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巴菲特学投资，还能赚钱吗？
当成长型投资者所青睐的数字颠覆者已经改变了各经济体，并且获得远高于巴菲特等价值投资者的的投资回报率，价值投资在金融市场还有容身之地吗？
价值投资者与成长型投资者，谁更顺应时代？
本文作者是坚定的价值投资者，并且认为价值终会回归。然而在回归之前，不管个人喜好如何，作者建议同时投资于价值和增长（可能通过指数基金）是明智之举。
一个月前，著名金融家查尔斯·德沃(Charles de Vaulx) 在纽约从其10楼的办公室坠亡，显然是自杀。与20世纪30年代股市崩盘时跳楼的经纪人不同，德沃是坚定的价值型投资者，他避开了债务，在找不到吸引人的投资时，他持有的资金中现金比例高达40%。
确切地说，就在投资者奔向更具活力的替代品时，德沃一直在苦苦挣扎。他的国际价值投资者(International Value Investors, IVA)公司管理的资产已从峰值的约200亿美元缩减到约20亿美元。一周前，IVA已经清算了其美国的共同基金。同事们表示，这事与钱无关——德沃觉得他“未能完成自己价值投资的使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尽管他个人身价数亿美元。
十多年来一直在繁荣的金融市场站错边的其他价值经理也遭受着失去客户的痛苦。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以奉行富兰克林的格言“利成于益(doing well by doing good)”为荣：在别人害怕时买入，在价格高歌猛进时退避三舍，抑制市场过激行为，保护意志较弱的投资者免受无端的惊吓与希望。
现在这一切都成了疑问。紧跟价值经理的忠实客户已经看到他们的财富及他们资产的购买力已远远落后。
价值经理可以理直气壮地怪罪美联储扭曲了金融市场。可是，偏离公平价格也是他们长期赖以增值的基础。更糟糕的是，相比于许多传统价值投资者青睐的购买黄金，救世主式的加密货币现在似乎提供了抵御货币贬值的更安全的避风港。
成长型投资者现在也可以声明占领了道德高地。他们所青睐的数字颠覆者已经改变了各经济体——并且在疫情封城期间支持远程办公。打破时间纪录研发出新冠疫苗的Moderna公司此前从未销售过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产品，也从未盈利过。相信其潜力的投资者让这家生物技术公司存活了10年。
与此同时，价值经理仍钟情于石油等旧行业，并乐于寻找雪茄烟头，只需吸上一两口就可以产生收益，而雪茄几乎不用花什么钱就能买入。
这两大阵营对历史的看法大相径庭。价值型投资者认同《传道书》(Ecclesiastes)的信念：“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他们所青睐的倍数——利润、资产、现金流、每平方英尺租金等倍数——处于历史低位时，他们买入，当倍数处于高位时就卖出。这种世界观反过来又会鼓励对保守高管管理的稳定的特许经营业务进行投资，这些高管不会偏离事实验证过的可靠业务。
对于眼光前瞻、热衷成长的投资者而言“历史就是胡扯”，这话是亨利·福特说的。就像机器人技术的先驱［以及富士通发那科(Fujitsu Fanuc)的创始人］稻叶清右卫门(Seiuemon Inaba)那样，他们相信，对于技术创新者来说，“过去并不存在。只有创造力，始终期待下一个东西。”在这个领域，与过去的估值和倍数进行比较意义不大，像特斯拉（Tesla）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那样有远见的人所具有的古怪气质和不可预测性很难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投资条件。
尽管我对创新企业和古怪的创始人已研究了30多年，但我还是无法摆脱对过于流行的成长故事的怀疑。我的个人投资继续青睐那些失宠的资产，这也许反映了我自罚式的固执。我的教学和写作同样颂扬惠普和微软等自力更生的企业，它们没有用别人的资金大肆下注。然而，我承认，大胆无畏、可能过于自信的投资者为联邦快递和谷歌这样的传奇公司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对几乎所有正在彻底改变医学的生物技术公司也做出了同样的贡献。
一年前，我加入了名字不太协调的苏格兰抵押贷款投资信托基金(Scottish Mortgage Investment Trust)的董事会，该基金的管理地点为爱丁堡，但致力于全球增长投资。截至4月份，它在过去的20年里对特斯拉、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公司的早期投资已经产生了超过1900%的回报率——大约是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价值型回报率的4倍。
该信托基金的经理收取的费用很低，而且和巴菲特一样不愿急功近利。比如，该信托基金2013年开始大量买入特斯拉的股票，当时的交易价格为每股6美元。直到今年1月为止，该基金都没有售出任何股份，此时它所持有的这家汽车制造商的股份已占该信托基金投资组合的近9%（而特斯拉的交易价格约为每股800美元）。
该信托基金的手法反映出一种信念，即，看似价格不菲的成长型股票的估值可能低估了相关业务和技术的长期潜力。比如，即使Moderna的股票在过去12个月上涨了5倍之后，与它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性能的最终价值相比可能还是很便宜。但即使凭借仔细的研究和敏锐目光，投资者也无法可靠地区分未被赏识的宝石和无用的废物。因此，购买明天的特斯拉——并在剧烈波动中坚持下去——需要一种至少可与投资失宠股票相媲美的勇气。对于成长型投资者来说，廉价的历史估值既没有安全系数，也给不了人安慰。
当然，成长型投资不会永远击败价值型投资。不可避免的是，当世界唱衰价值时，它会呼啸而归。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开始，但谁知道它会走多远，或者价值回归会持续多久？因此，不管个人喜好如何，同时投资于价值和增长（可能通过指数基金）总是明智之举。
我们经济的活力还需要这两方面的敏感性。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典阐述中，节俭是资本主义的基石，而戴德丽·麦克洛斯基(Deidre McCloskey)则将资产阶级的稳重包括在内。而节俭稳重这一次鄙弃的是不同的辩解理由，它促进了对现有资源的有效开发，释放出更多资本用于更多投资。
但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可能仅仅通过增加对相同东西的投资而生存。它们的适应能力、技术进步以及人类热爱冒险之心，需要的是梦想战胜了客观风险和回报计算的创新者，以及拥有支持它们的勇气的投资者。
*本文节选自《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2021年7月刊文章《资本主义仅凭价值投资不会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