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丹诺夫案件

（一）日丹诺夫案件是1949~1950年间苏联发生的一起重大的政治冤案，1949年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一大批负责干部和著名人士突然被捕。此案牵连到联共中央领导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库兹涅佐夫，以及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吉奥诺夫。1950年9月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确定以上三人犯有“叛国罪”判处死刑，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宣布这是贝利亚等人策划的冤案，宣布为受害者和列宁格勒党委会恢复名誉，1957年2月苏共中央监委会决定恢复沃兹涅先斯基等人的党籍。日丹诺夫是曾经是斯大林最宠爱的理论家，在基洛夫遇刺后长期担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战后他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开展一系列整肃文艺的运动。他在1948年时还很年轻就逝世了，他的死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什么阴谋，而是死于突发的心脏病，他死后由马林科夫接替他成为斯大林有可能的接班人。日丹诺夫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不在于他的生，还在于他的死。生造就他的悲剧，死延续他的悲剧......1953年1月13日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传来：前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是被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工作的犹太医生谋杀了。这个被称为“医生阴谋”的案件牵连苏联当时许多著名的医生，并且有好几个医生承认参与这场可怕的阴谋。很快大规模的逮捕席卷而来，这就是所谓的"日丹诺夫案件”，又称“列宁格勒案件”。在马林科夫的授意下清除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亲信，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先后被害，只有柯西金幸存。

（二）在这件案子里遭到逮捕、审判和枪毙的是那些在战争中曾经保卫过列宁格勒的人，在斯大林策划的案件当中这大概是最令人迷惑不解的一个。关于被捕者的情况没有任何记录时庭审和判决情况也没有公布，亲人们也不怀疑他们的父亲和丈夫已被枪决。而在此案中被枪决的不是那些医生一破坏分子，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而是年轻的党务工作者、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组织者。所有这些人都是被斯大林发现并由他提拔上来的，他们当中包括：中央书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兼政府副主席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中央组织部成员、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罗季奥诺夫。这些列宁格勒人受到的指控是他们进行破坏活动，使列宁格勒党组织同中央委员会对抗。当局还说他们想建立俄罗斯共产党，以便提高俄联邦在苏联的地位并将俄罗斯政府从莫斯科迁往列宁格勒。报纸上对“列宁格勒案”只字未提，但在庞大的党内机构中都知道整个一个党组织受到惩罚，数百名来自列宁格勒的党务工作者（当时他们已是遍布全国各地）被抓进监狱，撤销职务。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知道国内没有、也不会有一人幸免于难，这是一次警示性的惩罚。战后围绕着斯大林的力量是这样分布的：贝利亚、马林科夫都与分管经济问题的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保持着紧密的工作关系，他们是一个派别，他们把自己人提到政府有影响的职位上来；接下来加入这一派的是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还是前者领导莫斯科苏维埃，后者领导莫斯科市党委时两人就交好了。

（三）第二派后来称为列宁格勒派，据苏多普拉托夫的看法包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委领导人沃兹涅先斯基、党中央第二书记日丹诺夫、负责干部（其中也包括国家安全机关干部）的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部长会议分管轻工业和财政的副主席柯西金，这一派任命自己人担任区党组织的书记。随着斯大林越来越常提出应该选择党和国家领导的继承人问题，国家领导人中间的斗争也加剧了。莫洛托夫回忆：“战后斯大林曾打算退休并在用餐时说：‘现在让维亚切斯拉夫工作一下，他比较年轻。’谈话是在他的别墅里，范围比较小。”1946年5月与斯大林会见的南斯拉夫人士的回忆也证实这一点，当时斯大林说取代他的将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莫洛托夫可能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对此米高扬写道：“大家明白继承人要是俄罗斯人，而且总的来说莫洛托夫显然是个人物。”但是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态度有所改变，据米高扬说：“斯大林在部长会议中把希望寄托在沃兹涅先斯基身上。”据恰达耶夫说：“斯大林相当器重沃兹涅先斯基的智慧和组织才能，交付给他比较重要的事。”像苏联的许多年轻领导人一样的是沃兹涅先斯基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同，他受过高等教育，从一切迹象来判断沃兹涅先斯基身上吸引斯大林的是他领导计划部门的经验以及使他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扎实的理论功底。

（四）恰达耶夫写道：“在我的记忆中沃兹涅先斯基是个有魄力、原则性强和内行的领导人，这个人有广阔的视野且精力充沛，对问题深思熟虑，兼有大政治家的分析头脑和远见以及经济干部的干练和认真务实。他注意的中心是完善计划的问题，但是他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过于暴躁。而且不好的情绪表现为极易动怒，高傲和自大。无论哪个工作人员去他那里受召见时都不知道一切是否会顺利，都希望他别突然发火，别劈头盖脸抛出辛辣的讽刺、刻毒的嘲笑。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有一个谈话的习惯：从吹毛求疵开始。”沃兹涅先斯基性格上的优点和弱点都造成他很快就在政治局里树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对沃兹涅先斯基在十八次党代表会议（1941年2月）上所作的报告草案作了否定的评述，恰达耶夫可以证明：“斯大林肯定沃兹涅先斯基的报告。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修改意见没有受到注意，这引起他们的暗中不满。确实他们没有公开说出这一点，但是他们对沃兹涅先斯基的非凡才能简直怀着难以遏制的嫉妒，难以自拔。而主要是难以掩饰的嫉恨，因为斯大林对他充满巨大的信任。”同事们对沃兹涅先斯基这样的态度加上他又喜欢把任何分歧尖锐化，这就形成他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发生无休止冲突的土壤。巴伊巴科夫在自己的回忆中指出：“沃兹涅先斯基与卡冈诺维奇有特别尖锐的冲突。他记得沃兹涅先斯基与贝利亚也有冲突，其他政治局委员对沃兹涅先斯基显然也并不喜欢。”

（五）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价说：“沃兹涅先斯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同时也说出对他的某些理论观点的怀疑，还注意到国家计委主席对苏联国民经济的具体实际情况不够了解。”米高扬在批评沃兹涅先斯基“自负”和“傲慢”的同时指责他有“沙文主义”和对非俄罗斯人的不容忍态度，显然斯大林也相信沃兹涅先斯基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毛病。米高扬写道：“斯大林甚至对我们说沃兹涅先斯基是少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者，斯大林说不仅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甚至乌克兰人都不是人。”斯大林仍然认为沃兹涅先斯基是领导国家经济方面工作的接班人，同时他开始寻找党的领导人的候选人。米高扬写道：“好像这是1948年，有一次斯大林把所有在黑海地区休养的人召到里察湖畔自己的别墅，在那里他当着大家的面宣布政治局委员们在变老（虽然大部分人五十岁多一点，都比斯大林年轻十五至十七岁，除了莫洛托夫，但就是他也跟斯大林差十一岁）。斯大林指着库兹涅佐夫说：‘未来的领导人应该是年轻的（他四十二到四十三岁）。’总之这样的人将来能成为领导党和中央的他的继承人。”据米高扬说：“斯大林提出库兹涅佐夫，丝毫也不伤害日丹诺夫，相反还加强他的阵地，因为是日丹诺夫亲自推荐他当中央书记的，而且多半是把干部和国家安全部交给他监督。”

（五）米高扬认为库兹涅佐夫不应该占据监督干部和国家安全部的中央书记的职位，根据在政治的奥林匹斯山历练出来的丰富经验时米高扬写道：“库兹涅佐夫应该拒绝这么大的权力，应该耍点小聪明，回避开。但是日丹诺夫是他的主要顾问，日丹诺夫则相反，多半是为了把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与最重要的问题隔离开来才把他推荐给斯大林的。当然库兹涅佐夫立即就有了敌人：马林科夫、贝利亚、阿巴库莫夫。暂时日丹诺夫还活着，他们就等着，再说他们也什么都不能做。”斯大林声称他认为库兹涅佐夫是他的领导党的继承人，依米高扬之见这对库兹涅佐夫来说是个不好的差使，指的是有人暗中想得到这个角色。但是很显然斯大林明显地倾向于把沃兹涅先斯基看做是苏联经济的未来领导人，对沃兹涅先斯基来说也是“不好的差使”。斯大林说出器重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破坏现有集体确定的法则，在这个集体里严格遵循着这一点：提升级别取决于在该集体中的资历。无论是库兹涅佐夫还是沃兹涅先斯基，在国家领导层中都是新手：沃兹涅先斯基只是在1947年才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库兹涅佐夫甚至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1946年起也只是中央书记和组织部成员。由于斯大林“绕过”所有资深的政治局委员提出这两人，除了斯大林本人外所有的领导成员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据巴伊巴科夫说：“反对沃兹涅先斯基，后来则是反对‘列宁格勒派’其他成员的阴谋发起者是贝利亚。”这一点也得到米高扬和赫鲁晓夫的证实，后者回忆道：“每当制订一次国民经济计划时沃兹涅先斯基经常与贝利亚斗，贝利亚有许多受其领导的人民委员部，因此要求给它们最大一份资金，而沃兹涅先斯基作为国家计委主席想要使国家经济平衡发展。”

（六）1948年8月31日“列宁格勒派”领导人日丹诺夫猝然去世后不久贝利亚交给斯大林一张字条，这是国家计委副主席波马兹涅夫写给沃兹涅先斯基的，其中说：“我们向政府报告过，今年的计划第一季度超过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但是研究统计报表得出的结果是第一季度的计划低于去年第四季度达到的生产水平，因此情况与往年一样。”米高扬回忆：“这张字条是打字机打出来的，沃兹涅先斯基收到它以后就手签了‘到此为止’，未作进一步处理。而他是有责任向中央报告这一字条并作出解释的，他想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事，就决定把字条束之高阁。结果就弄巧成拙，他成了主要罪人。贝利亚拿出这张字条，弄到这张字条的是国家计委的一名工作人员，他替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是名间谍。”贝利亚清楚地知道斯大林不能容忍欺骗，抓到谁撒谎时他会勾去此人过去的全部功绩。据米高扬说：“获悉国家计委伪造报表后斯大林很是震惊，他说这不可能，他马上让部长会议的有关局检查这一事件，并召来沃兹涅先斯基。局里检查以后一切得到证实，并向斯大林作汇报。斯大林怒不可遏：‘这么说沃兹涅先斯基在欺骗政治局和我们，像欺骗傻瓜一样在蒙骗？怎么能容许政治局委员欺骗政治局？这样的人无论是在政治局还是在国家计委都不能留！’这时贝利亚提及1941年6月沃兹涅先斯基说过的话：‘维亚切斯拉夫向前走，我们跟着你。’这当然是火上浇油，斯大林就不再相信沃兹涅先斯基了。”作出决定把沃兹涅先斯基开除出政治局并解除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米高扬没有说他在作这一决定的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多半是把沃兹涅先斯基看做危险的竞争者的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作出这个决定的。

（七）赫鲁晓夫回忆：“我记得被解除职务的沃兹涅先斯基还常在斯大林那里用午餐，虽然斯大林解除他的职位，但是还在犹豫，显然他相信沃兹涅先斯基的诚实。我记得斯大林不止一次地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怎么，什么工作都不给沃兹涅先斯基吗？他就什么事也不干吗？应该给他工作，你们干吗拖延着？’他们回答：‘我们正在考虑。’过了些时候斯大林又问：‘为什么不给他事做？也许把国家银行交给他？他是金融家、经济学家，他懂这个，让他领导国家银行。’谁也不反对，可是提议没有付诸实施。”赫鲁晓夫只是归罪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只字不提为什么无论谁（也包括他自己）不出来袒护沃兹涅先斯基，不试图给他找到合适的工作。这并不偶然，苏多普拉托夫不无理由地写道：“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要消灭列宁格勒派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加强自己的权力。他们害怕年轻的列宁格勒队伍来接斯大林的班。”米高扬写道：“时光流逝，沃兹涅先斯基没有得到任何任命。斯大林先是想把他派往中亚去领导中央中亚局，但是在考虑、准备方案时看来斯大林加深对沃兹涅先斯基的不信任。过了几个星期斯大林说：‘不能组织中央中亚局，因为如果沃兹涅先斯基领导中央中亚局，在那里他也将会欺骗。’因此斯大林提议把他派到托木斯克大学当校长。谈话的精神是这样。过了两个月沃兹涅先斯基打电话给斯大林，斯大林没有接。他给我们打电话，但是除了拟议中的事外我们也无法说什么明确的话。后来斯大林作出决定：把沃兹涅先斯基开除出中央。”当然这决定不是斯大林一个人，而是整个国家的领导作出的。

（八）这时另一个斯大林继承人的候选人库兹涅佐夫也坠落了，这一次欺骗的证据起了决定性作用，有市委和州委领导参加的列宁格勒党代表会议的选举结果是伪造的，这一事实得到确认。同时还有补充报告说1949年1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全俄博览会期间浪费不少食品，这事隐瞒政府。这些报告使斯大林不仅反对库兹涅佐夫，而且也反对列宁格勒和列宁格勒州的其他领导人。据米高扬说：“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不知怎么说服斯大林把库兹涅佐夫打发去远东，为此还想出建立中央远东局，就像为沃兹涅先斯基设立中央中亚局一样，这是专门想出来的一个级别，以便在斯大林不同意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时用。”既然相信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其他人喜欢欺骗，斯大林也就失去对他们的信任，并准备相信对他们撒谎和欺骗的其他的指控。况且不仅仅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而且还有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收集有损于这些“列宁格勒派”竞争者名誉的材料，最终成为“列宁格勒案”基础的材料包括指控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把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俄罗斯与其余的联盟共和国对立起来，因此计划把涅瓦河上的城市宣布为俄罗斯的首都并建立单独的俄罗斯共产党（直至1990年在俄罗斯没有像其他共和国里存在的单独的共产党组织）。不久对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及其他人提出指控，说他们试图策划反政府阴谋和背叛祖国。虽然赫鲁晓夫说他与这些指控没有任何关系，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承认：“我认为有可能在此案的侦讯材料中我的签名也和其他人的签名在一起。”大概除了赫鲁晓夫外其他政治局委员也要求逮捕这些人。

（九）1949年春天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还有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波普科夫被捕，不久在列宁格勒逮捕二百人左右（不是拉津斯基认为的二千人）。1950年9月底列宁格勒案的主要案犯被交付非公开审判，该市有六百名党员积极分子出席审判，被告被判以最高刑罚而枪决。被算做“列宁格勒派”的人中只有柯西金保全生命，但是他的地位也动摇一下，十九大以后他才重又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但只是候补委员（“列宁格勒案”也打击到米高扬，库兹涅佐夫被捕前夕米高扬的儿子与他的女儿结婚）。粉碎“列宁格勒派”让留在政治局的那些人进一步巩固地位，苏多普拉托夫公正地指出：“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贝利亚进入领导人的小圈子，斯大林有理由对他们感到满意，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大概，布尔加宁例外）极有工作能力，对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坚决执行。但是斯大林未必能无忧无虑地放手让他们领导国家，因为在‘列宁格勒案’之前他不认为他们中任何人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虽然他大概不怀疑‘列宁格勒派’成员有欺骗行为，也许还有阴谋的罪责，他也未必没有看清沃兹涅先斯基等人的“揭发者”的自私动机。同时他非常明白在冷战条件下国家领导中有一丝分裂的迹象都会被苏联的敌人利用，甚至可能挑起战争。因此在国内没有宣布‘列宁格勒案’和逮捕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及几十个人的事，不过是在例行的节日庆祝时不再把沃兹涅先斯基的肖像与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肖像一起挂出来。”

赫鲁晓夫政治举措

（一）赫鲁晓夫的上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事物物极必反规律的体现。赫鲁晓夫上台面临着对内对外的严峻形势，对外美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犹如针尖对麦芒，军备竞赛连连升级，战争一触即发。苏联又严格控制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东欧各国），大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之道，干涉别国内政，把苏联的模式强加给他们，引起这些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积怨犹如干柴烈火。在国内“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已严重显现：所有制形式单一，一大二公，排斥其他所有制形式；片面追求高速度，并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管理，从而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庞杂的官僚机构，排斥市场机制；当着计划推行不得力时就配以政治斗争来贯彻，并且苏联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心是在国防重工业上，而只用“剩余部分”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久而久之这种“大兵营式”的高度集权的体制造成的僵化、低效，国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严重地挫伤人民曾经爆发出来的高涨的积极性，使得苏联人民处于越来越压抑的状态。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逐步登上权力的顶峰，苏共二十大把国内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推向高潮，同时赫鲁晓夫着手对政治进行改革。主要表现在：加强集体领导，强调党政最高职务分开；努力改进苏维埃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整顿和改组内务机构，削弱内务部门和干部的特权，健全法制，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干部更新制度，实行长期制和轮换制。这些措施有助于国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国内的政治空气开始活跃起来，“解冻”文化也愈演愈烈。

（二）赫鲁晓夫比较重视农业，1953年提出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少自留地产品的税额和交售任务等政策，随后又提出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大规模开垦荒地，1956年和1958年的粮食、肉、奶的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但此后苏联的农业生产又走下坡路，为此赫鲁晓夫又先后出台一系列措施：改组农业部，把地方党组织一分为二分别建立主管农业和主管工业的两个党组织；大力推广玉米种植，增加化肥生产和扩大灌溉面积等。但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在工业上赫鲁晓夫坚持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批评偏离这条总路线和把发展轻工业提到首位的倾向，从而进一步扩大第一部类生产和第二部类生产的严重比例失调。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赫鲁晓夫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但在条块分权和增加企业有限的自主权上作了些小的修补，如把部门的条条管理改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地区管理及减少下达企业的计划指标数等。与此同时还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如增加妇女的产假；提高养老金数额；实行周五日工作制；减免低工资收入者的所得税；提高服务业职工的工资；提高庄员的优抚金和补助金；大规模建设居民住房等等。赫鲁晓夫的改革曾取得过一定的成就，农业方面1958年总产值比1953年增长51%。1959年粮食产量达13600万吨，比1953年增加5000万吨，庄员的人均收人从1953年的150美元提高到1958年的600美元。调整农业结构，农业机械化程度大有提高。工业方面1955年苏联绝大部分工业产量落后于美国，工业产值仅为美国的35%。到1964年工业产值已达到美国的65%，在一些主要的工业产品方面已接近或超过美国。

（三）1953—1963年工业产值增加1.7倍。平均每年增长10.5%，比美国快1倍。科学技术有相当的发展，并且部分地赶上世界科技革命的进程。1954年6月2日苏联建立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同年8月12日萨哈罗夫设计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57年8月26日苏联首先发射第一颗洲际导弹，同年11月4日又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政治上赫鲁晓夫首先致力于否定斯大林，他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和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在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这个报告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轩然大波。报告对于苏联打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而在平反历史错案、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有作用，也在客观上促使其他国家共产党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引起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和否定，也诱发西欧和美国共产党的严重分裂。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标志，赫鲁晓夫在重点分析个人崇拜的产生原因及其社会重点的基础上展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猛烈的批判。反对个人崇拜，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这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取得较好的成效。苏共二十大四个月之后苏共中央发表《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重要指示，举国上下大张旗鼓地反对个人崇拜，维护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四）这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运动初步显示出创新精神，对解放苏共及苏联广大群众的思想、活跃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探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性和广泛性发挥重要的作用。基于对斯大林崇拜的批判时赫鲁晓夫相应进行一系列党和国家体制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体制上赫鲁晓夫针对当时苏共党内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职务终身制等现象提出实现党政领导体制民主化的一系列主张。国家政权机关改革：加强苏维埃的地位，扩大苏维埃的权限。赫鲁晓夫执政后最高苏维埃加大立法力度，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法律纲要，同时还修改和补充许多法律法令，标志着最高苏维埃大规模立法活动的复苏。地方苏维埃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1957年1月苏共中央《关于改进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和加强它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党的和苏维埃的机关采取实际措施来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力，首先是扩大它们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地方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企业的产品生产和产品分配计划方面的权力以及在组织住宅建设、文化福利机关的建设、道路建设、发展建筑材料和燃料的生产和解决财政预算问题等方面的权力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也明确提出：“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将扩大，它们将最终解决一切地方性的问题。” 赫鲁晓夫还加强常设委员会建设，1954年之前的三届最高苏维埃每院只有资格审查、法律起草、财政和外事四个委员会，其工作也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从赫鲁晓夫开始常设委员会的建设得到明显加强。

（五）1957年1月苏共中央《关于改进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和加强它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决议明确要求“扩大常设委员会的权限”，此后苏维埃常设委员会数量增多，成员人数不断扩大。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及地方苏维埃也建立各种常设委员会，这样在苏维埃系统内就形成较完整的常设委员会体系。据统计第四至六届最高苏维埃常设委员会的总数增至9个， 第七届最高苏维埃的常设委员会达到20个；调整政府机构，下放管理权限，精简工作人员。1956年以前侧重于合并和精简政府机构，减少非生产人员100万人。1957年实行工业和建筑业管理改组，使政府的部门机构发生一次重大变化，各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成为管理经济的主要机构。据统计苏联部长会议属下专业部1954年为47个，1958年减为18个，1962年为15个；委员会1954年为5个，1958年增为13个，1962年为29个；加强党和国家监督机关的作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监督机关的职能有所恢复，组织形式也有所变化。1957年8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决定撤销国家监察部，成立部长会议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对政府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赫鲁晓夫在1959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作报告指出：党和国家的纪律问题是党和国家机构全体干部活动中基础的基础，应该在国家组织、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各个环节加强监督工作。6月26日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的基层党组织中成立监督委员会的决定，发布该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条例。

（六）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成立党和国家统一的监督机关——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监察委员会以及相应的地方机关，苏共中央称这一改组遵循的原则是：“把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的监督结合起来，建立统一的、经常起作用的、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监督制度的指示作为这种制度的基础。”党政领导体制改革：主张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赫鲁晓夫在1953年3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提出将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要求继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在政府和党的领导工作之间任选一项，这对防止权力过度集中有意义。但是赫鲁晓夫的这一主张当时主要是为打击马林科夫和削弱他的地位，而且他本人在1958年取代布尔加宁兼任起部长会议主席；主张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赫鲁晓夫强调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这对斯大林后期的个人集权和专断是一个大进步。在1958年3月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基本上实现集体领导原则，大政方针由10人领导核心确定。主席团如在某个问题上不能达到观点一致时则由简单多数票决定，苏联部长会议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自1958年3月起赫鲁晓夫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将党政大权集于一身，重复历史上的错误，从而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充分发挥它们的决定作用。赫鲁晓夫执政11年中苏共召开3次代表大会、34次中央全会，这比斯大林时期召开7次代表大会、36次中央全会是一个的变化，特别是增加中央全会的次数。

（七）赫鲁晓夫认为主席团是中央全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上级机关，重大问题不能只由主席团决定，而必须经由中央全会的讨论、审查和批准，地方党组织的会议也必须定期召开。然而赫鲁晓夫在1958年以后又逐步抛开集体领导和中央委员会，在许多问题上搞起个人专断；设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苏联经济发展和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报告中指出旧的党组织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党领导生产的障碍，党兼管工业和农业给挑选干部造成很大困难，不利于实行专业化和克服官僚主义。因此必须“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全会根据赫鲁晓夫报告通过的决议指出要内行地、经常和具体地领导生产，发展工业、农业和一切经济部门。为克服以往党对国民经济领导中的缺点，必须过渡到自下而上地建立党的领导机关的生产原则。 苏共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决定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上而下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在州和边疆区一级成立两个独立的党组织——领导工业生产的党委会和领导农业生产的党委会。在苏共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中央成立工业生产领导局和农业生产领导局，州和边疆区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相应划分为工业和农业苏维埃。这个做法和变化包含有的主观动机，但是它以机械的分类和改组破坏党的统一领导，造成思想、政策和工作中的混乱，也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

（八）法制改革和建设：推动重审政治运动中的案件，释放大批政治犯。1954年4月30日曾震惊全国的“日丹诺夫案件”得到平反，在这一案件中原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原联共中央组织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原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原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等一大批高级干部被判处死刑，另有一批高级干部被判处多年徒刑。整个案件中被镇压的达到200余人，被牵连的则有2000余人。本案平反后赫鲁晓夫与鲁坚科亲临列宁格勒，向这里的党的分子说明该案的血腥与荒唐。12月14日至1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举行公审大会，对制造该案的有关责任人——前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国家安全部特大案件侦讯处处长列昂诺夫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科马罗夫、利哈乔夫判处枪决。据有关材料时苏联从1953年到1955年释放被关押者1.2万人，他们大多是过去担任党政部门要职的人物。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开始了，赫鲁晓夫进一步复查以往的案件，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无辜者的名誉。几乎所有的政治犯都被释放，1935—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恢复名誉。赫鲁晓夫亲自指示成立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些时候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奔各个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如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

（九）到1956年8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自由，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死后得到平反，数百万囚犯重返家园。这是赫鲁晓夫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到1957年大多数劳动改造营被解散，余下者改组为劳动改造所，改造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对一部分犯人还采用“劳动改造移民区”的办法进行管理，赫鲁晓夫在任期间没有大的政治案件发生，对政治犯罪的起诉至多数百起。对异议人士的惩罚手段也换成使之失业、解除大学职位、开除出党等方式，或以“社会威胁”为由强制入院治疗；修改和制定法律法令，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立法工作在1958年以前主要侧重于对原有的法律法令进行修改，此后开始制订新的法律。1958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关于刑事立法和刑事诉讼原则的新法案以及对宪法中某些条款的修改和补充，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一系列立法纲要和法律，前者如《法院组织立法纲要》、《刑事诉讼纲要》、《刑法纲要》等，后者如《关于国事罪的刑事责任法》、《关于军事罪的刑事责任法》、《关于取消剥夺选举权的判决法》等。立法纲要是苏联特有的一种立法形式，为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提供依据和指导，因而具有保证立法统一和促进立法更新的功用。1961年12月最高苏维埃通过《民事立法纲要》、《民事诉讼纲要》，1962年7月俄罗斯联邦修订《苏俄刑法典》。

（十）此外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苏联先后通过许多法律和法令，上述法律和法令尚有不完备的地方，但毕竟是“有法可依”之路上的重大进展；调整国家安全机构并限制其权力，苏联内务部于1954年被分解出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便成为一个维持社会治安的机构。1960年1月撤销苏联内务部，其职权被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1962年以后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又相继更名为“社会治安部”和“社会治安局”。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必须接受党和国家的领导，而不能像过去的内务部那样凌驾于国家之上包揽逮捕、侦查、审理、判决的司法全过程；健全司法制度，赫鲁晓夫在1954年8月颁布国家法令，在加盟共和国法院和州法院设立主席团，以便按监督程序就地审理案件。1955年5月颁布《苏联检察长监督条例》，规定检察机关对一切机关、公职人员和苏联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对审判机关作出的判决、决定和裁定是否合法与有无根据实行监督。1957年2月颁布《苏联最高法院条例》，明确最高法院的职责，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对审判实践中的问题作出指导性解释，有权按监督程序审理案件，但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审理一切案件。苏共二十大以后提高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允许律师参加犯罪侦查。1962年7月俄罗斯联邦颁布《苏俄律师协会条例》，规定律师协会的组织形式与活动原则以及律师的权利和义务。在新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强调一系列民主原则，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事案件采用集体审判制度，审判员以法律为准绳并享有充分的独立审判权，一切案件均公开审理。

（十一）干部制度改革：赫鲁晓夫时期提出大力推进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思想，他着重调整干部结构，强调注重干部的文化专业水平和实际能力，把大批受过专门教育的科技人员以及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党政干部充实、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赫鲁晓夫指出必须要大胆地提拔青年干部，“必须提拔受过锻炼、通晓业务、有主动精神的人来担任领导工作。他还强调经常更换干部，提拔在工作中成长起来的新同志，把年轻的工作人员同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乐队中结合起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发展规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党政领导干部结构出现年轻化的趋势，干部队伍也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如乌克兰在市党委书记和区党委书记、市和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委会主席中间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工业专家或农业专家。赫鲁晓夫推行的干部制度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而且总体上反映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民主化的要求和发展更新的趋势。但也存在着问题，就赫鲁晓夫提出和推行的干部更换制度来说本质上是一个勇敢的创举。但问题在于有些层次的干部任期规定过短，更换比例规定过大，更换制度的设计未能深入考虑实践的复杂性以及干部工作应有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改革本身低估以往的终身制形成的惯性以及由之而生的抵抗力量。因此贸然急进行事不仅触犯和得罪大多数干部，而且必然削弱改革的社会基础和力量。

（十二） 例如他要取消干部终身制，对于党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时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52年十九大选举时中央委员撤换70％，十九大选出的主席团经过二十大撤换80％。1953年的各部部长、主席、副主席共35人，到1957年剩下16个人，1962年划分工业党、农业党时又撤换一半以上。党章规定苏共中央委员每次选举要更新四分之一，加盟共和国选举每次更换三分之一，这就带来干部调动频繁和机构重叠的问题，引起干部的不满，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近70%。他还取消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赫鲁晓夫同斯大林一样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比较短暂的历史阶段，他认为苏联在30年代就已建成社会主义，他声称苏联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成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这三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阶段中已走完前两个阶段，以后的任务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不久的将来苏联将建成共产主义。他过高估计苏联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认为苏联已进入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他不仅有这样的认识，而且还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一人不仅作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草案报告，而且作总结发言，最后致闭幕词。

（十三）在会上他公开宣布苏联在20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到1980年苏联将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为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他提出：第一个十年（1961—1970年）在按人口平均产量方面超过美国；第二个十年（1971—1980年）苏联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保证全体居民得到富裕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从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按需分配，国家机关将变成社会自治机关，消灭阶级差别，进入无阶级社会。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最后一句是：“党庄严地宣布：当今的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赫鲁晓夫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是脱离苏联社会现实的是一种超越生产力水平的穷过渡，是一种“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还公开提出来“两全”，将他自二十大以来执行的路线理论化，“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赫鲁晓夫明确提出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纲宣布苏联已变成全民国家，苏共已变成全民党。在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宣扬“两全”就是否定政党的阶级性，抛弃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因此“两全”的思想遭到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赫鲁晓夫及苏共这些理论，由此引发中苏论战。而赫鲁晓夫所说的和平过渡指的是：争取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这就是说和平过渡是在无产阶级取得议会多数的前提下实现的。

（十四）按赫鲁晓夫的解释时和平过渡之所以能成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形式之一主要依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二战后历史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成长和巩固。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传统的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也出现新的前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连在一起；赫鲁晓夫认为和平过渡是马列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非和平的，通过和平道路来实现革命是符合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赫鲁晓夫对和平过渡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他认为，在多样化的基础上究竟选择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手段应根据具体情况而确定。他指出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赫鲁晓夫敢于正视现实，提出二战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化，承认和平过渡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形式之一，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赫鲁晓夫经济举措

（一）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对苏联经济进行广泛的改革和调整，在经济体制上赫鲁晓夫深深地看到中央高度集权利的不利影响，因此上台后就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1953年至1956年先是进行局部性改革，主要是扩大地方权限、精简机构、削减行政人员。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又在过去局部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改组，其主要措施是：撤销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部，将其管理权下放给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改组后赫鲁晓夫把40个中央部中的27个部撤销，各加盟共和国共撤销113个部。与此同时把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将各部的管理权力都移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所属企业和建设单位，享有经济、财务活动所必要的权利；把原来属于中央管理的工业和建筑业企业几乎全部下放到地方，一部分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国，另一部分下放到经济行政区和地方苏维埃；改组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构，撤销负责短期计划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把国家国民经济长期规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全国长短期计划的综合平衡，但不能作为职能机构；减少国家的控制数字和计划指标，1958年国家的计划指标比1956年减少一半，七年计划时期的控制数字又此1958年减少2/3。赫鲁晓夫对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进行改组，目的是变部门管理体制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把工业和建筑业日常领导工作的重心移到地方。这与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不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生产性，有违于社会化生产发展规律，后者比较深入地分析苏联计划体制和企业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二）该法令对计划管理体制过分集中，庞大的指标体系把企业统得过死，使企业的生产方向发生扭曲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相应的改革，为苏联经济改革提供发展的新思路。这次改组虽然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地区经济综合发展、加强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次改革全盘否定部门管理原则并没有解决经济体制问题，还破坏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集中领导，因此又是不成功的。它只涉及到中央与共和国之间经济权限的重新分配，只是改变企业的隶属关系，而没有涉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依然处于无权状态。而且由于过分削弱中央的集中统—领导，使原来部门的本位主义变成地方的本位主义 ，企业的积极性没有真正调动起来。于是从1960年开始赫鲁晓夫改放权为收权，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其结果是管理工业的机构不仅没有精简，反而比过去扩大二三倍，这次改革以收效甚微而告终。早在乌克兰时赫鲁晓夫就具备处理农业问题的经验，在赫鲁晓夫的推动下1938年乌克兰用18天完成春播，1939年仅用10天就完成全部春播工作，有的集体农庄4—5天就完成播种，这在乌克兰是少有的。秋收时节也是如此，赫鲁晓夫一方面采取措施来堵塞管理方面的漏洞，苏联的粮食从秋收、运输、库存、加工一直到调配等总量的40％被浪费掉了，赫鲁晓夫要求尽量抓紧时间来减少浪费；另一方面他以行政命令方式规定收割时间，要求快，收割粮食作物不超过15天，收割原料作物不超过25天，每天工作不得低于16小时。缩短收割时间就可以减少连绵的秋雨所带来的损害，遇到阴雨天气时赫鲁晓夫则命令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冲到田里去抢收。

（三）1939年乌克兰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加21.5％，达13.6万公担。畜牧业也获得大丰收，牛、猪、羊分别比上一年增加39％、28％和56.5％，完成计划的127.6％。赫鲁晓夫在工作中也表现出灵活性，他赞成给集体农庄庄员多一点宅旁园地，鼓励他们多养自留畜、种自留树，而不像有些干部那样唯恐庄员的自留地扩大会损害社会主义。在苏联由于实行义务交售制导致粮价定得很低，往往低于成本。农庄庄员从农庄中得不到多少报酬，他们的生活主要靠宅旁园地，城市副食品供应的20％一30％也靠宅旁园地。赫鲁晓夫此举深受乌克兰人的欢迎，也调动他们的性。到1939年8月乌克兰农庄庄员的餐桌上、城市商店里都发生很大变化，各类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价格低廉，人们的脸上现出满意的微笑。赫鲁晓夫上台之前的苏联只重视重工业的增长，而忽视农业的发展，农业的落后既影响人民的吃饭问题，又妨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赫鲁晓夫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农业改革，针对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农民的生活情况时赫鲁晓夫做出如下改革举措：减轻农民负担，取消20世纪40年代就实行的义务交售制，采取农产品采购制。调整农业部门收购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纠正违反物质利益原则现象，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958年6月苏联政府取消集体农庄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制，把它改为农产品采购制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52年到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1569倍。在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批评过去农业领导中忽视物质利益原则，决定提高农产品义务交售价和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增产。

（四）如义务交售给国家的牲畜和家禽产品提高45倍，奶类、黄油、提高1倍，土豆提高15倍，蔬菜提高25~40%。以后又多次提价，1962年跟1952年相比时各类农产品、牲畜产品价格提高2倍~142倍；开展垦荒运动，提高粮食产量。1954年2月党中央全会在听取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通过决议，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大规模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 从1954年到1958年的五年期间政府为开荒投资67亿卢布，动员数十万志愿者到东部地区安家落户，共开垦出4000万公顷的土地，大约是全苏耕地的五分之一。垦荒运动很快就取得巨大成绩，到1955年底已开垦出3300万公顷的荒地。1956年全苏的粮食产量为12500万吨，其中垦荒区的产量是6330万吨，占总产量的51％。由于垦区地广人稀，人、畜消费的粮食占产量的比例较低，从产量中提供的商品粮的比例也就较高。1956年全苏收购的粮食为5410.7万吨，其中从新垦地区收购3680万吨，占总数的68％。此后几年虽因垦荒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相关的配套措施跟不上垦荒的步履而遭到大自然的一些报复，60年代初垦荒区风沙侵蚀日益严重，几十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被破坏。但利弊相权后利还是远大于弊，资料显示从1954年到1978年苏联48％的商品粮都来自于垦区；改组农业机器与拖拉机站，允许集体农庄购买大型农业机械，把自主发展农业的活力注入僵化的集体农庄制度，使得苏联旧有的农业体制受到冲击。1958年2月党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配站。

（五）这项决定受到农民欢迎，它有利于消除在同一块土地上有两个社会主义企业——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进行经营的情况。到1959年底苏联已将近120万台拖拉机、30万台联合收割机卖给集体农庄，原有近8000个拖拉机站到1960年改组为3500个技术修理站，农庄用于购买机器的款项达320亿卢布。改组拖拉机站是应该的，它顺应生产发展的要求，免除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但是赫鲁晓夫要求过急，1959年绝大多数集体农庄被强制买下农业机器，这种匆忙的做法打乱农庄的决策进程，造成的结果是农庄购买大批机器却不能充分利用它；大力推进种植玉米运动，发展畜牧业。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成了第一位踏上美国土地的苏联元首，赫鲁晓夫看到美国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于是强行要求苏联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1953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50万公顷，赫鲁晓夫却要求到1960年扩大为2800万公顷，八年中要增加七倍。由于玉米是干热气候作物，而苏联很多地区日照量不够，玉米经常结不了穗。赫鲁晓夫的玉米种植计划遭到集体农庄庄员的消极抵制，最终彻底破产。1957年5月赫鲁晓夫突然提出苏联的人均牛奶和黄油的产量将在1958年赶上美国，人均肉类产量将在1961年赶上美国，而此时苏联的人均肉产量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赫鲁晓夫不断对地方施加压力，要求各州采取果断措施提高肉类产量。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季奥诺夫向赫鲁晓夫大胆保证梁赞州将在1959年内使肉类产量增加一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数量增加二倍。一年内拉季奥诺夫依靠宰杀州内所有牲畜、到邻州抢购牲畜、虚报产量等手段以完成指标，赫鲁晓夫对拉季奥诺夫大加赞赏，但是没过多久骗局就被揭穿，拉季奥诺夫自杀身亡；

（六）改革劳动报酬制度，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保障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产性。苏联集体农庄在1956年之前一直实行自1931年起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这一报酬制度有明显的缺点。首先庄员的按劳动日得到的报酬一般要等到在经济年度结束时才能给予，在一年内庄员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另外劳动日的日值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波动的，这种付酬制度减弱农庄庄员对劳动结果的物质兴趣。其次由于各种农活繁多、十分复杂，很难使劳动日记分的标准定得合理与科学。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在总结许多农庄已采取的更先进的付酬制度基础上赫鲁晓夫于1956年决定改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组成，集体农庄要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货币预付基金的来源是25％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50％的采购预付定金，为了保证每月的预付款能兑现，苏联国家银行对货币预付基金的上述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账户，这笔钱只能由农庄管理委员会用来给农庄庄员发放预付款和按劳动日进行分配。这次改革虽然有利于克服按劳动日年终支付报酬的一些缺点，并对提高农庄庄员对劳动成果的关心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改革之后的庄员付酬制度的基础仍是劳动日，因此并没有解决庄员报酬中所存在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问题。1958年赫鲁晓夫又进一步实行新的劳动统计和劳动报酬的形式，用有保证的每月支付货币工资来代替实物与货币混合支付的办法。

（七）虽然这办法需要每个农业企业拥有大量现金储备而比较难以实行，但是也从中说明苏联政府为了保证农民有稳定收入是做一些实际工作；鼓励农庄庄员和职工发展个人副业，采取有限制的鼓励政策。1953年苏共中央全会要求完全终止在私有牲畜方面侵犯农民利益的做法，并在同年颁布若干鼓励个人副业发展的措施。取消1953年以前农庄庄员、工人、职员历年各种畜产品义务交售的积欠，提高义务交售农产品的价格，大大降低集体农户的农业税额，责成各级领导采取措施鼓励庄员和职工发展私有牲畜。1954年全会又决定免除宅旁地交售谷粮的义务，1955年起国家放宽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只下达国家收购各类农畜产品的数量指标，农庄有权自行安排生产。同时还鼓励庄员发展副业经济，允许庄员拥有自留地和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1957年7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决议，从1958年起取消私人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由于采取上述鼓励措施，这一期间苏联个人副业在1958年有较快的发展，从1953年到1958年个人副业播种面积仅增加65%但是牲畜头数和农畜产品都获得大幅度增长，如牛头数、奶牛、绵羊和山羊、肉类、奶、蛋类、水果、蔬菜都分别增长253%、232%、404%、33%、27%、44%、46%、22%。个人副业的发展不仅增加庄员和职工的个人收入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改善对城市居民的供应。最为关键的是个人副业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对缓和五十年代初期农村的紧张形势阻止粮食危机的爆发，增强农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奠定进一步实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基础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八）加速合并农庄，并将经济薄弱农庄变成国营农场。1953年农庄数为9.33万个，由于合并导致1964年则减少为3.83万个，比1953年减少一半以上。经济薄弱农庄变成国营农场从1954年底就开始了，据统计到1964年国营农场由1953年3857个猛增到1964年1.01万个，增加一倍有多。合并和改变集体农庄的确挽救一大批濒于破产的中小农庄，通过转变方式解决一部分农民的生活出路，促使他们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改革农业计划制度，其目的是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权，减少国家对集体农庄过多的行政干预。1955年3月党和政府通过《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的办法》的决议，提出在集体农庄中必须改用以商品产量为出发点的计划方法，计划不应以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各种牲畜头数为主要指标，而应以农畜产品的商品数量为主要指标。计划编制程序由过去的“自上而下”改为“自下而上”，“农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应该直接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开始做起”。集体农庄可自行确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各种牲畜的饲养数量，后来通过决议又强调向集体农庄下达的只是国家的收购计划，而生产计划则要由集体农庄自己制订，并指出当集体农庄和生产管理局在制订计划上发生矛盾时最后决定由农庄管委会做出。赫鲁晓夫的政策调整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的发展，改变苏联农业十分落后的局面，同时也农业改革取得的成果。1951年—1955年间苏联的粮食的年平均产量为3850万吨，1961年—1965年间年平均产量达到1303亿吨，增长近50%。肉类的年平均产量由570万吨变为930万吨，增加60%以上。奶类年平均产量由3790万吨变为6470万吨，增加70%以上。

（九）农庄庄员的生活明显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为25卢布，1965年达到513卢布。但苏联农业的粗放经营、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被改变，农业产量受气候影响波动很大。1953年—1958年期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8%，而在1958年—1964年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在1953—1964年期间谷物总产量平均达到1.175亿吨，比1945—1953年间的年均产量增长62％。在农业技术改造方面到1960年初耕地、播种、收获已实现全面机械化，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极大提高。但苏联农业落后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时期农业主要是靠垦荒等粗放经营的方式来扩大生产，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同时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盲目决策也给农业生产带来重大损失，使改革未能收到更大成效。如过快改变农业管理体制，不切实际强行推广大种玉米运动，将农业部、农业管理和研究机构及农业院校搬迁至农村等。而且农业改革没有触及农庄内部的分配机制，集中劳动的大锅饭难以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的性。由于赫鲁晓夫所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失败，比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赫鲁晓夫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验的前提下就要求改变苏联一直沿用的草田轮作制，盲目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甚至要求苏联北部气候寒冷地区也种植玉米。可玉米在生长和成熟期都需要长时间的光照和炎热，结果导致苏联北部地区玉米大面积冻死。再比如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大规模开垦荒地，尽管在最初几年使得播种面积和粮食收购量有所增加，但这种无视气候、水土等自然条件和农作物生长客观规律的盲目垦荒严重地破坏自然生态平衡。

（十）1960年三四月间的“黑风暴”使得新垦区受灾耕地面积达到400公顷以上，伏尔加河、顿河、乌拉尔河下游河床每公里每年淤积泥沙1.25万吨，一些地方的水库由于泥沙淤积导致五年内储水量减少85%。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和措施并没有从实质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只是对这一模式作了细枝末节的修补。比如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建立的集体农庄制度严重地扼杀农民的生产性和主动性，窒息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赫鲁晓夫反而强化集体农庄制度，他认为农业生产无法达到预期指标主要原因在于庄员花在集体农庄里的劳动时间太少，花在自己宅旁园地里的劳动时间太多。于是采取强制性措施，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在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宅旁园地产品的集体农庄庄员是“投机倒把者”。这些限制和措施立刻导致农庄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的农副产品大大减少，市场价格随之上涨。与此同时政府又推行一项《关于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畜的决定》，结果使1950年代依靠家庭副业逐渐增加的牲畜在短短几个月内化为乌有，几乎完全遭屠宰，广大居民自我保障的机制被摧毁，肉类和牛奶的价格迅速上涨。1962年5月3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发提高肉类、奶制品价格的决定，这是赫鲁晓夫农业政策失败的表面表现形式。提高肉类和奶制品价格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尽管采取这一措施多少可以减少国家预算补贴的压力以及通过提高收购价和零售价提高农业的利润，但物价上调立即引起激烈反应。

（十一）6月1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就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居民对物价上调的反映，说一些城市居民对这一决定表示抗议，随后演变为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罢工事件，这是赫鲁晓夫农业政策失败的象征，依靠社会主义农业和苏联共产党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度保持“敏感”领导解决食品供应问题的幻想彻底破灭。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绝大部分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由国家集中管理，赫鲁晓夫陆续把15万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同时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1957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决议》，规定改组的原则和方针并委托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拟定改组工业和建筑业领导体制的建议。会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制订一系列关于改组的文件，其具体内容是：撤销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部，把其管理权移交给105个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各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立各种公司、托拉斯等经济联合组织对企业实行具体领导；把中央各部的大部分企业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国和经济行政区，各加盟共和国的许多企业则下放到经济行政区和地方苏维埃。该决议和法令以地区性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代替各专业部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极大地扩大地方权力；进一步贯彻物质鼓励原则，按照工作人员的劳动性质和熟练程度已发生的变化来改变工资制度，提高工作人员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成果，通过实行经济上有效的工资制度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刺激因素。

（十二）赫鲁晓夫领导的这些改革虽然是初步的、有限的，但它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因为它是来自苏联内部对苏联传统模式的第一次冲击，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同时也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准备十分有利的环境和气氛。这次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的行政办法，没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滋生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尽管如此但苏联工业仍取得明显的进展：1951年—1965年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钢的产量从3810万吨增长为8500万吨，煤从32亿吨增为55亿吨，石油从5280万吨增为223亿吨，电力从1340亿度增为4590亿度。第六个五年计划用三年（1956—1958）时间就完成了，三年期间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向前跨出一大步。在1957—1958年期间苏联工业的投资额比1917—1940年整个期间的投资还要多，在1956—1958年期间有2690个大型工业项目交付使用，1958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超过1913年水平的35倍多。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第—颗人造地球卫星，苏共二十大以后运输业的技术史新速度开始加快，1956年苏联停止生产干线上的蒸汽机车，大多数蒸汽机车制造厂转为生产内燃机车，新切尔卡斯克电动机车制造厂开始生产电气机车。1958年同1940年相比时铁路运输货运震中内燃机车牵引和电气机车牵引的比重从2.2%上升为26％，而以此类牵引形式营运的铁路线的长度从2200公里增加到2.06万公里，仅在1958年一年内苏联就节2000万吨标准煤，1958年世界上第一艘原子破冰船《列宁号》下水。

（十三）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汽车运输业补充新型公共汽车和载重量为25―40吨的卡车，航空运输业也进行技术改造，苏联的航空工业造出许多喷气飞机和涡轮螺旋浆飞机，最廉价的运输形式――管道运输的发展具有重大经济意义。工人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平均月工资从1955年的762卢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卢布。赫鲁晓夫领导的这场改革提出许多新的问题，迫切地需要经济学家给予解释，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经济学界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就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在这场经济理论讨论中产生著名的利别尔曼建议。1962年9月9日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计划·利润·奖金》一文，该文就如何改变当时的计划经济制度、如何考核企业的工作成果以及如何加强物质刺激等问题提出系统的建议。利别尔曼的建议发表后引起强烈的反响，苏联的主要报刊（如《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经济问题》等）都围绕利别尔曼的建议广泛地进行讨论，使苏联经济学界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在讨论中大多数人对利别尔曼的建议持支持态度，他们进一步说明扩大企业权力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地强调利润率和赢利率指标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认为利润是整个指标体系的核心，是衡量企业成果的最终尺度，应成为奖励企业的奖金的唯一源泉和基本依据。在讨论中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利别尔曼的建议提出新的补充，如有的人提出“基金付费”和“资本利息”问题，有的人提出取消生产资料的统配、调拨制，形成利别尔曼学派，其代表人物除利别尔曼外还有利西奇金、毕尔曼等人。

（十四）在讨论中也有的人对利别尔曼的建议反对态度，有些人力图回避计划工作和企业管理制度的缺点，贬低利润在评价和刺激企业工作和巩固经济核算中的作用。也有些人反对过分扩大企业的权力，担心大量缩减指令性指标会使企业失去控制而出现混乱。围绕利别尔曼建议展开的讨论时得到苏共中央的重视和支持，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近来《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对广泛的经济问题展开认真的讨论，许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专家、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家都参加讨论，在讨论中以及在直接寄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应该委托计划机关、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仔细地研究这些建议，利用所有有条理的、明智的建议来改进计划工作，应当在分析这些建议的基础上提出旨在改进生产的计划工作和科学地组织劳动的有经济性质的建议。” 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和苏共中央的决议时在1963年初苏联成立一个专门的，对这次讨论进行总结和研究的委员会，并把总结工作的重心放在改进企业工作的计划和物质刺激问题上。委员会经过大量工作确定对有关问题的基本立场，即把集中的计划领导和为了达到高度经营成果而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刺激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坚决提高利润在企业的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奖金的实际意义，更有效地利用价格来进行物质刺激。委员会把企业作为整个经济的基本环节而给予集中的注意，委员会依据这些精神所作的综合报告构成苏联进行经济试验和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

赫鲁晓夫军事和民族举措

（一）为确保军事改革成功，1955年—1963年赫鲁晓夫先后在国防部、总参谋部以及各军兵种进行大幅度组织人事调整。其间军队高级将领被撤换的主要有：1955年2月朱可夫接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1956年1月刚满46岁的戈尔什科夫接替被解职的库兹涅佐夫出任海军总司令；1957年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韦尔希宁接替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日加列夫出任空军总司令；同年10月朱可夫又被马利诺夫斯基取代；同年11月驻德苏军总司令格列奇科升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1960年又兼华约联合军队总司令；同年4月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卸任，由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扎哈罗夫接任；1963年比留佐夫又取代了扎哈罗夫。同期军区司令一级的变动总计达47人次。从赫鲁晓夫回忆录看其任用军界领导干部至少有四条标准：要有丰富经验和一定资历；要有优良品格，对党和人民忠诚；要有卓越智力和健全思维；要年富力强，身体健康。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军官自然就要被罢官。此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赫鲁晓夫也需要提拔戈尔什科夫、格列奇科等一批新人。让这些人在军界扩大影响，抵制老一辈军官的反抗，这样做也有利于军界领导千部“以新思想取代旧思想”。赫鲁晓夫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赫鲁晓夫认为：“如果要制止敌人对苏联发动战争，苏联需要拥有比轰炸机更可靠的，能把炸弹投到敌方目标上的手段。”

（二）简单地说：“我们需要发展火箭导弹。”为此1954年苏联建起火箭生产自动化装配线，随后在它的飞机制造厂中就像制造香肠那样生产起火箭来，经短短数年时间后苏联陆军就陆续装备“地对地”、“地对空”、“空对空”、“空对地”等四种类型的火箭导弹。1957年8月苏联成功地发射世界上第一枚多级洲际弹道导弹，并进行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爆炸试验，在火箭导弹取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苏联组建一个崭新的军种——控制所有中远程导弹发射的战略火箭军。1960年1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直布这一事实，炮兵司令涅杰林被任命为这个军种的总司令，同年6月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又成立战略火箭军军事委员会。战略火箭军在苏联诸军种中出现最晚，人数也最少，但它的地位却十分显要。它被用于完成战争的主要战略任务，并被认为是达成战争目的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手段，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无论苏联自己还是西方国家都将其视为苏军五大军种之首。裁军是赫鲁晓夫军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苏联武装力量的总人数是5763万，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军队的现有规模之大已经超出和平时期所需要的程度。”因此他提议对陆海军进行大裁减。1955年—1957年苏联单方面将军事力量削减超过200万人，1958年裁减30万人，1961年赫鲁晓夫宣布继续裁减120万人的军队，这引起苏联军界人士的极大不满。在1959年底召开的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提议将军队兵员再裁减1/3即120万人，结果这一建议在军界引起强烈的怨恨与不满。

（三）但赫鲁晓夫没有因军界巨头的反对而畏首畏尾、知难而退，他坚持认为；“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枝，有多少人身穿军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决定性地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在他的努力下1960年1月最高苏维埃召开特别会议，最终还是批准他的裁军方案。赫鲁晓夫所采取的对外战略即所谓“火箭核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只准备打全面的核战争，否认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只重视发展火箭核武器，否认常规军备的重要性。赫鲁晓夫所力主的裁军实质上乃是用火箭核力量来代替常规力量，用先进的武器装备更多地取代人的作用。尽管最高苏维埃于1960年初批准赫鲁晓夫裁军120万的方案，但未能贯彻到底。1961年8月30日塔斯社宣布：“由于国际形势紧张，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责成国防部下令暂缓把到1961年底服役期满的士兵转为预备役。”这实际上也就宣告赫鲁晓夫第二期裁军计划破产。1944年苏联政府将车臣等民族从高加索地区流放到中亚，1953年斯大林逝世，解决“特种移民”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契机到来。贝利亚、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就“特种移民”的平反问题已经达成共识，一方面这是千万苏联国民的呼吁和申诉的结果，要求为自己恢复公民荣誉及其他权利；另一方面苏共高层争夺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在为被流放民族平反的问题上展开竞争，每个觊觎最高权力者都试图占据主动，同时也都竭力避免承担流放这些族群的个人责任。

（四）贝利亚最早倡导平反进程（由于他在政治角逐中失败，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后来被无视和刻意抹杀，在他被处决后赫鲁晓夫等人继续推动平反进程），1953年3月2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对一些满足条件的犯人实行特赦。平反进程与苏共党内斗争存在某种关联，1953年贝利亚被处决后一些被流放族群看到希望，如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印古什人团体上书苏共领导人控诉贝利亚对高加索族群的暴行，请求取消对他们的种种严酷限制。1954年坚科、克鲁格洛夫、鲁涅夫等人向赫鲁晓夫提议，放松对“特种移民”的限制。可以在州、共和国的范围内自由流、改变居住地，每月只需向内务部报到一次。同时考虑到垦荒运动等情况，中亚等地严重缺乏劳动力，希望这些“特种移民”能够在流放地扎根下来，不要返回原居住地。1954年7月16日苏联内务部发布《关于解除对特种移民的法律地位的限制》的命令，苏联对包括被流放族群的控制日益放松。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日益稳固，他在为被流放族群平反问题上也可以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性，这就加快为车臣人等被流放族群平反的进程，但在1956年前的平反活动多数是为了赫鲁晓夫否定贝利亚、斯大林的舆论斗争而做的准备。

（五）而赫鲁晓夫推动的平反进程还有一条重要规则：在平反时不能要求返还相关人员和族群被羁押、流放前后罚没的财产，并且对于某些特定的待平反族群来说决定性因素是苏联的政治和外交需要。1955年9月9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苏，随即在10月7日苏联释放剩余的联邦德国战俘返回联邦德国，到1956年初共释放39628人。苏共中央主席团还于1955年12月13日通过决议，解除针对苏联境内日耳曼人在法律地位方面的各种限制，但是强调“无权要求回到原居住地”和“无权要求归还财产”。另一方面不少在斯大林时期被判刑或镇压的人本身是有罪的，而一些人借苏联政府推动平反的机会，企图借助一些资源。不提当年引发镇压的国内政治危机，而只讲述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也不提他们中许多人本身曾经就是“大清洗”的倡导者。只是要求苏联政府为自己平反，这种平反举措同样有失公正。此外大量的类似申诉和请求占用甚至浪费司法资源，扰乱正常的司法审理程序。例如1951年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要求为自己平反，称自己被判刑仅仅是因为苏联政府对他和他的母“作为年轻东方学研究者的消极态度，但是经重审后证明古米廖夫被判刑确有反苏的事实依据，因此其请求被驳回。而且赫鲁晓夫推动的平反有的并没有立即执行和落实，例如一些特种劳改营被改成普通劳改营，犯人作为“特别危险的国事犯”变相地被继续关押。

赫鲁晓夫文化举措

（一）“解冻”是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题和典型特征，大体上可分为“两松两紧”四个阶段，与斯大林时期对意识形态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形成鲜明对比。但赫鲁晓夫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解冻”同时也顾虑重重，不同时段也不乏强化“控制”，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对苏联政治的发展和国际共运均带来巨大影响。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共产党内的各政治力量不约而同地提出改革要求，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进行一系列政党适应性变革，解放思想并进行思想文化上的“解冻”和反对个人崇拜。1954年5月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发表中篇小说《解冻》的第一部，用文学的方式隐喻斯大林时代的结束，苏联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褒贬不一、就这篇小说发表各种评论和意见，在苏联社会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解冻》的发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954年12月15—26日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致大会的贺辞要求作家深入研究现实，发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干预生活”，同时对“粉饰现实”和“歪曲、诽谤现实”两种倾向进行批评。1955年5月7日《文学报》发表专论：“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有时会碰到一些严重违背历史真实，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作用的学说的情况。我们有一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对战争初期的困难常常轻描淡写。”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1955年12月《共产党人》第18期发表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在1956年2月14—25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总报告中不满意苏联文艺的发展现状，批评文艺落后于生活，落后于苏维埃现实。

（二）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后苏联文艺界总体上就是强调“现实”，已经在事实上改变斯大林时期的做法与路线。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上作的秘密报告引起苏联社会的心理震动和思想变化，1956年春天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成为全国某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动，代表大会之后的时期开始被称为“解冻时期”。赫鲁晓夫说：“爱伦堡使用‘解冻’这个字眼，他认为斯大林去世后人们的生活开始解冻。这样来形容那个时期，我当时并不完全赞成。毫无疑问出现一些松动，如果用警察式的语言来表达，那么我们放松控制，人们说话比原来自由了。然而我们身上是两种情感在斗争，一方面这样的松动反映我们国内新的情况，我们在往这方面努力；另一方面我们当中有人根本不想解冻，他们责备说、假如斯大林活着，他是绝不会允许这样做的，反对解冻的声音清晰可闻。而爱伦堡在他的作品中善于十分准确地发现当前的倾向，对于奔驰的时代做出描述。我认为他所用的字眼反映现实情况，尽管我们当时对这个概念进行批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文学、艺术、音乐等最先对秘密报告的影响作出反应。剧院舞台上开始上演根据考涅楚克的剧本《翅膀》排练的话剧，其中一位女主人公囚禁归来。话剧结尾的歌曲里说：“国家张开翅膀。”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生活象征的爵士乐也开始流行，作为苏联第一支爵士乐队的组建者和独唱演员的人民演员——乌乔索夫的唱片重新开始出售。文学、绘画和雕刻中的抽象主义流派重新盛行，作为雕塑家的涅伊兹韦斯和诗人的叶夫图申科坚决支持抽象主义。

（三）另外从1956年起一些反映国内战争的电影《第四十一个》、《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列宁的故事》等开始放映，社会生活上的变化最显著地体现在青年身上，时髦的发式、服装、音乐、生活方式成为青年们关注的对象。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对苏联青年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多年以来的第一次苏联青年能够与外国的同龄人自由地接触。参加过联欢节的那一代人就说：“莫斯科联欢节的结果不是‘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胜利，而是自由的西方和摆脱斯大林主义束缚的苏联欧亚大陆的相互结识。”但赫鲁晓夫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解冻”同时也顾虑重重，不同时段也不乏强化“控制”。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事件之一，同时也被认为是苏联官方文学政策发生转向的标志之一。苏共历来对文化问题（尤其是产生国际影响的文化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6年在意大利首次出版，小说即将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消息引起赫鲁晓夫深深的不安，他认为有人在利用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作品达到反苏的目的。因此帕氏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的亲自授意下苏联各部门就已经开始地开展工作，试图影响并最终改变结果。在1958年4月7日《关于可能向帕斯捷尔纳克授予诺贝尔奖一事苏联驻瑞典大使的措施》决议中意识形态委员会授意通过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向瑞典方面施压，申明如果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帕斯捷尔纳克，那么这将被视为对苏联人民不友好的一种举动。

（四）此外赫鲁晓夫还指示苏联作协理事会秘书长马尔科夫等人接触瑞典左翼作家，获悉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动态，并根据对方的建议在苏联国内加大对另外一位诺奖提名者肖洛霍夫的宣传，希望奖项最终颁给同为提名者的肖洛霍夫。然而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学院最终还是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这一结果引起赫鲁晓夫等苏共高层的震怒。经意识形态委员会提议苏共中央主席团在授奖当天便通过《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诽谤小说》的决议，决议言辞激烈地指责道：“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诽谤性地描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完成这场革命的苏维埃民族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诺贝尔奖授予这部小说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为，是国际反动势力用来挑起冷战的手段。”虽然作家迫于政治压力发表公开声明放弃领奖，但针对他的审查没有就此结束，两年后作家郁郁而终，而他的《日瓦戈医生》首次在苏联发表已是30年后的事了。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持续6年，直到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为止。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从其规模、破坏程度和后果看与以前相比有所不同，在苏共党的领导层中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集团的崛起对宗教政策的变化起着关键性作用。1957年赫鲁晓夫在党中央主席团中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所谓“思想家集团”——苏斯洛夫、福尔采娃、波斯别洛夫、伊利切夫等人，这些人长久以来都对宗教表示反感，支持赫鲁晓夫的还有共青团的领导者们——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谢米恰斯内依、巴夫洛夫、阿朱别依等人。

（五）斯大林逝世后与教会关系稳定的政策都被看成是斯大林的遗产，而青年一代对斯大林的遗产则持坚决反对和抵制的态度。赫鲁晓夫坚信共产主义很快到来，也坚信宗教的反动和必须不断加速它的衰亡。1957年11月29日赫鲁晓夫在同报业巨头赫尔斯特讲道：“人民的教育、科学知识必须推广，要研究大自然规律而不给信仰上帝的宗教留下任何残留之地。”赫鲁晓夫把同宗教斗争看做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同宗教思想的斗争无疑是苏共领导人认为的向共产主义过渡中一个有力的武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其他党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手段。赫鲁晓夫非常担心政权上层中的部分人与东正教的复兴运动联合起来，动摇党中央新领导的权力根基，动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信念。这是苏共新领导改变宗教政策，策划向宗教进攻的因素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对普通教育的体制进行改革，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各共和国直辖市、各州、各边区和大工业中心开始实行综合技术教育。1957年9月12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吸收中等普通教育学校毕业的青年参加工农业生产》的决议，要求全国各企业、工地、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应当根据市和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方针接受青少年参加工作和训练，使普通中等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和就业劳动训练结合起来。这一改革反映赫鲁晓夫从教育体制上探索双轨制，普通中等学校的毕业生不可能全部升入高等学校，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进入劳动就业的行列。

（六）因此有必要从教育体制上提出双轨制问题，普通中等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实际上是综合职业教育。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反映苏联中等普通教育从着意培养专门人才转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实行综合技术教育说明斯大林提出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口号的历史任务大体己告完成。1958年12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法》，以八年制普及义务教育代替七年制普及义务教育。八年制学校是不完全中等普通教育的劳动综合技术学校，实际上是一种准综合型职业学校，它既有基础理论教育，又进行综合职业训练，和今后一面劳作、一面进行业务专门职业训练学校相衔接，这反映苏联社会已发展到需要大量的熟练劳动力的水平。50年代后期在赫鲁晓夫支持下高等教育事业又有了相当的发展，1956年全国有765所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共186.7万人。50年代末有些高等学校进行合并，高等学校的绝对数有所缩减，而在校学生数仍然增加了。1961年全国有739所高等学校，分布在全国247个城市，在校学生达到260万。全国还有3300所中等专业学校，22.4万所普通学校，在校的中、小学生共3620万。苏联已建立起完备的教育配置和教育网，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61年各类学校共培养480万名高等专业人才和770万名中等专业人才。苏联的高等学校很重视招收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1961年入学的高等学校学生有一半以上直接来自生产单位，且具有两年以上工龄。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学生都有生产实习课，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普遍成立大学生科学协会、各种科学小组和技术设计局等来开展的课余科学实践活动。高等农业学校学生全部学习时问的一半必须实地参加观测和劳动，全国指定60个国营农场作为大学生的实习基地，苏联的综合技术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和方针在各级各类学校中都加以贯彻。