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同事和前任、继任知道：吴敬中不逃出天津，会在第几批被特赦？

《潜伏》里那个老谋深算的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就是曾任军统临澧训练班情报教官兼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中苏情报所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保密局天津站长的吴景中，为了方便起见，咱们还是称其为吴敬中。

看吴敬中的任职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跟《特赦1959》中的很多人物都是老同事、老朋友，比如我们熟悉的沈醉，在军统临澧特训班就跟吴敬中关系不错，军统在东北的特务系统，就是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组建的，说起来吴敬中还是刘安国的继任者。

吴敬中是刘安国的继任者，他自己也有继任者：吴敬中在天津被围前乘坐飞机出逃，烂摊子甩给了天津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李俊才，此人就是“黄雀计划”制定者李涯的历史原型，也是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他在天津解放后，带着四个小组特务潜伏下来，走投无路之下带着手下的全部“小黄雀”自首，在战犯管理所呆到1966年4月16日才第六批被特赦。

吴敬中在军统临澧特训班的老同事、老朋友沈醉比较会做人做事，所以在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被特赦，而他在东北的前任，也就是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则因为太过倔强，直到1975年3月19日，才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才特赦。

吴敬中的老同事和前任、继任分别在第二、第六、第七批特赦，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吴敬中没有在天津解放前逃掉，而是跟沈醉、李俊才、文强一样进了战犯管理所，他会在第几批特赦？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原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程一鸣，得到的答案，可能会更沈醉、文强、李俊才不一样：“那得看吴敬中是真叛变了，还是假叛变真潜伏。”

沈醉在回忆录《保密局内幕》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在军统工作的大批叛徒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有的是脱党（主要是失去了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也没有出卖过其他党员，这种人在军统大特务中占相当多数；也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利用军统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沈醉回忆，他在解放后遇到一个人，过去在军统中工作多年，虽然特务们曾对他有过怀疑，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所以只注意过他，却没有逮捕他。直到1963年那人来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见到沈醉，谈到自己过去把脑袋提着在军统中工作的情况，沈醉这才恍然大悟，并对他“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感到无比钦敬。”

沈醉1963年在北京见到的军统老同事肯定不是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程一鸣——程一鸣是1964年12月才带着情报和武器、电台从澳门潜伏归来并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沈醉在北京见到的当然也不是吴敬中，因为吴敬中在1949年到1950年之间是被毛人凤逮捕了一段时间的，并不是那位“没有被逮捕”的潜伏者。

既然吴敬中没有于1963年出现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那么我们就可以请他的旧相识来推算一下，看看如果吴站长跟“大黄雀”李涯李俊才一起被抓，要什么时候能特赦。

作为吴敬中的继任者，李俊才对吴敬中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他手下的潜伏人员，却都是吴敬中留下的，吴敬中还有没有埋伏后手，李俊才也不知道。

要是让李俊才评判，肯定会让吴敬中在战犯管理所呆到1975年再出来：要不是吴敬中脚底抹油，李俊才还在天津市警备司令部当稽查处处长呢，而稽查处长肯定比专职军统（保密局）特务能早一些特赦——陈长捷在1959年就第一批走出了战犯管理所，如果李俊才还是陈长捷的直属部下，就可能跟沈醉一样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

李俊才这个接盘侠自然会对吴敬中有怨气，而沈醉对吴敬中则是另一番评价：“军统设在兰州的西北区，先后区长程一鸣、吴景中、霍立人，和我私交都很好。当时该区的主要任务也是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

沈醉在回忆录中还讲了这样一件事：1961年春节，统战部设宴招待在京的第一批特赦人员时，沈醉和范汉杰、罗历戎等五个留在北京的第二批特赦人员也应邀参加了，在宴会上，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跟他提起了吴敬中。

据沈醉回忆，大家吃完饭聊天的时候，徐副部长笑容可掬地走到他身边坐了下来：“沈醉，不认得我了吗？我可还记得你呢！”

徐副部长一边说一边递给沈醉一支烟，笑呵呵地说：“你过去接触的人太多，当然想不起来，你还记得你和吴景中来请我去吃饭的事吗？我叫徐冰，你该想得起了吧？”

沈醉和吴敬中奉戴笠之命请徐冰吃饭而被拒绝，这件事沈醉回忆录中有，笔者前一段时间也写过，这里不在赘述，咱们要说的问题，是吴敬中在两方面都有很多同学，而且似乎跟谁的关系都不错。所以要是让沈醉来评判，吴敬中肯定能跟自己一样，在1960年就第二批特赦：“我是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了字的，吴敬中也没出卖过组织，我们能一起出去！”

沈醉为人处世有一套，吴敬中为人处世有两套，但是他的“叛徒”经历，可能会让他的特赦考核减分，这一点他在东北的前任，也就是曾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文强深有体会。

文强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他在《口述自传》中回忆：“要我写个东西，我说：‘我不写。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没出卖过任何人，也没有破坏党的组织。’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吴敬中跟文强有过相似经历，如果他自认为没有出卖过任何人而坚持不写材料，估计他也得跟文强、周养浩一样在战犯管理所呆到1975年。我们细看各批特赦名单，就会发现大多数将军级特务，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除了文强、周养浩，那一批中还有陈旭东、鲍志鸿、郑锡麟、段克文、岳烛远、何崇校 、谢代生、黄庚永、章微寒、沈蕴存、邱沈钧等郑介民和毛人凤的手下——当年的特务系统除了保密局，还有“国防部第二厅”，以及中统改名后的党通局、内调局。

中统系的特务，也基本都是最后一批特赦的，我们看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也能找到张文（中统局本部秘书兼重庆区区长）、王从先（中统局西北区副区长）、先大启（ 内调局四川调查处处长）、孙秉礼（内调局云南调查处处长）等十来个大家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这些人跟沈醉和吴敬中都打过交道，互相之间可能还下过绊子。

要是让临澧特训班老同事沈醉、保密局天津站继任者李俊才、军统东北区前任文强来评估，吴敬中可能有三个特赦日期，但是要让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程一鸣来评判，吴敬中可能一天战犯管理所都不用进：程一鸣是潜伏者，吴敬中可能也是，吴敬中的本家吴石中将代号“密使一号”，吴敬中为啥不能代号“雪山”？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谍战剧大多取材于真实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读者诸君看了电视剧《潜伏》，对那个深藏不露的吴敬中肯定印象深刻：在您看来，要是没有吴敬中有意无意的掩护，余则成都否斗得过李涯？吴敬中在秋掌柜咬舌后肃立整装致敬，劝说余则成忘掉军统特训班的理想、放下特务工作去做生意、过生活，这些细节说明了什么？从吴敬中的不寻常表现来看，他不离开天津，用不用进战犯管理所？他进去了，什么时候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