课税而发生的人为的上涨，也许会让他们遭受更大的痛苦。

6

改良推进对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但是，改良的自然影响是逐渐降低几乎一切制造品的真实价格。

一切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降低。由于更好的机械，更高的熟练程度，更恰当的分工与工作分配，改良的种种自然效应大大减少了任何一项具体工作所需的劳动量；虽然社会的繁荣使劳动的真实价值提高很多，但劳动量的大大减少通常足以抵消劳动价格中可能的最大上升而有剩余。

诚然，有少数制造品，从改良获得的一切好处还不足以弥补其原料的真实价格的上升。在一般木匠和细工木匠的工作中，在精细家具制作的粗活中，木匠的真实价格因土地改良而必然增加，会抵消从最好的机器最高的熟练程度以及最恰当分工和工资分配得到的全部好处而有剩余。

但是，在所有其他原料的真实价格没有上升或上升有限的情况下，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下降很多。

7

在本世纪和上世纪中，物价下降最显著的要算那些以粗金属为原料的制造品了。上世纪中叶需二十镑才能买到的一块走得较好的手表，现在恐怕用二十先令就可买到。

刀匠和锁匠的制成品，所有用粗金属制成的玩具以及通称为伯明翰产品和谢菲尔德产品的价格均已大大下降，尽管其下降程度不如手表那么大，但是，这已经使欧洲其他地方的工人感到惊讶了。他们在许多场合承认，即使他们用双倍甚至三倍的价格，也不能生产出同样优良的产品。

也许以粗金属为材料的制造业，比一切其他制造业都更适宜于进行分工，更能使用改良程度更大的机器。

在同一时期，毛织业制造品的价格没有那样显著的下降。反之，有人认为，上等呢绒的价格在最近二十五年或三十年间，与其品质相比，略微上涨了一些。据说，这是因为原料价格的大幅上涨，这种原料全部是西班牙羊毛。

完全由英格兰羊毛制成的约克郡呢绒的价格，就其品质而言，在现时已下降了很多。但是，品质的好坏是一个大有争议的问题。所以，我把所有这类信息看作很不确实的。在毛织业中，现时的劳动分工同一个世纪前没有什么差别，使用的机械也差不多。但它们任何细微的改良，都可能降低毛织品的价格。

8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制造品的现时价格与其在十五世纪末叶的价格比较，则其价格下降就显得十分明显。当时劳动分工或许不及现时精细，使用的机器也不及现时完备。

1487年，即亨利七世第四年颁布的法令规定：“上等花红呢或其他上等花呢一码，其零售价不得超过十六先令，违反者每码课罚金四十先令。”可见，当时十六先令的含银量与现时二十四先令的含银量相等，当时被看作一码上等呢绒的合理价格；由于这是一部提倡节约的法令，这类呢绒的售价在此之前或许要贵一些。

现今一几尼可看作这类织物的最高价格。现今呢绒的质量很可能要好得多，即使假定品质相等，上等呢绒的货币价格自十五世纪末叶以来已经明显下降，而它的真实价格则下降更多。

六先令八便士在当时及此后很长时间算是一每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因此，十六先令就是二夸特三蒲式耳多小麦的价格。

现时小麦按每夸特二十八先令计算的话，一码上等呢绒的真实价格在当时至少等于现时货币三镑六先令六便士。购买人所放弃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数量一定和三镑六先令六便士现今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和生活资料相等。

尽管粗呢的真实价格也下降很多，但不及上等呢绒的下降幅度。

1463年，即爱德华四世第三年颁布的法令规定：“凡农业雇工、普通劳动者、住在城市或乡镇以外的所有工匠的雇工，都不允许在他们的衣服中使用或穿着每码二先令以上的呢绒。”

当时二先令，约含有今币四先令同量的白银。但是，现在每码值四先令的约克郡呢，恐怕比当时最苦雇工穿用的粗呢在质量上好得多。可见，这些人所穿衣物的货币价格，就其品质而言，现在亦比当时便宜。其真实价格比当时更便宜了。

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为十便士，当时看作适中和合理的价格。所以，二先令，就是当时约二蒲式耳二配克小麦的合理价格。按每蒲式耳合三先令六便士计算，现在二蒲式耳二配克的小麦值八先令九便士。

当时贫困雇工，每购一码粗呢，所须舍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日八先令九便士所能购得的生活资料数量。但是，这部提倡节约的法令限制穷人的奢侈与浪费。因此，他们的衣服普遍比现在昂贵。

该法令又禁止同一等级的人穿每双价格超过十四便士（约等于今币二十便士）的长袜。

当时的十四便士约等于一蒲式耳二配克小麦的价格，以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计算，现在一蒲式耳二配克的小麦要卖五先令三便士。

在现在看来，一双长袜的价值为五先令三便士，对最穷最低级雇工是贵到极点的价格。然而，当时的下级雇工一定为这双长袜支付等于这一数目的价格。

在爱德华四世时代，欧洲任何地区或许不知道如何编制长袜。当时所穿的长袜都是由普通呢绒制成的，这也许就是长袜昂贵的原因之一。在英格兰，最先穿袜的人据说是伊丽莎白女王。她的长袜是西班牙大使奉赠的。

9

古时粗细毛织业使用的机器远不及今日的完备。这类机器曾经过三次重大改良，此外还有多次较小的改进，其次数和重要性都难以确定。

三次重大改良如下：

第一，用纺条纺锤代替纺轮，同量劳动可以完成两倍以上的工作量。

第二，若干巧妙机械的使用在更大程度上便利和简化了绒线和毛线的卷绕或经纬线在装入织机前得到适当的安排；这种操作在这类机器发明之前，一定是极其烦琐和困难的。

第三，使用漂布机浆洗呢绒，代替以往在水中践踏的方法。在十六世纪初期，英格兰还不知道有水车和风车；据我所知，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各国也不知道。所以，它们在早些时候被引进意大利。

这些情况也许可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说明，为什么粗呢和细呢的真实价格在古代要比现在昂贵得多。当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才能将这类货物运入市场。因此，上市后，必须购买或交换更大量劳动的价格。

在英格兰，古时的粗呢制造业的运作方法或许与现在在工艺和制造上还处于幼稚阶段的任何国家一样。它大概是一种家庭制造业，其工作的各部分差不多都是由私人家庭的毎个成员偶尔完成的；但他们通常只在没有其他工作可做时才做这种工作，因为这种工作并不是他们获取大部分生活资料的来源。

劳动者采用这种方式完成的物品，上面已经指出，比起作为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或唯一来源的制品来，其市价要低得多。

反之，精毛织品当时不是在英格兰制造的，而是在富裕的商业国弗兰德制造的。那时候，该地制造这类毛织品的人，大概也像现在一样，从这类工作中获取其全部或大部分生活资料。此外，它当时是一种外国制成品，至少需向国王缴纳一种古老的关税，即吨税和磅税。

的确，这些税大概不会很重。当时欧洲的政策不在于设高关税限制外国制品进口，而是要鼓励这种进口，使税率尽可能低，以便商人能给达官显贵提供他们所需的而本国劳动不能提供的便利品和奢侈品。 

这些情况也许可在某种程度上向我们说明，粗呢的真实价格与细呢的真实价格相比，为何过去比现在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