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淨水之供給與污水之排放──臺灣聚落環境史研究之一〉[1]

[1]劉翠溶、劉士永，〈淨水之供給與污水之排放──臺灣聚落環境史研究之一〉，《經濟論文》，第 20卷第2期 (1992，台北)，頁 459-504。

作者介紹

劉翠溶，[2]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哈佛大學博士，學術專長為經濟史、歷史人口、環境史。她攻讀碩士時，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讀，整理清代內閣大庫檔案，從其中也找到了碩士論文的題目和資料。1966年獲得碩士學位後，順利進入史語所擔任助理研究員。兩年後，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往哈佛大學進修。並且之後有一段挺豐富的學術生涯，在此省略，她曾任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並在1996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於2003年10月至2010年1月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劉士永，[3]美國匹茲堡大學博士。專長東亞環境史、日本殖民醫學史。近年致力於研究1950年代後，冷戰時期的東亞國際衛生與防疫活動，希望了解西方醫學在20世紀後半進入東亞諸社會的差異性，及新國際衛生組織(WHO)架構下，國際醫療活動如何與冷戰外交策略互為表裡。透過對於現代醫學活動的多面向理解，除提供今人理解戰前殖民醫學的新觀點外，亦把向來以科學為核心的醫學論述，重置於社會、經濟、政治等脈絡中。

摘要部分  

    本文基於過往研究台灣各地聚落的個案研究，以環境史的角度討論台灣聚落環境的給水與排水問題，即分別討論自來水與下水道。本文先追溯二十世紀以前台灣聚落的給水和排水狀況，再討論二十世紀以來，兩種水利公共事業的發展與成效，最後站在政策評估的角度討論水利設施的問題，希望將自來水與下水道兩套各自為政的政策，統一管理並做出適合合宜的政策方針，以便有效運用資源和經費。

    首先關於淨水的供給，先討論自來水創設前台灣聚落的給水情形，再討論日據時期的建設，光復後發展並綜述其成效。關於自來水創設之前的台灣，雖然台灣雨量豐沛，但因山高水急，是故平原區的河川普遍成為聚落用水的來源。早期聚落供水情況以灌溉用水為主，因此日常用水多不被記載，相關材料多以奇聞為多，像是各地古井的傳說。此時也出現最早的付費用水的案例，如台灣縣南壇井，不過普通人還是以取用地表水，再以明礬沉澱雜質為主。伴隨聚落人口增加，透過增開井口、埤圳等方式來應對，但在飲水品質並未有所提升。日治時期殖民政府透過自來水設施解決衛生問題，如後藤新平在1896年開始自來水建設。同時早期自來水建設與1920市區改正和1935年都市計畫相結合，並且自來水除了都市建設有關外，也在官營事業、港口、駐軍地與日本移民出現，而到了日治晚期則跟縱貫鐵路等交通設施相關。一方面自來水也反應日治台灣經濟發展，從兩次推行自來水普及率高峰來看，先是1920年代初農業現代化，後是1930年代初工業化政策；同時自來水建設也有地區差異，與日人治台政策呈現正相關。[4]

    光復後，雖受到戰爭影響，但在1948年大致恢復戰前水平。1949年以後自來水普及率的成長態勢受到經費來源與制度組織影響，以省政府籌款為例，其先是透過向農復會、美援協助、地方配合等籌措經費，省政府又於1964年在經合會同意下，成立公共給水建設基金，1963年臺灣省公共給水事業投資辦法，以此投資地方水利基礎建設，如大型建設的石門水庫、岡山水廠，或是地方自來水擴建工程；爾後1974年成立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將原先區域經營管理的自來水制度轉為統一經營，並將全省整併劃分為十二區。進一步觀察各縣市與各區實際供水比例，可見區域整體普及率增長主要是個別縣市增加，而非整體增長。最後從自來水公司的資金投入與運營成效來看，1980年代後受限於長期負債與營業公債增加，導致公司對自來水事業的資金挹注不足；另外，從經營結構上來看，由於各地區水資源利用不一，小規模經營反而比大規模經營有效率。而從公共衛生改善來看自來水發展的成效，如日治時期以水為媒介的傳染病減少、光復後烏腳病的防治等。[5]不過伴隨農業用水與工業用水的排放，卻可能影響飲用水的安全，因此除改善水廠的淨水設施外，亦建議將工業用水與飲水系統分離。另外，關於工廠在自來水廠供水區供給量之外，私自抽取地下水，可能造成汲水區的環境問題則有待研究。

    接著討論汙水排放的問題。回顧明清時代的北京城就已經有排水溝區的設施，但成效不佳。在清代台灣受到史料稀缺，只能透過片段材料推斷出排水設施也不太理想。[6]日本領台後，因見各地市街髒亂家用汙水隨意排放，於是陸續推動排水工程計畫，從主要都市向全島城區推廣，日治時期的排水工成效仍不如自來水設施。光復後，政府將日治時期的都市計畫檢討修正，將最初各地所採的明溝系統，即雨水、家庭污水和工業廢水不分的合流制下水道，改成分流制。作者指出除了台北與高雄的案例呈現下水道建設不足外，從排水建設的資金問題來看，以臺灣省而言，依預算金額的大小和比例的不同，大致可分為三期，[7]趨勢上來說一到三期，地方比例降低，而省庫的負擔更加龐大，甚至將近八十五百分比，由於不同於第一期有中美基金支持，第二、三期工程因缺少相關等經費問題，使得雨水下水道工程實施率偏低，而污水下水道工程之實施較雨水下水道晚，以上因素使下水道建設趕不上都市與工業發展速度，下水道普及率較諸先進國家嚴重落後，所以作者認為下水道問題在此時更應當受到重視。作者於此指出或可參照清代台南官民合作處裡下水道建設的歷史案例。

    最後本文對臺灣聚落的給水與排水問題作了歷史回顧，從自來水設施建立之前淨水取得，到之後日治時代開始在重要都市與港口、殖民政府官營事業所在地，以及縱貫鐵路沿線進行自來水建設，使得1940年實際普及率約15%。光復後自來水設施於1949年完成，並在1973年後設施擴充因合併改制而變快，1990年自來水實際普及率已達 84%，此趨勢與經費來源及制度組織相關。同時自來水普及率與台灣公衛環境品質相關，有助於降低相關疾病死亡率，以及患病率。不過由於工業用水需求增加，受限於水資源不足，工廠逕自抽取地下水，亦造成不可忽視的水質污染問題；下水道排水方面，則可見在台灣還未出現大量人口聚落時，並非市街人群生活中會遇到的問題。而下水道在日本統治下初步建立雛形，戰後則因經費不足，導致雨水與汙水下水道建設跟不上城市發展速度，普遍遜於先進國家的普及率，所以作者建議採納歷史上的官民合作經驗。綜觀兩種水資源的公共設施，皆共同面臨的河川汙染問題，因此作者希冀在組織運作上兩者能夠偕同運作。另外，亦有許多關於環境與聚落的問題更待討論。[8]

筆者反思

    在這邊文章當中，似乎可以看到環境史草創之初，對於現實指導性還很強，有種歷史可以作為當下問題的解方的感覺，尤其是作者彷彿在站在技術官僚的角度，書寫台灣的水利設施史，並在考察經濟運作的情況下，從歷史角度提出關於建設背後的成效與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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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與文章內容摘要，這部分是為了行文通順，所做出的取捨

[1]劉翠溶、劉士永，〈淨水之供給與污水之排放──臺灣聚落環境史研究之一〉，《經濟論文》，第 20卷第2期 (1992，台北)，頁 459-504。

[2] 轉引自 台灣的女院士 劉翠溶，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15/victoriaic/%E5%8A%89%E7%BF%A0%E6%BA%B6.html，（2022年11月5日檢索）

[3] 轉引自 中央研究院人文講座科技與社會 劉士永講師介紹，https://ashcc.litphil.sinica.edu.tw/teacher_21.php，（2022年11月5日檢索）

[4] 日治時期自來水建設的地區間差異，如台北地區因地處政治和經濟機能中心，而能逐漸發展，並確實使臺北取代臺南的地位；日本殖民地各公營事業建築用水；或是日人在台灣東部設立的眾多移民村；同時日人理番事業也注意原住民的飲水改善；而卑南和鹿野兩處，則與製糖事業有關。

之，日據時期自來水普及率較高之地區確實反映日人執行政策時的優先考慮。

[5] 就數據來看自來水供給降低霍亂、瘧疾、寄生蟲、皮膚病等傳染病的傳染機會。雖然較難直接評估自來水的貢獻，但比較1940年代台灣與1930年代日本，兩者在自來水供給比率相近，死亡率水準也相近，不過從胃腸傳染病的死亡率判斷當時自來水普及率不高，直至戰後水質實驗中心建立後，到1972年該病死亡率才離開十大死因。另外，關於戰後的烏腳病，則因雲嘉南地區的深水井開發，導致鎘金屬汙染飲用水源，但伴隨自來水系統的建立逐漸改善。

[6] 以當時人口唯一過四萬的城市台南為例，就有關於官方主導民間疏濬工程的紀載，而從其他都市的人口數不過剛滿萬推斷，其他城市或許對下水道尚且無所需求。

[7] 台灣省三期下水道建設省地經費比例：第一期為 1958-1976 年間，每年一億元以下，總數為 596,279千元，大致由省庫與地方平均負擔，分別占46.42%和41.97%；第二期為1977-1985年間，每年十億元以下，總數為 4,285,272 千元，省庫負擔之比例漸增，占 62.03%，但地方負擔仍占 37.70%；第三期為 1986-1990 年間，每年十億元以上，總數爲11,753,395 千元，省庫負擔比重已占絕大部分，達 84.71%，地方只占 12.7%。

[8] 其他關於水資源與環境史的問題，諸如農田灌溉和排水設施與聚落環境變遷的關係，工業用水與廢水導致的環境破壞和污染，以及聚落型態和居住環境在長期間之變遷等問題，都尚待深入的研究。

後記

讀完這篇文章後，我有種感覺那就是我應該不會碰經濟史，因為我真的對數字沒有那麼敏感，讀這篇讀得好累，另外，期末報告如約而至，很多事情都做不完啊，今天弄完本文稿算是大幸了。真的事情超多的。

累哇歷史2022-11-8 台北城南宿舍 無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