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与“13年”的回忆
一
从朝鲜回来，外婆的领章交回去了，安置的工作（齐齐哈尔“一重”厂办文员，兼团支部书记）也让外公冒名写的辞职信弄没了，只好当家属。1960年，外婆午休时间闹肚子，从厕所出来的时候看见窗外有个小战士偷别的家属晒在院子里的地瓜干。大院作息统一，这个时段大家都在休息，路上见不到行人。外婆见了不敢吱声，慢慢蹲了下来，不让窗外的人看见自己。
下午，“遭坏人”的消息传开了，家属们你一言我一语分析案情。外婆知道真相却又不敢说，这事要是败露了，那个小战士立即从革命军人变成阶下囚，一辈子都完了。外婆回忆起来，说当时的感觉比自己是那个坏人还难受。这时，一个女邻居问：“老王，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舒服么？”外婆赶忙说“是啊，我闹肚子了。”
同期，大院里跨大区在内蒙展开摩步化猎黄羊，猎回的肉用来保持机关战斗力。暑假，外婆带着孩子跟外公去海边疗养，在招待所餐厅花一元钱给我妈买了一个蟹脚肉罐头（谁说农业国没罐头啊，那是你家没有）。我妈至今还记得那个罐头的美味。
二
五六十年代，物价低，通胀低，存款利息不低，很多之前积累了财富的家庭生活都很优越。父母的同学圈子里有几个不从事生产、“坐吃山空”，但是生活不错的典型。
那俩人一个是父亲的同学，那人是“中日合资”，父亲是个小汉奸，解放初枪毙了。母亲据说年轻时是从事特殊行业的，二三十年代日本国内卷的很，男的出国当炮灰，女的出国当“南洋姐”为国赚外汇。小汉奸娶了日本失足妇女，于自己来说是有了“日本靠山”，日本妇女也算是“从良”了（虽然嫁的不是什么良人），当上了太太，双赢。
解放初，日本生活艰苦，从前朝那里接收的特种化工产品厂里的日本技工自愿要求续聘，当时他们的工资寄回日本很是个数目。那位从良的日本太太也没有回国，带着儿子继续生活在中国。当年小汉奸虽然被枪毙了，但是他的合法财产仍然保留了。他家的收入来自银行存款利息，以及之前投资的企业“公私合营”后按照月发放的“定息”。他家有个小本子，每个月凭证去领分红，领的时候都要记上一笔。等到小本子记满了，红利也就停发了，这是“公私合营”的时候约定好了的。列宁同志说了，胜利之后还可以“剪息票”。
另一个人不是父母的同学，是母亲同学的服务对象。那个同学家是城市平民，非农业户口，但是始终没有“单位”，父亲在外边给人拉胶轮地排车，一个月赚十七八块钱；母亲是家庭妇女，接一些糊纸盒之类的零活。他家里七八个孩子，生活很窘迫。同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放学后在那个没有自来水的街区给人挑水，一桶水能赚两分钱。他有个雇主，外号“地主婆”，是个没出阁的老姑娘，据说是某个大家族出身。刚解放的时候，“地主婆”成天披金戴银招摇过市，后来生活渐渐低调。但是那位同学说，他为“地主婆”干零活进过她的内室，屋里的陈设还是很高档的。“地主婆”成天盘腿坐在一张大床上，烟不离口，都是“大中华”这样的好烟，桌上还有好酒。
三
父亲上小学那年，正好赶上建国后出生高峰带来的”入学难“，公办小学没报上名，在老城西关一个私立小学念了一年。那个学校叫”穆光学校”，听名字你懂的，但是办学理念很世俗。学校平常不强调禁忌，学生从家里带的午饭要用学校的蒸锅加热，也不记得要分锅。父亲一年级的时候，就从学校的课程里学会制造矿石收单机，晚上回家听“小喇叭”再也不用跟大人抢收单机了。从此父亲对无线电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父亲上初中的时候，城里出了一个有名的”少年科学家“，比现在的”少年作家“、”偶像爱豆“还走红。当时晶体管电台的通讯距离是1公里，少年科学家自制了一个通讯距离7公里的。试制过程中，电台被公安定位，一看位置是八一广场西南角某机关大院，连忙上报北京，布置背景调查，同时计划抓捕，结果发现原来是“革干”家庭的少年无线电爱好者。
父亲听过少年科学家的事迹报告会，少年科学家的愿望是晶体管电台小型化。虽然电台的通讯距离短，但是可以利用遍地建设的基站实现中继。少年科学家希望未来通过人手一个的报话机（通话电台）取代电话。父亲听过偶像的报告会，想成为无线电专家的理想就更强烈了。按照父亲当时的成绩，至少能考上高中。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父亲未完成初中学业。经过一次美好的周游全国，父亲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农民。
本来祖父要送父亲回老家当农民，父亲偏不。他之前读过一部少儿文学作品，对某地湖区非常向往，要求前往那里。去了以后，父亲有两个思想认识。其一，最向往的人变成了社交圈子里老爹级别最高的一位公子。他没下乡，在钢铁厂当电工，成天吊儿郎当流里流气，斜跨着电工包到处跑。为此父亲还买了电工书籍自学，希望能当上生产队的电工。第二，作家对农村生活的拔高真是太艺术了……当场后悔末及。
父亲去的村庄非常落后，物质和思想双落后。农民平日出工不出力，给集体干活总想着偷懒，做副业倒很积极。队长是一个抗美援朝老兵，是个干活的老把式，人品不错，但是他对村里的情况很苦恼，想辞了队长这个差事，成天找新来的青年人谈话，夸些”八九点钟的太阳“。青年人也不傻，没有接的。每年队里的工分评定大会都是“现眼大会”：
队里的会计算出全队的总收入和社员的总工时，贫农们迅速的算出“一个工分三毛钱”，然后扯着嗓子喊“一个工分三毛钱”。几个年纪大的中农阻挠民意，说牲口棚子坏了要买木料修，请兽医要钱，明年开春买种子、买氨水，买电……都要钱。一个工分应该二毛二。
“一个工分三毛”和“一个工分两毛二”的争吵每年都要持续一天。等到在场的人都喊乏了，生产队长敲烟袋锅宣布“一个工分两毛二”。村里有几个富农，是“不可接触对象”，在这种场合躲在角落里不说话。父亲跟一个同龄的富农子弟是朋友，这人少言寡语，可能因为平常讲话少，言语交流也有些障碍，但是心灵手巧，能编出花式多样的筐子。
父亲后来时来运转，穿上了绿制服。他先是推着一台风镐挖沟横穿整个河南省、山东省，建设了一条通向大海的通讯电缆，后来又调入“老野”。“十三年”，之前“十七年”一切按步就班的人生进路都消失了，生活处在一片混沌之中。军营让父亲的生活重归了他之前向往的确定性，但是他却不领情，因为他讨厌早起。
好在行伍七年，他也像现在的老士官那样成了业务骨干，“大比武”拿过全军第一，师部的笔杆子要编材料找他取材，比如说”同志们总结出的训练规律顺口溜“，排长以下的干部都敬着。只要不撞枪口上，早操可以逃。
父亲当老兵油子的时候重拾了无线电爱好，DIY一个短波电台，天天听敌台，相当于现在的嗑淆上网（我不懂这个，我是本地绿色上网先进个人）。还学会了摄影，借用同期一位战友的单人宿舍冲洗胶卷。
那个单人宿舍是一群老兵油子的据点，大家平常没少去聚众打牌、偷喝酒。房间的主人从来不参加这些活动，只是坐在门边给大家把风。但是父亲记得有一次，所有人都喝醉到不省人事，他迷迷糊糊中看见房间的主人捡起一个开启的酒瓶灌了一大口。那位战友进步比较快，后来做了军长的女婿，多年后也当上了军长，又高升一级，然后就被打老虎了。
父亲后来在军营再次见到了少年时向往的“少年科学家”。“少年科学家”在运动来临时完成了高中学业，但是没能高考，直接参军，他当时研制了一台巨型电台车。这部电台用的都是电子管，运转的时候发出轰鸣，车门要打开散热，否则电台会故障，离老远都能感觉到电台工作时散发的热量。这部电台很有份量，要用法国进口的重载卡车”戴高乐“来拉，比法国进口的炮位雷达还沉。父亲以他掌握的知识，断定偶像的水平下降了。
571纪要一下发，怀念之前的“确定性”的“老体面人”们纷纷表示：“说的妙啊！”
四
1976年夏天，父亲厌倦了行伍，回到了地方。他离队不久，唐山发生地震，此后他的老队伍前去救灾，两年没减员，然后直接拉到了越南。
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装卸工。干了没多久，得了一个机会借调到办公室。八月，大地震灾后一个月，河北省的同志们出来慰问前去支援的各省区了，接待处缺少人手，把父亲借去了。团里都是参加“九大”、“四大”的红人，跟着慰问团，成天吃吃喝喝。父亲记得有个慰问团的团长是河北省萱萱一把手，那人在农村工作过，慰问途中看见农民劳动，点评的头头是道。
9月，慰问活动暂停，没有任何消息。大家住在宾馆里，气氛压抑。没几天，喜讯传来，所有人都纵酒狂欢，大师傅卖力的提供各种硬菜下酒。宾馆里流传一个手抄本，题目是《庄贼则栋回忆录：我不但上了贼船，还上了贼床》。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但是传阅的非常欢乐。慰问活动也在狂欢的气氛中继续，父亲跟着慰问团狐假虎威，接到过大区副主官的军礼，颇为受用，跟人吹了好久。慰问活动结束的时候，父亲送伤员乘火车回家。当时灾区还是满目疮痍，父亲只记得看见车窗外都是夷为平地的废墟，远远的立着一个歪歪斜斜的烟囱，烟囱非常高大，不知道是哪家大工厂的。
五
慰问结束后，父亲在办公室的工作稳定了下来。然后他被摊派了一个任务：去⑤⑦学校学习。办公室里的老头子们说，”去了就是干农活，你一个小伙子不去，难道让我们老骨头去。“1976年年底，父亲成为了本地⑤⑦学校的末代学员，四舍五入是运动中受害的有良姿的姿势分子。
到了学校，父亲发现同学们都是各单位的积极分子，他的宿友还是某大报社的”早饭头子“。宿舍门一关，同学们纷纷表示，该来学习的都跟父亲办公室里的老同事一个观点，但是事到当今又没有办法，来学习的都是”先进“。宿舍门一开，大家说话都跟报纸社论差不多。”早饭头子“来自江南书香门第，下得一手好棋，根本不像之后文学作品里塑造的”早饭头子“。几年后，”早饭头子“靠边站了，他拿得起放得下，在闲岗上组织了新闻系统的棋类联赛，自任棋类协会负责人。送他靠边的头头们对棋类联赛非常重视，还经常亲自参与，跟”早饭头子“一团和气。
父亲在⑤⑦学校学有所成，得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去北京接回宝书《第⑤卷》的纸型。纸型是以特种纸张覆于活字版或其他原版上压成的阴文的纸质模版。纸型上的字是凹的，可浇铸出相同的铅版供多机印刷，并可浇铸圆弧形铅版供轮转印刷机用。父亲带着纸型，无票进北京站，搭最快的火车，上车就找列车长安排包厢，在车厢走道上遇到的军人向圣物敬礼。
父亲接回的纸型不是首批。首批纸型抵达本地的时候，革委会全员前往德国人修的那个庄严气派的老火车站迎接，锣鼓喧天红旗飘舞。在站前广场上，纸型由头头亲手交给新华印刷厂来的工人师傅，载着纸型的大卡车在群众夹道欢呼中，穿过火车站广场上为西哈努克亲王修的迎宾门。
春天来了，父母的媒人从监狱里放出来了。媒人是一位老资格，解放前给鲁赤水做过秘书。解放后，不管风从哪边吹来，媒人都要进监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放出来之后还不耽误升迁。母亲跟媒人家庭的关系更近一些，在她的记忆里没有媒人的影子，只记得一个不是在带着孩子探监就是丧偶式育儿的大姨。
媒人这次出狱，永久的重获了自由。他在大河入海口的胜利厂驻本地的办事处当上了主任，我小时候去过他家。媒人的住处位于坐落坐落本市主干道一侧胜利大厦的南邻，因为跟新建的胜利大厦太近，那座居民楼的北侧采光很差，走在楼前就像进了一个隧道。媒人的住房待遇很高，门栋里一个楼层左中右三套房子都是他家的，从中间打穿连成了一套。我喜欢去媒人家，因为我从小喜欢猫，他家是一楼有院子，养了许多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