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的“逻辑”会通——实事求是与是其所是

今天我们来到贺麟故居以“逻辑”为眼谈一谈中西哲学的会通。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下贺麟先生的人生经历，贺麟先生首先是学贯中西的哲学理论大家。我们日新学社也要求学习古今中西经典，以求融会贯通经世致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心与贺先生是能够交流对话的。贺先生早年曾经主张“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他可以说是新心学的倡导者之一。当然，如果我们不太在意形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贺先生的“心”和新文化运动之后说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心有二义：一是心理意义的心；二是逻辑意义的心。而所谓不可离心言物，主要是指逻辑意义的心。这就和我们的主题“逻辑”联系起来了。

词源“逻辑”是英语“logic”的音译。中国近代学者严复译著《穆勒名学》时首先使用了“逻辑”一词。“logic”也曾译为“名学”、“辩学”、“理则学”等。在日语中译为“论理学”，这个译名也曾流行于中国。英语logic源于古希腊语逻各斯，原义指世界的可理解的规律，也有语言或理性的意思。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伟大学者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他用“分析”或“分析学”表示以三段论为中心的推理理论。“逻辑”一词大致有4个不同的含义:①以推理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②研究思维形式(范畴)的一种哲学理论，如黑格尔的逻辑学。③规律，如中国革命的逻辑。④事理，如所谓“强词夺理的逻辑”。

单从这个汉语名词来讲是进口的无疑。向西方学习，从观念来讲在今天我们看可能有些偏颇，但是这是我们经历的历史。我个人思考这个问题的起点实际上是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讲？总而言之，中国人被打败了。一种现实和实践的失败。优秀的中国人就千方百计地思考怎么来应对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了一个简单的答案，一个是德先生（民主），一个是赛先生（科学）。把问题聚焦在这两个方面。民主就是要讲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但是这个问题一般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太认真思考，他们没有思考优秀的传统文化面临着这个历史周期律的诅咒。科学，主要集中的就是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发生在西方而没有发生在经济发达的中国，这个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李约瑟之谜。我的理解这个问题还不是单纯的讲对于科学技术的模仿，而是能不能进行新的创新。二十一世纪我们已经面临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了。

这两个问题往深处反思就会遭遇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精髓究竟是什么？就是我们向西方学习究竟要学习什么？或者说学习了什么我们才能够说你会的我们也能会了。我想这可能就和逻辑相关。从逻辑的外语词源我们就可以看出逻辑一词贯穿西方文化的古今。我自己是把逻辑当作一把了解西方文化会通中西文化的钥匙加以关注和思考的。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直觉，浏览了西方哲学史一遍，读出了一组词：“普遍性与必然性”。后来进一步研读哲学原著，发现不管在那个哲学家哪里读到这两个词的论述都要加以特别的重视。我们在英国哲学家休谟哪里能够读到这组词是关联着“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关联着我们的理性本身，就是理性自身的根据是什么。康德回答这个问题说，要把这个因果关系保住而非联想就必须具备普遍性与必然性，谁来保证这个原则？后面我们明白了，是靠范畴。黑格尔对于范畴进行自证，就变成了黑格尔的逻辑学。

我们看这条深入西方文化的线索是比较清楚的，邓晓芒在《思辨的张力》中总结西方哲学两个支柱，一个是努斯，一个是逻各斯。从我理解的角度来说，从这个区分来说，努斯讲的是能动的逻辑，而逻各斯是讲的形式化的逻辑。当然，也有人会另外的划分，把其中一个理解为带有生机的非理性传统，另一个则理解为刻板印象的理性主义。哲学是爱智慧，怎么通达智慧？我认为主要是以概念知识的形式通达智慧。我想没有人会怀疑语言以及文字对于人类智慧发展的意义。有了语言文字，才会有中西经典。其次，才是对于经典著作的理解。从这个角度中西应该说有相同之处。当然，从修习方法来讲，如果非要以知识为中介，似乎更像是渐悟派而非顿悟。中西方文化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文化更强调悟性对于具体的人本身要求非常高，至于一种复制普遍化的水平则不如西方文化对人的友好。毕竟西方文化以概念为台阶，告诉了我们思维的一条明晰的路。当然，这仅仅是指印象而言。以知识为中介，实际上就是讲这样一个思想方法：现象-抽象（概念）-具体。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中国文化来看一看。

诸子百家时期礼崩乐坏，哲人以智慧拯救天下。孔子目睹当时各种制度之崩坏，以为“天下无道”，而常怀想“天下有道”之时。处此情形之下，孔子以为需要“拨乱世而反之正”，因此提出了正名说。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它们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起来。我们在《论语》中可以看到这两处比较有意思的对话。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日：“必也正名乎！”
(《子路》，《论语》卷七)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颜渊》，《论语》卷六)

当然有人或者有疑问，说这是政治哲学，怎么扯到逻辑这里了。你看正名，无非是讲概念与对象要符合。这也是西方的一般真理观。第二句更有意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显然从这个角度理解到了社会现象与人们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忠恕之道”，就是说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读西方哲学也经常这样口头禅：自己规定自己。逻辑虽然偶尔抽象地在讲，但是讲着讲着你看行为规范就出来了，善就有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对说你这是要以西化中，还是以中化西？觉得我们多少有些套用之嫌。当然，这都是我们聊到逻辑时，比较有意思的例子。不过肯定有人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名家更像西方逻辑这一套。我自己是差不多是从著名学者何新那里道听途说而来。

白马非马。……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公孙龙子·白马论》）

白马非马，公孙龙从三方面加以论证。第一，“马”这个字是表明一种形状，“白”是表明一种颜色。表明一种颜色并不表明一个形象，因此，白马非马。如果用西方逻辑的语言，可以说，这个论辩强调的是“马”、“白”和“白马”三个词的内涵不同。你看，我们是倾向于就着概念直接判断，有概念的判断。但是西方人更多的会讲对于判断的判断。我们在这里看到名家就着这些概念的不同理解进行“诡辩”，充分告诉我们熟知非真知。今人感叹，名家之所说不如苏格拉底之灵魂助产术并没有进一步发扬光大。因为我们学社也读了庄子的《齐物论》，我们知道名家的很多言论实际上是记载在《庄子》里面，庄子又常年和名家打交道。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齐物论》）

如果把这句朝着对于思想得描绘的话，我们看见这里思想的“圆圈”是有了，而且也涉及到有限与无限的问题。“道枢”很有可能已经点出了这个思想的统一，也就是点出了在判断和概念之上还有的一个原则，实际上就是范畴了。但是，为什么又被历史收回去了？这方面还没有成熟的思考。初步直觉，可能与庄子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倾向有关，这里就不展开了。

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齐物论》）

我们看庄子这句，涉及四个环节，庸-用-通-得。庸就是日常、平常之意；用，就是使用，要上手，要实践；通，就是你反复使用，或者接着使用，你得联系起来吧，一通百通之意；得，即可以是结果也可以说是理解。到这里我们给传统文化的这些例子收个尾。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你的题目是实事求是与是其所是，这个和你们到目前为止聊的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两个说法对应着两个不同的圆圈。一个大圆圈，一个小圆圈。大圆圈讲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前面我们讲“现象-抽象（概念）-具体”，其中现象和具体都涉及到实践，中间跳出了一个理论环节。这其中就有人的活动在其中。我们看庄子这里的庸、用、通、得，实际上把这个大圆圈讲清楚了，但是或者说又从名家本来要进一步发展小圆圈中跳回来了。

我第一次碰到把实事求是与是其所是放在一起是看了一篇哲学文章，忘记作者了。主观观点是中国哲学更多讲的是实事求是，而西方哲学更偏重是其所是。更精确一点说，实事求是实际上主要还是谈唯心与唯物的问题，在主体和客体的层面谈这些问题。是其所示呢？深入到了主体与客体的联系层面，讲这个联系的原则究竟是什么，涉及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层面。不过更多的人哲学没入门的话，更容易使自以为是，这样既不是实事求是，又不是是其所是。那么，有没有更进一步地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呢？我认为是有的。因为毛选里面不仅讲了《实践论》，这涉及理论与实践的大圆圈，而且讲完了《实践论》接着讲《矛盾论》。《实践论》是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这对应着西方哲学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但是为什么写了《实践论》还不够呢？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你否定了这个，又否定了那个，那应该怎么思考呢？所以《矛盾论》就是讲应该怎么思考的，这对应着逻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