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归纳【中】
人物8:欧阳修——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基本信息:欧阳修(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
文学成就:
文章
欧阳修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有些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有些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有些表达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阳修领导的北宋古文运动取得完全成功,结束了骈文从南北朝以来长达六百年的统治地位,为以后元明清九百年间提供了一种便于论事说理、抒情述志的新型古文。欧阳修也成为一代文章宗师。
词作
欧阳修对词作的革新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仕途不像晏殊那么顺利,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较深的体验。表现这类情感的词作虽然不太多,但毕竟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能够用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有名的《朝中措·平山堂》(平山栏槛倚晴空)更展现出他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来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苏轼有着直接的影响。
诗作
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于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然而欧诗并不对古人亦步亦趋,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艰涩之失。例如《再和明妃曲》议论精警,又富有情韵。欧诗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体现于句法上,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叙述宴游经历,平直周详,深得古文之妙。
欧诗也学李白,主要得益于语言之清新流畅,这与欧诗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便形成了流丽宛转的风格。欧诗的成就不如欧文,但两者的风格倾向是一致的,这种诗风显然是对西昆体诗风的矫正。
人物评价:
欧阳修在传统文化的重重束缚下挣扎着表现自我。他淡视名利,无欲则刚,其目的也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图新”。学术上对当时僵化风尚和陈旧价值观进行抵制和反拨。在当时随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环境中,欧阳修身居高位,仍坚守大节,保持人格尊严,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对习惯势力和庸俗无聊的生存状态进行抵拒,对社会责任自觉地担当。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吸取勇于担当的因子,来培育抵拒庸俗、无聊的抗体。这也是今天纪念欧阳修的重要意义所在。
人物9:韩愈——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
基本信息: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
文学成就:
文章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
韩诗
韩诗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冲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象。
教育
韩愈三进国子监,任博士一职,后又任国子监祭酒。他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
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马说》),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政治
韩愈反对藩镇割据。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学者郭预衡指出:韩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而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
人物10:岑参——诗人、官员
基本信息:岑参(718年-769年),唐代诗人,与高适并称“高岑”。文学创作方面,岑参工诗,长于七言歌行,对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及异域的文化风俗有亲切的感受,边塞诗尤多佳作。
诗歌成就:
成就综述
岑参的诗歌意境新奇,风格奇峭,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词采瑰丽,热情奔放,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其诗歌的题材涉及到述志、赠答、山水、行旅各方面,而以边塞诗写得最出色——在盛唐时代,岑参写的边塞诗数量最多,成就最突出。
诗歌类型
写景诗
综述
少年时期,岑参创作的写景诗风格清丽俊逸,诗风颇似谢朓、何逊,但语奇体峻,意境新奇;晚年时期,岑参创作的诗歌感时伤乱,渐趋消沉。入蜀后,山水诗中添奇壮特色,隐逸思想在诗中也有了发展。
时间分期
时间上,岑参写景诗的创作可分为五个时期:嵩阳隐居时期、出入两京时期、两度出塞时期、虢州长史时期、嘉州刺史时期。
一、嵩阳隐居时期
约开元二十年(732年),时年十五的岑参移居嵩阳(今河南登封县),开始了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在这一阶段,岑参常摄取大量明丽静逸的意象入诗,配以自然冲淡的表现方式,诗风清新淳淡。特别地,因为人生阅历和智慧的欠缺,岑参此时的写景诗少了对人世沧桑的体悟和卷迹独善的思考,更没有为摆脱世事羁绊而自隐山水的主观动因,因而其时岑参所抒写的清音山水完全源于童年时期的审美直觉,是一种纯粹的审美。
二、出入两京时期
约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二十岁的岑参为求取功名而奔波于两京之间。在这一阶段,生活轨迹的改变给了岑参不一样的审美体验,丰富了其诗歌创作的风格,如《巩北秋兴寄崔明允》等诗一扫单纯描写清幽之境的方式,选取喧闹意象,配以冷色调,于雄奇阔大间显出苍茫萧瑟的意境。总体看来,岑参的写景诗很好地完成了由山水田园写景走向边塞风物写景的准备和过渡。
三、两度出塞时期
天宝八载(749年),岑参赴安西充幕府掌书记;天宝十载(751年)初,岑参自边归京,这是岑参第一次出塞。在这一阶段,岑参的写景诗以描写绝域的苍茫为重心,字里行间弥漫着浓厚的思乡之情,以愁苦为基调。之后,岑参渡过了二三年半官半隐的生活,期间创作了一些清丽幽雅的写景诗,这些诗如同岑参早年嵩阳写景诗的翻版,透出岑参自边塞归来后所寻求的审美补偿。
天宝十三载(754年),岑参再次出塞。入幕北庭后,岑参的报国雄心得到极大的激发,加上封常清的赏识,岑参尽情将英雄主义生发出的爱国豪情挥洒于西域的奇山异水中,以莫名惊诧的目光来打量边塞的奇景,不只是览胜赏美,更是达到了山河之爱和民族之爱的高度统一。
总体来看,岑参两度出塞时期所创作的写景诗(西域写景诗)对中国传统写景诗有较强的开拓性意义。题材方面,岑参是最早的广泛描写西域景色风光的诗人,真正地将西域景观引入写景诗的关照范畴,为中国传统的写景诗注入了新的描写元素;风格方面,岑参的西域写景诗为传统意义的写景诗注入了英雄主义气息,对中国传统山水文化内向性的特点有所突破。这两方面对后世的西域写景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虢州长史时期
乾元二年(759年),岑参被贬为虢州长史。因为被贬,岑参心情的失落是必然的。任内,岑参的写景诗意境上清新可人,体物更为细致,写景技巧已经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程度。内容上,一些写景诗透出岑参渴望隐逸山林和遁世逍遥的情绪,这实际上是一种吏隐思想——“仕”是主要情结,“隐”则是暂时的情绪。总体看来,岑参在这一阶段所创作的写景诗已经褪去了边塞写景诗中的雄浑激昂之气而与其早年的清丽风格对接,大多通过清丽山水抒写清新恬静的境界,同时也包含了岑参诸多的心酸和无奈。若其早年嵩阳写景诗是感性山水的快感直抒,虢州写景诗就是理性山水的苦闷诉求。
五、嘉州刺史时期
永泰二年(766年),岑参再次被贬,出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市)刺史。赴任途中,岑参怀揣着维护唐王朝统一的责任感,有奋发向上的激情。到达嘉州(今四川乐山市)后,岑参发现嘉州(今四川乐山市)是他理想幻灭的山水,因此,岑参在任内所创作了大量的写景诗中没有赏心的快感,只有老去的哀叹和挂冠东去的期待。在这一阶段,岑参的写景诗是诗性和情性的双重回归。
风格表现
风格上,岑参写景诗的主要风格为“尚清”和“好奇”(“好奇”指爱好新奇事物)。
一、“尚清”
①清幽之境:早年,岑参处于享受山水之乐的创作心境之下,因而多选取淡雅的暖色调景物来构造山林的清丽,同时还大力营造山林的幽静,创作出的诗歌明白如话,发于天然,能以简净明快的语言表现出山明水秀的直观印象,境界清朗爽目,旷远幽深。虢州长史时期,岑参在写景诗风格方面曾经有过短暂的向嵩阳写景诗的回归,而回归的主题便回归于清幽之境——通过描写山水的清丽幽静来表达闲静之情。
②清寒之境:就本质而言,清寒之境就是孤独、悲凉之境。出入两京时期,岑参为契合求仕途中凄清孤独的心境而大量冷色调的景物来构置清寒之境,因而其创作中的清幽山水也就逐渐褪去了闲静的幽致而加入了寒冷、苍茫的冷境。
③清逸之境:岑参的一些写景诗透出一种清新灵动的气息,还生发出清逸之境——清远飘逸的境界。清逸之境是美好景物和开放情怀结合的产物,具有完美的艺术张力,与清幽之境、清寒之境的内敛截然不同。同时,清逸之境又是一种才境,是一种化境,非有才力不能为之。两度出塞时期,岑参有了释放才力的契机,加上岑参本身所有的激情和西域瑰丽风光对他的触发,使得岑参富有创作活力,也让他能以逸动的诗笔描绘出一出出清新灵动的艺术境界,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便既有清丽的色调,又富有灵动的生机。
二、“好奇”
①好写奇景:岑参喜欢摄取新奇景物入诗,这使得他的写景诗(特别是西域写景诗)自问世就打上了“奇”的烙印。在西域写景诗中,岑参展现了一幅幅迥异于内陆的异景奇观,以真实传神的描写给人以不一样的审美感受。同时,在描写苍茫的旷野、高险的剑门等内陆景物时,岑参也表现出好奇取胜的特点。因为有这些奇特的景物,岑参好奇的个性得到了最大的激发,反过来,岑参又因为好奇的个性而渲染这种奇特,二者可谓相互契合,相辅相成。
②好发奇思:岑参不仅有善于发现“奇”的眼睛,而且好发奇思,能创作出“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暮秋山行》)、“崖口悬瀑流,半空白皑皑”(《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不遇归高冠东潭石淙望秦岭微雨作贻友人》)等将风过山林、瀑布落下这些平常景象写得奇意盎然的诗句,而由奇思生发出的奇逸之境则令人叹为观止,脍炙人口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便是一例。
③好抒奇情:岑参对景物的独特体味常使他生发出一种奇情,这些奇情异彩多样、不同凡响。岑参早期写景诗中纯粹的审美对于喧嚣的俗世而言是一种情感上的超越,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奇情;两度出塞时期,岑参多通过西域奇景抒发或渲染英雄豪情,往往出奇制胜,写出一种对立的和谐美,如面对旅途的艰辛时生发出激昂的豪情,以及将边塞的苦寒蒙上清丽的面纱,人置于其中而充盈着乐观的豪情,可谓翻新出奇。
④好用奇字:岑参在写景诗的诗句中总是使用一些奇巧的字来增加对景物的修饰,使诗句具有更风韵的艺术感官,如用奇巧的动词将两个景物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明晰的层次感,将生机注入景物中,营造出一种奇趣;或通过对动词的精心选取来将原本不可捉摸的抽象事物系于具体景物中,从而使之变为可以感知的具体物象。
边塞诗
综述
两度出塞时期,岑参在立功边塞的慷慨豪情的支配下,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境界空前开阔,造意新奇的特色进一步发展,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突破了以往征戍诗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的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
艺术特色
艺术特色上,岑参边塞诗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形象和场景方面
雄伟壮美的形象和奇丽阔大的场景是岑参边塞诗的突出成就,也是岑参边塞诗不同于高适等人边塞诗的突出的艺术特色。简要而言,岑参创作的边塞诗能通过雄伟的景象将读者带入一个辽阔广大的、神话一般的世界,给读者以奋发向上的力量,具有一种雄浑奔放的特色。具体来看,岑参因曾先后担任右威卫录事参军、伊西北庭支度副使等军职,随高仙芝、封常清等两次驻守西北边疆,到过安西、北庭等地,有长期的边塞生活体验,又同都护、判官们有较多的交往。因此,一方面,岑参在创作的边塞诗中描绘西北地区的沙漠、雪山、火山等光怪陆离、绚丽多姿的自然风光,奇迹般地再现了西北地区的奇寒奇热、变幻莫测和俏丽多姿。描写沙漠的有《过酒泉忆杜陵别业》、《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和《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描写雪山有《北庭贻宗学士道别》、《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描写火山的则有《火山云歌送别》、《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等。另一方面,岑参在创作的边塞诗中还记叙了戍边将士从军、出征、杀敌、受降等场景,刻画出一批坚韧不拔、威武雄壮戍边将士的雄伟而壮美的形象,如《送人赴安西》一诗刻画出一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奔赴安西的长安征人,《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诗则刻画出不畏风霜严寒地扬鞭催马飞奔前方的宇文判官,《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赵将军歌》和《玉门关盖将军歌》等则刻画出一群能征善战、威风凛凛的大将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岑参在边塞诗中还写到了小吏和士兵,如《题铁门关楼》刻画出一个坚强无比的守关小吏形象,《玉门关盖将军歌》、《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和《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则刻画出出征战士所向披靡的英雄群像。
二、写景和抒情方面
在写景中抒情,把抒情和写景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这是岑参边塞诗的又一艺术特色。在诗歌中表现情和景的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方式是先景后情,情因景生,即景抒情,岑参边塞诗中用得最多的就是这种方式,岑参边塞诗中的《银山碛西馆》、《北庭作》、《临洮客舍留别祁四》、《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等便采用这种方式;除了先景后情的写法外,在诗歌中表现情和景还有一种比较常用的方式,即边写景边抒情,岑参边塞诗中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便采用这种方式;此外,在诗歌中表现情和景还可以采用通篇描写景物而将思想感情暗含其中的方式,岑参边塞诗中的《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等便采用这种方式。
三、语言方面
语言清新俊秀,韵律灵活多变,不断地创新求奇,这是岑参边塞诗的第三个艺术特色。
在语言方面,岑参边塞诗语言的最突出的特色是“奇”,但既非“奇险”,亦非缛丽,而是奇逸、奇丽、俊奇。他的这种语言风格是以通俗浅近的口语、俊秀挺拔的笔调为基础的,通过奇特的想象表现富有传奇色彩或童话般的生活而锤炼出来的,类似李清照词那样“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具体表现为“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题铁门关楼》)等生动形象的比喻语句和“花扑征衣看似绣,云随去马色疑骢”(《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等清秀奇妙的拟人语句,以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出神入化的夸张语句。总而言之,岑参边塞诗的语言恰如洪亮吉所说的“奇而入理”——多为前人所未发,但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的。
人物11:白居易——唐代现实主义诗人
基本信息: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人物12:范仲淹——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
基本信息: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字希文。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主要影响:
政治贡献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针对北宋内忧(官僚队伍庞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现状,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庆历五年(1045年),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
庆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文学成就
散文
宋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诗歌
诗歌上,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范仲淹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又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诗学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范仲淹的“与时消息”则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文”观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结合起来,范仲淹批判宋初诗坛的盲目模仿之风和无病呻吟之态,主张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范仲淹诗歌存世305首,内容非常广泛,或言志感怀,抒写伟大的政治抱负;或关注民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或纪游山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或咏物寄兴,展现自己的人格操守。诗意淳语真,艺术手法多样,以清为美的特点尤为突出,以文为诗、议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注意白描手法和叠字的运用,与当时的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词
范仲淹词作存世共五首,虽然数量较少,但首首脍炙人口,在宋词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国至宋仁宗,生活享乐渐成风尚,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的歌词亦趋向繁荣。范仲淹于仁宗年间登上词坛,其词作内容和风格丰富多样,有直接写艳情者,也有跳出艳情之外者,正是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刻痕迹。
《渔家傲·秋思》一词,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表达了作者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描写边塞生活。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和爱国词的创作,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两词,读史、咏风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格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坛衰变的一个过程。
教育方略
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慎选举、敦教育),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庆历年间主政时,范仲淹再次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师资选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师执教、经实并重。范仲淹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把“师道”确立为教育的重心,他推荐的名师胡瑗、李觏等,皆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 ,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人物13:陶渊明——东晋田园诗人
基本信息:陶渊明(约365—427年),名潜,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东晋末到刘宋初杰出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陶渊明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
文学成就:
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
咏怀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散文辞赋
《五柳先生传》采用正史纪传体的形式,并不注重描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首创。《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其跌宕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若狂的情状呈现在读者面前。欧阳修曾评价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片而已。”《桃花源记》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独特之处:在桃花源生活的是一群普通的人,一群躲避战乱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纯。陶渊明在归隐之初想到的还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不限于个人,而是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能够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生活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一个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可贵的。
文学思想
陶渊明是中古时代的大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真的理解,既注重历史与生活的真实,更注重思想情感和襟怀抱负的真实,是较完美的艺术真实。同时,他对自然的理解也表现其文学思想的独特性。他不言教化、不事雕凿,注重情感的自由抒发,注重诗文的自然天成,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然而,无论是提倡艺术真实,还是推崇文学的自然,都是为了酣畅淋离地表现人生。这是陶渊明文学思想的灵魂。
陶渊明对社会人事的虚伪黑暗有极清醒的认识,因而他的隐逸不是消极的逃避现实,而是具有深刻的批判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当他在漫长的隐居生活中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时,尽管也彷徨过,动摇过,但最终还是没有向现实屈服,宁固穷终生也要坚守清节。据说郡官派督邮来见他,县吏就叫他穿好衣冠迎接。他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从此,不为五斗米折腰传为佳谈。陶渊明喜欢喝酒,“寄酒为迹”抒发自己不愿和腐朽的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心愿,表现出诗人恬淡旷远的襟怀、孤傲高洁的品格,也正是因为如此它的作品才虽平淡质朴却诗意盎然。
陶诗文共一百四十几篇,引用《列子》《庄子》典故多达七十次之多,不能不说对老庄思想接受甚深。陶渊明崇尚老庄的自然美学观,同时又是生活劳动在田园之中,很自然地,田园生活便成了他的审美对象化,也因此成就了中国田园诗歌的辉煌。陶渊明以自然为美,以真为美的诗美思想,闪耀在诗情上,便是照亮了人物个性,使读者强烈感受到诗人傲岸不屈,追求自由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内容上,则是把田园生活引进了诗坛,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渗透在艺术上,则是产生了真朴淡远的艺术境界和冲淡自然的美学风格。这就是伟大诗人的陶渊明,千百年来,他的品格,他的诗歌,他的田园,连同他的那份悠然,一并成为后世诗人与读者崇拜和研究的对象,就足以说明他美学思想的无尽生命力。
艺术特色
语言
陶渊明作品的语言平淡,但这平淡是把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用朴素平易的语言表达出来;表意易读懂,其内涵还需细细品味,但又富有情致和趣味。
手法
他善于以白描及写意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意境浑融高远又富含理趣。语言精工本色,朴素真率,笔调疏淡,风韵深厚。但陶诗并非只有飘逸悠然、自然冲淡一种风格,也有金刚怒目的慷慨豪放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的“精卫衔微木”等。陶诗还善于将兴寄和自然美融为一体。他笔下的景物既是有象征意义的意中之景,又是生活中的实有之景。如《拟古》其七“日暮天无云”中所写“云间月”“叶中华”,便既是月夜春景,又是对人生最美好酣畅的短暂时光的比喻。陶渊明笔下的景物往往被人格化(拟人),如青松、芳菊、归鸟、孤云,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物,也是诗人高洁性格的象征。
风格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而这田园生活也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陶渊明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抒情、写景、议论紧密结合,情景交融,从中反映了作者的个性,他的清高自赏和不与世俗同习。
人物14:李清照——宋代女词人
基本信息:李清照(1084年3月13日—1155年),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婉约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李清照出生于书香门第,早期生活优裕,其父李格非藏书甚富。她小时候就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打下文学基础,出嫁后与丈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艺术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
主要影响:
前期: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如《如梦令》二首,活泼秀丽,语新意隽。《凤凰台上忆吹箫》《一剪梅》《醉花阴》等词,通过描绘孤独的生活和抒发相思之情,表达了对丈夫的深厚感情,宛转曲折,清俊疏朗。《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写对女伴们的留恋,感情也极其真挚。她的词虽多是描写寂寞的生活,抒发忧郁的感情,但从中往往可以看到她对大自然的热爱,也坦率地表露出她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
后期: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孤独,惆怅。
李清照南渡后的词和前期相比也迥然不同。国破家亡后政治上的风险和个人生活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她的精神很痛苦,因而她的词作一变早年的清丽、明快,而充满了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
在流离生活中她常常思念中原故乡,如《菩萨蛮》写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蝶恋花》写的“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都流露出她对失陷了的北方的深切怀恋。她更留恋已往的生活,如著名的慢词《永遇乐》,回忆“中州盛日”的京洛旧事;《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回忆当年的“胜赏”,都将过去的美好生活和凄凉憔悴作对比,寄托了故国之思。
她在词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如《武陵春》通过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通过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处境,运用叠词,表达了自己难以克制、无法形容的"愁"。又如《清平乐》中“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悲伤,《孤雁儿》中的悼亡情绪,都是在国破家亡、孤苦凄惨的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她的这部分词作正是对那个时代的苦难和个人不幸命运的艺术概括。
人物15:王维——唐代诗人、画家
基本信息: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唐朝诗人、画家。
王维参禅悟理,精通诗书音画,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合称“王孟”,因笃诚奉佛,有“诗佛”之称。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著有《王右丞集》,存诗约400首。北宋苏轼评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主要影响:
文学
王维创作的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绘影绘形,有写意传神、形神兼备之妙。王维以清新淡远,自然脱俗的风格,创造出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诗中有禅”的意境,在诗坛树起了一面旗帜。
思想内容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王维从中年以后日益消沉,在佛理和山水中寻求寄托。王维其它题材的作品,如送别、纪行之类的诗中,也经常出现写景佳句,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等,都是传诵不衰的名句。
王维作品中以军旅和边塞生活为题材的《从军行》《陇西行》《燕支行》《观猎》《使至塞上》《出塞作》等,都是壮阔飞动之作。
《洛阳女儿行》《西施咏》《竹里馆》则以比兴手法,寄托了因贵贱不平而生的感慨和对权贵的讽刺。一些赠送亲友和描写日常生活的抒情小诗,如《送别》《临高台送黎拾遗》《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之江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相思》《杂诗》等,千百年来传诵人口。
艺术风格
王维的诗,常用五律和五绝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较为舒缓,用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恬适的心情,尤为相宜。人们常用“诗中有画”来评论王维的诗作,这的确概括了王维诗歌的艺术特色。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很多,大多具有这种诗情画意融合的特征。所谓“诗中有画”,就是指高度的形象性,即用语言描绘出一幅仿佛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图画。
王维山水田园诗具有音律美。王维诗歌音律随着内心态度的转变而转变,即不断由边塞诗歌的意气风发转向山水田园诗的自然幽静。例如《使至塞上》,通过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实现了对大漠场景恰到好处的描绘,展示了一幅大漠苍茫浩瀚的景象,同时又仿佛可听到大漠上空掠过的雁群及长河奔流向前的声音,波澜壮阔的景象尽收眼底。又如《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描绘了在明月高照的夜晚,山泉在山石上流滴的动静结合景象;而紧接着“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出现,伴随竹林中传来的洗衣少女的欢声笑语,使得山林的清幽被打破,渔舟的划过也打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动静相宜的画面绘声绘色。王维山水田园诗歌引入了诗、画、乐等一系列艺术元素,诗人凭借自身对层次、色彩、音律的巧妙处理,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了山水田园风光独特的自然灵动境界。
王维山水田园诗还具有禅意美。王维是禅宗的众多追随者之一,由于仕途不顺,过起隐居生活,信奉佛学,以求淡泊名利,他回归山野,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形成了超脱自我的人生感悟。禅宗与世无争的生活情绪、自然诗意的人生哲学启发了诗人的审美智慧,他的山水田园诗表现出高度的空灵美,流露出禅机哲理思想,并且还凸显了诗人深厚的文化素养。王维将禅意渗透进诗作中,构建起空明的禅意风格,这同样是王维对山水田园诗作出的一大贡献。王维营造出“空”“静”的意境,重传神、轻迹象,他创作的各个细节似乎都在服务于完整的境界。例如《鸟鸣涧》,依托对鸟鸣春润灵动画面的描绘,彰显了诗人被大自然意境所陶的高尚情操。又如《竹里馆》,表面上看用词造句平铺直叙,然而却通过对“独坐”“弹琴”“长啸”与“幽篁”“深林”“明月”等词语的对照应用,在一片死寂的氛围中营造出人物一体、空灵寂静的禅境。王维山水田园诗中浸透着若隐若现的禅机哲理。这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一大美学艺术力。
人物16:曹操——东汉权臣兼曹魏奠基者
基本信息:魏武帝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一说本姓夏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东汉末年权相,太尉曹嵩之子,曹魏的奠基者。曹操善诗文,知兵法,开建安文风。
诗歌特点:1、慷慨悲凉,梗概多气,豪迈奔放,有浓郁的抒情性。
真正确立诗歌的抒情本位,是在建安时期,在建安诗人中曹操诗歌率先表现出强烈的抒情个人化和个性化,他那沉雄之气根源于他自身的强大精神力量,正因为他有政治的高度和文人的敏感心灵,去审视社会,感悟生命,所以他的乐府诗歌才会这种独有的慷慨悲凉,梗概多气。
这是曹操的乐府诗歌共有的风格特征,尤其是慷慨悲凉这个风格特征几乎成了建安时期整个文坛的特征。
2、古直苍凉,古朴自然。
3、具有厚重的历史使命感
曹操由于他的特殊政治地位,他一生以天下为己任,昂扬进取,自强不息。他一生征战,志在统一神州,他的诗歌下在他的志向和经历的记录。所以在他的诗歌中都基本具有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这是其他建安诗人诗歌不曾有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