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多艰
需要交代的：购书已近月余，其间断续览之，故每日进度不可一概论，前文先有之不吐不快感想，疏于记录，今已多数遗忘；欲重拾之，想来也是白费，昨晚独自坐在椅上，便在思索此事，良久也未得果，干脆又重新速览之，将其中篇目，如视频剪接，做些糅合，虽说彼时心情反复不已，好在并不打算应付了事，文字于我，总有种宿命般的亲切。我亦不愿辜负。
1938年2月18日早晨，日军从附近调来大批部队，包围了整个乔司镇，开始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日军先在各处要道布下了岗哨，然后在街北一个地方放火为号，开始杀人放火。我家里的人开门瞭望，只见不远处的房屋都已起火燃烧，还夹杂着密集的枪声。那时我家有5口人，即祖父、父亲、母亲、双目失明的外祖母和我。我父亲忙叫我先走，嘱我到镇北永仁庙前等候。我挑了两条棉被匆匆忙忙逃去，走过保庆桥(原名麻家寺桥)后，只见桥东崇善寺后面有许多日军正在用火枪放火，只要放几枪，房子就烧起来。日军见中国人就开枪，我忙逃到永仁庙后。这时，只见乔司镇上一片火海，东西两头更是烧的通红，枪声密集。不久，祖父、父亲和邻居们也都逃到永仁庙来，只是不见母亲和外祖母。我母亲要先安顿好留在家中的外祖母，慢了一步，落在后边了。我们3人在庙后等了很久，还不见母亲到来。这时大火越烧越旺，越烧越近，枪声也越来越紧。我们没办法，只好先走，朝西北方向逃去，因为母亲没有逃出来，家人都十分焦急挂念，一夜不能入睡，时常起来到外边看看，只见乔司西北的宣家埠、笕桥一带烧得满天通红，北面的星桥也在燃烧中，乔司镇上只剩下一些余火。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起了床，商量回去看我的母亲。祖父年纪大了，决定不去，由父亲和我两人同去。走了约一里路模样，碰到一个熟人，叫汪凤珍，她是住在乔司城隍弄里的，父亲问她有没有看到我母亲，她说看到过，昨日在保庆桥边被日军打死了，当时汪凤珍正在离保庆桥稍远的船上躲着。我一听这个不幸的消息，几乎晕了过去。父亲叫我赶快回转，不要同去了，因为去乔司太危险，家中只有我这个孩子，同去不放心。但我一定要去，我说：“母亲已被鬼子杀死，我要去看看母亲最后一面。”父亲来不及多加考虑，便答应了我的要求。两人马上就走，一路上遇人就打听情况。
汪凤珍真是死里逃生，她告诉我们，昨天上午日军放火后，她们有7个妇女和一个婴儿，同坐在一条船上逃命。船由南而北经过保庆桥，但这时日军已经把桥守住，见了她们马上开枪，她们都卧倒在船底，6个妇女一下子就被打死了，汪凤珍装死，躲在旁边尸体下不敢动，日军以为都被打死了，就不再管她们。一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听到桥上有本地人在讲话，睁眼一看，已经没有日军了，她就把船靠岸，逃了出来。船里的婴儿有幸也没有死，可是她的父母都被日军杀害了，成了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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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保庆桥，我们发现了母亲的尸体。我见了手脚发抖，连步子也跨不开了，泣不成声。只见母亲的颈部被日军打了一枪，一件棉袄成了血衣，父亲说先到家里去看看，再回来料理。我便同父亲一同回到家里。幸好外婆还活着，房子也还在(后来过了3天也被日军烧掉了)。我们不敢久留，连忙回到保庆桥，想把母亲的尸体搬到乡下去安葬，不料这时日军又来了，坐着汽车开到乔司镇，一下车见人就开枪，一时步枪、机关枪声大作。我们无奈，只好急忙离开这里。这一天早晨，被日军杀害的同胞又有好几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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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年秋天，日军撤出乔司，我们才回来，一回来就找母亲的尸体，没有找到，原来已经安葬到公墓里去了。据熟人告知，我们回来的前几天，在一位中医师方寿曾先生的倡导下，由当地群众收拾各处残骸，连同池塘里的残骸，集中安放在保庆桥边日军关押、残杀我同胞的汽车站原址。那里真是尸骨如山。就在这个地方，建造了一座公墓，石碑上刻着：“戊寅公墓”，俗称“千人坑”，作为日本侵华战争暴行的见证。
发生在汽车站里的残酷行为，被我用省略号过渡了，我在抄写上述文字时，可以说几欲搁笔，看着方方正正的文字，此刻如有千斤的分量，每一个的出现都让我不堪重负。我在此不想去讨论什么国仇家恨，并不是因为陈词滥调，何况这道深深刻在中华民族肌肤上的伤痕哪怕用再多的语言去形容，也总是不能穷尽。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着一个陌生民族的入侵，往往更多的是恐惧与抵制，日军的种种，就是想通过心灵上的震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事实上，在部分地区，确实如此，日军未抵达之前，守御军队中豪言，吾与此城共存亡；而当日军抵达时，国军弃城而逃，退居更后方，自然作为百姓，只能被迫跟着迁徙，甚至可以说是“被逼迫”。这其中又会有一部分不愿意顺从军方，可能是年迈不便迁徙；可能是对故土无法割舍；可能是尽管听到了种种不幸，却仍对入侵者的人性中之怜悯，抱有一丝幻想，选择留在了城中。也就有了不一样的结局。
仅以丰子恺先生的记述，作为参照，缅怀那段山河破碎的年月。
“咚”的一声，似乎一拳打在我的心上，疼痛不已。我从来没有抛弃过自己的画稿，这曾经我几番的考证、几番的构图、几番的推敲，不知堆积着多少心血，如今尽付东流了！但愿它顺流而东流到我的故乡，生根在缘缘堂畔的木场桥边，一部分化作无数鱼雷，驱逐一切妖魔，一部分开作无数自由花，重新妆点江南的佳丽。
上述记述很简短，但却表达出了丰先生彼时怅惘，抑或是内心的苦闷无助。缘缘堂是他在1933年于老家石门湾镇(位于杭州湾北滨的桐乡县)设计建造起的一个两层小楼；小楼建好后的近6年时间里，缘缘堂成了丰子恺先生一家的天堂。
1937年10月29日是丰子恺先生40岁的生日，尽管距石门湾仅35英里(大约56公里)的松江的中国守军越来越可能失败，但亲朋好友还是齐聚缘缘堂，为丰子恺庆生，高朋满座，客人们尽情享受糕、桃、寿面及其他各种美食。也就在这天，从上海逃回来的客人带来了一些坏消息，日军已经开始进攻上海的南市。显然，这是丰子恺一家及其亲朋好友能够在缘缘堂的最后一次大聚会，丰先生此刻的内心该是何等复杂？逃难是大概率需要的，要逃往哪里？逃多久？这些问题萦绕在丰子恺心头，他这时还不相信会要长期逃难，反而心里认定这是一个多少导致他们无意识地逃难的突发事件。如果20英里外的嘉兴县城陷落，他们一家会继续逃难；如果嘉兴没有失陷，他们就原地不动。
同年的11月21日，镇上染坊的一个事务员告诉丰子恺，桐乡县已经遭遇日军轰炸，战事正紧。这一消息让丰子恺恍然大悟。他苦苦等待着的嘉兴战事的消息并未传来，自己的家乡县城已经首当其冲，日军没有直接进攻嘉兴，他们选择了从北边及周边地区迂回，占领了一系列城镇，其中就有丰子恺先生的老家石门湾，以此来围攻嘉兴。午前时分，丰子恺告别乡民、一起住了半个月的妹妹、妹夫以及其他前来送行的亲戚，坐船离开了故乡。多年后，丰子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写道：离开时，自己心如刀割，但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脸上不得不强自镇定。
不知何日方得返乡。
漫长的逃难之旅持续到1946年秋，丰子恺和家人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先生描述了回家时的景象：
当我的小舟停泊到石门湾南皋桥堍的埠头上的时候，我举头一望，疑心是弄错了地方。因为这全非石门湾，竟是另一地方。只除运河的湾没有变直，其他一切都改样了。这是我呱呱坠地的地方。但我十年归来，第一脚踏上故乡的土地的时候，感觉并不比上海亲切。因为十年以来，它不断地装着旧时的姿态而进入我的客梦；而如今我所踏到的，并不是客梦中所惯见的故乡！
过去的记忆让丰子恺熬过了逃难和战争年代。他仍然保留着这份记忆，尽管现实已经使它一去不复返。此番景象，令他黯然，正如张岱笔下的西湖：“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弱柳幺桃、阁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避走，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吾梦中之西湖，尚得全然无恙也。”
家毕竟是指路的明灯，真正的桃花源，是难民们梦寐以求的归处，是支撑着他们中许多人度过难以言喻的恐怖经历的记忆。战争结束时，机构———政府、学校、商号、企业——回归已经改颜换貌、很大程度上已经难以辨认的家园，继续运转下去。对个人来说，回家是各色各样的。对有些人来说，回家可能是件好事，但他们的世界已经彻底改变。其他一些人，如丰子恺，发现再也无家可回。对这些人而言，空间和社会的流离失所是永久性的。可能，实际上，对所有难民来说，心理上的流离失所是他们战时经历的自然产物。所有人都在开始重建的“中国”这个国家中面临着重建“家园”——空间、社会、心理上的家园——的任务。
或许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只想发出一声呐喊：“摆脱这该死的一切，赶紧回家。”
——引自<苦海求生>，作者：[美]R.Keith Schoppa(萧邦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