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
《爱的艺术》
假定对自己的爱与对他人的爱在原则上是相联系的，我们如何解释那种明显不容对他人有任何关心的自私呢？自私者只对自己感兴趣，一切为己，对给予不感兴趣，只热衷于索取。他仅立足于他能从中得到什么的立场去看待外部世界；他对其他人的需要、尊严和人身尊重漠然视之。在他的眼里只有自己，别无他物；他从是否对自身有利的角度来评判每个人和每件事，他根本不能去爱。这难道不证明了对他人的关心与对自己的关心只能两择其一吗？如果自私和自爱是一回事，那就会如此。然而，这种假设正是导致有关此问题的诸多错误论断的原因。自私与自爱远不是一回事，实为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物。自私者不是过于自爱，而是缺少自爱；他实际上恨自己。这种缺乏对自己的喜爱和关心，仅是他缺乏创造性能力的一种表现，留给他的是空虚和萎靡。他必然是不幸并焦虑不安地关注着从生活中攫取某种满足。这种满足限制了他自身的获取。从现象上看，他似乎过于关心自己，而实际上不过是枉费心机地试图掩盖关心真实自我的失败。弗洛伊德坚持认为，自私者是自恋的。他们仿佛从他人身上攫取了爱，而又把爱输送给自身。其实不然。正确的是：自私者不能爱他人，因而也不能爱他们自己。
虚伪之爱的一种形式是偶像崇拜的爱，这种形式屡见不鲜，也常被人当作“伟大的爱”体验（更常见于动人的电影和小说中）。如果一个人尚未达到根植于自身能力的有效发挥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的水平，他就有把所爱的人当作“偶像”崇拜的倾向。他抛开自身的能力，把它投射到被爱的人身上，把被爱的人当成至善至美者，当作一切爱、一切光明、一切极大幸福的化身。在这个过程中，他剥夺了对自己力量的全部意识。在爱人的身上丢失了自己，而不是找到了自己。因为从长远来说，没有人能经常实现她（他）对其偶像的期望，失望注定会产生，又要寻找新的偶像作为补救，有时会处于没有尽头的循环中。这种盲目崇拜之爱的特征是开始时强烈而突然的恋爱感受。这种盲目崇拜之爱常被描述为真正的、伟大的爱，但是所谓强烈、深刻的描述也只不过是表明崇拜者的欲望和失望。毋须说，也有两个人互相崇拜的情况，这种崇拜在极端情况下会显得像一对傻瓜。
虚伪之爱的另一种形式可以称为伤感的爱。其本质在于：只在想入非非中体验爱情，而不是在与一个具体的人的现实存在中体验爱情。这种爱的最普遍的形式是从荧屏图像、杂志上的爱情故事以及爱情歌曲中体验替代性的爱情满足。一切对爱、结合和亲近未能实现的期望，都能在这些产品中得到满足。无法越过分离的藩墙的已婚男人或女人，分享屏幕上的夫妇的幸福或不幸的爱情时，都会感动得潸然泪下。对于许多夫妇来说，观赏屏幕上的这种故事是体验到爱情的唯一场合——不是他们自己互爱，而是一起作为他人“爱”的旁观者。只要爱情对他们是白日做梦，他们便能够分享他人的爱；一旦回到他们两个具体的人之间的现实生活中，他们便冷漠了。
不管是通过他人虚构的经历而替代性地分享爱，还是把爱从现在转移到过去或将来，这种抽象的、疏离的爱都是精神上的鸦片，不过是为了减轻现实生活的痛苦，缓解个人的孤寂和分离感罢了。
解决不了情绪本身就解决掉情绪来源，“生命终究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是我把你蠢哭了吗》
他们总是在别人做了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后立马跳出来，指着细枝末节说人家做得不对。因为，如果只要拉低别人就能让自己感觉更好的话，为什么还要努力获取成功呢？
而这里要说的是，貌似一个人越是自信，他就显得越有说服力，从而愿意相信他的人就越多。有人或许以为最后一定是最聪明的人把持着事情的进展方向，因为越聪明的人，完成的工作就越好。可我们常看到的实情却似乎是反直觉的，越是聪明的人，对自己的观点不太自信的可能性越高，越容易给人留下不那么自信的印象，因而不被信任的概率也就越高。
邓宁和克鲁格认为，智力欠佳的人不仅在智力的能力上有所欠缺，而且在认识自己智力不足的能力上也有不足。再加上大脑的自我中心倾向也会掺和进来，对自己产生负面意见的可能性进一步受到抑制。况且，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他人能力的优秀本来就是件需要智力的事情。于是我们就看到有的人在自己全无亲身经验的事情上自信满满地与他人激烈争论，哪怕对方已经在该问题上钻研了一辈子。我们的大脑只有自身经验可以借鉴，而我们的基本假设是人人都和自己一样。所以假如自己是个傻瓜的话，就会……
并不是每个聪明人都满腹疑虑，也不是每个不太聪明的人都爱自我吹捧。也有不少聪明人实在着迷于自己发出的声音，三番五次要让大家都听到他说的话；也有许多不那么聪明的人大方爽快地承认自己脑力有限。其中或许还有文化方面的影响，达克效应背后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西方社会，然而有些东亚文化显示出迥然不同的行为模式。有一种解释认为，东亚文化采取的（更健康的）态度是，认识上的不足意味着还有进步空间，因而他们优先考虑的和所采用的表现行为都与西方很不一样。
1973年，莱泊尔（Lepper）、格林（Greene）和尼斯比特（Nisbet）提出了“过度理由效应（overjustification effect）”。研究人员向几组儿童提供彩笔等美术工具，并告诉其中一部分儿童使用提供的工具会得到奖励，而另一些儿童则没有奖励，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使用。一周后，没有奖励的那些孩子反而更想要再次使用美术工具。把创造性活动看作满足自己的开心事的人所感受到的动机，要强于那些为了获取他人奖励的人。
看起来，相比于他人提供的正面结果，与自身行动相关联的正面结果更有分量。谁知道下次还会不会得到别人的奖励呢？于是动机就减弱了。
结论显而易见，奖励实际上会降低完成任务的动机，相反，给人更多掌握感或自主性则能增强动机。这个结论被商界（以极大的热情）拿去使用，主要是因为如此一来就有科学依据说付给雇员更多钱不如给他们提供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责任。有些研究者对此表示赞同，但也有很多数据并不支持该观点。假如付工钱会削弱动机，那么一年拿好几百万的高管层一定啥也没干。只是谁也不会说出来，即便富豪们缺乏做任何事的动机，他们也可以请有动机的律师来做。
身处群体中，难免会希望群体和睦。争论不休的群体没有好处，待着也不愉快，因此大家通常都会希望达到整体上的一致和谐。如果条件合适，对达成和谐的强烈渴望会让人最终考虑或认同一些平常认为不合理、不明智的东西。当群体的利益胜过合理的决策时，就产生了所谓的“群体思维”。
群体思维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遇到有争议的话题，比如大麻的合法化（刚好是写作本书时的一个同期热点话题），假如你在街上拦30个人（在征得允许的情况下）问他们对此怎么看，你可能会听到多种观点，从“大麻是邪恶的东西，就算闻一下也应该被关进监狱”到“大麻是个好东西，应该作为儿童餐的随餐赠品”，大部分则位于两个极端之间。
假如你把这些人拉到一起，让他们集体得出一个有关大麻合法化的共识来，那么你自然猜想他们会“综合”各人意见，得出一个诸如“大麻不应该合法化，但拥有大麻只能算轻罪”的结论。但是，同以往一样，逻辑和大脑并不一致。群体采纳的结论往往会比成员个体原本的结论更加极端。
群体思维是一方面，但我们还想要在群体中受到喜爱，获得较高的地位。于是群体思维产生了一个共识结论，而成员们为了在群体中留下印象还要更为夸张地表示认同。紧接着其他人如法炮制，结果一个比一个夸张。
“那么我们都同意大麻不应该合法化。拥有大麻，不管多少，都得拘留。”
“拘留？不，应该判刑，十年！”
“十年怎么够？要我说该判终身监禁！”
“终生？你个嬉皮士！最起码死刑。”
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极化”，即人们在群体中表达的观点最终比其个人观点更加极端。群体极化现象非常普遍，并且在无数场合扭曲了群体的决策制定。如果允许批评或外部意见，那么可以限制和/或避免过于极端的群体决策，但人们太渴望、太看重集体的和谐了，常会排除异见、屏蔽理性分析。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有无数人命关天的决策是由内部想法接近而又不听取外部意见的群体所制定的。政府、军队、公司董事会，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们对群体极化免疫，从而避免产生荒唐的结论呢？
没有，完全没有。之所以政府会实施那么多令人费解或是让人忧心的政策，或许可以用群体极化来解释。
强权推行的坏决策往往带来愤怒的暴民，这又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群体效应影响大脑”的例子。人们非常擅长觉察他人的情绪状态，比如走进一个房间，里面的两人刚刚吵完一架，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气氛紧张”，尽管谁也没说什么。这不是什么读心术或科幻小说的设定，只不过是人脑惯于借助各种线索来读取情绪信息。而如果周围的人都有同样强烈的情绪时，我们自己也会极受感染，所以身处观众席中更容易哈哈大笑。一如既往，情况可以变得极端。
某些情况下，周围人高涨的情绪或亢奋的状态确实会压制住我们的个体性。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让我们得以匿名，陷入高潮（体验强烈的情绪，不是……那种污的意思），把焦点对准外部事件，从而避免去思考集体本身的行动是否合理。愤怒的乌合之众最适合创造此类环境气氛，而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所经历的过程叫作“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也就是“暴徒心态”的科学名称。
去个体化让人失去克制冲动和进行理性思考的正常能力，变得善于捕捉周围人的情绪状态并一触即发，而对一贯在意的他人评价却开始满不在乎起来。一旦它们结合起来，乌合之众就会做出极具破坏性的行为。很难说人究竟为什么以及怎么会这样，要用科学实验研究个中过程非常困难。你基本上没法在实验室里搞出一群愤怒的暴徒，除非听说你要去挖他们的祖坟，才会冲进实验室阻止你想让死人复活的荒唐念头。
还有一项发现也很有意思：当被试者必须处理的刺激涉及自己的群体身份时，可以观察到包括前额叶腹内侧、前扣带回和背扣带皮层在内的神经网络比较活跃。另一些研究则把以上区域和“自我”概念的处理关联了起来，提示在自我认知和集体成员身份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合。也就是说，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来自所属的群体。
由此可以推出，任何对我们群体的威胁就是对“我们自身”的威胁。对群体处事方式构成威胁的东西之所以会遭遇强烈的敌对，原因就在于此。而大多数群体遇到的主要危险就是……其他群体。
宿敌球队的球迷之间经常发生的暴力冲突几乎成为球赛的附加赛；帮派之间的火拼是犯罪剧的必备桥段；现代政治竞选无不迅速演变为派系间的争斗，比起说明为什么要投票给我方，攻击对方显然更加重要。互联网则让事情愈发糟糕：对任何一件可能有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发表一点点批评或有争议的观点（比如《星球大战》前传其实也没那么差），还没等你把水壶放到炉子上，收件箱里就已经塞满了恐吓信。相信我，因为我是一家国际媒体平台上的博主。
大脑还有一种（相关的）认知偏误，叫作“公正世界假说（‘just world’ hypothesis）”，说的是大脑有一种内在假定，认为世界是公平公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偏误有助于人们发挥社群作用，因为它有震慑和阻止恶行发生的意义，还让人愿意行善（并不是说没有公正世界假说就不行善了，只是说有它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它还赋予了我们人生动力，毕竟如果认为世界是随机的，所做的一切到头来都没有意义，那实在无助于每天早上按时起床。
可惜，这种假定并不真实。恶行不一定受到惩罚，好人也常常遇到坏事。然而偏见扎根于大脑深处，让我们深信不疑。于是，当我们看到某个无辜的人遭遇可怕的不幸时，脑中就会出现不和谐音：世界是公平的，但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情却不是。大脑可不喜欢不和谐，于是产生了两个选项：可以认为世界终究还是无情和随机的，也可以认定受害者肯定是做了什么坏事才罪有应得。后者虽然更无情，却让我们继续对世界抱有岁月静好的（错误）假定，因此我们会指责遭遇不幸的受害者。
把抑郁患者和/或自杀的人归结为自私，是一种令人心寒的普遍现象。如果此人恰好还有点儿名气，情况就更是如此。国际巨星罗宾·威廉姆斯，一位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和喜剧明星，他的不幸离世就是近年来最显著的一个例子。
在一片令人垂泪的悼念声中，媒体和网络上还是充斥着“这么做对家人太不负责任”或“拥有那么多还自杀真是太自私了”之类的评论。这种评论还不全是网络匿名的，有些甚至来自颇有名望的人，以及还真不是以同情见长的各家新闻媒体，比如福克斯新闻（Fox News）。
假如你也表达过同样的或类似的观点，那么我要说你错了。一方面可能归咎于大脑运作方式的怪癖，但我们也不应忽视人们对此存在的无知和以讹传讹。确实，我们的大脑不喜欢未知和痛苦，但绝大多数精神障碍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和不愉快。抑郁症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严肃问题，应当获得同情和尊重，而不是忽视和轻蔑。
抑郁症的表现多种多样。作为一种心境障碍，患者心境必然受到影响，而如何受影响则因人而异。有的人最终陷入无边的绝望；有的人体验到强烈的焦虑，感觉厄运随时降临，警报随时发作；有的人则不想说话，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很淡漠，失去了喜怒哀乐；有的人（大部分是男性）会变得满腔愤怒，坐立难安。
抑郁不能用常理来推断。把自杀和抑郁说成自私的人很显然搞不清楚状况，好像抑郁患者会列出一张表来分析自杀的利弊，发现尽管坏处更多，但还是自私地做出这个选择似的。
非常荒谬。抑郁症的一大问题，或许是唯一的问题，是它阻碍人“正常地”开展行为和思考。抑郁症患者想问题的方式与不抑郁的人是不一样的，就像溺水的人无法以和陆地上的人相同的方式“呼吸新鲜空气”。我们感知和体验到的一切都会在脑中加工和过滤，如果大脑认定一切极其可怕，那么我们的整个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在抑郁症患者看来，他们的自我价值可能很低，前景黯淡，以至于发自内心地相信如果他们不在世上了，家人、朋友或粉丝会过得更好，自杀实际上是种慷慨之举。这是多么令人伤感的结论啊，然而“理性”思考的人理解不了。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侧目看星星，就是斜着眼看，即朝向星星的是视网膜的外侧（因为外侧对弱光比内侧更敏感），这时候最能够欣赏到星星的璀璨，一种我们正眼看它时会相应变暗的璀璨。正眼看星星时，大部分星光实际上仅仅是落在了眼睛上，可侧目看星星，则会有一种更精确的领略。过分的深究会搅乱并削弱我们的思想；一种过于持久、过于专注、过于直接的凝视，甚至有可能使金星也从夜空黯然消失。
‘所有流行的见解和公认的惯例都是蠢话，因为它们适合大多数人。’
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正确的姿势应该是像在岸上走路时那样垂直，头尽量后仰并浸入水中，只让嘴和鼻孔露出水面。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浮在水面。
《走出幻灭》
首先，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对我们来说，幻想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幻想是一种想象的、刺激性的奇思妙想，是激发我们行动力的事物。幻想是一种召唤，是希望的地平线，是使我们产生期待并推动我们努力前行的刺激物。拥有幻想是幸运的，真正的幸运并不是天降大奖，而是我们始终坚定并耐心地朝着我们的幻想砥砺前行。人生之幸并非拥有好运气，而是能够不断地寻找幸福，并在寻找的过程中因为自己所拥有的、所成就的及所处的状态而感到幸福。
幻想不是想法，而是一种感觉。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预感、一种内在期待。我把这种内在期待定义为一种健康的自恋情结，前提是我们关于自我的想象是稳定的、理想化的；而当我们想象中的内在变成一种挥之不去的过度理想化的自我时，这种内在期待就属于一种病理性表现。
因此，健康的自恋情结幻想是一种对理想化自我的幻想。例如：我希望成为一名医生。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它和自我榜样的区别。所谓自我榜样，就是父母和社会对“我希望将来能够成为自己梦想中的存在”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各种无意识影响：我希望能够从事我爷爷曾经寄希望于我爸爸但他本人却从来不曾希望从事的医生职业。在这里，自我榜样就是那些塑造了理想化自我的其他人的价值观。
健康的自恋情结幻想源自一种欲望，一种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欲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具有抑郁症倾向之人的极端自恋情结。这依然是一种对自我的爱，但所爱的是一个被过度理想化的自我。这不再是对当下自我人生的爱，也不是对自身的尊重，甚至是对理想化的自我之爱，而是一种全能自恋。这就是症结所在——对自我的过度理想化。这里的自我变成了极度自恋而且具有抑郁症倾向的对象，相对于现实中的自我，“我”更加依附于那个“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自我幻想。
为了让这个被过度理想化的自我幻想能够维持下去，神经症患者必须与为其幻想供给养分的爱人相统一。因此，在其未意识到这种依赖关系的情况下，其对自身所依赖的人或物（即童年幻想的供给处）进行了“美颜”处理。
对此，我将其总结为：具有抑郁症倾向和过度自恋情结的神经症患者对幻想具有严重的依赖性。他们对幻想的需求仿佛上瘾一般，幻想能让其做梦，但他们同时也需要尽其所能地和能够为其创造幻想的对象搞好关系。这些对象可能是谁？那就是他们的爱人，也可能是他们的玩伴、儿女，甚至是上司、宠物狗或就职多年的工作单位。
这位大概率已经患上抑郁症的患者会对他的所爱表达：“我爱你直至天荒地老。我并不是因为你而爱你，也不是因为和你在一起的那个我而爱你。我爱你，因为当你在我身边时，你会让我相信，我终将成为自己梦想中的那个我。当我感到你对我忠贞不渝的爱时，无论这种感觉是错的还是对的，我都觉得自己能够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最真挚的爱人、最纯洁的爱情。如果我失去了你，那么我将失去那个全能自恋的自我幻想。而且，如果我失去了这个幻想，我就会自我迷失并深陷抑郁症，不能自拔。”
在健康的自恋情结中，我所爱的那个理想化的自我无须依赖伴侣的存在而存在。如果我的爱人离我而去，虽然我会感到悲伤，但我会继续爱自己和热爱自己的生活。而具有抑郁症倾向之人的极端自恋情结则正好相反，我所爱的不仅仅是那个理想化的自我，我也爱那个过度理想化的自我，前提是我的伴侣对我爱得真挚、爱得深邃、爱得超脱世俗。这就是正常之人健康的自恋情结和具有抑郁症倾向之人病态的自恋情结之间的差别。
其实是神经症患者在想象中拥有了某个珍贵物件（或某种超能力），然后在想象中出现了失去它的可能性（导致了因失去或受阻而产生的焦虑感），并在想象中产生了一旦不幸失去它而备受煎熬的想法（身体不适焦虑也是受阻焦虑的其中一种类型）。事实显而易见，所有的不幸遭遇都是神经症患者想象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