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德罗,在细微平缓的地方藏着把“匕首”


读《拉摩的侄儿》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当一个人用一种玩世不恭的语态来说话的时候
他说的哪一句话是真话,哪一句话是假话?
“我”与“他”的博弈
——从《拉摩的侄儿》认识狄德罗
1713年,德尼•狄德罗(DenisDiderot)出生于法国东部小城朗格勒的一个小资产家庭。父亲希望他能成为律师或医生,但长大后的狄德罗投身文艺,成为了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美学家。在他一生的著作中,对话体小说《拉摩的侄儿》最具思辨色彩,被歌德与席勒欣赏,更是被恩格斯赞为“辩证法的杰作”。
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法国人同样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就够了。——恩格斯《反杜林论》
在2021年7月17日的“狄德罗作品集”新书分享会上,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导师徐英瑾教授,与大家分享了关于这部《拉摩的侄儿》的独到见解,我们从中整理了一些精彩片段,与大家分享。
比起《百科全书》,《拉摩的侄儿》更能显示狄德罗的思想
徐英瑾:
其实在哲学系要找一个狄德罗的专家还有点难,因为大多数人都会说自己是康德专家、黑格尔专家,一般都会找非常“大段位”的专家。狄德罗的“段位”客观上来说是比较小的,因为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像伏尔泰、孟德斯鸠的光芒是很厉害的,狄德罗和他们比比较弱。而《百科全书》是一个和很多人合作的东西,它就像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一样,并不是司马光一个人搞的,也不是他单独的著作,你要通过词条反过来了解他,所以狄德罗的影响相对来说比其他哲学家小一些。
但为什么大家会经常谈到他?就是因为《拉摩的侄儿》。《拉摩的侄儿》是在《精神现象学》当中被黑格尔提到的,黑格尔“段位”很高,《精神现象学》是哲学系必读书目之一,也是黑格尔非常重要的著作之一。

徐英瑾:
《拉摩的侄儿》和德语世界之间有非常深刻的关系。因为《拉摩的侄儿》写完之后在法国出版不了,因为一些政治上的打压,狄德罗的著作在生前发表的不多。但这是好东西,到了德国之后就被歌德看到了,歌德是“段位”极高的人,他一看觉得非常好,就翻译成了德语,然后又“出口转内销”传回法国。传回法国的时候,狄德罗已经去世了,法国大革命已经发生。大革命发生之后,这些“禁书”就不再是“禁书”了。
书商就觉得这么好的书在德国出版,不在法国出版,法国人很没有面子,就要出版。然后大家就找到出版商,结果碰到一个问题——找不到原稿,只能找到德文的稿子。那怎么办?因为出版书要有周期,现在大家正在热潮,巴黎到处都在问“这本书为什么找不到法文版”。于是出版社找了几个枪手,把歌德先生的德文翻译成法文,就出现了这么恶搞的情况。
1832年的时候,《拉摩的侄儿》法文原本发现了,发现之后就不用借歌德之手了,就把它出版了。大家可以放心,现在我们看到的《拉摩的侄儿》不是经过歌德的。但这是一个很好的西洋研究的过程。《拉摩的侄儿》的手稿真迹在美国的摩根图书馆。这件事情就非常好玩了,一个法国的作家,写的手稿落到了美国,它第一次出版是在德国,两件事和法国都没有什么关系。
“分裂的意识”
徐英瑾:
《拉摩的侄儿》为什么被哲学家重视?因为黑格尔称之为“分裂的意识”,“分裂的意识”是“精神分裂”。
拉摩的侄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要把它和另外一本大家更加熟悉的书做一个比较,那就是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
《君主论》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它被称之为“帝王之书”,就是帝王一方面像狐狸一样狡猾,一方面像狮子一样残忍。为什么要把它和《拉摩的侄儿》一起谈,就是因为很多人对马基雅维里这本书有一个评价——帝王早就这么干了,但是没有人说出来,你干吗要写出来呢。所以有人说这本书是反帝王的,因为把帝王的套路揭露给大家,大家就知道帝王怎么玩了。
《拉摩的侄儿》就有类似这样的意味。拉摩这个人物和狄德罗可能有某种意义上的暗合,为什么?拉摩实际上是一个地位爬不上去的,但又是属于中国人讲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他看清楚了这个社会的运作规则,但是自己因为段位、血统等原因爬不上去,于是在旁边冷嘲热讽。
你看《拉摩的侄儿》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并不像19世纪巴尔扎克的那种小说,它有大段的对话,导致情节性不是很强,主要是通过对话来体现不同人观点的接触。甚至有的时候它的情节性比柏拉图写的《会饮篇》还要稍微淡一些,它的对话比例非常高。但这是典型的通过文学和哲学相互结合的方法来体现作者本身观点的写作方式。
“自己的影子”——拉摩与狄德罗
徐英瑾:
你要知道,任何人写小说,主人公或者是重要的人物都可能有他自己的影子,狄德罗也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外省人”。你要知道巴黎人有一个特点,他就说“巴黎人”和“外省人”,用上海话说“乡下人”。法国只有一个巴黎,所以它长期以来就有一种自傲的心态,狄德罗是小地方的人,他到巴黎就会受到歧视,而且他家里希望他做一个体面的医生、律师或者是牧师这样一个马上能够挣钱,能够为社会等级所承认的人。但是他想做文艺工作者,搞一些翻译,写一写东西,这个工作是有上顿没下顿的,颠沛流离。但是这样的人需要读很多书,对这个社会有很深刻的了解,但是他的经济地位是不稳固的,所以他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怨言。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和形象就在《拉摩的侄儿》的文本里得到了一个体现,所以这可以看成是作者一种心声的表达。
以前传统的基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材是怎么讨论《拉摩的侄儿》的?说这表明新兴资产阶级在崛起过程当中受到社会等级压制的时候,产生了一种阶级觉醒的意识,但是很多好的地方被贵族所垄断,所以大家就会产生这种“分裂的意识”。从心理学角度上来看,当你没有办法在物质上获得财富,但是对自己评价又非常高的时候,为了维持心理平衡你会怎么做?你会采用一种很重要的修辞手段,那就是反讽,通过反讽来维持心理平衡。
反讽
徐英瑾:
在20世纪、21世纪很多哲学家,比如说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他写了一本书《偶然反讽与团结》(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这个反讽本身被他认为是现代自由主义可以维持团结的一种方式。反讽本身可以维持团结,这个话大家听不懂,为什么反讽可以维持团结?就是通过反讽会有一些预设,通过预设大家达到一种精神共鸣,你就可以分出你我他之间的区别,所以本身可以构成团结,而且反讽本身又能够构成一种不是那么尖锐的批评,也许对现代社会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拉摩的侄儿》就是这样的特点,他不但写的太露骨,狄德罗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但是他要说的这个意思又要表露出来,他就构成了这样一种状态。
但是我觉得《拉摩的侄儿》这样的提法,仅仅把它看成是当时法国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要崛起,碰到一些苦闷的问题,相对来说把它的立意说小了。因为每一次社会变动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有才华的人,因为家世和血统的原因升不上去,然后会产生一些牢骚,而牢骚就会变成一些伟大的作品,比如说《离骚》。往往牢骚就是伟大的文学和哲学产生的契机,因为能够产生牢骚的人,往往是处在还有力气发牢骚的地步,真正劳动人民大概上床就睡着了。

徐英瑾:
启蒙主义的这种思想基本想法是什么?这是要等到很多年之后由康德总结的,康德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是启蒙?》,当中提了一个口号叫“敢于知道一件事”。
“敢于知道一件事”就是敢于知道真理。这件事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大家觉得“敢于知道”这件事情,也值得说出来吗?我们现在都说爱知识、爱科学、爱文化,当然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但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人家会说“你这是谁告诉你的?”。
他说:“张三跟我说的,国王的确和某个国家签订卖国条约。”嘴堵上,这事你是不能知道的,你知道了以后弄不好会被抓走的,这种事你怎么能知道呢?
“敢于知道”是很危险的。甚至在科学阶段也是。比如说你要对天主教庭所承认的某些托勒密的“地心说”进行抨击,你认为从你的科学推理来看有问题,人家就把你的嘴堵上,“你怎么能说那个不对呢?”这会有很多问题,也就是说康德在说“敢于知道”的时候,要点不在于“知道”,而在于“敢于”,胆子得足够大,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拉摩的侄儿》这样的书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这个社会的运作规矩是什么样的,你敢不敢说,敢不敢写?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康德这句“敢于知道”是多少革命先贤在他面前已经做出了榜样,康德只是做出了一个很小总结。
康德自己的胆子也没有那么大,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实际上含义是说宗教是一个信仰的事情,它并不是我们支持的对象。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是“上帝存在这件事情,保不定是假的”。国王看了半天总算看懂了,然后要把这本书禁掉,甚至还要把康德的哥尼斯堡大学的位置弄掉,康德要写个政治检查,这个政治检查我认为是“历史上最恶毒的政治检讨”,他说“在国王陛下健在的时候,我绝对不发表此类对宗教不满的言论。”三年之后,国王驾崩了。所以我认为它是“历史上最恶毒的政治检讨”,开玩笑说:“扎小人”把国王“扎”死了。
自己的这种行为是违背你的初心的,但是你内心又觉得不是这样,这样就会导致一种“分裂的意识”,这就是黑格尔说的“分裂的意识”,就是你的真理推理线路和你的利益获取线路是分离的,你必须要做一些你自己不信的事情才可以拿到好处。为了维持自己的心理健康怎么办?

在一个酒局或者是饭局上说出来,进行元思考,这就是哲学的特点。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入一种元思考说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在更高的状态下把它配平了。因为追求不矛盾性是人生健康的一种要求,他不仅是理论要求。你一天到晚做自相矛盾的事情头会大的,对身体健康不好。你怎么把这些事情都说圆,你要从更高层面来看,这一方面是这样的,那一方面是那样的,要把说话和做事的逻辑分开,这就导致了像《拉摩的侄儿》这样的作品。
《拉摩的侄儿》发生的场所是在巴黎一个很著名的下棋的地方,这是有隐喻的,下棋是什么?下棋就是一个马基雅维里的博弈的最好的地方,我所获得的最重要的知识并不是关于宇宙的知识,而是对其他人心理状况的猜测,你要走哪一步,这就是下棋。在博弈的这种场合下,我们去讨论人世间的这种百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双关的隐喻,能够向我们展示他写作这部作品背后的深意。

《拉摩的侄儿》是一部很难读的作品
徐英瑾:
《拉摩的侄儿》中包含了大量的隐喻,并不是传统哲学文本所擅长处理的那种情况。在读柏拉图写的那些对话录的时候,我们哲学上的做法是相对忽略文艺的成分,把当中的论证结构给弄出来,这个论证结构就要写成论文体了,这是主流的做法。但是《拉摩的侄儿》并不是这样的,它恰恰是在一些细微表达里体现出他的看法。所以读《拉摩的侄儿》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当一个人用一种玩世不恭的语态来说话的时候,他说的哪一句话是真话,哪一句话是假话?根本分不清楚。
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些很奇怪的点,因为他的表达经常是通过别人的叙述来进行的,当中出现的都是“我”和“他”的表达,拉摩的侄儿是“他”,主要的叙述者是“我”。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为什么不把人名写的很精确,只是说“我”和“他”怎么说。这让我突然明白了,这是为什么读哲学要从后面往前读,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面讲到一种“常人状态”,“常人状态”当中的德文用的是什么?“Das Mann”,Mann其实是anybody的意思,所以“Das Mann”可以翻译成“路人甲”。他说“路人甲”的意见表述了流俗的一般,我们本身就生活在这种流俗的一般当中。但是拉摩的侄儿本身是一个“他”,我这个叙述者是“我”,我突然想明白了他的引申的含义,这是一个示威,像拉摩的侄儿这样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一个阶级,这难道不是对主流贵族阶层的示威吗?我仔细看看,他在细微平缓的地方都是有“匕首”的。
(以上根据徐英瑾老师在分享活动中的讲稿整理而来 from 上海译文新文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