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炎黄时代”文明说（修订版）

2022-06-01 01:45 作者:007日月丽天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靖伟 102300

本文已发表于《大经贸.创业圈》期刊，2019年12月版，原名：华夏黄帝时代文明说

一、问题的缘起

东亚大陆即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几个最重要的学术议题便是：史前华夏文化自产生以来何时进入文明阶段；早期华夏文化产生至文明阶段的起源发展状况；华夏诸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古史传说和英雄时代祖先的来源与真实存在性问题；东亚大陆及其离岸岛屿之间的文化与文明互动联系。以上有关华夏文明起源的学术议题便不断挖掘和探讨之中,如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李济先生发现小屯遗址和殷墟遗址;梁思永先生和吴金鼎先生发掘山东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徐炳旭先生对中华古史传说从文献学、民俗学的角度，编写考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以及1959年对山西南部夏文化的探究和考察。1949年以后苏秉琦先生对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和早期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理论探索，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呈现“满天星斗”1的六大区系理论。1980年代前后，张光直先生对新石器时代华夏文化起源的特点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2的观点；对此，严文明先生3同时提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重瓣花朵”之论。以上诸位大家为华夏文明起源的探寻和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演变指出了明确的道路。进入千禧年以后，伴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一系列的阶段性研究论述，逐渐明晰。此时段，自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中国大陆与华夏文明有关的遗址不断发现。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崧泽凌家滩类型-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期，京畿地区的雪山文化等，其为早期中华文化起源的重要形成期。此外，自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孕育并最终形成的重要起始阶段，如庙底沟二期文化，可能为代表东夷的龙山文化，可能为代表尧舜的陶寺文化，可能代表古蜀文化的宝墩文化，可能代表三苗的石家河文化，中原的王湾三期文化；西北的仰韶马家窑文化、常山下层文化、客省庄文化和齐家文化，北方老虎山文化，石峁文化；等等文化类型表明华夏文明于此时已然进入初步形成期。由二里头文化伊始，即公元前1750年以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广域的王权国家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可谓“最早的中国”4。

但是，华夏文明作为影响东亚大陆及其周边岛屿的重要文明,其起始具体端点应在何时？伴随中国考古学毫无工作的不断进展，结合考古学和历史学和考古学东西方文明文化起源的各家观点；探轶华夏文明起源的关键点可谓水到渠成。因而，笔者提出一孔之见，为华夏文明开端的学术探究作出假说，望诸家批评斧正。

依照考古学和历史学国家文明说的学术观点，二里头文化便是国家机构实体上最早的“中国”。但是按照判断早期文明社会的几大重要因素来看，新石器文化晚期开始，华夏大地上便出现诸邦并立的现象，代表早期文明标志的城垣城址不断被发现。因此，对考古学上早期华夏文明的界定，苏秉琦先生提出“古国-方国-帝国”5之阶段论;严文明先生改为”古国-王国-帝国”6;王震中改为”邦国-王国-帝国”7,窃以为，就目前而言，可以整理为“古国-方国-王国-帝国”（后文详述其意义）。严文明先生认为“龙山时代”8伊始中国进入文明阶段；同时张光直先生亦提出龙山文化开始中国可能进入文明社会9。苏公、严先生和张先生的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可谓高瞻远瞩。

注释：

1苏秉琦著赵汀阳、王星编：《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2张光直大师中国相互作用圈观点，详见：张光直：《中国古代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3，p264-344。

3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03期，第40-52页。

4许宏之观点，指二里头文化可能为最早的中国，详见：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p14-18。

5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0,p119-127.

6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１期，p49-54。

7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４期。)，

8严文明先生“龙山时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非文化上广义的包含文化内涵的文明概念）。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博》，1981，第六期，p41-48。

9张光直先生龙山文明的观点详见：张光直：《中国古代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3，p264-344。

二、“炎帝族神农氏时代”,古国文明化社会10

正如前文所说，苏秉琦先生提出“古国-方国-帝国”可以应用于华夏文明圈的文明化与国家形成演变，在考古学中亦能体现。依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文化晚期，中国境内大致可以划分为，良渚古国，焦家古国，仰韶古国（包括宝鸡水沟遗址、河洛双槐树遗址、杨官寨遗址，南佐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红山古国以及屈家岭古国。

1、良渚古国

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文化的最大都邑性质城址，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内，总占地面积3平方千米，年代为距今5300-44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并不是最早的水坝），距今已经有4700至5100年为防御古城的重要配套设施。

良渚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以上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共发现六座水门。普通居民住在城的外围，贵族住在城中央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台上。除了莫角山巨型台址，良渚古城中部位置还有良渚文化中期最高等级墓葬——反山墓地。莫角山土台和反山墓地均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考古发现。在城外北偏东五公里处为著名的瑶山墓地，曾出土大批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玉琮、玉壁等礼器。其中，神人兽面纹在良渚古城遗址内大量发现，也遍布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并且形象统一，形态稳定，在玉器上位居核心位置，应当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标志着当时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不过，良渚文化墓葬中蔚为大观的用玉情景，不仅表明以琮、璧、钺等玉器为载体的精神信仰，已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同时也显示出一种建立在等级分化基础之上的规范化用玉制度业已形成，从玉器礼器和“王者”墓葬的出现，大致可判断良渚文化处于古国的文明曙光阶段，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展环节的区域文化之一。

良渚文化类似文字符号

距今5300-4400年前，卞家山、庙前、庄桥坟等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554件带刻符陶片、石器和玉器，符号总数达656个。在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器等器物上发现多个刻画符号的排列组合，突破了符号孤立存在的局面，说明良渚先民们想要表达或传递某种信息，就不能简单地视其为装饰用的图像，而是蕴含着某种特定的‘表象’意义。史前刻画符号已初具形、音、义，作为符号，它们与文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刻画符号毕竟出现于成熟系统文字之前，在功能和社会性方面，它们与文字还是有别，且具有多方面的局限性。文字的功能，只有从“自向”转为“他向” 时，才成为具有社会性的交际手段。从浙江迄今为止发现的史前刻画符号来看，我们还未找到其明确的具有社会性交际手段的例证。当然，从种种迹象表明，辉煌的良渚文化正处于东方文明的开创阶段。（《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良渚博物院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伴随目前最新的发现（2019）环太湖流域的良渚古国不断深入发掘并研究，其可谓代表南方进入华夏文明阶段最早的开端。因而学界便提出良渚古国为华夏文明或中华文明最早的端点。在此笔者直抒胸臆，该观点缺少其他各方面因素全面的考察。

首先，良渚古国的确发展时间最早。但其势力范围发展未能涵盖大部分东亚大陆。其发展核心地域在环太湖流域附近，即现今浙江省，上海市和江苏南部地域。最广大到扩张的势力的范围以达到安徽省北部和山东省中南部。应算是南部华夏文明发展的邦国之中“满天星斗”的耀眼的一颗“明星”。

要之，良渚古国有其特色的文化特点，既玉文化代表的政教合一的鲜明的神权的色彩。如玉琮、玉镯、玉钺和玉斧；可能代表权力和身份的象牙；最体现良渚古国神权突出特色的“神像”，在当时仅在良渚古国内部使用并认可，尚未在其他地区发现。诚然良渚古国的玉器与其他文化圈发生交流并相互传播，如大汶口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但代表良渚古国神权与王权标志的玉钺和玉神像，仅限部分区域交流，尚未达到其周围文化圈的广泛认同。

众所周知，夏文化和商周时代是华夏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源头。但是就良渚文化对夏文化和商周时代的影响来说，仅仅良渚古国中的相关元素。如神权崇拜；玉器的使用；巫谶文化的影响；类似商周青铜器图案的纹饰和图形以及良渚的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等等，间接的植入或融入后代的中原文化之中，并非三代文明是良渚古国直接的继承。

因此，良渚古国是华夏文明前夜重要的“端点”之一，但并非代表其发展到成熟国家文明阶段。那么，代表华夏文明的另外重要端点为何？或者说东亚大陆华夏文化进入文明的最早端点为何？笔者以为，纵观中国大陆或东亚大陆，龙山时代（bc2700以后），即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和关中庙底沟二期晚段文化，应给予学界和社会的重视。在龙山时代，新石器晚期，龙山时代诸区域考古学文化相互交流与整合，为今后龙山时代的文明社会发展奠定基础，从中国上古历史传说来看，华夏、东夷和古越氏族相互融合与合并，在黄帝时代形成邦国的雏形，可谓万国林立，因而，海岱大汶口龙山文化；关中、陕北和晋南的庙底沟二期晚段文化和良渚文化与之相符，可能为代表古东夷方国，轩辕黄帝方国和古越族古国，此时代极可能为华夏诸族形成文明社会的黄帝时代。

注释

10赵辉:“古国时代” ,《华夏考古》,2020年.06期,第111-119页.赵辉先生认为bc3300至bc2300，前龙山时代为古国早期；龙山时代，bc2300-bc1900为古国晚期。

2、仰韶中晚期大河村类型社会复杂化、关中和陕北？（疑似）的古国

杨官寨遗址11、双槐树遗址12和郑州西山古城13、南佐“大房子”14、北阳平遗址15、宝鸡水沟遗址16、靖边褡裢坡遗址17

上述遗址均是庙底沟类型中期至仰韶晚期（bc3500-bc3000），发展旺盛时建设的大型聚落，具有区域古国的城邑性质。目前而言（至2023年底），杨官寨遗址和双槐树遗址群仍在进行“早期中国文明探源”之考古发掘。从其初期的发掘成果来看，如城邑聚落壕沟的规模、重要大型夯土建筑的大型类似宫殿排房以及瓮城；以及周围的郑州西山古城遗址（距今5300～4800年），可能与大汶口晚期-山东龙山文化交流甚至兼并冲突，属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聚落之河洛集团的军事据点，出现明显社会复杂化现象，但是，其大河村类型内部聚落分层大致为三级中心聚落：如：双槐树遗址为一级；大河村和秦王寨遗址为代表的二级中心聚落；以青台遗址和郑州西山古城遗址为代表的三级中心聚落，因此，结合双槐树遗址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如：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双腹器等。其疑似为社会复杂化分层，且有一定独立性，但仍受仰韶文化控制的复杂酋邦。

至于，关中古国，杨官寨聚落遗址的明显等级分布，以及西门城门及最早疑似夯筑城墙，表明可能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至半坡晚期类型，形成高层和底层社会阶层分层现像的出现；墓葬中富有东方大汶口或良渚文化色彩的玉器如玉璧、玉衡和玉环冥器的使用，聚落中心的公共大型水池和聚落北部的大型公共夯土建筑，类似城邑的夯筑壕沟遗迹双重以上的壕沟建设；大地湾“大房子”和灵宝西坡遗址晚期“大房子”，出现房址外附加环绕建设“围廊”的柱础遗址，北阳平遗址堆积厚，文化内涵丰富，其中以庙底沟类型为主延续到仰韶晚期大河村类型，具有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心地位的特点，北阳平遗址，南北长近5公里，东西宽300～500米，有“十里长街”之称。其与之前的仰韶文化较大型聚落中公共建筑呈现不同的形态，特别是，大地湾大房子已经出现类似宫殿雏形的“前廊后厦”建筑模式（参见：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等等。其可能表明大地湾“大房子”、杨官寨遗址与前代仰韶文化的部落联盟性质相比，能够不仅加强部仰韶文化部落联盟，还能够与外部文化如大汶口和良渚文化相联系，即超出了部落联盟的性质。

至于从城邑聚落形态来看，仰韶文化中晚期，仰韶古国群内部庙底沟类型关中古国的北阳平遗址但年代稍早，100万平方米，杨官寨遗址，超过100多万平方米；次之，灵宝西坡遗址，大约90万平方米；可以为次级中心聚落；再加上其他三级聚落遗址如西阴遗址，面积为30万平方米；四级聚落遗址如夏县师村遗址面积为3.5万平方米，已然形成四级聚落形势。与此雷同，陕北？（疑似）的古国靖边县褡裢沟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和陇东古国南佐遗址400万平方米（2021年情况）和算是仰韶半坡晚期类型中最大的两个中心城邑，次之，陕北古国以大地湾遗址四期为代表，面积为270万平方米；陇东古国以贾大峁遗址为代表，面积约为100万平方米，半坡晚期时段水沟遗址80万平方米；为二级中心聚落；三级聚落而言，陕北古国为五庄果梁遗址和庙梁遗址，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陇东古国以案板遗址二期为代表，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四级中心聚落，陕北古国以史家湾遗址为代表，面积为3万平方米；陇东古国以姜寨（四期）遗址为代表，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虽然未出现大型夯土城墙，但是其城邑聚落体系已然超越复杂酋邦的定义，其是否为代表当时仰韶文化晚期（bc3300-bc2700），文化发展演变的另一个阶段，即苏秉琦先生提的“古国”（作为地方文化大型区域中心），由此出现呢？此即值得进一步思考。

11作者：王炜林;张鹏程;袁明;张伟;郭小宁;马明志;李明;丁岩;孙伟刚;王东;刘思哲;刘君幸;张明惠;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06期，17页 (第18-34页)

12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 > 2021年7期 > p27-48

13作者：刘东亚：“郑州市西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02期，页数：4页 (第25-28页)。

16“河南灵宝市北阳平遗址调查”；期刊：《考古》 1999年12期；页数：15页 (第2-16页)河南灵宝市北阳平遗址考古勘探报告，作者：魏兴涛;李世伟;杨海青;郭九行;孙广贺;期刊：华夏考古 2020年02期，

文字或刻画符号

距今6500—6000年之间的半坡、姜寨遗址仰韶文化陶符，可能为疑似文字，根据殷墟甲骨文和出土考古器物的对比，可以发现甲骨文中有依据史前考古遗存或实物（如仰韶文化时代尖底瓶）造成的文字，这就为我们断定汉字的产生时代提供了比较可靠的证据。通过甲骨文“酉”“丙”及以之为形符或声符的诸字与新石器仰韶文化时期有可靠使用时代的尖底瓶、丙形器的比较研究，通过地穴和半地穴的形状特征和甲骨文形体结构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甲骨文“酉”和“丙”字类所描绘勾勒的尖底瓶一类器物，在距今5000—4800年之后不再出现，这就为我们判定汉字大量形成的时代提供了比较明确的依据。通过商代甲骨金文的字形结构和考古资料及遗址相比较，可知甲骨金文中有不少以“活化石”形式保留的字形结构，其远在夏商之前就已经出现，而且反映出客观物体形状。“酉”字与以之为构字部件的文字符号大约出现在仰韶文化晚期；“丙”及其所从之字符出现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代；甲骨文早期“鬲”字出现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宫、吕、（雍）”等文字符号的出现则应在仰韶文化晚期。特别是甲骨文中大量的“酉”字类、“畐”字类、“丙”字类字形结构反映的是宽肩束腰类尖底瓶的形状，出现的时代应是距今5500—5000年之间。再结合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组词成句类陶文的出现时代，可知汉字正式形成时代应在距今5500—5000年之间。（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王晖）

2006年，延安市文物普查队近日在黄龙县界头庙乡野外文物调查时，复查了一处新石器遗址，该遗址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3米，地表陶片丰富。陶片中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泥质和夹砂红陶，纹饰为粗、细绳纹及黑彩线纹，可辨器形有重唇口尖底瓶，钵、盆、罐等;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有泥质灰、红陶和夹砂灰陶，纹饰有蓝纹、附加堆纹，主要器形有鬲、盆等。调查人员在整理陶片时，意外发现一块带有刻画符号的重唇口尖底瓶口部残片。残片直径9厘米、高5厘米、厚1厘米，奇异的是重唇口部烧制前刻有12个符号。对于这些符号分别代表什么，陶器出现的刻画与后来的文字有什么关联，学界目前正在进行研究。

那么，因承以上仰韶中段大河村类型（河洛古国）；庙底沟类型延续到西王村类型都邑北阳平遗址；；仰韶半坡晚期南佐遗址；海生不浪类型的褡裢沟遗址？的大型土木宫殿形制建筑和关中庙底沟类型泉护一期的杨官寨遗址的城邑发展状态的观察，不由值得思考，庙底沟类型可能代表的历史传说时代中的文化属性。目前（至2020）学界主流认同庙底沟类型可能为黄帝或黄帝族的文化遗迹，因为其与后来《左传》、《世本》和《史记》所记载黄帝融合华夏各族成为所谓共主的历史相似，进而进行推测。但是，就目前发现而言，窃以为，结合文献进行证经补史，还需注意历史材料的“层累年代叠加”现象，即伴随年代的增加历史材料会被夸大或遗忘的现象。藉此，历史材料还是要注意早期原始材料和后期传世史书，结合来看，《世本》和《竹书纪年》中对黄帝时代的记载应当是距今4700-4500左右；邵康杰的《皇极经世》推算，黄帝时代亦大致如此。此外，陶寺文化在bc2300-bc2100之间，山东龙山文化在bc2600-bc2000之间，其据庙底沟类型（bc4000-bc2700）时代上相距甚晚，由此推断庙底沟类型主流类型为黄帝或黄帝族所创造还值得进一步探究；换个角度来看，庙底沟时期的影响力的扩张和交流，跨文化氏族族群的交往频繁，不得让人思考历史记载的另一位传说中的人物或氏族，炎帝和炎帝族，其最早作为“华胥族”的后裔，其亦有后人“天下共主”；“伫立城邑”；“整合部落”的历史群像记载，其可能为遗传残存部落传说混合历史记载再加工的产物，但是其仍不影响今人推测，炎帝或炎帝族可能为庙底沟类型的持有者。

《史乘》所载，我国城的出现时间甚早。主张神农之世已有城池的，如《汉书·食货志》载晁错的话：“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汜胜之农书》亦云：“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或谓炎黄始筑城邑，如《路史·后纪》云：“[炎帝]乃课工定地，为之城池而守之。”作为华夏文明雏形的先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古国时代”可能降临，其可能为神农氏或炎帝族所共造。此即，所谓甘肃庆阳当地的古老传说，一般与黄帝轩辕氏，作为黄帝族少典氏的分支后裔相联系，南佐遗址应与之有关。追本溯源，炎帝族有蛟氏[19]-神农氏-帝鸿氏；连山氏-烈山氏；隗巍氏-共工氏-大庭氏[20]应分属几个分支，而有蛟氏应为他们共同来源的母族，这与仰韶文化早期零口-半坡-庙底沟类型泉护一期（关中）；枣园-东庄-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崤山）；陇东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半坡晚期类型（陇东）之间的文化属性亦能够相关联对应。就古史氏族来说，红山文化可能为有熊氏，其实质为仰韶后岗类型北上影响赵宝沟文化，京畿地区（北京以及河北北部）上宅文化传入仰韶彩陶文化因素，与后岗集团结合。后岗文化疑似为有蛟氏后裔分支，其来源为磁山文化，磁山文化为裴李岗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结合产物[ 21]，疑似为伏羲氏和女娲氏融合的后裔弇兹氏，后与有蛟氏后裔仰韶文化枣园类型相融合[ 22]，并且受北京地区土著文化：上宅文化影响。由于上宅文化受兴隆洼文化、后李文化以及本地镇江营文化影响，结合其特殊地理位置，即燕山和太行山脉交汇处，较有地方特色，红山文化早期陶器部分受其因素影响，疑似为黄帝族天鼋氏。赵宝沟文化疑似为女娲氏后裔女希氏，此两大氏族结合为有熊氏，之后，红山文化衰亡，演变为小河沿文化与雪山文化（一期），小河沿文化与雪山文化：疑似为有熊氏后裔黄夷氏，结合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逐渐演变为陕北地区仰韶晚期大型聚落共同体，疑似为少典氏，靖边地区亦有少典坟的传说与所谓旧址，似乎与之对应。因此，陕北海生不浪类型似乎为黄帝族：天鼋氏联合有蛟氏后裔分支连山氏结合女希氏-有熊氏-黄夷氏-少典氏。

[19]《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谯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案：《国语》云‘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又案：《秦本纪》云‘颛顼氏之裔孙曰女脩，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国号，非人名也。”实际上，少典既是国名、国君名、氏族部落长名，也是人名，号为有熊氏，亦单称为少典氏。多数学者认为对传说人物不必太拘泥于年代数字，一般认为炎帝约生于6000年前，比黄帝早约1000年。炎帝、黄帝氏族都先后是从少典、有蟜氏族部落派生出来的，有蛟氏貌似对应仰韶早期零口-半坡类型。

18韩建业：“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世界》， 2021年，第2期，p51-54

20于祖培：“ 神农氏与仰韶文化-从庆阳地区的仰韶文化谈起”，《陇右文博》， 2002年2期。

21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J].文物世界, 1997 (1) .；田建文、张星德“苏秉琦先生"Y"字形文化带的新观察”《文物世界》2021年2期。

22张忠培, 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J].考古学报, 1992 (3) .

3、大汶口焦家古国23

焦家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西北处，2016年以来通过山东大学考古文博系和济南市博物馆联合对遗址周边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对焦家遗址有了深刻认识与重大发现，结合自然断面的堆积情况，判断遗址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焦家遗址延续时间较长，主要遗存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下限为汉代。焦家古城可能为大汶口文化中期至晚期的，重要大型聚落和都邑，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bc3000左右）可能出现区域“古国”。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聚落演变发展从早至晚经历了早期居住址-墓地-晚期居住址三大发展阶段。早期阶段发现房址多为半地穴式，也有少量的单间基槽式房屋。面积5~15平方米，门道方向不固定，房屋在空间上有分群分组的现象。晚期阶段房址具有较为清楚的阶段性特征，可分为早、中、晚三段。早段的房屋都为单间，结构为基槽式的地面建筑，门向略偏西北；中段为基槽式的东西向两间或三间的地面式排房；晚段为柱坑套柱洞式的地面建筑，多是东西向两间或三间的排房。

目前发现的215座墓葬表现出以下总体性特征。（1）在空间布局上，墓葬集中分布于墓区之中，成排、成列分布的特点明显；（2）墓葬结构都为土坑竖穴墓；（3）墓葬规模差异较大，表现在体量、葬具和随葬品等方面，可以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墓葬分化从早到晚有不断加剧的趋势；（4）根据层位关系和随葬品形制等判断，墓区主体年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段到晚期早段，时间延续性强，一部分墓葬的年代可到大汶口文化晚期晚段。其中，大型墓葬共发现20多座，其中有5座存在“毁墓”现象，它们均位于北区，其余大墓集中分布于南区。大型墓葬多有重椁一棺或一椁一棺，依据面积与深度可分为两类。A类大墓的墓圹面积大；B类大墓虽然墓圹面积相对较小，但深度较深，在3米左右。大墓随葬品数量最多的可达70件，常见玉钺、玉镯、骨雕筒、陶高柄杯、白陶鬶、白陶背壶、白陶杯和彩陶等。中型墓葬数量较多，如果以一棺作为该类墓葬的标志特征，共发现113座。在墓主头端和脚端放置陶鼎、罐、杯等，随身佩戴小件的玉石和蚌类装饰品。小型墓葬规模较小，多无葬具，无随葬品或仅见少量陶器、骨器和蚌器等。

2016年在发掘区南部发现了夯土墙和外侧壕沟的迹象，但受发掘面积局限，对其整体情况缺乏深入了解。2017年在发掘区南端布设了南北长约50米的探沟，重点对夯土墙和壕沟进行解剖，考察其结构和堆积过程等。同时，根据发掘区内的夯土墙和壕沟分布情况，重点对壕沟进行追踪勘探，目前已经基本探明壕沟的走向和分布范围。

从发掘的地层关系来看，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大型墓葬直接打破夯土城墙。一些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的大型墓葬间接年代晚于夯土城墙，因此，城墙的年代不会晚于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目前，已对焦家遗址墓葬出土的7具人骨进行了碳十四测年，年代数据包括公元前2933～2872年、公元前2911～2861年和公元前2631～2474年等。结合墓葬与夯土城墙的打破关系，推测焦家大汶口文化城址的年代应为距今5000年左右。种种迹象表明，焦家遗址应是目前海岱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

除此以外，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其内部各文化类型已然形成阶层分化明显的三级聚落模式：如丹土-尧王城聚落集团；阳凌河聚落集团；焦家聚落集团；滕州岗上聚落集团；尉迟寺聚落集团等，综述来看，可能出现大汶口古国化现象，即焦家古城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为中心都邑聚落，以岗上遗址，面积80多万平方米，尧王城（面积56万平方米）和丹土遗址（面积20多万平方米）为次级中心聚落；阳凌河遗址面积10多万平方米和尉迟寺遗址面积6万平方米，为代表的三级中心聚落等以及与城子崖遗址，面积大概1万多平方米及其类似规模为四级中心聚落。

大汶口文化按照民俗学古史传说来看，属于东夷族，最早东夷族的祖先应为伏羲氏迁徙到山东、河南、河北和安徽部分地区的族群后裔。要之，《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最早有：太皞，太昊，这一远古华夏始祖氏族的概念，其载：“陈，太皞之虚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顼，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可是，汉代最早将太昊与伏羲并称为一体，为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在《世经》中，刘歆从西汉末年的政治需要出发，突破传统的以黄帝为历代帝王之首的体系，以伏羲与太昊并称，炎帝与神农并称，列于黄帝之上，建立了一套新的上古帝王世系，具体来说，太昊或太嗥与大汶口文化的“炅”自氏族符号类似，可能为伏羲氏后裔一支，太嗥，龙山文化尧王城-两城镇，可能为其后裔，即东夷少昊氏族。

23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2016~2017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 2019年第12期20-48,共29页。

4、红山古国24

红山文化年代为公元前3300～前3000年。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重要古国，是继承本土赵宝沟文化发展而来，同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后岗类型和北方草原仰韶阿善类型-老虎山文化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其受当地文化和仰韶庙底沟类型影响而生成。泥质以红陶黑彩常见，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

辽宁省朝阳市的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坐落在山梁顶部中央，面向东南，俯瞰大凌河开阔的河川。这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南部圆形祭坛旁出土的陶塑人像中，有在中国首次明确发现的女性裸像。伴随出土的陶器如镂孔塔形器等造型奇特，显然不是日常生活用具。可见，这是是神圣的祭祀所在。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疑似为红山古国的中心都邑。现已在五处地点发掘出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发现了距今大约53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第一地点“女神庙遗址”位于凌源市境内。庙的平面呈窄长形状，南北最长22米，东西最窄处2米，最宽处9米，方向南偏西20°。庙分主体和单体两个单元。主体部分为多室相连。主室为圆形，左右各一圆形侧室。北部为一长方形室，南部从平面看为二圆形室，并与一东西横置的长方形室相连。庙的主体部分为七室相连的布局，南北总长18.4米。主体部分以南横置一单室，长6米，最宽2.65米，主室与南单室间隔2.05米。庙为半穴式土木结构。现保存的地下深0.8米—1米。从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交接处保留的弧形墙面观察，墙壁地下部分竖直，地面上呈拱形升起。从南单室四边成排分布的炭化木柱痕分析，地上原立有木柱，内侧贴成束的禾草，再涂抹草拌泥土形成墙面。墙面上做出多种规格的仿木条带，多为方形带，宽4～8厘米不等。从现有的标本看，以方木条为条为横木，与之相交的立木为圆木柱，其间以仿椎卯式相接。墙面为多层，为便于层层粘合，内层墙面上常做出密集的圆洞，密布如蜂窝状。

墙面还有用朱、白两色相间绘出的几何形勾连回字纹图案，线条皆为宽带的直线和折线，并以两两相对的折线纹为一组。虽较为简单，却应为国内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壁画。女神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史前神殿遗址。庙内出土了被誉为“中华民族共祖的女神头像”。

第二地点“祭坛和积石冢”遗址位于凌源市境内。第二地点正北方向的牛河梁梁顶就是第一地点“女神庙遗址”所在地，两个地点相距1050米。第二地点总体范围东西长130米，南北宽45米，共占地5850平方米。由六个单元组成。三号圆形祭坛，在祭坛西侧为一、二号冢，东侧为四、五号冢，北侧是六号冢，因北侧遗迹保存较差，疑似积石冢，所以暂称为冢六，就这样构成了“五冢一坛”的形式。第二地点积石冢内的墓葬已经体现出等级形式，墓葬规格已有高低之分，随葬玉器的多寡与规格也各不相同。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人独尊”、“王者之上”的思想理念。陶筒形器是当时极具特色的一种陶祭器，上无盖、下无底，摆放在冢界周围，在祭祀时起到上通天、下通地的作用，也可以理解为祖先的灵魂可以出入自由。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两件玉猪龙，一青一白，背对着头向下摆放，双腿交叉，疑似为天地交泰，亦为阴阳之和，头下枕着典型玉器玉斜口筒形器。三件玉器的发现，证实第二地点乃至整个牛河梁遗址群是属于红山文化的大型祭祀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是红山文化领域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墓葬，共随葬20件玉器。第二地点二号冢一号墓是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规格最高，四周砌筑石墙，内部四面砌有石阶，墓葬深造于基岩，石棺宽大且齐整。不过非常遗憾的事是，这座中心大墓只发现了少量人骨。

第十三地点“金字塔遗址”位于凌源市境内，是一座金字塔式巨型建筑遗址，是牛河梁遗址群中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海拔高度564.8米。整个建筑为正园丘形的土石结构，中央部分为夯土土丘，土丘外围包砌石。中央土丘直径40米。从山岗基岩面到现存土丘顶，残高约米。土丘外包砌石范围在直径60100米之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 “金字塔”，其性质和内函还有待于进一步确定。但它的发现无疑是牛河梁遗址群中最重大的发现之一，从所处位置和建筑规模看应是与女神庙具有同等价值的中心建筑。

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红山文化坛、庙、冢，代表了已知的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因而对中华文明起源史、进行了新的思考；从四千年前提早到五千年前；中华古国文明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聚落等级而言，红山文化晚期已然形成四级中心聚落，形成一般居住地-无壕聚落-环壕聚落-集中大型聚落群-超大型中心聚落群，且各个聚落群中亦形成类似酋邦的三级聚落形态，但是其总体归属于以牛河梁遗址为中心都邑的红山文化晚期聚落形态的一般模式。以牛河粱遗址为中心形成超大型都邑中心聚落的模式，面积约80多万平方公里，其二级中心聚落如：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的聚落群，类似还有赤峰西水泉遗址及其附近聚落群，约20多万平方公里，赤峰红山遗址，面积约2万—3万平方公里；三级中心聚落如魏家窝铺遗址，面积9.3万平方米，东山嘴遗址，面积1.5万平方米；四级中心聚落如敖包山遗址，面积为4000平方米。

24著者：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

5、屈家岭古国25

屈家岭文化是距今5300-4500年左右，长江中游地区，的华夏古国。其中以屈家岭遗址为代表。屈家岭遗址还是长江中游史前稻作遗存的首次发现地，是中国农耕文化发祥地之一，农耕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屈家岭遗址的发现，表明这里是长江中游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说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摇篮。

屈家岭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出土一批漩涡纹彩陶纺轮，其中一类被认为是后世太极阴阳鱼图的原型。漩涡纹主要分为两种，一种由具体线条刻画组成，另一种由具体的物化形象，如鱼等形象组成。出土的漩涡纹彩陶纺轮中，有一类纹饰布局与后世的太极阴阳鱼图图案类似，其以中间的圆心为中点，为彩色对称图案。据此，考古学界专家推测其为后世太极阴阳鱼图的原型，可能与中国太极起源有关。

在屈家岭城河遗址古城内的最中心位置，有一座占地面积800平方米的大型院落建筑。这座建筑规模宏大、位置特殊、形制独特，或是城河城的“中枢”。院落东侧是一片广场，地面是用加工过的红烧土颗粒搅拌泥土铺垫而成。院落南侧有陶窑生产区和祭祀活动区。此外，王家塝墓地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发现的空白。这些墓葬棺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表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其社会发展程度与同时期的海岱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达到了同样水平。

屈家岭古国的聚落形态亦为四个等级，以屈家岭、殷家岭和冢子坝三个聚落，为中心都邑,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以鸡叫城遗址为代表的二级聚落，总面积约22万平方米；以淅川龙山岗遗址（原黄楝树遗址）为代表的三级聚落，面积5万平方米，青龙泉遗址，面积4.5万平方米；四级聚落以三元宫遗址为代表，面积约2万平方米等等。

2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京山县博物馆，“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2007年调查报告”，出处《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10-26,共17页

三、黄帝族轩辕氏时代重要文明区域方国

1、海岱地区

龙山文化时期（bc2600-bc2100），东亚大陆上已然进入建筑“环垣城墙”的城址的“文明”社会时期。著名的大型邦国如陶寺文化，石峁文化（由于陶寺，石峁，夏家店下层等属于龙山时代晚期文化，其复杂程度更甚，便不再作为文明时代早期案例讨论），石家河文化和宝墩文化相继出现。相比之下，率先出现类似城址的乃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山东龙山文化（或海岱龙山文化）晚期的海岱地区，也是东亚大陆即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晚期（主要为屈家岭文化和良渚古国）之后，北方黄河流域下游地区最早出现大型城市聚落的区域。

诚然，由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山东龙山文化（bc2800-bc1900）由于自然地理和区域分布不同，其内部可划分为不同亚型，各亚型的聚落群发展程度亦不同，但是，伴随考古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陵阳河类型与之后其可能演变为龙山文化时期的尧王城类型，应是黄河流域海岱地区乃至北方中国大陆，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区域性“方国”，其是东亚大陆上，是影响早期华夏文明的一个端点之一。

（1）从城市和聚落发展状况分析海岱地区早期文明

范围

据《尧王城遗址与尧王城类型再探讨》26、《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27两文介绍：“尧王城类型范围主要位于沂蒙山以东，其东临黄海、西接蒙山，南达陇海铁路、北与山东龙山文化姚官庄类型接壤。其中重要的遗址除尧王城外，还有日照的两城镇、东海峪遗址，五莲的丹土遗址，临沂大范庄和莒南的化家村遗址等。该类型按照现今行政区划来看包括：山东省的日照市和临沂市；江苏省的邳州市、新沂市和连云港市。

26梁中合贾笑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尧王城遗址与尧王城类型再探讨”,《北方文物》,2017年第3期, 第31-36页.;梁中合：“ 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的发掘—2015年社科院考古所田野考古成果(七)”，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2016-01-11，http://www.kaogu.cn/zixun/2015nianzhongguoshehuikexueyuankaoguyanjiusuotianyekaoguchengguoxiliebaodao/2016/0111/52697.html

27栾丰实：“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p229-282。

尧王城遗址

尧王城遗址应为海岱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城内北部为主要的生活居住区，集中分布有大量长方形和圆形房址。长方形房址的建筑模式是先堆出一个相对高的土堆，土一般用黄色砂性粘土，然后挖基槽，在基槽内填土并夯实，墙体用同样的方法完成。墙体厚度达20—25厘米，墙体有两种建筑方式：一种是用夯土，另一种是用土坯垒砌而成。土坯用错缝的方法，其间的缝隙用灰黄色黏土填充，最后用黄泥将内外涂抹完成。房址的外侧用砂性黏土铺垫出护坡。部分房址的室内偏北部发现有烧土面，应为灶址。圆形房址与长方形房址的建筑方式大致相同，即在堆土台基上挖圆形基槽，在基槽内夯土并埋柱。室内存在数层垫土，室外基槽周边铺垫宽度为一米左右的护坡。建筑技术。主要建筑形式台基式，发现于尧王城、东海峪和两城镇遗址，尧王城遗址发现各类房址50多座，一般以圆形和长方形为主，面积在10～16平方米。房屋的建筑程序一般为先夯出台基，然后在其上挖基槽和筑墙，最后进行室内外的铺垫，这是夯筑房址的建筑模式;而用土坯砌墙建房的则不挖基槽，采用错缝垒砌的方法建墙。室内地面有些也用土坯铺垫。总体上发现的房址是由台基、墙基、墙体和护坡等几部分构成。以土坯为材料采用错缝垒砌的建筑技术是山东龙山文化在建筑方面的发明和创举。

祭祀遗迹主要分布在内城的北部，周围一般有房址环绕，已发现的祭祀遗迹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的台基边长为8米×8米，用黄色砂黏土夯筑而成，台面平整，局部有火烧的痕迹，在台基的一侧有斜坡通道，通道的两侧有铺石。

器物坑和灰坑一般分布在房址和祭祀台基周围，堆积较浅，可能不是有意而为之的，应是随意倾倒所致。器物坑与灰坑的最大区别是摆放有大量的完整器物，其中有许多是磨光黑陶和蛋壳黑陶器。这些器物坑分布集中，开口层位相同，基本没有打破关系，判断应是同时期的堆积。在器物坑的周围发现有夯土台基、建筑基址等，初步判断这些遗迹与器物坑之间关系密切。

成人墓和儿童墓均有发现，成人墓发现有木质葬具，基本都有随葬品，一般在3—10件之间，较高等级的墓葬均出土蛋壳黑陶杯。2015年清理了龙山早期墓葬21座，系长方形竖穴，部分带木质葬具，头向多为东偏南，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基本都有随葬品，一般3—10件，以磨光黑陶器为主，其中5座墓出土有蛋壳黑陶杯。M26是等级最高的一座墓葬，出土陶器13件、玉器2件、骨器2件，葬具为独木棺。这是尧王城遗址首次发现出土玉器的墓葬。

遗憾的是，目前（2019）尧王城遗址尚未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即可能为王者居住的宫殿遗址。

两城镇遗址

两城镇遗址东西约990米，南北约100米，面积约100万平方米。遗址共发现房址五十余座，这些房址按形状可以分为圆形、方形和长方形三种，按营建技术可分为夯筑房址、土坯式房址、木墙泥骨式房址和土石垒墙式房址等。房屋有的挖基槽，有的平地起墙建房，也有台基式建筑。仰房址的面积来看，遗址中最大的房址约有百余平方米，房址附近有祭祀时点过火的痕迹，有生活垃坂坑，有若干柱洞，有类似现代的地窖的藏贮坑，在这些地下仓库里有祭祀不同对象所用的陶器分不同的层次有序地存放。

遗址有三圈城壕，并发现有城墙，墓葬呈现明显的等级分化。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蛋壳黑陶、白陶等器物。这一系列发现表明，两城镇遗址是龙山时代，海岱两城类型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之一。

关于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各地区一系列考古新资料的发现和公布，许多学者认为龙山文化阶段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社会的前进和变革的动力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它是决定一切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龙山文化经过大汶口文化较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各类文化因素已经完成由量变的积累到质变的飞跃这样一个过程。城址的普遍出现、文字的成熟、大量礼器的运用等，预示着一个新时期来临，所以龙山文化已经进入初级文明阶段，有些发展较快的地区或类型可能已经建立起强大的方国。

（2）文字或刻画符号

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刻在大口缸外沿大体固定的同一位置上，并且重复使用。从符号特征来看，它们颇像简略的图画，与象形文字的形体颇为相似。但是，这类符号的种类和数量太少，也没有接续的发展线索，很难证明在现存象形文字之前，曾经有这样一种以极少数图画式字形记录单词、或表达语义的原始文字阶段，有学者据此确认它们是“图画记事符号”，亦不无道理。图画记事符号远比抽象记事符号的涵义具体，富于直观性，引发联想传递思想也要比后者准确，其原理和象形文字以形表意相同，即使不属于文字，也不能说它们与现存文字毫不相干，况且，仅化简图像的方式即足以启发文字之初的构形了。

山东邹平丁公村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一枚有字陶片28，地层与坑位都很清楚。这枚约呈倒梯形的陶片上顺序排列刻画11个字，为唯一被学术界公认的原始文字，但其式样特征表明，它与现存文字是两个毫无关联的系统，很可能是走人误区的一种早已消逝的文字，也不排除它是偶然发生、与文字无关之刻画游戏的可能。

大汶口、龙山文化作为原始、土著的早期东夷文化，已经具有相当独特而发达的内涵，华夏族的象征—龙和凤就是分别由这里的帝俊族、少昊族图腾来代表的。商人的祖先自北向南屡屡迁徙，中间曾有较长一段时间进入东夷文化的区域之内，于此受到先进的东夷文化的熏陶，激发了想象，进而发明了成体系的文字，是完全有可能的。《尚书·多士》载周公语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册即书册的文字形式，周公去古不远，其言可信。不过，这里的“惟殷先人”，可以是商代，也可以指先商时期。

28王恩田, 田昌五, 刘敦愿, 严文明, 李学勤, 张学海, 张忠培, 陈公柔, 邵望平, 郑笑梅：“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 《考古》. 1993;(4):p344-354+375.

（3）重要饰品或饰物

绿松石

绿松石在新石器年代已被先民作为一种美玉广泛运用。大汶口文化中，衮洲王因，临沂大范庄，宁阳堡头，苏北邳县刘林等遗址中都发现了绿松石装饰物。单片分开嵌饰方式的绿松石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极普遍的，有名的例子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圆片的骨筒形器，、山东临胊朱封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的镂空玉饰。其中，嵌绿松石骨筒，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出土于大汶口墓地M4。其外侧用剔地的方法雕出细密的凸弦纹带，其问镶嵌绿松石圆饼。大汶口文化的工艺水平在中国史前同时期各文化中处于领先地位，使史前骨雕工艺达到了空前的艺术水平。

玉器

大汶口文化处于东部沿海辽东半岛和长江下游地区之间,其玉器既体现出辽东半岛和长江下游两地玉器的某些因素,又体现出了自身的独特发展规律。玉器的种类有玉铲、玉璧、玉镯、璇玑、玉环、指环、玉珠、玉佩、玉坠等。颜色有墨绿色、翠绿色、淡黄色、鸡骨白色、白色带黑斑。山东邹县、莱阳县均产玉，所以这些玉器的玉料可能产自当地。这些玉器中，玉铲是代表形器，表明当时对生产的重视，也带有一定的象征性。此时尚未出现玉琮，而多玉环、玉坠等装饰品，这是大汶口文化玉器的特色。

2、陕北地区

（1）城市和大型聚落

芦山峁遗址29

延安芦山峁遗址发现多座大型人工台基及其构建的多座规整院落，似可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宫城雏形。此外，发掘出大型四合院式建筑群落和两座附属小型院落，出土了大量槽型板瓦、筒瓦、玉器等珍贵文物，显示出该遗址在北方地区较高的层级地位。孙周勇认为，芦山峁遗址应该是黄土高原南端另一个距今4600年、4500年左右的区域性的政体中心，是当时另一个势力很强的一群人的政治中心。这是石峁遗址以外黄土高原南端最重要的一处发现，是已经具备了早期方国都邑条件的遗址。营盘梁是芦山峁遗址的核心区域，坐北向南，前后开门，城中靠后的位置有三座大型建筑，以中间的房址为中心，南北中线与南城门外的排水道连成一线为中轴线，呈左右对称结构。三座大型房址都属于超大型建筑，排列有序，显然不是一般居民的住屋，房址附近发现的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大营盘梁人工台地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约100米，是由坡状的自然山梁垫土夯筑而成的大台基，边缘地带垫土厚度约5—10米，中心区域由于原始的自然地势渐高，因而垫土稍薄。台基顶部3座院落，1号院落位于北侧，2、3号院落位于1号院落前端左右两侧。3座院落均有夯土围墙，墙体残高10—60厘米，墙体顶部宽105—200厘米。目前，1号院落的布局基本清晰，为四合院式两进院落；院落坐北朝南，东、西两侧院墙内侧规整地分布着厢房，门向均朝向院落中心。院落中部并排偏北的3座主建筑，坐北朝南，单个建筑面积均约200平方米，各建筑之间有3米宽的过道。主建筑将院落分隔为前院和后院，前院中心有一条南北向的大道，连接南门巷道和主殿，是该院落的中心大道。中心大道的东、西两侧对称分布着低洼地(池塘或涝池)，用于前院集水蓄水，或兼有排水功能。

1号院落南围墙外的巷道对称分布着两座独立的小型院落，编号为大营盘梁2号和3号院落，每座小型院落的面积大约为700平方米，应该是负责警备安全的门塾区。每个小院落内分布着多座夯土房址，房屋的建筑面积约60—90平方米，门向或南或西，可能代表了不同的安全值守方向。大营盘梁最南端是一片小型广场，有来自院落围墙外侧的“环城路”通向山体南端的垭口，是营盘梁宫殿院落通向遗址核心区外部马家坬等地带的主通道。环城路以外3—5米即为夯土台基的边缘。该台基呈多级梯田状。大营盘梁台基北缘断崖之外，是一片平坦的山顶平台，考古学家表示，这里很可能是宫殿区外围的北广场及其相关礼制性设施，勘探资料显示，这里似乎存在着贵族墓地的遗迹，亟待进一步发掘验证。当前也仅见于山西省陶寺遗址宫殿区等高等级的区域，加之墙内外发现的各类动物奠基遗迹，说明这些大型建筑有原始殿堂的性质，具备中国最早宫城的雏形。

最早记述黄帝居轩辕丘的是战国《世本》，说：“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产青阳及昌意。”汉代戴德《大戴礼记·帝系》、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从此说：“黄帝居轩辕之丘。”但轩辕丘在何地，史书记载不明。概括有五种传说：昆仑说、甘肃天水说、陕西姬水说、河南新郑说、山东寿丘说。严文明先生在《炎黄传说与炎黄文化》29一文中认为：“所有这些说法（指黄帝所都）中当以新郑说和渭水流域说较胜。由于年代久远，传说歧异，究在何处难以定夺。但除寿丘在鲁外，大抵不越出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即历史上的中原地区。” “《五帝本纪》还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可见他的生涯主要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而战争的成功使他成为无可争辩的领袖，俨然是一位开国的元勋了。”;“黄帝第一个建立了政权，官以云名，“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大概也是把黄帝置于五帝之首的原因。”结合陇东与陕北地区近年来（2012-2019）考古发现，南佐遗址与芦山峁遗址等带有庙底沟二期晚段特色（包括常山下层文化类型）的城堡和大型窑洞式宫殿的建筑遗址群，大量礼仪和兵器型玉器的出土，可能给轩辕黄帝及其后裔颛顼所都的“轩辕丘”具体位置和黄帝文化是否存在可以代表的具体文化类型，给予一定的启示。

《越绝书·宝剑篇》引风胡子的话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从考古学方面观察，岱海地区、陇东和陕北地区常山下层文化类型、仰韶海生不浪类型三期（bc3300）以后，该地区加强了与周边紧邻地方类型文化的交流，其他地域的地方文化亦纷至沓来，如雪山文化（bc3000-bc2600）的东进，加强对当地的影响，进而逐渐施加并且被融合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的地方类型文化（bc2600），如当地类型(义井类型和白燕类型)的陶器绳纹蓝纹受雪山文化影响；保留来自雪山文化影响的彩陶、骨器和玉器；最早受海生不浪三期影响陕北地区庙底沟二期晚期的芦山峁古城遗址，等等。因此，bc3300-bc2600年间，雪山文化在北京地区及冀北区域，这一特殊区位融合北方仰韶文化和晚期红山文化较为独立的地方文化，雪山文化与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三个新石器时代晚期对早期中华文明起源产生重要意义的考古学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因而产生冀北至太行山南北两侧特殊的文化交融带，被苏秉琦先生形容为影响中华文化起源的“Y”字形的“三岔口”。（详见：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31）。其与华夏古史传说中“炎黄结盟”时期，可能接近。所以，笔者认为黄帝族和炎帝族，即非专指轩辕黄帝和神农炎帝为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炎黄两大氏族，或其先祖的两大氏族开始通过战争或交流之方式，开启炎黄两族逐渐融合之时代。进而，以上证据可能给有熊氏黄帝族bc3300-bc2600年间，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交互影响；雪山一期文化向西迁徙路线的假说给予一定的的支持。此外，清华简《五纪》32中载：“黄帝之身，溥有天下”；“黄帝有子曰蚩尤，蚩尤既长成人，乃作为五兵。”清华简《治政之道》简文载“夫昔之曰：‘昔黄帝方四面，夫岂面是谓，四佐是谓’。《清华简》作为出土文献，保留先秦史前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祖先族群”的口述故事遗存，为黄帝族轩辕氏、炎帝族神农氏与三苗九黎蚩尤氏等史实存在，提供依据，亦为郭大顺先生、苏秉琦大师、许悼云大师的有熊氏祖源红山文化说的假设提供一定支撑。

29马明志、翟霖林、张华、杜林渊、王蕾、赵汗青:“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9,07，

30严文明：“炎黄传说与炎黄文化”,协商论坛. 2006;(3):13-19.

31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0.

32 程浩:”清华简《五纪》中的黄帝故事”,《文物》, 2021年,第9期91-94.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第 126 页，中西书局，2019 年。

庙底沟二期时期的仰韶马家窑文化类型33

庙底沟二期时代，以陇山为界，甘肃和宁夏地区的仰韶文化彻底衰落，在继承仰韶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文化。即甘肃仰韶马家窑文化类型。

仰韶马家窑文化类型其彩陶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风格，表现更为精细，比仰韶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艺术成就登峰造极。陶器大多以泥条盘筑法成型，陶质呈橙黄色，器表打磨非常细腻。仰韶马家窑文化彩陶花纹，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常山下层文化由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展而来，年代在公元前2930-2300年左右。其主要文化遗址——常山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城西约三公里的茹河南岸旁。

仰韶马家窑文化类型为代表的庙底沟二期时代既保留当地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遗续的特点，又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融合，形成新的考古学文化，此现象很像历史文献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成为共主后，当地原神农氏炎帝族的后裔的文化遗存之一。即《史记》等文献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很类似由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进入“衰竭”的演变现象，其与同时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交流与融合，恰似历史上“炎帝后裔帝鸿氏”为轩辕黄帝之臣的现象。

33魏坚;常璐;“公元前三千纪马家窑文化东向传播的考古学观察”，《考古》，2020年08期，第90-104页。

（2）重要饰品或饰物

据“2017年度陕西考古新发现公众报告会”介绍，经过持续两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延安市宝塔区芦山峁遗址发现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其中，玉器数量多、种类全，并发现多处用玉器奠基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芦山峁共征集到出土玉器28件，近年考古发掘中又出土玉器16件，目前发现总数为44件，器类包括璧、琮、璇玑、璜、铲、瑗、环、斧、锛、笄、镯、刀、虎以及饰件等。2017年度，对遗址内的一号小城进行了发掘，目前已经全面揭露出南城墙和西城墙，在西南角发现墙体内有用玉刀奠基的现象，同时，在发掘出的一排房址中，也在墙体底部发现有用玉斧奠基的现象。此次考古发掘，在房址的墙体内和城墙墙体内出土的完整玉器，应该是建筑建造的过程中用来奠基祭祀的。芦山峁遗址出土的玉器体量不大，但造型精美，制作精细，做工考究，代表了龙山时代的玉器制作水平。

3、石家河文化“方国”

石家河文化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带。为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年代距今约4600～4000年。该文化出现如石家河遗址群那样的中心聚落，由邓家湾、土城、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当时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在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标志着冶铜业的出现。邓家湾遗址的个别地段，集中出土了大批小型陶塑，有的一座坑中竟达数千件之多。所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猴、龟、鳖以及抱鱼跪坐的人物等，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

主要遗址有湖北郧县青龙泉和大寺，房县七里河，天门石家河，当阳季家湖，松滋桂花树，均县乱石滩和花果园，孝感碧公台与涨水庙，枝江关庙山，江陵蔡家台和张泉山，圻春易家山等。这种文化分布地域较广，遍布湖北全境，延续时间也较长。碳 14 测定年代集中在公元前 2400 年前后，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代。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生产始终在稳定地发展着，继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之后，石家河文化的各部落继续在长江两岸从事水稻的栽培和各种手工业生产，并不断吸取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氏族部落的先进经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提高。在石家河遗址，发现大片红烧土内夹有丰富的稻壳和茎叶，表明当地的农业生产以种植水稻为主，并且产量较高。许多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反映了这种情况。长方形无孔石铲、打制双肩石锄、蚌镰、长方形带孔石刀都是实用的农具。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饲养业也在稳定地发展。青龙泉遗址发现了猪、狗、羊和鹿的骨骸，各地普遍发现的动物骨骼以猪骨最多，尤其在墓葬中大量出土，表明以家畜为私有财产的现象比较突出。

石家河文化可能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带。为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年代距今约4600年。该文化出现如石家河遗址群那样的中心聚落，由邓家湾、土城、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石家河文化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在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青铜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标志着冶铜业的出现。

石家河文化晚期大小墓差别悬殊，肖家屋脊一座大型土坑墓长3米多，随葬品百余件。另一座成人瓮棺中有小型玉器56件，居该文化已发现的玉器墓之首。钟祥六合大多数瓮棺内随葬玉石器及玉石料。这些表明人们以玉器为财富。一般认为，该文化已明显的为龙山时代长江中游区域方国文明。

四、总结：

考古学来看，中华文明大概何时进入文明社会应当明确，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出华夏“文明”的基点，应在bc3300至bc2300逐渐形成文明化社会，并是华夏区域内六大文明区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之上，愚以为，华夏文化圈在bc7000至bc4000内逐步形成,并迈向文明门槛（即苏秉琦先生“中华文明一万年起步”;韩建业先生主张“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强调文化内涵上“中华文明8000年”说）；bc3300以后，仰韶文化中晚期河洛、关中、陇东（大地湾遗址，南佐遗址）、陕北？（疑似）古国；崧泽文化凌家滩类型；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期焦家遗址；红山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古国”逐渐发展形成,系超越复杂酋邦社会的富有高度文化的“文明社会”雏形（苏秉琦先生的古国说）之后，bc2500以来，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区域文明方国的石家河方国；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海岱大汶口龙山尧王城区域方国；陕北和关中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段区域文明联合体，以“芦山峁”都城，为中心。此三者作为东亚华夏大陆上出现的区域国家，其可视为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恰在此时，与中国古史传说记载的轩辕黄帝时代所对应，即东亚华夏在bc2700左右的“黄帝时代”,黄帝轩辕氏族历经可能为“有熊氏”先祖创造的红山文化（详见：郭大顺：《郭大顺考古文集》34）和雪山一期文化，迁徙到陕北地区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段创立庙底沟二期小官道类型和常山下层文化类型，即建立芦山峁遗址和南佐遗址类型的区域“方国”，并逐渐与东夷集团的龙山文化尧王城两城镇类型方国，三苗集团的石家河文化方国相互融合，联盟形成“共同体”。

附之,山东大汶口晚期-龙山文化的古城方国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小官道类型、常山下层文化类型和豫西东关类型、关中浒西庄类型、庙底沟二期时期的马家窑文化的方国联合体，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方国；乃至以后的中原龙山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的古城方国中，已然形成了较有统制执行力的四级社会分层，即大型都邑-中型城市-小型城市-一般市镇的四级城镇控制体系，学界亦有不少文章对其深入分析，认为其可能处于国家文明的创始阶段。此即笔者受广大方家影响，认为所谓方国，即区域初级文明、城邦或邦国，与古国即高度发达文化的准文明，以及城邦文明(含城市或区域邦国)的定义本质不同，即或城市分级都邑-聚落的出现，是算做符合检验城邦文明标准的硬件条件。要即，权力中心建筑，表现为统治者或方国“王”的宫殿大型建筑亦为重要文明社会的标志性产物，陶寺的宫城，石峁的“皇城台”大型宫殿；芦山峁的大型宫殿建筑四合院，都有明确的统治权利管理的含义，和“王的统治者”的使用属性，因此在以后的考古和发现中，龙山时代尤其是山东和陕北、中原黄河流域的史前城址大型“宫殿”的全方位研究值得学及同仁进一步探讨和关注。（详见：许宏：《先秦城邑考古》35）此后，龙山时代（bc2600以后），像石峁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宝墩文化等区域性方国纷纷出现，可谓万国林立，文明社会昭然可见。BC2300年以后，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最初的中国”（最早由苏秉琦先生在《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何努先生用之于陶寺遗址，认为其为“最初的中国”）到二里头文化的“广域的王权国家”之“最早的中国”（许宏之观点）的最终形成，标志着“王国”的中国实际中央和地方政体已然逐渐形成。此后，秦帝国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帝国”政治体系，标志着中国国家形态的进一步转变，此即，笔者前文，综合苏公“古国-方国-帝国”之论，拼合严文明先生“古国-王国-帝国”观点，妄自整理的“古国-方国-王国-帝国”之浅见。

此外，另有学者，如李伯谦老师提出中华文明“两种文明说”36，较有见解。但笔者窃以为，红山古国和良渚古国为代表的所谓“神权”文明是否“消亡”，在此，笔者同意严文明先生观点，即其他后续文明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扬“政教合一的”“神权文化”如“三星堆文化”和商文明，并影响今后的中国历史，因而，不能简单地断定其“消亡”。至于，良渚古国和凌家滩古国虽然出现高度发达的文明迹象，但是在世界其他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社会文化中，如西亚新石器时代耶利哥古城，土耳其恰塔霍玉克遗址中，大型城邑和政教合一的神权建筑，社会分层亦已然出现，观之其演变和考古社会行为内涵，其应为高度发达的古国，处于文明社会的前夜，是文明形成的必不可少的阶段，但明确此现象为文明国家，诸位方家似还应在学界进行探讨。

总之，窃以为，炎黄时代（bc3300至bc2700），是以炎帝族神农氏和黄帝族轩辕氏，包括华夏其他民族英雄时代祖先如：少昊氏、三苗蚩尤氏和祝融氏等，为代表的华夏诸族逐渐构造的古国和方国文明社会共同体。在bc3300-bc2700的以炎帝族为代表的神农时代，处于过渡性文明化社会，分别衍化出良渚、红山、屈家岭、焦家以及仰韶文化中晚期古国群如：陇东、陕北？、河洛、关中等古国的发展，影响其后各自区域衍生出方国文明；在bc2700-bc2300,以黄帝族为代表的轩辕时代，联合华夏其他民族，形成方国文明社会。如：以尧王城类型为代表的东夷族海岱龙山文化；关中、、陇东、陕北以常山下层文化类型和芦山茆类型为代表的黄帝族轩辕氏-颛顼氏庙底沟二期方国文明集团,以及长江流域的三苗祝融氏石家河文化方国。以上作为华夏早期文明方国，在今后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长江中下游流域、海岱、关中和其他区域承担重要角色并发挥重要影响，是华夏文明发展中重要的和关键区域。

34郭大顺：《郭大顺考古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