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中生有的“希腊文”祸害希腊一个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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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诸玄识
2019年3月5日，北外东西方关系中心邀请英籍华人学者诸玄识等，举办了一场以“大英博物馆馆藏的西方史——综合国外研究：现代西方是华夏派生的‘子文明’”为题的讲座。特邀嘉宾：董并生、孟晓路。讲座结束后，嘉宾与听众进行了热烈的互动。
有听众提问：西方人伪造历史，中国学者难道都不知道吗？
特邀嘉宾董并生先生回答：
这个也不能怪中国的学者。因为中国有一个学术传统，叫做“一事不知，学者之耻”，乾嘉学派有一个说法，叫做“读天下书未尽，不得妄下雌黄”，这本来是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不懂希腊文就不会对希腊的历史发表意见，于是希腊的历史是不是虚构，也就不在自己的视野之内。中国人自己有详实的历史记载，以己度人，于是相信西方的历史都是真的。与此形成对照，西方人捏造历史已经成为习惯，看到中国历史那么源远流长，这怎么可能，于是先起怀疑，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中国学者吃了这个亏。
那么，不懂拉丁文希腊文，能否对希腊的历史发表意见呢？中国信史传统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考据训诂、推阐义理方法，鉴定分辨之标的物和参照物包罗万象，可以是实物的、文字的、语言的，也可以是文献的、图像的、音韵的、诗歌的等等，考证方法不拘一格。故而，在辨伪领域，是否懂拉丁文希腊文，实非必要条件。
可笑的是，阿拉伯人不懂拉丁文希腊语，按照西方伪史说，他们却完成了大规模翻译古希腊典籍的百年运动，保存了古希腊的“血脉”。
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好猎手。赝品再公认，也瞒不过辨伪者的法眼。至于“古希腊语”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请看正文。
（一）西方中心论追梦古代乌托邦
在现代希腊建国的1830年代，那儿已存在一种“具有语音和形态统一性”的白话；这是由斯拉夫语、土耳其语和阿尔巴尼亚语混杂，而衍生的“民间通俗语”（Demotic）。但是，该语言被认为不适合于这个新国家——“古希腊的重生”；于是，“纯正希腊语”（Katharevousa）横空出世、横行逆施。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现代希腊教育患上了严重的慢性病”；“与爱国主义和民族宗教有关的‘纯正希腊语’，是基于祖先荣耀的乌托邦式的怀旧感”。〔《比较教育》，芝加哥大学，1976年〕
西方及欧洲中心主义，于19世纪初开始系统而全面地“复兴古典”（神话、文艺、历史、科学和哲学等）；为了圆谎，又先后做了两大“创举”：
一是把希腊国（原来不叫这个名）打造成“文明圣地”（始于1830年）；
一是用意大利（最初是选法兰西）来装扮“文艺复兴”（始于1860年）。
而打造“文明圣地”则又分为两个方面，它们对希腊民族来说是“一喜一悲”，此话怎讲？
“喜”的是“雅典古城”——1833年，由欧洲列强派遣的德国巴伐利亚王子奥托（Otto von Wittelsbach, 1815-1867）成为希腊国王；这个“外来政权”废除了前不久刚建立的希腊政府和首都，而另外选址定都；那是一个只有几千人的村庄，被用传说中的“雅典”命名之。一张白纸画出最美最好的图画。
在那之后的一个世纪里，“雅典”被按照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来还原“古希腊”之盛景。这件事对于希腊民族来说，“坏事变好事”，他们是最终的受益者；因此，现代希腊对于当初欧洲列强的粗暴行径，并无怨言。
“悲”的是“古希腊语”——为了迎合“复兴古典”的狂潮，流亡法国的希腊人科莱斯（Adamantios Korais, 1748-1833）发明了“纯正希腊语”，号称是从“古希腊”传下来的，它被定为官方语言文字（1834-1976年）。
该语言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以源于亚美尼亚的东正教希腊语为形式，而以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欧语义或概念为内容。但问题是，这个历史上真正的希腊语是教派性、经院式的“僵尸语言”——不能表达现实世界与日常生活；因此，“纯正希腊语”等于是“语言禁锢”：不仅作茧自缚，而且强人所难。
学者们揭示：“‘纯正希腊语’是一种基于被希腊东正教所使用的教会语言”〔英文维基百科〕；“这就穿上了伪古希腊（pseudo-ancient Greek）的外衣”〔Peter Mackridge, 牛津大学教授〕；“在语义上依靠大量撷取西欧词汇”〔Vally Lytra, 伦敦大学教授〕。
如果用八个字来概括此种语言，那就是“新词变旧、古表今里”。
（二）强加于希腊民族的有害语言
“纯正希腊语”囿于其宗教性的偏狭躯壳，很僵化；不能与时偕行、唯变所适，而和时代或发展皆格格不入。《现代希腊文学百科全书》（Bruce Merry）委婉地评论：“‘纯正希腊语’在适应新概念、形成新词和使旧词现代化上，都是很笨拙的。”
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塞纳里斯（Ioannis Psycharis, 1854-1929）直言：“‘纯正希腊语’不仅是一种假语言（fake language），……而且也构成教育的缺陷；它既不能表达人们的心灵，也不能表达时代的实践精神。”
洛德（W. R. Loader）在剑桥大学期刊发表的论文《纯正还是通俗？现代希腊语言问题》，其中写道：
“纯正希腊语”是实验室制造的怪物（laboratory - created monster），它的拥护者是一群害人害己的反动派；尽管如此，这些利令智昏的肇事者无法认清，此种语言文字从未真正地活着。因此，它（他们）作为学术暴君（academic tyrants），试图扼杀那鲜活而生动的人民语言这一罪恶行为，终究是徒劳的。
“纯正希腊语”不是希腊母语，反而否定后者、盗憎主人；另一方面，还必须不断增添“仿古词汇”，来修补那备受摧残的“语言生态”；以致人工语言愈益替代自然语言，越来越糟，恶性循环。
正如挪威阿格德尔大学的语言学家雅尔（Ernst H. Jahr）所说：
到1850年，“纯正希腊语”作为希腊官方的语言文字，差不多已经固定下来。……从语言学（形式）上来看，它混杂而老旧，但实际上则是一种虚假的“古老主义”（false archaisms）。……很显然，“纯正希腊语”不是希腊当地母语。由于它不接纳民间用语，且其本身也没有描述日常生活的词汇；所以，“纯正希腊语”不得不依靠大量伪造新的“古代术语”。毋庸置疑，这种畸形的语言文字永远是教育的灾难，尽管它已成为政府、学校和新闻界的法定媒介。
此种畸形语言使教育或学生深受其害，这都是盲目“崇古”的虚荣心所造成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批评道：虽然相对落后的现代希腊，“有必要创造一种适合于各种技术和抽象写作的语言文字；但是，‘纯正希腊文’则是幼稚而荒谬的，……万万不可在学校里强制推行之”。究其原因，是“盲目崇古”作的孽，这就有了此种“人为古典语言”。进而，盲目崇古的心理来自“使人衰弱的幻觉”（debilitating fantasy）；好像“不模仿‘古典语言’，则意味着智力和道德的失败，这个国家就没有前途”。
（三）阻碍社会及文教发展的桎梏
重申一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古希腊语”；而在20世纪以前的千百年里，希腊半岛的居民从未拥有能够表达知识与智慧、哲理与学术的语言文字！一批胡乱认祖归宗的现代希腊学者，把东正教希腊语这一“近代腐朽”当作“古代神奇”，而用它来包裹——却也束缚——来自西欧的新概念，以形成“纯正希腊语”，再凭借国家机器推而广之；搞得19-20世纪的希腊人不能正常说话和写作——他们被强迫“鹦鹉学舌、邯郸学步”。
除非借助于法文、英文或德文等，1970年代之前的希腊人几乎不能研究科学与哲学。仅在把“纯正希腊语”这个紧箍咒抛弃之后，获得解放的希腊本土“民间通俗语”才能顺利地完成更新和升级，从而可以向西欧看齐。
《希腊历史辞典》（T. Veremēs, M. Dragoumēs）称：“赞成使用民间通俗语的作家和学者批评‘纯正希腊语’，是‘人为地造成社会分裂，扼杀现代希腊人的自然发展’。”
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罗素（James R. Russell）说：“这种‘伪阿提卡—纯正希腊语’（the pseudo - Attic katharevousa）实际上是一种古代亚美尼亚语，它一直折磨着现代希腊的知识与政府机制。”
密歇根大学的科技报告称，20世纪中叶以前，“在大多数的科学领域里，甚至没有一个标准的希腊术语，（希腊）科学家们更喜欢在平常交流中使用英语术语。”
关于“纯正希腊语”对本土文学的伤害。牛津大学教授古天克（Constanze Guthenke）指出：“到1880年代，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古旧的‘纯正希腊语’作为其媒介，希腊浪漫主义的叙事诗走进了语言僵化和滥用修辞的死胡同。”
希腊教育和语言改革家帕利斯（Alexandros Pallis, 1851-1935）介绍：“长期以来，由于使用伪古典的‘纯正希腊文’作为官方载体，经院性的学术传统差不多已经窒息了希腊散文；幸亏民俗诗歌能够摆脱此种镣铐，因而可以使用自然又活泼的语言（民间通俗语）表达之。”
如前所述，教育是重灾区。《现代希腊语研究导论》（Nicholas Bachtin）写道：
“纯正希腊语”所体现的，不仅是荒谬的“古希腊”，也不仅是官方与新闻用语、以及商店招牌用语；而且按照当时希腊国家的法律，从小学到大学都必须使用它。……由此，教育变成了现代希腊的灾难。自相矛盾的是，真正的希腊语（指民间通俗语）却被官方禁止。这很难相信，却是事实。直到1917年，由于短期的政府更迭，“民间通俗语”被允许在基础教育中使用。然而在19-20世纪的希腊，政府经常变换，文教政策也随之改来改去；由此，语言的命运则受制于反复无常的政治运动。
（四）沟通梗塞造成社会阶层对立
两种语言针锋相对、势不两立：
1.“民间通俗语”，自然天成，本土母语，大众使用；
2.“纯正古希腊语”，人为发明，古怪语言，上层使用。
在“纯正希腊语”作为其官方语言文字的100多年里，“民间通俗语”被禁入政府机构和正规场合；而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希腊人则基本上不用“纯正希腊语”。这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阶层的对立，并且又因如此情况而加剧，即正是由于语言障碍而形成社会鸿沟，上层社会几乎是自我繁殖或内部循环，于是形成了特权垄断。
《现代希腊：边缘文明》一书称：“对于上层阶级来说，‘纯正希腊语’确认了他们的特权地位。”
弗格森 （Charles A. Ferguson, 1921-1998，斯坦福大学教授）曾描述希腊的语言混杂和混乱的情形，导致希腊社会一分为二，从而形成脆弱的政治关系，那就是‘学究的纯正希腊语’与‘方言的民间通俗语’两派对立。
伦敦帝国学院教授霍尔顿（David Holden）批评：“文化虚荣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读写‘纯正希腊语’被视为西方文化优越性的象征。正如塞费里斯（George Seferis）所写的那样，‘……崇古派不遗余力地试图使我们（希腊人）再次掌握柏拉图和索福克勒斯的语言和艺术’。……‘纯正希腊语’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语言，而且成为保守势力的特权工具。”
《语言和语言学百科全书》（Gen-Int）称：“……‘纯正希腊语’和‘民间通俗语’的对立，使希腊在政治上分裂两个阵营，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纯正希腊语’成为保守派的代码，而左翼组织则热烈支持‘民间通俗语’。”
甚至宗教界也发生了分裂：虽然主流教派无疑是支持“纯正希腊语”，但有些神职人员——例如神学家特巴留斯（P. N. Trembelas）和安德罗索斯（C . Androutsos）——则“批评官方使用保守的“纯正希腊语”，而不是民间通俗语”。为什么？因为“纯正希腊语”无法被用于下层传教。
畸形语言的社会后果越来越严重。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语言学家库尔马斯（Florian Coulmas）总结：
自从1830年希腊建国以来，这个国家就一直饱受双语的困扰。希腊人民所说的“民间通俗语”被视为低级的，在教育和法律以及所有官方机构或高尚场合，均被禁止使用。这些领域由“纯正希腊语”垄断之，它是一种以“古希腊语”为原型的人工伪造品。然而，在长达一个半世纪里，“民间通俗语”始终是进步的象征，它与左翼思想相关联；而高高在上的“纯正希腊语”则代表保守势力、统治集团和特权阶层。……两种语言的对立体现了各种政治力量的两极分化（例如，1941-1944年抵抗德国侵略和1947-1949年的希腊内战。左翼或共产主义代表“民间通俗语”）。
（五）左翼抗争从激化到物极必反
病态的“纯正希腊语”严重危害了希腊的社会发展与文教事业。不仅如此，希腊人民固有、并誓死守护的“民间通俗语”一直处于被打压状态，它被禁入官方领域和正式场合；这就引发了旷日持久的阶级对抗。
现代希腊的语言之争撕裂了社会，加剧对抗，而冲突不断；……例如“在1901年在雅典因语言问题而发生骚乱，导致8人死亡”。
“在19-20世纪的希腊历史中，‘纯正希腊语’与‘民间通俗语’的紧张关系体现了各种政治立场的对立，诸如国家vs人民、保守vs进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vs共产主义、左派vs右派……。”
两个阵营壁垒森严：教会势力、右翼民族主义和军事独裁者都维护“纯正希腊语”，而共产主义、无神论者和无政府主义则都支持“民间通俗语”。
1918年成立的希腊社会主义劳动党（后改名为“希共”）在其纲领中提出废除“纯正希腊语”。该组织认为：“‘纯正希腊语’是贪婪的统治阶级把广大工人和农民排除在国家机器之外的关键工具。”再者，“对于支持民间通俗语的希腊社会主义力量来说，‘纯正希腊文’不仅是‘假语言’，而且是奴役工人阶级的欺骗性意识形态。”
“极右势力，特别是在1930年代、1967年和1974年的高压统治时期，都把支持‘民间通俗语’的人当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镇压或追捕。”
关于矛盾双方的演变和转化，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米希尔（John Myhill）写道：
“纯正希腊语”和“民间通俗语”双方的支持者长期对抗：前者包括上层阶级、教会势力、独裁政府和“大希腊主义”（megali idea），而后者的事业在总体上则是进步的，包括共产主义，希望建立一个适合国情的新希腊。“纯正希腊语”在19世纪占统治地位。到20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希腊主义”的幻想破灭；“民间通俗语”的影响越来越大，于是，官方语言乃至国家政权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最后，即在1976年，由于推翻军事独裁政权……，“民间通俗语”完全取代了“纯正希腊语”。
纽约大学教授弗莱明（K. E. Fleming）也说：“当1975年卡拉曼利斯（Karamanlis）执政时，‘民间通俗语’开始被官方广泛接受。这是对那保守、僵化和荒谬的‘纯正希腊语’的反叛，而不是针对1969-1974年的军政府的；尽管后者强制保持‘纯正希腊语’，却使该语言成为反动倾向的象征。
（六）希腊文的成熟晚于古典出笼
时至1970年代，经过100多年的“国际汇通”，不管是“民间通俗语”，还是“纯正希腊语”，只要去掉东正教经院主义的“语言禁锢”，都已臻于成熟——“原先不合格的‘希腊语’（unqualified 'Greek'），终于在现代语言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根据美国图书协会的报告，19-20世纪编纂的希腊双语词典已经使教育学、政治科学、应用科学、经济学、哲学、医学和考古学等领域的词汇，蔓延于这个国家的“民间通俗语”和“纯正希腊语”之中。
希腊国家在1976年颁布的特别法律，将其语言文字定义为：“……‘民间通俗语’已发展成为泛希腊的表达工具。然而，现在的‘民间通俗语’与两个世纪前的低俗土话相去甚远；它已吸收了‘纯正希腊语’中的有用部分，从而演变成‘现代标准希腊语’。
质言之，除了取舍作伪装的东正教希腊语之外，现代希腊语——无论是“纯正希腊语”、“民间通俗语”或“现代标准希腊语”——都与古代毫无关系；它是一种由现代西欧语言衍生的新语言，走了一段“托古”的弯路而已。正如牛津大学教授麦克里奇（Peter Mackridge）所指出：
“纯正希腊语”和“民间通俗语”都是现代的，而在19世纪以前则从未有过这样东西。换言之，“纯正希腊语”并非古代希腊语的“现代化”版本，而基本上则是一种现代语言，被尽力打扮成“古希腊”风格。”
“……‘纯正希腊文’主要由现代欧洲概念构成，穿着伪古希腊（pseudo-ancient Greek）的外衣而已。”
直到这时，希腊文才胜任于书写“古典、经典”。它们的原创都是在此之前，大抵是被用英文和德文完成的；后来却都通过翻译，而变成了希腊文的“历史文献”。
例如，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Pope, 1688-1744）以“翻译”为名彻底改写了《荷马史诗》，而使之成为“经典版本”——实际上是蒲柏本人的创作！再者，英国浪漫主义作家虚构了众多的古希腊神：柯勒律治2个、华兹华斯3个、拜伦4个、布莱克4个、雪莱11个、济慈49个……。“连一个希腊字母都不认识的济慈”竟是“希腊神话的制造者”（mythmaker）！
“19世纪的德国代表了‘古典希腊’的重生。”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吉尔里（Jason Geary）说：“在温克尔曼的影响下，德国发明了‘古希腊’；并在19世纪前几十年里，‘希腊理想’在歌德、席勒和洪堡的手里被巩固了。”而美国作家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进一步说；“德国人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和古希腊连在一起，只有德国在全力以赴地传播希腊精神；由此，真正的（古希腊）思想来自德语，而法国人必须说德语才能思考（古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