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第一章

写作背景：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 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 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 以最恶毒的敌意、 最疯狂的仇恨、 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 在他们逝世以后， 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 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 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 以便“安慰” 和愚弄被压迫阶级， 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 磨去它的革命锋芒， 把它庸俗化。 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 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 他们忘记、 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 革命灵魂。 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现在， 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 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 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 马克思来了， 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

列宁通过引证马恩的著作以“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引证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来自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

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当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显得极为重要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唱着准社会主义的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主义。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论上”，它既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

2.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被称为国家的那种“力量”的概念，即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概念。这种力量主要是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恩格斯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正是每次大革命实际地、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的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是怎样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论述。他指出，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公共权力极其微小（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的例外，指的是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来说，它是在加强：

……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战争已经使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

这段话至迟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写的。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无论就托拉斯的完全统治或大银行的无限权力或大规模的殖民政策等等来说， 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 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 此后，“侵略竞争” 进了一大步， 尤其是到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世界已被这些“竞争的侵略者” ，即进行掠夺的大国瓜分完了。 从此陆海军备无限增长，1914—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即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掠夺战争， 使贪婪的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 快要酿成大灾大难了。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 是各个大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但是在1914—1917年， 即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许多倍而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 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们却用“保卫祖国” 、“保卫共和国和革命” 等等词句来掩盖他们维护“自己” 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3.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 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 所以， 它照例是最强大的、 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 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 “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 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 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 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 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 ……” 17 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 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 德国的俾斯麦， 都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 在开始迫害革命无产阶级以后， 在苏维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而已经软弱无力， 资产阶级又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它的时候， 共和制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也是如此。

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 “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 ， 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 （美国）， 第二个方法是 “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 （法国和美国）。 

“财富” 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 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 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 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 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 切尔诺夫、 策列铁里之流） 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 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 无论人员、 无论机构、 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 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还应该指出， 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 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他显然是考虑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 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 在现今的国家里， 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以及他们的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 却正是期待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 。 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谬的想法： 普选制 “在现今的国家里” 能够真正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 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

至于恩格斯在这里所唾弃的这种想法的全部荒谬性， 我们在下面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现今的” 国家的看法时还会详细地加以阐明。恩格斯在他那部流传最广的著作中， 把自己的看法总结如下：

“所以，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 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 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 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 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 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 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 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 随着阶级的消失， 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 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 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 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 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这一段引文在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书刊中很少遇到，即使遇到， 这种引用也多半好象是对神像鞠一下躬， 也就是为了例行公事式地对恩格斯表示一下尊敬， 而丝毫不去考虑， 先要经过多么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才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 。他们甚至往往不懂恩格斯说的国家机器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