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壁藏建筑艺术

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壁藏建筑艺术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02期 张丽(大同市博物馆)

摘要: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壁藏是我国辽代的一座大型木结构建筑,其恢宏古朴和悠久的历史无与伦比,著名的古代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称之为“海内之孤品”。这座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它所蕴藏的传统美学思想和艺术理念尤为突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宗教思想与建筑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

大同从春秋战国开始,在2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里先后有北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在此得以水乳交融,从而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驰名中外。

唐代大同称云州,至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为西京,府曰大同,从此大同成为辽代的陪都。华严寺是座落于城内西南隅的一座辽代佛教寺院,寺内现存大雄宝殿和薄伽教藏殿两座辽金建筑,其中大雄宝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其规模之巨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薄伽教藏殿为寺内最早的建筑,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年),殿内当心间左侧四椽袱底题记和右侧椽底题记有当时建造该大殿的明确的时间。据《辽史·地理志》记载:“清宁八年(公元1062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1]

(P506)由此可知,当时的华严寺不仅仅是辽代帝王参拜和贮存经藏的敕建寺院,同时具有皇家祖庙的性质,华严寺也因辽历代帝王多次巡幸而鼎盛百年。

“薄伽”为梵语“薄伽梵”之略,译作“世尊”,是佛的十大名号之一,“教藏”指佛教的经典,薄伽教藏殿即贮存经书的处所。当年从辽圣宗开始,经兴宗和道宗两代皇帝,由于对佛教的极力推崇,使得辽王朝统治区内兴建寺院和刊刻佛经蔚然成风,并在统治集团的资助下,完成了著名的辽代《大藏经》

(又称《契丹藏》)的雕刻,薄伽教藏殿即为贮存这部《大藏经》而建造的。20世纪三十年代,我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曾对大同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与测绘,出版了《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一书,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与壁藏亦在调查之列。

薄伽教藏殿建于3.2m高的宽阔月台之上,大殿面阔五间(25.65m),进深四间(18.41m),单檐九脊顶,顶部坡度平缓,出檐深远,檐柱升起显著,四角飞翘。因受唐与五代时期风格的影响,殿内外使用八种斗拱,斗拱硕健,极少雕饰,外檐柱头铺作为双抄重拱计心造,式样尤显简练。建筑整体以稳健、古朴、浑厚、雄壮为特征。

在宋代《营造法式》有关壁藏的设计中,一般采用三层设计,形制颇为繁琐,但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壁藏简单实用,仅有两层。结构形式是:壁藏环绕殿内四周一列排开,上下两层呈重檐楼阁式,经橱共计38间,南北壁各11间,东壁左右稍间各2间,西壁左右次稍间各6间,上层于平坐上列佛龛外绕单勾栏栏板,栏板镂刻精美的几何纹图案,计37种。腰檐下为帐身,两扇橱门对开,下设须弥基座。台基外凸,大约为下层檐柱高的一半,橱柜进深为台基的二分之一,平坐上栏内的神龛面阔与进深均与经橱相同,高度仅及下层的三分之二,上覆屋顶、脊兽和鸱尾,与大型建筑别无两样。南北壁的中央3间及西壁稍间转角第二间与东西壁尽头共6处屋顶作一部升起,覆九脊式大屋顶。壁藏在后檐明间的门楣之上设天宫楼阁,共5间,中央3间为龟头殿,外随形绕单勾栏,殿身九脊顶左右挟屋半九脊式稍低,整体轮廓呈高耸的阶梯式造型,并以拱桥连接壁藏上层的两端,使这座玲珑剔透的壁藏浑然天成,气势恢宏。壁藏上下两层斗拱形式共有17种,其中柱头铺作为双抄双下昂七铺作,是辽代斗拱中最复杂的一种。从其设计独特、用材科学、结构合理、比例适当及制作精准等方面,都称得上一座辽代小木作的典范。如今,经藏虽已散失无佚,但藏经的壁藏因建造于殿内未受风雨摧残而保存完好,风采依旧。

宗教建筑是代表文化形态最核心层面的意识形态,是宗教的最主要的物质文化表现形式。辽代在圣宗、兴宗、道宗三代(983～1100年)期间,由于帝王的痴迷,佛教发展极盛。辽道宗对华严宗的研究造诣颇深,他曾颁行御制《华严经赞》10卷,使华严宗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中国佛教》载:“辽代最发达的教学是华严……辽西京大同府所辖的五台山,原为华严教学的中心。”[3 P91)可见,华严宗在当时辽境内是相当兴盛和具有影响力的,华严寺即因《华严经》而得名,由华严宗的兴盛而诞生。

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及壁藏建筑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最为突出的形式特点,以木结构的梁架形成体量巨大的屋顶、正脊和翘起的飞檐,殿内采用减柱法使金柱后移,有效地拓展了空间,使整体布局产生了迂回含蓄的空间意象。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殿内的中央设置了一座几乎占大殿面积内三分之二的佛坛,上面塑造着一组辽代佛教彩色泥塑像,塑像高达3m左右。这些塑像以三世佛为中心,两侧配置四大菩萨、弟子、协侍菩萨、供养童子和四大护法天王等塑像31尊,每尊塑像形象各异,表情传神,整个场面呈现出一派如来讲经说法的道场情景。

其二,以塑像为中心,四周被5m高的壁藏紧紧围拢,窗外如泻的阳光照射着佛像与壁藏之间形成的一条窄窄的甬道,信众们礼佛诵经于此,凝视佛祖,仰望上空,聆听着袅绕佛音,这正是建造者理想中将要达到的环境、气势与心理融合一处共同升华的意境。同时,西壁当心间明窗的设计非常科学,它不仅烘托天宫楼阁的凌空高悬气势,还具有室内外温度与湿度以及光照的调控功能。据佛教传说,佛

灭后法藏隐于二处,一为龙宫海藏,一为天宫宝藏。华严寺天宫楼阁位于西向,恰与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之意冥冥契合。环境空间与心理空间的重叠,追求天人合一的至善至圣境界,达到了科学性、审美性与宗教性的高度统一。

承袭唐宋之制,创新当朝特色,是华严寺壁藏建筑艺术的又一特点。公元916年,契丹族建立辽朝。辽朝的统治者吸收中原文化,大量使用汉族工匠营造都城、宫室和佛寺。因此,辽代早期的建筑更多地保留了唐宋建筑的风格,如薄伽教藏殿壁藏的用材与结构大致与宋代的法式制度相符。此外,大同华严寺还是少数在保留契丹族原有习俗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佛寺之一。天宫楼阁龟头殿勾栏和当心间突出及平坐上斗子单勾栏的做法,与同时期独乐寺观音阁上层一致。檐柱头铺作皆七铺作重抄双下昂重拱,类似于独乐寺观音阁和奉国寺大雄宝殿。抹角拱自二层增至四层,则首次出现。在其它辽代遗构中常用的撩风和上翘的屋角、弯曲的檐端及鸱尾、悬鱼、正脊、垂脊等处更多地保存了辽代建筑的风貌。

统一里求变化,造型中具匠心也是华严寺壁藏建筑艺术的特点之一。华严寺壁藏依大殿坐西朝东,以当心间西壁上的天宫楼阁为轴心,将壁藏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壁藏外观从平坐腰檐以下皆为一致,台基的上下边缘部分繁密叠涩的直线与曲线混饰。斗拱的变化运用和补间及转角铺作的配列更显示出建造者求新求异的匠心。壁藏的上下檐柱头铺作皆系七铺作重抄双下昂重拱造,计有柱头铺作1种,补间铺作6种,转角铺作10种,共17种。即使对称的两壁也在对称中显示出不同的变化,使亘长11间的经橱不致单调乏味。其中北壁平坐施泥道拱柱头枋三层,补间斗拱三朵与下檐斗拱一致,南壁无泥道拱柱头枋四层,补间斗拱减为两朵,甚至补间铺作上层升高者因漫拱与邻朵连接,还出现了鸳鸯交手拱。天宫楼阁两侧挟屋的正面补间铺作使用五铺作重抄重拱造,平坐斗拱均六铺作卷头重拱造,顶部为普通人字型,升起处覆九脊和半九脊顶,呈三级递减形状。顶部每间列檐柱37枚,瓦31陇,坡度以腰檐为最低,仅21°,上檐27°,天宫楼阁最高31°,其余皆在28°以内。在长达38间的壁藏中,为避免呆板与雷同,腰檐平坐上的勾栏栏板纹样竟达37种之多,屋顶上活灵活现的脊兽雕刻,皆是大师们浪漫情怀的自然流露。各壁间分别设计的6组对称式的升起大屋顶,曲线优美的飞檐被低矮的重檐簇拥成一体,极大地增强了壁藏的造型艺术,仿佛使人置身于建筑的丛林之中。此外,壁藏的经橱中储存着一函函的佛经,上方的佛龛内供奉着一尊尊的如来以及殿中所汇聚的一堂佛菩萨塑像,象征着佛家弟子聚精会神听法诵经万众归心的场面。正是这种宗教氛围的营造不得不让人心驰神往,随佛而去。

建筑之美有雕塑型和结构型两种形式,薄伽教藏殿壁藏例属结构型,其精粹之处是天宫楼阁所展示的杂技式的建筑美。为了充分凸显这种结构的力量,华严寺的建造者们在重檐高屋的壁藏中央又特别设置了一座面阔五间的天宫楼阁,并将两端以纤弱的拱桥形式大跨度地与壁藏连接,在紧贴桥下又开辟一扇位置较高的明窗,其目的一是烘托天宫楼阁的安然稳键,强调结构的轻松与自如,二是充分强调天宫的空灵与深遂,形成由人间向圣境跨越的内在的宗教思想与形式上的浑然一体,使参拜者产生一种精神上的震撼和感情上的满足。这是华严寺壁藏建筑艺术的又一特点。

建筑艺术的一切构成因素如尺度、节奏、构图、形式、性格、风格等,都是从当时的审美心理出发,为人所能欣赏和理解的。辽代建筑从单体建筑到周围环境,从内部空间到外部序列,从色彩装饰到附属艺术,都特别注重环境的整体经营。华严寺在平面布局上沿袭了中国古代中轴线分割规制,以天宫楼阁为轴线,将壁藏一分为二,两边对称。在立体结构上,大殿矗立于高二十阶的月台之上,殿内佛像与菩萨群塑面相皆朝东,立于近1m高的佛坛之上,天宫楼阁又悬于佛像后上方6m高之处,如此一级级地递增,一步步地攀升直至10m的高度。难怪无论何人驻足于此,只有景仰之势,虔诚之心了。这种总体形象融于群体之中,平面布置与立体空间互相配合的建筑布局,可以说是华严寺壁藏建筑艺术的第四个特点。

总之,华严寺的壁藏建筑艺术,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宝库中一朵瑰丽的奇葩,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古代民族融合体现在建筑艺术方面的一个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