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奇人异士列传——叛教者 尤里安 下

历史上，通常称尤里安为“Julianus Apostata”，也就是“抛弃信仰之人 尤里安”，中文译为“叛教者尤里安”，大体上是准确的。不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今天，我们通常把“paganus”翻译为“异教徒”，不过，在罗马帝国时代早期，这原本是罗马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意思是“迷信的文盲”。因为在当时，基督教的普及率还很低，而且和受众广泛的多神教不同，当时的基督教徒也确实存在文化水平低下的问题。

不过，后来随着一个人物的出现，这个情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以至于“paganus”都不再代指基督徒，而指代一切非基督徒的信仰者。

这个人物就是君士坦丁大帝。

现代人一提起“君士坦丁”，会很自然地在这个名字的后面，加上“大帝”二字。但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执政生涯，其实乏善可陈，真正让他荣获“大帝”头衔的原因，是他促成了《米兰敕令》，通过这个敕令，基督教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特权地位。

在君士坦丁执政之前，罗马是典型的多神教国家。罗马的宗教体系十分神奇，他是由本土神系和外来神系组成的，所谓的本土神，也就是朱庇特、朱诺、密涅瓦为代表的罗马众神，而随着罗马不断开疆拓土，越来越多的部落、国家被并入罗马，于是这些部落、国家的宗教信仰也被罗马神系吸收，成为了“罗马众神”的一部分，也就是“外来神系”。

犹太人之所以一直无法容入罗马社会，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所信仰的犹太教、基督教是一神教，除了上帝之外，他们拒绝承认一切神明。

罗马的“多神并尊”的政策，有利于团结各个民族和宗教团体，但却不利于专制。君士坦丁看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放弃“多神并尊”的传统政策，改为尊奉“耶稣基督”。

这表面上看，是一个双赢政策：君士坦丁之前的罗马皇帝，是“竞争上岗”的，所以，一旦皇帝的“业务能力”达不到大家的期望，就有可能被推翻。但君士坦丁不一样，他通过尊崇基督教，宣扬君权神授，强调皇权是神明授予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争夺。

然而，本质上，这也为欧洲后来长达千年的“王权”和“神权”之争，埋下了伏笔。在君士坦丁的支持之下，畸形膨胀的教会开始追求现实的权力，侵蚀世俗事务。人们为人处世的标准，不再是逻辑上的合理，而是“是否合乎教会的旨意”。在名为“上帝”的绝对正确的旗帜之下，一切横征暴敛，暴戾恣睢，都变成了正义的行为。只要祭出上帝的旗号，无论多么严重的罪行，都能得到宽恕，甚至推崇。

绝对正确的旗帜，会孕育出绝对的邪恶。君士坦丁在世时，没能领悟这个浅显的道理，而他的子孙万代，将用一千多年的时间，深刻领悟这个道理带来的教训。

不过，不论如何，君士坦丁执政的30年里，皇权无比稳固，没有任何人敢质疑他的权威。

而与之相对，基督教会在君士坦丁的扶持之下，势力迅速壮大，很快就成为了罗马第一大宗教。

看到这里，或许会有人反对笔者的看法：《米兰敕令》并没有规定基督教的特权地位，只规定了所有宗教一律平等，所有人都享有信仰自由权利，怎么能说《米兰敕令》赋予了基督教特权地位呢？

确实，《米兰敕令》只规定了宗教平等，但是，在君士坦丁之前，罗马是不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的，是《米兰敕令》让基督教获得了合法地位。并且，在敕令颁布之后，君士坦丁推出了一系列优待基督教会的政策，使得基督教迅速壮大。

这就是基督教会赋予君士坦丁“大帝”头衔的真正原因。

然而，问题在于，和“连专职祭司都没有”的罗马多神教不同，基督教会拥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从基层修士、修女，到最高主教，教会的专职雇员超过十万人。每年罗马政府给教会的拨款就超过了各个军团经费的总和。

不仅如此，戴克里先之后的罗马各个君主，极端崇尚奢靡之风，当时的贵族们普遍认为“君王应该和民众保持距离”，所以皇帝的宫殿极其奢华，宦官群体非常庞大，仅仅是宫殿中服侍君王的宦官宠臣，就耗费了20%以上的财政收入。

面对日益浩大的财政支出，罗马皇帝所做的，只是不断地巧立名目，号召民众缴税捐款。

有个小故事就是：

尤里安加冕称帝的第二天，他觉得自己胡子长长了，于是召见宫廷总管给他修剪。结果，仿佛开茶话会一般，一大群衣着华丽的人出现在了尤里安寝室门口。尤里安以为人家会错了意，他只需要一个理发师，不是一群理发师。

这时候，人群之中，钻出来一个衣着最为华丽之人，他说他就是理发师。

“那么，其他人是谁？”尤里安问道。

“他们都是我的助手！”理发师理直气壮地回答。

如果缺乏监督，放任自流，那么官僚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臃肿、低能。因为对于官僚来说，没有比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更加重要的事情。和其他所有职业都不一样，官僚并不是“竞争上岗”，不需要通过提高能力，而需要通过拉帮结派、人情世故，来巩固地位。所以如果得不到制止，那么“寄生虫”只会越来越多，期待官僚们自我监督完全是痴心妄想。

尤里安加冕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精兵简政”。宦官集团遭到解散，全员都被赶出了宫廷，奥古斯都时代的税制得到了恢复，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都被废除。不仅如此，尤里安还废除了所有给基督教会的专项拨款，解除了所有宗教优待政策。

君士坦丁以及其继承人——君士坦提乌斯，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实施了一系列优待基督教的政策，比如建设教堂、教会资产免税、赋予主教司法权、宗教拨款等等，其真正的目的是拉拢“上帝”，巩固自身的权力。

尤里安加冕的时候，基督教优待政策已经实施了半个世纪，他本人也是在君士坦提乌斯的白色恐怖下成长的，所以他自然对前朝皇帝的，无视社会现状的政策感到疑虑。

尤里安此时才30岁，妻子死后也没有再婚，与那位为了传宗接代，而三次再婚的君士坦提乌斯形成了对比。

然而，命运的戏剧性就在于此，后者为了传宗接代，不停地再婚，但他的三个儿子全部死于非命。作为“君权神授”的代表，君士坦提乌斯的遭遇，自然很难说服尤里安，上帝的旨意的存在。

于是，废弃的多神教神殿得到了修复，众神的祭祀仪式重新举办，学生的教科书中，再次出现了《荷马史诗》、《苏格拉底对话录》等希腊故事。

不过，就算是在尤里安改革最鼎盛时期，多神教也没有恢复到足以和基督教分庭抗礼的程度。原因很简单：多神教没有专属教会，而且和基督教士们“表面上清心寡欲，实则纵欲无度”的生活不同，大祭司和祭司们必须远离尘世，既不能去剧场看戏，也不能去大竞技场，更不能出席宴会，大快朵颐，否则就会被革除祭司之名。

或许在极端自律的尤里安看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普通人看来，这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所以多神教的式微，已经难以避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观念的变化。

从凯撒到戴克里先，罗马一直奉行的是“小政府”的执政模式。中央政府只管外交、军事、粮食安全，以及司法，而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则完全交给了各个地方自治机构。

但是到了尤里安的时代，“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已经被完全摧毁，社会几乎所有事务都由中央一手包办，而且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模式，“听从政府安排，不管社会事务”已经成了一种常识。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回馈公共社会，反而是不可思议的奇思妙想。

人们已经习惯了教会和中央包办一切，现在尤里安即使想要排除教会，也是蚍蜉撼树。

不过，更大的忧患还在外部。

公元362年4月，尤里安举兵东进，准备进攻萨珊波斯。目的很简单，收复前些年被萨珊波斯攻占的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尤里安率军进驻安条克，准备对萨珊波斯宣战。

安条克是罗马最大的城市之一，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就像中国的北上广一样，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方。不过，和前两者不同，安条克在罗马灭亡之后没多久就没落了，现在的安条克只是地中海东岸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

有很多看似博学多识，实则井底之蛙的UP主都认为，是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崛起，抢占了安条克的商业资源，所以才导致了后者衰落。

然而这个逻辑一看就知道是附会之谈。

安条克的衰落，是在公元639年，被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占领之后。在此之前，安条克一直都是东地中海的贸易枢纽。因为罗马灭亡之后，地中海地区陷入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峙局面。东西地中海因为宗教矛盾，而永远地陷入了分裂和对立之中，所以，作为连接东西地中海的贸易枢纽，安条克也理所当然地衰落了。

不过在尤里安生活的公元4世纪，安条克还是地中海首屈一指的大都会。

就在尤里安的军队进驻安条克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饥荒。这一年，安条克周边地区粮食歉收，陷入恐慌的老百姓们纷纷抢购粮食，导致粮价暴涨。

尤里安马上征调了北非的储备粮食，运往安条克。但令人意外的是，运往安条克的粮食也很快被抢购一空，并且粮价依然高居不下。

尤里安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安条克的贵族元老院议员们，在粮食刚运抵的时候，就全部买了下来。他们囤积居奇，推高粮价，打算大赚一笔。

尤里安非常生气，他立即下令把200多名元老院议员关入大牢，虽然这些议员当天就得到释放，但他们都表示愿意将囤积的粮食投放市场，于是粮价终于回归稳定。

顺便一提，尤里安在安条克逗留期间，写下了大量文书和日记，其中包括名篇《厌胡者》。

留存至今的罗马皇帝的著作，大概有：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奥古斯都的《奥古斯都功业录》，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以及尤里安的《厌胡者》。

凯撒的作品无需赘言，直到今天《高卢战记》还是拉丁散文的巅峰作品，而奥古斯都的《奥古斯都功业录》，虽然有记流水账的嫌疑，但也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整个奥古斯都时代的风貌，体现了当时罗马人的自强和自信。唯独《厌胡者》，由于充满了尤里安个人的负能量，所以遭到后世的口诛笔伐。

尤里安在《厌胡者》中，对罗马时局狂喷不止，行文间充满了戏谑、滑稽，以及粗鄙之语。他在文字中展现的个人形象，和洒脱的凯撒、儒雅的奥古斯都相去甚远。他几乎把罗马社会上上下下，各行各业，所有人都喷了个遍，其喷人水平之高，喷人范围之广，令人叹为观止。

公元363年3月5日，尤里安离开安条克，他离开安条克的时候，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除非老子死了，否则再也不会踏上安条克的土地。

尤里安的军队共有6.5万人，其中包括当年拒绝了君士坦提乌斯的征调令的“皇家辅助兵团”，可见，这些人不愿意跟着君士坦提乌斯打仗，并不是因为不愿远离故乡，而是因为不愿跟着刚愎自用的傻逼打仗。

尤里安的部队，以每天50公里的速度行进，一个星期之后就渡过了幼发拉底河，抵达卡雷，行军非常迅速。罗马军队在卡雷兵分两路，尤里安和内维塔率领35000人，沿幼发拉底河向东南进发，目标是萨珊波斯首都泰西封。另一支部队由塞巴斯蒂安率领，目标是北美索不达米亚重镇——尼西比斯。

另外，尤里安还得到了来自亚美尼亚的2万援军。

值得一提的是，尤里安是带着流亡的波斯王子奥米斯达出征的，他的目的非常明显：击溃萨珊波斯之后，扶持流亡的波斯王子上位。不过，有个潜在的问题——流亡的波斯王子奥米斯达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离开萨珊波斯了，换言之，如今他在萨珊波斯内部，不可能有自己的亲信和势力。

依靠这么一个毫无势力和威望的流亡王子，能拉拢萨珊波斯的既得利益群体吗？

所以理所当然的，当尤里安让奥米斯达，来到泰西封城下劝降的时候。守军不但没有开城投降，反而破口大骂，指责奥米斯达是“波奸”、“叛徒”、“卖国贼”……把他拒之门外。

于是，同年5月27日，罗马军和萨珊波斯军，在泰西封城下进行会战。萨珊波斯拥有10万兵力，占据了人数和地形优势。但是，战斗结果却让人目瞪口呆。

罗马军在没有任何特别的战术规划的情况下，把萨珊波斯的十万大军打得满地找牙，第一天的战斗中，罗马只阵亡75人，而萨珊波斯阵亡2.5万人。

唯一值得指摘的问题是：萨珊波斯的军队士气崩溃，向泰西封城内溃逃的时候，尤里安害怕城中有埋伏，所以没有让士兵追入城中，错失了乘胜追击，拿下泰西封的绝佳机会。

所以，尤里安接下来就只能老老实实攻城了。

泰西封是萨珊波斯的都城，工事坚固，战备充分。当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在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花了三年才拿下迦太基。要攻击这么一座金城汤池，自然是非常困难的。

这也是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和尤里乌斯凯撒，都从不直接进攻城市，而是引诱敌军出城野战。当年战无不胜的人间传奇——汉尼拔. 巴卡，在歼灭罗马主力军之后，也没有进攻罗马城，就是因为攻城战太过耗时费力。

事实上，直到海湾战争，进攻方在攻击工事完备的城市的时候，都会遭遇不小的损失。导弹和火炮对钢筋混凝土的破坏力非常有限，而混凝土设施的建造成本却远远低于导弹和火炮。所以，哪怕是上世纪90年代的美军，都会尽量避免直接攻城。

尤里安在尝试了几次之后，决定放弃攻城。他打算先撤离泰西封，和第二军合流之后，再作打算。

然而，这时候，尤里安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在进军的时候，没有准备足够多的运输部队。他的物资全靠幼发拉底河的货船运输。而现在，他打算撤离之际，直接烧毁了几乎所有运输货船，以及绝大多数补给物资。就算不至于让士兵挨饿，在众将士面前把海量的补给物资付之一炬，也会极大挫伤士气。

事实上，当年图拉真远征帕提亚的时候，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是图拉真提前准备好了大量的运输车队，可以灵活布置补给物资。这就不像完全依赖河道运输的尤里安，他的大军顺流而下容易，但想要逆流而上，就只能把货船付之一炬了。

就在罗马军焚毁货船，准备撤离的时候，站在城墙上目睹了一切的萨珊波斯又来了信心，他们感觉自己优势很大，可以A上去。于是，同年6月16日，两军又在泰西封城下进行会战。

这次的情况和上一次没有任何区别。罗马军在没有使用任何特别的战术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萨珊波斯军。罗马方面伤亡可以忽略不计，而波斯死伤过半。堆积如山的尸骸中，还包括萨珊波斯的两位王子。

不过，尤里安却没什么时间庆祝胜利了。

十天之后，公元363年6月26日，罗马军再次与萨珊波斯举行会战，这一次，尤里安没有穿盔甲，他只穿着一件短衣，就骑马上阵了。

这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因为战况过于紧急，以至于他来不及穿上盔甲就奔赴战场了？还是因为他的部下消极怠工，抵制反基督教的皇帝？后人无从得知，但我们能知道的是，这次命运女神没有眷顾他。

尤里安带着几百个近卫军，和迂回侧袭的敌军厮杀。就在这时，一支标枪击中了他。在抗生素和外科技术还没有发明的时代，被标枪直接命中基本就意味着死亡。

尤里安. 奥古斯都，于当晚死亡，享年31岁。

尤里安死后没多久，罗马就和萨珊波斯进行了和谈。罗马军在几乎全胜的情况下，竟然同意了萨珊波斯的所有要求，认可了萨珊波斯在中东以及北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权，而换来的，仅仅是“萨珊波斯允许全体罗马将士平安回国”。

这次和谈被萨珊波斯的史官们大书特书，美其名曰“沙普尔的宽容”（萨珊王朝时任国王为沙普尔）。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三百多年前的“凯撒的宽容”。光阴荏苒，“宽容”曾经是罗马军团的专利，如今费拉不堪的罗马军团却需要更加费拉的萨珊波斯的宽容。

顺便一提，尤里安死后的继承人——瓦伦提尼安，在尤里安死后没多久，就废除了尤里安时期颁布的几乎所有法律。

几乎掏空罗马国库的“宗教拨款”又回来了，人山人海的宦官集团回来了，奢华的宫廷制度回来了，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也回来了。罗马又回到了之前要死不活的样子，他还能以这幅要死不活的鬼样子，继续苟且70多年。

总结

后来的历史学者，经常会讨论：如果尤里安在位时间不是19个月，而是19年，那么罗马会变成什么样子？

事实上，公元4世纪的罗马，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被基督教彻底控制。首先，基督教会内部本身就是斗争不断，阿里乌斯派和阿塔纳西乌斯派，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发生流血冲突，同时，信仰多神教的民众也经常和基督教会发生矛盾。这种情况并没有随着君士坦丁大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基督”而得到缓解，相反，君士坦丁之后，因为宗教而产生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

这是理所当然的，光是为了争夺“征税权”，基督教内部各个教派就打得不可开交。异教徒和基督教的争端就更别提了。

笔者一直认为，尤里安的存在意义，在于他为那个疯狂的时代，难能可贵地踩了一次刹车。在那个所有人都为了各自的信仰而大打出手，所有人都在极端情绪的车道上油门踩到底的时代，他是极少数选择了踩刹车，而不是踩油门的人。

如果他可以活得更久一点，罗马人或许可以从癫狂和偏执中冷静下来，认真地思考周围的，关于基督教、关于皇权、关于社会制度的一切。从而找到一条真正可以挽救社会危机，实现社会进步的光明之路。

尤里安的时代里， 人们未能理解“一神教”的危害，因为在当时，唯我独尊的一神教是很新鲜的事物，在君士坦丁之前，所有人视一神教如洪水猛兽，避之犹恐不及，而君士坦丁之后，大家又对一神教趋之若鹜，在一神教的旗帜下，像发了疯一样对持不同观念的人挑起“暴力冲突”。

而遗憾的是，只有当人们褪去了狂热和偏执，摆脱了对某件事物的情感，才能真正去理解这件事物。

而几乎所有人都没能看清一神教的真面目的时候，尤里安却如同夜空中闪过的流星，照亮了漆黑的世界，虽然只照亮的一瞬。只有尤里安看清楚了一神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如今已经成为尤里安的第一头衔的“叛教者”之蔑称，对他而言才是最为光彩的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