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匈奴是汉朝公主的悲剧？殊不知，匈奴看重的并不是那些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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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登之围后，汉高祖刘邦便接受了谋士娄敬的建议，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可是这一政策执行的几十年里，汉匈和平仍然非常脆弱，汉朝付出了皇室公主的生命以为代价，却不能阻止匈奴的南下侵扰。到底和亲是对是错？它又为什么不能完全奏效呢？

西汉对匈奴的外交政策由武力强御转为和亲绥靖，事在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以后。首献此议的娄敬对汉高祖刘邦说：

“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刘敬谋划的这一和亲之策，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其核心思想是以经济援助开路，继之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最终达成同化匈奴民族于中原礼乐文化之中的目的。因此，在“纳贡”与“和亲”这两把政策抓手当中，娄敬所关注的端在后者，而恰恰是这一点，暴露出了这位西汉初年最杰出的战略家和设计师对敌邻的隔膜。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匈奴人“苟利所在，不知礼义”。游牧民族与汉和亲，主要是为汉朝的贡物所利诱，至于说要让他们接受中原国家的礼乐观念，甚至寄望于和亲所生的单于后代能以晚辈之礼敬侍汉天子，则基本属于纸上谈兵的妄想。

事实上，匈奴民族对保存自身的文化独立性有较强的意识，并能自觉对抗汉朝的文化渗透。正如中行说对老上单于所说的那样：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

——《史记·匈奴列传》

锦衣玉食，匈奴来者不拒。但汉朝一旦要用附着在衣食上的中原民族的生活方式去捆绑他，他就会拼命挣脱。面对汉使倾销贩卖中原文化的宣传手段，匈奴始终抱定“糖衣舔干净，炮弹送回去”的务实态度：

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糱，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己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

——《史记·匈奴列传》

我们切莫因为上述记载中的表态不是出自匈奴贵族而是出自一个投降匈奴的汉奸中行说之口便轻易质疑匈奴抵御汉朝文化渗透的决心。中行说说到底只是一个建言的“客卿”，如果他的建议没有肥沃的土壤，又怎么可能在匈奴落地生根呢？

和亲，无法有效同化匈奴民族的思维与意识。真正能对匈奴稍事羁縻的只剩输送经济利益一途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以后的汉、匈关系为证。彼时在位的孝武帝决意对匈奴采取强硬手段，以马邑为饵诱奸匈奴主力，结果事泄失败。这次军事冒险行动虽然重创了汉、匈双方奉行已久的和亲亲善，但并未导致两国外交关系的彻底决裂。《史记》说：

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

——《史记·匈奴列传》

金元外交要比和亲外交更坚韧，更有效。但问题是：源源不断地对敌纳贡，给太多，必然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长此以往，难以为继；给少了，又必激起匈奴的不足之心，致其再兴盗谋，南下抢掠。所以汉朝与匈奴之间的长期和平，绝不是钱可以买得来的。

兵圣孙子曾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到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汉朝的对匈政策兜兜转转，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艰辛坎坷。可惜，即便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付出了数以万计的金钱与生命的代价，汉朝对匈奴的认识依然残存着许多谬误。

就拿武帝朝最博学的史学家司马迁来说，他所撰写的《史记·匈奴列传》从开篇第一句就暴露了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史记·匈奴列传》

关于匈奴民族的族源，近代以来，学者们分别从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语言学这四大学科着手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迄今为止，未有定论。但到今天还认同司马迁所说匈奴民族与华夏同源的人已经屈指可数。

我私意以为，司马迁说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就跟《罗马史》的作者特尔奥多·蒙森将地中海称为世界的中心和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一样，都是囿于单一文化体系而下的武断结论。以公元前二世纪，也就是与西汉同时代的地中海为世界中心，我相信多数中国人都会表示抗议。这不是地球太大，而是蒙森脑中的历史地图太小之故。

当然我们也不必去嘲笑德国人的狭隘，因为同时代的中国士大夫张之洞也说过，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儒学是盛开其中的最芬芳馥郁的花朵……。匈奴是迁播于北方的华夏后裔，司马迁之所以这样说，我更愿意相信，是因为在他的知识范围里边儿人类的起源只此一途，别无选择罢了。

严格说来，《匈奴列传》不能被视为匈奴民族的简史，它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中国历代北疆敌情简报汇编”。在《太史公自序》一文中，司马迁这样解释自己写作《匈奴列传》的动机：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史记·太史公自序》

《匈奴列传》是一篇“资治通鉴”式的文章——鉴于前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经验，为西汉的对匈政策提供必要的参考。

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戎、猃狁、荤粥等上古典籍中出现的北方民族之所以统统被太史公写入了《匈奴列传》，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和匈奴民族有血缘之亲，更可能是缘于他们过去对中原国家构成的威胁与匈奴骚扰西汉有异曲同工之处。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同利军《汉朝与匈奴战争述评》；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国军事通史·西汉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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