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两分：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

一、文武分途的开启（618-875）
孔子曾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可见文事和武事对一个国家来说不可分割，宋以前中国文武没有严格区分，文官武将随其角色变化而转换身份，出将入相是当时常态，诸多政权都认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不敢放松武备。唐朝前期文武并重，依然保持这个态势，精英随时可以转换身份。文官刘文静曾负责修订律法，但其也担任过军司马等武官，指挥过军事行动；武将屈突通曾率军作战，但入唐后其也担任过刑部尚书等文官职务。至于李靖、裴行俭、房玄龄等都表现出才兼文武的能力，文武官员没有形成天堑鸿沟，唐朝也以相同标准对待学文习武之人，“诸习学文、 武者为士”，国家精英也同时追求文武两方面的知识，这一情况到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发生了改变。 

武则天虽然延续前代文武合一政策，但受655年主要大臣反对她继任皇后影响，她于是提拔富有文学才能而相对缺乏军事才能的新官僚作为自己的支持者，切长期的安定使得文事逐渐重于武事。随着军功收益锐减，更多人选择通过科举做官，此时文官如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与杜暹等可以凭借短期军功担任宰相，但少有武将能成为宰相，这一时期几位有名的宰相如狄仁杰、宋璟等都讨厌讨厌武将开疆拓土，甚至阻碍立有军功将领的升迁，如宰相宋璟压制边将郝灵佺诛杀突厥默啜可汗的战功，致使灵佺愤而自杀，张九龄也以“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为理由，抑制有战功的张守珪入朝为相，加之唐玄宗重用蕃将为节度使，就更不可能让武将实现出将入相的目标。外加府兵制度的败坏，许多府兵要么在边疆长期戍守无法返乡，要么为权贵役使，这就导致军功报酬锐减，兵役负担加重，最终导致府兵制破产，唐朝不得不依赖于职业军队。府兵制使得汉人摆脱了兵役后，大部分精英倾向于从事低成本的文学，这就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文治风气，武官地位进一步下降，为提升武将地位，731年唐玄宗首次建立了武庙，以提倡尚武精神。
唐玄宗诸多努力没有扭转社会对武将轻视，他曾想提拔安禄山为同平章事，杨国忠就以“安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为由阻止，缺乏文化知识不能担任高级官职，拥有文化知识而没有军功却可以担任高级官职，这就进一步导致武官积极性下降，文官因没有军事知识又无法领军，文武对立愈发严重，整个社会也陷入文治的狂欢中：
“天宝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销锋鏑，以弱天下豪杰。……不肖子弟为武官者，父兄摈之不齿。唯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人至老不闻战声。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栗不能授甲”

中原腹心之地没有武备，边疆又因为节度使频繁交战而武力超群，节度使又无法回朝担任宰相进而与其士兵联系愈加紧密，使得安史之乱一朝爆发后叛军所向披靡。
安史之乱加剧了武将对于文臣无法处理军务的认识，如房琯、张镐先后打败仗，时人多归结于其幕僚“未尝习军旅之事”，加之战后诸多节度使皆由武将担任，就算是文臣有军事才能也无法担任军职，只能写作军事著作来表达才能，十分排斥战斗技能。武将也和朝廷关系越来越紧张，连“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的郭子仪举荐官员都遭到拒绝，为遏制武将嚣张跋扈，朝廷采取宦官监军制度，虽然如此，一旦武将有不法行为为朝廷熟知，朝廷却无法制裁之时，就会进一步加剧朝廷和武将之间猜疑。
同时，文武对立也加剧了双方无法顺畅交换任职的情况，加强了双方之间的鄙夷。如武将李晟就因为与宰相张延赏产生矛盾，就认为“武人性快，若释旧恶于杯酒之间，终欢可解。文士难犯，虽修睦于外，而蓄怒于内，今不许婚,衅未忘也，得无惧焉!”文官则认为朝廷决策则只能与他们而不能与武将商议，在武将面前显示身为文官的优越“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788年文官武将就祭祀武庙礼仪是否应和文庙相同产生争论，武将普遍认为应该兵种，文官则普遍认为应该低于文庙等级。对武将的批评的普遍的，以至于文官从事军事工作时会将自己称为儒将与一般将领区别开来。虽然如此，由于当时还有宦官势力存在，武将和文臣仍有机会共事，部分文臣在武将手下从事行政工作，部分武将也以吟诗作赋和遵守儒家规范为荣。但黄巢之乱打破了平衡关系。
二、文武关系的转变（875-950）
1.武将权威的扩大和自身的变化
黄巢起义打乱了一百多年的平衡，镇压起义的将领们陷于党争，朝廷和将领互不信任，这就使本可以迅速镇压下去的起义发展壮大，最终朝廷能直接掌控的只有数十州，大部分地区都由当地武将统治，朝廷试图派遣高级文官担任节度使时，往往以失败告终，各地逐渐由镇压起义中崛起的强势武将掌控。当朝廷试图派遣文官强化权威，节度使往往借其名义开始征伐，而张濬、崔安潜、孙揆与韦昭度等代表性的文官却以失败告终，职业将领因为控制士兵而衍生为不受控制的军阀。武将们甚至公然控制朝廷，如关中地区的李茂贞和韩建，当时地方节度使只有3人是文官出身，其余全是武将，显示了武将已经掌控了地方政府，文官沦落到只负责文书和议论上，对现实他们无力改变。当朱温控制朝廷后，他在白马驿对30名唐朝高级文官进行了杀戮，
后梁政权内官员多数是出身于盗匪或农民的军人，从史料中看不出其对文官有何好感，其有限地称赞文官也是因后者行为能为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如他称赞为李克用写檄文的李袭吉和为自己出谋划策的敬翔。政权内的文官并无实际权力，只能负责礼仪事务和文书行政，地方权力既为武将篡夺，中央权力也掌握在朱温及其信任的近臣敬翔、李振等人手中。其子朱友贞即位后，虽然继续任用敬翔和李振等老臣，却有了新的近臣张汉伦兄弟，其与武将也产生了互不信任，导致魏博军投靠了敌人李存勖，还对前线战事过度干预导致后梁覆灭。
后唐建立后，郭崇韬试图恢复文官权力，但李存勖选择任用伶人和宦官掌权，虽然如此，由于郭崇韬选才是依据家世而不是才能，他的行为并没有达到目标。此外，由于文官在朝代更迭中遭到诛杀，武将却因为主动投降而获得保留，李存勖为拉拢武将不得不举行频繁宴会和出游。他的行为因为使用宦官监军和没有供给军人足够薪资而得罪武将，最终由于诛杀郭崇韬引发了兴教门之变。李嗣源即位后仍只信任自己幕僚，其后的李从厚、李从珂都做出过努力但没有成功。石敬瑭建立后晋后，文官地位有所提高，文臣能担任宰相兼枢密使，拥有了决策权力，对于武将石敬瑭仍只能采取姑息的政策，但契丹的入侵使得后晋覆灭后，局势日益混乱。这一时期武将的言论较之前更加鄙视文人，如杨邠便曾说道：“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史弘肇也认为：“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混乱至极的社会由此却在武将郭威建立的后周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在875-950年中，中央权威衰落，国家由武将掌管，最终导致一系列短命政权的建立。武人掌握政权后，常常干涉政府行政，如在司法方面，往往以一己好恶胡乱断案，又喜欢滥施刑罚，导致下属和百姓苦不堪言，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武将以军法管理国家的后果，朱温就喜欢对丧失军官的士兵全部斩首，王建立常常因一人犯罪杀其全家，史弘肇不论何人犯罪即杀。在其他方面武将地方官也常常刻剥百姓，如武将赵在礼就有拔钉钱的典故：
“赵在礼之在宋州也，所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镇永兴，百姓欣然相贺，曰：‘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在礼闻之怒，欲报“拔钉”之谤，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时朝廷姑息勋臣，诏许之。在礼于是命吏籍管内户口，不论主客，每岁一千，纳之于家，号曰“拔钉钱”……是岁，获钱百万。 ”

当时武将贪污和滥刑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只要不这么干就会得到老百姓欢迎，汝州防御使刘审交就是因此被当地百姓怀念并建庙祭祀。这无疑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苦难。不止如此，武将因文化程度低下遭到了文人的鄙视，如康福误解“烂兮”理解成对自己种族的攻击——“烂奚”，不少武将还在文人面前产生了自卑感，当他们掌握实权的时候，他们往往尝试批评这种现象，试图恢复初唐文武官职可以互相任职的局面，但成效不大，文官仍在武将面前保持优越感，以至于一位典型武将——史弘肇对此大发抱怨“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之所以挑战失败，还在于武将掌握的军事知识和技术无法取代文学传统和儒学知识，当武将转换为君王和官僚时，他们只能选择文治以巩固统治，学习儒学以处理行政工作。部分中晚年才学习的武将发现自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掌握经典，于是他们选择给子孙提供相应教育，如罗绍威、朱友裕、王师范、朱友贞、李存勖、李从荣、李从厚、石重信等武人二代，不少武将后代也由此弃武从文。由此武人和文人界限日趋模糊，部分掌握经典的武人日益认同自己战场上的武将和战场下的文人身份，这些人帮助文官稳固政权，参与文人活动，与其重新在中国建立了文治政府。
2.文官形象和文治传统的传承
黄巢起义后各地均为武将控制，文人几次试图统兵行为均以失败告终，双方差距很容易在各方面显示差别并产生矛盾，但武人又渴望文人的社会地位，希望能与他们共事。10世纪前期，部分文人选择不与武人共事，部分有野心的文人选择担任节度使幕僚，为武将进行文书写作、外交谈判、财政管理、军事谋略等方面服务，掌握了一定军事技能，但仍无法担任军事统帅，这些人对节度使依附力很强，如敬翔对朱温，桑维翰对石敬瑭、苏逢吉对刘知远等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入职的文人除了担任节度使幕僚外，还有担任朝臣的，由于朝廷需要借助他们的声望和家世作为合法王朝的外衣，因此这些朝臣如杨凝式和卢程等只有官衔而没有实际职责和权力，这主要是武将出任皇帝导致他们对朝臣能否胜任行政事务不太关心，只是注重朝臣打扮其统治的正统性，而将军政事务交给自己的幕僚和小吏出身官员，前者占据要职，后者善于财政，而文臣只擅长文学和经学。

由于文臣出身的朝臣不沾染实际政务运作，这就导致一个意外的后果——五代中央官僚往往是从前代沿袭下来，其中最著名的是冯道，他从后唐明宗到后周世宗时期一直担任宰相，地位崇高，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甚至契丹等国都相信其为人。因为这些朝臣往往对朝代更迭毫无意见，这也导致新朝皇帝和要人对其采取不信任态度，其实他们是在远离军事财政事务的同时努力维持政府，他们的这种想法才使得文治政府的传统不至于在战乱中结束。
战乱毁灭了记载唐代惯例的书籍和熟知朝政且有经验的文官，但部分新官员仍致力于恢复唐朝制度，如后唐宰相李愚曾要求下属各部门制定工作条例，但时局变化不了了之。文官还试图通过编撰唐史来保存延续传统，但因为典籍毁灭，所以一直拖到后晋才编撰完成。官方教育机构国子监的设立也有助于延续文治传统，928年后唐恢复国子监并兼管教育，还招收200名学生，932年开始雕刻九经销售，这无疑促进了民间教育的发展，官员们还鼓励进京赶考的士子，给予其高规格待遇。由于参加科举的士子门地位特殊，所以朝廷对其容忍度很高。民间对参加科举能带来权力和地位十分羡慕，由此参加科举考试的热情也一直高涨，以至于有官员呼吁要严格筛选参加科举的士子。文臣为恢复文治政府的努力，有效地保存了中国的文治传统，加之武人日趋认同文人价值观，文武虽然不能像唐初那样出将入相，文武兼备，但文武日趋合流，都为终结乱世恢复传统做了充分准备，战火连天的乱世终于要走向终结。
三、文治政府的复兴与文臣的胜利（951-997）
1.国家回到正轨的希望
951年郭威建立后周，他和五代诸多开国之君不同，其本人文化素养很深，战场下更像是个文人：
居常接宾客，与大将宴语，即褒衣博带;或遇巡城垒，对阵敌，幅巾短后，与众无殊。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效者，厚其赐与，微有伤痍者，亲为循抚，士无贤不肖，有所陈启，温颜以接，俾尽其情。
登基后他去祭拜孔庙，以国君身份亲自向儒学创始人行跪拜礼，表明帝国统治者重新接纳了儒学作为统治的一部分。国家也因他的军事实力处于安定局面，但他得以如此作为也是在前代基础上完成的，地盘广阔的节度使辖区遭到分割，中央禁军一步步强大，权力也因此进一步向中央倾斜。后周在击败了3个节度使造成的叛乱并在952年成功轮换了地方节度使后，黄巢起义以来地方行政终于再次被中央控制，这就让郭威有时机对内政进行改革，而不像之前王朝一样只是苟且喘息。

地方反抗中央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央内部问题——禁军，尚未解决。虽然郭威派遣王峻和王殷统率禁军，但他们在大染缸里也先后变得跋扈起来，在郭威去世前，禁军弥散着不满情绪，好在他及时察觉平息了叛乱。周世宗即位后平定北汉，部分高级将领带头逃跑，周世宗不得不严肃军法，裁汰老弱，加强军纪，想恢复唐朝那样大一统帝国。和前几代不同的是，周世宗和文官而不是自己潜邸近臣商量军国大事。他还均平赋税，改革司法体系，剥夺节度使任命僚属权力以削弱其势力。他还非常重视儒家礼乐制度和学术，但其在位时间太短，不足以建立禁军效忠朝廷的基础，于是赵匡胤趁机夺得大权建立宋朝。
2.文臣开始胜利
虽然是不同朝代，赵匡胤却延续了周世宗政策，他继续强化对禁军控制，以高官厚禄和联姻来收买高层，以升迁职位收买中层，赏赐钱财收买底层。在赵匡胤16年皇帝生涯中，他统一了五代大部分地区，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帮助继任者完成建立文治政府的希望。
文臣的力量在文治政府或者说——统一帝国的恢复中也一起恢复，很难想象梁唐晋汉等朝的君主会和文臣讨论问题，因为他们主要是依赖自己的近臣或者潜邸僚属。此外，959年敢于公开反对武将担任宰相，显示帝国的文官经过905年朱温的屠杀后，力量已经恢复。周世宗倾向于根据才能授予官职，赵匡胤却将文官武将视为截然两分的个体，并更愿意与前者讨论军政大事，这是由于他内心相信具有知识素养的人更值得重视的缘故。他曾说过这些话：“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宰相须用读书人”。他喜欢文官胜于武将显而易见：“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也很明显，体制上他将统兵权和调兵权分开，并将禁军两分为三，以资历浅的将领统率禁军，对于禁军高级武将张琼、韩重赟等人严厉处置，不惜置他们于死地，接替张琼的杨信不得不从此扮作哑巴，党进不得不装成没有心机的人。禁军将领不得不小心从事，高级将领还不得不自甘堕落，以保护自己。       

禁军既然已为宋太祖控制，中央机构的枢密院就是武将顶格职位，为了缩小武将在地方权限，赵匡胤剥夺了节度使的军权和财权，缩小了藩镇辖区，收集藩镇精兵于中央，频繁调换节度使，节度使去世后也不指派继任者，还指派文臣担任地方知州和通判以遏制武将担任的刺史权力，虽然他没有完成最终一步，但其弟宋太宗继承了他的事业。由于缺乏军事履历，宋太宗非常相信知识在帝国中的作用，他认为““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还鼓励百姓进献书籍，招募大量文人进入政府。这也是宋太宗巩固帝位的需要，其与太祖武将关系并不亲密，即位之初就免去了7位节度使，也不指派新节度使，只让已有节度使管辖本州，属州则归朝廷管辖，还任用许多潜邸旧人，改革科举制度，亲自在殿试中出题，他是如此重视科举取士，以至于他即位头三个月就招募了500多名考生并立即授予官职，他在位期间录取了5802人为官，如此大量的科举出身官员占据了政府各部门，科举带来的利益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人放弃从军或者为吏而安心考试。

宋太宗本人对文臣主管的行政也比武将负责的军事更感兴趣，他经常和文臣相处讨论读书、书法、作诗等艺术行为，文臣对宋太宗影响也越来越大，以至于他对武将都提出读书要求。宋太宗在位期间多次宴请武将并举行读书活动，典型武将代表曹翰就曾抱怨自己“羞睹盘花旧战袍。”虽然武将在宋太宗时期仍有一定影响力，但和唐末五代相比显然已经过了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武将之所以没有被文臣彻底打败，主要原因是国家面临外患威胁，宋朝离不开武将。宋太祖就是武将，和武将之间有情感联系，对武将给予高规格待遇，不仅是赏赐大量金银财帛，还与武将结为亲家，文臣对军事事务热情减退也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在这方面依赖武将。这主要是晚唐五代以来武将排斥文臣参与军事，导致文臣更多集中于行政事务，并坚持肯定文治工作比军事工作更为重要，他们并不愿意担任军事职务。宋太祖从不干预前线指挥，宋太宗却对自己军事才能相当自负，以至于总是要给武将阵图指导其军事行动，不仅在指挥方面掣肘武将，还收回财政自主权。虽然如此，宋太宗在军事规划上不得不依赖武人，这表现在消灭北汉和两次伐辽上，宋太宗没有和一向亲善的反战文臣保持一致，反而和武将曹彬、潘美等人商量。在伐辽失败后，宋太宗面临文臣对北伐的批评，其军事策略逐渐转向文臣这边，对外部威胁采取防御态势。
四、文臣赢得胜利与文武彻底对立（998-1063）
1.文臣成为赢家
为了稳固统治，宋太宗和宋真宗都采取了文官主张的绥靖政策，对外以妥协退让为主，对内将自己表现得热爱文艺和儒学，1002年宋真宗就下令将地方官举荐的的一位用剑大师遣还家乡，由于缺乏决断力和军事知识，面对辽国和党项的进攻，宋真宗显得力不从心，他不得不经常征求文官武将的意见。由于群臣意见不同，战事经常变得无法挽回，灵州的陷落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时文臣主张放弃难以维持的灵州，宋真宗在漫长的争论后还是派遣了6万大军，但是为时已晚。在防御契丹的问题上，宋真宗一方面延续传统的给予前线将领阵图的办法，一方面让武将随机应变，这就让他们陷入了两难，于是他们只好拒绝出战。宋真宗对此却认为是将帅缺乏才智，外加五代一个武将指挥数万大军会导致军事政变爆发的经验教训，共同促使宋真宗决定亲自统军出战。但其缺乏抵御契丹的自信，因此决定以巨额金钱换取和平，既然对契丹妥协，对党项妥协也是意料之中，宋真宗得到了宰相向敏中的支持，拒绝了武将曹玮消灭党项的要求，只要求李德明名义上的臣服，对南方交趾发生的叛乱，宋真宗也拒绝介入。

尽管如此，内外威胁的存在使得真宗不得不借助武将，而文官只能谈论军事策略而不是作为儒将统率军队，所以宋真宗往往很少指派文官负责军事事务。他完全放弃和周边国家用兵打仗的决定，无疑是受文臣长期宣扬和平的影响，为了与邻国和平相处，不惜无限制让步。与外国达成的和平局面让宋真宗变得得意起来，因为这样促使经济走向繁荣，自己也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学术和行政事务上。为了弥补澶渊之盟对自己理论上天下共主的伤害，宋真宗开启了天书封禅活动，拒绝了武将曹玮要求增兵的要求，还是文官李迪劝说才起了作用，这也表明武将影响力下降。宋真宗毫不犹豫削减军费和裁撤军队，以精通法律和行政的文人代替武人担任知州，武将在中央和地方话语权越发缩小，担任枢密副使的马知节遭遇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马知节在真宗和文臣一派和平的氛围中屡次强调“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之意”，还屡次指出文臣同僚的私心，这让他被罢官，接替他的武将曹利用还经常被文臣寇准斥责为“君一夫尔，岂解此国家大体耶！”他们的经历可以看出，随着和平局面的到来，武将虽然能参与文事，但越来越遭到文官排斥，军事知识也就在社会上不如儒学值得人们追捧，武将也就越来越没有职业荣誉感和进取心，整个国家对外愈发无力。
正如五代文官参与军事被武将排斥一样，澶渊之盟后和平时光里，武将想参与政事也被文官排斥。军事职务逐渐成为高收入的代名词，文臣成为国家事务唯一决策者，他们将放弃文职转为武职视为耻辱，文臣陈尧咨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当他被任命武职时，其母斥责他“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 ”？其后刘太后以“天雄，朔方会府，虏人视守臣为轻重，非文武兼材不可。 ”授予其武职时，陈尧咨却提出“臣本儒生，少习俎豆，今荷圣恩，易以武弁，愿佩金鱼以示优异 ”要求，这表明虽然他仍以文臣身份自豪，当时也以文官重要性高于武将，但若以文臣出任武职，也可以使得武将不再垄断军事事务。

这时就算是外患也无法使宋朝重用武将了，因为朝廷会担心武将过高威望威胁朝廷稳定。李元昊向宋朝进攻后，宋朝开始派出文臣夏竦与范雍主持军务，结果遭到惨败，本来换上武将夏守赟及宦官王守忠，在遭到文臣反对后，还是派出文官韩琦和范仲淹到陕西，但文臣管理下的陕西以防御政策却仍无法阻止西夏进攻，范仲淹认为这是朝廷持续不断地削弱武将权力，导致武将没有足够资源和自主权抵御敌人进攻，因此宋朝仍选择外交解决问题，最终仍以金钱购买和平。
宋夏战争将武将主管的军务也交给文官，文官由此确立了对武将压倒性优势，他们不允许任何可能打破这一优势的武将出现，狄青悲剧就说明了这一点。狄青初次担任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认为：“青出兵伍为执政，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左司谏贾黯也说：“国初武臣宿将，扶建大业，平定列国，有忠勋者不可胜数，然未有起兵伍，登帷幄者。” 当其立下大功升任枢密使时，他遭到了文官嫉妒，还散布其家中出现祥瑞的谣言，由于其持身很正因而得以任职4年，但1057年仁宗病重加上天灾来临，彗星屡现，文官就将其外放，狄青七个月后去世。就算武将功业如狄青，也免不了无处不在文官的攻击，若想保持官位，只能尽量降低在朝堂存在感，如文官称赞王贻永“谦静”，在宋仁宗病重期间，文官能决定一切事项，担任文武何种官职对官员本人前途影响巨大，双方也由此彻底分化。
2.文武彻底对立
分化开始于后周建立，此时文武官员尚有交流，武将后代和文官后代都有可能改换职业。但这种情况被文人刻意与武人拉开距离和宋朝皇帝重视文臣胜于武将所改变，两者共同促成文臣敢于要求皇帝尊重自己，宣传儒家理念，他们的想法以钱若水为代表“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为光宠；忠贞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荣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 ”即他们不是为功名利禄出仕，而是为了践行儒家理想，他甚至愿意以辞去官职来证明。文人长期宣传使得宋朝皇帝也相信了他们比武将更有道德原则和忠诚性，皇帝由此给予文人特殊待遇并将其视为治国助手，在任用文官方面也很谨慎，皇帝亲自在殿试监考考生，经过文官自我标榜和皇帝谨慎选择，文官日趋精英化。
武将地位则日趋低落，低级武职甚至被视为卑贱之人担任，比如边疆酋长和高级武将子侄，这些人糟糕表现使得人们更鄙视武职，宋太宗甚至将武职作为不合格文臣的出路，如工部侍郎钱昱（943～999）和大理评事陈舜封就因为得行和文化而被转为武职，宋真宗也继承了其父做法，澶渊之盟后和平局面到来之后，武将就被文人质疑为“小有成功，过求爵赏，威望既盛，即须姑息，往往不能自保，凶于国而害于家”，即一种道德有亏又贪婪无度的人。文人的看法也不能说全无道理，自府兵制瓦解以来，无业流民往往以参军为职业，在9-10世纪的连绵战乱终，纪律败坏的军人和盗匪已经没有区别，周世宗和随后的宋朝皇帝都实行以罪犯充军的政策，文官便将军队视为罪犯集中营，屡屡有文官发表诸如论“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之类的言论，所以文臣也不肯改为武职，如范仲淹就认为“而况儒臣、武士，所习不同，所志亦异。臣辈不愿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禄者，如方荣、刘兴辈，必不愿减厚禄以就学士之清列矣。”
文官们还将文职和道德，武将与逐利挂钩，从而促使皇帝更加重用文臣。当然这也会带来不良后果，文臣一旦犯罪便会遭到较武将更严重的惩罚。文官除了鄙视同时代武将外，还对10世纪的武将也贬低为禽兽。撰写《新五代史》的欧阳修认为五代是个混乱的时代，导致“五代之乱，三人者，或出于军卒，或出于伪国之臣，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可以想见，这是由于他生活在文治政府统治下才有的想法，并可以借五代混乱来突出宋朝和平稳定和文治繁荣的局面，还以生活在此时代感到幸运，“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皇朝以来，士君子，工一词，明一经，无远近，直趋天王之庭，为邦家光。吾搢绅生宜乐斯时、宝斯时。”文官完全将此类局面的形成归结于自己主导政治，因此更坚定了排斥武将的决心。当然他们也很重视武将的反应，担心引起武将不满，为此他们还主张文人掌握军事知识。  

为了文官掌握军事知识，宋朝诞生了武学以培养人才，但持续不长，因为宋朝社会风气和文官的反对，导致武学成立不久后就关闭了，这显示了文官对武将压倒性的优势，因此不愿意看到任何可能导致武将势力增长的因素，武将如狄青鄂辉王德用等也保持沉默以保全自身。文官支配下的宋朝强化了文武区别，他们假设文官遵循道德原则，武将追求利益，因而在守丧、退休、待遇、权力等方面采取双重标准。朝廷还严格限制文武官员转换，“京朝官换武职、诸司使以下换文资者竝试时务策三道，不习文辞者许直述其事，其换武职问以边事。”武官需要有文官背景和文学技能才能转换官职。通过制度固定，文武区别不仅在于自身，也波及到子孙，宋朝官僚逐渐成为两个对立的阵营。
五、结论
文武官员区分从唐到宋越来越明确，和之前官员有机会互相交流不同，宋朝很多官员终其一生都一直在文职或武职上，为争夺政治权力不断强化自身认同，彼此隔阂也越来越深。文官将武将视为缺乏道德和礼仪的群体，排斥他们担任高级职务，武将则鄙视文官不懂军事。军事大权逐渐落入武将手中后，由于武将无法进入朝廷，他们和士兵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又加剧了文臣对其不信任感。当黄巢起义摧毁了平衡后，唐朝只能更加依赖武将，在失去文官制约后，军队彻底没有了顾忌，开始争夺政治权力，最终唐朝走向毁灭。五代前四代带有极强的军事色彩，武将冲突也是王朝覆灭的原因。文官无法插手军事，武将也没有兴趣转为文职。
武将肆无忌惮使用暴力，导致政权不稳和恶劣统治，对于文官也没有丝毫容忍，为保全自身，文官要么退出官场，要么只能充当幕僚，以满足武将的要求，亦或者充当武将朝廷的装饰，将其打扮为正统朝廷，他们放弃对权力争夺以保有官位，尽管被批评胆小无能，但他们的存在还是保存了科举考试、历史撰述、儒学教育等官僚政治的传统，经过他们的努力，儒学传统得到复兴，文官权势得到扩张，当武将意识到想组建正统政府就必须和文官合作后，武官日益儒士化，后周的建立就说明了这一点。
后周实行的政策如严格军队纪律和重用文官等政策为宋朝继承，且每消灭一次节度使叛乱和割据政权时，宋朝就把武将权力移交给文官，在宋太祖统治时期，他采取渐进方式让文官控制了地方政府，太宗大批量通过科举选拔官僚，并将不合格文官转任武职，文官于是越来越趋于精英化，并反对战争，因为打仗会扩大武将权势。虽然宋太宗对外战事需要武将，但他擅自干涉前线指挥导致战争失败，这一传统也被宋朝继承下来，导致只能选择用金钱买和平。

和平进一步缩减了武将发挥才能空间，他们对学习文人知识更不感兴趣，反过来这使得文官更排斥武将的理由。文官权势增加使得他们倾向于贬低和歧视武将，将其视为文官战略的执行者，并进一步巩固文武区别，将自己视为道德高尚者，视武将为追名逐利者，无疑这会让整个国家的军事水平大大滑坡。其实宋朝并不缺乏文人投身军旅，如北宋的柳开、郑宣、刘平，南宋的张所、王庶、曹友闻等都是文人从军，但宋代为收拾唐末五代军人暴力的乱摊子，对武将过于敏感，为了维持和平稳定局面，军政制度存在重大弊端，这就不是一两个人能改变的事情了。
中国从唐到宋的变化并不罕见，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在告别全民军事化后，都开始依赖职业军队，最后在蛮族军队的反戈一击下一蹶不振乃至灭亡。但他们的选择是削弱军事贵族自主权，而不是中国以文官压倒武将的路子，而这也导致双方不同军事成果。在大一统的国家里，一旦文官压倒武将，结果就是无法有效抵御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